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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言的趣味”，周作人曾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他同时也很欣赏作者“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与主张，以为“是极妙的话”。③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后来周作人自己对于少年时代的这种读书趣味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因此，这类荒唐、空想的作品，“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③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不仅与年龄特征有关，而且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这里是隐隐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某种信息的。周作人还说，他在《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里看出，“作者有很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由于“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类作品几乎是“惟一的好成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九五，拾遗（已）》，第664～665页。对传统文学中特殊因素的关注，这本身也是隐含着一种变革的要求。
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小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8页。《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已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九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十一岁至十三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周作人：《夜读抄·花镜》，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92页。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第70页。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集乡人著作之始基。”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第1页。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於越三不朽图赞》《琅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於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第59页。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第10页。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7）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第3页。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政府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账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刀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色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第11～12页。“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66页。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收《知堂书话》下册，第600页。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像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1）
1898年2月18日（戊戌正月二十八日），十四岁的周作人开始记日记。
少年周作人此刻在关注什么？他在思索什么呢？
二月初七（即开始记日记的第十天）日记：“下午接越函……函云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
二月十五日：“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
三月朔日：“下午接绍二十九日函……云有《新知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三月十六日：“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6页。
鲁迅的来信，使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现实。这恰是周作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在此以前，绍兴已经有了英美教会办的教堂，传教士、修女也曾到周家来劝说入教，但他（她）们的传教活动与周作人家族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他们的家乡——浙江也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这就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家族，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周作人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与同时代人一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对他心灵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军舰火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就难以摆脱那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理性（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趋于主动接受）与情感（面对“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而趋向于阻拒）的矛盾，徘徊于二者之间。而且只要人们仅仅从落后国家的本民族观念出发，这种矛盾的接受心态就不可改变。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必然面对国内的动乱。于是，周作人这一年的日记里，又不断出现了如下记载——
三月十六日：“下午接金陵函……云二月后大雪五次，道相望，徐海尤甚，大小盗案共四十余件。”
四月初五：“接玉泉公公初四日函，云测水牌、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门尤甚，傅恒记亦毁。”
