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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熙熙攘攘的世界。
台门所在的东昌坊是一条东西街，所谓东昌坊，是街西端的十字路口。在路口有个栅门，一到夜里，就关栅门，一般人只能从栅门的小门里进出。往南是都亭桥，往北是塔子桥，往西是秋官第、大云桥，往东就是东昌坊。
周作人说：“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从前祖父也骂我这是下贱之相”。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5页。这里所说的“街头的空气”，即是指与市民阶层的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这是培育周作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土壤与文化背景。
这是一条不长的街道，不过十几户人家。但，一家一个世界，在日常生活的谈笑哭骂间，蕴含着市民社会特有的悲欢。
十字街头的东南角是一家老铺：德兴酒店。另一家酒店就是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设在周家新台门对面，是周作人远房本家一个秀才开设的，但没有多久就关了门。只有一间门面，门口有一个曲尺形柜台。靠墙放着玫瑰烧、五加皮等酒瓶，直柜台下面放酒坛，横柜台临街，台上有半截栅栏，栅栏里放着过酒胚。进柜台就是雅座，几个长板凳、条凳，可以坐十来个人。周作人记得，“有一回，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独自一人走到德兴去，在后边雅座里找着先君正和一位远房堂伯在喝老酒。他们称赞我能干，分下酒的鸡肫豆给我吃。那时的长方板桌与长凳，高脚的浅酒碗，装下酒盐豆等的黄沙粗碟，我都记得很清楚……连带的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酒店所有的各种过酒胚，下酒的小吃……”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第33页。于是，周作人又有了这样亲切的回忆——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十粒，乃是黄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二九，记盐豆》，第102页。
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关于小酒店里的豆腐干，周作人还有这样的有趣的回忆：“小时候听念佛老太婆说，阴间里豆腐干每块二百文。”这透露出阴间物价极高的意思，并说明“阴间的人尚在吃豆腐干，则他物准是，其情状当与阳世也无甚殊异。”（《苦口甘口·读〈鬼神论〉》，香港实用书局1973年11月版，第128页。）至于特别提出豆腐干而不云火腿、皮蛋者，乃是念佛老太婆的本色。咸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是卖酒附带喝酒，与饭馆不同，是平民的所在，并不准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②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第34页。
此外还有一两种则是小菜类的东西，人家买去可以作临时的下饭，也是很便利的事。……其二名曰时萝卜，以萝卜带皮切长条，用盐略腌，再以红霉豆腐卤渍之，随时取食。此皆是极平常的食物，然在素朴之中自有真味，而皆出自酒店店头，或亦可见酒人之真能知味也。②
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个水果摊，主人名莲生，所以大家并其人与摊称之曰水果莲生。东昌坊距离大街很远，临时想买点东西只好上水果莲生那里去，其价钱较贵，也可以说是无怪的。但也就因此有人说水果莲生所卖的水果是仙丹，所以那么贵，又一转水果莲生也被称作华佗了，因为仙丹当然只有华佗那里发售。其实，所谓华佗“仙丹”都是最普通的水果，销路最好的自然是甘蔗、荸荠，其中更以甘蔗为大宗。此外还有初夏时节的樱桃，体格瘦小，面色苍白，引不起诗人的兴趣来的，却大为孩子们所赏识，一堆一堆的也要销去不少。直到晚年，周作人还深情地回忆说：“我至今不稀罕苹果与梨，但对于小时候所吃的粗水果，还觉得有点留恋。顶上不了台盘的黄菱肉，大抵只有起码的水果店里才有，我却是最感觉有味，因为那是代表土产品的……所谓土膏露气尚未全失，比起远路来的异果自有另外一种好处。”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56，甘蔗荸荠》，岳麓书社1988年1月第1版，第623页。
和水果摊在一起的，还有麻花摊，这也是周作人幼时爱光顾的地方。他介绍说：“乡间制麻花不曰店而曰摊，盖大抵简陋，只两高凳架木板，于其上和面搓条，傍一炉可烙烧饼，一油锅炸麻花，”“做麻花的手执一小木棍，用以摊赶湿面，却时时空敲木板，滴答有声调，此为麻花摊的一种特色，可以代呼声，告诉人家正在开淘有火热麻花吃也。”“麻花摊所制各物殆多系寒具之遗，在今日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因为到处皆有的缘故，不见得会令人引起乡思。”但勾起周作人回忆的，却是“小时候曾听老妪们说过”，这类油炸条面食，或呼为“油炸鬼”，据说“当日秦桧既死，百姓怒不能释，因以面肖形炸而食之，日久其形渐脱，其音渐转，所以名为油炸鬼，语亦近似”——但周作人对这类传统是不以为然的，他以为，“这骂秦桧的风气是从《说岳》及其戏文里出来的”。周作人：《苦竹杂记·谈油炸鬼》，第79页。
十字街头（上）（2）
德兴酒店往东依次是高全货油炸店、箍桶店，十字路口西南角是申屠泉的住宅、高文锦家住宅、荣生轿行、泰山堂药店。店主兼给人看风水。再往东就是小船埠头，依次向东又是傅澄记米店、咸亨酒店与屠家小店。这屠家小店在东昌坊街上是颇有些名气的。它的名气来自多方面，最吸引小孩子们的，自然是它的出售品：夜糖。正像周作人自己所说：“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夜糖的名义不可解，其实只是圆形的硬糖，平常亦称圆眼糖，因形似龙眼故，亦有尖角者，则称粽子糖，共有红白黄三色，每粒价一钱……梨膏糖每块需四文，寻常小孩多不敢问津。此外还有一钱可买者有茄脯与梅饼。以砂糖煮茄子，略晾干……切为适当的长条，而不能无大小，小儿多较量择取之，是为茄脯。梅饼者，黄梅与甘草同煮，连核捣烂，范为饼如新铸一分铜币大，吮食之别有风味，可与青盐梅竞爽也。卖糖者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名桥篮，上列木匣，分格盛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架夹胁下，左臂操筐，俗语曰桥。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周作人：《药味集·卖糖》，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20～121页。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既有“想见当年立门口，茄脯梅饼遍亲尝”的甜蜜，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二十二，果饼四》，第80页。亦有“儿童围作圈，探囊竞买啖。亦有贫家儿，衔指倚门看。所缺一文钱，无奈英雄汉”的感慨。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往昔三十首·五之四，炙糕担》，第36页。
