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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在沟沿一带，踏着柔细的灰沙，在树阴下走着。不知怎的提起将来或有机会可以重往日本的话，爱罗先珂突然激昂起来，一再地说日本决不准他去……周作人因此了解了爱罗先珂对于日本恋慕之深，他沉默着——大概也在思念久违的“第二故乡”里保存着的生活的艺术吧？
因此，当爱罗先珂买来了十几个蝌蚪子（它们因鲁迅的《鸭的喜剧》而非常出名）时，周作人想必是十分高兴的。他亲自开掘的长三尺、宽二尺的荷池从未养出半朵荷花来，曾经是全家人的笑柄，而现在终于有了它的真正主人。蝌蚪成群结队地在水里面游泳。常常踱来访问的，除爱罗先珂外，自然还有周作人：享受自然天趣的机会他是从不会放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当四岁的侄子“土步公”（爱罗先珂总是这么叫唤他的“诨名”）前来报告小鸭吃蝌蚪的消息：“爱罗金哥君呀（侄子也总是这样称爱罗先珂），没有了，虾蟆的儿子！”爱罗先珂发出连声叹息：“唉，唉——”，这时，周作人（也许还有鲁迅）也一定同样叹息着：“唉，唉！……”
在寂寞中，爱罗先珂思乡之情有增无减。终于于1922年7月寻着一个机会——往芬兰赴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直奔故乡而去。周作人理解他的心情：“爱罗君是世界主义者，他对于久别的故乡却怀着十分迫切的恋慕，这虽然一见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②1922年7月14日作，载7月1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1版，第32、34页。也许正是出于对乡愁的理解与共鸣，爱罗先珂的离去，使周作人愈发感到寂寞；因此，爱罗先珂刚刚离去，不到十天，周作人就写了《送爱罗先珂君》，并于文章结尾处期待着：“到了秋天，他回来沙漠上弹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们有再听他歌声的机会。”②11月，周作人又作《怀爱罗先珂君》，劈头就说：“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吗？”1922年11月1日作，载11月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第35页。鲁迅也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写了《鸭的喜剧》，说是“现在又从夏末到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地叫”。1922年10月作，载1922年12月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8卷12号。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558页。
1922年11月4日，就在周作人写了《怀爱罗先珂君》之后第三天，爱罗先珂终于归来。不久就发生了“剧评事件”。热心肠的爱罗先珂观看了北京大学学生与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并且热心地写了剧评。在文章中，照例直率地发表他的批评，感慨“在中国，没有好的戏剧……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啊……”爱罗先珂的批评，与他对中国“沙漠式的寂寞、枯竭”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的不满是一致的。然而，爱罗先珂（实际上也是周氏兄弟）的这一不满，却不能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自认是民族之精英，因而自我感觉始终良好）所理解，爱罗先珂善意的批评竟然招致了学生们的反感，报端上居然出现了北大学生写的《不敢盲从》这类攻击性的文字。爱罗先珂为之伤心不已自不用说，周氏兄弟也被激怒了。鲁迅拍案而起，“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收《鲁迅全集》第8卷，第116页。给污蔑者以迎头痛击。周作人也著文谆谆告诫：“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作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镌》，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490页。这一次冲突的对象是一群青年人，周氏兄弟一定从中感到了一种隔膜的悲哀吧！
爱罗先珂（3）
爱罗先珂终于要离去，比他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他说他想到树林去听故乡的夜莺的叫唤，周作人当然明白：他是厌倦于在北京听沙漠的风声，感到太寂寞无聊才离去的。因此不再硬去挽留。但唯其这样离去，就更令人惆怅：爱罗先珂一走了之了，而自己还得继续在这寂寞无聊中打发着日子……
周作人勉力写了一篇《再送爱罗先珂君》，鲁迅却没有再写一个字。
第二年，周作人又写了《苦雨》，文章提到了院子里的积水与深夜蛤蟆的叫声：“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惟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7～8页。
那么，周作人是否因此而想到爱罗先珂呢？爱罗君如果在，他一定会如川岛等大人一样加入到孩子戏水队伍中去，也一定会和周作人一起细听蛤蟆的叫唤……
也许周作人什么也不会想，因为他早就表示过：“漂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二）》，第36～37页。
是的，再苦的酒也得独饮，悲哀的重负只有自己背起来，背起来……
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屡有信来，他在巴黎穷得无法，连三四十个法郎都很为难了。他先前写信来托先生向北大设法，不知办到没有？……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周作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情感的波澜（1）
关于生命形态与情感世界的自我审视与思考仍在继续……
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发表周作人的《昼梦》，这是一首《野草》式的散文诗——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里还留着Chu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颌，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反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9页。
