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部分阅读
某著名唱片公司制作部经理，文字散见于《三联周刊》、《时尚》、《文汇周刊》等等文化、时尚类刊物，独立制作的唱片《拉链门事件》已上市。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他说，下辈子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穷人。我曾以此为座右铭。念叨了几年，似乎有点尴尬，为了聊以自蔚，在没钱的时候我会搞搞理想，后来一直没钱，我就一直搞搞理想，最后，我就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其实我不是生来如此的，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七岁那年，我曾经挣了一大笔钱（未遂），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是个商业天才。小学一年级，我爸为了鼓励我，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就是每拿一个百分就给五分钱。学期末，我拿了作业本和试卷结算，数着数着，我爸就绷不住了，开始流汗、笑容勉强，半中道就逃掉了。转天，我去找他要钱，他突然翻脸，说，前两天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花了多少多少，还买吃的、买玩具、买书，你天天吃喝拉撒，你算算花了我多少钱。我很羞愧，我本不知道我一直欠我爸很多钱。但凡那时候理论水平高一点，我只要用四个字就能点了他的死||穴：以德治国，你的行为符合以德治国吗？！ 我上大学是在1990年，当时正是全民经商刚起步，我报的志愿全部是外贸、经济、管理类的，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进了一所大学学管理，我系的风气大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挣钱高。刚入学没两天，我就给系主席一个下马威，一天傍晚，刚上任的系主席来我们宿舍，慰问了几句，然后问我们有谁想晚上去看录像，大家都不出声，我正好晚上闲得慌，有学生会组织看录像何乐不为呢，就说，我去我去。主席把票给了我，我不客气地收了。过了一会儿，主席一直站在原地，脸色有点不好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同学，你有零钱吗？我说，你要换零钱吗，我没有啊。这时候旁边的哥儿们冲我使眼色，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主席是来卖录像票的。那是我有史以来碰见最尴尬的事儿，我怀疑因此断送了我在学生会的前途。 但是，我很快就在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学会了游泳，一年级我卖过舞会的票，李志伟吉他音乐会我们宿舍是大学区票务总代理。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混迹娱乐圈，有次同学聚会，互相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说公司最挣钱的业务就是带歌手参加商业演出。有个哥儿们立刻反应过来，说，哦，商业演出啊，不就是咱们在一年级搞的那个吗，没想到你这业务一直没扔下。真是没有天理。 二年级，我们的业务做成了跨省的规模，从河北白沟囤了一批书包卖给新生，三年级，我们不再从事直接的体力劳动，转做比较高级的家教代理。基本上体现了将管理学课程学以致用的精神。邓公南巡以后，商品经济热潮突然暴涨，当时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作为掌握先进的经济理论的专业人士，我很鄙夷当时还在包场电影、搞旅游、开舞会的同学，档次上不去，挣了钱都丢人。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我已经从务实走向了务虚，从现货走向了期货。 不知道从哪里起的头，我们系突然开始倒腾钢材和夏利，一出去都牛B烘烘的，〃兄弟，要钢材要夏利找我，给你抽成。〃 〃上个月，好几车皮钢材砸手里了，你想要的话，给你一个八折。〃 〃要夏利、大发，我有路子，我跟他们老总秘书的外甥铁磁，哦，什么，你就是那个外甥？〃 后来就卖乱了，至少把半个学校都卷了进来，谁都号称手里有货，而且一嘴的专业术语，特能唬人，但临了谁也没卖出一个轱辘去。 我决定另辟蹊径，向无辜的老区人民下手，我给我爸、我姐发了英雄帖，让他们在当地给我联系业务，并郑重地叮嘱他们要当作一件事业来做，我们家的未来就指着这个了。 没多久，我爸就有了反馈，说把县城里的铁匠铺都联系了一圈，估计要个百十斤的铁没问题。当时就把我给气坏了，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不论斤卖，我们论车皮卖。 后来，有一次老乡聚会，我搂着一个漂亮的女老乡翩翩起舞，意乱情迷，正考虑是否要有实质性行动的时候，女老乡突然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同学，钢材要吗，夏利要吗？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商品经济生涯，其实我从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微乎其微，搞商业演出的时候连自己的票钱都没挣回来；乱贴广告被罚过款；卖的书包根本就是假冒伪劣，要是被告到校卫队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做家教中介推荐的净是老乡和同学，不仅不给中介费还要请他们吃饭......而当时最稳定的收入其实是稿费，因为我姐在一家报社，老给我假公济私。于是我对自己的商业才华有了一些怀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多的肯定。 晚上，熄灯，大家开始卧谈会，在探讨了经济形势、业务状况和未来走向以后，有位兄弟长叹了一声：如果可以挑选一种死法，我希望是被钱砸死的——我说的是美元。而我的理想却突然发生了质的升华：与其被美元砸死，还不如做个艺术家被饿死。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的同学们继续倒腾车皮、走私汽车、石油换食品、食品换核潜艇、跨国结婚、收购微软、重建世贸大厦...... 而我默默地做了三张伟大的唱片，最后一张《拉链门事件》终于可以公开发行，著名乐评人说我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音乐艺术家，既然是艺术家，所以当然还是没钱，还只能拿理想说事儿。 老天有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还是被钱砸死算了。 注：那一年，1991—1993，关键词：大款、倒爷、邓公南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nbsp＆nbsp
历史的拐角／张颐武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后现代问题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较多贡献。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历史好像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察觉，它就在默默中转变了方向。这时的历史的拐角往往是隐而不现的。有的时候，历史大张旗鼓地追求它的宏伟的目标，好像一切都近在咫尺，但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的拐角，历史却从此转换了方向。历史的拐角的神秘 和宿命感往往让置身其中的人们迷惑不已。人们好像对于自己的命运根本无法把握，就好像马克思所言的：想走进这间房，却意外地走进了另外一间。人生的状况往往如是。 在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一个历史的拐角好像突然出现了。当时好像在十年中积累的全部热情和期望都变成了一套浪漫的幻想在一个时刻喷发了出来。我们好像突然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时刻。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些华丽的言辞和巨大的行动。