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阅读
朱丽叶·罗伯茨曾演过一个片子《永不妥协》。片中的她是一个单身妈妈，有三个孩子，是她曾经爱过的三个男人分别留给她的。片中有一个男人实在是太酷了。一头浓密的长发，在后面扎了一个马尾巴，漂亮的络腮胡子。本来，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是个很成功的工程师，可是，他不希罕这些。他喜欢的是洗衣服做饭看孩子，他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居家男人。为了过足操持家务的瘾，他分文不取地为罗伯茨照看三个孩子，同时还要冒着被人视为居心不良想占女主人的便宜的危险。 在北京，有一个女子俱乐部叫“北大荒”。黑龙江她们是肯定没去过了，她们是一群“在北京荒着的大龄女人”，台湾的著名女演员王思懿也是其中的会员。在“北大荒”里面扎堆儿的是一群被外界成为“白骨精”的女人，别害怕，她们不吃人，她们是“白领，骨干，精英”。认识这些白骨精，是在某杂志搞的一次讨论中，我被作为专家来为她们的感情上的出路提出一些建议。 这些年来，女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男人就慢了一些，一批新好女人出来了，一批新好男人并没有跟上。这些新好女人生活上可以自理，她们要跟男人过一种相互欣赏，爱到灵魂深处的生活。可是，那么多的男人，不管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多么的优秀，对待女人，他们的心里还是不堪一击，他们只能在一个比自己稍低一筹的女人身上找到自己的成就感，他们需要时时刻刻被仰视，被注视。这样的男人，往轻了说，就是没长大，还没有完成一个人的正常的社会化过程，还处在啃自己手指头的婴儿期的自恋阶段；往重了说，他们有虐待狂的倾向，是一群恐怖分子。 在西方文化中，一个男人在18岁以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对于他来说，她是他的生活中的最亲密的朋友，两个人有最深厚的心理依赖，而且彼此的依赖程度是相当的。英语里有一种表达叫“You complete me。”意思是：你使我完整。如果没有神经病的话，谁不想找个比自己优秀的人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完美，谁愿意找个比自己差的人让自己的生命质量更下一层楼呢？ 能欣赏女人的成功和优秀，并能跟女人共同分享成功带来的喜悦，甚至以此为自豪的男人，才是心里最健康的男人。因为无论从异性还是同性的角度，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心理上最难承受的莫过于别人的成功了；在所有的情绪中，最难与人分享的也莫过于快乐了。能欣赏并分享女人的成功和快乐的男人是男人中的男人。 多少优秀的女人也是这么说的。前不久，我去采访美国VICOM公司在亚洲区的总经理李亦非女士，她聪明、美丽、复杂、善解人意。她的聪明都写在脸上，不是那种表面上温顺柔和，其实一肚子鬼主意的女人。她不怕吓跑那么多的男人吗？她说：小的时候男孩儿都喜欢跟我玩儿，因为我聪明。长大以后也有不少男人喜欢跟我聊天儿，但是追我的人不多，我曾为此苦恼过，但后来我才发现，凡是敢追我的男人，都是一些最自信的男人。 那些死扛着传统角色，叫着板要跟女人一拼高低的男人结果怎么样呢？成功毕竟是少数人的事，一生饱受失败的打击的人到最后只能以变态的形象维持生命。以40岁的男人为例，如果到了这个年龄他们仍然一事无成，他们比同龄的女人自私，小心眼儿，斤斤计较，极其难以相处，他们比怨妇还怨，比窦娥还冤。如今女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今的男人越来越不负责任，越来越不重感情了。”这话说的不太对，应该说他们越来越没有能力去负责任了，没有能力却又不愿意承认。 如果把立在每个人面前的性别角色的标竿儿撤掉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少承受不少没有必要的打击？有的人就在这么做，比如一些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得比较彻底的国家，他们已不在把妇女解放单独当作一个题目，而是男人和女人的同时解放，叫“性别研究”，他们鼓励男人和女人去发展自己的个性，不必考虑是否很男子汉或者很有女人味儿。你完全不用为这一群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的出路发愁，有本性上特别阳刚的女人，就一定有与之数量相仿的阴柔的男人，他们会很放松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的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说的。在返璞归真的环境里，一个男人哭着喊着要嫁给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哭着喊着要娶这个男人，那是谁也拦不住的。＆nbsp＆nbsp
女人解放之后／尹丽川
尹丽川，1973年生于重庆。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98年毕业于法国ESEC电影学校；自1999年冬开始写作，2001出版短篇小说、诗歌、随笔合集《再舒服一些》；2002出版长篇小说《贱人》。自由作家、诗人，现居北京。 先推荐女人去买新近出版的《海蒂性学报告》，更推荐男人去买。女人无需通过男人达到性高潮的事实、大多数男人根本无法满足女人的事实、女人从来都在床上迎合和欺骗男人的事实，从未以这般严谨的调查数字和人性的口证实录的形式昭示于众。亲爱的在网络上攀比男根长短的男性臆想狂可以洗洗睡了——那对女人不重要，那对您的男性魅力不重要。女人之需要男人，更多是情感和经济依赖。若经济也独立的，找不到男人成家，蛮可以人工受精，照样有家有业地过。还有件更解气的事是，男色娱乐业终于日渐兴旺，屏幕上的F4如果满足不了，亦可以去舞厅里找。 总之我真心实意地认为，如今当女人是占尽了便宜。她强大起来，可以谁也不要；她小鸟依人起来，从前的规范仍然合用——把找个好老公当作金科玉律者，随处可买《你也可以》之类的教科书。顺便提一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装好蒜，那点小心思被人家男人一眼看了出来，某男在《三联生活周刊》评论道：“仔细想想，用‘成功’来形容一个女人其实很可笑。杨二车娜姆让许多女人眼睛发直，全在于她有一个很拿得出手的婚姻。如果有一天，她的‘挪威王子’真被哪个狐狸精勾走了，她的写作，她的自信，她的摩梭传统，她的美腿，一夜之间就会在羡慕她的女人心中褪色，甚至变成一个笑话。杨二车娜姆成功了吗？”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是因为这个事例非常典型。一个理论上的女性主义者来到中国一定是无所适从的——咱们这儿最大的特点是价值混乱。按理说，女人写作、出书、抛头露面，当然是女性独立意识上升的标志，可卖的是女性主义者反感的美腿，宣扬的又是老祖宗的千年说法：嫁个好男人比什么都强。 我不敢反对老祖宗，我也觉得嫁人十分的重要，但因娶妻而扬名立传的男人，似乎还没有出生，如果女人仍照老规矩只以嫁人为荣，这男人就永远生不出来。 我必须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一说女人的坏话。因为等到男人来说这些坏话的时候，我又不免把自己当成所有的女人，不自觉就站在“女性”的立场。 我跟一个朋友说：你要是个女的，早出名了。现在你只好穷着。这哥儿们写了一本小说，书稿辗转于七、八家出版社，编辑皆看得津津有味，然后报批，然后回复：格调低下，不易出版。所谓格调，不过是男女之事。男女之事不过是感情与性。我那个朋友不过是没写感情只写性。 某些领域确有男女不平等之嫌——但凡是个女人写的书（正在发育或发育之后不限），格调简直越低越好。即使出版社不许，自有书商找上门。说起书商，我那朋友碰巧也识得几个，人家虽感兴趣，可并不十分热心：不好卖呀。女人又占了便宜，只要把商业头脑和身体解放意识结合起来。 女人的书越出越多，嘲笑“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的男人越来越多——有时是玩笑，有时是痛心，有时是蔑视，有时是嫉恨。部分男性心理之猥琐龌龊，自不必说，可女人自己也得明白：如今当女人易，当女作家更易，当一个有争议的女作家简直就太易了。因为所谓的争议，从来就跟作品的先锋性和独创性无关，从来就只看是否牵扯到“身体解放”。