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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与两党上层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认为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1942年许宝从重庆归来，周作人还设宴为其洗尘。张东荪本属国家社会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与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兼代校长美国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关系。何其巩时为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他曾是冯玉祥的秘书长，和国共两党与其他派系都有联系。他们四人在不同场合的商议中，从政治斗争需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政治原则出发，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所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确定了这一政治斗争的原则与策略：“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人之用。”一致认为，“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许宝：《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职的经过》，文收《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1页。围绕着这一政治方案，他们也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仅通过王克敏在日伪方面进行疏通，而且由许宝亲自登门游说周作人。许宝及他所代表的王、张、何诸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因此，当以后周作人终于出任教育督办的伪职以后，在许宝做东的宴会上，司徒雷登、沈兼士（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秘密的国民党市委会委员，受命于国民党教育部组织的高教委员会）均在座，这自然绝非偶然。司徒雷登早就对周作人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周作人元旦被刺后第四天，司徒雷登就登门慰问。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这对于以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自居的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而历史的嘲讽在于，周作人本人不但对于这一切幕后紧锣密鼓的紧张的政治活动毫不知情，而且在自我感觉上，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完全独立选择的自主性，以至晚年在说到此事时，仍然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致鲍耀明书》（1964年7月18日），收《周作人晚年书信》，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10月第1版，第409页。周作人此一番自白，从他就任督办有自己的责任这一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闭口不谈他的就任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他自己早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具傀儡，却只能说明他的不清醒，即鲁迅所说之“昏”。其实，这历史的责任，真的是他周作人一人就承担得了的吗？周作人这一自白，颇有点硬撑好汉的“破脚骨”气，而且也是做着独立梦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表演，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的。
终于“下水”（3）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还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夙愿与追求。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周作人年轻时做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
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但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见1941年11月1日《教育时报》第3期。等等等等。
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独立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自由，周作人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了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后来周作人宣布，“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文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6月版，第31页。但自己亲笔写下的历史，岂是“不收集”就能抹杀的吗？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是周作人第四次踏上日本本土。但今非昔比，今日之周作人是作为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前来参拜的。这是当年报纸的报道：“4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见《庸报》1941年4月15日报道。又是“问候”，又是“参拜”，还要“誓言真心”，周作人视为生命的人的尊严，独立人格哪里去了？这令人难堪的屈辱周作人还嫌不够，竟然于4月16日伙同钱稻孙一同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五百元。次日，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也捐赠五百元。周作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尊严、国格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出卖。人们不禁要想起周作人的那句名言：“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第196页。周作人曾用这话嘲讽了“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周作人自己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的明智又在何处？
终于“下水”（4）
1941年7月17日，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里突然播放周作人的广播讲话。声音依然低沉和缓，却不再谈童话谜语妖精打架，而是“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人民中留下了最恐怖的记忆。周作人一向批判中国民族的嗜杀性，现在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却口口声声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谒见”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记得胡适当年谒见溥仪时，“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不知这一回溥、周之间是如何称呼的？还有，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周作人曾著文祝贺他终于成了普通的“人”，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周作人：《谈虎集·致溥仪君书》，第118页。并且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还和胡适发生过一场论争。如今溥仪又从“普通人”变成了“皇帝”，实现了周作人最不能容忍的复辟。谒见时，周作人不觉得尴尬吗？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句话，就交代得过去吗？
