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阅读
辑。１９９０年，《小说选刊》停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至今。２０００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与人合著）、《通往故乡的道路》、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等。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句话有层层叠叠的意思，其中一层是，如果你能准确地理解一只蝴蝶振翼或者一枚草叶摇曳，那么你就有可能洞悉未来之秘，顺应即将发生的某种巨大变化。 ——由至微看到至大，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所谓“洞烛机先”，“机”就是事物之变的轻微萌动，得了该“机”，就像选中了一只垃圾股，然后垃圾变成了黄金。 所以，现在有个人，上观天、下观地，神色凝重，口中念念有辞， 他在干嘛呢？我告诉你，他多半是正在追“机”。 追到了“机”当然是大喜事，如同中了头彩。翻翻报纸杂志，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传奇的追“机”经验，由此改变了人生，他们通常还会鼓励你，“机”是到处都有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去追及是否追上。 对此我完全赞同，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双翅膀的振动，不管它是蝴蝶还是苍蝇，我们必须警觉，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接变化的发生和发展。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我们如此紧张，我们会不会失眠呢？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捕捉和等待未来的变化，那么这一时、这一刻我们究竟算是过了还是没过？当我们为无休止地追“机”而焦虑时，这究竟是智慧还是痴愚？ 我家楼下的李大爷十几年来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摆摊修车——自行车，他的逻辑是：反正这北京城里不能人人开汽车不是？另外还有比较不厚道的话是，人啊，跑那么快干什么？到了儿看你能跑到哪儿去？说罢冷笑。 该大爷属于那种不求上进的老同志，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社会就不能发展，时代就不能进步。但是，他那种坚如磐石的不变也常常让人惶恐：我真的就比他更聪明？如果老爷子是任凭风吹雨打的磐石，那么我是什么呢？我是一只兔子，惊慌的兔子，时刻窥伺着风吹草动，我告诉自己我正在追“机”，但是在内心深处，在沉重的焦虑中，我是在时刻提防被“机”所追呀，在每一片草叶下，都可能隐藏着狐狸的眼睛和猎人的枪口。 现在，兔子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报刊杂志忙于展望和规划，明年会有什么变化？变到哪儿？怎么变？ 这是一个节日，追“机”的节日，变化在这时被赋予了先在的、不证自明的价值，变化属于未来、塑造着未来，而未来是无限美好的就像下一个女人必然无限美好一样，我们将在变化中天天向上，进步不止。 “变化”、“进步”、“未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灵，它高踞于某种世界观的中心。我说这是“某种”世界观，因为穿过宏大的言辞，你能揣测出发言者的基本形象，他是年轻的，他是成功的，他习惯于不断增加的薪酬、不断变异的服饰乃至不断更换的老婆和情人，他是“资产”、“中产”至少是“小资”…… 这很好，这说明我们是多么的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生机勃勃，我们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是，时间的自然节律是一半白天一半黑夜，而这种世界观却醒目地缺少另一半：不变的一半。我非常非常想知道的是，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生活中和世界上，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它在吗？它在哪儿？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一种追求不变的冲动：他们知道，在千变万化中，时间总会将他们带往绝对的虚空，所以，先知和圣徒们创立宗教，伟大的君王驱迫千百万人修建金字塔和长城，他们不是要追上变化，他们是要在命定的变化中追求永恒。 