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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阅读

    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旧”的东西。  SOHO小报:从艺术发展角度看,是不是新旧之间也存在着传承和转换?比如很多古老的东西恰恰在今天是最时尚的。  王明贤:是这样吧,但不应当是简单的转换,而是一些人在从某个时代提炼出的一种典型符号。比如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就是抓住了中国六十年代最具有图示性的红色和革命等鲜明标志作为创作的源泉,但他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巧妙地揉进了商业元素,在当代艺术的视角下来重新阐释文革的东西。  SOHO小报:那是不是说人们在对新旧的审美情趣上存在着一个轮回的规律呢?  王明贤:应该不是简单的轮回,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目前国际上最活跃的中国艺术家中,像徐冰、蔡国强、王广义、黄永平这些人,恰恰是当年“八五美术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一批先锋。当年他们主张用现代主义去冲击一切保守的势力,而今天他们的作品却都和中国最本土的元素有关。比如徐冰的活字印刷,蔡国强的火药,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他们最熟悉的,蔡国强小时候的游戏“攻炮城”给他留下了心理上无法磨灭的影子,徐冰从儿时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印象中获得了创作“天书”的灵感。但他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古老的东西拿过来,而是通过重新整合这些资源来表达对当代艺术的思考。  SOHO小报:为什么人们对新和旧会持有一种既“喜新”又“恋旧”的复杂心态呢?  王明贤:可能和当代人多元化的价值观有关吧,过去我们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属于非黑即白的模式。而实际上不论新和旧都可以从不同层面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SOHO小报:如果我们抽象地谈论新和旧,你觉得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它们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应该是什么呢?比如是不是新使人感到兴奋、刺激?旧使人感到沧桑、安静?  王明贤:这要看具体的历史环境吧,为什么二十年前我们强烈地提倡新?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新的东西太少了,新可以带给我们希望,可以振奋民族精神;但是这20年国家发展很快,整个城市有了很大改观,当我们被全新的东西包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漂浮,缺乏安全感。因为现在的城市经过迅速的拆除和建设,我们会发现整个城市的记忆都丧失了。比如望京就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地方,那么大片的建筑,多少年了我去那里,司机永远都会迷路。所以我觉得就当前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而言,新和旧的矛盾恐怕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了。  SOHO小报:这好像是一对老生常谈的矛盾,城市建设应该怎样兼顾新和旧?以你看,一个城市的新旧交替、共存或者平衡的出路在哪里呢?  王明贤:我倒觉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简单到了极点。可以组织一批真正的专家在各个城市划定各自的历史保护区,划定建筑保护区,新的区域和新建筑就大胆发展。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说某个城市具体应该保留多少古建筑。关键是我们全民需要有一种观念,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比如北京的很多老建筑,我们没有把它当成历史建筑看,而是“危房”,一旦视为危房,那就只有拆除了,所以说观念的转变很重要。  SOHO小报:今年初你们发起的“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是希望能帮助树立这种观念吗?  王明贤:主要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墙都陆续被拆除了,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剧。因为这一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这些历史建筑,也摧毁了我们的精神,但精神还是可以重建的,城墙拆了就永远不能复原了。但是用数字化技术复原老北京的城墙、城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途径,是用当代技术手段来重建历史记忆的一个途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讨论过的,旧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感受,比如圆明园的废墟比一个完整的圆明园传达给我们的情绪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所以我说对历史抱有一种态度也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意境,中国人可能不能像罗马那样保存一个实体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拥有这样一种意境也很好。所以数字影像展是在虚拟的空间把新和旧进行完美结合的一次尝试。&nbsp&nbsp