四月十二日：“温州民毁官衙土局，拒兵劫米。”
四月十七日：“山东沂州乱，广东刘毅募勇五千，鼓噪索粮。”
四月二十四日：“直隶大名府土匪起。”
四月二十五日：“闻宁波民变，殴鄞县、慈溪二令；又潮州乱，知府被戕云。”《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8、9页。
正是在1898年，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的民族危机，迅速地转化为社会危机。这一年，天时不正，造成了灾荒，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与饥民民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大动乱。这年冬天，绍兴四乡农民首先涌进城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支香，跪在绍兴府衙门的两旁，请求减免租粮。据礼房的衡廷叔说，农民跪香，被知府程赞清派散兵游勇打散，农民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白门里里外外议论纷纷，老年人都摇头叹气，说太平天国要重演了。
接着就是周作人日记里所记载的绍兴饥民抢米事件。据目击者说，饥民们聚集在米店前，米店老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排门，这反而激怒了饥民，纷纷厉声大骂：“伢（我们）末（虚词）饿煞，（你们）末（虚词）把米放起来卖好价钿……”骂了一阵以后，领头的说：“搡！”大家就冲进去，把店门、木栅、招牌搡掉，出一口气，但没有敢抢米。接着又去“搡”“大家”（大地主人家），饥民们把辫子盘起，挽起鬏鬏头，赤膊，光脚，穿一条破裤冲进去。厅堂里外乱搡一气，却没有进内房。知府程赞清当夜杀掉了一个十六岁的小理发匠，说他乘势拿了一个铜脚炉。
这时，周作人虽在杭州，但家乡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与震动。外忧内乱的时代终于到来，无忧无虑的金色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00年初，周作人回绍兴过年。因为接连下雨，河水涨得很高，携带行李不便，没有及时回杭州。约定日期来接，却一等再等，老不见人来。原来祖父在狱中是租看《申报》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最先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就决定让周作人暂避在绍兴。果然，到四月份，就传开了闹义和拳的消息，整个绍兴府城，立即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庚子年（1900年）四月十九日日记：“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郝，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
四月二十四日日记：“接江南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
五月初五日记：“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
五月初六日记：“闻近处教堂与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贴中国银六百兆求和，义和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
五月初八日记：“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为洋鬼子，俱已逐出，今此何为者？俱噪逐之，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追者五六十人……夜，鸣山叔以义和告示及申电童谣见示，因录得一纸。”②《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44～148、150～152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2）
周作人还在这几天日记的画眉上，用大字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足见其情绪之激昂。
不久，这座偏远的县城也发生了骚乱。周作人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七下钟余在双犀轩纳凉，忽闻总府点名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稽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孙，报父仇兼拆教堂，正在邗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余闻之骇然。少顷渭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太贵，大者每只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下钟始寝。闻城门船只进出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天气甚热。”同日又记：“讹言益伙，人心摇摇。谦婶拟逃避城外，后闻少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间壁张永兴均已逃避矣。”第二天日记中又写着：“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云云。人心少定。昨日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大噱。……渭叔云，有人自横溪上来者，俱云无事，未知昨宵从何而起。”②
这小小的风波，毋宁说是一次社会动乱的演习。以后鲁迅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怀旧》；而对于周作人，却是一次永远难忘的人生体验。由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不是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传闻，而是亲自耳闻目睹，并且直接影响着自己生活的现实。时代向周作人及其同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必然引起的人民的反抗，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自己这一段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第121页。“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糊涂得很”。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三，义和拳》，第60页。这确实是“两重的思想”：外对于西方世界，既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又有盲目排外的沙文主义；内对于人民，既视之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力量而寄以希望，又视为威胁封建统治的“拳匪”“顽民”、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而心怀疑惧。在此前后，周作人曾购得清代人李小池著《思痛记》一书。此书历述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给周作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直至四十年后，他仍这样回忆：“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四十余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惟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偶记·〈思痛记〉》，收《知堂书话》下册，第737页。周作人将《思痛记》与《扬州十日记》并论，在他看来，异族侵略者的杀戮与本国“暴民”的破坏是同样令人发指与不能忍受的。这里固然包含了对中国国民性某些弱点（比如残忍性、狂热性、向弱者发泄愤火）的深刻观察与把握，同时也表示着对于人民自发反抗力量的本能的疑惧。这是来自“十字街头”的周作人却始终与“十字街头”若即若离、最终走到对立面的最根本的原因。这种疑惧感将终生追随着周作人。
