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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134页。如此，吸引周作人的，就不仅是家乡方言中的滔滔不绝、自成节奏的骂人的硬语，而且是透过硬语所表现的民间性格与智慧的魅力。
十字街头（下）（4）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页。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炼话”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冬瓜雕猪寨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冬瓜好雕猪寨吗？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吧？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寨即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遍，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收《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700页。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6页。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1）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对于这时已经十三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九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4月第1版，第15页。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第41页。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力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即1895年——引者注）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十三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6～237页。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若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第15页。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2）
小时候读贾谊《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稀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收《知堂序跋》第155页。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中国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色的印象——
那时所读的是“中下”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
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十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压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平常人一样的大，但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长辈，因为吸鸦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像为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仗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窟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讲，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生活的少数瞬间之一。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儿童剧》，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03～104页。
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是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可惜除上记几点之外，全都已记不得了。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二，童话》，第55～56页。
这几乎是永远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注：空想神异境界，互相告语，每至忘寝。儿童迟睡，大人辄警告之曰，拙鸟飞过了。谓过此不睡，将转成拙笨也。拙鸟是一空想的怪鸟或只是鸟之拙者，故飞迟归晚，亦未可知。但味当时语气，则似以前说为近耳。）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六，故事三》，第76页。
曼倩诙谐有嗣响，诺皋神异喜重听。
大头天话更番说，最爱捕鱼十弟兄。
（注：为儿童说故事，多奇诡荒唐，称曰大头天话，即今所谓童话也。十兄弟均奇人，有长脚阔嘴大眼等名。长脚入海捕鱼，阔嘴一尝而尽，大眼泣下，遂成洪水，乃悉被冲去云。）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四，故事一》，第75页。
老虎无端作外婆，大囡可奈阿三何。
天教热雨从天降，拽下猴儿着地拖。
（注：老虎外婆为最普通的童话，云老虎幻为外婆，潜入人家，子女为所啖。大女伪言如厕，登树逃匿。虎不能上，乃往召猴来。猴以绳索套着颈间，径上树去。女惶迫遗溺着猴头上。猴大呼热热，虎误听为拽，即拽索急走，及后停步审视则猴已被勒而死矣。俗称猴子曰阿三。）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五，故事二》，第75页。
周作人的这种念念不忘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像他自己所说，唯独有了演神话戏、编童话故事这类活动，儿童时代生活才是正常的。而通过这些活动进行的空想、幻想训练，对周氏兄弟思维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更是有深远的影响。人们不难注意到，上述演戏活动与深夜编神话故事，都是以鲁迅为主的，周作人只扮演追随者的角色。这不仅因为他们年龄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他们不同的禀赋：在周氏兄弟之间，鲁迅的想像力是更为丰富的。周作人后来一再说自己不是诗人，“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71页。这奇异的童话世界的创造者主要是鲁迅，欣赏者、解释者、研究者却是周作人。他们兄弟禀赋、天资的不同，遂有了这样自然的分工。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3）
小兄弟周建人有时也参加哥哥们的游戏。他对两个哥哥的观察更是有趣的——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做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是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十，艰难的日子》，第99页。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大概没有起绰号、给人以难堪这类事吧。从小弟弟的观察里，显出了大哥的尖刻、不饶人，与二哥的宽容：二人个性的差异是鲜明的。
正当周家三兄弟暂时沉浸在儿童的欢乐中，逐渐淡忘了由于祖父入狱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噩梦时，父亲不知怎的突然狂吐起血来。他坐在后房间的北窗下，血就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吐了一阵之后，就没有再吐。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父亲的病与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母亲自然是首当其冲，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以后，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在《五猖会》里，又写出了父亲的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的天性：“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面对着父子之间可怕的隔膜，鲁迅只感到莫名的悲哀。
周作人也曾和鲁迅一起四处奔波，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另一种游戏。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慈爱的——
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三，伯宜公》，第39页。
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九一，拾遗（已）》中回忆，这幅怪画“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Yin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情”。（第644～645页）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五，漫画与画谱》，第33～34页。
（伯宜公）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六，烟与酒》，第35页。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于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脑中而已。周作人：《夜读抄·小引》，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页。
在周作人记忆中的这个“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的和蔼、宽容的父亲，时有退隐之意的伯宜公，自然是经过周作人主观心灵折射后的形象。他是属于周作人的：既不如鲁迅笔下那样严厉而不通人情，与周建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在周建人的记忆里，父亲并不打骂孩子，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把瓷器、饭碗、菜碗、酒杯都掷出窗外。脸色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好像已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临终前，他按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抬起来，又轻轻地落下，这样重复几次，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呆子孙，呆子孙！”……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12～118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再三申明伯宜公“没有打过小孩”，但周建人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惟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同上，第76～77页。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4）
对比周氏三兄弟对于父亲的不同回忆，其不同的侧重面，是可以显示出他们彼此性格、心境的不同的。从另一面也可以了解他们每个人与父亲心灵的沟通。
不久，周作人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896年——这一年周作人刚好十三岁，祖父从监狱里发出命令：由于原来同宋姨太一起随侍的凤升叔已经去南京读书，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侍读。周作人与宋姨太一起寄寓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是一个极为阴暗的回忆——
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77～78页。
这可能是周作人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经验中，体味到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杂事诗里，仍然笼罩着这抹不掉的阴影——