而所谓的“解放”，听着怪艰难，其实跟名利攀上亲，比什么都容易。 这当然不是女人的错。这根本就不是错。不管何种意义上的解放，都比不解放好，但解放之后又该干些什么？ 最近有人要做一套探索者丛书，旨在倡导行业先锋，行业大小无所谓，失败成功无所谓，关键是强调探索和开创精神。策划人在电话里报了一行名字，我一听，自然而然就问：怎么没女的呀？电话那头认为有理，就拉着电话这端的我一起想人。遗憾的是，除了好不容易想起一位女导演，其他的自然科学、人文、传媒、IT、政治领域等，实在是找不出来。 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错，女强人是越来越多，遍布各行各业，英姿飒爽的；女人也越来越容易出名，演员、歌手、主持人、美女记者、美女艺术家。可这不过是证明，第一，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第二，女人干的便利的事，更多与娱乐业、色相、窥阴癖和追星族有关。 对于广大的女白领阶层，能有个好工作已经是出息，能担当经理或副总更值得表彰加匾。偶尔出了个杨澜式的精英人物，物以稀而贵，所有媒体皆夸奖了一遍又一遍。 众多女名人头上的光环，更多因为她们处于被观赏、被窥视的地位。然而推动一个行业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先锋精神，在我们已知的名女人中却少而又少。 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这不仅是废话，而且是过时的女权主义宣言。能干算得了什么呢，如果干得不比别人出色，如果没有创造性和冒险开拓精神，女人仍然是打工者、螺丝钉、因生为女人而出名的艺术家。反正谁创造先进思潮，谁就是英雄。我不是说人人都该争当英雄，我只是奇怪社会对女强人的定义仍停留在初级阶段，更妄言什么“她世纪”的到来。 也不是说非要出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女福布斯才算给女人争了气。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差异的观点言之有理，男女生理构造不一样，思维相异，擅长本不同。女人的逻辑思维是否比男人差，这是科学家的研究课题，造物者的任性也不值得生气。而女人的强项——譬如在艺术领域我见识过不少有才华有性格的女子，许多女人凭借天生的敏感灵性比男人更迅速地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少走了文化的弯路——但恰恰在艺术领域，女性身份又很容易占便宜。而一个人占了多大便宜，就得吃多大亏，反正老祖宗是这么说，当然也不一定对。 上上世纪易卜生的娜拉为自由出走，上世纪鲁迅的“娜拉出走以后”呼吁女性经济独立。每个女人都可以是娜拉，在她所处的时代做出超前的判断和选择。当代的娜拉不用太费劲儿就解放了自己，然后呢？ 总该生出一点新鲜的东西。＆nbsp＆nbsp
性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张念
张念，199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硕士。曾发表小说、评论、随笔若干，著有小说评论集《心理气候》，随笔集《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有作品被录入《2001中国最佳随笔选》（王蒙主编），《2002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王蒙主编）现就职于广州某杂志社。 有四个生活在纽约的女人，她们组成了女权主义者向往的“SISTERHOOD”（姐妹之邦）。注意，不是同性恋，而是一个奇特的小团体。其实，也不怎么奇特，有点像大学时代的宿舍生活。在女生宿舍，如果一个人有了男朋友，就等于是所有的人都有了男朋友，不是共享一个男人，这是共产社会的理想，男人以为他在三妻四妾，反过来看，他成了一堆女人的共享资源。回到女生宿舍，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就是说，其他的人也在分享他们的恋爱经验，于是宿舍便成了整个事件的策源地和研发中心，或者智囊，或者总指挥部。不同的是，前面说的这个小团体，把研发主题锁定在Xing爱，四个女人常常凑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心得体会，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接再厉，将Xing爱进行到底。这是一部美国系列剧，名叫《欲望城市》，正在热播。 从女生宿舍到纽约“四人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女生宿舍是青春游戏的一种形式，作为成|人生活的初级阶段，心智发育的不健全，被诗化为楚楚动人的纯情篇，正如韩国剧，接吻是最惊心动魄的了。当然，游戏并没有终结，进入完全的成|人阶段。首先，是个人生活的独立——一份稳定可人的薪水，一个纯粹的私人住所，然后，是不同的男人。有人指责片子里的女人们太放荡，除了Zuo爱以及对性的研讨之外，没有别的。这是不成立的，应该说，这四个女人集中了也许四万，四十万，四百万……都市女性的生活经验，性本身作为都市主义的一个观察视角，提出了现代生活中有关性别差异、伦理学以及生命质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么有人会质疑，纽约能代表全世界吗？纽约女人能代表中国女人吗？或者中国都市女性吗？其实，在没有看到这部系列剧之前，关于性，关于男人女人，关于婚姻，一直是都市生活的显话题。去年，北京的一份杂志做的封面选题是“第三次性革命”，如此惊悚的语气，表明性活动也在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应该封锁在一个讳言莫深的隔离地带，或者传统文化所划定的技术层面。除了《素女经》等古书，还应有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视野，来关注我们的性活动。 发生在西方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被当时的精神领袖赫伯特·马尔库塞称为孩子们的“十字军远征”。“要Zuo爱，不要战争”，这样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政治诉求。当时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在贡献什么。而作为引渡词汇的“性革命”，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假命题。这是一个买椟还珠的词汇。所谓革命，首先在规模上，不仅行为包括意识，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发生狂飙突进式的变化。只是出现了革命前夕的种种征兆，比如性苦闷和焦虑。在“个人意识尚未形成”（社会学家李银河语）的社会里，或者独立人格还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受西方生活方式所诱导的性行为，是一种学龄前的模仿。模仿还只处于实验阶段，这种实验在我们这里，被小题大做，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先锋”和“前卫”。 一部号称“前卫”的小说《上海宝贝》，不但没有成为真正的宝贝，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这本书就是一部聪明的模仿之作，香港专栏作家蔡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部小说里写的生活是西方青年30年前所经历的，他深信，作者如果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原创性，而不仅仅是模仿别人过时的东西。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却是，尽管骂声不断，这部小说创造了发行量的奇迹，甚至成了很多都市女性的“枕边书”。 关键是欲望，表达欲望的强度与彻底性，一种从女人这里滋生的心理能量。一部纪录片《女人那话儿》，正在受到女性观众的追捧。这部片子和《欲望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妙。各个阶层的女人，被拉到镜头面前，坦言自己的性经历和感受。