这“冰里的花片”、“冷灰底下的炭火”的意象是真正属于周作人的：无论是对自己“可痛地微弱”的存在的自觉意识，还是“悲哀”、“惊恐”的自我感觉，将伴随周作人一生，以至于成为他的表征。
两个多月以后，他又写出了《饮酒》，发表在1923年3月17日《晨报副镌》上——
你有酒么？
你有松香一般的粘酒，
有橄榄油似的软酒么？
我渴的几乎恶心
渴的将要瞌睡了
我总是口渴：
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
你有酒么？
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
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
那是上好的酒。
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钝了，
喝着上好的酒，
也只如喝那无味的白水。周作人：《过去的生命·饮酒》，第55页。
这里充满了渴求——被爱罗先珂唤醒了的沙漠里的渴求。
“你有酒么？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爱则大爱，如“鲜红的酒”，憎则大憎，如“墨黑的酒”，周作人心向往之的，就是这样一个浓烈、博大的感情世界。但“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不仅生活本身是如此地冰凉、无味，已经“老了钝了”的心也已经不复容纳、承受充满欢乐与力量的真正的人生。这是怎样地令人“悲哀”和“惊恐”啊。
对于真正的爱的人生的渴求，又使周作人沉湎于对于初恋的回味之中——那纯洁、真诚、无暇，充满了生之原味的初恋啊，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会让人心荡神摇，不能自已。
于是，1923年3月周作人写下了散文《初恋》；4月5日那一天清晨醒来，诗泉奔涌，又提笔写下：“我有过三个恋人……”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周作人停下笔来，沉醉在甜美的回忆中——
我能够称你们为“恋人”吗？你们实在都不知道我在暗中的爱慕呀。但我仍要感谢你们，无意中“给我这苦甜的杯”……
啊，你，杭州城里杨家的三姑娘，每当你走到楼下抱着猫看我写字，总是使我“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而你终于被病菌夺去了生命，这“未嫁而死”的无味的人生，更给我带来了无名的惆怅……
啊，你，故乡二姨父家的平表姊，你父亲郦拜卿和我父亲原是“考友”，每当大比之年，都是一起进出考场。你和我同年同月生，我称你为姊，你也称我为兄，那是怎样的亲密呀。都说母亲认你作女儿，是想要替代早逝的端妹，但她为什么不曾想到要认你作儿媳呢？你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但我却隐秘地怀抱着对你的情意，尽管我知道你自小就许给车家的公子车耕南，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我总感着固执的牵引。这正是你所不知道的：庚子以前那一年，舅父的独子娶亲，中表都聚在一起，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就有你和我。一次，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偷偷跑到你们住的楼上，我跳闹，仿佛无意似的拿起你的一件纺绸穿了跳起舞来，你的小兄弟也一同闹着，却不曾看出破绽，我还为此得意了好久。但你终于嫁到车家，却与丈夫合不来，不久你公公也因钱财被盗、儿子被抢走而发疯了。你自己又流产出血过多，终成痼疾，你却拒绝就医，平静地面对死亡。我曾暗暗为你的不幸难过，却也无能为力。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你不久就平安过去。听说你有一张早年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却不敢去要了来看，但你的影像总隐约的留在我的脑后，为我心中的火焰的余光所映照……
还有你，我的乾荣子，伏见馆主人的妹妹，“三个恋人”中，你是惟一还健在的；但我只知道你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我也无心再去寻找，连你的面庞我都仿佛忘记，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这朦胧的却最牵动我的情思，愈是记不清了，也就愈不能忘记……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于是，周作人又提笔，专为“她”——朦胧中的乾荣子，写下了《高楼》一诗：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的过去了，
情感的波澜（2）
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同上，第53页。在发表《她们》与《高楼》时，周作人写了一个《附记》声称“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但是自己做诗还是初次，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的嫌疑——虽然略略的怕被上海的市侩选入他们的情诗集里去”。
是的，一切都“飘然的过去了”，初恋的欢愉，连同青春的追求，只留下微苦的一丝温馨……
这温馨的感觉却长久地留在周作人的心头，吹不散，拂不去。直到这年10月，周作人还“学做情诗”，写下一首《花》——
我爱这百合花，
她的香气薰的使人醉了，
我愿两手捧住了她，
便在这里睡了。
我爱这蔷薇花，
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
但我就此死罢。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7页。
浓香，酽酒，爱与死——周作人所追求的，原来也有大喜与大悲的人生。
兄弟失和（1）
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兄弟失和（2）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
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兄弟失和（3）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
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兄弟失和（4）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