在社会发生动乱的同时，周作人的故家也一天天地显出败落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的感情又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全家最钟爱的四弟突然逝世。周作人在全家排行第二，上有长兄樟寿（树人），下有三弟松寿（建人）与四弟椿寿。周作人与鲁迅、建人相差均三四岁，三人朝夕共处，可谓“兄弟怡怡”，而与鲁迅似更为相知。四弟椿寿出世时，周作人已九岁。据周作人后来为这位四弟所作“小传”，椿寿在兄弟四人中才华最为出众：“生而灵警，见生人不啼，甲午之春（注：时弟二岁），即能言语，性孝友奇杰。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成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又能搦管作字，奇劲非常，人见之皆以为宿学者所书也。以是人咸以大器期之。”周作人辛丑日记抄录《逍遥处士小传》，收《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01页。这里所述也许含有若干夸大的成分，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全家对四弟分外宠爱并寄以厚望，则是事实。椿寿长得方头大耳，十分结实，却不想戊戌之冬，偶患风寒，即气喘不止，卧床三日而遽逝，年仅六岁。这突然而至的死亡，把全家人都惊呆了。不知所措之间，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仅写了“四弟以患喘逝，时方辰时，抚摩大哭，悲感不胜”寥寥几字。第二天下葬时，周作人木立在寒风中，看着庆叔用砖砌好了四弟的坟，坟前立着碑，碑上写着“亡弟荫轩处士之墓兄樟寿立”。不远处，是一岁即殇的三妹的小坟，碑上刻着父亲伯宜公亲笔写的“亡女端姑之墓”几个字。坟葬在南门外龟山，龟山临河那一边有一个废庙，里面安放着祖母孙氏和父亲的灵柩。这是周作人第一次面对死亡（在此之前，父亲的死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年轻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夺去了，这印象是惨痛、酷烈的。从四弟墓地归来，周作人长久地沉默不语。母亲思念四弟心切，叫周作人请人来画了四弟的遗像，挂在房间里——至今仍挂在北京西三条母亲卧室的墙上。周作人仍然沉默不语，以至于连日来日记上仅有“忘录”二字。近二十天后，才勉力写出了几句悼诗——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3）
……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弟兄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有感》）
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读〈华佗传〉有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5页。
空庭寂寞伴青灯，倍觉凄其感不胜。犹忆当年丹桂下，凭栏听唱一颗星。（《冬夜有感》）
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形尚在目前，人竟归何处？……（《长短句》）《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5页。
这可以说是周作人最早的创作。但却很难相信是出于周作人笔下：竟用了如许夸张的词句，而且不加节制地表现了一种过于急切、悲愤的情感。正像他自己在日记里的自我评价所说：“戊戌之冬，四弟患喘以逝，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故冬以至春迄皆悲感，即所作俚词亦甚凄，□哀飒，间有过激之语”，“句庸而感深”。诗的意境与词句都是陈陈相因，摆脱不了传统的框架，并无创造性，但感情却热烈、真挚，当然也是夸张了的。
幼弟的早夭，为什么竟引起周作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周作人也是在借酒浇愁，这仅是他情感的一个喷发口。
请读己亥（1899年）十月三十日这段日记：“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又因大哥在宁，四弟长别，则又不觉黯然。而不知回肠几折矣。”同上，第84～85页。这是时代的动荡，家庭的变迁，个人前途的渺茫，引起的一种惆怅。再加上进入青春期以后所特有的莫名的焦躁与感伤，使周作人的精神生活、感情世界，第一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周作人面临选择——艰难的人生选择。
路该怎么走呢？
首先的选择，也是最容易的：走传统为知识分子安排好的老路——应试仕途。
周作人对这条路曾寄予很大希望。他写过一首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周作人：《题〈天官风筝〉》，录己亥三月十五日日记，收《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5～36页。他还做过一个梦：“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2页。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步上青云的仕途竟至如此神往，这表现了周作人与知识分子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平庸——这平庸将害他一生。
于是，周作人几乎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去应试——这是清王朝以八股取士的最后一次考试。
这是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记录：戊戌年（1898年）十二月，己亥年（1899年）十一月，庚子年（1900年）十二月连续三年，经过反复的考试，周作人终于落榜。周氏族人中仅义房仲翔考取了第四十名即末名秀才。
也许因为是最后一次，赴考的情景在周作人心中一直留有十分鲜明的印象，到晚年也不曾忘记——
……正是大寒的时节，考试的前一天在半夜里起床……将考篮托付给同去的工人，自己只提着一盏考灯，是四方的玻璃灯，中间点着一支洋蜡烛；周身是一副“考相公”装束，棉袍棉马褂棉鞋，头上披着“风兜”……
（到了考场），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一面安排考具。……不久便封门了，是时天色也已是鱼肚白，快要天亮了，题目也就发下，这是写了贴在一块板上，由人扶擎着走的。题目有了便要开始作文，于是场中一时便静了下来，但闻咿唔之声随之而起；不过这与前回的很有不同，以前的喧嚣是热闹，现在则有点凄凉之感罢了……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得快，一会儿看着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等到真正放班了，才算了结，自放头班以至溜四班，场内的人悉数出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一，县考的杂碎，二二，县考的杂碎（续）》，第54～56页。
读书求官的仕途也就埋葬在这阴暗的记忆里了。
