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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俞平伯1945年10月28日致胡适书，信收《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71～73页。俞平伯最后请求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项。据说胡适当时表示：“案子正在审理，照美国习惯是不能说什么的。”以后法院调查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仍出函证明北大复校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时为行政院秘书）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学校产（周作人晚年因此对蒋梦麟有很高评价）。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大学教授，也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引述了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攻击，以“证明周氏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称“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推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俾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兼寓为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清理实为两尽”。郑振铎那篇文章也谈到“我们总想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以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却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这就是出于“爱惜”之意，其心可谓善，其情亦可感。
但法院是不考虑这些感情因素的。北京大学及蒋梦麟的证明，以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关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的证明，倒起了作用。首都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作出了“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审决。周作人不服，仍以“扫荡反动老作家”一事为理由，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作出最终判决，驳斥了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同时又指出，“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因而重新审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由1939年3月26日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伪职为起端的周作人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至此以这样的最终判决为结束。历史与周作人本人都冷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似乎也别无可说。
入狱与审判（3）
在最终宣判之前，著名记者黄裳曾到老虎桥模范监狱访问过周作人，并且留下了《老虎桥边看“知堂”》的报道。文章如实记下了他眼中的周作人及与周作人的谈话——
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的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么？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做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声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黄裳：《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第29～32页。
谁曾料到，周作人还会有这样一副狼狈相呢？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出土文物”（1）
1956年，周作人的命运突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来访，传达楼适夷意向，问愿否游览江浙，周作人当即嘱代答应，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周作人本无公职，自然无上级领导；但因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有按月预支稿费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务。楼适夷的“意向”，显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为统战对象了。其实，在楼适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时，胡乔木就曾特地召他谈话，说要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甚至说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月号。但以后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周作人未被株连已属万幸，给以“重视与关心”云云，自是“时机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云云。此后，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其规模、声势虽不及二十年后（1976年）的拨乱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视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青睐的。按说，此时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应尽量予以满足，但周作人要回绍兴看看，却使挖掘者颇感为难。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这些年无生老母的声声呼唤早使他魂飞梦牵，无时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毕竟是著名的大汉奸，此番归去，会不会出现麻烦，安全与影响都有问题。
有关领导不能不多所踌躇，经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决定去西安。出游的事是楼适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转由周扬、阳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国文联，自此以后至1964年文艺整风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联联系。此次出游也是由文联组织的。同行者有钱稻孙与王古鲁，他们都是日伪政府的教育官员，因此，此行的统战性质是十分明确的，周作人等大概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门，一些敏感的记者即已从周作人被邀出游这事实本身，觉出了周作人这个“出土文物”价值的变化，再加上这年正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块“鲁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种新闻价值。于是，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车马罕至的八道湾十一号前竟又是门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识趣，或者说懂得这机会的可贵，一一应允，来者不拒。于是，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署名“周启明”、“周遐寿”的周作人回忆鲁迅的文章，单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读书月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这一轰而上，自是热闹非凡，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周作人再次借光于鲁迅，出了一阵风头却是真的。这其间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来心里是有数的。他在日记里就小心地谈到这类文章的“不好写”：即是奉命而写，自不能使约稿者与读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还必得要有新意，有点知识性与趣味性，但又不可与现实贴得过紧，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对赋得体的文章，现在终于也尝到写此类文章的苦况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几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这样的殊遇荣宠，也是颇为尴尬的。不过，周作人对应付此类尴尬事已颇有经验，他依然是平静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既没有受宠若惊，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