这种关于永恒的信念即使在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也未曾丧失，的确，资本主义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伯曼语），但是如果没有与“烟消云散”斗争的激|情，没有在虚无中对抗虚无的信念，两三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将无以成立。 “变化”其实像人会老、会死一样地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人并不比荒野上的兔子更为优越；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在于，他能够求证、坚守和存续“不变”。这种“不变”是超越意义上的，也可以是世俗意义上的——当你看到黄浦江边那些花岗岩的大厦时，你知道在它们的建造者心里，此时便是百年；而美国十九世纪那些辉煌的神话般的宅邸，不仅是一个阶级放纵和奢靡的见证，而且表明了这个阶级的雄心：以金钱和狂放的想象力达致永恒。 但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这里的人们崇拜“变化”，崇拜“拆”，追“机”正未有穷期，厄普代克的声音像咒语般回响： 兔子，跑吧！ 然后，我们就飞快地跑，或者逃窜。＆nbsp＆nbsp
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洪晃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SS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在今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出了一本书，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在武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见候机厅里有卖，好奇地走过去翻了翻。 “这本书好看，名人写的。”书摊的主人积极向我推荐。 等飞机是百无聊赖的事，可以让平常压制的作名人女儿的情绪小有暴露。 “是吗？”我问，“讲什么的？” “你怎么连章含之是谁都不知道？”小老板用激将法促销，“他女儿也很有名，在电视上常看到。” “她女儿是谁？”我吃惊地问。 “哎，就是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吗！” 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销售员，我知道小老板说的是章启月，因为她和我妈妈同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误会了。章启月跟我说，她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旁边一桌的人在大声演义她和我妈妈的“母女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最后终于被她的一个朋友制止了。 这些事情给我的感觉是由于我的无能，娘都被别人拿走用了。 四年前开始办杂志的时候，我以为是从商人变成文化人了。后来才发现仍然是商人，只是挣钱比原来更辛苦一些。我有过很多头衔，CEO，出版人，策划等等，而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个广告销售员。四年来，我隐名埋姓，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峰，焦裕禄等革命英雄的傻冒精神。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后代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看过我妈妈写的书的客户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妞妞啊，你混得够惨的，这么好的背景结果就来我们这拉广告！也有的说，我以为你作杂志是作着玩玩的，没想到真的靠这个吃饭啊！还有一个英国人跟我说，“关系，中国人都很会的，你的问题的是什么？” 当然，上面的说法有些喜剧夸张，我拉了四年广告总还是结交了一些好朋友，而他们已经把我不会用家庭关系当作笑料，特别是我妈妈的书出来之后，他们更加有的可说了。其实我有很好的销售人员，这两年来已经不用我真的去使劲拉广告。而平常说是拉广告，只不过是以其名花点公司的钱和好友吃吃喝喝罢了。 谁知道今年冬天天有不测风云，妈妈没有真的丢，却走了两个非常好的销售。而且正好赶上是广告计划季节，弄得我非常狼狈，只好天天去拉广告。这对我是个很好的教训，从管理方面来讲我当然要总结为什么没有能够留住我的销售人员，同时，我也要想一下，我是不是应该乘我妈妈的东风，好好拿家史换点收入回来。因此，这个冬天我坐在很多广告公司的会议室里想：“你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nbsp＆nbsp
