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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张颐武：《那一年》体验“新新中国”
《那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这是口碑不错的《SOHO小报》去年文章的选集。其中的文章可以用面广人杂来形容。从时尚人物和地产商到诗人和小说家的各色人等在这里写出自己对于城市、对于生活的片断的感想。这些文章都有一种随兴谈来的即兴和轻松。其中有对于自己生活的关键的“那一年”的回忆，有对于城市空间的想象，有琐碎的私生活的讨论和交流。风格好在它的不正式，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煞有介事。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城市生活的多样而有趣的面貌。一个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新新中国”也通过这样的琐碎徐徐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中国生活的新的多面性，让我们看到一种被激发的活力的呈现。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化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象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化想象的中心。
据李欧梵指出：“概括地说，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 112页）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不仅许多作家来自农村，对于农业生活的记忆是文学想象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往往城市是被乡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人之外，中国并没有真正表达都市经验的作品。而今天的由中等收入者所表达的都市经验完全不同于已往的都市感觉。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中心。这种都市性在于对都市空间的展示和都市生活的处理都不复有那种乡村记忆的影子，城市的经验具有一种完全内在化的展现。由于中等收入者开始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他们也彻底地切断了和乡村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一个大都市构成的网络之中，由都市网络加入和参与全球化的生存。于是，《那一年》将一种新的都市性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由这本书触摸中国城市的脉动 。城市的经验是一种零散的、放射状的经验。《那一年》里的零散和片断的表述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个“新新中国’无可争议的崛起。
这里的形式有点象当年茅盾等人倡导的《中国的一日》，但那是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在苦难和悲情中的缩影。而《那一年》中的中国却已经有了新的命运。（张颐武）
《那一年》序：《SOHO小报》／潘石屹
SOHO小报的前身是现代城的客户通讯，买了房子的客户总是很关心他的房子的工程进展，我们每月用客户通讯的方式，和这些客户建立起了联系。办一办就落入了俗套，没有任何新意，买房子的客户也陆续地搬进了自己的新房子。一次我和一个客户朋友吃饭，他说每次寄去的客户通讯他都不打开信封直接扔到垃圾筒里面，我听了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决定停办客户通讯，停了几期，有许多客户打电话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给他寄客户通讯，看来还得办下去。我们改了个主意，不要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打转转，也不要老给自己的公司做广告，也不要老是自己公司奖励、提拔，领导的讲话，受某某领导的接见，你自己觉得是大事，别人并不关心。恢复客户通讯的时候，正好是2000年初，当时的背景做IT的人总认为网络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各行各业都在去迎合，都在想办法与网络接轨，家电、出版，无一行业可以例外。房地产行业为了赶这个时髦，也提出来了许多说法，如智能化家居，宽带入户，翻开当时的报纸看那些房地产广告，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在想，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合，网络时代和建筑房地产行业的结合，也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宽带入户，因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改变了我们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的房子应该跟着变，我们所建的房子的本质是空间，所改变的应该是空间。于是，我们就提出了SOHO的想法。当时在社会上一片批判声，有一些媒体哗众取宠，有一些竞争对手恶意攻击，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员工相信他，理解他，我们把公司的员工组织起来学习，把客户通讯也改成了《SOHO小报》。《SOHO小报》就这样诞生了，我的观点一贯是知难行易，先要把问题想明白，才好去做，如果是问题想不明白，去做的话，是白浪费时间，所以《SOHO小报》更注重的是知，更注重的是思想的东西。它是完全非商业的，渐渐成了一个讨论城市文化的平台。 《SOHO小报》联络了许多中国当代有想法、有思想的人来写文章，这里每期都集中了一些有份量的思想和言论，使大家在热热闹闹的商业社会中能安静下来，听一听真正有见地的的声音。《SOHO小报》越办越火，越来越受欢迎，每天我们都得到朋友写来的信，打的电话，要求给他们寄，也经常能够收到一些读者朋友给我们寄来的小礼物、土特产。每收到这些礼物时，我们都很高兴，我的助手许洋建议，是不是可以公开发行，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盖房子上。《SOHO小报》控制在一定的发行量，不要做大，不要公开发行，因为目前杂志的产权还不是非常的清楚，还是有法律风险的。所以许多写信、打电话，发E—MIL，要求寄小报的朋友一时难以满足，今天我们出这本书，把一些优秀作家的好文章汇集起来，也是满足大家要求的一个办法。 我本人的语文水平很差，上个月买了一个中学语文课本的光盘，听上面朗诵古文，我才知道我小时候老师讲古文都是用我们当地的土话，和普通话讲的差距很大。我才知道我的语文水平也就是小学刚毕业的水平吧。自从开办《SOHO小报》，每期许洋总是催我写一小段文章，我的语文水平也有了提高。感谢《SOHO小报》对我的鞭策。 感谢所有在《SOHO小报》中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字的作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那一年
意大利人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歌舞升平风调雨顺的年代大伙儿是懒得答理这句话的。不是说大伙儿忘性大，而是这时节大伙儿都在忙着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急匆匆忙不迭地和传统和过去告别还来不及，故纸堆里那点事根本进入不了咱们的视野。可是“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日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路子也不都是一马平川，每当遇到些灾祸劫难沟沟坎坎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还是处在历史行进的路途上，历史也还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我们刚刚用现代的时髦的语言和概念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包装得焕然一新。 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事儿，有些是危机四伏绝处逢生的，有些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更多的是平淡无奇不关痛痒的。但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也不管是立竿见影还是细水长流，它们都给我们以后的生活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也都从心理上思维上行为上习惯上生活方式上社会形态上持续地影响着我们改变了我们。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改头换面潜移默化地窜到我们今天日子里来的。 2003年由于一个外力所引发的事儿是注定要写进历史的，它的短期的局部的影响也许很快就会消除，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一定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缓慢地释放出来。相信在以后几年里，大伙儿都会从身边各种蛛丝马迹的微妙变化中感受到它的影子它的痕迹它的份量。＆nbsp＆nbsp