东昌坊街头引人注目的铺面还有两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荣生轿行。这一家并不卖“货”，却卖“力”，店里的一乘轿是出租用的。主人名叫荣生，可能姓樊，但大家都叫他“做不杀的荣生”，这是因为他终日终年地卖苦力，不知歇息。有人来租轿，他马上和他弟兄两人抬轿。抬完轿，马上贩水果，挑了担沿街叫卖。谁家死了人，他赶去入殓，抬棺材。一到秋天，他又赶到大教场去当一名操练兵。有火灾的时候，他又忙着救火。从天不亮起床，到天黑睡觉，一刻不停，样样活路都做，而且都是重活。人称“做不杀”（即“做不死”），既含着同情，又有几分称羡之意。这位“做不杀的荣生”是有资格充当市民“英雄”的。
在辛劳程度上，能够与“做不杀的荣生”媲美的，大概只有屠家小店的东邻，也是这条街的最后一户人家——王咬脐锡箔店的店伙。绍兴素有“锡半城”之称，说的是大多数绍兴人都以锡箔业为生。所谓“锡箔”，即是“冥币”。据说，元顺帝时，在大江大海航行的商人，每遇风浪，就将长方形的锡砖抛入水中，用以镇压江神、海神；到明太祖时才出现锡箔。锡箔制作中最辛苦的是打箔：用一头小一头大的铁头将小而厚的锡块打成薄而大的锡箔纸（一块锡铸件，一般能打三千二百张锡箔纸），以便“砑”在一种黄|色的当地土纸上。从事这重活的大半是当地农民，他们种田和打短工不够维持一家生活，不得不到城里来打箔。除吃饭以外，他们不停地挥锤，于是，从黑暗、潮湿、低矮的木板房里，整天传出来沉重而凝滞的打箔声：“当，当，当……”
东昌坊这条街并不阔，周作人幼年时走出台门就看见这些做锡箔的、担轿的、摇船的、做木作的、做泥水作的、箍桶的以及小商小贩……清早起来，就都在忙碌，如果有一天闲着，他们反而要发愁了。一到黄昏，他们就在暮色苍茫中吃晚饭——绍兴的风俗是一日三餐煮饭吃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焖）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就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臭霉豆腐之类。人们常常是吃完饭以后，油灯也舍不得点，摸黑把碗筷收拾好，就休息了。据周作人回忆说，风尚所致，连周家台门内“曾祖母不必说，祖母房里在辛丑年1901年，周作人十七岁。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大抵小时候睡得很早，后来的习惯也不在灯下做什么事情，无论用功还是游玩，所以对于灯缺少亲近的感觉。古人云，‘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是很幸福的经验，我却是没有”。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灯火，灯火二》，第124～125页。有时夜里提着灯笼回来，只见这些破败的陋屋沉浸在夜幕里，只有十字路口向西的地方，高高悬挂着一盏长方形玻璃灯，玻璃上写着四个大字：“清火洋烟”。这是一鸦片烟馆，这盏灯是通宵不灭的，灯下依稀可辨的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年久光滑，并且已凿出一层，颇不便行走。如是盛夏，石板都热得像木板似的晒干，两头翘起，因此，绍兴有“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的歌谣。稍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是石桥——城内的石桥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马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而阴影投射于石板路上的，是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夜深人静，时时发出格格的回响声，那是猫在屋瓦上走过。如下大雨，则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人们常用竹水溜引进预备好的大缸里，即是上等的茶水。雨后石板铺成的大街上，常传出“橐橐”的声音，那是偶尔在深夜里仍在街上的行人，穿旧钉鞋行走在上面的声音……
十字街头（上）（3）
在此以后，周作人多次怀着深情回忆起绍兴（以及江南一带）的石板路，以为它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普遍，“随处出现”，是令人感到亲切“有趣味的”。参看周作人：《夜读抄·清嘉录》《过去的工作·石板路》。实际上，令周作人追怀不已的，还是通过这石板路所展示的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
周作人这样说过：“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惟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周作人又说：“《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周作人：《看云集·苋菜梗》，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34页。
这里所说“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与“习苦”都是周作人对故乡绍兴平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联系前述周作人幼年对十字街头生活的记忆，可以看出，绍兴平民生活方式包括“终岁劳苦”与“素朴简单中有真味”这两个侧面，用以后周作人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分析是属于“自然地简易地生活”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7页。一类。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化传统与平民化的文化性格。它在绍兴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源。鲁迅在《〈越铎〉出世辞》里曾经热烈地赞颂了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而据史书记载，禹、墨又是一脉相传的：“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白昼不休，以自苦为极。”参看《庄子杂篇·天下》。绍兴平民上述勤劳卓苦的生活方式，十字街头的市风，显然有禹、墨遗风。