喜欢一种桌子／刘心武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当代作家。出版有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秦可卿之死》，《519长镜头》，《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什么桌子？餐桌？书桌？老板台？办公桌？方的？圆的？硬木的？大理石的？…… 是电视荧屏上常见的。电视上？你爱看电视？用遥控器点来点去地看？是的，你难道没发现吗，电视里往往是成|人没儿童可爱，儿童没动物可爱，而动物又没植物提神，植物呢，又没有比如说桌子那样的静物让人心旷神怡…… 少废话。究竟喜欢一种什么桌子？ 还是不想马上说出来。 人类之间，免不了冲突。处理冲突之道，以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即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具体到白刃战，讲究刺刀见红，也就是有你无我，我必活而你必死，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一点同归于尽的方式，比如董存瑞的炸碉堡，但那也是为了我军之活及敌军之死。此外，像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应尽可能不殃及平民，不杀也不虐待俘虏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还没到壮年的时候，人类处理冲突之道，已有“你活我也活”之说。那还是所谓“冷战”时期，“你活我也活”被我们这边宣布为“修正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你死我活”的“活命哲学”。话虽这么说，但那时中、美两敌国驻波兰华沙的大使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后来更加以公开，叫“中、美大使级定期会谈”，这种会谈进行了许许多多次，似乎永远谈不拢，但到1972年，忽有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言谈极欢，毛说他喜欢美国的共和党而不喜欢民主党，此话传出，令我这样的懵懂之辈惊诧莫名，后来中、美正式建交，到了今天，光是满大街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就让我们从“你吃我也吃”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你活我也活”的甜头，如今更把这五个字的意蕴用两个字概括得更有神韵：“双赢”。 上世纪末，在美国混事由的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依他的意思，“冷战”结束，全球价值标准划一为西方履行多年的那一套，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活法。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发表了“文明冲突论”，说是原有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虽消失，不同的精神信仰圈之间的冲突又将勃兴。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汇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导。“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人类这是怎么了？ 依我拙见，人类处理利益冲突之道，“你死我活”、“我死你死”、“我活你也活”三种之中，还是最后一种可取。而要达到“你活我也活”的目的，各利益冲突方就应该接触、对话、谈判、互作妥协、互相宽容、各有退让，最后也就各得其所。 于是你也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桌子了。对，就是谈判桌。这种桌子一般地方还不多见，但电视新闻里常露面。多半是一长条，利益冲突或虽无大冲突但各自仍需维护己方利益的谈判者，各坐桌子一边，桌上每位谈判者身前必有一份饮料，我仔细观察过，似乎没有什么谈判者真动用过那些饮料，但那些饮料绝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一种人类文明相处的象征，万万不可省略。