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周之间素不相识，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密切？而且看来是周作人主动上门的：早在半年多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曾为张次溪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这是周作人著作中又一次出现“投身饲虎”的意象，这自然包含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辩解。又暗递秋波：惜留学东京时“未得见汪先生以至于今”云云。汪精卫心领神会，访问伪满时特选周作人为随员，并从此视为亲信。周作人向以“孤鹤”自命，在与人交往中这样主动送上门去，尚属首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惺惺惜惺惺”，自知已与汪精卫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许是汤尔和逝世之后，急需另寻后台？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周作人如此冷静地权衡利害，主动采取行动，正是说明他对官场的“权经”已经颇为熟悉了：周作人正逐渐成熟起来，不是吗？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周作人又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还要接见记者，发表“感想”。1942年4月22日保定视察归来，周作人即如此说：“河北省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甚佳，第四次治运尤为努力，除使人民坚定信念认识环境，以协力大东亚战争外，并完成保甲制度，办理清乡县警备队，以期剿共自卫。至于厉行节约，筹划生产，亦在进行中。”这些“官话”（也即官方的“黑话”）背后的事实是：加紧清乡扫荡，屠戮百姓，进一步勒索人民，剥夺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妇孺老幼的最后一线生机。周作人不是宣称，他之“下水”、“跳火坑”，是为了“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吗？即使这真是他的初衷，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地背道而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1942年12月8日，为配合汪伪政府所发起的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民运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是日举行了统监部成立大会。周作人在会上作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换却穿上了日本侵略军的戎装，两幅自画像反差如此之大，实叫人啼笑皆非。周作人年轻时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算是个预备军人，但投笔从戎报国之志未酬，阴差阳错成了个文人；如今年过半百，却在日本侵略军麾下，穿上军装，阳错阴差又当上了傀儡军人，不，傀儡副统监。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人。
但从照片上看，周作人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甚至自如的。“丑角”云云，“耻辱”云云，都是旁观者的历史评价；作为当事人，未必这么想，这么看。周作人以上种种言论行动背后，他的自我感觉，内在心理究竟如何，是颇值得玩味的。批判者们喜欢说周作人是趾高气扬的，以示他的厚颜无耻；同情者、辩护者则喜欢说周作人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十分沉重，以说明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被动，迫不得已。两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描述也有相当根据，但却未必全是如此。周作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平静的。《新民报》的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写到周作人时，只说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十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载1942年4月3日《新民报》河北版。这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公务员、行政官吏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周作人的真实。周作人其实是按照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要求，说按规定他必须说的话，做按规定他必须做的事，一切按例行公事办，如此而已。但可悲与可怕之处也正在这平静中。这正是说明，他终于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上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官僚”的角色转换，他已经彻底地官僚化了。
终于“下水”（5）
所谓“官僚化”，即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国家机器华北政务委员会又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周作人事实上成了双重的傀儡，他的悲剧性也必然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为疑惧的厄运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卖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称他要“救出我自己”，实际却是彻底地否定与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
明白了周作人已经彻底地官僚化，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兴土木，改建住宅以后，又收买门前公地和左邻右舍，扩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见阔绰，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数百元，上千元，并以两千余元的巨款购买全套家具。早就够得上称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时于吃喝自更讲究，大摆宴席已是司空见惯。家中的奴仆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日记所记给以家仆的工钱或赏钱计算，1941年全家仆役共十三人，1942年11月就增至二十三人。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给奴仆的赏钱也豪爽得可以，一出手就是数十元，上百元。所有这一切排场与物质享受，都属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标志，周作人并没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额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惟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视为当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
此时的周作人已渐离那“青灯一盏，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来越不能离开奴仆簇拥、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离开赐予他的这一切高官厚禄。于是，方宗鳌和在汤尔和病重期间“代理督办”的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兆霜这些同僚受到爱国志士惩罚，在周作人那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谓又惊又恨。他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与爱国抗日力量的对立，在行动与感情上也就越依附于日伪政权。在听到方宗鳌遇刺消息后，吓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经半年的两个侦缉队员弄回来不可，就是一个明证。不错，在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周作人也曾试图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他对许宝的拉拢，原因也在于以为许与重庆国民党教育界有联系。1946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党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都不会不是事实。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于给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其实，在伪政权中，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时脚踩日、国、共“三条船”的，这也是做官（特别是做伪官）的诀窍之一。周作人越精于此道，越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混熟了。
但比起更精于谋官之道的老官僚们，周作人毕竟初出茅庐，终难逃被愚弄、排挤的命运。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共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经过紧张的幕后活动，新的政委会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仁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外，别无更动，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选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下台后则无下文。因此，说来说去，所谓政委会改组，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被罢了官。这使周作人极为尴尬，也大为恼怒，以为全是出任新委员长的朱深多方挑拨的结果。周作人还赋诗二首以抒怀，其一曰：“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其二曰：“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待与秋风拼一醉，思量黄叶打头时。”表面上颇有重归隐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强不得已也是不难看出的。周作人最后也被选任为伪国府委员，消息传来，周作人简直是喜不自禁，急忙往政委会，并特地探望朱深，后来周作人去南京就伪国府委员职，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问候，这显然有示威之意，却也把周作人谋官之情切，得意之状暴露无余。这里还有一点余文：后来朱深以黄疸病逝世，周作人不仅幸灾乐祸地在当日日记上记下，而且倒回去在被朱深免职那天（周作人以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须牢牢记住）的日记上补记一笔。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