十字街头（下）（1）
十字街头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苦，但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最流行的自然是地方戏曲。东昌场街头颇有名气的屠家小店，除了兜售夜糖迷住了一大群小孩之外，女店主宝林大娘与她的女儿宝姑娘也招引了不少青年、壮年以至老年顾客。宝林大娘当年有“草舍美人”、“豆腐西施”的艳名，因此被写进了鲁迅的《故乡》。而今徐娘半老，却也不甘寂寞，每年都出面募款，在她小店对过搭起台来，请街上的盲女，也杂有个别瞽男，唱“花调”〔又称“话词（市）”〕。参看周作人《谈龙集·关于“市本”》，岳麓书社1989年1月第1版，。“花调”历史相当悠久，南宋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叫唱蔡中郎。”元代诗人瞿存斋也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这些盲女平时集居在马梧桥一带，招牌上写着“三品词调”四字，外出演唱时，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脚着绣花鞋，穿着过时的服饰。她们唱的“花调”类似“弹词”，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大抵是二女一男，弹琵琶、扬琴。演唱的内容通常是佛教通俗教义的宝卷，如“花明宝卷”、“刘香宝卷”之类。宝林大娘现在已经收心念佛，颇热心于佛事。所谓“宣宝卷”即是在悲凉楚怆的演唱中，在人人闻之动容之间，宣扬“刻苦修行，今生赎罪”为中心的妇女佛教观。却不想这一年一度的演唱，也会产生悲剧。悲剧主人公即是宝林大娘的女儿宝姑娘。她本终日坐在小店里砑纸，可是听熟了宝卷，竟然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并且毅然拒绝与她从小许配的山里的远亲成婚，最后闹到对方来抢婚。经过种种波折，还是解除了婚约，一时间成了街头的最大新闻。宝姑娘从此躲在小楼上，不与世人相见，最后郁病而死。这种事给幼年的周作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报上看到家乡再次发生“少女抢婚死亡”事件的消息，竟唤起了他潜在的记忆——
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宝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色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愕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周作人：《瓜豆集·〈刘香女〉》，岳麓书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0～31页。
正是从这“灰色的印象”——灰色的女人、灰色的人生、灰色的哲学——里，一种人生的苦味悄悄地浸入周作人的血液。
但对于幼年周作人，家乡的戏曲所留下的印象却并不这样灰色，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
在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这一片地面上原来是有房子的，属于和房。据说不知在哪一年发生过一次火灾，把所有毗连的房子统统烧光了，留下一堆瓦砾。在这一片白地上，有时有人来变大戏法，这块空地就成为附近居民娱乐的场地。周作人幼年时代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班”与“目连戏”。
按这里的风俗，每年七月半，都要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又称“绍班”）来演戏。有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调班（又叫高腔），武班叫乱弹班。据周作人介绍，绍兴大班演出的最大特点是：“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②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第316页。这类演出大都是为了祭神，演出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正戏前后都有着固定套式的开场戏与结尾戏。开场戏要演“五场头”：“庆寿”（祝贺延年益寿）、“跳加官”（祝愿官运亨通）、“跳魁星”（祝颂登科及第）、“小赐福”（赐予福音）、“掘藏”（即“调财神”，恭喜发财），当地叫“讨彩戏”，歌祝人们“福、禄、寿、财”。按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极尽人生的大望”。在正戏结束以后，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周作人说：“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经是五十年前事了。”②更难忘的，自然是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中所蕴含的喜剧趣味。与鲁迅、胡适对中国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色，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
另一类演出是目连戏。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周作人把目连戏叫作“纯民众”的戏剧，因为“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是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作自己的事去了”。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79页。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宣扬的也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观念，自然引不起孩子们及观众的兴趣。观众们注目的是目连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连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去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全剧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的讽喻性喜剧。