    修旧曰新/赵汀阳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代表作《论可能生活》、《一个或所有问题》、《人之常情》。  记得多年以前有个歌星唱道,“新鞋子旧鞋子一样过生活”。我们一般知道,新旧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一样就似乎构成了一种试图超越俗见的表述,从而引诱人们相信某种“本质上的”因而就比较深刻的东西。这种故意和一般的说法不一样的语言结构早就是人们的爱好。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就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同样,假如我们又说成“太阳每天都是旧的”,甚至可能显得更深刻。不过,事情本身其实没有这样深刻,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深刻往往是语言的一种想象。不过,说的不一样比较容易,想得不一样就比较难些。  “总是一样、一贯如此”的东西是时间,而不是历史。在一样的时间中发生不一样的故事就成了历史。而历史就是各种故事的不断流失,这一点我们很不满意。除了一些忍无可忍的事情,大多数的故事至少在后来被想起来都是有趣的,包括那些当时相当平淡的故事,艰苦生活中的小快乐或者不成功但是激动的恋爱都在成为过去之后变得津津有味。似水流年流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更是生活。人们愿意像攒钱一样攒历史,以免在失忆中陷入精神贫困,不断地说点旧事,也像时时能从兜里掏出活钱花一花一样给日子增加些色彩。  形而上的理解太残酷。比如哲学,就是信仰的反面,它必须残酷地看问题,残酷而后理解真实。可是生活需要欺骗与自我欺骗,所以我们通常并不哲学地去理解历史,而是“去真存伪”地怀旧,追忆似水流年是假,重温似水柔情是真。于是,历史记忆往往就变成了情感记忆。人们为了重温某些情感经验的兴奋感觉(不管是甜蜜还是痛苦、成功还是失败所造成的兴奋),才去回忆导致兴奋的那些事情的细节。  怀旧决不等于厚古薄今,不等于反对新的事物,相反,怀旧是对一切生活的贪婪,是得新又思旧的贪婪。怀旧总是首先接受了新的生活,而且肯定不愿意放弃新的生活,甚至还向未来更新的生活敞开着,在这个给定的条件下,才进一步希望能够同时“生活”在过去,或者让过去“活”在今天。这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同时占有才是怀旧的真正气质和欲望——没有一种积极的怀旧是真的想回到过去,而是在现在之外额外地享受过去。除非已经没有未来,才会有单纯的怀旧,可是单纯的怀旧实际上就蜕变为感伤和绝望。如果说“忆苦思甜”是激进的进步论和现代态度(现代精神就是不断假定过去是苦,现在是甜,未来更甜),那么,“忆甜思苦”就是前现代的没落贵族心态,而“拥新怀旧”则是最贪婪的积极心态。  现代性是人类文化中最疯狂的气质,它首先藐视一切已经过去的东西,所谓“好”被定义为“进步”,进步又被定义为“新”,新又被定义为“与过去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个“弃旧曰新”的原则。既然新就是好,那么,为了尽量接近新的源泉,现代文化就越来越年轻化,正如列奥?斯特劳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无非是现代反对古代,而这又无非是今天反对昨天,青年反对老年。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文化会从反对老年到反对中年,从推崇青年风格到少年风格,甚至嫩到儿童风格。我们中国目前的审美观点和文化趣味似乎已走在世界前列的姿态达到了一半是少年、一半是儿童的程度。这一点从电视到图书都看得到。而网络则试图保持“过不完的青春期”,如果不说是“少年期”的话。但是年轻化运动终于到了少年儿童气质,便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  少年儿童文化从根本上有别于青年文化,并不仅仅是比青年更年轻。青年文化试图打倒中老年,它要造反、要革命、要破坏,要砸烂所有的旧世界,正如我们从“五四运动”以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所看到的文化运动。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少年儿童文化并没有这样的革命激|情,与其说它要打倒中老年还不如说是想招安中老年,与其说是要胜过青年还不如说是要解构狂热的青年。它不想打倒旧世界,而是把所有传统和旧世界资源在能够利用的时候以“嫩嫩的”方式重新加以利用,把保守改装成时髦,在最另类的形式里表达最一般的内容。显然,少年儿童还没有能力独立,还没有发展出激烈疯狂的力量和勇气,总是象征性地叛逆,在限度内违规,带着奶瓶淘气,所以仍然得到老年的疼爱。于是,传统和现代、新与旧、老年与青春就这样达成了浅薄而舒适、欢快而空洞的妥协和共识。  曾经导致了现代所有文化革命的青年文化并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自己累死的,因为没有什么文化能够承受无比多的创新,太多的创新互相消解了各自的新意,互相迅速把各自变成旧的东西。在这个少年化的文化空间里,所谓新就是互相少许不同,就像每个苹果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不再有真正的区别,因为一切都不再有深层次的差异,因为根本就没有深层次。也许,少年儿童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最后阶段,它有可能走向现代文化的终结,把悲剧性的狂暴破坏和浪漫的离家出走转变为喜剧性的另类妥协和浪子回家。问题就在于,现代性所要革命掉的旧世界是丰满的,而所要创造的却不实在,只是相当空洞的意图。只有当准备好了某种新的理念,才能够有真实的创新,否则就仅仅是对旧的东西的叛逆和破坏。现代文化创造了文化废墟,它甚至不适合现代文化自己生存了。而后现代文化正是在文化废墟上进行着文化怀旧的。  忽然想起古人云:“修旧曰新”。可是哪些“旧”应该修?怎么修?修成什么样?这些都还是人们现在来不及细想的问题。现代是辆坏了刹车的车,没法停下来想。&nbsp&nbsp