八十年代的婚礼／陈丹燕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八十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在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婚礼，是人生中真正的大日子，离婚和婚外恋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婚礼上关于〃百年好合〃的祝愿，就是铁打的规矩。 八十年代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大家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那时候时兴的，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那是对国营家具店里红棕色的反动。式样却是组合式家具，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变成另外的样子。从那时候开始，一个上海的新家庭与装修队之间的斗争就已经硝烟四起了，所以八十年代结婚的人，要是在九十年代买房子装修，是最有经验对付离开田野变得毫无道德约束的农民专修队的。经验就是两种，一是事必躬亲，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二是高高挂起，早就做好了受骗的准备，所以不生气。那时候的结婚序曲又长又艰苦，新人们蓬头垢面，新娘大多数总是和新郎同甘共苦，见钱眼开的新娘自己知道有罪，人们不把这样的女孩子称为聪明，而是称为好吃懒做。新人们最先了解的，就是木头的品种和零件的价钱。那时候的人心没有现在狡猾，商店里开出来的发票总归是真的。 然后，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八条新棉被，从一斤半的到八斤的，可以盖上二十年。还有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大红大绿，喜气洋洋。那些被面子，是真正的好缎子，手工绣的龙凤，一洗就皱，丝线就褪色的那种娇气手工。还要准备两条鸭绒被，两条羊毛毯，洋红的羊毛床罩。好像织物都应该是女孩子准备的，包括窗帘和桌布，电视机套子。为了找到好看的布料，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女孩子总要准备一对樟木箱，那是重要的陪嫁。女孩子用的新被子，会由妈妈请一个全福的女人来缝，为了祝福女孩子日后的幸福，父母不全的，家庭不全的，都不能动新人的嫁妆。常常自己的母亲不肯动针线，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幸福吧。而在八十年代，刚刚长期的动乱甫定，有全福的女人还真的不好找。被找上的人，一脸都是自豪和感恩的样子。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和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八块八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结婚买商品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所以，家里没有一间可以结婚的房间，就是许多男孩子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之一。 规矩的人家也得给媳妇一个见面礼，通常是金戒指和金项链，九九金的。式样老土，克数殷实，女孩子家出面为女婿做一套婚礼上穿的全毛呢中山装，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最好的出客衣服，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到九五年以后，给云南灾区捐赠的衣物里面，就能看到压在樟木箱底的呢中山装了，它们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樟脑丸味道。金项链和戒指，还有上好的呢中山装，还有一件全呢的长大衣，都是婚礼上的主力。 然后就到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喜酒，就是定下一个饭店，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那时候并没有来喝喜酒一定得送礼的规定，所以被通知喝喜酒的人，都是真正的高兴，八十年代吃到一顿好吃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大事。当然，看喜酒的排场也很要紧。家属会带着家里的大锅去饭店，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带回家。那时的喜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盛宴，清炒虾仁，红烧蹄膀，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松鼠黄鱼，狮子头，一道一道，热气腾腾，重油赤酱地端上来，被重重地顿在圆桌的中心，一时间，筷子头如雨而下，风卷残云一般，青花大盘子里就空了。那时候喝的酒，都是烈酒，茅台也不那么贵，男人们很快就脸红了，也有人白了，喝醉了的人开始失态，想起了伤心事就哭了。大动乱以后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伤心事，整个社会都是多愁善感的，容易见到眼泪，即使是在婚礼上。而女人们的嘴唇因为油，而显得厚而馋相。 发的喜糖，是用窄长如手掌的小塑料袋装的，要是里面八粒都是奶糖，就表示是有钱人家结婚了，通常总要在里面搭两颗便宜点的硬糖，一粒奶油话梅糖，一粒上海产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的。 接下去的节目就是闹洞房了。开始总算是文雅的，说说恋爱经过而已，后来就要新人一起吃苹果，不过借着由子可以让他们不小心亲到一起，大家可以起哄。那时候这种被社会允许的亲昵，是最好的13频道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都脸红心跳。 这是中国在八十年代短暂的宁静中，拘谨而单纯的婚礼过程。多少那时的婚礼，没有应了〃百年好合〃的话，消失在经济的腾飞里面。＆nbsp＆nbsp
憧憬与怀念／刘玉堂
刘玉堂，1948年生于山东沂源。1988年调《山东文学》社，历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91年底调山东作协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至今，是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理事、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温柔之乡》、《人走形势》、《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及随笔集《玉堂闲话》等十几种。曾获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山东新时期农村题材中篇小说一等奖等三十多次省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 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小酒盅那么一捏，小错误那么一犯，小检查那么一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如今想来，那其实就是我整个少年时期对好日子的具体憧憬了。 这番话，当然也是有感而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们村的杨税务就是这么过的。这个杨税务是胶东人，在公社税务所工作，估计不够带家属及农转非的资格，即将老婆安到我们村了。那年整个一个冬天，该同志几乎天天就那么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不时地小酒盅那么一捏。我后来知道那一段他是犯了错误，正在家里写检查。你知我们沂蒙山有看望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即你在单位上犯了错误，让人家给处理回来或在家里写检查正在听候处理的时候，庄上的老少爷们差不多都会提着一斤鸡蛋二斤挂面地去看你，安慰你，如同看望病人一般。猛一说起来，你可能会认为我们沂蒙山人觉悟不高，没有是非观点，可我还是觉得人在倒霉的时候去看望，比人家当了官正在得意的时候去看望要厚道些，也纯粹些。当然了，被看望的同志所犯错误一般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你若行贿受贿、偷鸡摸狗或犯了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一般也不会有谁去看望，杀人放火就更不会。 杨税务犯错误的原因不详，但从庄上老少爷们都去看他的情况看，他应该犯的是可以原谅的那一种，比方说，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是围绕着中心开展工作的，他参加一个又一个工作队的时候，还没吃透精神就乱讲话了，本来是要搞阶级斗争，他整成抗旱保苗了；抑或是不该免的税，他小酒盅那么一捏就给人家免了等等的。待一拨儿一拨儿的人们看过之后，该同志始才琢磨起写检查的事情。而写检查他还不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级别不低，但没什么文化，他遂请大队会计给他写。估计那会计故意蹭他的饭吃，一个检查还能写多长时间？哎，他就能鼓捣十来天。他们守着火炉，商量具体怎么行文或措词的时候，外边就雪花飘着，炉子上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该同志管说话叫〃雪化〃，三雪两雪，两人还会哈哈地大笑起来......老小子犯了错误还如此的悠闲、从容，吃如此的好东西，你觉得这便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甚至比不犯错误还滋润似的。 这个镜头给我的印象极深。多年之后，待我参了军，提了干，领到了不算少的工资的时候，每逢下雪的天气，我即跟几个老乡在宿舍里用电炉子具体落实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么个愿望。直到现在，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还不时地这么来一下。热辣辣地吃着那玩意儿，心里就美美的，你觉得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杨税务的日子也让咱过上了。同时还会来一番饮水思源，感谢党和人民之关怀，社会主义之温暖，从前吃糠咽菜，如今却能小酒盅那么一捏。 之所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这么来一下，是因为我不厌其烦地老吃那玩意儿，常遭家人之嘲笑，说我土老冒一个，永远改不了那个农民习气。我独自在家吃这玩意儿的时候，还会蘸着韭菜花，具体吃法与吃火锅相类似。那种韭菜花也是我自己做的--当然也是一种农民式的做法。做韭菜花容易上瘾，用一个电动的小粉碎机吱嘎几下即解决问题，做了还想做。有一年，我竟做了二三十斤之多，所有瓶瓶罐罐都用上了，还是盛不下，少不得就要送给朋友及邻居一些。有一位经常说外语吃西餐的朋友吃过之后，说是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何不早送来？我说，寻思你这么高雅的人儿会瞧不起我这农民式的吃法哩！朋友就说，农民中蕴藏着许多好吃法。 