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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体，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内在的纯净、自然、风趣、清澈、透明、柔和，以及它外在的青、白颜色，汩汩水声，都滋润着周作人的心田，影响着他的气质与文风。吸引周作人的，还有水的哲学。周作人不止一次地说过，“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六云，朕死之后有洪水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一，小河与新村（中）》，第380页。周作人把这称之为“古老的忧虑”。谈到过江的危险时，周作人又说：“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呢，实在是，也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了吗？”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八，西兴渡江》，第74页。这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的忧虑，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忧虑吧！而由这忧虑激发起来的奋斗力量，也是属于水的：周作人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去想”，去看看“那些渡船上的‘老大’”，他们不“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吗？④“周作人的哲学、气质、文风与水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周作人即将与少年时代告别时，所度过的这一段水乡生活，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头。
在走向大千世界之前，周作人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瞥中，永远铭刻在心上的，还有禹陵的形象。查周作人日记，庚子年（1900年）二月（阴历）与辛丑年（1901年）二月（阴历），周作人曾有几次禹陵之游——
庚子二月十三日日记：“晴。上午余与咸孙、荷孙兄往稽山门乘船，每人五文，乘至禹王庙下。游禹||穴，颇热闹。至窆石亭，风甚大，走石飞沙，凛然其不可留。亭上一碑折断，头亦为碑压断矣。时方修庙，砖石如雨，头颅几为敲破。又至天南第一镇，游人极少，啜茶一瓯而返回。至禹陵……少顷，至宋小梅处测字（系一老妪，年七十余，颇准，字亦颇佳，亦一奇人也），下午又趁船回城，至稽山门上岸。……（禹陵外殿从右转入门，里许有一亭，中一碑上书‘大禹陵’三字，又有一亭一碑，书‘古斋台’三字，未知何义也。南镇有一碑，书‘秀带岩壑’四字，系乾隆御笔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6～117页。
辛丑二月初五日记：“……晨同伟和出嵇山门，行至禹王庙，少憩，又至天南第一镇，即由径上山。山甚高，岭如螺旋，约四五千级。将至顶，有两石并立，下剩||穴可容一人出入。至顶有庙，则炉峰之观音殿也。少顷下山，至南镇少坐，即至禹庙，观岣嵝碑。又至两庑，观各朝告祭碑。由小门入，上百步阶瞻禹像，高可一丈，宇甚高，鸣其上，吱吱不歇。即出，又由外殿之右门入，见有一亭，刻‘大禹陵’三字，左侧蓬蒿间有一碣，刻‘禹||穴’二字，系康熙中会稽昝林所书也。又有一院立碣，书‘斋台’二字，未知何义。又登窆石亭，石上犹有皇庆元年题字，名字则漫漶，不可考矣。亭畔有二碑，下有负之游竣。又至外殿观纯庙御碑。……又至禹||穴各处一游……下午回家。”同上，第203～204页。
周作人说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他认为《论语》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庄子》“禹大圣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都足以“写出一个大政治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23、125页。实际上，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禹是集中了吴越地方文化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因此，对于周作人思乡的蛊惑中，除了故乡的水、故乡的吃食（例如夜糖之类）之外，故乡的名胜中首先就是与禹有关的遗迹。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以后每忆及禹陵，总要想起“殿上多蝙蝠，昼夜鸣叫不息，或曰亦栖于禹像耳中，不知其审”。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之十一，玩具二·小注》，收《知堂杂诗抄》，第77页。参看《看云集·关于蝙蝠》《药味集·禹迹寺》。也许周作人是像日本俳句所说，“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去看“蝙蝠在暮色中飞翔”，自然浮起了“别种的意趣”吧。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第49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6）
尽管由于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历史的悲愁感，故乡的山水平添了别一种色彩，但是，对于年仅十六七岁的周作人，尚未探寻过的未知世界毕竟是更有诱惑力的。周作人即使要回到大自然中来，也得要在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
而眼前的现实——日趋败落的大家庭生活，却越来越不堪忍受了。特别是当祖父异想天开，要让周作人每天早晨到菜场买菜，在全部着短衣的人群中，一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菜篮，挤在鱼摊菜担之间，周作人更感到受着无形的虐待，再加上大家族中无休止的谗言与内争，又产生了无以摆脱的窒息之感。周作人终于在辛丑（1901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1～232页。周作人显然直观地感觉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族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了绝不与草木同朽的觉醒的呼声。这标志着，封建大家族最优秀的子弟终于实现了由浪子向逆子的转变，从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埋葬封建家族制度的新生力量。
周作人“从事域外”、“作海外游”的眼光也是全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对现实感到失望时，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或三皇五帝时代或历史上的盛世，希望在封建体系内部的调整中找到出路。而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大门，面对与中国传统异质的西方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新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开路。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互相鼓励。1900年3月，周作人收到鲁迅自南京寄来《别诸弟三首》，其三曰：“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次年正月，鲁迅寒假结束由绍兴返回南京，周作人“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心中黯然”，夜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其三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99页。鲁迅收到此诗，每欲“把笔，辄黯然而止”，最后终成《别诸弟》又三章，其三曰：“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⑤同上，第212、248页。在诗信往来中，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乘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1901年7月12日，周作人收到鲁迅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叔祖，即周庆蕃，字椒生，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使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致大父函，亦说此事，并云已为予改名作人。”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中解释：“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故曰“作人”。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
同月二十日，离家前，周作人最后一次来到安桥，并由六一公公陪同至镇塘殿观潮。周作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少顷，潮头自远而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浪高约壹贰丈，如万顷玻璃，独立不仆，真宇宙奇观也。
此时，周作人注目于钱塘江潮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独立不仆”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境。这胸襟与眼光表明：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这天日记的最后一句，却是——
夜，同六一公公闲谈。
卯字号的名人（1）
1917年9月4日，复辟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上面写着“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并言定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随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与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一星期六小时的课，连同现编讲义，也是够忙的。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二十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