有时谈判桌很大，呈“O”字形而中空，那中间便一定摆着盆栽鲜花或硕大的艺术花插，鲜花（偶尔也会是绿色观叶植物）更是一种“你我皆活”的象征。有的时候利益需要协调的不止是两方，那谈判桌的样式就会很特别，当年美国结束越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和谈，那谈判桌的摆法就格外有趣。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第一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完事后那谈判厅对外开放参观，我虽没去，却对向公众开放这一措施十分赞赏，我希望参观者不要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厅堂的华丽气派上，最好能围着那谈判桌多绕几圈，想想人跟人能沟通、能互让，能令世界和平，生灵不遭战火特别是核火、永离恐怖，该有多好。 我小时候，常玩打仗的游戏，当然是“你死我活”的玩法，遇到“饮弹而亡”，模仿电影里的套路，如扮“我军”定是英雄无悔的壮烈牺牲相，如扮“匪军”则满脸怪相哇哇乱叫最后麻袋般倒地。现在的孩子很少做这种游戏了。那天听一位中学教师说，她班上的一些孩子有天放学后忽然把课桌并成一长条桌，居然玩起了“谈判桌边两边坐，各自都把条件摆”的游戏，有扮“主谈”的，有扮“副手”、“随员”的，有扮“翻译”的，更有扮“记者”拍照录像后被扮“保卫”请出“谈判厅”的，噫，似模似样地从坚持与让步的磨合中“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幕！人类进步的“青萍之末”，此之谓夫！＆nbsp＆nbsp
岁末PST（粘贴）／孟湄
孟湄，北京人。曾在巴黎、香港工作生活。现在北京一家法国公司做管理人。有时间的时候作文学翻译，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认》等，偶尔给报刊杂志写随笔。 这段时间来来往往，时常在路上，在一个会议上，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事件的中心，在一本书里，在一场婚礼的宴席上，在一个无名的南方小镇，汽车抛锚站在马路中央。 很多人，很多声音，很多颜色，很多画面。写字台上往来的文件，数据，指标，做不完的事情，房子外面川流的人，广告牌上巨大的美女，街头目光愕然的民工，抱着手机说话的少年，飞跑的花一样笑容满脸的孩子；飞机上看见山看见河流。汽车里看见面孔看见眼睛。 杨利伟说在月球上还没有看见长城。 有一本书，第一页这么开始： “这么长时间你在哪儿？她说，在哪儿？ 很远。我想是。 久久的安静。 你知道， 一开始你有点儿让我害怕。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不会。 真的。 这个话让他笑了。 你当时给人感觉你什么人都不需要。 其实，这个样子正是最需要别人的时候。你会不知道？ 我知道。可是太晚了。 知道是从来没有晚的。他说。 也许不晚。但是总之来不及做什么了。” 这个开头让人愣在那里，又读了一遍。独自面对，有老长的时间。书名叫《黄昏》。 转眼又到了年尾，青萍之末。 九月天，上路了。找到一个吧台，要了一杯咖啡。我在柏林。50米外多少年前是柏林墙。曾经沧海。对着墙的街边小店里，当年倒掉的墙石块作为纪念品出售。在路上走。上海，广州，北京，巴黎，柏林。世界越来越相像，品牌都一样，都学信息技术全部格式化。今夏，欧洲的女孩都露出了肚皮。很感性。北京上海也有。柏林的咖啡馆有点像中国省城的餐厅，装修很努力，但是很多不小心的地方捉襟见肘露出了倒下的那个制度和时代的痕迹。我和老板搭话。隔着一张台子。我们曾经属于同一制度的阵营。现在他和我一起看地球上的人。今天天气好，太阳好，离这里最近的网吧就50 步远呀，您找不到取钱的机器，是的，那是因为很少人用，您知道。就这样在路上站一站，看一看。柏林集中了很多最具新意的建筑艺术创造和工地。它们是独特的。西柏林有老城和街道，酒吧气派华丽和跑堂风度威严，银行营业所坐落在宫殿里，到处浓浓地散着普鲁士时代的遗风。这样有传统有家道的柏林竟有江湖浪子的行为，比如允许建筑师在一座两百年老的大宫殿顶装一层金属和玻璃混合的通廊。那座墙倒了二十多年后，索尼中心，现代艺术馆，联邦议会群座相继出现了。古老和新潮对照得大胆突兀，也是和谐的一种，或者说突兀中站立了和谐。尤其我不能忘了卡尔·马克思大道。柏林永远的风景。楼房大街商店都有和北京沈阳哈尔滨亲近的遗传基因。大街宽阔无比，楼房外表是水泥墙，楼后面土路破旧，楼梯口的破旧脏乱，异地看这种景象，给人在路途上调制一杯乡愁。 酒吧的玻璃窗外走过一个老年妇人，眼睛固定在一种情绪里，朝着她的目的地走。她穿过了不再有墙的大道一直走。她的衣著还在有那堵墙的时代里。就像吧台里面的老板用来盖咖啡杯子的那块布，还有他去摆放一只一只杯子的动作。奇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十诫》。很美的类似的画面。让人在路上老想停住脚。像要在DVD的遥控器上寻找一个键，把美固定在面前。 眼睛记忆起在北京曾经掠过的一本摄影书，一位国人在欧洲，也许来过这条柏林墙大街，用镜头录下见闻。