人们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其实都是相对的，它可以是中短期目标，能激励你去为之努力与奋斗。一个吃糠咽菜的人，会向往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屋里没有火炉的时候想火炉子；有了火炉子，又渴望能有煤气与暖气。待这些愿望基本实现了的时候，又会怀念起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的那么种气氛或情调；甚至还会主动将一些贫穷时的吃法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剂。如今一些很上档次的酒席，上地瓜、上野菜就是一个证明。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给孩子忆苦思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吃地瓜。他孩子就说，那可是怪滋呀，能天天吃地瓜！从无可奈何地吃到调剂着吃，从被动到主动，也是生活的一大进步！ 我乃农民一个，生活上比较容易满足。凭我一个农村孩子的想象力，小时候所有对幸福生活的勾画，对好日子的憧憬，如今差不多都实现了，不太在物质生活上羡慕人家什么了，剩下的就是精神追求及如何对社会多做一点事情了。这是我的心里话。 天冷了，又想落实一下先前的那么种愿望，可待真要吃起猪肉白菜炖粉皮的时候，又觉得没有先前的那么种味道了，也不如那时觉得香。如今不搞运动了，你稍微自觉一点，也没什么错误可犯了，你甚至还会怀念犯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在家写写检查的那么种心态或心境。不知我家乡现在还保留着看望犯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否？＆nbsp＆nbsp
那一年，暗藏玄机／刘苏里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SOHO小报：咱们还是从你在《书城》上的评论文章谈起吧，在探讨历史上某些特定年份时，你用了一个词，说这些年份是“暗藏玄机”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刘苏里：这是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思考。所谓“暗藏玄机”，是指这些年份看似平平淡淡， 但它们对未来整个社会的格局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SOHO小报：能具体讲讲这种年份一般具有什么特征吗？ 刘苏里：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些所谓暗藏玄机的年份，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比如我在想为什么金先生要选择1947年来写这本书（《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因为尽管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建国，但是这些年份导致不了什么结果。1947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导致了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的转变，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中国未来50年的政治格局。另一层面，我相信有些人对这些年份是敏感的，这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处在这个年份当中有些先知先觉者；另一部分就是历史学家，他们在梳理社会的发展时发现，哦，原来这些年份对以后社会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SOHO小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起起伏伏，在这20多年当中，你认为有没有过这样的玄机年份呢？ 刘苏里：我这样看，如果说这20多年对中国产生长远影响的年份应当是1997年。我是在1999年开始意识到这个年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如果画面放大一些，我觉得中国几千年历史有三场重大的变革。一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统一，把从以血脉、宗族为核心的统治，转变成为不问姓氏名谁、出身门第这样一种长达2300年的政治统治方式。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如果1847年是一个结果的话，实际上它的玄机年份是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这次我们中华帝国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文明比我们发达的外邦，面对他们我们开始手足无措，乱了阵脚，这是我们2000年来没有过的。历史步伐是在加快，但是从1847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统治方式和利益格局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可是我发觉从1997年有很多迹象表明，这将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2000多年来中国的统治方式将要发生变化。 SOHO小报：那么你能举出1997年有哪些像马嘎尔尼使华那样预示玄机的符号性事件吗？ 刘苏里：其实这种年份表面是看不出什么的，可能很平淡。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个结果的年份，玄机年份则更多是种下种子。但我们还是可以例举一些，比如说，1995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在1996年底就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个转折标志着我们国家从统治集团内部到整个社会大众彻底地抛弃了理想主义而转向西方300多年的追求物质商品的历史进程。再比如香港的回归，表面上看是我们收回了主权，但这个事件深层次反映的是我们100多年和西方对话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树立了我们在世界面前履行对香港承诺的形象。我个人感受从书店的销售也很明显，因为从人们读什么书上是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人们思想活动的。1997年以后，深藏在中国士阶层的那种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彻底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开始公开谈论心仪商业活动，心仪财富的积累，我曾经和人大一位教授开玩笑地说：“万圣书店是一个社会的小风向标。”1997年实际是唱响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曲挽歌。 SOHO小报：这里面我还有些疑惑，其实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了热烈的人文精神讨论，似乎是1989年有一个转折，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中国就已经转向务实的轨道了。为什么会是1997年呢？ 刘苏里：你说的不错，1989年到1992年是有一个转折，1992年南巡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两股气。一股是要奔向商品社会，另一股是知识分子重新拣起话语权。那么1992年到1996年底，实际是这两股气进行搏杀的过程。1997年是见分晓了。主导社会方向的精英阶层从知识分子转向为商业领袖，这一过程已经不可逆转了。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野的一派放弃了革命的方式。当时李泽厚和刘再复有一个对话叫“告别革命”，也是发生在1997年。 SOHO小报：那我们视野缩小一点，你怎么评价2003年的事情呢？是不是会给人们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影响呢？ 刘苏里：我觉得SRS影响仅仅是一个小事情，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对整个国家带来深层的心理影响现在还不好描述，人们会反思，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是仅仅因为果子狸吗？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的是，4月20日的高官被免职是一个标志事件，实际也是1997年以来我们规则变化的结果，湖南因为SRS罢免了200多官员。设想如果SRS发生在1993年而不是2003年，我们会有这样的处理思路吗？ SOHO小报：你觉得SRS作为一个外力，是不是会成为引发社会一些已经存在问题的行业危机的导火索呢？ 刘苏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引起一种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年我们一味贪婪地追求财富，但是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不是只要拥有财富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不敢说这是一次天谴，但是我们应该反思。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只盯着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一股气把大家重新凝聚起来，需要一种体现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东西。从这点看，也许SR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nbsp＆nbsp
我还是应该感谢／石涛