对于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是发生在这年9月7日8日的访问。来访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们从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得曹聚仁君函。”以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在现存的1930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而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谈到“在当年，正是语丝社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我呢，也十分醉心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到胡风等尖锐批判时，曹聚仁也曾为周作人辩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这一次，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这对于他们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别具一番意义。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载《大华》1卷第4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天，我们谈到了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小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的相同的，海婴并不成为文学家，倒是鲁迅遗嘱的实践者，做空头文学家，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将其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曹聚仁之手，将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杂诗抄（上、下）》为题，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与海外联系的通道，这对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出土文物”（2）
在曹聚仁来访两个星期以后，9月23日，周作人与王古鲁、钱稻孙在文联工作人员佟韦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在西安期间还观看了越剧《晴雯》，出席了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举办的宴会，于10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周作人后来写了一篇《西安的古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文章谈到慈恩寺的大雁塔“那‘塔势如涌出’的大建筑物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巍然直立着，看了叫人不自觉地感到兴奋”；谈到了“东郊半坡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这石器时代据说距今只有五千年，那末可能在唐虞时代千年以前。平常听说史前的事情，往往是几万年前，现在就近得很多了，所以不禁发生了些亲切之感”。据同行的佟韦回忆，周作人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兴致也很高，一再说：“自己很少出门，到外边看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精神也好了起来”，“工业的发展实在可观，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在西安的桃溪堡村，周作人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打听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想的。”在西安，正逢国庆节。周作人一行登上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上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周作人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地变化着，今天的中国，也确实变了。”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佟韦的回忆大抵是真实的；周作人自1945年入狱后大多时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第一次接触书斋以外的世界，自然是会有沧桑巨变之感的。在西安期间，周作人应当地《陕西日报》之邀，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鲁迅的笑”，以为不注意鲁迅的畅怀大笑，不会真正理解鲁迅。这其实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的。读者不是也因此看见了一个真诚地笑着的周作人吗？
回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又参观了官厅水库，并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群众性公开集会中露面，在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自然引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关心周作人及中国新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注意与强烈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周作人从此又公开地回到文化界来了呢？
周作人这一时期甚至开始有了外事活动。8月20日，他与钱稻孙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在10月份又会见了应邀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楼适夷回忆说，长与善郎“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会见以后，文联要我去看看周作人，同他随便谈谈。他大概了解我的来意，主动谈了与日本作家谈话的内容。对方主要关心他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他表示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不久前文联还专门派人陪他去西安参观，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又谈日本作家表示对蒋介石有好感，因为日本失败后没有要求赔款，又怀疑我们对日本友好，是否意图赤化日本。周作人对此都作了一些适当的合乎分寸的说明，后来我向文联照样作了汇报”。②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会见时，说话既“合乎分寸”，会见后又主动向楼适夷汇报，已是够小心的了；但楼适夷在二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表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后来我在日本的报刊上，看见过这几位作家访华后的观感，是对我们表示恶意的。如认为尊重鲁迅，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手段等等。这里边有没有与周作人谈话的影响，就不能说了”。