周作人回忆说，“占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喜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阳出起红’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关于目连戏》，第137～138页。在另一处，周作人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十字街头（下）（2）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翁背其疯媳妇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挂堂幅高声念道：太阳出来红，新妇滹浴公来张。公公唉，来张；婆婆也有哼！“唔，‘唐伯虎题’。高雅，高雅！”
周作人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色……在我们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中国现存的惟一的宗教剧……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81页。
无论如何，通过目连戏的演出，“民众的滑稽趣味”深深渗入了周作人心灵深处。
除了目连戏外，还有迎神赛会。这是鲁迅在他《五猖会》里作过有色有声的描写的。但在周作人的回忆里，却“已经很简单了”——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以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分，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别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拖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真……周作人：《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45页。
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末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1页。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的，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称来称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毒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吧。”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就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②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小引及其他》，收《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17页。，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十字街头（下）（3）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诫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吧？”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止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②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的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年9月13日《语丝》第53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779页。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因为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向来是非常通行的。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惟一的方法是意Yin”。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第73页。——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而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中国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65页。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谈”的欣赏与陶醉。鲁迅：《朝花夕拾·无常》，收《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72页。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页。所谓“硬语”、“舛辞”与“谐谈”、“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色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杀”，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闻。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多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政治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中国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促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账王八蛋，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台门所在的东昌坊是一条东西街，所谓东昌坊，是街西端的十字路口。在路口有个栅门，一到夜里，就关栅门，一般人只能从栅门的小门里进出。往南是都亭桥，往北是塔子桥，往西是秋官第、大云桥，往东就是东昌坊。