素衣出门去，踽踽欲何之。
行过银元局，乃至司狱司。
狱吏各相识，出入无言词。
径至祖父室，起居呈文诗。
……
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披。
十日二三去，朝出而暮归。
荏苒至除夕，侍食归去迟。
灯下才食毕，会值收封时。
再拜别祖父，径出圜木扉。
夜过塔儿头，举目情凄而。
登楼倚床坐，情景与昔违。
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二》，第47～48页。
但阴暗的日子里也时有阳光注入，这使得周作人这一段生活仍然保持着金色童年所特有的蔷薇色，尽管颜色已经消退了不少。
周作人在花牌楼的生活，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幼年时代周作人对于祖母不幸命运的记忆，是凭着儿童的敏感而留下的粗略印象。那么，现在，实地的近距离的观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使他对妇女的了解与同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因此，周作人晚年回首往事时，这样写道——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
自言嫁山东，会逢老姑怒。
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
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
生作活切头，绍兴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无人知此苦。
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
数月一来见，讷讷语不吐。
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
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
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由，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祖父于1904年去世，宋姨太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年（1909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
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三》，第48～49页。
周作人对于花牌楼众妇女的同情中，显然还含着一种兴奋，一丝喜悦，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有了初恋的人生经验。初恋的对象就是诗中所说“盈盈十四五”的“婉娈杨三姑”。据说，虽然宋姨太太与杨三姑的养母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戏。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周作人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周作人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但这就已经足以引起一个从未与异性接近、却又是异常敏感的少年种种感觉、种种想像、种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了——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8～39页。
在初恋中，女方总是被男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采仰视态度，这与以后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地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初恋对象的崇敬心理，大概就是母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留传吧。
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人了。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5）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像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恋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②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9页。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种迷蒙的，甚至带一点神秘色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表子的。”我不很明白做表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②
这时，男性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自觉、不自觉地把对方当作保护对象了。这是在恋爱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微妙变化。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③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第77～78页。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视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第1版，第91～92页。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④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6）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版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小说开始的，这个起点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的。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啊”。④不止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周作
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十字街头（下）（4）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页。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炼话”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冬瓜雕猪寨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冬瓜好雕猪寨吗？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吧？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寨即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遍，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收《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700页。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6页。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1）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对于这时已经十三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九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4月第1版，第15页。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第41页。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力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即1895年——引者注）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十三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6～237页。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若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第15页。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2）
小时候读贾谊《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稀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收《知堂序跋》第155页。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中国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色的印象——
那时所读的是“中下”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
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十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压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平常人一样的大，但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长辈，因为吸鸦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像为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仗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窟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讲，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生活的少数瞬间之一。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儿童剧》，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03～104页。
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是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可惜除上记几点之外，全都已记不得了。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二，童话》，第55～56页。
这几乎是永远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注：空想神异境界，互相告语，每至忘寝。儿童迟睡，大人辄警告之曰，拙鸟飞过了。谓过此不睡，将转成拙笨也。拙鸟是一空想的怪鸟或只是鸟之拙者，故飞迟归晚，亦未可知。但味当时语气，则似以前说为近耳。）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六，故事三》，第76页。
曼倩诙谐有嗣响，诺皋神异喜重听。
大头天话更番说，最爱捕鱼十弟兄。
（注：为儿童说故事，多奇诡荒唐，称曰大头天话，即今所谓童话也。十兄弟均奇人，有长脚阔嘴大眼等名。长脚入海捕鱼，阔嘴一尝而尽，大眼泣下，遂成洪水，乃悉被冲去云。）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四，故事一》，第75页。
老虎无端作外婆，大囡可奈阿三何。
天教热雨从天降，拽下猴儿着地拖。
（注：老虎外婆为最普通的童话，云老虎幻为外婆，潜入人家，子女为所啖。大女伪言如厕，登树逃匿。虎不能上，乃往召猴来。猴以绳索套着颈间，径上树去。女惶迫遗溺着猴头上。猴大呼热热，虎误听为拽，即拽索急走，及后停步审视则猴已被勒而死矣。俗称猴子曰阿三。）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五，故事二》，第75页。