这正是一种具备勇气和胆识的性启蒙，只有弄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时候，才有可能去选择，哲学家康德说，启蒙就是让人具备选择的能力。性解放也就成了个人解放的一部分。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把性行为的自主和开放，纳入政治学领域，说，一个将性生活进行有效自治的人，在政治上必然是正确的。通俗一点讲，就是你懂得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性伙伴，就必然是一个明智成熟的好公民，这样，你必然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你的市长。 这样看来，性解放不是一个邪恶和肮脏的词汇。性解放也不是像很多人，很多单向度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所有的人可以和所有的人“乱搞”。尽管道德保守主义者看来，“婚外恋”、“一夜情”就是乱搞，注意，这两个词仅仅是描述性的，并且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带有很强的差异性，对其进行判断和归纳，始终是徒劳的。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历了性动荡之后的都市人，正在寻求家庭的回归，正如学术界的草率命名，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对于连前现代都没有完成的社会，何谈后现代。 依然是一种致命的模仿，家庭生活的温情细节，在9·11之后，成了美国人抚慰惊恐和创伤的良药。这是两码事，处在不同的层面，我们不能被僵硬的线性思维所蒙蔽。即使在轰轰烈烈的六十年代，西方性解放的高潮期，有本美国杂志叫《LIFE》，它一贯倡导正统、秩序、温情和有节制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还依然畅销。可见，从解放到回归的说法，是在一相情愿地编织生活的线索，一种思维惯性所挖掘的陷阱，正在等待盲从的人们。 性是烛照生活的光芒还是毁灭生活的火焰，这两方面的经验都有。而性在人类生活中，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不像一头雄师和母狮的性那么简单。特别是性脱离了繁殖功能之后，性成了“以亲密关系为基础铸造与他人之关联的一种手段”。什么关联，其中包括权力、利益（单纯性快感的交换也是一种利益交换）、情感和道德内涵。尤其是对纯粹快感的追求，就是不牵涉任何因素，不牵涉比如夫妻之间的责任、情人之间的感情、嫖客与妓女之间的金钱。就是说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性，不在这三种关系之内，并且它正在成为一种生活现实的时候，性和人性的边界正在受到冲击和挑战。 有没有一种最纯粹最真实的身体本能，来左右我们的行为？如果人真能完全等同于一头雄狮和母狮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成立的。从周围人的生活经验来看，这种极至的追求，其实是对爱的缺失的一种极端反应，因为性解放不能等同于性放纵，它依然在探求幸福、爱和对他人的尊重。尽管这样的放纵作为阶段性的尝试是可能的，甚至在心理学上给予了量化的限定。美国电影《男孩别哭》，有一个场景，迷茫的少女问心理医生，什么是滥交，医生回答，如果你一天之内和五个男人上床的话，就是滥交。这部电影最后依然回到对爱的思考上来。 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如今和性有关的出版物及影视作品，一定会大有市场。旧的道德壁垒正在受到动摇，而性仅仅是一个引发点，志在克服情感和生活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刺痛我们内心的脆弱和空虚，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尽管这个问题被讥笑为饶舌和矫情，但我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财富与性，无疑是当今个人生活的两个关键词。当拜金主义在道德评判上越来越趋于中性的时候，性依然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它依然处于行为探讨的领域，并引起了理论上的关注。而一种事物，正因为它是晦暗不明的，它才有可能是骚动和焦虑的源发地，是心灵曲线的枢纽站。它是可以觉察而又让我们无法辨明的存在。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激发我们生活的想象力，诱导新的伦理激|情。 作为社会心理的敏感部位，它像潜水艇一样，从私人生活的深海区逐渐上浮，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浅水滩上。是的，潜水艇也在寻找它的堤岸，它需要澄清，需要新的解释，需要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意义。那些黑暗中的行路人，或者急先锋，不再躲躲闪闪，他们的尖叫是先于疼痛来临的。如果以性为临界点，幸福与灾难的距离该如何丈量，当传统的行为模式已经承载不了现代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在一个更开放的空间，寻找自由呼吸的可能性。＆nbsp＆nbsp
女人还需不需要男人，这是一个问题／赵波
赵波，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有小说和随笔集《再升花》、《谈一个维他命爱情》、《口香糖生活》、《快乐无罪》、《隐秘的玫瑰》、《情Se物语》等十几种。 尽管我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但我知道不能为了害怕，而违心地给男人打电话，说自己需要他，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我是离不开他们的软弱女人。我不想屈服。 我不想让事情出现转机，一条道走到黑，不给自己留退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会有很多男人对我好。 要说对我好的人，谁也超不过我妈，但老实说我没法和我妈天天呆在一起，那样我会变成一个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吃早饭，半躺在被窝里接过我妈起床后刚为我做好的水蒲蛋的特大号懒虫。我将被我妈的爱给废了。对我妈来说也只是凭空的多出很多麻烦，那也不公平，时间长了两人都烦。难得接受一下正好，所以我现在难得回老家。 我还是坚决地一个人呆着。只要你想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可以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我一人独居。我打工挣钱，抽烟喝酒。我好像什么都要,又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男人能做的我几乎都做，我抢着买单。 我对异性随时产生兴趣又随时没有兴趣。有兴趣时，我打电话给他，说想他了，想找他和他吃饭聊天；没兴趣时，他打电话给我，我说自己正忙着呢，或心情不好不想出来。 大多数时候，我和男人一样选择没有后果、轻松、见效快的自蔚来满足自己。 我独自换保险丝。当家里突然熄火，我在黑暗中摸索，那时我感觉我对一只蜡烛的需要超过对一切男人的需要。与其说在某一时刻，没有男人我寸步难行，不如说没有遥控器没有电没有水我寸步难行。在某一时刻，找不着遥控器就足以使我比失去一个男人更疯狂。与其说我爱一个男人，不如说我害怕一人在家，保险丝烧断重接不上，一片漆黑中蜡烛找不到，或蜡烛找到打火机又找不到，男人的重要性在那一时刻浮现出来。 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天下的男人都面目可疑地相似，爱谁都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为自己而生，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不委屈，不求全，不妥协。 我是个不遵循任何规则办事和生活的人，这使我的生活不太沉重，充满随机的可能性。像广告中的小女声三天两头唱的：我不想生命太潦草，不去想该做不该做，我的日子高兴就好。 