那时我是一个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正好沉醉在文学〃先锋派〃的潮流之中，也正经历了思想从八十年代流行的〃启蒙〃中脱出的过程，似乎对于一切改变历史的〃高峰体验〃都有一种其实同样天真的虚无主义的否定，对于历史的大戏剧的诱惑仅仅只有一点好奇心。但当时的许多朋友都被参与甚至改变历史的宏伟的景象所吸引，他们发表宣言，宣告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他们彻夜开会，将宏伟的街头运动和神秘的内幕莫名地连在一起；他们的确想象明天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颠倒过来。 我记得我的同学朋友卫国，原是个诗人，已经在先锋诗歌界小有名望，热爱一切诗歌活动，希望通过诗来改变世界。这时候看到的到处萌动的热望，禁不住到处找人签名，到处从事他不懂的政治。这政治在他看来就和诗一样浪漫。我还记得他有一天到我家来找我，目的是说服我参与他的活动。他滔滔不绝地分析形势，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历史的全部蓝图。他不高的个子，眼镜下面透出一种狂热而沉醉的光芒。他当时告诉我：〃明天，明天，历史就要改变了。〃我今天想来他好像是叫阿Q同去革命的天真汉，当时我没有大志，只好说我其实只是在历史的潮流边缘的观潮者，看不清历史，却也就不必在大变动的前夜加入它。我看到卫国眼睛里的失望，如同当年的激进的革命者看到一个迷途的羔羊，一个掌握真理的英雄面对麻木的庸众。卫国不打算再写诗了，他在最后告诉我：真正的诗其实正在广场上。而那位今天已经厌倦了海外流浪生活的大诗人正是他的偶像，卫国的活动正是和他卷在一起。我迷恋诗人的诗，却无法懂得诗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只有无尽的疑惑而已。卫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我深谈了。 而让我真正对历史感到疑惑的却是一件不可思议却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如火如荼的那些天中的一天，热力已经飙到了最高，突然一位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坚持没有吃饭的人们需要尿盆。他正在和几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一起购买了许多尿盆，已经送去。他说他们背着许多尿盆走到了人们中间，受到了热情的欢呼。我当时突然觉得有点怪异，宏大的历史场景里居然需要尿盆。伟大的时刻也不可能放弃吃喝拉撒的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我们好像在狂欢，在忘掉一切世俗的生活，但我们仍然需要尿盆。悲壮的感情，宏伟的理想，深沉的感情；人潮和历史改变的滔滔巨浪居然仍然需要尿盆。历史是多么尖刻的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对比啊！在神圣而庄严的时刻，历史漏出了它的最世俗，却最无法逃避的某种真实。 于是，我好像觉得就是这尿盆的出现驱散了我们的美丽的梦想。近在咫尺的一切其实好像消逝了，遥不可及，却又意外地好像被实现了，唾手可得。历史其实没有按当时所有人的想象走向他们的目标，而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拐角，让那些亲历了一切的人尝到了被历史拨弄的无奈。我们试图掌握历史的时候，历史变成了对我们的讽刺。我想，这里的那个尿盆的作用其实很大，我们参与的历史没有改变人们对尿盆的需求，而尿盆却难免解构了历史。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岁月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卫国在海外经历了大起大落后不知踪迹，我还会偶尔想念他。而那位被他崇拜的诗人，同样经历了漂流之后，如今已经走到了事物相反的另一极。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国的命运也有了不可思议的转变。当年在嘈杂、混乱、震撼的时刻没有明确，却被所有人期望的命运，好像已经实现了。但梦想的色泽和梦想的形态已经经历了沧桑之变。今天中国当然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成了全球资本运作和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节点〃。SRS并没有改变这历史拐角当年转向的路，今天大家讨论的是〃全球都市〃，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八国集团〃这样的问题。 当年最天才的预言家也难以明白历史居然会向这个方向转去，历史就这样把一个宏伟的传奇变成了拐角。许多人在拐角处下了车就再也没有机会赶路了，还有许多人希望在遥远处寻找的路，没有为他敞开，另外有人在偏航之后再度归航。命运将我们带向了我们不知道的方向。但毕竟历史和尿盆都会出现，他们之间的协作而不是对抗却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nbsp＆nbsp
重返八达岭／章含之
章含之，上世纪70年代中国知名的外交官。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参加了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出版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今年的“三八节”，女儿洪晃邀请我去参加“长城脚下公社”一个聚会。这个称之谓“公社”的独特新颖的建筑群是洪晃的好友张欣和潘石屹创意和开发的，洪晃说得了一个国际大奖。 “公社”位于八达岭长城。算起来，我自己都很吃惊，我大概有将近20年没有去过八达岭长城了。在我的印象中，从城中心去那里是很长的一段路程。但洪晃说从八达岭高速路走，一小时即到。 后来，果然是一小时就到了。因为天色已晚，我只能看到每个建筑物的轮廓。不过聚会所在的那个会所的创新设计令我感到惊奇和陌生。置身于那千百年来沉静的起伏山峦之中，这些代表时代前卫的建筑物与古老的长城的反差使我陷入一种失落的心情。我也弄不清我是在寻找旧日长城的踪迹，还是在惊叹新一代人的创意。 这一次20年后重返八达岭的经历打破了我对古老长城的记忆。那天回到家后，一些遥远的，以为已经忘却的往事竟又浮现眼前。 记得我第一次上八达岭长城是在53年前的1950年的春天，是父亲的秘书陈天佐父子两人陪我去的。那年我15岁，刚刚在半年前随母亲从上海迁来北京与父亲会合。记得我们起个大早，清晨就去赶坐火车，将近中午才到长城附近。又走了很久，才到了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完全没有修整，许多地方都是断垣残壁，走上去看来挺危险的。我问陈秘书怎么上去。他说骑驴子上去比较安全。 当时我是一个住惯大都市上海的女孩子，不要说骑驴，我连见都没见过驴子长什么样。后来，三个当地老乡牵来三头驴，他们挑了一头据说是很温顺的让我骑。摸着那毛茸茸的驴身，我觉得混身起鸡皮疙瘩。但那时已别无选择。陈秘书把我扶上驴子，三头驴加三个拉驴人就陪着我们上路了。那是一条羊肠小道，是人和驴踩出来的。开始往上爬时，我直挺挺坐在驴背上，吓得大喊大叫。驴子受了惊也好像步履蹒跚。牵驴人有点急了，拼命教我身子要趴下。我说不行，我怕，那驴子也很脏。不过，后来我终于和那头驴子配合得比较和谐了。惊魂稳定之后，再看小道两边，满目青翠，春末夏初的嫩绿夹杂着不知名的绚丽的野花，点缀得整个山坡如一幅美丽的图画。长城的这种景色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是只有从小路爬上去才能看到的，而骑着驴子看就更别有风味了。可惜那不是一匹骏马，否则可能真有点塞外风情了。 后来，八达岭长城就不断修缮了。人们不必再骑驴，而可以拾阶而上。我也无数次这样地上过长城。去多了也就再没有新鲜感了。尤其是70年代初，我调到外交部工作之后，凡重要来访外宾都要上长城。于是我每个月都要陪同各国政要爬几次烽火台，说那句重复无数遍的话：“不到长城非好汉”。记得大概是1972年基辛格来访，也上了长城。那天是他50大寿。当晚，周恩来总理为他设寿宴。基辛格大赞长城，并念了毛主席关于长城的诗句。周总理也很高兴，送了基辛格一首当年吴佩孚五十大庆时作的诗，不幸的是后来这件事遭到了批判。 我也陪同尼克松总统上了长城。那是1972年的2月，长城上风很大，气温很低。不过那是中美关系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当时真的没觉得冷。尼克松兴致很高，说这长城真是太伟大了。他有幸亲临长城，相信美国人民此时都能见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不过为了准备尼克松这次长城之行，我却受了一次大罪。