    美妙的和谐/龙冬

    龙冬,生于1965年的北京,高中毕业后即进入社会,从事过多种职业。 1990年到西藏办报纸,返京后一直在出版社供职,现居北京。自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著有小说集和长篇散文《一九九九:藏行笔记》、《河源纪行》等。  这样,请你关上窗子,让北京的一天安静,把一张CD盘放到音响里,就是这位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声音好似流水由远而近,等到第一幕里那曲“美妙的和谐”出现的时分,我希望你眼前同我一样地淡化出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周围的景象,不是今天的景象,而是整整30年前今天的景象。  音乐似有若无地依然在进行,只有渐强的部分可以分明听到,其他便如同往昔的景象越来越模糊了。  宽阔笔直的街道,两旁有一些不高的杨树、矮小灌木和青砖的墙壁。迎宾车队刚刚通过,叶片的摆动让你感觉到风。周恩来总理带着客人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去了。人行道安静,长安街安静,全北京都安静。风的吹动,阳光的闪烁,好像支起耳朵就能够听见毛主席说话,连手上的一只小昆虫也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今天的建国门立交桥,那时候只是一座东西向的水泥桥。桥下的二环路,原是一条流水,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冬天,我们在二环路上滑冰。河流作为天然的屏障,二环路两岸的孩子就成了假想的仇敌。  街两边的高大建筑,那时南有古观象台,北有“鞋铺大院”(学部大院,社科院当时的简称)主楼一号楼,三层,白色的,还有文学所六号楼,两三层,隔街相对古观象台,都是灰色的。当时,立交桥东北角的老外公寓高楼正在建设。  学部大院里未能下放“五七干校”的留守人员,闲来无事,在院子里的空地种植了许多向日葵和蓖麻,多得在我的记忆里一眼望不到边际。我也知道,自己的记忆中尽是夸张的成分。可是有一点自己绝对不会夸张,那时北京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出奇。谁压迫谁呀?谁比谁高呀?如果我瞪了谁一眼,或者谁瞪了我一眼,这场拳脚争斗一定无法避免。我们的脾性跟自然还是隔得不那么远。一个崭新的政权从乡村进城才二十年出头。一些毛孩子还如同森林里的小兽物。  写到这里,你也看到这里,音乐又强烈了。长相干净的姑娘已经款款迎面走来。她梳辫子,长长的两根,或者是“刷子”。她笑的时候,鸭蛋脸,有酒窝儿。她穿白衬衣蓝裤子。这样的女人,我现在寻不到了。自己一部将要入手的长篇小说,恐怕就是打算从这里开始,涉及往昔的街道、社区(大院)和隐约恋情。  故事显然要在一种怀旧的氛围中推进,往日的街道、建筑赋予宽广的空间,它可以尽情挥洒,或者说漂游,情感要多饱满就会有多么饱满。你依然沉浸在刚才的音乐里吗?  流水干涸了。河床变成了道路。城市立体了,没有流水的枯桥同高大的建筑挤占着日趋狭小的空间。  我为什么越来越对平面的东西感到兴趣?我为什么越来越对简洁的事物感到兴趣?我为什么越来越对静寂的环境感到兴趣?我老了吗?自己所追寻的“美妙的和谐”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显露出来?真的,一切的一切都关乎着人类的感情,最最根本的感情,朴素,而永远不是铺张。这样的趣味同年龄增长毫无关系。  夜已阑珊,昏昏欲睡。看看上面自己都写了些什么?费解。我就是不喜欢过他妈所谓的好日子!愿梦境带上你到我迷恋的过去,让你得到真切的呼吸。&nbsp&nbsp