那个夜晚我的眼睛在书里面找，找很久，想看到别的什么，别的地方，别的一种，可是找不到。可不可以在一个人，一个物，一个事件的最里面发现到别的，也许只是想发现特别而已。可不可以像看到一株草，一朵花，一滴水，一个目光，像柏林酒吧台我身旁的那个男人，专注在一个莫名但是很深的情绪里的，捏着咖啡杯子的手指。存在，繁花如锦，在每一个陌生或熟悉的国度，在我们都具有的维度之内，并不非要属于《黑客帝国》的那种。 又一回岁末。又一次重复给自己。忘记是哪一回少年滋味，岁末时分独自在没有开灯的房间一个人张望黑色的外面。突然害怕，失落在时间。 香港铜锣湾。万头攒动的大街。全是商店和购物的人海。我的眼睛扫过一个橱窗，里面一个皮制女式文件包一下打了眼，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自己脚已经迈进了店门，是个什么牌子并没有顾得瞧，只看那材质的天然和罕有，线条的简单大气，还有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质朴温厚的颜色，立刻想象要是我用这个包，每天手指尖有这样的温润，可以用手指尖触到暖和，相知相遇的愉悦和欢喜顺着手指淌漾。路上有等待么？等待一种心跳，一种从脚下漫上来的温润，一种如归。 人人都在想要有什么，该买什么，该得到什么。没有人主张去想一想应该没有什么不要什么吗？在自己的存在和拥有中什么可以放弃可以被拒绝吗？不要有，不要，可以像节日购物的单子一样长吗？明天我上的培训课不妨试一试出这个题目，让每一个管理和运作数千数万数百万资金和成百上千雇员的经理们做这个问答题，然后上台演讲。 比如我会说：不要有病，不要老是跑，不要不看书，不要不读诗，不要不自然，不要害怕生白头发，不要不动心，不要不尊重，不要太粗糙，不要吃撑了喝高了，不要说粗话，不要庸俗，不要财迷，不要有欺骗，不要侮辱，不要麻木，不要打仗，不要灭人。这堆不要也许很傻，或者干脆就是前卫？ 青萍，浮在水面。飘移。不定。 冬天。北京天气好的时候，太阳有一种坚硬类似金属的光。我的城市开始有人盖房子像欧洲的房子一样，用更多的玻璃。通天落地，慷慨面对世界和阳光。应该来看北京的冬天。看灰黄混合颜色，看失去了四合院以后的寂寞和乏味，看天坛祈年殿蓝色琉璃瓦，在浮躁的都市里幸而还能和它一起沉静。风吹草低。 没有把握。这个世界没有把握。唯一能把握的就是这个无把握。我知道，但是我知道得并不早。 我想拉住你的手，我想抱住你。 一个艺术展。来开幕式的尽是京城的名人名士，少女少男。艺术展是民工题材，题目叫：我们在一起。他们裸露着上身，上百人。组成一道巨大的人墙。他们是民工。你走进艺术馆大门的时候，必须穿越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感受裸露的震撼，也不是每个人都去想穿越的意义和问题。玻璃大厅里，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者突然也脱去上衣走进民工，和光着膀子的一群站在一起。心跳了。在那一刻。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说。 那一刻，那一滴水，那一缕风，那一线太阳。 北京 63 那一年＆nbsp＆nbsp(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洪晃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SS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在今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出了一本书，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在武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见候机厅里有卖，好奇地走过去翻了翻。 “这本书好看，名人写的。”书摊的主人积极向我推荐。 等飞机是百无聊赖的事，可以让平常压制的作名人女儿的情绪小有暴露。 “是吗？”我问，“讲什么的？” “你怎么连章含之是谁都不知道？”小老板用激将法促销，“他女儿也很有名，在电视上常看到。” “她女儿是谁？”我吃惊地问。 “哎，就是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吗！” 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销售员，我知道小老板说的是章启月，因为她和我妈妈同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误会了。章启月跟我说，她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旁边一桌的人在大声演义她和我妈妈的“母女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最后终于被她的一个朋友制止了。 