那是在他访华一个多月前1972年1月初，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以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队。他们除了和中方谈判之外，还要到尼克松将要去的所有地方去看一遍。所以在寒风凛冽的北京1月初的时候，我随同黑格将军去长城。那天中方的陪同是公安部的于桑部长。他要利用路上的时间同黑格交谈尼克松访华的安全保卫问题，所以我与他们同车担任翻译。假如当年有今日的八达岭高速路，我的任务会轻松多了。但那时，去长城大概车子要开两个多小时。“红旗”车的车身很长，一路上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翻译，所以都在倒行。这大概是我翻译生涯中最最受罪的一次经历。回到城里时，我头晕眼花，而且从此得了晕车的毛病，一坐汽车就晕。大概一年之后才缓过来。如今想来，这竟是30年前的往事了！其中的当事人，有的已成故人！ 小时候做作文，一开头总是用套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如今当我从“长城公社”的时尚、绚丽中回首当年的这些往事，真感觉恍同隔世，也真觉得半个世纪的时光竟是“弹指一挥间”。北京这些年来变得太多了，变得陌生了。如今连长城的氛围也变了。 其实，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又何止北京？几乎每次回到家乡上海，都觉得越来越陌生。就连那条最熟悉的淮海中路，童年少年时的记忆——那老大昌冰激凌蛋糕店，那黄桥肉饼店，金龙绸缎店......一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名牌店，高级婚纱店......于是我对这条马路也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漫步在那些新建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小街上时才能找回一些儿时的记忆——小小的烟纸店，馄饨店，家家户户从窗口伸出来的晾衣服的竹竿和坐在小板凳上聊天的左邻右舍。 人的感情常常是矛盾的。明知这些变化带来的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却又常常感叹这步伐太快，它无情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许许多多美好回忆冲刷得无处可寻。这是一种无奈！大概这也是为了更精彩的明天，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吧！＆nbsp＆nbsp
恋旧与趋新
在建筑界素以创新和疯狂著称的伊拉克裔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对北京建筑的看法时，扎哈的目光有些黯然，放低语气说：“我本人是非常反对保护古建筑的，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确实觉得需要有一定的保护。” 其实不仅是城市的建筑，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精神上追求全方位的大破大立。在新和旧之间，我们始终坚定地用新来否定旧，为每一种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新而欢呼雀跃，殊不知旧也在挑战着新。当我们不停地摧毁，建设，重建，整旧如新，用尽吃奶的力气，终于被五花八门的新所包围的时候，却发现在内心深处原来还是怀有对旧的深深眷恋。 新是未来，指引着我们要到哪儿去，让我们兴奋，让我们激动；旧是起点，记述了我们从哪儿来，让我们伤感，让我们沉静。新没有时光的痕迹，使我们感到飘忽和不可靠；旧则伤痕累累，使我们感慨岁月的浩瀚和沧桑。新和旧，其实代表了人在生命历程中内心深处的不同需求指向，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方向感和根基都是需要的，所以它们应该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共存。 也许，当我们张开双臂义无返顾去拥抱一路高歌猛进的新时，应该首先安顿好心中那份厚重的，不可承受的旧。＆nbsp＆nbsp
恋旧与趋新／解玺璋
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长期担任文化版面的采访和编辑工作。 前些天北京作协开会，晚上闲谈，女作家赵凝被认为具有洞察男女内心秘密的本事，说到我，她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恋旧”。我没有反对她的这个说法，而且还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代了我的一段“隐私”，算是给这个说法一点支持。我说，当年下乡支农，临走时，一个女知青写了一首诗送给我们。诗是这么写的：“萍水一邂逅，伯牙钟子心。别后二十春，熏风频送馨。”我当时真有点儿动心，以为是可以“君子好俅”的吧。但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二十个春天，却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说不准哪一天，也许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恋旧”，如果算，恐怕也是单“恋”，是不能与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提并论的，因为这个“旧”在写了那首诗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消逝在茫茫宇宙之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倒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留下一个角落保存着对她的记忆。我辈行色匆匆，为生活而终日奔走，有时，恋旧的心情会从没人看守的那个角落中溜出来，但也只是探一探头儿，便稍纵即逝了。 也有刻骨铭心的，比如向秀作《思旧赋》，悼念亡友嵇康、吕安，曾有“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的句子，就隐含了自己太多的苦衷和怨愤。但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比较多的还是刘半农在法国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表达的：“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大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 其实，恋旧总是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是个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阿城在讲到思乡的时候说：“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无非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在不定期地发作，就像你对初恋的思念总是难以割舍而保持终生一样。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旧时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洗刷，都可能以某种更纯粹的方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我们长久的思念中越来越显示其美好的价值。人们常说，人老了就容易恋旧，陈谷子烂芝麻都想起来了。在早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以为我老了必不会这样。而近来我却常有回忆往事的冲动，于是怀疑自己也已经开始老了。不过，老人的恋旧我们倒不必太当真，因为，很多对往事的怀恋是经过了记忆的甄别和筛选的，已经被我们的虚构和想象美化了，我们沉浸其中，陶醉其中，享受着那些发黄的记忆的残篇断简带给我们的安慰与满足，抚慰我们日渐寂寞的灵魂。 怀旧之风正是盛开在这片土壤上的忧郁的花朵。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恋旧，其实和个人的生活经验无关，只是附庸于某种社会时尚。