那么，回到家里，固守家业，行不行呢？
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戊戌（1898年）十一月三十日：“小雨。往城收租。午晴。六和庄午飧，收谷二十五袋，托荇舫叔收劳家封三户，谷八袋。”③《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7～18页。
己亥（189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阴。黎明早餐，同仲翔叔下舟，至诸家湾收租，吃点心，租水九分二。风甚冷而又甚大，衣服少穿，寒风砭骨，颇不能支。又至六禾庄，午餐尝新谷，共收二十袋。下午放舟回家……”③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晨大雨。往五门外收租，先至后丁，佃户甚劣，颇费气力，至上午始收讫。又至昌安，食鸟肉……上午雨至，下午小雨，风。共收租二十五袋另。至家已晚……”同上，第93～94页。
己亥十二月十一日：“晴。下午往会稽县完粮。银3462元，米1038元，共洋45元。”同上，第99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4）
由于父亲早死，鲁迅这时正在南京求学，周作人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主要责任，收租与完粮，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周作人也全力以赴地去做了，但他显然于此毫无兴趣。不仅农民的困苦引不起他的同情，收租本身也使他感到“颇费气力”，以致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当然不愿意一辈子充当靠收租吃饭的周家二少爷。
周家台门内的生活使周作人彻底失望，于是，他一度——仅仅是一度——走向“十字街头”。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成了小流氓”。“小流氓”在绍兴的土语里叫“破脚骨”。周作人介绍说：“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了，望文生义地看去，大约因为时常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吧。”周作人：《雨天的书·破脚骨》，第56页。据说，一个人要变成“破脚骨”，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武士的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破脚骨”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崇尚义与勇，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是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保护。周作人有一个堂叔，身上有一百块钱，要派什么用场，结果全部输光，还写了一张“欠一百块钱”的欠条；万般无奈，就托人去找了这一方“破脚骨”的总头目，把那班赌徒打了一顿，借据也销毁了，把一百元现洋作为请酒席的钱花掉了。鲁迅曾评价说：“这绍兴的‘破脚骨’，倒很有古时候武士侠客的遗风。孟尝君、春申君门下有食客数千，其中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大概也是这些人吧。”转引自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73～274页。我们曾经说过，十字街头有禹墨遗风。中国古代，“禹——墨——侠”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更确切地说，绍兴的市风是承继着禹、墨、侠的余绪的。鲁迅与周作人幼年时读过《绿野仙踪》，这时正迷恋于《七剑十三侠》周作人己亥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上午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9页。这一类侠盗传奇，鲁迅甚至自名为戛剑生，以示对侠义传统的向往。周作人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也结识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此人自称姜太公的后代，开始是跟着周作人读书，后来两人就一起在城内外闲逛，但不真正惹事。游荡到半夜，就在近地吃点夜宵。有一回正在张永兴寿材老板开设的荤粥摊上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实在含有不少诙谐。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四，几乎成了小流氓》，第64页。但如此游荡，也不是长久之事，必须另寻出路。
周作人择路的苦闷有增无减，只有逃到大自然里去。
早在1899年春，十五岁的周作人与母亲、三弟同往小阜埠外祖母处叩岁，又随茗山叔至调马场扫墓，“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不禁雅兴大发，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倘得筑茅屋三椽，环以箩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7～38页。这自然多少带有故作隐逸之态的成分。但当他在现实中一再碰壁，情不自禁地嬉游于山水之间，就越来越带有躲避的性质了。
于是，又有了庚子（1900年）九月与辛丑（1901年）五月两次出游安桥——
庚子四月初十日记：“上午至昌安门外趁船，下午到安桥。小雨。因近地里赵有戏，舅父辈均去，余亦去看，演《双玉镜》。晚同七斤公公至其熟识家吃点心……又在里赵看戏，夜半冷甚……”③④⑤⑥同上，第135、137～138、140、141、236～237页。
庚子四月十五日：“晴。下午嬉大湖，又同七斤公公至坂抽（读绸）蚕豆……在书房睡。人声既静，但闻犬吠如豹，四野蛙声相应答，如合节拍，声然。倏响倏轻，夜半闻之，令人胆怯，至三更始熟睡。及晨起，则已红日三竿矣。”③
庚子四月十七日：“……夜同七斤公公说鬼。二更小雨。”④
庚子四月二十四日：“晴。下午同七斤公公至镇塘殿一游。饮烧酒一盏，红彻于颊，酣醉欲睡。食枇杷，归家已晚。夜嬉马吊，夜半始寝。”⑤
庚子四月二十六日：“……天气热甚，戴七斤公公凉帽，赤膊科头，箕踞舱下，同舟人见之，皆不能识，疑为舟子，可发一笑。石尤风甚，大舟底砰砰有声，撺播不定。行至龙天庙，日色如火，小雨数点……”⑥
庚子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天色如淡烟，小雨簌簌，余方指点云物，忽黄云一片，从东北隅飞起，至中央散布四方。天色淡黄，风声呼呼，隐约从东北起，急掩柴门，少顷则百窍怒号，江河震沸，窗屋皆摇。林木摩戛作声甚厉，又兼雨声，对面相语不能闻，雷电煜如，耸人毛发。屋上尘土簌簌落脊上，初尚不知，约炊斗黍时，风止，摸身上皆是，可发一笑。所谓惊定始知痛也。近处船舍，其半为风吹坠，至一更始止。雷亦渐轻，二更许则石上皆燥。此真可谓怪风也，天气顿凉。”②③④《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6～237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5）
辛丑（1901年）五月初八：“晨同三弟往探花桥乘埠船……辰刻抵安桥。”②
辛丑五月初十：“大雨，水高尺余，明堂内亦满，桥皆低下，舟不能过，率皆从桥脚上行，岸上水没及髁，为二三年来未有之事也。”③
辛丑五月十二日：“……夜同蕺翁至屋后田中摸鱼，得鲫二尾。”④
安桥是周作人母亲的家乡，距绍兴城昌安门外东北十八公里外，靠近曹娥江，出口就是杭州湾。不仅村外是一片水，村里也是汊、港、湖、荡、密布，从城里去安桥，自然也要坐船：这是一个真正的水乡。
周作人回忆道——