    小豆面馆之乡愁/木木、湾景

    “小豆面馆”坐落在SOHO现代城商业街的北侧。坐在二楼临窗的位子上,可以看到窗外长安街上车来车往,极好的隔音效果使窗外的繁华变成静音的画面,坐在繁华边上,却与繁华市声隔绝开来,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置身此处可以隐身在自己的世界,静静地观察窗外喧嚣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在遥远的1859年说的,“这是我的世界,与他们的完全不同”,这是《美女与野兽》中那个绝美的画外音说的,那个充满魔力的男人的声音一再响起,在空旷嘈杂的背景上一再与我相遇。  有空的时候,总想约你来坐坐、聊聊。 ——木木  木木:最近闲时翻米兰·昆德拉的书,常提到乡愁一词。在他的短篇《荣归》里,主人公埃莱娜和丈夫马丁在1969年苏军入侵捷克前后迁居法国,20年后,苏联解体,她回到了布拉格。昆德拉借这个还乡的故事又提到乡愁。从希腊语,冰岛语到葡萄牙语的各种欧洲语言中,寻找“乡愁”一词中所包含的“痛苦”和迷惘。  湾景:记得第一次接触乡愁这个词是余光中的那首诗,那时整个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百废待兴,大家都在向前看,对这个词不会产生什么特别感受。今天乡愁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好像高多了,已经变成一个时尚的名词了。  木木:当代人四海为家,国际人,飘一代,人们在各种时尚概念里奔跑游戏,每天都有崭新的东西出现在前方,不能停止追逐,可是,每个人总还会在一个从容的片刻里开始想念。身在故乡就会想念远方,身在远方就会回望故乡,此时想念的地方和地理意义上的不同空间完全无关,人们永生思念的是一个安放所有渴望和失落的家园——人们需要相信,在经过所有灰白的失望之后,尚有桃源在我们出发的地方,在我们将要奔赴的地方,在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的旁边。  湾景:的确,乡愁的象征意义更强,它似乎是人们生命历程中起点和归宿的象征。从表面意义看,乡愁是人们通过对旧时家乡的回忆来验证今天生活的真实性并且获得对未来的把握,从更深一层次说,一个“在路上”的人往往是缺乏安全感的,因为前方的路程上有太多的变数,他需要不停地回望来效验自己的坐标,修正自己的方向。所以乡愁也许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原感受,离起点越远或者距离终点越近,乡愁感就越炽烈。  木木:有个生意很成功的朋友在度假回来说,人有两条命就好了,一条命在这里拼命赚钱,另一条命就躺在庄稼地头上晒晒太阳,看自家的炊烟在黄昏里升起。中国文化里一直有对人的故乡的超脱理解,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曹雪芹说人在温柔繁华地不过是“反认他乡为故乡”,如此说,乡愁是一个哲学问题,于斯世的人来说永远不能释怀。  湾景:乡愁可能还是心灵逃避的一种精神鸦片。现实生活中欲望是人们努力奋斗的一切动力源泉,但是欲望的无限膨胀又带给人们无限的烦恼和压力。于是人们通过对儿时清澈纯粹的向往来缓解麻醉因为追逐世俗功利而绷紧的神经。有趣的是,在过去的政治年代,我们接受的是“昔不如今”的固定思维模式,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明天会更好”等等,那时的乡愁不像今天这么缠绵,却有着“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情。形式虽然不同,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用过去的虚幻来推论今天的真实合理。  木木:昨天夜里醒来,隐约记得好像做了一个关于小时候的梦,海边小城里,灰的院墙,院子里的梧桐树,我在院子里埋下地雷花的种子,却久不见发芽,等不及就拿小铲掘开土,看到黑色的种子静静地躺在地下。就在此时醒来,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一刻想极了那个地方,那里的气味,情感,和一路走来的成长里经过的物物人人。但是我知道,我要的只是这个想念,不是回到那里去生活。  湾景:所以我想说,其实乡愁里有很大的假象,它更多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一个主观印象,比如《弯弯的月亮》里的阿娇或者《村里有个姑娘》中的小芳,她们和真实情况缪之千里。通过对彼岸虚幻的想象来证实此岸的真实与正确,不过是当代人自我安慰的一种技巧罢了。当《荣归》中的埃莲娜发现她在故乡的捷克同胞早已物是人非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乡愁只在路上”。因为除了内心深处,现实中的真正家园已经不存在了。  木木:你有过吗?突然的一刻里想念一个地方,而那里是你不可能去生活的,或者你从来没有去过的?  湾景:想象是有的,但只是想象而已吧,现实中是无法实践的。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nbsp&nbsp