周作人说：“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从前祖父也骂我这是下贱之相”。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5页。这里所说的“街头的空气”，即是指与市民阶层的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这是培育周作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土壤与文化背景。
这是一条不长的街道，不过十几户人家。但，一家一个世界，在日常生活的谈笑哭骂间，蕴含着市民社会特有的悲欢。
十字街头的东南角是一家老铺：德兴酒店。另一家酒店就是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设在周家新台门对面，是周作人远房本家一个秀才开设的，但没有多久就关了门。只有一间门面，门口有一个曲尺形柜台。靠墙放着玫瑰烧、五加皮等酒瓶，直柜台下面放酒坛，横柜台临街，台上有半截栅栏，栅栏里放着过酒胚。进柜台就是雅座，几个长板凳、条凳，可以坐十来个人。周作人记得，“有一回，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独自一人走到德兴去，在后边雅座里找着先君正和一位远房堂伯在喝老酒。他们称赞我能干，分下酒的鸡肫豆给我吃。那时的长方板桌与长凳，高脚的浅酒碗，装下酒盐豆等的黄沙粗碟，我都记得很清楚……连带的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酒店所有的各种过酒胚，下酒的小吃……”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第33页。于是，周作人又有了这样亲切的回忆——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十粒，乃是黄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二九，记盐豆》，第102页。
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关于小酒店里的豆腐干，周作人还有这样的有趣的回忆：“小时候听念佛老太婆说，阴间里豆腐干每块二百文。”这透露出阴间物价极高的意思，并说明“阴间的人尚在吃豆腐干，则他物准是，其情状当与阳世也无甚殊异。”（《苦口甘口·读〈鬼神论〉》，香港实用书局1973年11月版，第128页。）至于特别提出豆腐干而不云火腿、皮蛋者，乃是念佛老太婆的本色。咸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是卖酒附带喝酒，与饭馆不同，是平民的所在，并不准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②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第34页。
此外还有一两种则是小菜类的东西，人家买去可以作临时的下饭，也是很便利的事。……其二名曰时萝卜，以萝卜带皮切长条，用盐略腌，再以红霉豆腐卤渍之，随时取食。此皆是极平常的食物，然在素朴之中自有真味，而皆出自酒店店头，或亦可见酒人之真能知味也。②
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个水果摊，主人名莲生，所以大家并其人与摊称之曰水果莲生。东昌坊距离大街很远，临时想买点东西只好上水果莲生那里去，其价钱较贵，也可以说是无怪的。但也就因此有人说水果莲生所卖的水果是仙丹，所以那么贵，又一转水果莲生也被称作华佗了，因为仙丹当然只有华佗那里发售。其实，所谓华佗“仙丹”都是最普通的水果，销路最好的自然是甘蔗、荸荠，其中更以甘蔗为大宗。此外还有初夏时节的樱桃，体格瘦小，面色苍白，引不起诗人的兴趣来的，却大为孩子们所赏识，一堆一堆的也要销去不少。直到晚年，周作人还深情地回忆说：“我至今不稀罕苹果与梨，但对于小时候所吃的粗水果，还觉得有点留恋。顶上不了台盘的黄菱肉，大抵只有起码的水果店里才有，我却是最感觉有味，因为那是代表土产品的……所谓土膏露气尚未全失，比起远路来的异果自有另外一种好处。”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56，甘蔗荸荠》，岳麓书社1988年1月第1版，第623页。
和水果摊在一起的，还有麻花摊，这也是周作人幼时爱光顾的地方。他介绍说：“乡间制麻花不曰店而曰摊，盖大抵简陋，只两高凳架木板，于其上和面搓条，傍一炉可烙烧饼，一油锅炸麻花，”“做麻花的手执一小木棍，用以摊赶湿面，却时时空敲木板，滴答有声调，此为麻花摊的一种特色，可以代呼声，告诉人家正在开淘有火热麻花吃也。”“麻花摊所制各物殆多系寒具之遗，在今日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因为到处皆有的缘故，不见得会令人引起乡思。”但勾起周作人回忆的，却是“小时候曾听老妪们说过”，这类油炸条面食，或呼为“油炸鬼”，据说“当日秦桧既死，百姓怒不能释，因以面肖形炸而食之，日久其形渐脱，其音渐转，所以名为油炸鬼，语亦近似”——但周作人对这类传统是不以为然的，他以为，“这骂秦桧的风气是从《说岳》及其戏文里出来的”。周作人：《苦竹杂记·谈油炸鬼》，第79页。
十字街头（上）（2）
德兴酒店往东依次是高全货油炸店、箍桶店，十字路口西南角是申屠泉的住宅、高文锦家住宅、荣生轿行、泰山堂药店。店主兼给人看风水。再往东就是小船埠头，依次向东又是傅澄记米店、咸亨酒店与屠家小店。这屠家小店在东昌坊街上是颇有些名气的。它的名气来自多方面，最吸引小孩子们的，自然是它的出售品：夜糖。正像周作人自己所说：“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夜糖的名义不可解，其实只是圆形的硬糖，平常亦称圆眼糖，因形似龙眼故，亦有尖角者，则称粽子糖，共有红白黄三色，每粒价一钱……梨膏糖每块需四文，寻常小孩多不敢问津。此外还有一钱可买者有茄脯与梅饼。以砂糖煮茄子，略晾干……切为适当的长条，而不能无大小，小儿多较量择取之，是为茄脯。梅饼者，黄梅与甘草同煮，连核捣烂，范为饼如新铸一分铜币大，吮食之别有风味，可与青盐梅竞爽也。卖糖者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名桥篮，上列木匣，分格盛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架夹胁下，左臂操筐，俗语曰桥。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周作人：《药味集·卖糖》，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20～121页。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既有“想见当年立门口，茄脯梅饼遍亲尝”的甜蜜，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二十二，果饼四》，第80页。亦有“儿童围作圈，探囊竞买啖。亦有贫家儿，衔指倚门看。所缺一文钱，无奈英雄汉”的感慨。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往昔三十首·五之四，炙糕担》，第36页。