因此，当爱罗先珂买来了十几个蝌蚪子（它们因鲁迅的《鸭的喜剧》而非常出名）时，周作人想必是十分高兴的。他亲自开掘的长三尺、宽二尺的荷池从未养出半朵荷花来，曾经是全家人的笑柄，而现在终于有了它的真正主人。蝌蚪成群结队地在水里面游泳。常常踱来访问的，除爱罗先珂外，自然还有周作人：享受自然天趣的机会他是从不会放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当四岁的侄子“土步公”（爱罗先珂总是这么叫唤他的“诨名”）前来报告小鸭吃蝌蚪的消息：“爱罗金哥君呀（侄子也总是这样称爱罗先珂），没有了，虾蟆的儿子！”爱罗先珂发出连声叹息：“唉，唉——”，这时，周作人（也许还有鲁迅）也一定同样叹息着：“唉，唉！……”
在寂寞中，爱罗先珂思乡之情有增无减。终于于1922年7月寻着一个机会——往芬兰赴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直奔故乡而去。周作人理解他的心情：“爱罗君是世界主义者，他对于久别的故乡却怀着十分迫切的恋慕，这虽然一见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②1922年7月14日作，载7月1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1版，第32、34页。也许正是出于对乡愁的理解与共鸣，爱罗先珂的离去，使周作人愈发感到寂寞；因此，爱罗先珂刚刚离去，不到十天，周作人就写了《送爱罗先珂君》，并于文章结尾处期待着：“到了秋天，他回来沙漠上弹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们有再听他歌声的机会。”②11月，周作人又作《怀爱罗先珂君》，劈头就说：“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吗？”1922年11月1日作，载11月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第35页。鲁迅也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写了《鸭的喜剧》，说是“现在又从夏末到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地叫”。1922年10月作，载1922年12月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8卷12号。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558页。
1922年11月4日，就在周作人写了《怀爱罗先珂君》之后第三天，爱罗先珂终于归来。不久就发生了“剧评事件”。热心肠的爱罗先珂观看了北京大学学生与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并且热心地写了剧评。在文章中，照例直率地发表他的批评，感慨“在中国，没有好的戏剧……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啊……”爱罗先珂的批评，与他对中国“沙漠式的寂寞、枯竭”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的不满是一致的。然而，爱罗先珂（实际上也是周氏兄弟）的这一不满，却不能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自认是民族之精英，因而自我感觉始终良好）所理解，爱罗先珂善意的批评竟然招致了学生们的反感，报端上居然出现了北大学生写的《不敢盲从》这类攻击性的文字。爱罗先珂为之伤心不已自不用说，周氏兄弟也被激怒了。鲁迅拍案而起，“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收《鲁迅全集》第8卷，第116页。给污蔑者以迎头痛击。周作人也著文谆谆告诫：“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作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镌》，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490页。这一次冲突的对象是一群青年人，周氏兄弟一定从中感到了一种隔膜的悲哀吧！
爱罗先珂（3）
爱罗先珂终于要离去，比他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他说他想到树林去听故乡的夜莺的叫唤，周作人当然明白：他是厌倦于在北京听沙漠的风声，感到太寂寞无聊才离去的。因此不再硬去挽留。但唯其这样离去，就更令人惆怅：爱罗先珂一走了之了，而自己还得继续在这寂寞无聊中打发着日子……
周作人勉力写了一篇《再送爱罗先珂君》，鲁迅却没有再写一个字。
第二年，周作人又写了《苦雨》，文章提到了院子里的积水与深夜蛤蟆的叫声：“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惟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7～8页。
那么，周作人是否因此而想到爱罗先珂呢？爱罗君如果在，他一定会如川岛等大人一样加入到孩子戏水队伍中去，也一定会和周作人一起细听蛤蟆的叫唤……
也许周作人什么也不会想，因为他早就表示过：“漂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二）》，第36～37页。
是的，再苦的酒也得独饮，悲哀的重负只有自己背起来，背起来……
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屡有信来，他在巴黎穷得无法，连三四十个法郎都很为难了。他先前写信来托先生向北大设法，不知办到没有？……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周作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情感的波澜（1）
关于生命形态与情感世界的自我审视与思考仍在继续……
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发表周作人的《昼梦》，这是一首《野草》式的散文诗——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里还留着Chu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颌，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反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9页。
这“冰里的花片”、“冷灰底下的炭火”的意象是真正属于周作人的：无论是对自己“可痛地微弱”的存在的自觉意识，还是“悲哀”、“惊恐”的自我感觉，将伴随周作人一生，以至于成为他的表征。