午夜看一场恐怖片。一身牛仔装穿着在很多城市游荡，幻想一夜情从天而降。尝试一夜情，第二天早晨拍拍屁股走人，回头看一眼男人怨妇一般的眼光。开始挑剔男人的身体和性能力，好像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钱。 用粗口和人吵架，随时准备吵不过用脚踢。 在饭桌上听黄段子不过瘾，亲自上来讲两个凑热闹。 可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野心勃勃，热血沸腾，随时准备飞黄腾达，扬名立业，家财万贯。十六岁时喜欢四十岁的男人，二十七岁的生日那天，却接受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追逐。 对家务事一概不擅长并且深恶痛绝，对城里所有的中式西式的快餐店了如指掌，对有新鲜三明治出售的超市了如指掌。 过节给父母寄钱，是家里的主心骨……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沦落到如此一番田地。我对着镜子照，脸上依旧化着光彩照人的妆，每一个毛孔都被堵得恰到好处。我咧嘴一笑，妩媚、忧伤、哀怨，各种表情犹如存在电脑磁盘里随时可供挑选。身上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的品味，都经过时尚杂志的长期熏陶。 现在是2003年，高科技拯救了女人，提高了女人地位，使我们不求男人，照样可以操作着电脑，开着自己的富康车，进入新的世纪。确实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错了吗？ 以前的我又是如何？ 现在我只想拼命工作，然后寻找快乐，对于我来说，快乐就是快乐，也许它很简单，像一种明媚的空气一般存在。用不着去思考。它来了就来了。爱一个人会让我快乐，但我现在只愿让爱一个人成为一件业余爱好，我愿意更快乐。 我愿让生命可以放纵，可以无所事事地消耗，不去强求就是一种放松。 现在我只想着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魅力的情场老手告诉我的。她说不管何时何地，你记着不要玩颓废，不要邋里邋遢，喝着酒叼着烟，把无所谓以为是另类是酷。有时候这只不过向人表明：你已是残花败柳，没戏了。 有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喜欢小姑娘小男生，不光是因为他们粉红的脸蛋，还有闪着希望的眼睛，眼神清亮干净。你应该为你自己保持可以保持的东西。 做一个单身女人，尽管我更害怕在冬天的夜里，放下浴帘独自洗澡，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刻，我不敢去想希区柯克影片里那些类似的发生凶杀案的场景，不敢去想那些女人的尖叫和白色浴缸里突然淌下的血。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一想到小新，我的比我更长期地过着独身生活的女雕塑家，想起在她家楼下的在大白天也呈黑色的走道，一踩下去就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以及陪她回家时在黑暗中久打不开的门，我一下子就感到了自己家里的安全，木门外防盗门的坚不可摧，新公房每层楼梯上感应灯的灵巧敏捷，底楼公用铁门的高大威猛。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安全和幸福，在独自洗澡时感到了奥普浴霸的温暖——它使我这朵黑暗中的花一下子沐浴在阳光的暖意与久违的柔情之中。 人是需要对比的，对比使我感到了幸福，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静。＆nbsp＆nbsp
投入地爱一次
“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主题歌。那时候我们口袋里的余钱还都不多，也谈不上什么投资意识。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的感情都非常丰富，所以像投入、回报一类的经济学字眼，都是和笑啊、爱啊这些情感类名词相依偎，人们觉着一点也不生硬肉麻。 后来我们就有钱了，特别是有了维持正常生活之后还花不完的闲钱。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怎么处置这些花不完的余钱是一门大学问，也懵懵懂懂知道了一些像贬值、增值、投资回报、内部收益、PE值一类的概念和术语。再后来，这些钱的流向和消长越来越成为一种账面上的数字游戏，就像我们在电脑上打游戏一样，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基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却越来越被这些遥远的数字所控制，今天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消息能比沪深股指的走向和北京CBD房租的涨跌更让人牵肠挂肚、揪心扯肺了。 前不久也看了一个电视节目，片尾也是一首主题歌，上来劈面就问：“你快乐吗？”问得突兀生硬，“我很快乐！”回答得也有气无力。时隔十年，我们有了多余的钱，有了更多的见识，视界更丰富了，智商似乎也更高了，但是今天的歌曲好像很难再找到当年“投入地笑一次”那种发自内心的百转千回、字正腔圆了。＆nbsp＆nbsp
有苗，愁不愁长？／陈劲松
陈劲松，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家苗成长 大概与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同时，我们家也正在召开一个正式的会议，主题可以称之为“关于促进我们儿子持续健康成长的办法”。这个会议颇为严肃，因为我和佟捷都知道这关乎儿子的前程，但麻烦在于不满两岁的儿子却不能参加和发表决定他前程的任何意见。 事实上在孩子一岁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相信“有苗不愁长了”。原因在于我们发现自然状态之下成长有如下几个问题： 投机行为——在父母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往往能从奶奶和阿姨那里得到； 装假造势——经常哭声震天，却不流眼泪； 制造概念——比如不会说“挖掘机”就制造出“哇哇”来代替； 推高物价——我们还来不及讲价，他就紧紧地把玩具抱在怀里； 浪费资源——在我的稿子上用彩笔乱画； 早期失范——这一点是读了“0岁教育”之类感受最深的； 嫌贫爱富——总是对给他好吃的人笑； 畸形发展——小肚子见胀，而随地大小便不改； 恶性竞争——总是和小朋友比谁哭的声大； 前景堪忧！——三岁看老，了解了婴幼儿早教内容和对比了同龄先进指标（认字、数数、动作、艺术、说话）。 出台政策 从以上十大问题，我们不能不得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一失足顿成百年恨，儿子就会发展为危害家庭稳定和破坏家庭经济的小怪物的结论。于是大约三个月前我们家大人分别出台了有关规范孩子不良行为的政策和措施，记有： 预警体系——这是我夫人特别咨询了专家之后，建立出不良发展趋势提示系统，彻底改变了以前只听儿子哭就采取行动的被动局面； 资格审查制度——自己碗里的东西不吃完，绝对不再给新的好吃的东西，这是阿姨制定并实施的； “周审”制度——这是我提议的，旨在通过每周小红旗和小白旗检讨并定级； 严格控制高档要求——这是专家建议的，认为可以培养品质； 鼓励发展适当需求政策——这是奶奶一定坚持的，只要需求不是高档的，一概满足，至于什么是适当的，奶奶说了算； 培训考试制度——这是幼教中心老师建议的，认为可以提高素质。 就这样月余，我们家大人忙得不可开交，各种政策屡屡冲突，红旗、白旗交相辉映，我儿子基本上依然如故，偶尔也对大人们评论他的各种“论坛”颇为迷惑。 于是某天大人中的一位认为出于对家庭今后的长久治安负责的精神，使家庭财政不至于花在坏小子身上，有必要采取“如果他不达大人要求，就断奶”的断然措施。于是引发了这次关于“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正式会议。 