②从楼适夷的这番回忆中，我们大概就不难了解周作人当时的实际处境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抓住了历史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以后，他继续地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从1956年11月至1959年12月，周作人一共写了约九十篇散文，陆续以长年、十堂、启明等笔名发表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同1956年8月至10月所写鲁迅回忆文章，共一百多篇，是继《亦报》随笔之后第二个写作高潮。这些散文曾编有《木片集》，交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已做三校，却因形势变化而未能问世。现均收入岳麓书社1988年印行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陈子善编）中。周作人在《木片集·小引》中说：“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这一点下来，至于所不能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周作人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即使不是亲历，也有耳闻与目睹），大概已经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过的赶上潮流的热情与自信，也不再提改造。他知道自己已经改造不了，即使改造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倒不如还本来面目，我行我素：不熟悉的，例如国家政治之类，即不去触及它，此为“以不知为不知”；熟悉的，并且有兴趣的，不妨勉力写去，此为“知之为知之”。这大概就是《木片集》与《亦报随笔》的主要区别所在吧。因此，《木片集》中最精彩耐读的，还是周作人所拿手的描写民俗风物的短文，如《蒲公英》《爱竹》《种花与种菜》《梅兰竹菊》《不倒翁》《羊肝饼》《牙刷的起源》《南北点心》《古怪的植物名》等等，都是写得十分精粹的文字。其中有几篇通过对某一食物、植物的考证，或作中外文化比较，或谈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小见大，集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此类题材、文字，似乎非周作人莫属。就说《羊肝饼》这一篇吧，劈头一句话就很抓人：“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这才款款道出“有名茶点‘羊羹’”的大名。然后，说明“羊羹”本是中国土产，对其制法、原名作了一番考证，又说如何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在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才真正进入文章着力点，写了以下两段文字——
“出土文物”（3）
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读者这才明白，所谈确实不只“羊羹”一物而已，“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此的”，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品出作者的一点怅惘之情。这类既晓畅又含蓄的文字，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不同时也表现着周作人的某种人生境界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之思想并不坏”，因为“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与其发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爆竹》，第154、155页。这里的理解与宽容，大概确实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与世无争于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对于一些心里不以为然的事情、高论，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这就是所谓本性难移吧。比如中共提出双百方针，提倡“百花齐放”，有人“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驳，强调“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174页。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与他在《自己的园地》的立场毫无变化；周作人在1956年坚持此论，是冒了几分风险的。在私下的言论就更为放肆。例如周作人于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发表了一番议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一段话公开发表后，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谅周作人。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鲁迅：《且介亭杂文·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周作人不过重复了鲁迅自己也早已认识（预见）的真理与事实而已。当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周作人既已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动的动机），以周作人与鲁迅间曾经发生过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将纯属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弥天大罪），由周作人来说这番话，会引起风波，是可以想见的。周作人大概也会预料到这一点，但却偏要说，这也是一种师爷脾气吧。在这一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又是极其相似的。
“寿则多辱”（1）
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写作高潮，到五七、五八年达到顶点：发表文章分别为四十八篇与三十三篇，到1959年就陡然降至三篇，这自然是不祥的预兆。果然，到了1960年《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署名夏羽的文章，题目是《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文章虽是批评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二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与周作人本人无关；但却也给周作人下了一系列的断语：“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一文，主要是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等等。以上任何一个断语在当时的中国都足以剥夺周作人的发言权。于是，周作人只能再度沉默。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周作人本人也许并无如许多的感慨，他最觉不能忍受的，还是他再度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周作人早在1957年春就患高血压，疾病并没有使他停笔，现在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威胁。他于是四处告急求援。他先写信给康生，说生活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稿费二百元不敷家用；康生当即将此信批交周扬办，周扬与有关部门商量，决定从1960年1月起，预支稿费每月增至四百元，由出版社增发，这已属特殊照顾，周作人虽仍觉不足但不好要求太多，写信答应。周作人后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详细讲了此事：“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六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指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于是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周、曹通信集·甲二五》）以后他又不断地向文联负责照顾他生活的佟韦等诉说困难。据说他夫妻年老多病，需购药品与营养品，支出不少。其子周丰一，因在北京图书馆错划为右派，工资降低，直到摘了帽子仍未恢复，其全家生活都要靠周作人补贴。他一人负责三代人的生活费，自然十分吃力。此外，困难时期食品供应自是一大问题，如他们夫妻只吃大米，而1962年每人每月仅供应一斤大米，也只得向文联求助。文联负责人阿英等曾为之大伤脑筋，初拟办一个照顾知识分子的副食品乙级补助证，但考虑到周作人的身份似不合适，最后决定由文联总务科代为买些主副食品，逢年过节也赠送一些副食品，聊解无米油之忧。