    女人是女人,男人是……

    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相比,或者女人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在《财富》杂志评出的187位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高层女性中,30%的丈夫赋闲在家,在最近评选出的50位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女性中,超过1/3的女性有全职丈夫,于是《财富》杂志就此评论说:〃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记得这句格言吗?现在,忘了它。〃  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女性的经济与财务影响力,调查结果耐人寻味,以加拿大为例,在加拿大,50%的运动器材、51%的个人计算机和50%的汽车,是女性消费者购买的,大约有70%的住宅装修、92%的旅行和89%的新银行账户,也都是由女性做决定,拥有住宅的女性人数在1981年至1999年之间增加两倍以上。而日本,女性的消费占了整个社会消费力的60%。  女人已经比男人更为强势了吗?当然没有,但是,一路走来,女人已经成长了,仅仅是成长,已经让社会心理涟漪重重。男人和女人自己的心理都成长滞后。早先的女权主义者们在女人刚刚能够自立时曾骄傲地宣布,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儿不需要自行车。如今,漂亮能干的单身女人在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她们说,找不到一个优秀的男人来相爱。社会学家说,女人已经上路了,可男人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女人从来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性别宿命,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们在广场上疯狂地烧毁她们的性感内衣,可是,她们不会忘记按时服用避孕药片,因为,在最极端的时刻,她们也记得,她们是女人,上帝安排她们生育,然后,爱。所以,必定,女人要以和男人不同的姿态和途径寻求幸福。&nbsp&nbsp

    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猪/艾未未

    艾未未,艺术家。1957年8月28日生于北京,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1981,prsonsSchoolofDesign,rtStudentlegue,美国纽约。1998-1999年〃中国艺术文件库〃艺术总监。参加了1979年第一届《星星画展》和1980年第二届《星星画展》及1988年个展《旧鞋·性安全》美国纽约;1999年 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2000年《伊西双年展》,法国;1999年 《创新》,北京艺术文件仓库,中国;《观念和抽象》,北京艺术文件仓库,中国;1999年 柯隆艺术节,德国等多项大展。  SOHO小报: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你认为是先天因素多一些还是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多?  艾未未:我觉得女人和男人不是一种动物,如果拿女人和猪比的话,那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猪。女人的特征很多是生来具有的,与后天所学到的东西关系很小。她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天然地不同于男人,她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是先天生长出来的;她的很多判断、选择,在男人看来是不明智的,但她有她自然的理由,这个理由是由她自然的情感决定的,而男人对于荣誉、成就、位置等这些东西的考虑实际是后天形成的,是后天的竞争、教育等加予他的。长期这样可能也形成一点基因的因素,但还是后天成份多。  SOHO小报:但是现在女人一样在追求荣誉、社会位置等等。  艾未未:这是现在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女人专注于追求这些就使她丧失女性,就是女人的天性,她就变成了一个男人――这也没什么,女人丧失女性最坏也就是变成了一个男人,所以男人也不必惊慌。但是,我希望在女人身上看到我所没有的东西,而不是她跟我一样,包括她的幼稚、善良,她的容忍性,这是在一个女人身上我最希望看到的,如果她变成和我一样的,那从男人的角度说,我对她就没有兴趣了。  SOHO小报:你觉得女人相对男人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形象?  艾未未:不是一个强弱的概念,这里面没有褒贬,弱其实就是强,可能以柔克刚,这是宇宙形成的一种和谐方式。每个女人都各不相同,没法简单地以强弱来说。  SOHO小报: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你可能不认同?  艾未未:我想这样说太低估了上帝造人的深意和本意。你观察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会天然地对一些柔软的,可爱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女人的身体结构里设计了生育的功能,所以她有与保护她的身体结构的措施,包括她的喜好、情感等。上帝造人还是功能第一,男人和女人是功能的,不是美学的,我们应该相信,由于男人女人有先天的性的不同功能,使女人与男人有完全不同的情感意识和行为方式。  SOHO小报:那你觉得“男女平等”的诉求意义何在?  艾未未:男女平等我觉得是建立在一个更广的意识上的,比如说人是平等的,人和动物是平等的。现在通常意义上说的男女平等就是女人要和男人做一样的工作,挣一样的钱,坐到一样高的位置,我觉得这是对男人和女人的一种误解,是对男女先天存在的性别差异的很粗暴的做法。男人女人功能不同,男人怎么能争取到和女人一样的平等呢,可能女人需要关爱,男人需要打打杀杀,表面上男女平等其实没有意义,可能一个女人她完成了先天的功能她就很幸福了,而男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得不到幸福,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男人是一个宿命的东西,注定是一个悲剧。女人是可以通过分解她身体的一部分使生命延续来寻求幸福,而男人不能。  SOHO小报:有没有一个男女相处的理想状态?男女需要有角色上的分工吗?  艾未未: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就是自由,每个人都能兴趣使然地去做一些事情,在自由的理想前提下,女人当然可以去做总裁,只要是她的兴趣所在,但是我希望她在总裁的位置上更多地体现女性,如果她和一个男总裁完全一样,那就没有意义。  SOHO小报:你感觉国内的女性地位比西方如何?  艾未未:国内女性地位是很高的,高到你经常都不用去想这个问题。而美国就很糟糕,以至于男人为女人拎一下包,女权主义者都要说,‘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我的骨骼比你粗一点。有人爱说西方男人更懂得照顾女性,但我感觉西方的照顾女人是一种形式,而中国男人是一种天性。比如,男人未见得多么爱他的家庭,但他会为他的家庭付出一切。  SOHO小报:你能想到的最喜欢的女性形象是什么样?  艾未未: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是《聊斋》里的狐狸精。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以什么方式出现,以什么方式消失,她很神秘,而且她的善良是真实的善良,因为她不食人间烟火,跟世间的事情没有利益的纠葛。&nbsp&nbsp