本次会议在分析了各种现象之后，回归到几个最基本的共识上： （一）、孩子诞生的原因不是孩子需要大人，而是大人需要孩子； （二）、孩子的成长本身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三）、孩子怎么成长，不取决于幼小的婴孩，而取决于大人； （四）、对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孩子，不能打压，而是使他更健康； （五）、对什么是健康，要根据自己家庭环境的实际而不是根据什么“卡尔·维特”家的实际； （六）、大人各自出台的政策，需要统一梳理一下，有必要出台《关于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的通知》来统筹； （七）、会议再次重申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都爱孩子，而不是恨孩子。 会后，我们家终于舒了一口气，好像开了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有苗，愁不愁长？ 有苗，到底愁不愁长？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世界分为三个系统——自然系统、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话，那么小苗成长的自然系统和房地产发展的社会系统都属于复杂系统。 所谓复杂系统就是没有标准或有限因果关系，没有完整技术指标和参数，因此也没有标准解决方案的系统。完全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系统的复杂性，而认定社会系统等同于技术了。 因此对于复杂系统，任何人都不能过于自信，正如父母不能对自己培养孩子过于自信一样。但系统复杂归复杂，还是有些内在规律显现出来的，那么是谁更直接地把握了这些规律？ 就以种地而言吧，一定是种了十年地的老农民知道适合种什么和怎么种而不是书记。这一点似乎就不用再解释了。虽然书记也想让小苗茁壮成长，但最好不要在这方面发挥，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市场和资源分配的公平规则上吧。这时，我们才不会有“种了一辈子地，反而担心自己不会种了”的担心。 至于老农为了挣钱只种“细粮”（大米、白面），不愿种“粗粮”（玉米、高粱），书记也不必心急如焚，来一个“只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急刹车。这一点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了。 至于其他人发现农民承包土地挣了大钱纷纷解甲归田，跑马圈地，这时书记的任务，一定(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女人解放之后／尹丽川
尹丽川，1973年生于重庆。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98年毕业于法国ESEC电影学校；自1999年冬开始写作，2001出版短篇小说、诗歌、随笔合集《再舒服一些》；2002出版长篇小说《贱人》。自由作家、诗人，现居北京。 先推荐女人去买新近出版的《海蒂性学报告》，更推荐男人去买。女人无需通过男人达到性高潮的事实、大多数男人根本无法满足女人的事实、女人从来都在床上迎合和欺骗男人的事实，从未以这般严谨的调查数字和人性的口证实录的形式昭示于众。亲爱的在网络上攀比男根长短的男性臆想狂可以洗洗睡了——那对女人不重要，那对您的男性魅力不重要。女人之需要男人，更多是情感和经济依赖。若经济也独立的，找不到男人成家，蛮可以人工受精，照样有家有业地过。还有件更解气的事是，男色娱乐业终于日渐兴旺，屏幕上的F4如果满足不了，亦可以去舞厅里找。 总之我真心实意地认为，如今当女人是占尽了便宜。她强大起来，可以谁也不要；她小鸟依人起来，从前的规范仍然合用——把找个好老公当作金科玉律者，随处可买《你也可以》之类的教科书。顺便提一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装好蒜，那点小心思被人家男人一眼看了出来，某男在《三联生活周刊》评论道：“仔细想想，用‘成功’来形容一个女人其实很可笑。杨二车娜姆让许多女人眼睛发直，全在于她有一个很拿得出手的婚姻。如果有一天，她的‘挪威王子’真被哪个狐狸精勾走了，她的写作，她的自信，她的摩梭传统，她的美腿，一夜之间就会在羡慕她的女人心中褪色，甚至变成一个笑话。杨二车娜姆成功了吗？”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是因为这个事例非常典型。一个理论上的女性主义者来到中国一定是无所适从的——咱们这儿最大的特点是价值混乱。按理说，女人写作、出书、抛头露面，当然是女性独立意识上升的标志，可卖的是女性主义者反感的美腿，宣扬的又是老祖宗的千年说法：嫁个好男人比什么都强。 我不敢反对老祖宗，我也觉得嫁人十分的重要，但因娶妻而扬名立传的男人，似乎还没有出生，如果女人仍照老规矩只以嫁人为荣，这男人就永远生不出来。 我必须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一说女人的坏话。因为等到男人来说这些坏话的时候，我又不免把自己当成所有的女人，不自觉就站在“女性”的立场。 我跟一个朋友说：你要是个女的，早出名了。现在你只好穷着。这哥儿们写了一本小说，书稿辗转于七、八家出版社，编辑皆看得津津有味，然后报批，然后回复：格调低下，不易出版。所谓格调，不过是男女之事。男女之事不过是感情与性。我那个朋友不过是没写感情只写性。 某些领域确有男女不平等之嫌——但凡是个女人写的书（正在发育或发育之后不限），格调简直越低越好。即使出版社不许，自有书商找上门。说起书商，我那朋友碰巧也识得几个，人家虽感兴趣，可并不十分热心：不好卖呀。女人又占了便宜，只要把商业头脑和身体解放意识结合起来。 女人的书越出越多，嘲笑“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的男人越来越多——有时是玩笑，有时是痛心，有时是蔑视，有时是嫉恨。部分男性心理之猥琐龌龊，自不必说，可女人自己也得明白：如今当女人易，当女作家更易，当一个有争议的女作家简直就太易了。因为所谓的争议，从来就跟作品的先锋性和独创性无关，从来就只看是否牵扯到“身体解放”。而所谓的“解放”，听着怪艰难，其实跟名利攀上亲，比什么都容易。 这当然不是女人的错。这根本就不是错。不管何种意义上的解放，都比不解放好，但解放之后又该干些什么？ 最近有人要做一套探索者丛书，旨在倡导行业先锋，行业大小无所谓，失败成功无所谓，关键是强调探索和开创精神。策划人在电话里报了一行名字，我一听，自然而然就问：怎么没女的呀？电话那头认为有理，就拉着电话这端的我一起想人。遗憾的是，除了好不容易想起一位女导演，其他的自然科学、人文、传媒、IT、政治领域等，实在是找不出来。 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错，女强人是越来越多，遍布各行各业，英姿飒爽的；女人也越来越容易出名，演员、歌手、主持人、美女记者、美女艺术家。可这不过是证明，第一，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第二，女人干的便利的事，更多与娱乐业、色相、窥阴癖和追星族有关。 对于广大的女白领阶层，能有个好工作已经是出息，能担当经理或副总更值得表彰加匾。偶尔出了个杨澜式的精英人物，物以稀而贵，所有媒体皆夸奖了一遍又一遍。 众多女名人头上的光环，更多因为她们处于被观赏、被窥视的地位。然而推动一个行业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先锋精神，在我们已知的名女人中却少而又少。 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这不仅是废话，而且是过时的女权主义宣言。能干算得了什么呢，如果干得不比别人出色，如果没有创造性和冒险开拓精神，女人仍然是打工者、螺丝钉、因生为女人而出名的艺术家。反正谁创造先进思潮，谁就是英雄。我不是说人人都该争当英雄，我只是奇怪社会对女强人的定义仍停留在初级阶段，更妄言什么“她世纪”的到来。 也不是说非要出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女福布斯才算给女人争了气。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差异的观点言之有理，男女生理构造不一样，思维相异，擅长本不同。女人的逻辑思维是否比男人差，这是科学家的研究课题，造物者的任性也不值得生气。而女人的强项——譬如在艺术领域我见识过不少有才华有性格的女子，许多女人凭借天生的敏感灵性比男人更迅速地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少走了文化的弯路——但恰恰在艺术领域，女性身份又很容易占便宜。而一个人占了多大便宜，就得吃多大亏，反正老祖宗是这么说，当然也不一定对。 上上世纪易卜生的娜拉为自由出走，上世纪鲁迅的“娜拉出走以后”呼吁女性经济独立。每个女人都可以是娜拉，在她所处的时代做出超前的判断和选择。当代的娜拉不用太费劲儿就解放了自己，然后呢？ 总该生出一点新鲜的东西。＆nbsp＆nbsp