而这种时尚不是来自个人的记忆，它是商人、媒体和消费者共谋的结果，大家合力制造一种假象，以为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比如文化消费中的“红色经典”热，比如一些人的热恋老家具，比如被捧上天的四合院新居，说是怀旧，其实是趋新。而有些所谓趋新，打得正是怀旧的底子。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流和朦胧诗风行一时，许多人都说是创新，后来读了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才知道，很多创新之作都没有超过前辈作家已经达到的水准。 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以新旧划线，结为阵营，一直闹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为了新的发展壮大，旧的只能被摧枯拉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结果是新的没有立起来，旧的也所剩无几，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现在才有人拿了假古董冒充真古董，或者拿了旧时的一鳞半爪冒充新的时尚来推销。这是二十世纪的诸多病症之一，有时甚至是被意识形态化了。鲁迅先生后来检讨自己的思想，认为是轻信了进化论的缘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人曾调侃似地说，我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轻信了新即好这样的逻辑。这倒不是说有了火车和飞机，我们还要学李白杜甫，非牵着头毛驴行走于世；也不必旧房子还有其审美价值，就一定拒绝搬进新房子；而以为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好就反对导弹和飞机，那简直就是昏聩了。新的东西总有其可爱之处，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恋旧而拒绝人类的文明新成果。 不过，世间万物能被新旧所区分，一定和现代的时间观念联系着。有学者指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世俗时间是被创的，是由前后承续的瞬间构成的，所以，直线成为描述时间连续性的最佳图像。在这里，时间第一次并将永久地以一条直线从过去经过一个被称为现在的点向未来延伸。随着启蒙运动的出现，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后所发展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使西方获得了世界化的权力，它的时间观也进而影响到西方以外的世界。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分界一直也是不固定的。但随着线性时间的胜利，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明确，甚至成为我们价值选择的一种标准。所以说，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涉及到世俗生活的真正本质，它的影响不断从科学与哲学中体现出来，构成了文化普遍主义的基石。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这种对时间的意识。也就是说，时间已经成为西方人征服世界最有效的手段，它给非西方带来的变化，比任何军事力量、商品经济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我们那么爱用“新”来描述一个时间段，比如“新时代”、“新时期”、“新阶段”、“新千年”甚至发展到在“新”的前面加上“后”，以示其后来，也就是更新，正是这种时间观影响到我们的表征之一。 如果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时间是混沌的，新旧是共生的，一元复始，万物更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恋旧和趋新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幸的是，回到传统的路已经淹没于历史的荒原，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未来充满了未知的恐惧，而过去又因为疏远而显得异常陌生，我们只能试图抓住自己的现在。海德格尔所写《存在与时间》，就是要指出现代人的这种处境。对海德格尔来说，诗思乃回家捷径。有人说，此路与老子之道暗通。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nbsp＆nbsp
新旧论语／卢杰
卢杰，美国纽约长征艺术基金会主席，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发起“长征 --一个行走中的艺术展示”活动并担任主策划人。 新是否可能？新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是人类最大的诺言。如果我们否定新的可能，旧的也就不成为旧的，只是发生着的或已经发生了的。是不是任何事物或词语都得有对立面，新是为了对比旧而存在，还是旧为了衬托新而定义？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说法，命名是为了使用上的方便，而这个命名的欲望和功能需求，使我们越来越缺少创造力。以“后”来命名是我们时代最偷懒的行为，事实上对后字的批评，后后，后后后的讽刺，不仅是调侃，说的是新旧对立的假设带来的后字包含的危险事实。后现代其实没有像现代那样说出个道儿来，只是一个后字断开了时代，使一切老瓶里的老酒因为喝者的不同而成为新。 讨论“读图的年代”到来了的文字和图一样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图文并茂的展览的年代，社会、建筑、人都在展示自己，重读、重访、重印、重复购买、重命名，所以后学家和策展人成为了文化上的新贵。有趣的是后学家中的后人已开始拒绝后字，而策展人中也有人在人们竞相跳上策展人的车时拒绝称自己为策展人。 历史是由新旧对立的述说来霸占我们的。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我们就正式开始面对现实而不是征服现实，因为征服现实的历史永远需要宏大叙述去维持，而在建立它的时候就意味着需要被后和新去把它定位为旧、传统，而去打破。新和旧是共谋者。 而建立在新旧对立的话语里的艺术，是最无望拥有新的一种生命形式，因而它是最永恒的，只是艺术家自私地用新旧来做身份证，来和人群区别，来把艺术和生活区别。我们惧怕没有法则的生活, 我们夸大现实因为我们害怕生活。艺术家把战场从美术馆移出，到了媒体和房地产项目里，双方都需要展示对方来展示自己的需求。如果艺术家真的更渴望的是和真实生活有关而不是和历史有关，他们不应该把新的艺术现场还想象成美术馆这样的老战场。艺术是另一种现实，所以新旧不重要，重要的也不是美和真实，那些都需要历史的排列才能被定义，至今为止的艺术显得和历史最有关系，其实那是我们企图通过建立艺术史来建立我们和自身的关系。 物质被惯性地通过和记忆有关而赋予意义，于是我们收藏记忆来收藏历史。当我们收藏此刻时，我们进入非时间状态，因而我们觉得自己敏感但只对自己敏感，我们关心但只关心自己。我们创造但创造无意义。如果我们肯定，其实没有历史，我们就不会被收藏，我们将因此而自由。但我们需要切记，就像知道没有死亡我们也就不怕生存，不被纪录和收藏，解放了和历史的联系，我们不再被未来支配，我们就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和旧，传统和当代（现代是个恐龙）全部现场化变成了每代人的每个时刻。 我们尊重历史是因为我们恐慌，我们急于肯定我们的今天的意义。当人以潮流的名义去取代时间，来收藏或呈现历史、传统、旧时，往往显得媚俗、娇情、小资，这种越位行为却被称为革命和前卫，这里的虚妄在于，通过说它年代、它国、它域、他人这种用他者来说自己的羞涩使我们羞辱而不得不使这个年代煽情和喧嚣，其实哪个年代不是这样？ 无论是文本，物件，被认为是艺术的或不是艺术的，成功或不成功的，善的或恶的，人或非人，都在不同时代被重读和书写，策划或展示。对已存在的事物的认识被誉为新发现，今天最大量的生命形式是预支未来以想象今天，其中包括说得出什么是旧，但绝对说不出什么是新。