东昌坊街头引人注目的铺面还有两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荣生轿行。这一家并不卖“货”，却卖“力”，店里的一乘轿是出租用的。主人名叫荣生，可能姓樊，但大家都叫他“做不杀的荣生”，这是因为他终日终年地卖苦力，不知歇息。有人来租轿，他马上和他弟兄两人抬轿。抬完轿，马上贩水果，挑了担沿街叫卖。谁家死了人，他赶去入殓，抬棺材。一到秋天，他又赶到大教场去当一名操练兵。有火灾的时候，他又忙着救火。从天不亮起床，到天黑睡觉，一刻不停，样样活路都做，而且都是重活。人称“做不杀”（即“做不死”），既含着同情，又有几分称羡之意。这位“做不杀的荣生”是有资格充当市民“英雄”的。
在辛劳程度上，能够与“做不杀的荣生”媲美的，大概只有屠家小店的东邻，也是这条街的最后一户人家——王咬脐锡箔店的店伙。绍兴素有“锡半城”之称，说的是大多数绍兴人都以锡箔业为生。所谓“锡箔”，即是“冥币”。据说，元顺帝时，在大江大海航行的商人，每遇风浪，就将长方形的锡砖抛入水中，用以镇压江神、海神；到明太祖时才出现锡箔。锡箔制作中最辛苦的是打箔：用一头小一头大的铁头将小而厚的锡块打成薄而大的锡箔纸（一块锡铸件，一般能打三千二百张锡箔纸），以便“砑”在一种黄|色的当地土纸上。从事这重活的大半是当地农民，他们种田和打短工不够维持一家生活，不得不到城里来打箔。除吃饭以外，他们不停地挥锤，于是，从黑暗、潮湿、低矮的木板房里，整天传出来沉重而凝滞的打箔声：“当，当，当……”
东昌坊这条街并不阔，周作人幼年时走出台门就看见这些做锡箔的、担轿的、摇船的、做木作的、做泥水作的、箍桶的以及小商小贩……清早起来，就都在忙碌，如果有一天闲着，他们反而要发愁了。一到黄昏，他们就在暮色苍茫中吃晚饭——绍兴的风俗是一日三餐煮饭吃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焖）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就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臭霉豆腐之类。人们常常是吃完饭以后，油灯也舍不得点，摸黑把碗筷收拾好，就休息了。据周作人回忆说，风尚所致，连周家台门内“曾祖母不必说，祖母房里在辛丑年1901年，周作人十七岁。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大抵小时候睡得很早，后来的习惯也不在灯下做什么事情，无论用功还是游玩，所以对于灯缺少亲近的感觉。古人云，‘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是很幸福的经验，我却是没有”。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灯火，灯火二》，第124～125页。有时夜里提着灯笼回来，只见这些破败的陋屋沉浸在夜幕里，只有十字路口向西的地方，高高悬挂着一盏长方形玻璃灯，玻璃上写着四个大字：“清火洋烟”。这是一鸦片烟馆，这盏灯是通宵不灭的，灯下依稀可辨的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年久光滑，并且已凿出一层，颇不便行走。如是盛夏，石板都热得像木板似的晒干，两头翘起，因此，绍兴有“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的歌谣。稍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是石桥——城内的石桥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马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而阴影投射于石板路上的，是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夜深人静，时时发出格格的回响声，那是猫在屋瓦上走过。如下大雨，则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人们常用竹水溜引进预备好的大缸里，即是上等的茶水。雨后石板铺成的大街上，常传出“橐橐”的声音，那是偶尔在深夜里仍在街上的行人，穿旧钉鞋行走在上面的声音……
十字街头（上）（3）
在此以后，周作人多次怀着深情回忆起绍兴（以及江南一带）的石板路，以为它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普遍，“随处出现”，是令人感到亲切“有趣味的”。参看周作人：《夜读抄·清嘉录》《过去的工作·石板路》。实际上，令周作人追怀不已的，还是通过这石板路所展示的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
周作人这样说过：“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惟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周作人又说：“《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周作人：《看云集·苋菜梗》，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34页。
这里所说“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与“习苦”都是周作人对故乡绍兴平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联系前述周作人幼年对十字街头生活的记忆，可以看出，绍兴平民生活方式包括“终岁劳苦”与“素朴简单中有真味”这两个侧面，用以后周作人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分析是属于“自然地简易地生活”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7页。一类。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化传统与平民化的文化性格。它在绍兴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源。鲁迅在《〈越铎〉出世辞》里曾经热烈地赞颂了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而据史书记载，禹、墨又是一脉相传的：“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白昼不休，以自苦为极。”参看《庄子杂篇·天下》。绍兴平民上述勤劳卓苦的生活方式，十字街头的市风，显然有禹、墨遗风。