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等写信，后来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乙编”即是“求援请助”，略摘数则，以见一斑：“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须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二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本月中未知能有款寄到否？来信说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惠施之物，为此寻问似乎可笑”；“得书逾月，拙稿出版否？收到版税，乞并一总汇下，近有涸辄，不无小补也”；“老实不客气地和你谈，能寄我若干钱……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无港汇，则及早举债也”；“无日不盼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再催”；“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竹叶难得，内人卧病，请予撤销。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亦或不给，糖亦将减少，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港币寄出，外甥女膳费有着了”……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这大概是周作人一生中最暗淡的一页吧？于是，他只得将年轻时苦心搜寻、珍藏的古钱、古砖一一贱价售出。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
如果说贫困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还算不得周作人一人的不幸，他尚可以不断向人哭穷；那么，家庭内部，特别是夫妻间关系的不和谐，对于周作人就是更加难以排解的更大不幸。周作人去世后，其子周丰一将老人1960年—1966年间日记借予鲍耀明先生。鲍先生将他与周作人的来往通信及有关的周作人日记，合编为《周作人晚年书信》一书，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于1997年出版。读者与研究者也因此了解了周作人晚年处境、心境的鲜为人知的这一面。人们仅在1960年7月1日转录的部分日记中，就发现了如下记载——
七月一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七月三日……今日又不快，未工作。
七月十三日……今日译书始得三纸，问题今日得和解。
七月三十一日……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
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做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在以后的日记里，仍不断有“不快”的记录。每次争吵，必要伤害感情，日积月累，怨恨日深：“拟工作又以不快而止，似宿疾又发也”（1960年8月14日日记），“虽有不快，仍得六纸，盖所谓死物狂也”（1960年9月13日日记），“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1960年11月15日日记），“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1961年3月30日日记），“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1961年4月2日日记），“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1961年4月3日日记），“又复不快，所谓不知活言者也”（1961年4月14日日记），“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1961年6月4日日记），“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惟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1961年8月20日日记），“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1961年9月26日日记）以上所引周作人日记，均转引自鲍耀明《周作人晚年书信》，第3、4、6、8、12、18、47、48、51、64、90、97页。……
“寿则多辱”（2）
这样的无休止的使双方都痛苦不堪的争闹，必然加速导致最后的结局。1962年3月23日，信子突唤胃痛，注射仍未见效，终夜呕吐。3月29日，又患左足痛，夜不能安睡。4月3日，信子精神不佳，血压只有80毫标柱/50毫米汞柱。4月6日，五时半以救护车送信子往医院去。当晚，周作人“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③周作人：1961年4月6日、8日日记，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8、169页。4月7日，自是难挨的一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坐家中，未去。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③周作人这才与女静子、子丰一、孙女美和前往医院一看。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9、296页。4月9日，全家一起至医院送信子到东郊火葬场。4月10日，殡仪馆送骨灰匣来，遂有一切了结之感。
周作人对他晚年日记中频频出现的“不快”，在一切皆成过去以后，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揭示了他在恋爱与家庭生活中的难言之隐。但由于这(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但法院是不考虑这些感情因素的。北京大学及蒋梦麟的证明，以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关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的证明，倒起了作用。首都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作出了“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审决。周作人不服，仍以“扫荡反动老作家”一事为理由，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作出最终判决，驳斥了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同时又指出，“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因而重新审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由1939年3月26日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伪职为起端的周作人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至此以这样的最终判决为结束。历史与周作人本人都冷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似乎也别无可说。
入狱与审判（3）
在最终宣判之前，著名记者黄裳曾到老虎桥模范监狱访问过周作人，并且留下了《老虎桥边看“知堂”》的报道。文章如实记下了他眼中的周作人及与周作人的谈话——
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的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么？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做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声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黄裳：《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第29～32页。
谁曾料到，周作人还会有这样一副狼狈相呢？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出土文物”（1）
