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阅读
须坦白了——此前一长串所谓“私人阅览室”之类，其所指，即我每天必打无疑的夏利出租车。我虚张声势，虚头巴脑，拼命想用文字还原出它的音容笑貌，可终于挂一漏万。自此之后，无论在北京的三环四环五环，看见任何一辆红色夏利，你都有可能想到我了：一个以车为室的人、一个过着粗鄙、草率阅读生活的人。那情景甚至就是我本人生存状态的一个隐喻：我无法忍受孤独，但却又害怕喧嚣。我投入每公里元的“的费”，并因此回收无限斑斓的一片混沌。甚至就连我与这个世界的真切关系也已包含在这个似乎混帐的假定中：我的热爱像水一样流进了这个世界，而这个是一片无垠的沙漠世界。 所以，事实上，就算将本文标题更正为“我的夏利阅览室”，终究还是不甚确切。有关我的私人阅览室的确切地描述或许可以这样：它是我的，却不属于我；它是我穿行聒噪喧哗年代时的一个孤岛，使我得以不至于过度惊慌进退失据；它是需要付费的，但却并不介意我从中获取的斑斓与混沌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三十元、四十元、五十元……归根结底，我有赚。＆nbsp＆nbsp
小豆面馆之错过／木木、湾景
木木：一次我坐夜航飞机，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安心地看了一部挺旧的电影《半生缘》。电影里男女主角世钧和曼贞音信阻隔了十几年后在早先经常踏过的木楼梯上相遇，两人隔着在光影里沉浮舞动的灰尘，平静地打招呼，说，你还好吧。一场永不重来的错过就在平静的问候里等来了它最后的结局。时间不能倒流，命运也不能逆转，所有失散时的焦虑绝望和以后生活里的撕心裂肺都沉到时间的底层，波澜不惊。两人来到一家嘈杂的小饭馆，热气腾腾，人影憧憧，两人在这世间的热闹里拥抱，此时的拥抱已完全不能改变各自的命运格局和生活轨道，隔着一万种不可能，一直冷静的曼贞开始泪流汹涌，说，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张爱玲借曼贞之口说出的这句话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击中我，我在几千米的高空里一瞬怔忡，下面掠过的不知是哪里的模糊灯光。 湾景：你描述的错过的确是个很别致的话题，几乎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体验到错过的感受，一些人会说出来，而更多的人可能把这种感受作为一个秘密永远留在心里。 木木：我觉得人们貌似严肃慎重地过着自己的一生，其实荒谬和偶然随时可以彻底颠覆你的生活。有时你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它成为你生活里的苍凉背景，越来越远，你却仍然只能在你错过的方向上向前；更多的时候，你不知道错过了什么，每天都有无数的可能，而在选择完成的那一刻，就注定你只能实践其中一种，而其它无数种被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它们所衍生的另外的可能性也与你永不相遇，你的每一天就在这种错过和选择里过去，你的人生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可是，你知道，你本来有无数种可能，它可能是另外一万种样子，但它们每天在与你擦肩而过，你永远没有机会看到它们的样子。 湾景：你说的也许过于严重了。其实错过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理预期关系很强，也和一个人选择面的宽窄有关。比如一个农村人对错过的感受可能就不如一个城里人强烈，因为他一生中面临的选择机会并不多，而像几米在《向左走、向右走》中所描述的错过在城市中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几乎是一个必然现象。 木木：的确，错过好像就和死亡一样，是个宿命的东西，因为我们一生都在错过。我用GOOGLE在网上搜索“错过”，无数的“错过”纷至沓来，在那里有无数人告诫我，不要错过一本好书，不要错过一个好职业，不要错过一次恋情，更不要错过一个能改变我一生的机会。我都看到了，可是还是在无尽的错过中无力地前行。 湾景：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过分夸大错过的心理预期。因为错过的东西都是未实现的，容易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比较有利于成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但在现实中，不错过真的就那么美好吗？《半生缘》里的世钧和曼贞如果当年结合了，在琐碎的生活细节磨砺后还会有那么丰富动人的情感吗？ 木木：你的意思是不要给错过赋予太多的遗憾，而应该珍惜我们得到的东西？ 湾景：其实错过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现象，就是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结果往往总是相背离的，这有点像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荒谬性。而中国的《红楼梦》通篇也似乎都在强调这种错过，书里的每个人物最终都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没有一个如愿者，最典型的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里面虽然是一种中国道家式的消极，但也表达了人不应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不应和大势较劲，要顺应潮流，顺应自然的朴素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把错过当成一种宿命也未尝不可。因为一生中要走的路太多，而我们毕竟只能选择一条。 木木：你的话让我想起罗伯特的《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 我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nbsp＆nbsp
青萍之末
《世纪末的华丽》是台湾一位女作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家住台北，二十五岁，名叫米亚的女模特。通篇小说都在不厌其烦地描述各种色彩、款式、流行风格的华丽服饰，服饰的牌子从中文、英文、法文到日文、意大利文，小说中有一句点睛之语，“这才是米亚的家，台北米兰巴黎伦敦东京纽约合成的城市邦联，她生活在其中。” 小说中的“世纪末”似乎不是指西方纪元中的时间刻度，而纯粹是一种心理感受。是作家预感到一个时代一种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要面临巨变所带来的压迫感。今天，这种变化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以令人眩目的加速度发生，日新月异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宿命。而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经验、信仰、情感也在以极大的惯性抵抗着眼下的一切，两者冲突的结果就是投射在我们心中憧憬和迷茫、乐观和恐惧、喜悦和伤感的交织和碰撞。 如今，回顾和展望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掉牙的，但是人人都乐此不疲竞相追逐的俗套。我们希望抛弃那些全知视角般的盘点，宏伟史诗般的总结，而是从最普通最平淡的生活中去捕捉一些哪怕是极微小、极片面甚至转瞬即逝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也许才是我们把握未来方向，滋养干涸内心，乃至最终生存下去的基础。＆nbsp＆nbsp