我们除了压抑我们记住的不去言说，还有我们记住的以为没记住的，我们更具体面对的是我们只能记住旧的来肯定新是可能的，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通过记住来躲避必将被遗忘的命运，我们收藏他人来希望自己被收藏，我们收藏性别和姓氏，没有姓，名将不存，没有别，无性可言。我们当然也收藏和拥有同性，但我们因此无法复制自己，无法复制就失去了宗教的可能，也失去了艺术的可能，物质也没有了意义，依赖物质的意义的人的意义也就虚空。 想到旧字我想起了一个不太用的流行词，土。小资说的是土，波波说的是半土，但你不可能用土来标识真土，真正的土因此永远是不被言说，和土无关的，就像真正的艺术和艺术无关， 只有艺术之外的人和事与艺术有关。新旧的区别和转换中，旧年代的流行新词里的同志，这个最不土的词被弄成土的又重新不土起来了。 我们其实不必拒绝旧，批判不彻底的旧为小资，定位批判不彻底的旧者为波波，拉出个性和个人去和集体和共性对立来SOHO。个人是不可能不被集体化的，只是在历史和旧的营造和衬托下，他可以被说成是新人新气象，是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我们干脆把自己当成历史，把自己当成集体吧，那时我们就可以省略掉很多赘语，如，后，如另类的，如新。没有了新，旧的又复活了，我们就有了不同，在不同之上，差异的翻译、认同和拒绝上的意义没有了新旧判断而活跃起来，让死亡彻底死亡。 在我们和艺术之间，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建筑和城市之间，最活生生没有新旧标识的是空间。空间是有记忆的，因而对于它所目睹和负载的记忆我们不能简单用新旧去测量，那样记忆就死了。记忆死了，我们和空间就都消失了。我们还是让新和旧消失吧，给自己留下空间。＆nbsp＆nbsp
新旧是个暧昧的词／王明贤
王明贤，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评论家，《建筑师》杂志社副主编、策划人 SOHO小报：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你怎么表达对“新旧”这个词的感受呢？ 王明贤：我觉得“新旧”可能是一个挺暧昧的词。其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都是一些求新的现代派，当时恨不能把一切传统都摧毁。那时我们在学校读书，老师讲古典主义的时候我们都躲在教室后面睡觉。后来我去做建筑杂志，也是对一切新的东西特别推崇。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开始）的当年太偏激了，又发现传统艺术、乡土艺术的保护成了中国当代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了。从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发展看，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从社会发展来看，可能不同时代都有它特殊的任务。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要解放思想，繁荣创作。而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城市建设步伐很快，旧的都拆了，新建设的又都是大量的丑陋的假古董，所以又反过来强调尊重传统。我觉得对于“新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用(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历史的拐角／张颐武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后现代问题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较多贡献。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历史好像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察觉，它就在默默中转变了方向。这时的历史的拐角往往是隐而不现的。有的时候，历史大张旗鼓地追求它的宏伟的目标，好像一切都近在咫尺，但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的拐角，历史却从此转换了方向。历史的拐角的神秘 和宿命感往往让置身其中的人们迷惑不已。人们好像对于自己的命运根本无法把握，就好像马克思所言的：想走进这间房，却意外地走进了另外一间。人生的状况往往如是。 在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一个历史的拐角好像突然出现了。当时好像在十年中积累的全部热情和期望都变成了一套浪漫的幻想在一个时刻喷发了出来。我们好像突然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时刻。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些华丽的言辞和巨大的行动。那时我是一个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正好沉醉在文学〃先锋派〃的潮流之中，也正经历了思想从八十年代流行的〃启蒙〃中脱出的过程，似乎对于一切改变历史的〃高峰体验〃都有一种其实同样天真的虚无主义的否定，对于历史的大戏剧的诱惑仅仅只有一点好奇心。但当时的许多朋友都被参与甚至改变历史的宏伟的景象所吸引，他们发表宣言，宣告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他们彻夜开会，将宏伟的街头运动和神秘的内幕莫名地连在一起；他们的确想象明天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颠倒过来。 我记得我的同学朋友卫国，原是个诗人，已经在先锋诗歌界小有名望，热爱一切诗歌活动，希望通过诗来改变世界。这时候看到的到处萌动的热望，禁不住到处找人签名，到处从事他不懂的政治。这政治在他看来就和诗一样浪漫。我还记得他有一天到我家来找我，目的是说服我参与他的活动。他滔滔不绝地分析形势，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历史的全部蓝图。他不高的个子，眼镜下面透出一种狂热而沉醉的光芒。他当时告诉我：〃明天，明天，历史就要改变了。〃我今天想来他好像是叫阿Q同去革命的天真汉，当时我没有大志，只好说我其实只是在历史的潮流边缘的观潮者，看不清历史，却也就不必在大变动的前夜加入它。我看到卫国眼睛里的失望，如同当年的激进的革命者看到一个迷途的羔羊，一个掌握真理的英雄面对麻木的庸众。卫国不打算再写诗了，他在最后告诉我：真正的诗其实正在广场上。而那位今天已经厌倦了海外流浪生活的大诗人正是他的偶像，卫国的活动正是和他卷在一起。我迷恋诗人的诗，却无法懂得诗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只有无尽的疑惑而已。卫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我深谈了。 而让我真正对历史感到疑惑的却是一件不可思议却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如火如荼的那些天中的一天，热力已经飙到了最高，突然一位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坚持没有吃饭的人们需要尿盆。他正在和几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一起购买了许多尿盆，已经送去。他说他们背着许多尿盆走到了人们中间，受到了热情的欢呼。我当时突然觉得有点怪异，宏大的历史场景里居然需要尿盆。伟大的时刻也不可能放弃吃喝拉撒的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我们好像在狂欢，在忘掉一切世俗的生活，但我们仍然需要尿盆。悲壮的感情，宏伟的理想，深沉的感情；人潮和历史改变的滔滔巨浪居然仍然需要尿盆。历史是多么尖刻的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对比啊！在神圣而庄严的时刻，历史漏出了它的最世俗，却最无法逃避的某种真实。 于是，我好像觉得就是这尿盆的出现驱散了我们的美丽的梦想。近在咫尺的一切其实好像消逝了，遥不可及，却又意外地好像被实现了，唾手可得。历史其实没有按当时所有人的想象走向他们的目标，而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拐角，让那些亲历了一切的人尝到了被历史拨弄的无奈。我们试图掌握历史的时候，历史变成了对我们的讽刺。我想，这里的那个尿盆的作用其实很大，我们参与的历史没有改变人们对尿盆的需求，而尿盆却难免解构了历史。