1956年，周作人的命运突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来访，传达楼适夷意向，问愿否游览江浙，周作人当即嘱代答应，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周作人本无公职，自然无上级领导；但因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有按月预支稿费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务。楼适夷的“意向”，显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为统战对象了。其实，在楼适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时，胡乔木就曾特地召他谈话，说要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甚至说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月号。但以后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周作人未被株连已属万幸，给以“重视与关心”云云，自是“时机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云云。此后，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其规模、声势虽不及二十年后（1976年）的拨乱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视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青睐的。按说，此时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应尽量予以满足，但周作人要回绍兴看看，却使挖掘者颇感为难。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这些年无生老母的声声呼唤早使他魂飞梦牵，无时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毕竟是著名的大汉奸，此番归去，会不会出现麻烦，安全与影响都有问题。
有关领导不能不多所踌躇，经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决定去西安。出游的事是楼适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转由周扬、阳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国文联，自此以后至1964年文艺整风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联联系。此次出游也是由文联组织的。同行者有钱稻孙与王古鲁，他们都是日伪政府的教育官员，因此，此行的统战性质是十分明确的，周作人等大概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门，一些敏感的记者即已从周作人被邀出游这事实本身，觉出了周作人这个“出土文物”价值的变化，再加上这年正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块“鲁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种新闻价值。于是，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车马罕至的八道湾十一号前竟又是门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识趣，或者说懂得这机会的可贵，一一应允，来者不拒。于是，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署名“周启明”、“周遐寿”的周作人回忆鲁迅的文章，单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读书月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这一轰而上，自是热闹非凡，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周作人再次借光于鲁迅，出了一阵风头却是真的。这其间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来心里是有数的。他在日记里就小心地谈到这类文章的“不好写”：即是奉命而写，自不能使约稿者与读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还必得要有新意，有点知识性与趣味性，但又不可与现实贴得过紧，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对赋得体的文章，现在终于也尝到写此类文章的苦况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几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这样的殊遇荣宠，也是颇为尴尬的。不过，周作人对应付此类尴尬事已颇有经验，他依然是平静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既没有受宠若惊，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
对于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是发生在这年9月7日8日的访问。来访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们从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得曹聚仁君函。”以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在现存的1930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而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谈到“在当年，正是语丝社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我呢，也十分醉心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到胡风等尖锐批判时，曹聚仁也曾为周作人辩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这一次，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这对于他们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别具一番意义。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载《大华》1卷第4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天，我们谈到了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小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的相同的，海婴并不成为文学家，倒是鲁迅遗嘱的实践者，做空头文学家，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将其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曹聚仁之手，将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杂诗抄（上、下）》为题，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与海外联系的通道，这对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出土文物”（2）
在曹聚仁来访两个星期以后，9月23日，周作人与王古鲁、钱稻孙在文联工作人员佟韦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在西安期间还观看了越剧《晴雯》，出席了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举办的宴会，于10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周作人后来写了一篇《西安的古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文章谈到慈恩寺的大雁塔“那‘塔势如涌出’的大建筑物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巍然直立着，看了叫人不自觉地感到兴奋”；谈到了“东郊半坡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这石器时代据说距今只有五千年，那末可能在唐虞时代千年以前。平常听说史前的事情，往往是几万年前，现在就近得很多了，所以不禁发生了些亲切之感”。据同行的佟韦回忆，周作人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兴致也很高，一再说：“自己很少出门，到外边看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精神也好了起来”，“工业的发展实在可观，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在西安的桃溪堡村，周作人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打听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想的。”在西安，正逢国庆节。周作人一行登上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上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周作人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地变化着，今天的中国，也确实变了。”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佟韦的回忆大抵是真实的；周作人自1945年入狱后大多时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第一次接触书斋以外的世界，自然是会有沧桑巨变之感的。在西安期间，周作人应当地《陕西日报》之邀，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鲁迅的笑”，以为不注意鲁迅的畅怀大笑，不会真正理解鲁迅。这其实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的。读者不是也因此看见了一个真诚地笑着的周作人吗？