石涛，北京博维图书公司总经理，策划出版书100余种，包括《格调》、《香烟》、《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等。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渺小的时代。无论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多少神话，无论人们的口袋里增加了多少财富，我们仍然难逃卑微的命运。这已命中注定，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不按纸币的数量和人们贪婪的程度来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自娱自乐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而自娱自乐，并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换句话说，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谁能约束你，包括上帝。但是，话说回来，你想获得真正的尊崇和赞美也就不可能了。 好在无论一个时代多么卑微，对于个人来说，总还是有值得记忆和感激的事情，不管它本来多么正当，比如，终于有机会通过竞技场里的一次集体角斗改变个人命运。这里我指的是：上大学。1977年10月，经过11年的停顿，人们又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事实上，我是在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之后才踏进大学校门的。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在塞外延庆县一个叫八里店的村子里插队。每天早晨天刚一亮，我们就要拖着疲惫之极的身体下地，经过一整天的劳作，在太阳落山之后，再拖着更加疲惫的身体爬上土炕，年轻而阴郁的头脑里怀着终有一天要逃离苦境的梦想，昏昏沉沉地睡去。 就是在那种绝望的生活里，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了。那是一种真实无比的激动。在那之前，生活里有过许多虚假的激动，比如一两个人的逝世，比如清明节发生的广场事件，比如几个人的倒台和另外一些人的上台，但那毕竟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激动一阵之后，又继续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轨道里。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和其他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回北京复习考试。公社给各村的知青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们可以回城复习高考，但复习期不能超过15天。我们不打算遵守这一规定，因为我们当时很清楚，要想摆脱一生在农村艰辛劳作的苦境，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逃离的决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安排在1977年12月，我们在10月底回到北京。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初冬，离考试还有两天时，我回到八里店。为了庆祝，我们偷了生产队里一只母鸡和菜园里的两棵白菜，做了一锅鸡汤白菜。那是我记忆所及味道最鲜美的鸡汤和白菜，以后多次试图做出同样美味的鸡汤，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考试在延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举行。12月，延庆到处是冰天雪地，教室里没有火，我的手几次冻僵了，只能搓一搓取暖。考完试，回到村里一边干活一边等待结果。大约在12月底，公社通知我去县城医院参加体检，也就是说，我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我欣喜若狂。按规定，凡是参加体检的人就可以填报志愿了，但在那个时代，考试结果并不对考生公布，于是我只能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选择。我的三个志愿全部选择了外地的大学，因为那时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北京，自从出生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对她的阴郁、灰暗、高压政治环境、警察和街道委员会的骚扰已经忍无可忍，一心想换个环境。谁知道这成了我上大学之路上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 体检之后不久村里就到了农闲时节，我于是把年底分红的九十多块钱（整整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揣在兜里，回到北京等待录取通知书。从1978年1月初到2月底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整天都在等待，因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近了命运改变的边缘。为了更好地打发时光，我把所有分红的钱都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花掉了。然而，当别人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却没有。 我的失落情绪在逐渐加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绝望、更焦虑，同时也更期望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没有发生。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跑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延庆县招生办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结果是我没有被录取。我当时猜想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可能刚刚过了北京文科280分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能参加体检，但达不到各学校的要求。我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最初体检时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记得在告诉哥哥这个消息时难过地哭了，因为哥哥在我考大学这件事上是给我鼓励最多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惋惜之情。 3月初，我返回村里时路过延庆县城，为了确证自己的猜测，我去县招生办查了我的考试分数：320分，超出录取线整整40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数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居然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招生办的人问我报的什么志愿，我说都是外地的大学。他们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1977年外地大学在北京招生的名额极少，且多为理科。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几乎绝望，根本打不起精神下地劳动，从一个“先进知青”变成了整天旷工的人。 接着知青可以回城了。4月，我被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招回城里，工作内容是为混凝土预制板做木头模子。这家公司的上班地点在卢沟桥，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回到家里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天我没有上班，在家里昏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然后我继续躺在床上，慢慢思索眼下的处境。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继续考大学，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或者超龄不让考了为止。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只是简单地认为，我不能一辈子干体力劳动。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简直生不如死。我在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对列文（也就是老托尔斯泰的化身）在乡间劳作时产生的喜悦的描写印象深刻，但它却改变不了我当时的认识，因为列文的劳作是出于选择，而我的劳作却是被迫。 1978年秋天我走进大学，但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兴奋和期望。一年之内我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虽然改变了体力劳动的命运，但读的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于是我对待大学教育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过书、做过杂志编辑，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总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地走过来。直到有一天，老妈在我抱怨中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糟糕时说，要不是拜上大学之福，我今天的生活还不定什么倒霉样子呢。我想了想心里竟吓了一跳，如果上不了大学，我今天没准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也未可知呢。 至少有一点我知道，人真的很脆弱，随波逐流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如果被生活打垮了，不管他曾经心有多高，锐气也会消失殆尽，最后变成一个可悲的人。 所以，人应该有机会，人也应该感谢机会。＆nbsp＆nbsp
我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徐磊