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岁月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卫国在海外经历了大起大落后不知踪迹，我还会偶尔想念他。而那位被他崇拜的诗人，同样经历了漂流之后，如今已经走到了事物相反的另一极。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国的命运也有了不可思议的转变。当年在嘈杂、混乱、震撼的时刻没有明确，却被所有人期望的命运，好像已经实现了。但梦想的色泽和梦想的形态已经经历了沧桑之变。今天中国当然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成了全球资本运作和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节点〃。SRS并没有改变这历史拐角当年转向的路，今天大家讨论的是〃全球都市〃，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八国集团〃这样的问题。 当年最天才的预言家也难以明白历史居然会向这个方向转去，历史就这样把一个宏伟的传奇变成了拐角。许多人在拐角处下了车就再也没有机会赶路了，还有许多人希望在遥远处寻找的路，没有为他敞开，另外有人在偏航之后再度归航。命运将我们带向了我们不知道的方向。但毕竟历史和尿盆都会出现，他们之间的协作而不是对抗却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nbsp＆nbsp
重返八达岭／章含之
章含之，上世纪70年代中国知名的外交官。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参加了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出版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今年的“三八节”，女儿洪晃邀请我去参加“长城脚下公社”一个聚会。这个称之谓“公社”的独特新颖的建筑群是洪晃的好友张欣和潘石屹创意和开发的，洪晃说得了一个国际大奖。 “公社”位于八达岭长城。算起来，我自己都很吃惊，我大概有将近20年没有去过八达岭长城了。在我的印象中，从城中心去那里是很长的一段路程。但洪晃说从八达岭高速路走，一小时即到。 后来，果然是一小时就到了。因为天色已晚，我只能看到每个建筑物的轮廓。不过聚会所在的那个会所的创新设计令我感到惊奇和陌生。置身于那千百年来沉静的起伏山峦之中，这些代表时代前卫的建筑物与古老的长城的反差使我陷入一种失落的心情。我也弄不清我是在寻找旧日长城的踪迹，还是在惊叹新一代人的创意。 这一次20年后重返八达岭的经历打破了我对古老长城的记忆。那天回到家后，一些遥远的，以为已经忘却的往事竟又浮现眼前。 记得我第一次上八达岭长城是在53年前的1950年的春天，是父亲的秘书陈天佐父子两人陪我去的。那年我15岁，刚刚在半年前随母亲从上海迁来北京与父亲会合。记得我们起个大早，清晨就去赶坐火车，将近中午才到长城附近。又走了很久，才到了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完全没有修整，许多地方都是断垣残壁，走上去看来挺危险的。我问陈秘书怎么上去。他说骑驴子上去比较安全。 当时我是一个住惯大都市上海的女孩子，不要说骑驴，我连见都没见过驴子长什么样。后来，三个当地老乡牵来三头驴，他们挑了一头据说是很温顺的让我骑。摸着那毛茸茸的驴身，我觉得混身起鸡皮疙瘩。但那时已别无选择。陈秘书把我扶上驴子，三头驴加三个拉驴人就陪着我们上路了。那是一条羊肠小道，是人和驴踩出来的。开始往上爬时，我直挺挺坐在驴背上，吓得大喊大叫。驴子受了惊也好像步履蹒跚。牵驴人有点急了，拼命教我身子要趴下。我说不行，我怕，那驴子也很脏。不过，后来我终于和那头驴子配合得比较和谐了。惊魂稳定之后，再看小道两边，满目青翠，春末夏初的嫩绿夹杂着不知名的绚丽的野花，点缀得整个山坡如一幅美丽的图画。长城的这种景色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是只有从小路爬上去才能看到的，而骑着驴子看就更别有风味了。可惜那不是一匹骏马，否则可能真有点塞外风情了。 后来，八达岭长城就不断修缮了。人们不必再骑驴，而可以拾阶而上。我也无数次这样地上过长城。去多了也就再没有新鲜感了。尤其是70年代初，我调到外交部工作之后，凡重要来访外宾都要上长城。于是我每个月都要陪同各国政要爬几次烽火台，说那句重复无数遍的话：“不到长城非好汉”。记得大概是1972年基辛格来访，也上了长城。那天是他50大寿。当晚，周恩来总理为他设寿宴。基辛格大赞长城，并念了毛主席关于长城的诗句。周总理也很高兴，送了基辛格一首当年吴佩孚五十大庆时作的诗，不幸的是后来这件事遭到了批判。 我也陪同尼克松总统上了长城。那是1972年的2月，长城上风很大，气温很低。不过那是中美关系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当时真的没觉得冷。尼克松兴致很高，说这长城真是太伟大了。他有幸亲临长城，相信美国人民此时都能见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不过为了准备尼克松这次长城之行，我却受了一次大罪。那是在他访华一个多月前1972年1月初，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以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队。他们除了和中方谈判之外，还要到尼克松将要去的所有地方去看一遍。所以在寒风凛冽的北京1月初的时候，我随同黑格将军去长城。那天中方的陪同是公安部的于桑部长。他要利用路上的时间同黑格交谈尼克松访华的安全保卫问题，所以我与他们同车担任翻译。假如当年有今日的八达岭高速路，我的任务会轻松多了。但那时，去长城大概车子要开两个多小时。“红旗”车的车身很长，一路上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翻译，所以都在倒行。这大概是我翻译生涯中最最受罪的一次经历。回到城里时，我头晕眼花，而且从此得了晕车的毛病，一坐汽车就晕。大概一年之后才缓过来。如今想来，这竟是30年前的往事了！其中的当事人，有的已成故人！ 小时候做作文，一开头总是用套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如今当我从“长城公社”的时尚、绚丽中回首当年的这些往事，真感觉恍同隔世，也真觉得半个世纪的时光竟是“弹指一挥间”。北京这些年来变得太多了，变得陌生了。如今连长城的氛围也变了。 其实，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又何止北京？几乎每次回到家乡上海，都觉得越来越陌生。就连那条最熟悉的淮海中路，童年少年时的记忆——那老大昌冰激凌蛋糕店，那黄桥肉饼店，金龙绸缎店......一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名牌店，高级婚纱店......于是我对这条马路也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漫步在那些新建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小街上时才能找回一些儿时的记忆——小小的烟纸店，馄饨店，家家户户从窗口伸出来的晾衣服的竹竿和坐在小板凳上聊天的左邻右舍。 人的感情常常是矛盾的。明知这些变化带来的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却又常常感叹这步伐太快，它无情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许许多多美好回忆冲刷得无处可寻。这是一种无奈！大概这也是为了更精彩的明天，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吧！＆nbsp＆nbsp
恋旧与趋新