水乡不必说了，便是城里也都是河道，差不多与大街小巷平行着，一叶渔舟，沿河高呼“鱼荷虾荷”，在门口河埠头就可以买到，若是大一点的有如胖头鱼、鲢鱼、鲫鱼之类，自然在早市更为齐全便利……古人称越人断发文身，与蛟龙斗，与蛙龟处，现在不是那样了，但其与水族的情分还是很不错的。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吃鱼》，第50页。
水乡对于周作人来说，自然不仅是水而已；令人追怀的，是水中的人与水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周作人说得好：“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周作人：《风雨谈·北平的春天》，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47页。周作人只要提起水，眼前必然要浮现出上述日记里所记载的水上嬉戏生活：看戏、斗牌、摸鱼、观潮、喝酒、吃豆、说鬼、谈天……还有平静如水、透明如水的七斤公公、六一公公、蕺翁……这一切浑然融为一(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小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8页。《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已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九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十一岁至十三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周作人：《夜读抄·花镜》，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92页。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第70页。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集乡人著作之始基。”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第1页。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於越三不朽图赞》《琅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於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第59页。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第10页。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7）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第3页。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政府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账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刀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色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第11～12页。“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66页。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收《知堂书话》下册，第600页。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像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1）
1898年2月18日（戊戌正月二十八日），十四岁的周作人开始记日记。
少年周作人此刻在关注什么？他在思索什么呢？
二月初七（即开始记日记的第十天）日记：“下午接越函……函云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
二月十五日：“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
三月朔日：“下午接绍二十九日函……云有《新知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三月十六日：“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6页。
鲁迅的来信，使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现实。这恰是周作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在此以前，绍兴已经有了英美教会办的教堂，传教士、修女也曾到周家来劝说入教，但他（她）们的传教活动与周作人家族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他们的家乡——浙江也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这就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家族，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周作人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与同时代人一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对他心灵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军舰火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就难以摆脱那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理性（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趋于主动接受）与情感（面对“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而趋向于阻拒）的矛盾，徘徊于二者之间。而且只要人们仅仅从落后国家的本民族观念出发，这种矛盾的接受心态就不可改变。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必然面对国内的动乱。于是，周作人这一年的日记里，又不断出现了如下记载——
三月十六日：“下午接金陵函……云二月后大雪五次，道相望，徐海尤甚，大小盗案共四十余件。”
四月初五：“接玉泉公公初四日函，云测水牌、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门尤甚，傅恒记亦毁。”
四月十二日：“温州民毁官衙土局，拒兵劫米。”
四月十七日：“山东沂州乱，广东刘毅募勇五千，鼓噪索粮。”
四月二十四日：“直隶大名府土匪起。”
四月二十五日：“闻宁波民变，殴鄞县、慈溪二令；又潮州乱，知府被戕云。”《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8、9页。
正是在1898年，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的民族危机，迅速地转化为社会危机。这一年，天时不正，造成了灾荒，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与饥民民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大动乱。这年冬天，绍兴四乡农民首先涌进城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支香，跪在绍兴府衙门的两旁，请求减免租粮。据礼房的衡廷叔说，农民跪香，被知府程赞清派散兵游勇打散，农民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白门里里外外议论纷纷，老年人都摇头叹气，说太平天国要重演了。