徐磊，业余撰稿人和职业音乐人，(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张颐武：《那一年》体验“新新中国”
《那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这是口碑不错的《SOHO小报》去年文章的选集。其中的文章可以用面广人杂来形容。从时尚人物和地产商到诗人和小说家的各色人等在这里写出自己对于城市、对于生活的片断的感想。这些文章都有一种随兴谈来的即兴和轻松。其中有对于自己生活的关键的“那一年”的回忆，有对于城市空间的想象，有琐碎的私生活的讨论和交流。风格好在它的不正式，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煞有介事。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城市生活的多样而有趣的面貌。一个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新新中国”也通过这样的琐碎徐徐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中国生活的新的多面性，让我们看到一种被激发的活力的呈现。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化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象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化想象的中心。
据李欧梵指出：“概括地说，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 112页）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不仅许多作家来自农村，对于农业生活的记忆是文学想象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往往城市是被乡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人之外，中国并没有真正表达都市经验的作品。而今天的由中等收入者所表达的都市经验完全不同于已往的都市感觉。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中心。这种都市性在于对都市空间的展示和都市生活的处理都不复有那种乡村记忆的影子，城市的经验具有一种完全内在化的展现。由于中等收入者开始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他们也彻底地切断了和乡村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一个大都市构成的网络之中，由都市网络加入和参与全球化的生存。于是，《那一年》将一种新的都市性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由这本书触摸中国城市的脉动 。城市的经验是一种零散的、放射状的经验。《那一年》里的零散和片断的表述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个“新新中国’无可争议的崛起。
这里的形式有点象当年茅盾等人倡导的《中国的一日》，但那是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在苦难和悲情中的缩影。而《那一年》中的中国却已经有了新的命运。（张颐武）
《那一年》序：《SOHO小报》／潘石屹
SOHO小报的前身是现代城的客户通讯，买了房子的客户总是很关心他的房子的工程进展，我们每月用客户通讯的方式，和这些客户建立起了联系。办一办就落入了俗套，没有任何新意，买房子的客户也陆续地搬进了自己的新房子。一次我和一个客户朋友吃饭，他说每次寄去的客户通讯他都不打开信封直接扔到垃圾筒里面，我听了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决定停办客户通讯，停了几期，有许多客户打电话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给他寄客户通讯，看来还得办下去。我们改了个主意，不要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打转转，也不要老给自己的公司做广告，也不要老是自己公司奖励、提拔，领导的讲话，受某某领导的接见，你自己觉得是大事，别人并不关心。恢复客户通讯的时候，正好是2000年初，当时的背景做IT的人总认为网络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各行各业都在去迎合，都在想办法与网络接轨，家电、出版，无一行业可以例外。房地产行业为了赶这个时髦，也提出来了许多说法，如智能化家居，宽带入户，翻开当时的报纸看那些房地产广告，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在想，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合，网络时代和建筑房地产行业的结合，也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宽带入户，因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改变了我们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的房子应该跟着变，我们所建的房子的本质是空间，所改变的应该是空间。于是，我们就提出了SOHO的想法。当时在社会上一片批判声，有一些媒体哗众取宠，有一些竞争对手恶意攻击，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员工相信他，理解他，我们把公司的员工组织起来学习，把客户通讯也改成了《SOHO小报》。《SOHO小报》就这样诞生了，我的观点一贯是知难行易，先要把问题想明白，才好去做，如果是问题想不明白，去做的话，是白浪费时间，所以《SOHO小报》更注重的是知，更注重的是思想的东西。它是完全非商业的，渐渐成了一个讨论城市文化的平台。 《SOHO小报》联络了许多中国当代有想法、有思想的人来写文章，这里每期都集中了一些有份量的思想和言论，使大家在热热闹闹的商业社会中能安静下来，听一听真正有见地的的声音。《SOHO小报》越办越火，越来越受欢迎，每天我们都得到朋友写来的信，打的电话，要求给他们寄，也经常能够收到一些读者朋友给我们寄来的小礼物、土特产。每收到这些礼物时，我们都很高兴，我的助手许洋建议，是不是可以公开发行，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盖房子上。《SOHO小报》控制在一定的发行量，不要做大，不要公开发行，因为目前杂志的产权还不是非常的清楚，还是有法律风险的。所以许多写信、打电话，发E—MIL，要求寄小报的朋友一时难以满足，今天我们出这本书，把一些优秀作家的好文章汇集起来，也是满足大家要求的一个办法。 我本人的语文水平很差，上个月买了一个中学语文课本的光盘，听上面朗诵古文，我才知道我小时候老师讲古文都是用我们当地的土话，和普通话讲的差距很大。我才知道我的语文水平也就是小学刚毕业的水平吧。自从开办《SOHO小报》，每期许洋总是催我写一小段文章，我的语文水平也有了提高。感谢《SOHO小报》对我的鞭策。 感谢所有在《SOHO小报》中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字的作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那一年
意大利人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歌舞升平风调雨顺的年代大伙儿是懒得答理这句话的。不是说大伙儿忘性大，而是这时节大伙儿都在忙着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急匆匆忙不迭地和传统和过去告别还来不及，故纸堆里那点事根本进入不了咱们的视野。可是“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日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路子也不都是一马平川，每当遇到些灾祸劫难沟沟坎坎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还是处在历史行进的路途上，历史也还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我们刚刚用现代的时髦的语言和概念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包装得焕然一新。 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事儿，有些是危机四伏绝处逢生的，有些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更多的是平淡无奇不关痛痒的。但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也不管是立竿见影还是细水长流，它们都给我们以后的生活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也都从心理上思维上行为上习惯上生活方式上社会形态上持续地影响着我们改变了我们。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改头换面潜移默化地窜到我们今天日子里来的。 2003年由于一个外力所引发的事儿是注定要写进历史的，它的短期的局部的影响也许很快就会消除，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一定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缓慢地释放出来。相信在以后几年里，大伙儿都会从身边各种蛛丝马迹的微妙变化中感受到它的影子它的痕迹它的份量。＆nbsp＆nbsp