两个多月以后，他又写出了《饮酒》，发表在1923年3月17日《晨报副镌》上——
你有酒么？
你有松香一般的粘酒，
有橄榄油似的软酒么？
我渴的几乎恶心
渴的将要瞌睡了
我总是口渴：
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
你有酒么？
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
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
那是上好的酒。
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钝了，
喝着上好的酒，
也只如喝那无味的白水。周作人：《过去的生命·饮酒》，第55页。
这里充满了渴求——被爱罗先珂唤醒了的沙漠里的渴求。
“你有酒么？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爱则大爱，如“鲜红的酒”，憎则大憎，如“墨黑的酒”，周作人心向往之的，就是这样一个浓烈、博大的感情世界。但“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不仅生活本身是如此地冰凉、无味，已经“老了钝了”的心也已经不复容纳、承受充满欢乐与力量的真正的人生。这是怎样地令人“悲哀”和“惊恐”啊。
对于真正的爱的人生的渴求，又使周作人沉湎于对于初恋的回味之中——那纯洁、真诚、无暇，充满了生之原味的初恋啊，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会让人心荡神摇，不能自已。
于是，1923年3月周作人写下了散文《初恋》；4月5日那一天清晨醒来，诗泉奔涌，又提笔写下：“我有过三个恋人……”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周作人停下笔来，沉醉在甜美的回忆中——
我能够称你们为“恋人”吗？你们实在都不知道我在暗中的爱慕呀。但我仍要感谢你们，无意中“给我这苦甜的杯”……
啊，你，杭州城里杨家的三姑娘，每当你走到楼下抱着猫看我写字，总是使我“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而你终于被病菌夺去了生命，这“未嫁而死”的无味的人生，更给我带来了无名的惆怅……
啊，你，故乡二姨父家的平表姊，你父亲郦拜卿和我父亲原是“考友”，每当大比之年，都是一起进出考场。你和我同年同月生，我称你为姊，你也称我为兄，那是怎样的亲密呀。都说母亲认你作女儿，是想要替代早逝的端妹，但她为什么不曾想到要认你作儿媳呢？你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但我却隐秘地怀抱着对你的情意，尽管我知道你自小就许给车家的公子车耕南，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我总感着固执的牵引。这正是你所不知道的：庚子以前那一年，舅父的独子娶亲，中表都聚在一起，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就有你和我。一次，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偷偷跑到你们住的楼上，我跳闹，仿佛无意似的拿起你的一件纺绸穿了跳起舞来，你的小兄弟也一同闹着，却不曾看出破绽，我还为此得意了好久。但你终于嫁到车家，却与丈夫合不来，不久你公公也因钱财被盗、儿子被抢走而发疯了。你自己又流产出血过多，终成痼疾，你却拒绝就医，平静地面对死亡。我曾暗暗为你的不幸难过，却也无能为力。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你不久就平安过去。听说你有一张早年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却不敢去要了来看，但你的影像总隐约的留在我的脑后，为我心中的火焰的余光所映照……
还有你，我的乾荣子，伏见馆主人的妹妹，“三个恋人”中，你是惟一还健在的；但我只知道你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我也无心再去寻找，连你的面庞我都仿佛忘记，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这朦胧的却最牵动我的情思，愈是记不清了，也就愈不能忘记……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于是，周作人又提笔，专为“她”——朦胧中的乾荣子，写下了《高楼》一诗：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的过去了，
情感的波澜（2）
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同上，第53页。在发表《她们》与《高楼》时，周作人写了一个《附记》声称“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但是自己做诗还是初次，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的嫌疑——虽然略略的怕被上海的市侩选入他们的情诗集里去”。
是的，一切都“飘然的过去了”，初恋的欢愉，连同青春的追求，只留下微苦的一丝温馨……
这温馨的感觉却长久地留在周作人的心头，吹不散，拂不去。直到这年10月，周作人还“学做情诗”，写下一首《花》——
我爱这百合花，
她的香气薰的使人醉了，
我愿两手捧住了她，
便在这里睡了。
我爱这蔷薇花，
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
但我就此死罢。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7页。
浓香，酽酒，爱与死——周作人所追求的，原来也有大喜与大悲的人生。
兄弟失和（1）
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兄弟失和（2）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
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兄弟失和（3）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
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兄弟失和（4）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 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http://www.xlawen.org/kan/4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