周作人的这种念念不忘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像他自己所说，唯独有了演神话戏、编童话故事这类活动，儿童时代生活才是正常的。而通过这些活动进行的空想、幻想训练，对周氏兄弟思维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更是有深远的影响。人们不难注意到，上述演戏活动与深夜编神话故事，都是以鲁迅为主的，周作人只扮演追随者的角色。这不仅因为他们年龄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他们不同的禀赋：在周氏兄弟之间，鲁迅的想像力是更为丰富的。周作人后来一再说自己不是诗人，“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71页。这奇异的童话世界的创造者主要是鲁迅，欣赏者、解释者、研究者却是周作人。他们兄弟禀赋、天资的不同，遂有了这样自然的分工。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3）
小兄弟周建人有时也参加哥哥们的游戏。他对两个哥哥的观察更是有趣的——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做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是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十，艰难的日子》，第99页。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大概没有起绰号、给人以难堪这类事吧。从小弟弟的观察里，显出了大哥的尖刻、不饶人，与二哥的宽容：二人个性的差异是鲜明的。
正当周家三兄弟暂时沉浸在儿童的欢乐中，逐渐淡忘了由于祖父入狱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噩梦时，父亲不知怎的突然狂吐起血来。他坐在后房间的北窗下，血就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吐了一阵之后，就没有再吐。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父亲的病与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母亲自然是首当其冲，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以后，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在《五猖会》里，又写出了父亲的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的天性：“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面对着父子之间可怕的隔膜，鲁迅只感到莫名的悲哀。
周作人也曾和鲁迅一起四处奔波，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另一种游戏。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慈爱的——
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三，伯宜公》，第39页。
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九一，拾遗（已）》中回忆，这幅怪画“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Yin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情”。（第644～645页）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五，漫画与画谱》，第33～34页。
（伯宜公）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六，烟与酒》，第35页。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于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脑中而已。周作人：《夜读抄·小引》，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页。
在周作人记忆中的这个“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的和蔼、宽容的父亲，时有退隐之意的伯宜公，自然是经过周作人主观心灵折射后的形象。他是属于周作人的：既不如鲁迅笔下那样严厉而不通人情，与周建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在周建人的记忆里，父亲并不打骂孩子，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把瓷器、饭碗、菜碗、酒杯都掷出窗外。脸色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好像已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临终前，他按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抬起来，又轻轻地落下，这样重复几次，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呆子孙，呆子孙！”……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12～118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再三申明伯宜公“没有打过小孩”，但周建人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惟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同上，第76～77页。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4）
对比周氏三兄弟对于父亲的不同回忆，其不同的侧重面，是可以显示出他们彼此性格、心境的不同的。从另一面也可以了解他们每个人与父亲心灵的沟通。
不久，周作人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896年——这一年周作人刚好十三岁，祖父从监狱里发出命令：由于原来同宋姨太一起随侍的凤升叔已经去南京读书，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侍读。周作人与宋姨太一起寄寓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是一个极为阴暗的回忆——
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77～78页。
这可能是周作人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经验中，体味到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杂事诗里，仍然笼罩着这抹不掉的阴影——
素衣出门去，踽踽欲何之。
行过银元局，乃至司狱司。
狱吏各相识，出入无言词。
径至祖父室，起居呈文诗。
……
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披。
十日二三去，朝出而暮归。
荏苒至除夕，侍食归去迟。
灯下才食毕，会值收封时。
再拜别祖父，径出圜木扉。
夜过塔儿头，举目情凄而。
登楼倚床坐，情景与昔违。
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二》，第47～48页。
但阴暗的日子里也时有阳光注入，这使得周作人这一段生活仍然保持着金色童年所特有的蔷薇色，尽管颜色已经消退了不少。
周作人在花牌楼的生活，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幼年时代周作人对于祖母不幸命运的记忆，是凭着儿童的敏感而留下的粗略印象。那么，现在，实地的近距离的观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使他对妇女的了解与同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因此，周作人晚年回首往事时，这样写道——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
自言嫁山东，会逢老姑怒。
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
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
生作活切头，绍兴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无人知此苦。
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
数月一来见，讷讷语不吐。
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
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
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由，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祖父于1904年去世，宋姨太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年（1909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
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三》，第48～49页。
周作人对于花牌楼众妇女的同情中，显然还含着一种兴奋，一丝喜悦，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有了初恋的人生经验。初恋的对象就是诗中所说“盈盈十四五”的“婉娈杨三姑”。据说，虽然宋姨太太与杨三姑的养母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戏。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周作人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周作人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但这就已经足以引起一个从未与异性接近、却又是异常敏感的少年种种感觉、种种想像、种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了——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8～39页。
在初恋中，女方总是被男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采仰视态度，这与以后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地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初恋对象的崇敬心理，大概就是母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留传吧。
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人了。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5）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像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恋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②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9页。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种迷蒙的，甚至带一点神秘色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表子的。”我不很明白做表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②
这时，男性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自觉、不自觉地把对方当作保护对象了。这是在恋爱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微妙变化。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③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第77～78页。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视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第1版，第91～92页。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④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6）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版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小说开始的，这个起点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的。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啊”。④不止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周作
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