八十年代的婚礼／陈丹燕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八十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在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婚礼，是人生中真正的大日子，离婚和婚外恋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婚礼上关于〃百年好合〃的祝愿，就是铁打的规矩。 八十年代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大家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那时候时兴的，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那是对国营家具店里红棕色的反动。式样却是组合式家具，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变成另外的样子。从那时候开始，一个上海的新家庭与装修队之间的斗争就已经硝烟四起了，所以八十年代结婚的人，要是在九十年代买房子装修，是最有经验对付离开田野变得毫无道德约束的农民专修队的。经验就是两种，一是事必躬亲，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二是高高挂起，早就做好了受骗的准备，所以不生气。那时候的结婚序曲又长又艰苦，新人们蓬头垢面，新娘大多数总是和新郎同甘共苦，见钱眼开的新娘自己知道有罪，人们不把这样的女孩子称为聪明，而是称为好吃懒做。新人们最先了解的，就是木头的品种和零件的价钱。那时候的人心没有现在狡猾，商店里开出来的发票总归是真的。 然后，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八条新棉被，从一斤半的到八斤的，可以盖上二十年。还有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大红大绿，喜气洋洋。那些被面子，是真正的好缎子，手工绣的龙凤，一洗就皱，丝线就褪色的那种娇气手工。还要准备两条鸭绒被，两条羊毛毯，洋红的羊毛床罩。好像织物都应该是女孩子准备的，包括窗帘和桌布，电视机套子。为了找到好看的布料，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女孩子总要准备一对樟木箱，那是重要的陪嫁。女孩子用的新被子，会由妈妈请一个全福的女人来缝，为了祝福女孩子日后的幸福，父母不全的，家庭不全的，都不能动新人的嫁妆。常常自己的母亲不肯动针线，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幸福吧。而在八十年代，刚刚长期的动乱甫定，有全福的女人还真的不好找。被找上的人，一脸都是自豪和感恩的样子。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和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八块八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结婚买商品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所以，家里没有一间可以结婚的房间，就是许多男孩子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之一。 规矩的人家也得给媳妇一个见面礼，通常是金戒指和金项链，九九金的。式样老土，克数殷实，女孩子家出面为女婿做一套婚礼上穿的全毛呢中山装，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最好的出客衣服，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到九五年以后，给云南灾区捐赠的衣物里面，就能看到压在樟木箱底的呢中山装了，它们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樟脑丸味道。金项链和戒指，还有上好的呢中山装，还有一件全呢的长大衣，都是婚礼上的主力。 然后就到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喜酒，就是定下一个饭店，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那时候并没有来喝喜酒一定得送礼的规定，所以被通知喝喜酒的人，都是真正的高兴，八十年代吃到一顿好吃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大事。当然，看喜酒的排场也很要紧。家属会带着家里的大锅去饭店，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带回家。那时的喜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盛宴，清炒虾仁，红烧蹄膀，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松鼠黄鱼，狮子头，一道一道，热气腾腾，重油赤酱地端上来，被重重地顿在圆桌的中心，一时间，筷子头如雨而下，风卷残云一般，青花大盘子里就空了。那时候喝的酒，都是烈酒，茅台也不那么贵，男人们很快就脸红了，也有人白了，喝醉了的人开始失态，想起了伤心事就哭了。大动乱以后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伤心事，整个社会都是多愁善感的，容易见到眼泪，即使是在婚礼上。而女人们的嘴唇因为油，而显得厚而馋相。 发的喜糖，是用窄长如手掌的小塑料袋装的，要是里面八粒都是奶糖，就表示是有钱人家结婚了，通常总要在里面搭两颗便宜点的硬糖，一粒奶油话梅糖，一粒上海产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的。 接下去的节目就是闹洞房了。开始总算是文雅的，说说恋爱经过而已，后来就要新人一起吃苹果，不过借着由子可以让他们不小心亲到一起，大家可以起哄。那时候这种被社会允许的亲昵，是最好的13频道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都脸红心跳。 这是中国在八十年代短暂的宁静中，拘谨而单纯的婚礼过程。多少那时的婚礼，没有应了〃百年好合〃的话，消失在经济的腾飞里面。＆nbsp＆nbsp
憧憬与怀念／刘玉堂
刘玉堂，1948年生于山东沂源。1988年调《山东文学》社，历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91年底调山东作协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至今，是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理事、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温柔之乡》、《人走形势》、《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及随笔集《玉堂闲话》等十几种。曾获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山东新时期农村题材中篇小说一等奖等三十多次省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 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小酒盅那么一捏，小错误那么一犯，小检查那么一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如今想来，那其实就是我整个少年时期对好日子的具体憧憬了。 这番话，当然也是有感而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们村的杨税务就是这么过的。这个杨税务是胶东人，在公社税务所工作，估计不够带家属及农转非的资格，即将老婆安到我们村了。那年整个一个冬天，该同志几乎天天就那么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不时地小酒盅那么一捏。我后来知道那一段他是犯了错误，正在家里写检查。你知我们沂蒙山有看望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即你在单位上犯了错误，让人家给处理回来或在家里写检查正在听候处理的时候，庄上的老少爷们差不多都会提着一斤鸡蛋二斤挂面地去看你，安慰你，如同看望病人一般。猛一说起来，你可能会认为我们沂蒙山人觉悟不高，没有是非观点，可我还是觉得人在倒霉的时候去看望，比人家当了官正在得意的时候去看望要厚道些，也纯粹些。当然了，被看望的同志所犯错误一般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你若行贿受贿、偷鸡摸狗或犯了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一般也不会有谁去看望，杀人放火就更不会。 杨税务犯错误的原因不详，但从庄上老少爷们都去看他的情况看，他应该犯的是可以原谅的那一种，比方说，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是围绕着中心开展工作的，他参加一个又一个工作队的时候，还没吃透精神就乱讲话了，本来是要搞阶级斗争，他整成抗旱保苗了；抑或是不该免的税，他小酒盅那么一捏就给人家免了等等的。待一拨儿一拨儿的人们看过之后，该同志始才琢磨起写检查的事情。而写检查他还不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级别不低，但没什么文化，他遂请大队会计给他写。估计那会计故意蹭他的饭吃，一个检查还能写多长时间？哎，他就能鼓捣十来天。他们守着火炉，商量具体怎么行文或措词的时候，外边就雪花飘着，炉子上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该同志管说话叫〃雪化〃，三雪两雪，两人还会哈哈地大笑起来......老小子犯了错误还如此的悠闲、从容，吃如此的好东西，你觉得这便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甚至比不犯错误还滋润似的。 这个镜头给我的印象极深。多年之后，待我参了军，提了干，领到了不算少的工资的时候，每逢下雪的天气，我即跟几个老乡在宿舍里用电炉子具体落实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么个愿望。直到现在，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还不时地这么来一下。热辣辣地吃着那玩意儿，心里就美美的，你觉得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杨税务的日子也让咱过上了。同时还会来一番饮水思源，感谢党和人民之关怀，社会主义之温暖，从前吃糠咽菜，如今却能小酒盅那么一捏。 之所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这么来一下，是因为我不厌其烦地老吃那玩意儿，常遭家人之嘲笑，说我土老冒一个，永远改不了那个农民习气。我独自在家吃这玩意儿的时候，还会蘸着韭菜花，具体吃法与吃火锅相类似。那种韭菜花也是我自己做的--当然也是一种农民式的做法。做韭菜花容易上瘾，用一个电动的小粉碎机吱嘎几下即解决问题，做了还想做。有一年，我竟做了二三十斤之多，所有瓶瓶罐罐都用上了，还是盛不下，少不得就要送给朋友及邻居一些。有一位经常说外语吃西餐的朋友吃过之后，说是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何不早送来？我说，寻思你这么高雅的人儿会瞧不起我这农民式的吃法哩！朋友就说，农民中蕴藏着许多好吃法。 人们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其实都是相对的，它可以是中短期目标，能激励你去为之努力与奋斗。