这样，周作人老而为吏，与外国入侵者合作的历史终于塑造出了一个称为“周督办”的官僚，它与唤作“周知堂”的文人学者，既有联系、渗透，又有区别，却都是真实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一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当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从的政，是绑在外国入侵者的战车上的，带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标榜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向自诩脱离政治，却最终与现代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政治结为一体，同命运，共存亡，这里所包含的意义也同样引起后人深思。
入狱与审判（1）
周作人被捕后，先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第600～601页。据说，狱中规定每月允许接见家人一次，送钱一次；钱送得多的，有高达二十万的，周作人最少，每次仅五千元。不管消息准确与否，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相对清贫，却大抵是事实。
在炮局胡同关了将近半年，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等十四人被飞机解往南京受审。《申报》曾有“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报道：“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这里给囚中的周作人留下了一幅小影：他仍然是“冷漠”，拒人于外的。不过，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日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怅惘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但这毕竟是“诗”，谁能说清此时此境中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与心理呢？
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列举周作人主要罪状如下：“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他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借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人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等等。周作人也受命写出“自白书”，进行自我辩解：“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根据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申报》上刊登有中央社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在审判中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是意料中的。记者说“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事实上，关心这次审判的，绝不只旁听席上这些男女青年。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总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讨论；这正是周作人自己深以为不幸的。在周作人事敌之后，即有何其芳、冯雪峰等人作过理论的探讨。如何其芳从“今天的文学家，必须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周作人所追求的“表现个人的情思，这些在过去似乎都是颇有诗意的，在现在，则实在是应该批判的陈腐事物了”。
入狱与审判（2）
何其芳同时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周作人的主张“颇为适合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会有人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还感到有些被牵引呢”？何其芳对“周作人现象”的观察评价，大体上是代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成为主流派的文艺思潮的。何其芳：《两条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收《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7页。冯雪峰却强调了周作人对五四传统的“背叛”，认为周作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将的身份”，“终于走到了他们的尽头，结果非常自然地漂聚到‘皇军’和‘日本文化’之下，仿佛是一条注定的路”。冯雪峰：《谈士节兼论周作人》，收《雪峰文集（3）·乡风与市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66页。
在周作人被捕受审前后，对周作人的历史评价就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可能比较能够代表五四那一代及为五四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对周作人的看法与情感。他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的附逆表示了更多的“痛惜”之意，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以为周作人不同于郑孝胥之流，“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蛰居散记》第99～101页。这些话都很有分量，不仅表现了对被评价者也许是过于热切的期待，以致失望。评价者自身对于新文学事业的热情，坦诚，也同样动人。同在文学研究会与周作人有过“战友”之谊的沈雁冰（茅盾）的批评就比较尖锐，但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茅盾：《周作人的“知惭愧”》载《萌芽》1卷3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
也有为周作人说话的。他的学生废名甚至在自己写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他的辩护与前述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惊人的相似，周作人也算是有了一个知己。他的另一位高足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并表示了种种担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终于“下水”（3）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还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夙愿与追求。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周作人年轻时做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
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但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见1941年11月1日《教育时报》第3期。等等等等。
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独立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自由，周作人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了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后来周作人宣布，“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文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6月版，第31页。但自己亲笔写下的历史，岂是“不收集”就能抹杀的吗？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是周作人第四次踏上日本本土。但今非昔比，今日之周作人是作为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前来参拜的。这是当年报纸的报道：“4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见《庸报》1941年4月15日报道。又是“问候”，又是“参拜”，还要“誓言真心”，周作人视为生命的人的尊严，独立人格哪里去了？这令人难堪的屈辱周作人还嫌不够，竟然于4月16日伙同钱稻孙一同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五百元。次日，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也捐赠五百元。周作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尊严、国格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出卖。人们不禁要想起周作人的那句名言：“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第196页。周作人曾用这话嘲讽了“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周作人自己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的明智又在何处？
