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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又一个“苏武”？（1）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仍然听不见周作人的声音。
1937年8月9日，北平沦陷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这一天，刚从南京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及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一起撤离北平。但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们，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为得不到周作人的消息忧心如焚。
刚刚从日本逃回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在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尽管周作人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早已声明，自动放弃了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开创者之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将一再成为他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的地位，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就使得中国各种力量（包括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天真幼稚，缺乏独立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各种力量，总是不肯忘记周作人。特别是在这中日正式交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所谓期待，另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是周作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之一。鲁迅在生前就曾为这个不堪承受的代表重任，弄得痛苦不堪；现在鲁迅逝世后，这重担似乎又历史地落到了周作人的身上。周作人这才明白：他的大哥曾为他挡住了多少痛苦与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一直是在鲁迅的庇护下得到了相对的宁静与自由，无论在他们兄弟失和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大树已倒，周作人只能独立地面对宿命了。在这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躲在他的“苦住庵”（或者别的什么斋）里做一个普通顺民的；但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就不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简单的选择，而必然地要把严峻得无以复加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全国人民，以至世界舆论，都这样注视着周作人：他将向何处去？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20日与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最使人注意的自然是下面这句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天真的人们看到这个保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且非常感动。仿佛中国文人中再增加一位苏武，中国就有了希望（可怜的“阿Q精神胜利法”）！
但谨慎的人们仍然从周作人欲言又止的迟疑中，感到了某种危机。他们仍然拭目以待。
看来《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将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因此，周作人在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又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等语。这时的周作人自然也是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的。
也是给陶亢德的信中又透露出：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接着又传来消息：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又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11月29日北大留平教授在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家集会时，只剩下孟、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了。据说北大已承认该四人为“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并且以后校长蒋梦麟还从南方驰电北京，委托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周作人等确也作了保护校产的努力。据周作人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本部，下令三天内搬家。留守事务员找到了周作人与冯汉叔，经研究，由周作人起草了一封公函，交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后由于汤尔和的“挡驾”，才将北大第二院（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留了下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云云。
又一个“苏武”？（2）
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下来了。
在这大变动、大混乱中，周作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闭门读书。周作人在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里透露：“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周作人如此地苦读，恐怕不仅是为了排解苦住的寂寞无聊，而是要到书中去寻找他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作人未必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但书中自有他之所追求，却是信之不疑的。不过，真正读下来，他又不免有些失望。他说，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中，“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周作人：《知堂书话·俞理初的诙谐》，第801页。在这国难鼎沸声中，在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的情况下，周作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求“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
当然，这只是向往与追求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周作人是很难淡泊宁静的。这一时期，他也写过《谈搔痒》这类闲适文章，却未能继续写下去。他曾写信给废名——周作人自己曾说，“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吐露心曲：“旧日友人各自上漂流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1版，第117页。那么，周作人还是“不忍即舍去”人间世的，——其实，他也是舍不去的。那一天，偶食几粒炒栗，周作人突然想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转述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一段记载：“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止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周作人：《药味集·炒栗子》，第170页。“挥涕而去”这四字竟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也许也是感受到了那永远拂不去的亡国的沉痛与思乡的情切吧。周作人终于写下了一首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伤心的自然不只李和儿一人而已。
但作理智的考虑，周作人却另有一番打算。据说，也就在这个冬季，有一次在与钱玄同、马幼渔的闲谈中，周作人突然提起“出山”之类的话，钱、马都默默无言，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事后马幼渔又去访周作人，想劝劝他，见面即骂已附逆的徐祖正，周作人也装傻附和着骂，马幼渔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又去，开口就问：“前次你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当时北大住有日本军队）《周作人二三事》，载《文艺春秋》副刊1卷第1期，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此事虽搁置下来，但周作人显然已经在酝酿“出山”了。
于是，就有了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事件”。“座谈会”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却有着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座谈的，竟有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代表，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没有发表什么特别言论，只是自称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但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的作用的。”4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19期，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消息，并转发了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唐先生后来追忆说，周作人投敌的消息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唐：《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在短暂的惊疑以后，全国文化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抗议声：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据说这封公开信系楼适夷起草，而经郁达夫修改；其中忠告均为郁达夫所加，显然还为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诗人艾青还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绪：“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诗载《抗战文艺》1卷第9期。——在这颤抖的歌声里，充满了多少期待、失望、痛苦与愤怒。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的周作人的形象，现在周作人突然显出了他们未曾料到的另一面，就陡然产生“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而发出的“忏悔吧，周作人”一声呐喊，是震撼人心的。也有些天真的朋友不愿意面对周作人投敌的事实，仍然热烈地为周作人辩护。朱光潜先生就曾发表文章，一方面承认“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见机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另一面却断然说：“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朱光潜先生最后甚至劝告人们要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周作人。③朱光潜与何其芳的争论文章见1938年五六月出版的《工作》（成都）第5、6期。朱光潜的文章是针对何其芳对周作人的谴责的；以后何其芳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表示，“我认为‘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③
又一个“苏武”？（3）