柏林，没有童话的冬天／老夏
老夏，真名夏阳，属鼠，上世纪生人，自一九八九年九月至今客居德国，假游学之名，行游荡之实，做过的差事蓝领白领不详，发表的文字其数不识。 对德国人来说，今年的冬天不好过，圣诞节就在家门口徘徊了，接着还有新年，走亲访友赠礼品要花钱，一年就这么一次。还有那些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还有滑雪，度假，还有……说没就没了。没了，就是一场幻灭。人心成了腌过了头的咸菜疙瘩，咸不说，还苦！ 我这人喜欢比喻，什么都爱比喻，打比方，比喻这比喻那。就说季节吧，柏林的夏季在我眼里，很像是迪斯科舞曲，热烈而随意；春秋两季就好比华尔兹圆舞曲，有情有意，有起伏有迭宕，不刻意，也不张扬；柏林的冬天呢，则是一首探戈舞曲，僵直中带着傲慢和敌意。实在的，我不是诗人，我只会比喻和打比方。 我在柏林生活的太久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像抱怨，其实，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柏林和北京有太多的相似，在柏林我能更好的把玩乡愁。什么，乡愁你也把玩？为什么不呢，既然挥之不去，索性拿来把玩。我在柏林想念北京，北京就只有美好，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换了别的城市，而那个城市又跟北京没什么关联，我的思乡之情少了依托，把玩也变得无从谈起。 柏林的冬天我总是喜欢不起来，那冷冷得无边无际，冷得人心也空空旷旷的。夏天多好，夏天的柏林，四下里流动的不光是斑斓的色彩，还洋溢着勃勃的情和欲。 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卷一领席子跑到“屠宰湖”湖边（这湖就叫这么血乎刺拉的名字），除去身上的“包装”，赤裸裸地下到湖水里，燥热和烦恼顿消。柏林人所以对此湖情有独钟，原因再简单不过：这里是法规治外的天体浴场，免却了天体浴场的那份刻意。在这儿没有做作，只有自然，只有身心的松弛。 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袖着手，怀念夏日里的野趣是一份免费的奢侈，这道理跟把玩乡愁是一样的，一种经历带给你一份思念，一份念想，你的生活便丰满了许多。 谁说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谁能说上帝对人不公平？ 同样面对冬天，诗人，哲人，普通人感受不同，也会给冬天赋予不同的寓意。 在诗人眼里，冬天是个童话是幅画；在哲人眼里，冬天是大自然的权力与秩序。一个乐观的人，会说冬是春的温床，它在孕育着希望；而一个悲观的人，见到秋风肃杀就开始伤啊感啊悲啊，恐怕连活到冬天的勇气都没了。诗人也好，哲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在我眼里，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功利计较，喜也功利，悲也功利，功利无所不在，甚至爱情，甚至季节时间，统统染上了功利。 对德国人来说，今年的冬天不好过，简直了说，就是狗屎！刚一入冬，就寒风凛冽，小贼风扎人骨头。这还是次要的，经济形势不好，市场低迷，就业困难，不少公司宣布倒闭（要倒就趁早倒，倒晚了，还得给员工发年终红包），很多人失业丢了饭碗。有的公司不景气，老板放出减员的风，雇员们为了保住工作，保住饭碗，只好放弃年终红包。年终红包可是大家苦盼了一年的啊！圣诞节就在家门口徘徊了，接着还有新年，走亲访友赠礼品要花钱，一年就这么一次。还有那些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还有滑雪，度假，还有……说没就没了。没了，就是一场幻灭。人心成了腌过了头的咸菜疙瘩，咸不说，还苦！ 我在柏林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乱走，看路旁树上的彩灯，看往来路人手中的大包小裹，看大人们脸上短促的笑，看孩子们挂着清涕的红红小脸，小手上紧紧攥住的糖苹果葫芦，棉花糖……孩子们在寒风中聆听着圣诞老人渐近的脚步声，冬天和圣诞节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希望所在，对孩子们来说，冷又算得了什么？ 我可不行！冻到深处，忙撞进路边的小酒馆里，要上一杯烫热的甜红葡萄酒（圣诞节前后在酒馆或露天里喝这种酒驱寒暖胃，是德国的习俗），直着嗓子和吧台的人，和陌生人打招呼扯闲篇，让周身的血顺畅流动。电视里在放一个专题报道，德国总统劳先生到柏林“救世军”的“粥棚”（免费发放面包，热汤）看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在劳总统脸上看见的除了尴尬，还是尴尬。流浪汉们则坦然得多了，他们不关心也不认识自己的总统，只是埋怨肉汤太稀，面包太干。在吃饱了肚子的人当中，有人认认真真地看了几眼来访的客人，不太相信面前站着的真是总统大人！即使这样，也没见谁表现出多高热情，他们对总统还想着他们，能跑到这种地方来，表示意外和礼貌性的感激，跟着就提出了一堆批评政府的意见。劳总统也没有讲什么不挡寒不管饱的官话，撂下500欧元就走了。 劳总统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我也从酒馆里出来，重新跌入黑黑的寒夜之中。 地铁站口有一个人在忘情地玩着他自己的游戏。我看了好几分钟才看懂了游戏“规则”：他选定一个路人，就学着人家走路的姿态在后面紧跟着，一直到对面有人过来了，他就换跟在这个人的身后。他一会是袅娜的少女，矜持的少妇，一会是龙钟老者，是晃着膀子的愣青，是腆着大肚子的孕妇。他玩得别提多开心，多投入了。我在一旁看得入迷，真想加入到他的游戏里去。勇气，我有，我也相信他不会把我排斥在他的游戏之外，但我就是迈不出第一步。腿脚冻麻了？是实情又不全是，真正的实情还是我拉不下脸面，尽管这会儿的我已经冻得自己也不知道脸在哪儿了。＆nbsp＆nbsp