北大那时于文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作过报告。胡适讲题为《论短篇小说》，刘半农讲题是《论下等人小说》。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些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
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据周作人回忆，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英美派的绅士如胡适等就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可见一个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也并不容易。也成为“卯字号的名人”。所谓“卯字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排平房，一个人一间。蔡元培主持校政后，除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会集的场所，留下了许多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逸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他们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算是年龄较大的，称为“老兔子”；“小兔子”则指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他们是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都是翩翩少年。“老、小兔子”中，除朱希祖当年同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课以外，其余四位周作人都是初识。陈独秀原只是个“新名士”，北京御用报纸因此攻击他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这大约是有根据的。他主持的早期《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没有什么急进主张，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则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道：“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色。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进而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鲁迅、周作人的意见正不谋而合，陈独秀自然也颇器重周氏兄弟。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晚于周作人，在这一年8月出任北大教授。在此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0月出版。而名噪一时，此时与周作人同在研究所小说组，来往不算不多，关键时刻彼此也能互相支持，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保持着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周作人后来说他们之间“交浅”而不妨“言深”，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致胡适书》，收《知堂书馆》，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北京第1版，第130页。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兔子”们中，最为投合的，自然是刘半农。刘半农后来回忆二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记砚兄之称》，收《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8页。
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半农临时借住的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周作人去看他，刘半农即拿出他所作《灵霞馆笔记》（时正在《新青年》陆续发表）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并且注意到这位新同事“头大，眼有芒角”，以为遇到了一位“奇才”。刘半农确实不失江南才子气，虽然有志革新，却在谈话中时时露出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周作人便用了钱玄同加的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剩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却不生气，在朋友的攻击下，也逐渐放弃了才子佳人的旧感情、旧思想。周作人却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这与鲁迅说刘半农“浅”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都是真正的知人之论。刘半农也以周氏兄弟为知己。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就是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的，刘半农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新青年》4卷3号上——
卯字号的名人（2）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待来年。刘半农自注：“（1）缪撒，拉丁文作‘Mus’，希腊文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2）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翻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恐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周氏兄弟与刘半农这一代人显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中国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鲁迅、周作人补树书屋的座上常客，刘半农之外，首推钱玄同。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接下来，自然是谈天。于是，就有了那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终于走出沉默，写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周作人也第一次用白话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以《古诗今译》为题，发表于《新青年》4卷2号，时间比鲁迅要早三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是为鲁迅打先锋的。
从此，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像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617页。三人都极富幽默感，证明着他们是达到了思想和文化境界的同一层次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书信往来中，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或会心。刘半农曾说他与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戏作打油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刘半农：《与疑古玄同抬杠》1926年6月27日《语丝》第85期。每当钱、刘大抬其杠时，周作人总在旁微笑倾听，表示着一种理解与欣赏。有一回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使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方六”，系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从这字里行间的幽默感里是不难感到作者的可爱之处的。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载《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布“本志自4卷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赐稿”。这实际上是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其主要成员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之外，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终于把周作人（以及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推到了时代新潮的最前列。