正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周作人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的选择痛苦，愤怒，争执不休时，周作人本人在干什么呢？——在与儿辈们打牌中度日。这在周作人是少见的：大约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桥与七斤公公“夜嬉马吊，夜半始寝”之后，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记载。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与无聊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韬晦的姿态呢？
2月20日，即在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半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在一篇读书札记里这样写道：“《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打弹丝而已哉。”隔数日，又作《卖糖》一文，文章写道：朱舜水“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也无人懂之故欤”。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当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说了。恰恰这时，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怀周作人》一文，称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现在这个时候”自己很想去“慰问”周作人，并且“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么”，“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诚，周作人当然不会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对于舆论，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头露尾。先是给关心他的友人写信，称“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并希望在燕京大学“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钱公（按即钱稻孙）前次曾以天下见让（按，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信中并说，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做北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另一封信在谈到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时，却又装聋作哑：“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转引自《抗战文艺》第12期。周作人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尽管周作人已经不愿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说真心话，朋友们却仍然真诚地关心着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诗于9月寄出，10月8日旧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风雨如晦中重录，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不过诗里所说仍是有真有假；而且这首诗因为寄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信人却写的是胡适临时的别号“胡安定”，因此，信没有及时送到胡适手中。1939年年底胡适看到这首诗时，周作人已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胡适因此题诗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周作人在脱下袈裟之前，确实也曾“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主动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交译稿两万字，给费二百；并开始着手《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原名《书库》）的翻译，计十万多字。同时翻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来则的十五六篇希腊研究，也约十万字左右。《希腊神话》注释未完稿，因编译会迁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转而托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觅得燕大教书职务。从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时，以讲师论，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给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周作人以此辞谢了别处的一些劝诱。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坚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有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之举；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周作人自己对是否真正隐居，就颇为犹豫。这年12月，他连续写诗数首。其一云：“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其二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三云：“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页。周作人将诗抄示诸好友，此时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诗中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周作人对于“人世”原是“有情”，岂能“隐而不问”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华信，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②——乱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选择的。但对于早已认定在军事上中国必败，必须另作选择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会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来，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举。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与日方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漂亮点，不过是颇为时髦的“曲线救国”而已。
又一个“苏武”？（4）
而这时，周作人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不仅在煤店、米店欠账，连女儿处也负了债。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那么，周作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呢？
终于“下水”（1）
正当周作人尚在隐居与出山二者间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页。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疗养一日半出院，真正牺牲者，仅车夫老张一人。
这又是一条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暗杀者究竟何人，却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以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信中，对此说的真实性颇表怀疑。还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周作人继续敷衍延宕，连隐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虑；这样的形势，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酝酿已久的决定而已。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二首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奖。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过事堪喜”一路，周作人从刺客子弹中“辨”出的“余味”，仅此而已。
正在这时候，周作人称之为“畏友”的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后，钱玄同曾派长子送来一信表示慰问，信中说到乍闻“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平时言谈激烈，遇事却易紧张，半月之后，突患脑溢血而离世，与受了惊骇恐不无关系。钱氏虽胆小，于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分辨却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钱玄同即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又改“疑古”为“逸古”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间称“德潜”，都寓有困居思旧的意思。“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之说，看来钱玄同又有恢复早年日本留学时期在“复古”旗帜下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老传统之意。他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师范大学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先生等：“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可以想见，他大概也是如此规劝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谈到他与钱玄同的关系时曾说：“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片面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实在是我的畏友”。钱玄同逝世后，周作人几经提笔，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纪念》一文。文章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和将要作出的抉择，不免要“重违”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枪杀事件发生后，自不再敢出门。警区署第二天即派来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保护。于是，周作人顺理成章地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先是请俞平伯代课，对方不同意，才辞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说是“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弹，他的盖棺论定也许将……但这“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历史如此这般地发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价值、意义与味道，人们又何必多作假设呢？
终于“下水”（2）
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会者都是日本宪兵队队长。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参加汤尔和主持的宴会。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出席者均为日伪教育文化官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瞿兑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来“劝进”的。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张东荪、许宝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南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又一个“苏武”？（1）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仍然听不见周作人的声音。