这些事情给我的感觉是由于我的无能，娘都被别人拿走用了。 四年前开始办杂志的时候，我以为是从商人变成文化人了。后来才发现仍然是商人，只是挣钱比原来更辛苦一些。我有过很多头衔，CEO，出版人，策划等等，而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个广告销售员。四年来，我隐名埋姓，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峰，焦裕禄等革命英雄的傻冒精神。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后代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看过我妈妈写的书的客户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妞妞啊，你混得够惨的，这么好的背景结果就来我们这拉广告！也有的说，我以为你作杂志是作着玩玩的，没想到真的靠这个吃饭啊！还有一个英国人跟我说，“关系，中国人都很会的，你的问题的是什么？” 当然，上面的说法有些喜剧夸张，我拉了四年广告总还是结交了一些好朋友，而他们已经把我不会用家庭关系当作笑料，特别是我妈妈的书出来之后，他们更加有的可说了。其实我有很好的销售人员，这两年来已经不用我真的去使劲拉广告。而平常说是拉广告，只不过是以其名花点公司的钱和好友吃吃喝喝罢了。 谁知道今年冬天天有不测风云，妈妈没有真的丢，却走了两个非常好的销售。而且正好赶上是广告计划季节，弄得我非常狼狈，只好天天去拉广告。这对我是个很好的教训，从管理方面来讲我当然要总结为什么没有能够留住我的销售人员，同时，我也要想一下，我是不是应该乘我妈妈的东风，好好拿家史换点收入回来。因此，这个冬天我坐在很多广告公司的会议室里想：“你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nbsp＆nbsp
喜欢一种桌子／刘心武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当代作家。出版有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秦可卿之死》，《519长镜头》，《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什么桌子？餐桌？书桌？老板台？办公桌？方的？圆的？硬木的？大理石的？…… 是电视荧屏上常见的。电视上？你爱看电视？用遥控器点来点去地看？是的，你难道没发现吗，电视里往往是成|人没儿童可爱，儿童没动物可爱，而动物又没植物提神，植物呢，又没有比如说桌子那样的静物让人心旷神怡…… 少废话。究竟喜欢一种什么桌子？ 还是不想马上说出来。 人类之间，免不了冲突。处理冲突之道，以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即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具体到白刃战，讲究刺刀见红，也就是有你无我，我必活而你必死，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一点同归于尽的方式，比如董存瑞的炸碉堡，但那也是为了我军之活及敌军之死。此外，像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应尽可能不殃及平民，不杀也不虐待俘虏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还没到壮年的时候，人类处理冲突之道，已有“你活我也活”之说。那还是所谓“冷战”时期，“你活我也活”被我们这边宣布为“修正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你死我活”的“活命哲学”。话虽这么说，但那时中、美两敌国驻波兰华沙的大使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后来更加以公开，叫“中、美大使级定期会谈”，这种会谈进行了许许多多次，似乎永远谈不拢，但到1972年，忽有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言谈极欢，毛说他喜欢美国的共和党而不喜欢民主党，此话传出，令我这样的懵懂之辈惊诧莫名，后来中、美正式建交，到了今天，光是满大街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就让我们从“你吃我也吃”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你活我也活”的甜头，如今更把这五个字的意蕴用两个字概括得更有神韵：“双赢”。 上世纪末，在美国混事由的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依他的意思，“冷战”结束，全球价值标准划一为西方履行多年的那一套，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活法。