在建筑界素以创新和疯狂著称的伊拉克裔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对北京建筑的看法时，扎哈的目光有些黯然，放低语气说：“我本人是非常反对保护古建筑的，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确实觉得需要有一定的保护。” 其实不仅是城市的建筑，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精神上追求全方位的大破大立。在新和旧之间，我们始终坚定地用新来否定旧，为每一种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新而欢呼雀跃，殊不知旧也在挑战着新。当我们不停地摧毁，建设，重建，整旧如新，用尽吃奶的力气，终于被五花八门的新所包围的时候，却发现在内心深处原来还是怀有对旧的深深眷恋。 新是未来，指引着我们要到哪儿去，让我们兴奋，让我们激动；旧是起点，记述了我们从哪儿来，让我们伤感，让我们沉静。新没有时光的痕迹，使我们感到飘忽和不可靠；旧则伤痕累累，使我们感慨岁月的浩瀚和沧桑。新和旧，其实代表了人在生命历程中内心深处的不同需求指向，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方向感和根基都是需要的，所以它们应该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共存。 也许，当我们张开双臂义无返顾去拥抱一路高歌猛进的新时，应该首先安顿好心中那份厚重的，不可承受的旧。＆nbsp＆nbsp
恋旧与趋新／解玺璋
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长期担任文化版面的采访和编辑工作。 前些天北京作协开会，晚上闲谈，女作家赵凝被认为具有洞察男女内心秘密的本事，说到我，她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恋旧”。我没有反对她的这个说法，而且还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代了我的一段“隐私”，算是给这个说法一点支持。我说，当年下乡支农，临走时，一个女知青写了一首诗送给我们。诗是这么写的：“萍水一邂逅，伯牙钟子心。别后二十春，熏风频送馨。”我当时真有点儿动心，以为是可以“君子好俅”的吧。但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二十个春天，却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说不准哪一天，也许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恋旧”，如果算，恐怕也是单“恋”，是不能与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提并论的，因为这个“旧”在写了那首诗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消逝在茫茫宇宙之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倒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留下一个角落保存着对她的记忆。我辈行色匆匆，为生活而终日奔走，有时，恋旧的心情会从没人看守的那个角落中溜出来，但也只是探一探头儿，便稍纵即逝了。 也有刻骨铭心的，比如向秀作《思旧赋》，悼念亡友嵇康、吕安，曾有“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的句子，就隐含了自己太多的苦衷和怨愤。但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比较多的还是刘半农在法国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表达的：“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大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 其实，恋旧总是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是个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阿城在讲到思乡的时候说：“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无非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在不定期地发作，就像你对初恋的思念总是难以割舍而保持终生一样。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旧时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洗刷，都可能以某种更纯粹的方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我们长久的思念中越来越显示其美好的价值。人们常说，人老了就容易恋旧，陈谷子烂芝麻都想起来了。在早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以为我老了必不会这样。而近来我却常有回忆往事的冲动，于是怀疑自己也已经开始老了。不过，老人的恋旧我们倒不必太当真，因为，很多对往事的怀恋是经过了记忆的甄别和筛选的，已经被我们的虚构和想象美化了，我们沉浸其中，陶醉其中，享受着那些发黄的记忆的残篇断简带给我们的安慰与满足，抚慰我们日渐寂寞的灵魂。 怀旧之风正是盛开在这片土壤上的忧郁的花朵。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恋旧，其实和个人的生活经验无关，只是附庸于某种社会时尚。而这种时尚不是来自个人的记忆，它是商人、媒体和消费者共谋的结果，大家合力制造一种假象，以为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比如文化消费中的“红色经典”热，比如一些人的热恋老家具，比如被捧上天的四合院新居，说是怀旧，其实是趋新。而有些所谓趋新，打得正是怀旧的底子。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流和朦胧诗风行一时，许多人都说是创新，后来读了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才知道，很多创新之作都没有超过前辈作家已经达到的水准。 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以新旧划线，结为阵营，一直闹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为了新的发展壮大，旧的只能被摧枯拉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结果是新的没有立起来，旧的也所剩无几，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现在才有人拿了假古董冒充真古董，或者拿了旧时的一鳞半爪冒充新的时尚来推销。这是二十世纪的诸多病症之一，有时甚至是被意识形态化了。鲁迅先生后来检讨自己的思想，认为是轻信了进化论的缘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人曾调侃似地说，我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轻信了新即好这样的逻辑。这倒不是说有了火车和飞机，我们还要学李白杜甫，非牵着头毛驴行走于世；也不必旧房子还有其审美价值，就一定拒绝搬进新房子；而以为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好就反对导弹和飞机，那简直就是昏聩了。新的东西总有其可爱之处，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恋旧而拒绝人类的文明新成果。 不过，世间万物能被新旧所区分，一定和现代的时间观念联系着。有学者指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世俗时间是被创的，是由前后承续的瞬间构成的，所以，直线成为描述时间连续性的最佳图像。在这里，时间第一次并将永久地以一条直线从过去经过一个被称为现在的点向未来延伸。随着启蒙运动的出现，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后所发展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使西方获得了世界化的权力，它的时间观也进而影响到西方以外的世界。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分界一直也是不固定的。但随着线性时间的胜利，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明确，甚至成为我们价值选择的一种标准。所以说，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涉及到世俗生活的真正本质，它的影响不断从科学与哲学中体现出来，构成了文化普遍主义的基石。