回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又参观了官厅水库，并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群众性公开集会中露面，在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自然引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关心周作人及中国新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注意与强烈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周作人从此又公开地回到文化界来了呢？
周作人这一时期甚至开始有了外事活动。8月20日，他与钱稻孙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在10月份又会见了应邀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楼适夷回忆说，长与善郎“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会见以后，文联要我去看看周作人，同他随便谈谈。他大概了解我的来意，主动谈了与日本作家谈话的内容。对方主要关心他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他表示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不久前文联还专门派人陪他去西安参观，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又谈日本作家表示对蒋介石有好感，因为日本失败后没有要求赔款，又怀疑我们对日本友好，是否意图赤化日本。周作人对此都作了一些适当的合乎分寸的说明，后来我向文联照样作了汇报”。②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会见时，说话既“合乎分寸”，会见后又主动向楼适夷汇报，已是够小心的了；但楼适夷在二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表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后来我在日本的报刊上，看见过这几位作家访华后的观感，是对我们表示恶意的。如认为尊重鲁迅，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手段等等。这里边有没有与周作人谈话的影响，就不能说了”。②从楼适夷的这番回忆中，我们大概就不难了解周作人当时的实际处境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抓住了历史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以后，他继续地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从1956年11月至1959年12月，周作人一共写了约九十篇散文，陆续以长年、十堂、启明等笔名发表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同1956年8月至10月所写鲁迅回忆文章，共一百多篇，是继《亦报》随笔之后第二个写作高潮。这些散文曾编有《木片集》，交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已做三校，却因形势变化而未能问世。现均收入岳麓书社1988年印行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陈子善编）中。周作人在《木片集·小引》中说：“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这一点下来，至于所不能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周作人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即使不是亲历，也有耳闻与目睹），大概已经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过的赶上潮流的热情与自信，也不再提改造。他知道自己已经改造不了，即使改造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倒不如还本来面目，我行我素：不熟悉的，例如国家政治之类，即不去触及它，此为“以不知为不知”；熟悉的，并且有兴趣的，不妨勉力写去，此为“知之为知之”。这大概就是《木片集》与《亦报随笔》的主要区别所在吧。因此，《木片集》中最精彩耐读的，还是周作人所拿手的描写民俗风物的短文，如《蒲公英》《爱竹》《种花与种菜》《梅兰竹菊》《不倒翁》《羊肝饼》《牙刷的起源》《南北点心》《古怪的植物名》等等，都是写得十分精粹的文字。其中有几篇通过对某一食物、植物的考证，或作中外文化比较，或谈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小见大，集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此类题材、文字，似乎非周作人莫属。就说《羊肝饼》这一篇吧，劈头一句话就很抓人：“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这才款款道出“有名茶点‘羊羹’”的大名。然后，说明“羊羹”本是中国土产，对其制法、原名作了一番考证，又说如何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在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才真正进入文章着力点，写了以下两段文字——
“出土文物”（3）
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读者这才明白，所谈确实不只“羊羹”一物而已，“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此的”，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品出作者的一点怅惘之情。这类既晓畅又含蓄的文字，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不同时也表现着周作人的某种人生境界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之思想并不坏”，因为“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与其发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爆竹》，第154、155页。这里的理解与宽容，大概确实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与世无争于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对于一些心里不以为然的事情、高论，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这就是所谓本性难移吧。比如中共提出双百方针，提倡“百花齐放”，有人“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驳，强调“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174页。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与他在《自己的园地》的立场毫无变化；周作人在1956年坚持此论，是冒了几分风险的。在私下的言论就更为放肆。例如周作人于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发表了一番议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一段话公开发表后，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谅周作人。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鲁迅：《且介亭杂文·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周作人不过重复了鲁迅自己也早已认识（预见）的真理与事实而已。当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周作人既已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动的动机），以周作人与鲁迅间曾经发生过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将纯属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弥天大罪），由周作人来说这番话，会引起风波，是可以想见的。周作人大概也会预料到这一点，但却偏要说，这也是一种师爷脾气吧。在这一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又是极其相似的。