    我们如何改变男人世界/虹影

    虹影,一九六二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代表作:《K》《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等。编著有《海外中国女作家小说精选》《海外中国女作家散文精选》、《以诗论诗》、《中国女作家异域生活小说选》、《墓床》等。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中国台湾联合报短片小说奖、新诗奖。两部长篇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学在英美德法意等国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获中国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现居伦敦。  周六去听一位男性朋友在一个“女子高尚气质学堂”的演讲。这位朋友思想开放,观念新锐,妙语连珠,激活台下成功的白领女人死水微澜的内心。她们纷纷发言,历数男人各种罪状,义愤填膺,正气凛然,很像多年前我在一本小说中写的一帮年轻女子组成女性俱乐部,要用甘地式的不合作主义、费边式的渐进主义、新马式的改良主义改造社会。首先,拒绝男人的性霸权,挫折他们的性侵犯倾向,最终改造男性沙文主义。  有个穿花边裙的女子激动时竟站起来说,我们得战胜自我,不向男人妥协。  听众都喧宾夺主抢着发言,长篇大论,故事都忧怨痛苦,成了婆婆妈妈的忆苦控诉会。  煞风景的是另一个坐在一边沉默寡言的女子,却插口说,我们有一天会到四十岁,现在就担心男人不爱,那时半老徐娘怎么办?  她的话给全场打了一个大问号作结。  3个小时听下来,我发现这些美丽气质的女学员们未必弄明白:第一,男人是什么?第二,女人是什么?第三,作为一个人,你到底要什么?女人在没有了解自己是什么前,怎么谈得上战胜自己?看清自己,恐怕更重要。  我们讨论的男人,只占这世界的一半不到,但无法否认的是,世界上的活动大部分是男人在活动。如何看待男人,也就是如何看待世界。说男人的趣味,无非就是说社会趣味,说男人的傲慢,无非就是说社会的傲慢。社会的白日梦,也就是男人的白日梦。  烧饭的以女人为多,为什么名大厨美食家多为男人?  学钢琴的以女人为多,为什么演奏大师多为男人?  穿时装买新衣以女人为多,为什么设计大家以男人为多?  女人最欣赏优美的线条艳丽的色彩,为什么大牌画家以男人为多?  愤怒生气,情绪冲动,是女人看家本领,为什么敢扔炸弹敢动刀枪驾驶自杀飞机的以男人为多?  需要精神依靠的以女人为多,为什么救世主、菩萨、上帝代言人,多是男人?  读小说,甚至写小说的以女人为多,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大多给了男人?  这样一遍理下来,作为女人心理亮堂多了。  如果这世界是男人世界,这社会是男人社会,尤其这中国是男人中国,那么我这篇小文章,且不成了《第三只眼看中国》、《山坳上的中国》、《走向世界》这样气势磅礴的大题目?  假定我能写那题目,也会被称为“巾帼不让须眉”、“女人豪杰”、“蓝袜子”等等,名称虽好,但是写得不像女人,编者会认为我文不对题,人不对号,违反稿约。  因此,就题目说女人的眼光,看世界看社会,虽然是一种自我矛盾修饰,强要做文章,还是可以做得。  