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这种对时间的意识。也就是说，时间已经成为西方人征服世界最有效的手段，它给非西方带来的变化，比任何军事力量、商品经济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我们那么爱用“新”来描述一个时间段，比如“新时代”、“新时期”、“新阶段”、“新千年”甚至发展到在“新”的前面加上“后”，以示其后来，也就是更新，正是这种时间观影响到我们的表征之一。 如果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时间是混沌的，新旧是共生的，一元复始，万物更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恋旧和趋新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幸的是，回到传统的路已经淹没于历史的荒原，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未来充满了未知的恐惧，而过去又因为疏远而显得异常陌生，我们只能试图抓住自己的现在。海德格尔所写《存在与时间》，就是要指出现代人的这种处境。对海德格尔来说，诗思乃回家捷径。有人说，此路与老子之道暗通。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nbsp＆nbsp
新旧论语／卢杰
卢杰，美国纽约长征艺术基金会主席，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发起“长征 --一个行走中的艺术展示”活动并担任主策划人。 新是否可能？新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是人类最大的诺言。如果我们否定新的可能，旧的也就不成为旧的，只是发生着的或已经发生了的。是不是任何事物或词语都得有对立面，新是为了对比旧而存在，还是旧为了衬托新而定义？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说法，命名是为了使用上的方便，而这个命名的欲望和功能需求，使我们越来越缺少创造力。以“后”来命名是我们时代最偷懒的行为，事实上对后字的批评，后后，后后后的讽刺，不仅是调侃，说的是新旧对立的假设带来的后字包含的危险事实。后现代其实没有像现代那样说出个道儿来，只是一个后字断开了时代，使一切老瓶里的老酒因为喝者的不同而成为新。 讨论“读图的年代”到来了的文字和图一样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图文并茂的展览的年代，社会、建筑、人都在展示自己，重读、重访、重印、重复购买、重命名，所以后学家和策展人成为了文化上的新贵。有趣的是后学家中的后人已开始拒绝后字，而策展人中也有人在人们竞相跳上策展人的车时拒绝称自己为策展人。 历史是由新旧对立的述说来霸占我们的。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我们就正式开始面对现实而不是征服现实，因为征服现实的历史永远需要宏大叙述去维持，而在建立它的时候就意味着需要被后和新去把它定位为旧、传统，而去打破。新和旧是共谋者。 而建立在新旧对立的话语里的艺术，是最无望拥有新的一种生命形式，因而它是最永恒的，只是艺术家自私地用新旧来做身份证，来和人群区别，来把艺术和生活区别。我们惧怕没有法则的生活, 我们夸大现实因为我们害怕生活。艺术家把战场从美术馆移出，到了媒体和房地产项目里，双方都需要展示对方来展示自己的需求。如果艺术家真的更渴望的是和真实生活有关而不是和历史有关，他们不应该把新的艺术现场还想象成美术馆这样的老战场。艺术是另一种现实，所以新旧不重要，重要的也不是美和真实，那些都需要历史的排列才能被定义，至今为止的艺术显得和历史最有关系，其实那是我们企图通过建立艺术史来建立我们和自身的关系。 物质被惯性地通过和记忆有关而赋予意义，于是我们收藏记忆来收藏历史。当我们收藏此刻时，我们进入非时间状态，因而我们觉得自己敏感但只对自己敏感，我们关心但只关心自己。我们创造但创造无意义。如果我们肯定，其实没有历史，我们就不会被收藏，我们将因此而自由。但我们需要切记，就像知道没有死亡我们也就不怕生存，不被纪录和收藏，解放了和历史的联系，我们不再被未来支配，我们就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和旧，传统和当代（现代是个恐龙）全部现场化变成了每代人的每个时刻。 我们尊重历史是因为我们恐慌，我们急于肯定我们的今天的意义。当人以潮流的名义去取代时间，来收藏或呈现历史、传统、旧时，往往显得媚俗、娇情、小资，这种越位行为却被称为革命和前卫，这里的虚妄在于，通过说它年代、它国、它域、他人这种用他者来说自己的羞涩使我们羞辱而不得不使这个年代煽情和喧嚣，其实哪个年代不是这样？ 无论是文本，物件，被认为是艺术的或不是艺术的，成功或不成功的，善的或恶的，人或非人，都在不同时代被重读和书写，策划或展示。对已存在的事物的认识被誉为新发现，今天最大量的生命形式是预支未来以想象今天，其中包括说得出什么是旧，但绝对说不出什么是新。我们除了压抑我们记住的不去言说，还有我们记住的以为没记住的，我们更具体面对的是我们只能记住旧的来肯定新是可能的，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通过记住来躲避必将被遗忘的命运，我们收藏他人来希望自己被收藏，我们收藏性别和姓氏，没有姓，名将不存，没有别，无性可言。我们当然也收藏和拥有同性，但我们因此无法复制自己，无法复制就失去了宗教的可能，也失去了艺术的可能，物质也没有了意义，依赖物质的意义的人的意义也就虚空。 想到旧字我想起了一个不太用的流行词，土。小资说的是土，波波说的是半土，但你不可能用土来标识真土，真正的土因此永远是不被言说，和土无关的，就像真正的艺术和艺术无关， 只有艺术之外的人和事与艺术有关。新旧的区别和转换中，旧年代的流行新词里的同志，这个最不土的词被弄成土的又重新不土起来了。 我们其实不必拒绝旧，批判不彻底的旧为小资，定位批判不彻底的旧者为波波，拉出个性和个人去和集体和共性对立来SOHO。个人是不可能不被集体化的，只是在历史和旧的营造和衬托下，他可以被说成是新人新气象，是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我们干脆把自己当成历史，把自己当成集体吧，那时我们就可以省略掉很多赘语，如，后，如另类的，如新。没有了新，旧的又复活了，我们就有了不同，在不同之上，差异的翻译、认同和拒绝上的意义没有了新旧判断而活跃起来，让死亡彻底死亡。 在我们和艺术之间，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建筑和城市之间，最活生生没有新旧标识的是空间。空间是有记忆的，因而对于它所目睹和负载的记忆我们不能简单用新旧去测量，那样记忆就死了。记忆死了，我们和空间就都消失了。我们还是让新和旧消失吧，给自己留下空间。＆nbsp＆nbsp
新旧是个暧昧的词／王明贤
王明贤，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评论家，《建筑师》杂志社副主编、策划人 SOHO小报：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你怎么表达对“新旧”这个词的感受呢？ 王明贤：我觉得“新旧”可能是一个挺暧昧的词。其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都是一些求新的现代派，当时恨不能把一切传统都摧毁。那时我们在学校读书，老师讲古典主义的时候我们都躲在教室后面睡觉。后来我去做建筑杂志，也是对一切新的东西特别推崇。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开始）的当年太偏激了，又发现传统艺术、乡土艺术的保护成了中国当代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了。从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发展看，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从社会发展来看，可能不同时代都有它特殊的任务。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要解放思想，繁荣创作。而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城市建设步伐很快，旧的都拆了，新建设的又都是大量的丑陋的假古董，所以又反过来强调尊重传统。我觉得对于“新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用(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