十字街头（下）（1）
十字街头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苦，但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最流行的自然是地方戏曲。东昌场街头颇有名气的屠家小店，除了兜售夜糖迷住了一大群小孩之外，女店主宝林大娘与她的女儿宝姑娘也招引了不少青年、壮年以至老年顾客。宝林大娘当年有“草舍美人”、“豆腐西施”的艳名，因此被写进了鲁迅的《故乡》。而今徐娘半老，却也不甘寂寞，每年都出面募款，在她小店对过搭起台来，请街上的盲女，也杂有个别瞽男，唱“花调”〔又称“话词（市）”〕。参看周作人《谈龙集·关于“市本”》，岳麓书社1989年1月第1版，。“花调”历史相当悠久，南宋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叫唱蔡中郎。”元代诗人瞿存斋也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这些盲女平时集居在马梧桥一带，招牌上写着“三品词调”四字，外出演唱时，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脚着绣花鞋，穿着过时的服饰。她们唱的“花调”类似“弹词”，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大抵是二女一男，弹琵琶、扬琴。演唱的内容通常是佛教通俗教义的宝卷，如“花明宝卷”、“刘香宝卷”之类。宝林大娘现在已经收心念佛，颇热心于佛事。所谓“宣宝卷”即是在悲凉楚怆的演唱中，在人人闻之动容之间，宣扬“刻苦修行，今生赎罪”为中心的妇女佛教观。却不想这一年一度的演唱，也会产生悲剧。悲剧主人公即是宝林大娘的女儿宝姑娘。她本终日坐在小店里砑纸，可是听熟了宝卷，竟然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并且毅然拒绝与她从小许配的山里的远亲成婚，最后闹到对方来抢婚。经过种种波折，还是解除了婚约，一时间成了街头的最大新闻。宝姑娘从此躲在小楼上，不与世人相见，最后郁病而死。这种事给幼年的周作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报上看到家乡再次发生“少女抢婚死亡”事件的消息，竟唤起了他潜在的记忆——
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宝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色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愕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周作人：《瓜豆集·〈刘香女〉》，岳麓书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0～31页。
正是从这“灰色的印象”——灰色的女人、灰色的人生、灰色的哲学——里，一种人生的苦味悄悄地浸入周作人的血液。
但对于幼年周作人，家乡的戏曲所留下的印象却并不这样灰色，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
在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这一片地面上原来是有房子的，属于和房。据说不知在哪一年发生过一次火灾，把所有毗连的房子统统烧光了，留下一堆瓦砾。在这一片白地上，有时有人来变大戏法，这块空地就成为附近居民娱乐的场地。周作人幼年时代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班”与“目连戏”。
按这里的风俗，每年七月半，都要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又称“绍班”）来演戏。有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调班（又叫高腔），武班叫乱弹班。据周作人介绍，绍兴大班演出的最大特点是：“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②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第316页。这类演出大都是为了祭神，演出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正戏前后都有着固定套式的开场戏与结尾戏。开场戏要演“五场头”：“庆寿”（祝贺延年益寿）、“跳加官”（祝愿官运亨通）、“跳魁星”（祝颂登科及第）、“小赐福”（赐予福音）、“掘藏”（即“调财神”，恭喜发财），当地叫“讨彩戏”，歌祝人们“福、禄、寿、财”。按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极尽人生的大望”。在正戏结束以后，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周作人说：“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经是五十年前事了。”②更难忘的，自然是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中所蕴含的喜剧趣味。与鲁迅、胡适对中国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色，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
另一类演出是目连戏。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周作人把目连戏叫作“纯民众”的戏剧，因为“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是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作自己的事去了”。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79页。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宣扬的也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观念，自然引不起孩子们及观众的兴趣。观众们注目的是目连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连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去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全剧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的讽喻性喜剧。周作人回忆说，“占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喜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阳出起红’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关于目连戏》，第137～138页。在另一处，周作人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十字街头（下）（2）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翁背其疯媳妇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挂堂幅高声念道：太阳出来红，新妇滹浴公来张。公公唉，来张；婆婆也有哼！“唔，‘唐伯虎题’。高雅，高雅！”
周作人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色……在我们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中国现存的惟一的宗教剧……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81页。
无论如何，通过目连戏的演出，“民众的滑稽趣味”深深渗入了周作人心灵深处。
除了目连戏外，还有迎神赛会。这是鲁迅在他《五猖会》里作过有色有声的描写的。但在周作人的回忆里，却“已经很简单了”——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以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分，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别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拖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真……周作人：《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45页。
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末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1页。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的，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称来称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毒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吧。”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就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②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小引及其他》，收《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17页。，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十字街头（下）（3）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诫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吧？”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止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②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的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年9月13日《语丝》第53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779页。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因为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向来是非常通行的。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惟一的方法是意Yin”。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第73页。——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而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中国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65页。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谈”的欣赏与陶醉。鲁迅：《朝花夕拾·无常》，收《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72页。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页。所谓“硬语”、“舛辞”与“谐谈”、“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色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杀”，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闻。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多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政治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中国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促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账王八蛋，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