“卯字号”和北大讲堂的名人中，“新青年”同人之外，也有它的对立面——蔡元培先生是主张“兼收并蓄”的。那位著名的辜鸿铭就是人们公认的“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他的祖上大约是华侨，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帽，是颇引人注目的。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特地去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遗留，也是一条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另一位著名的复古派人物便是黄季刚。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周作人的大师兄，他的国学造诣是数一数二的。可他的脾气乖僻，正与他的学问成正比。当时在北大的章门同学曾做柏梁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送给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似乎还应加上《文心雕龙》，其余皆为异己，他就一律谩骂，所谓“皆狗屁”也。刘师培是被称为北大“旧派”之首的。他在东京办《天义报》《河南》时，周作人即投过稿，但无直接交涉。他在北大教书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字。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不成字样。周作人说，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他自己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的字也是自成一体的。当时北大新旧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即为著名的“林蔡之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蔡元培，后来李大钊等也写了文章。周氏兄弟虽然没有参加，却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周作人曾收藏有鲁迅1919年4月1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按，指蔡元培）与禽男（按，指林琴南）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旧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新旧冲突中周氏兄弟无疑是站在新派这一边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中的大将。
“开新纪元”的工作（1）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讲稿载《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艺术与生活》。除概括介绍了日本小说发展的历史外，他反复强调一点：“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这一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坟·看镜有感》，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像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已，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而周氏兄弟强调“不像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周作人在1918年11月8日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文学改良与孔教》）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84页。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言，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点滴》1920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28年11月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内容也作了一些调整。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72页。“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页。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阔，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忧，亦无讳忌。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
“开新纪元”的工作（2）
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中国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现代小说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惟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贞操论》及其他
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周作人的关注点自然不止于文学，他们要从西方引入的，更是新思想、新道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色——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69、270页。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的。
也许是《贞操论》宣布的新的两性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夫妻之间仅有“性茭”的“接续”，“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肉体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它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中国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福音。
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Bao”，“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周作人又在《新青年》5卷4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四》，后收入《谈龙集》时，改题为《爱的成年》。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凯本德（Edwrd Crpenter）著《爱的成年》一书，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周作人完全同意凯本德的观点：妇女的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因此，“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在走向大千世界之前，周作人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瞥中，永远铭刻在心上的，还有禹陵的形象。查周作人日记，庚子年（1900年）二月（阴历）与辛丑年（1901年）二月（阴历），周作人曾有几次禹陵之游——
庚子二月十三日日记：“晴。上午余与咸孙、荷孙兄往稽山门乘船，每人五文，乘至禹王庙下。游禹||穴，颇热闹。至窆石亭，风甚大，走石飞沙，凛然其不可留。亭上一碑折断，头亦为碑压断矣。时方修庙，砖石如雨，头颅几为敲破。又至天南第一镇，游人极少，啜茶一瓯而返回。至禹陵……少顷，至宋小梅处测字（系一老妪，年七十余，颇准，字亦颇佳，亦一奇人也），下午又趁船回城，至稽山门上岸。……（禹陵外殿从右转入门，里许有一亭，中一碑上书‘大禹陵’三字，又有一亭一碑，书‘古斋台’三字，未知何义也。南镇有一碑，书‘秀带岩壑’四字，系乾隆御笔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6～117页。
辛丑二月初五日记：“……晨同伟和出嵇山门，行至禹王庙，少憩，又至天南第一镇，即由径上山。山甚高，岭如螺旋，约四五千级。将至顶，有两石并立，下剩||穴可容一人出入。至顶有庙，则炉峰之观音殿也。少顷下山，至南镇少坐，即至禹庙，观岣嵝碑。又至两庑，观各朝告祭碑。由小门入，上百步阶瞻禹像，高可一丈，宇甚高，鸣其上，吱吱不歇。即出，又由外殿之右门入，见有一亭，刻‘大禹陵’三字，左侧蓬蒿间有一碣，刻‘禹||穴’二字，系康熙中会稽昝林所书也。又有一院立碣，书‘斋台’二字，未知何义。又登窆石亭，石上犹有皇庆元年题字，名字则漫漶，不可考矣。亭畔有二碑，下有负之游竣。又至外殿观纯庙御碑。……又至禹||穴各处一游……下午回家。”同上，第203～204页。
周作人说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他认为《论语》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庄子》“禹大圣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都足以“写出一个大政治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23、125页。实际上，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禹是集中了吴越地方文化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因此，对于周作人思乡的蛊惑中，除了故乡的水、故乡的吃食（例如夜糖之类）之外，故乡的名胜中首先就是与禹有关的遗迹。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以后每忆及禹陵，总要想起“殿上多蝙蝠，昼夜鸣叫不息，或曰亦栖于禹像耳中，不知其审”。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之十一，玩具二·小注》，收《知堂杂诗抄》，第77页。参看《看云集·关于蝙蝠》《药味集·禹迹寺》。也许周作人是像日本俳句所说，“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去看“蝙蝠在暮色中飞翔”，自然浮起了“别种的意趣”吧。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第49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6）
尽管由于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历史的悲愁感，故乡的山水平添了别一种色彩，但是，对于年仅十六七岁的周作人，尚未探寻过的未知世界毕竟是更有诱惑力的。周作人即使要回到大自然中来，也得要在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
而眼前的现实——日趋败落的大家庭生活，却越来越不堪忍受了。特别是当祖父异想天开，要让周作人每天早晨到菜场买菜，在全部着短衣的人群中，一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菜篮，挤在鱼摊菜担之间，周作人更感到受着无形的虐待，再加上大家族中无休止的谗言与内争，又产生了无以摆脱的窒息之感。周作人终于在辛丑（1901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1～232页。周作人显然直观地感觉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族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了绝不与草木同朽的觉醒的呼声。这标志着，封建大家族最优秀的子弟终于实现了由浪子向逆子的转变，从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埋葬封建家族制度的新生力量。