接着就是周作人日记里所记载的绍兴饥民抢米事件。据目击者说，饥民们聚集在米店前，米店老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排门，这反而激怒了饥民，纷纷厉声大骂：“伢（我们）末（虚词）饿煞，（你们）末（虚词）把米放起来卖好价钿……”骂了一阵以后，领头的说：“搡！”大家就冲进去，把店门、木栅、招牌搡掉，出一口气，但没有敢抢米。接着又去“搡”“大家”（大地主人家），饥民们把辫子盘起，挽起鬏鬏头，赤膊，光脚，穿一条破裤冲进去。厅堂里外乱搡一气，却没有进内房。知府程赞清当夜杀掉了一个十六岁的小理发匠，说他乘势拿了一个铜脚炉。
这时，周作人虽在杭州，但家乡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与震动。外忧内乱的时代终于到来，无忧无虑的金色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00年初，周作人回绍兴过年。因为接连下雨，河水涨得很高，携带行李不便，没有及时回杭州。约定日期来接，却一等再等，老不见人来。原来祖父在狱中是租看《申报》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最先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就决定让周作人暂避在绍兴。果然，到四月份，就传开了闹义和拳的消息，整个绍兴府城，立即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庚子年（1900年）四月十九日日记：“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郝，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
四月二十四日日记：“接江南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
五月初五日记：“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
五月初六日记：“闻近处教堂与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贴中国银六百兆求和，义和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
五月初八日记：“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为洋鬼子，俱已逐出，今此何为者？俱噪逐之，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追者五六十人……夜，鸣山叔以义和告示及申电童谣见示，因录得一纸。”②《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44～148、150～152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2）
周作人还在这几天日记的画眉上，用大字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足见其情绪之激昂。
不久，这座偏远的县城也发生了骚乱。周作人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七下钟余在双犀轩纳凉，忽闻总府点名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稽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孙，报父仇兼拆教堂，正在邗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余闻之骇然。少顷渭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太贵，大者每只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下钟始寝。闻城门船只进出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天气甚热。”同日又记：“讹言益伙，人心摇摇。谦婶拟逃避城外，后闻少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间壁张永兴均已逃避矣。”第二天日记中又写着：“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云云。人心少定。昨日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大噱。……渭叔云，有人自横溪上来者，俱云无事，未知昨宵从何而起。”②
这小小的风波，毋宁说是一次社会动乱的演习。以后鲁迅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怀旧》；而对于周作人，却是一次永远难忘的人生体验。由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不是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传闻，而是亲自耳闻目睹，并且直接影响着自己生活的现实。时代向周作人及其同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必然引起的人民的反抗，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自己这一段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第121页。“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糊涂得很”。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三，义和拳》，第60页。这确实是“两重的思想”：外对于西方世界，既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又有盲目排外的沙文主义；内对于人民，既视之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力量而寄以希望，又视为威胁封建统治的“拳匪”“顽民”、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而心怀疑惧。在此前后，周作人曾购得清代人李小池著《思痛记》一书。此书历述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给周作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直至四十年后，他仍这样回忆：“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四十余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惟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偶记·〈思痛记〉》，收《知堂书话》下册，第737页。周作人将《思痛记》与《扬州十日记》并论，在他看来，异族侵略者的杀戮与本国“暴民”的破坏是同样令人发指与不能忍受的。这里固然包含了对中国国民性某些弱点（比如残忍性、狂热性、向弱者发泄愤火）的深刻观察与把握，同时也表示着对于人民自发反抗力量的本能的疑惧。这是来自“十字街头”的周作人却始终与“十字街头”若即若离、最终走到对立面的最根本的原因。这种疑惧感将终生追随着周作人。