性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张念
张念，199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硕士。曾发表小说、评论、随笔若干，著有小说评论集《心理气候》，随笔集《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有作品被录入《2001中国最佳随笔选》（王蒙主编），《2002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王蒙主编）现就职于广州某杂志社。 有四个生活在纽约的女人，她们组成了女权主义者向往的“SISTERHOOD”（姐妹之邦）。注意，不是同性恋，而是一个奇特的小团体。其实，也不怎么奇特，有点像大学时代的宿舍生活。在女生宿舍，如果一个人有了男朋友，就等于是所有的人都有了男朋友，不是共享一个男人，这是共产社会的理想，男人以为他在三妻四妾，反过来看，他成了一堆女人的共享资源。回到女生宿舍，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就是说，其他的人也在分享他们的恋爱经验，于是宿舍便成了整个事件的策源地和研发中心，或者智囊，或者总指挥部。不同的是，前面说的这个小团体，把研发主题锁定在Xing爱，四个女人常常凑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心得体会，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接再厉，将Xing爱进行到底。这是一部美国系列剧，名叫《欲望城市》，正在热播。 从女生宿舍到纽约“四人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女生宿舍是青春游戏的一种形式，作为成|人生活的初级阶段，心智发育的不健全，被诗化为楚楚动人的纯情篇，正如韩国剧，接吻是最惊心动魄的了。当然，游戏并没有终结，进入完全的成|人阶段。首先，是个人生活的独立——一份稳定可人的薪水，一个纯粹的私人住所，然后，是不同的男人。有人指责片子里的女人们太放荡，除了Zuo爱以及对性的研讨之外，没有别的。这是不成立的，应该说，这四个女人集中了也许四万，四十万，四百万……都市女性的生活经验，性本身作为都市主义的一个观察视角，提出了现代生活中有关性别差异、伦理学以及生命质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么有人会质疑，纽约能代表全世界吗？纽约女人能代表中国女人吗？或者中国都市女性吗？其实，在没有看到这部系列剧之前，关于性，关于男人女人，关于婚姻，一直是都市生活的显话题。去年，北京的一份杂志做的封面选题是“第三次性革命”，如此惊悚的语气，表明性活动也在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应该封锁在一个讳言莫深的隔离地带，或者传统文化所划定的技术层面。除了《素女经》等古书，还应有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视野，来关注我们的性活动。 发生在西方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被当时的精神领袖赫伯特·马尔库塞称为孩子们的“十字军远征”。“要Zuo爱，不要战争”，这样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政治诉求。当时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在贡献什么。而作为引渡词汇的“性革命”，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假命题。这是一个买椟还珠的词汇。所谓革命，首先在规模上，不仅行为包括意识，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发生狂飙突进式的变化。只是出现了革命前夕的种种征兆，比如性苦闷和焦虑。在“个人意识尚未形成”（社会学家李银河语）的社会里，或者独立人格还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受西方生活方式所诱导的性行为，是一种学龄前的模仿。模仿还只处于实验阶段，这种实验在我们这里，被小题大做，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先锋”和“前卫”。 一部号称“前卫”的小说《上海宝贝》，不但没有成为真正的宝贝，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这本书就是一部聪明的模仿之作，香港专栏作家蔡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部小说里写的生活是西方青年30年前所经历的，他深信，作者如果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原创性，而不仅仅是模仿别人过时的东西。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却是，尽管骂声不断，这部小说创造了发行量的奇迹，甚至成了很多都市女性的“枕边书”。 关键是欲望，表达欲望的强度与彻底性，一种从女人这里滋生的心理能量。一部纪录片《女人那话儿》，正在受到女性观众的追捧。这部片子和《欲望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妙。各个阶层的女人，被拉到镜头面前，坦言自己的性经历和感受。这正是一种具备勇气和胆识的性启蒙，只有弄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时候，才有可能去选择，哲学家康德说，启蒙就是让人具备选择的能力。性解放也就成了个人解放的一部分。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把性行为的自主和开放，纳入政治学领域，说，一个将性生活进行有效自治的人，在政治上必然是正确的。通俗一点讲，就是你懂得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性伙伴，就必然是一个明智成熟的好公民，这样，你必然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你的市长。 这样看来，性解放不是一个邪恶和肮脏的词汇。性解放也不是像很多人，很多单向度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所有的人可以和所有的人“乱搞”。尽管道德保守主义者看来，“婚外恋”、“一夜情”就是乱搞，注意，这两个词仅仅是描述性的，并且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带有很强的差异性，对其进行判断和归纳，始终是徒劳的。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历了性动荡之后的都市人，正在寻求家庭的回归，正如学术界的草率命名，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对于连前现代都没有完成的社会，何谈后现代。 依然是一种致命的模仿，家庭生活的温情细节，在9·11之后，成了美国人抚慰惊恐和创伤的良药。这是两码事，处在不同的层面，我们不能被僵硬的线性思维所蒙蔽。即使在轰轰烈烈的六十年代，西方性解放的高潮期，有本美国杂志叫《LIFE》，它一贯倡导正统、秩序、温情和有节制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还依然畅销。可见，从解放到回归的说法，是在一相情愿地编织生活的线索，一种思维惯性所挖掘的陷阱，正在等待盲从的人们。 性是烛照生活的光芒还是毁灭生活的火焰，这两方面的经验都有。而性在人类生活中，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不像一头雄师和母狮的性那么简单。特别是性脱离了繁殖功能之后，性成了“以亲密关系为基础铸造与他人之关联的一种手段”。什么关联，其中包括权力、利益（单纯性快感的交换也是一种利益交换）、情感和道德内涵。