终于“下水”（4）
1941年7月17日，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里突然播放周作人的广播讲话。声音依然低沉和缓，却不再谈童话谜语妖精打架，而是“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人民中留下了最恐怖的记忆。周作人一向批判中国民族的嗜杀性，现在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却口口声声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谒见”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记得胡适当年谒见溥仪时，“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不知这一回溥、周之间是如何称呼的？还有，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周作人曾著文祝贺他终于成了普通的“人”，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周作人：《谈虎集·致溥仪君书》，第118页。并且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还和胡适发生过一场论争。如今溥仪又从“普通人”变成了“皇帝”，实现了周作人最不能容忍的复辟。谒见时，周作人不觉得尴尬吗？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句话，就交代得过去吗？
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周之间素不相识，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密切？而且看来是周作人主动上门的：早在半年多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曾为张次溪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这是周作人著作中又一次出现“投身饲虎”的意象，这自然包含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辩解。又暗递秋波：惜留学东京时“未得见汪先生以至于今”云云。汪精卫心领神会，访问伪满时特选周作人为随员，并从此视为亲信。周作人向以“孤鹤”自命，在与人交往中这样主动送上门去，尚属首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惺惺惜惺惺”，自知已与汪精卫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许是汤尔和逝世之后，急需另寻后台？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周作人如此冷静地权衡利害，主动采取行动，正是说明他对官场的“权经”已经颇为熟悉了：周作人正逐渐成熟起来，不是吗？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周作人又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还要接见记者，发表“感想”。1942年4月22日保定视察归来，周作人即如此说：“河北省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甚佳，第四次治运尤为努力，除使人民坚定信念认识环境，以协力大东亚战争外，并完成保甲制度，办理清乡县警备队，以期剿共自卫。至于厉行节约，筹划生产，亦在进行中。”这些“官话”（也即官方的“黑话”）背后的事实是：加紧清乡扫荡，屠戮百姓，进一步勒索人民，剥夺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妇孺老幼的最后一线生机。周作人不是宣称，他之“下水”、“跳火坑”，是为了“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吗？即使这真是他的初衷，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地背道而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1942年12月8日，为配合汪伪政府所发起的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民运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是日举行了统监部成立大会。周作人在会上作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换却穿上了日本侵略军的戎装，两幅自画像反差如此之大，实叫人啼笑皆非。周作人年轻时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算是个预备军人，但投笔从戎报国之志未酬，阴差阳错成了个文人；如今年过半百，却在日本侵略军麾下，穿上军装，阳错阴差又当上了傀儡军人，不，傀儡副统监。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人。
但从照片上看，周作人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甚至自如的。“丑角”云云，“耻辱”云云，都是旁观者的历史评价；作为当事人，未必这么想，这么看。周作人以上种种言论行动背后，他的自我感觉，内在心理究竟如何，是颇值得玩味的。批判者们喜欢说周作人是趾高气扬的，以示他的厚颜无耻；同情者、辩护者则喜欢说周作人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十分沉重，以说明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被动，迫不得已。两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描述也有相当根据，但却未必全是如此。周作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平静的。《新民报》的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写到周作人时，只说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十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载1942年4月3日《新民报》河北版。这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公务员、行政官吏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周作人的真实。周作人其实是按照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要求，说按规定他必须说的话，做按规定他必须做的事，一切按例行公事办，如此而已。但可悲与可怕之处也正在这平静中。这正是说明，他终于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上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官僚”的角色转换，他已经彻底地官僚化了。
终于“下水”（5）
所谓“官僚化”，即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国家机器华北政务委员会又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周作人事实上成了双重的傀儡，他的悲剧性也必然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为疑惧的厄运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卖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称他要“救出我自己”，实际却是彻底地否定与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
明白了周作人已经彻底地官僚化，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兴土木，改建住宅以后，又收买门前公地和左邻右舍，扩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见阔绰，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数百元，上千元，并以两千余元的巨款购买全套家具。早就够得上称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时于吃喝自更讲究，大摆宴席已是司空见惯。家中的奴仆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日记所记给以家仆的工钱或赏钱计算，1941年全家仆役共十三人，1942年11月就增至二十三人。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给奴仆的赏钱也豪爽得可以，一出手就是数十元，上百元。所有这一切排场与物质享受，都属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标志，周作人并没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额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惟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视为当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