一个吃糠咽菜的人，会向往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屋里没有火炉的时候想火炉子；有了火炉子，又渴望能有煤气与暖气。待这些愿望基本实现了的时候，又会怀念起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的那么种气氛或情调；甚至还会主动将一些贫穷时的吃法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剂。如今一些很上档次的酒席，上地瓜、上野菜就是一个证明。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给孩子忆苦思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吃地瓜。他孩子就说，那可是怪滋呀，能天天吃地瓜！从无可奈何地吃到调剂着吃，从被动到主动，也是生活的一大进步！ 我乃农民一个，生活上比较容易满足。凭我一个农村孩子的想象力，小时候所有对幸福生活的勾画，对好日子的憧憬，如今差不多都实现了，不太在物质生活上羡慕人家什么了，剩下的就是精神追求及如何对社会多做一点事情了。这是我的心里话。 天冷了，又想落实一下先前的那么种愿望，可待真要吃起猪肉白菜炖粉皮的时候，又觉得没有先前的那么种味道了，也不如那时觉得香。如今不搞运动了，你稍微自觉一点，也没什么错误可犯了，你甚至还会怀念犯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在家写写检查的那么种心态或心境。不知我家乡现在还保留着看望犯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否？＆nbsp＆nbsp
那一年，暗藏玄机／刘苏里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SOHO小报：咱们还是从你在《书城》上的评论文章谈起吧，在探讨历史上某些特定年份时，你用了一个词，说这些年份是“暗藏玄机”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刘苏里：这是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思考。所谓“暗藏玄机”，是指这些年份看似平平淡淡， 但它们对未来整个社会的格局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SOHO小报：能具体讲讲这种年份一般具有什么特征吗？ 刘苏里：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些所谓暗藏玄机的年份，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比如我在想为什么金先生要选择1947年来写这本书（《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因为尽管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建国，但是这些年份导致不了什么结果。1947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导致了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的转变，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中国未来50年的政治格局。另一层面，我相信有些人对这些年份是敏感的，这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处在这个年份当中有些先知先觉者；另一部分就是历史学家，他们在梳理社会的发展时发现，哦，原来这些年份对以后社会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SOHO小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起起伏伏，在这20多年当中，你认为有没有过这样的玄机年份呢？ 刘苏里：我这样看，如果说这20多年对中国产生长远影响的年份应当是1997年。我是在1999年开始意识到这个年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如果画面放大一些，我觉得中国几千年历史有三场重大的变革。一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统一，把从以血脉、宗族为核心的统治，转变成为不问姓氏名谁、出身门第这样一种长达2300年的政治统治方式。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如果1847年是一个结果的话，实际上它的玄机年份是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这次我们中华帝国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文明比我们发达的外邦，面对他们我们开始手足无措，乱了阵脚，这是我们2000年来没有过的。历史步伐是在加快，但是从1847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统治方式和利益格局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可是我发觉从1997年有很多迹象表明，这将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2000多年来中国的统治方式将要发生变化。 SOHO小报：那么你能举出1997年有哪些像马嘎尔尼使华那样预示玄机的符号性事件吗？ 刘苏里：其实这种年份表面是看不出什么的，可能很平淡。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个结果的年份，玄机年份则更多是种下种子。但我们还是可以例举一些，比如说，1995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在1996年底就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个转折标志着我们国家从统治集团内部到整个社会大众彻底地抛弃了理想主义而转向西方300多年的追求物质商品的历史进程。再比如香港的回归，表面上看是我们收回了主权，但这个事件深层次反映的是我们100多年和西方对话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树立了我们在世界面前履行对香港承诺的形象。我个人感受从书店的销售也很明显，因为从人们读什么书上是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人们思想活动的。1997年以后，深藏在中国士阶层的那种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彻底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开始公开谈论心仪商业活动，心仪财富的积累，我曾经和人大一位教授开玩笑地说：“万圣书店是一个社会的小风向标。”1997年实际是唱响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曲挽歌。 SOHO小报：这里面我还有些疑惑，其实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了热烈的人文精神讨论，似乎是1989年有一个转折，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中国就已经转向务实的轨道了。为什么会是1997年呢？ 刘苏里：你说的不错，1989年到1992年是有一个转折，1992年南巡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两股气。一股是要奔向商品社会，另一股是知识分子重新拣起话语权。那么1992年到1996年底，实际是这两股气进行搏杀的过程。1997年是见分晓了。主导社会方向的精英阶层从知识分子转向为商业领袖，这一过程已经不可逆转了。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野的一派放弃了革命的方式。当时李泽厚和刘再复有一个对话叫“告别革命”，也是发生在1997年。 SOHO小报：那我们视野缩小一点，你怎么评价2003年的事情呢？是不是会给人们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影响呢？ 刘苏里：我觉得SRS影响仅仅是一个小事情，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对整个国家带来深层的心理影响现在还不好描述，人们会反思，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是仅仅因为果子狸吗？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的是，4月20日的高官被免职是一个标志事件，实际也是1997年以来我们规则变化的结果，湖南因为SRS罢免了200多官员。设想如果SRS发生在1993年而不是2003年，我们会有这样的处理思路吗？ SOHO小报：你觉得SRS作为一个外力，是不是会成为引发社会一些已经存在问题的行业危机的导火索呢？ 刘苏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引起一种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年我们一味贪婪地追求财富，但是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不是只要拥有财富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不敢说这是一次天谴，但是我们应该反思。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只盯着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一股气把大家重新凝聚起来，需要一种体现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东西。从这点看，也许SR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nbsp＆nbsp
我还是应该感谢／石涛