尤其是对纯粹快感的追求，就是不牵涉任何因素，不牵涉比如夫妻之间的责任、情人之间的感情、嫖客与妓女之间的金钱。就是说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性，不在这三种关系之内，并且它正在成为一种生活现实的时候，性和人性的边界正在受到冲击和挑战。 有没有一种最纯粹最真实的身体本能，来左右我们的行为？如果人真能完全等同于一头雄狮和母狮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成立的。从周围人的生活经验来看，这种极至的追求，其实是对爱的缺失的一种极端反应，因为性解放不能等同于性放纵，它依然在探求幸福、爱和对他人的尊重。尽管这样的放纵作为阶段性的尝试是可能的，甚至在心理学上给予了量化的限定。美国电影《男孩别哭》，有一个场景，迷茫的少女问心理医生，什么是滥交，医生回答，如果你一天之内和五个男人上床的话，就是滥交。这部电影最后依然回到对爱的思考上来。 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如今和性有关的出版物及影视作品，一定会大有市场。旧的道德壁垒正在受到动摇，而性仅仅是一个引发点，志在克服情感和生活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刺痛我们内心的脆弱和空虚，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尽管这个问题被讥笑为饶舌和矫情，但我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财富与性，无疑是当今个人生活的两个关键词。当拜金主义在道德评判上越来越趋于中性的时候，性依然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它依然处于行为探讨的领域，并引起了理论上的关注。而一种事物，正因为它是晦暗不明的，它才有可能是骚动和焦虑的源发地，是心灵曲线的枢纽站。它是可以觉察而又让我们无法辨明的存在。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激发我们生活的想象力，诱导新的伦理激|情。 作为社会心理的敏感部位，它像潜水艇一样，从私人生活的深海区逐渐上浮，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浅水滩上。是的，潜水艇也在寻找它的堤岸，它需要澄清，需要新的解释，需要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意义。那些黑暗中的行路人，或者急先锋，不再躲躲闪闪，他们的尖叫是先于疼痛来临的。如果以性为临界点，幸福与灾难的距离该如何丈量，当传统的行为模式已经承载不了现代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在一个更开放的空间，寻找自由呼吸的可能性。＆nbsp＆nbsp
女人还需不需要男人，这是一个问题／赵波
赵波，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有小说和随笔集《再升花》、《谈一个维他命爱情》、《口香糖生活》、《快乐无罪》、《隐秘的玫瑰》、《情Se物语》等十几种。 尽管我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但我知道不能为了害怕，而违心地给男人打电话，说自己需要他，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我是离不开他们的软弱女人。我不想屈服。 我不想让事情出现转机，一条道走到黑，不给自己留退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会有很多男人对我好。 要说对我好的人，谁也超不过我妈，但老实说我没法和我妈天天呆在一起，那样我会变成一个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吃早饭，半躺在被窝里接过我妈起床后刚为我做好的水蒲蛋的特大号懒虫。我将被我妈的爱给废了。对我妈来说也只是凭空的多出很多麻烦，那也不公平，时间长了两人都烦。难得接受一下正好，所以我现在难得回老家。 我还是坚决地一个人呆着。只要你想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可以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我一人独居。我打工挣钱，抽烟喝酒。我好像什么都要,又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男人能做的我几乎都做，我抢着买单。 我对异性随时产生兴趣又随时没有兴趣。有兴趣时，我打电话给他，说想他了，想找他和他吃饭聊天；没兴趣时，他打电话给我，我说自己正忙着呢，或心情不好不想出来。 大多数时候，我和男人一样选择没有后果、轻松、见效快的自蔚来满足自己。 我独自换保险丝。当家里突然熄火，我在黑暗中摸索，那时我感觉我对一只蜡烛的需要超过对一切男人的需要。与其说在某一时刻，没有男人我寸步难行，不如说没有遥控器没有电没有水我寸步难行。在某一时刻，找不着遥控器就足以使我比失去一个男人更疯狂。与其说我爱一个男人，不如说我害怕一人在家，保险丝烧断重接不上，一片漆黑中蜡烛找不到，或蜡烛找到打火机又找不到，男人的重要性在那一时刻浮现出来。 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天下的男人都面目可疑地相似，爱谁都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为自己而生，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不委屈，不求全，不妥协。 我是个不遵循任何规则办事和生活的人，这使我的生活不太沉重，充满随机的可能性。像广告中的小女声三天两头唱的：我不想生命太潦草，不去想该做不该做，我的日子高兴就好。 午夜看一场恐怖片。一身牛仔装穿着在很多城市游荡，幻想一夜情从天而降。尝试一夜情，第二天早晨拍拍屁股走人，回头看一眼男人怨妇一般的眼光。开始挑剔男人的身体和性能力，好像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钱。 用粗口和人吵架，随时准备吵不过用脚踢。 在饭桌上听黄段子不过瘾，亲自上来讲两个凑热闹。 可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野心勃勃，热血沸腾，随时准备飞黄腾达，扬名立业，家财万贯。十六岁时喜欢四十岁的男人，二十七岁的生日那天，却接受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追逐。 对家务事一概不擅长并且深恶痛绝，对城里所有的中式西式的快餐店了如指掌，对有新鲜三明治出售的超市了如指掌。 过节给父母寄钱，是家里的主心骨……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沦落到如此一番田地。我对着镜子照，脸上依旧化着光彩照人的妆，每一个毛孔都被堵得恰到好处。我咧嘴一笑，妩媚、忧伤、哀怨，各种表情犹如存在电脑磁盘里随时可供挑选。身上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的品味，都经过时尚杂志的长期熏陶。 现在是2003年，高科技拯救了女人，提高了女人地位，使我们不求男人，照样可以操作着电脑，开着自己的富康车，进入新的世纪。确实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错了吗？ 以前的我又是如何？ 现在我只想拼命工作，然后寻找快乐，对于我来说，快乐就是快乐，也许它很简单，像一种明媚的空气一般存在。用不着去思考。它来了就来了。爱一个人会让我快乐，但我现在只愿让爱一个人成为一件业余爱好，我愿意更快乐。 我愿让生命可以放纵，可以无所事事地消耗，不去强求就是一种放松。 现在我只想着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魅力的情场老手告诉我的。她说不管何时何地，你记着不要玩颓废，不要邋里邋遢，喝着酒叼着烟，把无所谓以为是另类是酷。有时候这只不过向人表明：你已是残花败柳，没戏了。 有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喜欢小姑娘小男生，不光是因为他们粉红的脸蛋，还有闪着希望的眼睛，眼神清亮干净。你应该为你自己保持可以保持的东西。 做一个单身女人，尽管我更害怕在冬天的夜里，放下浴帘独自洗澡，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刻，我不敢去想希区柯克影片里那些类似的发生凶杀案的场景，不敢去想那些女人的尖叫和白色浴缸里突然淌下的血。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一想到小新，我的比我更长期地过着独身生活的女雕塑家，想起在她家楼下的在大白天也呈黑色的走道，一踩下去就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以及陪她回家时在黑暗中久打不开的门，我一下子就感到了自己家里的安全，木门外防盗门的坚不可摧，新公房每层楼梯上感应灯的灵巧敏捷，底楼公用铁门的高大威猛。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安全和幸福，在独自洗澡时感到了奥普浴霸的温暖——它使我这朵黑暗中的花一下子沐浴在阳光的暖意与久违的柔情之中。 人是需要对比的，对比使我感到了幸福，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静。＆nbsp＆nbsp