此时的周作人已渐离那“青灯一盏，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来越不能离开奴仆簇拥、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离开赐予他的这一切高官厚禄。于是，方宗鳌和在汤尔和病重期间“代理督办”的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兆霜这些同僚受到爱国志士惩罚，在周作人那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谓又惊又恨。他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与爱国抗日力量的对立，在行动与感情上也就越依附于日伪政权。在听到方宗鳌遇刺消息后，吓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经半年的两个侦缉队员弄回来不可，就是一个明证。不错，在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周作人也曾试图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他对许宝的拉拢，原因也在于以为许与重庆国民党教育界有联系。1946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党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都不会不是事实。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于给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其实，在伪政权中，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时脚踩日、国、共“三条船”的，这也是做官（特别是做伪官）的诀窍之一。周作人越精于此道，越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混熟了。
但比起更精于谋官之道的老官僚们，周作人毕竟初出茅庐，终难逃被愚弄、排挤的命运。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共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经过紧张的幕后活动，新的政委会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仁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外，别无更动，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选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下台后则无下文。因此，说来说去，所谓政委会改组，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被罢了官。这使周作人极为尴尬，也大为恼怒，以为全是出任新委员长的朱深多方挑拨的结果。周作人还赋诗二首以抒怀，其一曰：“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其二曰：“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待与秋风拼一醉，思量黄叶打头时。”表面上颇有重归隐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强不得已也是不难看出的。周作人最后也被选任为伪国府委员，消息传来，周作人简直是喜不自禁，急忙往政委会，并特地探望朱深，后来周作人去南京就伪国府委员职，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问候，这显然有示威之意，却也把周作人谋官之情切，得意之状暴露无余。这里还有一点余文：后来朱深以黄疸病逝世，周作人不仅幸灾乐祸地在当日日记上记下，而且倒回去在被朱深免职那天（周作人以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须牢牢记住）的日记上补记一笔。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
这样，周作人老而为吏，与外国入侵者合作的历史终于塑造出了一个称为“周督办”的官僚，它与唤作“周知堂”的文人学者，既有联系、渗透，又有区别，却都是真实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一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当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从的政，是绑在外国入侵者的战车上的，带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标榜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向自诩脱离政治，却最终与现代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政治结为一体，同命运，共存亡，这里所包含的意义也同样引起后人深思。
入狱与审判（1）
周作人被捕后，先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第600～601页。据说，狱中规定每月允许接见家人一次，送钱一次；钱送得多的，有高达二十万的，周作人最少，每次仅五千元。不管消息准确与否，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相对清贫，却大抵是事实。
在炮局胡同关了将近半年，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等十四人被飞机解往南京受审。《申报》曾有“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报道：“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这里给囚中的周作人留下了一幅小影：他仍然是“冷漠”，拒人于外的。不过，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日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怅惘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但这毕竟是“诗”，谁能说清此时此境中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与心理呢？
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列举周作人主要罪状如下：“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他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借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人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等等。周作人也受命写出“自白书”，进行自我辩解：“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根据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申报》上刊登有中央社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在审判中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是意料中的。记者说“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事实上，关心这次审判的，绝不只旁听席上这些男女青年。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总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讨论；这正是周作人自己深以为不幸的。在周作人事敌之后，即有何其芳、冯雪峰等人作过理论的探讨。如何其芳从“今天的文学家，必须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周作人所追求的“表现个人的情思，这些在过去似乎都是颇有诗意的，在现在，则实在是应该批判的陈腐事物了”。
入狱与审判（2）
何其芳同时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周作人的主张“颇为适合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会有人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还感到有些被牵引呢”？何其芳对“周作人现象”的观察评价，大体上是代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成为主流派的文艺思潮的。何其芳：《两条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收《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7页。冯雪峰却强调了周作人对五四传统的“背叛”，认为周作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将的身份”，“终于走到了他们的尽头，结果非常自然地漂聚到‘皇军’和‘日本文化’之下，仿佛是一条注定的路”。冯雪峰：《谈士节兼论周作人》，收《雪峰文集（3）·乡风与市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66页。
在周作人被捕受审前后，对周作人的历史评价就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可能比较能够代表五四那一代及为五四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对周作人的看法与情感。他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的附逆表示了更多的“痛惜”之意，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以为周作人不同于郑孝胥之流，“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蛰居散记》第99～101页。这些话都很有分量，不仅表现了对被评价者也许是过于热切的期待，以致失望。评价者自身对于新文学事业的热情，坦诚，也同样动人。同在文学研究会与周作人有过“战友”之谊的沈雁冰（茅盾）的批评就比较尖锐，但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茅盾：《周作人的“知惭愧”》载《萌芽》1卷3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
也有为周作人说话的。他的学生废名甚至在自己写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他的辩护与前述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惊人的相似，周作人也算是有了一个知己。他的另一位高足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并表示了种种担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