在社会发生动乱的同时，周作人的故家也一天天地显出败落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的感情又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全家最钟爱的四弟突然逝世。周作人在全家排行第二，上有长兄樟寿（树人），下有三弟松寿（建人）与四弟椿寿。周作人与鲁迅、建人相差均三四岁，三人朝夕共处，可谓“兄弟怡怡”，而与鲁迅似更为相知。四弟椿寿出世时，周作人已九岁。据周作人后来为这位四弟所作“小传”，椿寿在兄弟四人中才华最为出众：“生而灵警，见生人不啼，甲午之春（注：时弟二岁），即能言语，性孝友奇杰。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成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又能搦管作字，奇劲非常，人见之皆以为宿学者所书也。以是人咸以大器期之。”周作人辛丑日记抄录《逍遥处士小传》，收《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01页。这里所述也许含有若干夸大的成分，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全家对四弟分外宠爱并寄以厚望，则是事实。椿寿长得方头大耳，十分结实，却不想戊戌之冬，偶患风寒，即气喘不止，卧床三日而遽逝，年仅六岁。这突然而至的死亡，把全家人都惊呆了。不知所措之间，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仅写了“四弟以患喘逝，时方辰时，抚摩大哭，悲感不胜”寥寥几字。第二天下葬时，周作人木立在寒风中，看着庆叔用砖砌好了四弟的坟，坟前立着碑，碑上写着“亡弟荫轩处士之墓兄樟寿立”。不远处，是一岁即殇的三妹的小坟，碑上刻着父亲伯宜公亲笔写的“亡女端姑之墓”几个字。坟葬在南门外龟山，龟山临河那一边有一个废庙，里面安放着祖母孙氏和父亲的灵柩。这是周作人第一次面对死亡（在此之前，父亲的死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年轻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夺去了，这印象是惨痛、酷烈的。从四弟墓地归来，周作人长久地沉默不语。母亲思念四弟心切，叫周作人请人来画了四弟的遗像，挂在房间里——至今仍挂在北京西三条母亲卧室的墙上。周作人仍然沉默不语，以至于连日来日记上仅有“忘录”二字。近二十天后，才勉力写出了几句悼诗——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3）
……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弟兄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有感》）
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读〈华佗传〉有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5页。
空庭寂寞伴青灯，倍觉凄其感不胜。犹忆当年丹桂下，凭栏听唱一颗星。（《冬夜有感》）
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形尚在目前，人竟归何处？……（《长短句》）《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5页。
这可以说是周作人最早的创作。但却很难相信是出于周作人笔下：竟用了如许夸张的词句，而且不加节制地表现了一种过于急切、悲愤的情感。正像他自己在日记里的自我评价所说：“戊戌之冬，四弟患喘以逝，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故冬以至春迄皆悲感，即所作俚词亦甚凄，□哀飒，间有过激之语”，“句庸而感深”。诗的意境与词句都是陈陈相因，摆脱不了传统的框架，并无创造性，但感情却热烈、真挚，当然也是夸张了的。
幼弟的早夭，为什么竟引起周作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周作人也是在借酒浇愁，这仅是他情感的一个喷发口。
请读己亥（1899年）十月三十日这段日记：“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又因大哥在宁，四弟长别，则又不觉黯然。而不知回肠几折矣。”同上，第84～85页。这是时代的动荡，家庭的变迁，个人前途的渺茫，引起的一种惆怅。再加上进入青春期以后所特有的莫名的焦躁与感伤，使周作人的精神生活、感情世界，第一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周作人面临选择——艰难的人生选择。
路该怎么走呢？
首先的选择，也是最容易的：走传统为知识分子安排好的老路——应试仕途。
周作人对这条路曾寄予很大希望。他写过一首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周作人：《题〈天官风筝〉》，录己亥三月十五日日记，收《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5～36页。他还做过一个梦：“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2页。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步上青云的仕途竟至如此神往，这表现了周作人与知识分子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平庸——这平庸将害他一生。
于是，周作人几乎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去应试——这是清王朝以八股取士的最后一次考试。
这是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记录：戊戌年（1898年）十二月，己亥年（1899年）十一月，庚子年（1900年）十二月连续三年，经过反复的考试，周作人终于落榜。周氏族人中仅义房仲翔考取了第四十名即末名秀才。
也许因为是最后一次，赴考的情景在周作人心中一直留有十分鲜明的印象，到晚年也不曾忘记——
……正是大寒的时节，考试的前一天在半夜里起床……将考篮托付给同去的工人，自己只提着一盏考灯，是四方的玻璃灯，中间点着一支洋蜡烛；周身是一副“考相公”装束，棉袍棉马褂棉鞋，头上披着“风兜”……
（到了考场），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一面安排考具。……不久便封门了，是时天色也已是鱼肚白，快要天亮了，题目也就发下，这是写了贴在一块板上，由人扶擎着走的。题目有了便要开始作文，于是场中一时便静了下来，但闻咿唔之声随之而起；不过这与前回的很有不同，以前的喧嚣是热闹，现在则有点凄凉之感罢了……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得快，一会儿看着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等到真正放班了，才算了结，自放头班以至溜四班，场内的人悉数出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一，县考的杂碎，二二，县考的杂碎（续）》，第54～56页。
读书求官的仕途也就埋葬在这阴暗的记忆里了。
那么，回到家里，固守家业，行不行呢？
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戊戌（1898年）十一月三十日：“小雨。往城收租。午晴。六和庄午飧，收谷二十五袋，托荇舫叔收劳家封三户，谷八袋。”③《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7～18页。
己亥（189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阴。黎明早餐，同仲翔叔下舟，至诸家湾收租，吃点心，租水九分二。风甚冷而又甚大，衣服少穿，寒风砭骨，颇不能支。又至六禾庄，午餐尝新谷，共收二十袋。下午放舟回家……”③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晨大雨。往五门外收租，先至后丁，佃户甚劣，颇费气力，至上午始收讫。又至昌安，食鸟肉……上午雨至，下午小雨，风。共收租二十五袋另。至家已晚……”同上，第93～94页。