投入地爱一次
“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主题歌。那时候我们口袋里的余钱还都不多，也谈不上什么投资意识。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的感情都非常丰富，所以像投入、回报一类的经济学字眼，都是和笑啊、爱啊这些情感类名词相依偎，人们觉着一点也不生硬肉麻。 后来我们就有钱了，特别是有了维持正常生活之后还花不完的闲钱。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怎么处置这些花不完的余钱是一门大学问，也懵懵懂懂知道了一些像贬值、增值、投资回报、内部收益、PE值一类的概念和术语。再后来，这些钱的流向和消长越来越成为一种账面上的数字游戏，就像我们在电脑上打游戏一样，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基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却越来越被这些遥远的数字所控制，今天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消息能比沪深股指的走向和北京CBD房租的涨跌更让人牵肠挂肚、揪心扯肺了。 前不久也看了一个电视节目，片尾也是一首主题歌，上来劈面就问：“你快乐吗？”问得突兀生硬，“我很快乐！”回答得也有气无力。时隔十年，我们有了多余的钱，有了更多的见识，视界更丰富了，智商似乎也更高了，但是今天的歌曲好像很难再找到当年“投入地笑一次”那种发自内心的百转千回、字正腔圆了。＆nbsp＆nbsp
有苗，愁不愁长？／陈劲松
陈劲松，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家苗成长 大概与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同时，我们家也正在召开一个正式的会议，主题可以称之为“关于促进我们儿子持续健康成长的办法”。这个会议颇为严肃，因为我和佟捷都知道这关乎儿子的前程，但麻烦在于不满两岁的儿子却不能参加和发表决定他前程的任何意见。 事实上在孩子一岁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相信“有苗不愁长了”。原因在于我们发现自然状态之下成长有如下几个问题： 投机行为——在父母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往往能从奶奶和阿姨那里得到； 装假造势——经常哭声震天，却不流眼泪； 制造概念——比如不会说“挖掘机”就制造出“哇哇”来代替； 推高物价——我们还来不及讲价，他就紧紧地把玩具抱在怀里； 浪费资源——在我的稿子上用彩笔乱画； 早期失范——这一点是读了“0岁教育”之类感受最深的； 嫌贫爱富——总是对给他好吃的人笑； 畸形发展——小肚子见胀，而随地大小便不改； 恶性竞争——总是和小朋友比谁哭的声大； 前景堪忧！——三岁看老，了解了婴幼儿早教内容和对比了同龄先进指标（认字、数数、动作、艺术、说话）。 出台政策 从以上十大问题，我们不能不得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一失足顿成百年恨，儿子就会发展为危害家庭稳定和破坏家庭经济的小怪物的结论。于是大约三个月前我们家大人分别出台了有关规范孩子不良行为的政策和措施，记有： 预警体系——这是我夫人特别咨询了专家之后，建立出不良发展趋势提示系统，彻底改变了以前只听儿子哭就采取行动的被动局面； 资格审查制度——自己碗里的东西不吃完，绝对不再给新的好吃的东西，这是阿姨制定并实施的； “周审”制度——这是我提议的，旨在通过每周小红旗和小白旗检讨并定级； 严格控制高档要求——这是专家建议的，认为可以培养品质； 鼓励发展适当需求政策——这是奶奶一定坚持的，只要需求不是高档的，一概满足，至于什么是适当的，奶奶说了算； 培训考试制度——这是幼教中心老师建议的，认为可以提高素质。 就这样月余，我们家大人忙得不可开交，各种政策屡屡冲突，红旗、白旗交相辉映，我儿子基本上依然如故，偶尔也对大人们评论他的各种“论坛”颇为迷惑。 于是某天大人中的一位认为出于对家庭今后的长久治安负责的精神，使家庭财政不至于花在坏小子身上，有必要采取“如果他不达大人要求，就断奶”的断然措施。于是引发了这次关于“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正式会议。 本次会议在分析了各种现象之后，回归到几个最基本的共识上： （一）、孩子诞生的原因不是孩子需要大人，而是大人需要孩子； （二）、孩子的成长本身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三）、孩子怎么成长，不取决于幼小的婴孩，而取决于大人； （四）、对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孩子，不能打压，而是使他更健康； （五）、对什么是健康，要根据自己家庭环境的实际而不是根据什么“卡尔·维特”家的实际； （六）、大人各自出台的政策，需要统一梳理一下，有必要出台《关于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的通知》来统筹； （七）、会议再次重申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都爱孩子，而不是恨孩子。 会后，我们家终于舒了一口气，好像开了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有苗，愁不愁长？ 有苗，到底愁不愁长？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世界分为三个系统——自然系统、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话，那么小苗成长的自然系统和房地产发展的社会系统都属于复杂系统。 所谓复杂系统就是没有标准或有限因果关系，没有完整技术指标和参数，因此也没有标准解决方案的系统。完全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系统的复杂性，而认定社会系统等同于技术了。 因此对于复杂系统，任何人都不能过于自信，正如父母不能对自己培养孩子过于自信一样。但系统复杂归复杂，还是有些内在规律显现出来的，那么是谁更直接地把握了这些规律？ 就以种地而言吧，一定是种了十年地的老农民知道适合种什么和怎么种而不是书记。这一点似乎就不用再解释了。虽然书记也想让小苗茁壮成长，但最好不要在这方面发挥，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市场和资源分配的公平规则上吧。这时，我们才不会有“种了一辈子地，反而担心自己不会种了”的担心。 至于老农为了挣钱只种“细粮”（大米、白面），不愿种“粗粮”（玉米、高粱），书记也不必心急如焚，来一个“只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急刹车。这一点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了。 至于其他人发现农民承包土地挣了大钱纷纷解甲归田，跑马圈地，这时书记的任务，一定(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