一般说有三种女人看男人之法:  第一,极端女权主义的看法。说这是因为社会是男人控制的,各行各业对女人的歧视,有意漠视女人的成就,压制女人受教育求发展的权利,这社会是一个男人的大阴谋团体,专门设计出来压迫女人。我个人不属于这一派;  第二,修正式女权主义立场。说这是因为男权社会几千年,把女人的社会角色固定化了——围在卧房、产房、厨房里。而女人们也把自己的角色固定化,认为外面的世界本来就是男人的世界。一句话:被男人奴役惯了,就甘于自我奴役。这么说,女人的苦恼至少男人要负一大半责任。我声明,本人属于这一派,我站出来要求男性社会对歧视女性负责;  第三,前女权主义或非女权主义。说这根本原因是男女生理体能不同,自然导致的社会分工,女人要负责生育,男人就要负责生产;女人要负责抚养,男人就要负责御敌;女人要负责琐碎具体的家事,男人就得担当家国大任,从事数学哲学的抽象思维乃至终极超越,就必须是男人的任务;女人只能管管油盐酱醋。打翻醋,还让男人小看。  我当然拒绝做这“没出息”派。不为别的,就因为“小女人文章”泛滥成灾,原因当然是“小女人读者”这个集体上帝的命令。读者,我的好读者,如果你自认小女人,自甘小女人,而且喜欢小女人的脂粉文字,那么我们现在就好说好散,免得你做头发时,拿起我的文章,败了兴致。  不过,我是自由撰稿人,靠稿费过日子。如果所有的你都不看我的文字,我就得过免费减肥的生活。因此我还是得写让那么多小女人读者愿意掏腰包的文字。  怎么办呢?我只得玩点小花招:我的话表面有层意思,背面又有层意思。表面意思给你快乐的时光,背面意思让我自己对得起自己。  我大谈美食,你可以明白我主张你一星期去一次餐馆足矣;我大谈时装,你可以明白我主张漂亮女人可以抓到什么穿什么;我大谈电影精彩,你基本上可以明白大部分片子只消化十分钟“快进”,就算看完;我现在言归正传,说男人了,你可以明白任何俊男帅哥不值得看第二眼,女人的第二眼马上让他们肾上腺分泌太多;任何不把你当一回事的男人,你该掉脸就忘得一干二净。  你是不是认为我话说得太阴阳怪气,水水火火不一刀子划清?不,绝对不。我是一个极端顶真的人。只不过我知道这个社会男性势力太大,但是男人急躁,糊涂,记忆力不佳,智商也不及我们女人,甚至寿命也短。只要我们有耐心,一点点耐心,我们就能完成一场和平演变。  因此,不妨慢慢做头发,慢慢做美容,慢慢照镜梳妆。不急,时间在我们这边,至少,在我们半老色衰之前。&nbsp&nbsp

    男人女人一块解放/苗野

    苗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师。1994-1996心理咨询员 〃妇女热线〃;1996-1997访问学者,英国sussex大学妇女研究所;1997-1998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828千赫《人生热线》;1999年至今为《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纸写作名人访谈;在《健康人》《大都市》等杂志开设专栏。澳门五星卫视50分钟谈话节目《相对隐私》的策划人和主持人。2001年著书《为名人卸装。  好莱坞大嘴女明(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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