1937年8月9日，北平沦陷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这一天，刚从南京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及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一起撤离北平。但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们，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为得不到周作人的消息忧心如焚。
刚刚从日本逃回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在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尽管周作人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早已声明，自动放弃了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开创者之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将一再成为他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的地位，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就使得中国各种力量（包括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天真幼稚，缺乏独立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各种力量，总是不肯忘记周作人。特别是在这中日正式交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所谓期待，另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是周作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之一。鲁迅在生前就曾为这个不堪承受的代表重任，弄得痛苦不堪；现在鲁迅逝世后，这重担似乎又历史地落到了周作人的身上。周作人这才明白：他的大哥曾为他挡住了多少痛苦与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一直是在鲁迅的庇护下得到了相对的宁静与自由，无论在他们兄弟失和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大树已倒，周作人只能独立地面对宿命了。在这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躲在他的“苦住庵”（或者别的什么斋）里做一个普通顺民的；但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就不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简单的选择，而必然地要把严峻得无以复加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全国人民，以至世界舆论，都这样注视着周作人：他将向何处去？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20日与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最使人注意的自然是下面这句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天真的人们看到这个保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且非常感动。仿佛中国文人中再增加一位苏武，中国就有了希望（可怜的“阿Q精神胜利法”）！
但谨慎的人们仍然从周作人欲言又止的迟疑中，感到了某种危机。他们仍然拭目以待。
看来《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将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因此，周作人在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又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等语。这时的周作人自然也是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的。
也是给陶亢德的信中又透露出：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接着又传来消息：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又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11月29日北大留平教授在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家集会时，只剩下孟、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了。据说北大已承认该四人为“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并且以后校长蒋梦麟还从南方驰电北京，委托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周作人等确也作了保护校产的努力。据周作人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本部，下令三天内搬家。留守事务员找到了周作人与冯汉叔，经研究，由周作人起草了一封公函，交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后由于汤尔和的“挡驾”，才将北大第二院（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留了下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云云。
又一个“苏武”？（2）
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下来了。
在这大变动、大混乱中，周作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闭门读书。周作人在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里透露：“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周作人如此地苦读，恐怕不仅是为了排解苦住的寂寞无聊，而是要到书中去寻找他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作人未必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但书中自有他之所追求，却是信之不疑的。不过，真正读下来，他又不免有些失望。他说，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中，“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周作人：《知堂书话·俞理初的诙谐》，第801页。在这国难鼎沸声中，在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的情况下，周作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求“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
当然，这只是向往与追求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周作人是很难淡泊宁静的。这一时期，他也写过《谈搔痒》这类闲适文章，却未能继续写下去。他曾写信给废名——周作人自己曾说，“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吐露心曲：“旧日友人各自上漂流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1版，第117页。那么，周作人还是“不忍即舍去”人间世的，——其实，他也是舍不去的。那一天，偶食几粒炒栗，周作人突然想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转述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一段记载：“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止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周作人：《药味集·炒栗子》，第170页。“挥涕而去”这四字竟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也许也是感受到了那永远拂不去的亡国的沉痛与思乡的情切吧。周作人终于写下了一首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伤心的自然不只李和儿一人而已。
但作理智的考虑，周作人却另有一番打算。据说，也就在这个冬季，有一次在与钱玄同、马幼渔的闲谈中，周作人突然提起“出山”之类的话，钱、马都默默无言，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事后马幼渔又去访周作人，想劝劝他，见面即骂已附逆的徐祖正，周作人也装傻附和着骂，马幼渔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又去，开口就问：“前次你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当时北大住有日本军队）《周作人二三事》，载《文艺春秋》副刊1卷第1期，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此事虽搁置下来，但周作人显然已经在酝酿“出山”了。
于是，就有了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事件”。“座谈会”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却有着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座谈的，竟有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代表，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没有发表什么特别言论，只是自称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但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的作用的。”4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19期，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消息，并转发了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唐先生后来追忆说，周作人投敌的消息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唐：《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在短暂的惊疑以后，全国文化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抗议声：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据说这封公开信系楼适夷起草，而经郁达夫修改；其中忠告均为郁达夫所加，显然还为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诗人艾青还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绪：“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诗载《抗战文艺》1卷第9期。——在这颤抖的歌声里，充满了多少期待、失望、痛苦与愤怒。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的周作人的形象，现在周作人突然显出了他们未曾料到的另一面，就陡然产生“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而发出的“忏悔吧，周作人”一声呐喊，是震撼人心的。也有些天真的朋友不愿意面对周作人投敌的事实，仍然热烈地为周作人辩护。朱光潜先生就曾发表文章，一方面承认“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见机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另一面却断然说：“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朱光潜先生最后甚至劝告人们要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周作人。③朱光潜与何其芳的争论文章见1938年五六月出版的《工作》（成都）第5、6期。朱光潜的文章是针对何其芳对周作人的谴责的；以后何其芳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表示，“我认为‘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③
又一个“苏武”？（3）