周作人“从事域外”、“作海外游”的眼光也是全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对现实感到失望时，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或三皇五帝时代或历史上的盛世，希望在封建体系内部的调整中找到出路。而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大门，面对与中国传统异质的西方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新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开路。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互相鼓励。1900年3月，周作人收到鲁迅自南京寄来《别诸弟三首》，其三曰：“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次年正月，鲁迅寒假结束由绍兴返回南京，周作人“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心中黯然”，夜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其三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99页。鲁迅收到此诗，每欲“把笔，辄黯然而止”，最后终成《别诸弟》又三章，其三曰：“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⑤同上，第212、248页。在诗信往来中，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乘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1901年7月12日，周作人收到鲁迅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叔祖，即周庆蕃，字椒生，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使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致大父函，亦说此事，并云已为予改名作人。”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中解释：“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故曰“作人”。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
同月二十日，离家前，周作人最后一次来到安桥，并由六一公公陪同至镇塘殿观潮。周作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少顷，潮头自远而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浪高约壹贰丈，如万顷玻璃，独立不仆，真宇宙奇观也。
此时，周作人注目于钱塘江潮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独立不仆”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境。这胸襟与眼光表明：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这天日记的最后一句，却是——
夜，同六一公公闲谈。
卯字号的名人（1）
1917年9月4日，复辟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上面写着“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并言定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随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与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一星期六小时的课，连同现编讲义，也是够忙的。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二十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
北大那时于文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作过报告。胡适讲题为《论短篇小说》，刘半农讲题是《论下等人小说》。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些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
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据周作人回忆，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英美派的绅士如胡适等就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可见一个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也并不容易。也成为“卯字号的名人”。所谓“卯字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排平房，一个人一间。蔡元培主持校政后，除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会集的场所，留下了许多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逸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他们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算是年龄较大的，称为“老兔子”；“小兔子”则指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他们是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都是翩翩少年。“老、小兔子”中，除朱希祖当年同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课以外，其余四位周作人都是初识。陈独秀原只是个“新名士”，北京御用报纸因此攻击他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这大约是有根据的。他主持的早期《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没有什么急进主张，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则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道：“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色。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进而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鲁迅、周作人的意见正不谋而合，陈独秀自然也颇器重周氏兄弟。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晚于周作人，在这一年8月出任北大教授。在此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0月出版。而名噪一时，此时与周作人同在研究所小说组，来往不算不多，关键时刻彼此也能互相支持，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保持着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周作人后来说他们之间“交浅”而不妨“言深”，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致胡适书》，收《知堂书馆》，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北京第1版，第130页。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兔子”们中，最为投合的，自然是刘半农。刘半农后来回忆二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记砚兄之称》，收《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8页。
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半农临时借住的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周作人去看他，刘半农即拿出他所作《灵霞馆笔记》（时正在《新青年》陆续发表）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并且注意到这位新同事“头大，眼有芒角”，以为遇到了一位“奇才”。刘半农确实不失江南才子气，虽然有志革新，却在谈话中时时露出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周作人便用了钱玄同加的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剩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却不生气，在朋友的攻击下，也逐渐放弃了才子佳人的旧感情、旧思想。周作人却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这与鲁迅说刘半农“浅”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都是真正的知人之论。刘半农也以周氏兄弟为知己。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就是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的，刘半农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新青年》4卷3号上——