石涛，北京博维图书公司总经理，策划出版书100余种，包括《格调》、《香烟》、《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等。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渺小的时代。无论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多少神话，无论人们的口袋里增加了多少财富，我们仍然难逃卑微的命运。这已命中注定，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不按纸币的数量和人们贪婪的程度来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自娱自乐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而自娱自乐，并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换句话说，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谁能约束你，包括上帝。但是，话说回来，你想获得真正的尊崇和赞美也就不可能了。 好在无论一个时代多么卑微，对于个人来说，总还是有值得记忆和感激的事情，不管它本来多么正当，比如，终于有机会通过竞技场里的一次集体角斗改变个人命运。这里我指的是：上大学。1977年10月，经过11年的停顿，人们又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事实上，我是在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之后才踏进大学校门的。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在塞外延庆县一个叫八里店的村子里插队。每天早晨天刚一亮，我们就要拖着疲惫之极的身体下地，经过一整天的劳作，在太阳落山之后，再拖着更加疲惫的身体爬上土炕，年轻而阴郁的头脑里怀着终有一天要逃离苦境的梦想，昏昏沉沉地睡去。 就是在那种绝望的生活里，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了。那是一种真实无比的激动。在那之前，生活里有过许多虚假的激动，比如一两个人的逝世，比如清明节发生的广场事件，比如几个人的倒台和另外一些人的上台，但那毕竟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激动一阵之后，又继续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轨道里。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和其他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回北京复习考试。公社给各村的知青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们可以回城复习高考，但复习期不能超过15天。我们不打算遵守这一规定，因为我们当时很清楚，要想摆脱一生在农村艰辛劳作的苦境，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逃离的决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安排在1977年12月，我们在10月底回到北京。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初冬，离考试还有两天时，我回到八里店。为了庆祝，我们偷了生产队里一只母鸡和菜园里的两棵白菜，做了一锅鸡汤白菜。那是我记忆所及味道最鲜美的鸡汤和白菜，以后多次试图做出同样美味的鸡汤，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考试在延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举行。12月，延庆到处是冰天雪地，教室里没有火，我的手几次冻僵了，只能搓一搓取暖。考完试，回到村里一边干活一边等待结果。大约在12月底，公社通知我去县城医院参加体检，也就是说，我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我欣喜若狂。按规定，凡是参加体检的人就可以填报志愿了，但在那个时代，考试结果并不对考生公布，于是我只能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选择。我的三个志愿全部选择了外地的大学，因为那时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北京，自从出生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对她的阴郁、灰暗、高压政治环境、警察和街道委员会的骚扰已经忍无可忍，一心想换个环境。谁知道这成了我上大学之路上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 体检之后不久村里就到了农闲时节，我于是把年底分红的九十多块钱（整整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揣在兜里，回到北京等待录取通知书。从1978年1月初到2月底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整天都在等待，因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近了命运改变的边缘。为了更好地打发时光，我把所有分红的钱都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花掉了。然而，当别人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却没有。 我的失落情绪在逐渐加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绝望、更焦虑，同时也更期望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没有发生。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跑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延庆县招生办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结果是我没有被录取。我当时猜想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可能刚刚过了北京文科280分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能参加体检，但达不到各学校的要求。我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最初体检时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记得在告诉哥哥这个消息时难过地哭了，因为哥哥在我考大学这件事上是给我鼓励最多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惋惜之情。 3月初，我返回村里时路过延庆县城，为了确证自己的猜测，我去县招生办查了我的考试分数：320分，超出录取线整整40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数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居然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招生办的人问我报的什么志愿，我说都是外地的大学。他们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1977年外地大学在北京招生的名额极少，且多为理科。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几乎绝望，根本打不起精神下地劳动，从一个“先进知青”变成了整天旷工的人。 接着知青可以回城了。4月，我被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招回城里，工作内容是为混凝土预制板做木头模子。这家公司的上班地点在卢沟桥，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回到家里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天我没有上班，在家里昏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然后我继续躺在床上，慢慢思索眼下的处境。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继续考大学，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或者超龄不让考了为止。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只是简单地认为，我不能一辈子干体力劳动。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简直生不如死。我在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对列文（也就是老托尔斯泰的化身）在乡间劳作时产生的喜悦的描写印象深刻，但它却改变不了我当时的认识，因为列文的劳作是出于选择，而我的劳作却是被迫。 1978年秋天我走进大学，但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兴奋和期望。一年之内我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虽然改变了体力劳动的命运，但读的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于是我对待大学教育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过书、做过杂志编辑，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总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地走过来。直到有一天，老妈在我抱怨中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糟糕时说，要不是拜上大学之福，我今天的生活还不定什么倒霉样子呢。我想了想心里竟吓了一跳，如果上不了大学，我今天没准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也未可知呢。 至少有一点我知道，人真的很脆弱，随波逐流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如果被生活打垮了，不管他曾经心有多高，锐气也会消失殆尽，最后变成一个可悲的人。 所以，人应该有机会，人也应该感谢机会。＆nbsp＆nbsp
我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徐磊
徐磊，业余撰稿人和职业音乐人，(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