正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周作人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的选择痛苦，愤怒，争执不休时，周作人本人在干什么呢？——在与儿辈们打牌中度日。这在周作人是少见的：大约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桥与七斤公公“夜嬉马吊，夜半始寝”之后，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记载。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与无聊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韬晦的姿态呢？
2月20日，即在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半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在一篇读书札记里这样写道：“《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打弹丝而已哉。”隔数日，又作《卖糖》一文，文章写道：朱舜水“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也无人懂之故欤”。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当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说了。恰恰这时，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怀周作人》一文，称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现在这个时候”自己很想去“慰问”周作人，并且“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么”，“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诚，周作人当然不会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对于舆论，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头露尾。先是给关心他的友人写信，称“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并希望在燕京大学“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钱公（按即钱稻孙）前次曾以天下见让（按，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信中并说，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做北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另一封信在谈到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时，却又装聋作哑：“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转引自《抗战文艺》第12期。周作人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尽管周作人已经不愿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说真心话，朋友们却仍然真诚地关心着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诗于9月寄出，10月8日旧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风雨如晦中重录，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不过诗里所说仍是有真有假；而且这首诗因为寄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信人却写的是胡适临时的别号“胡安定”，因此，信没有及时送到胡适手中。1939年年底胡适看到这首诗时，周作人已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胡适因此题诗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周作人在脱下袈裟之前，确实也曾“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主动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交译稿两万字，给费二百；并开始着手《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原名《书库》）的翻译，计十万多字。同时翻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来则的十五六篇希腊研究，也约十万字左右。《希腊神话》注释未完稿，因编译会迁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转而托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觅得燕大教书职务。从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时，以讲师论，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给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周作人以此辞谢了别处的一些劝诱。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坚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有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之举；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周作人自己对是否真正隐居，就颇为犹豫。这年12月，他连续写诗数首。其一云：“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其二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三云：“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页。周作人将诗抄示诸好友，此时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诗中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周作人对于“人世”原是“有情”，岂能“隐而不问”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华信，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②——乱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选择的。但对于早已认定在军事上中国必败，必须另作选择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会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来，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举。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与日方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漂亮点，不过是颇为时髦的“曲线救国”而已。
又一个“苏武”？（4）
而这时，周作人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不仅在煤店、米店欠账，连女儿处也负了债。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那么，周作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呢？
终于“下水”（1）
正当周作人尚在隐居与出山二者间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页。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疗养一日半出院，真正牺牲者，仅车夫老张一人。
这又是一条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暗杀者究竟何人，却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以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信中，对此说的真实性颇表怀疑。还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周作人继续敷衍延宕，连隐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虑；这样的形势，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酝酿已久的决定而已。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二首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奖。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过事堪喜”一路，周作人从刺客子弹中“辨”出的“余味”，仅此而已。
正在这时候，周作人称之为“畏友”的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后，钱玄同曾派长子送来一信表示慰问，信中说到乍闻“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平时言谈激烈，遇事却易紧张，半月之后，突患脑溢血而离世，与受了惊骇恐不无关系。钱氏虽胆小，于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分辨却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钱玄同即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又改“疑古”为“逸古”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间称“德潜”，都寓有困居思旧的意思。“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之说，看来钱玄同又有恢复早年日本留学时期在“复古”旗帜下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老传统之意。他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师范大学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先生等：“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可以想见，他大概也是如此规劝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谈到他与钱玄同的关系时曾说：“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片面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实在是我的畏友”。钱玄同逝世后，周作人几经提笔，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纪念》一文。文章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和将要作出的抉择，不免要“重违”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枪杀事件发生后，自不再敢出门。警区署第二天即派来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保护。于是，周作人顺理成章地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先是请俞平伯代课，对方不同意，才辞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说是“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弹，他的盖棺论定也许将……但这“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历史如此这般地发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价值、意义与味道，人们又何必多作假设呢？
终于“下水”（2）
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会者都是日本宪兵队队长。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参加汤尔和主持的宴会。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出席者均为日伪教育文化官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瞿兑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来“劝进”的。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张东荪、许宝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南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