卯字号的名人（2）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待来年。刘半农自注：“（1）缪撒，拉丁文作‘Mus’，希腊文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2）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翻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恐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周氏兄弟与刘半农这一代人显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中国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鲁迅、周作人补树书屋的座上常客，刘半农之外，首推钱玄同。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接下来，自然是谈天。于是，就有了那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终于走出沉默，写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周作人也第一次用白话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以《古诗今译》为题，发表于《新青年》4卷2号，时间比鲁迅要早三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是为鲁迅打先锋的。
从此，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像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617页。三人都极富幽默感，证明着他们是达到了思想和文化境界的同一层次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书信往来中，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或会心。刘半农曾说他与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戏作打油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刘半农：《与疑古玄同抬杠》1926年6月27日《语丝》第85期。每当钱、刘大抬其杠时，周作人总在旁微笑倾听，表示着一种理解与欣赏。有一回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使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方六”，系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从这字里行间的幽默感里是不难感到作者的可爱之处的。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载《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布“本志自4卷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赐稿”。这实际上是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其主要成员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之外，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终于把周作人（以及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推到了时代新潮的最前列。
“卯字号”和北大讲堂的名人中，“新青年”同人之外，也有它的对立面——蔡元培先生是主张“兼收并蓄”的。那位著名的辜鸿铭就是人们公认的“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他的祖上大约是华侨，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帽，是颇引人注目的。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特地去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遗留，也是一条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另一位著名的复古派人物便是黄季刚。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周作人的大师兄，他的国学造诣是数一数二的。可他的脾气乖僻，正与他的学问成正比。当时在北大的章门同学曾做柏梁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送给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似乎还应加上《文心雕龙》，其余皆为异己，他就一律谩骂，所谓“皆狗屁”也。刘师培是被称为北大“旧派”之首的。他在东京办《天义报》《河南》时，周作人即投过稿，但无直接交涉。他在北大教书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字。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不成字样。周作人说，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他自己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的字也是自成一体的。当时北大新旧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即为著名的“林蔡之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蔡元培，后来李大钊等也写了文章。周氏兄弟虽然没有参加，却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周作人曾收藏有鲁迅1919年4月1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按，指蔡元培）与禽男（按，指林琴南）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旧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新旧冲突中周氏兄弟无疑是站在新派这一边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中的大将。
“开新纪元”的工作（1）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讲稿载《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艺术与生活》。除概括介绍了日本小说发展的历史外，他反复强调一点：“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这一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坟·看镜有感》，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像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已，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而周氏兄弟强调“不像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周作人在1918年11月8日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文学改良与孔教》）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84页。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言，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点滴》1920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28年11月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内容也作了一些调整。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72页。“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页。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阔，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忧，亦无讳忌。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
“开新纪元”的工作（2）
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中国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现代小说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惟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贞操论》及其他
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周作人的关注点自然不止于文学，他们要从西方引入的，更是新思想、新道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色——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69、270页。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的。
也许是《贞操论》宣布的新的两性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夫妻之间仅有“性茭”的“接续”，“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肉体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它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中国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福音。
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Bao”，“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周作人又在《新青年》5卷4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四》，后收入《谈龙集》时，改题为《爱的成年》。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凯本德（Edwrd Crpenter）著《爱的成年》一书，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周作人完全同意凯本德的观点：妇女的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因此，“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