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发表了“文明冲突论”，说是原有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虽消失，不同的精神信仰圈之间的冲突又将勃兴。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汇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导。“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人类这是怎么了？ 依我拙见，人类处理利益冲突之道，“你死我活”、“我死你死”、“我活你也活”三种之中，还是最后一种可取。而要达到“你活我也活”的目的，各利益冲突方就应该接触、对话、谈判、互作妥协、互相宽容、各有退让，最后也就各得其所。 于是你也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桌子了。对，就是谈判桌。这种桌子一般地方还不多见，但电视新闻里常露面。多半是一长条，利益冲突或虽无大冲突但各自仍需维护己方利益的谈判者，各坐桌子一边，桌上每位谈判者身前必有一份饮料，我仔细观察过，似乎没有什么谈判者真动用过那些饮料，但那些饮料绝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一种人类文明相处的象征，万万不可省略。有时谈判桌很大，呈“O”字形而中空，那中间便一定摆着盆栽鲜花或硕大的艺术花插，鲜花（偶尔也会是绿色观叶植物）更是一种“你我皆活”的象征。有的时候利益需要协调的不止是两方，那谈判桌的样式就会很特别，当年美国结束越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和谈，那谈判桌的摆法就格外有趣。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第一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完事后那谈判厅对外开放参观，我虽没去，却对向公众开放这一措施十分赞赏，我希望参观者不要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厅堂的华丽气派上，最好能围着那谈判桌多绕几圈，想想人跟人能沟通、能互让，能令世界和平，生灵不遭战火特别是核火、永离恐怖，该有多好。 我小时候，常玩打仗的游戏，当然是“你死我活”的玩法，遇到“饮弹而亡”，模仿电影里的套路，如扮“我军”定是英雄无悔的壮烈牺牲相，如扮“匪军”则满脸怪相哇哇乱叫最后麻袋般倒地。现在的孩子很少做这种游戏了。那天听一位中学教师说，她班上的一些孩子有天放学后忽然把课桌并成一长条桌，居然玩起了“谈判桌边两边坐，各自都把条件摆”的游戏，有扮“主谈”的，有扮“副手”、“随员”的，有扮“翻译”的，更有扮“记者”拍照录像后被扮“保卫”请出“谈判厅”的，噫，似模似样地从坚持与让步的磨合中“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幕！人类进步的“青萍之末”，此之谓夫！＆nbsp＆nbsp
岁末PST（粘贴）／孟湄
孟湄，北京人。曾在巴黎、香港工作生活。现在北京一家法国公司做管理人。有时间的时候作文学翻译，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认》等，偶尔给报刊杂志写随笔。 这段时间来来往往，时常在路上，在一个会议上，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事件的中心，在一本书里，在一场婚礼的宴席上，在一个无名的南方小镇，汽车抛锚站在马路中央。 很多人，很多声音，很多颜色，很多画面。写字台上往来的文件，数据，指标，做不完的事情，房子外面川流的人，广告牌上巨大的美女，街头目光愕然的民工，抱着手机说话的少年，飞跑的花一样笑容满脸的孩子；飞机上看见山看见河流。汽车里看见面孔看见眼睛。 杨利伟说在月球上还没有看见长城。 有一本书，第一页这么开始： “这么长时间你在哪儿？她说，在哪儿？ 很远。我想是。 久久的安静。 你知道， 一开始你有点儿让我害怕。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不会。 真的。 这个话让他笑了。 你当时给人感觉你什么人都不需要。 其实，这个样子正是最需要别人的时候。你会不知道？ 我知道。可是太晚了。 知道是从来没有晚的。他说。 也许不晚。但是总之来不及做什么了。” 这个开头让人愣在那里，又读了一遍。独自面对，有老长的时间。书名叫《黄昏》。 转眼又到了年尾，青萍之末。 九月天，上路了。找到一个吧台，要了一杯咖啡。我在柏林。50米外多少年前是柏林墙。曾经沧海。对着墙的街边小店里，当年倒掉的墙石块作为纪念品出售。在路上走。上海，广州，北京，巴黎，柏林。