“寿则多辱”（1）
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写作高潮，到五七、五八年达到顶点：发表文章分别为四十八篇与三十三篇，到1959年就陡然降至三篇，这自然是不祥的预兆。果然，到了1960年《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署名夏羽的文章，题目是《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文章虽是批评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二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与周作人本人无关；但却也给周作人下了一系列的断语：“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一文，主要是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等等。以上任何一个断语在当时的中国都足以剥夺周作人的发言权。于是，周作人只能再度沉默。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周作人本人也许并无如许多的感慨，他最觉不能忍受的，还是他再度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周作人早在1957年春就患高血压，疾病并没有使他停笔，现在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威胁。他于是四处告急求援。他先写信给康生，说生活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稿费二百元不敷家用；康生当即将此信批交周扬办，周扬与有关部门商量，决定从1960年1月起，预支稿费每月增至四百元，由出版社增发，这已属特殊照顾，周作人虽仍觉不足但不好要求太多，写信答应。周作人后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详细讲了此事：“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六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指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于是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周、曹通信集·甲二五》）以后他又不断地向文联负责照顾他生活的佟韦等诉说困难。据说他夫妻年老多病，需购药品与营养品，支出不少。其子周丰一，因在北京图书馆错划为右派，工资降低，直到摘了帽子仍未恢复，其全家生活都要靠周作人补贴。他一人负责三代人的生活费，自然十分吃力。此外，困难时期食品供应自是一大问题，如他们夫妻只吃大米，而1962年每人每月仅供应一斤大米，也只得向文联求助。文联负责人阿英等曾为之大伤脑筋，初拟办一个照顾知识分子的副食品乙级补助证，但考虑到周作人的身份似不合适，最后决定由文联总务科代为买些主副食品，逢年过节也赠送一些副食品，聊解无米油之忧。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等写信，后来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乙编”即是“求援请助”，略摘数则，以见一斑：“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须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二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本月中未知能有款寄到否？来信说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惠施之物，为此寻问似乎可笑”；“得书逾月，拙稿出版否？收到版税，乞并一总汇下，近有涸辄，不无小补也”；“老实不客气地和你谈，能寄我若干钱……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无港汇，则及早举债也”；“无日不盼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再催”；“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竹叶难得，内人卧病，请予撤销。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亦或不给，糖亦将减少，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港币寄出，外甥女膳费有着了”……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这大概是周作人一生中最暗淡的一页吧？于是，他只得将年轻时苦心搜寻、珍藏的古钱、古砖一一贱价售出。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
如果说贫困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还算不得周作人一人的不幸，他尚可以不断向人哭穷；那么，家庭内部，特别是夫妻间关系的不和谐，对于周作人就是更加难以排解的更大不幸。周作人去世后，其子周丰一将老人1960年—1966年间日记借予鲍耀明先生。鲍先生将他与周作人的来往通信及有关的周作人日记，合编为《周作人晚年书信》一书，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于1997年出版。读者与研究者也因此了解了周作人晚年处境、心境的鲜为人知的这一面。人们仅在1960年7月1日转录的部分日记中，就发现了如下记载——
七月一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七月三日……今日又不快，未工作。
七月十三日……今日译书始得三纸，问题今日得和解。
七月三十一日……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
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做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在以后的日记里，仍不断有“不快”的记录。每次争吵，必要伤害感情，日积月累，怨恨日深：“拟工作又以不快而止，似宿疾又发也”（1960年8月14日日记），“虽有不快，仍得六纸，盖所谓死物狂也”（1960年9月13日日记），“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1960年11月15日日记），“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1961年3月30日日记），“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1961年4月2日日记），“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1961年4月3日日记），“又复不快，所谓不知活言者也”（1961年4月14日日记），“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1961年6月4日日记），“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惟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1961年8月20日日记），“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1961年9月26日日记）以上所引周作人日记，均转引自鲍耀明《周作人晚年书信》，第3、4、6、8、12、18、47、48、51、64、90、97页。……
“寿则多辱”（2）
这样的无休止的使双方都痛苦不堪的争闹，必然加速导致最后的结局。1962年3月23日，信子突唤胃痛，注射仍未见效，终夜呕吐。3月29日，又患左足痛，夜不能安睡。4月3日，信子精神不佳，血压只有80毫标柱/50毫米汞柱。4月6日，五时半以救护车送信子往医院去。当晚，周作人“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③周作人：1961年4月6日、8日日记，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8、169页。4月7日，自是难挨的一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坐家中，未去。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③周作人这才与女静子、子丰一、孙女美和前往医院一看。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9、296页。4月9日，全家一起至医院送信子到东郊火葬场。4月10日，殡仪馆送骨灰匣来，遂有一切了结之感。
周作人对他晚年日记中频频出现的“不快”，在一切皆成过去以后，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揭示了他在恋爱与家庭生活中的难言之隐。但由于这(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