己亥十二月十一日：“晴。下午往会稽县完粮。银3462元，米1038元，共洋45元。”同上，第99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4）
由于父亲早死，鲁迅这时正在南京求学，周作人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主要责任，收租与完粮，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周作人也全力以赴地去做了，但他显然于此毫无兴趣。不仅农民的困苦引不起他的同情，收租本身也使他感到“颇费气力”，以致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当然不愿意一辈子充当靠收租吃饭的周家二少爷。
周家台门内的生活使周作人彻底失望，于是，他一度——仅仅是一度——走向“十字街头”。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成了小流氓”。“小流氓”在绍兴的土语里叫“破脚骨”。周作人介绍说：“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了，望文生义地看去，大约因为时常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吧。”周作人：《雨天的书·破脚骨》，第56页。据说，一个人要变成“破脚骨”，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武士的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破脚骨”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崇尚义与勇，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是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保护。周作人有一个堂叔，身上有一百块钱，要派什么用场，结果全部输光，还写了一张“欠一百块钱”的欠条；万般无奈，就托人去找了这一方“破脚骨”的总头目，把那班赌徒打了一顿，借据也销毁了，把一百元现洋作为请酒席的钱花掉了。鲁迅曾评价说：“这绍兴的‘破脚骨’，倒很有古时候武士侠客的遗风。孟尝君、春申君门下有食客数千，其中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大概也是这些人吧。”转引自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73～274页。我们曾经说过，十字街头有禹墨遗风。中国古代，“禹——墨——侠”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更确切地说，绍兴的市风是承继着禹、墨、侠的余绪的。鲁迅与周作人幼年时读过《绿野仙踪》，这时正迷恋于《七剑十三侠》周作人己亥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上午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9页。这一类侠盗传奇，鲁迅甚至自名为戛剑生，以示对侠义传统的向往。周作人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也结识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此人自称姜太公的后代，开始是跟着周作人读书，后来两人就一起在城内外闲逛，但不真正惹事。游荡到半夜，就在近地吃点夜宵。有一回正在张永兴寿材老板开设的荤粥摊上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实在含有不少诙谐。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四，几乎成了小流氓》，第64页。但如此游荡，也不是长久之事，必须另寻出路。
周作人择路的苦闷有增无减，只有逃到大自然里去。
早在1899年春，十五岁的周作人与母亲、三弟同往小阜埠外祖母处叩岁，又随茗山叔至调马场扫墓，“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不禁雅兴大发，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倘得筑茅屋三椽，环以箩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7～38页。这自然多少带有故作隐逸之态的成分。但当他在现实中一再碰壁，情不自禁地嬉游于山水之间，就越来越带有躲避的性质了。
于是，又有了庚子（1900年）九月与辛丑（1901年）五月两次出游安桥——
庚子四月初十日记：“上午至昌安门外趁船，下午到安桥。小雨。因近地里赵有戏，舅父辈均去，余亦去看，演《双玉镜》。晚同七斤公公至其熟识家吃点心……又在里赵看戏，夜半冷甚……”③④⑤⑥同上，第135、137～138、140、141、236～237页。
庚子四月十五日：“晴。下午嬉大湖，又同七斤公公至坂抽（读绸）蚕豆……在书房睡。人声既静，但闻犬吠如豹，四野蛙声相应答，如合节拍，声然。倏响倏轻，夜半闻之，令人胆怯，至三更始熟睡。及晨起，则已红日三竿矣。”③
庚子四月十七日：“……夜同七斤公公说鬼。二更小雨。”④
庚子四月二十四日：“晴。下午同七斤公公至镇塘殿一游。饮烧酒一盏，红彻于颊，酣醉欲睡。食枇杷，归家已晚。夜嬉马吊，夜半始寝。”⑤
庚子四月二十六日：“……天气热甚，戴七斤公公凉帽，赤膊科头，箕踞舱下，同舟人见之，皆不能识，疑为舟子，可发一笑。石尤风甚，大舟底砰砰有声，撺播不定。行至龙天庙，日色如火，小雨数点……”⑥
庚子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天色如淡烟，小雨簌簌，余方指点云物，忽黄云一片，从东北隅飞起，至中央散布四方。天色淡黄，风声呼呼，隐约从东北起，急掩柴门，少顷则百窍怒号，江河震沸，窗屋皆摇。林木摩戛作声甚厉，又兼雨声，对面相语不能闻，雷电煜如，耸人毛发。屋上尘土簌簌落脊上，初尚不知，约炊斗黍时，风止，摸身上皆是，可发一笑。所谓惊定始知痛也。近处船舍，其半为风吹坠，至一更始止。雷亦渐轻，二更许则石上皆燥。此真可谓怪风也，天气顿凉。”②③④《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6～237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5）
辛丑（1901年）五月初八：“晨同三弟往探花桥乘埠船……辰刻抵安桥。”②
辛丑五月初十：“大雨，水高尺余，明堂内亦满，桥皆低下，舟不能过，率皆从桥脚上行，岸上水没及髁，为二三年来未有之事也。”③
辛丑五月十二日：“……夜同蕺翁至屋后田中摸鱼，得鲫二尾。”④
安桥是周作人母亲的家乡，距绍兴城昌安门外东北十八公里外，靠近曹娥江，出口就是杭州湾。不仅村外是一片水，村里也是汊、港、湖、荡、密布，从城里去安桥，自然也要坐船：这是一个真正的水乡。
周作人回忆道——
水乡不必说了，便是城里也都是河道，差不多与大街小巷平行着，一叶渔舟，沿河高呼“鱼荷虾荷”，在门口河埠头就可以买到，若是大一点的有如胖头鱼、鲢鱼、鲫鱼之类，自然在早市更为齐全便利……古人称越人断发文身，与蛟龙斗，与蛙龟处，现在不是那样了，但其与水族的情分还是很不错的。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吃鱼》，第50页。
水乡对于周作人来说，自然不仅是水而已；令人追怀的，是水中的人与水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周作人说得好：“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周作人：《风雨谈·北平的春天》，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47页。周作人只要提起水，眼前必然要浮现出上述日记里所记载的水上嬉戏生活：看戏、斗牌、摸鱼、观潮、喝酒、吃豆、说鬼、谈天……还有平静如水、透明如水的七斤公公、六一公公、蕺翁……这一切浑然融为一(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