世界越来越相像，品牌都一样，都学信息技术全部格式化。今夏，欧洲的女孩都露出了肚皮。很感性。北京上海也有。柏林的咖啡馆有点像中国省城的餐厅，装修很努力，但是很多不小心的地方捉襟见肘露出了倒下的那个制度和时代的痕迹。我和老板搭话。隔着一张台子。我们曾经属于同一制度的阵营。现在他和我一起看地球上的人。今天天气好，太阳好，离这里最近的网吧就50 步远呀，您找不到取钱的机器，是的，那是因为很少人用，您知道。就这样在路上站一站，看一看。柏林集中了很多最具新意的建筑艺术创造和工地。它们是独特的。西柏林有老城和街道，酒吧气派华丽和跑堂风度威严，银行营业所坐落在宫殿里，到处浓浓地散着普鲁士时代的遗风。这样有传统有家道的柏林竟有江湖浪子的行为，比如允许建筑师在一座两百年老的大宫殿顶装一层金属和玻璃混合的通廊。那座墙倒了二十多年后，索尼中心，现代艺术馆，联邦议会群座相继出现了。古老和新潮对照得大胆突兀，也是和谐的一种，或者说突兀中站立了和谐。尤其我不能忘了卡尔·马克思大道。柏林永远的风景。楼房大街商店都有和北京沈阳哈尔滨亲近的遗传基因。大街宽阔无比，楼房外表是水泥墙，楼后面土路破旧，楼梯口的破旧脏乱，异地看这种景象，给人在路途上调制一杯乡愁。 酒吧的玻璃窗外走过一个老年妇人，眼睛固定在一种情绪里，朝着她的目的地走。她穿过了不再有墙的大道一直走。她的衣著还在有那堵墙的时代里。就像吧台里面的老板用来盖咖啡杯子的那块布，还有他去摆放一只一只杯子的动作。奇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十诫》。很美的类似的画面。让人在路上老想停住脚。像要在DVD的遥控器上寻找一个键，把美固定在面前。 眼睛记忆起在北京曾经掠过的一本摄影书，一位国人在欧洲，也许来过这条柏林墙大街，用镜头录下见闻。那个夜晚我的眼睛在书里面找，找很久，想看到别的什么，别的地方，别的一种，可是找不到。可不可以在一个人，一个物，一个事件的最里面发现到别的，也许只是想发现特别而已。可不可以像看到一株草，一朵花，一滴水，一个目光，像柏林酒吧台我身旁的那个男人，专注在一个莫名但是很深的情绪里的，捏着咖啡杯子的手指。存在，繁花如锦，在每一个陌生或熟悉的国度，在我们都具有的维度之内，并不非要属于《黑客帝国》的那种。 又一回岁末。又一次重复给自己。忘记是哪一回少年滋味，岁末时分独自在没有开灯的房间一个人张望黑色的外面。突然害怕，失落在时间。 香港铜锣湾。万头攒动的大街。全是商店和购物的人海。我的眼睛扫过一个橱窗，里面一个皮制女式文件包一下打了眼，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自己脚已经迈进了店门，是个什么牌子并没有顾得瞧，只看那材质的天然和罕有，线条的简单大气，还有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质朴温厚的颜色，立刻想象要是我用这个包，每天手指尖有这样的温润，可以用手指尖触到暖和，相知相遇的愉悦和欢喜顺着手指淌漾。路上有等待么？等待一种心跳，一种从脚下漫上来的温润，一种如归。 人人都在想要有什么，该买什么，该得到什么。没有人主张去想一想应该没有什么不要什么吗？在自己的存在和拥有中什么可以放弃可以被拒绝吗？不要有，不要，可以像节日购物的单子一样长吗？明天我上的培训课不妨试一试出这个题目，让每一个管理和运作数千数万数百万资金和成百上千雇员的经理们做这个问答题，然后上台演讲。 比如我会说：不要有病，不要老是跑，不要不看书，不要不读诗，不要不自然，不要害怕生白头发，不要不动心，不要不尊重，不要太粗糙，不要吃撑了喝高了，不要说粗话，不要庸俗，不要财迷，不要有欺骗，不要侮辱，不要麻木，不要打仗，不要灭人。这堆不要也许很傻，或者干脆就是前卫？ 青萍，浮在水面。飘移。不定。 冬天。北京天气好的时候，太阳有一种坚硬类似金属的光。我的城市开始有人盖房子像欧洲的房子一样，用更多的玻璃。通天落地，慷慨面对世界和阳光。应该来看北京的冬天。看灰黄混合颜色，看失去了四合院以后的寂寞和乏味，看天坛祈年殿蓝色琉璃瓦，在浮躁的都市里幸而还能和它一起沉静。风吹草低。 没有把握。这个世界没有把握。唯一能把握的就是这个无把握。我知道，但是我知道得并不早。 我想拉住你的手，我想抱住你。 一个艺术展。来开幕式的尽是京城的名人名士，少女少男。艺术展是民工题材，题目叫：我们在一起。他们裸露着上身，上百人。组成一道巨大的人墙。他们是民工。你走进艺术馆大门的时候，必须穿越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感受裸露的震撼，也不是每个人都去想穿越的意义和问题。玻璃大厅里，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者突然也脱去上衣走进民工，和光着膀子的一群站在一起。心跳了。在那一刻。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说。 那一刻，那一滴水，那一缕风，那一线太阳。 北京 63 那一年＆nbsp＆nbsp(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