这个冬天，潜入性观念的主流／李银河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1982--1988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性的问题》、《同性恋亚文化》等近10部作品。 这个冬天，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目前的性状态，我看到的和我想到的，就变成以下的文字。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国性状态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是：在四城市开展试点的“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北京海淀区部分中学的性教育试点；广州几对夫妇的换偶活动；陕西一对夫妻在家看Se情影碟事件。 总的看来，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性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上述标志性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论争，论争背后隐藏的逻辑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对性的一个基本评价，即：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性是应当肯定的还是应当否定的。 拿安全套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商品社会中万千商品中的一种，人们需要它，是因为它有某种功能（避孕防病）。各种商品都在经历生产、销售（包括为自己做广告）、使用的过程，为什么涉及到安全套这种商品就起了争论呢？问题就出在安全套的广告会引起某种联想，即对性的联想。由于性被当作一件坏事，一件应当否定的事，对它的联想才变成了罪恶的、下流的、低贱的、不洁的、暧昧的。如果性是一件好事，一件应当肯定的事，它所引起的联想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世界上现存的五花八门的性观念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另一类对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原本属于前一类，即对性持有基本肯定的看法。但是后来这种性观念发生了变化，向着后一类即对性持否定态度的方向发展，直到20世纪末，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发生，并渐入佳境。我们既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向我们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回归，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 性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件坏事呢？我国古代的性文化是相当健康开朗的。西方的学者常常把古中国、古日本、古埃及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性文化相提并论，认为那时的人们大都把性看作一件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健康的事情，一件好事。 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荫道是云，精子是雨。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蕴育。因此，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为什么这个对性没有什么偏见的社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为什么对所有出版物的检查和自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难道说性在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与古代中国不同的东西，从天地自然变成了洪水猛兽？ 中国古代性观念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有专家认为，从清朝开始，中国人的性观念不再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开列的转变时间表还要早得多，认为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中，人们对性的态度在前4000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1000年前 （宋代，约为公元960年） 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 只是从宋明理学开始，官方的意识形态才开始把性看成坏事，把人的欲望和意志看成是和自然的规律相对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使我们丢掉了古代自然古朴的性文化。到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极端时期，性的话语甚至从公众话语中完全消失，对性的隐匿、规避、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革命样板戏”中，任何能够引起性联想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都被扫荡得一干二净。《红灯记》中的祖孙三代革命者最终发现他们并无血缘关系，“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如果铁梅是李玉和所生，就容易引起李曾经有过性行为的联想，而这一联想会损害革命者的形象。革命和性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受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那场规模宏大的性革命的影响。关于这场性革命的功过是非，各种理论流派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一般看法是，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20年间的性革命的主要表现是：性观念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变化的基调是对性的态度从否定转变为肯定。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性观念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其基调是为性赋予正面的价值。它表现为：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20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的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 （反对包办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 （反对父权制，等级制）；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对性活动的宽容。这些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观念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 （包括性别） 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最新的现代性观念正在进入我国性观念的主流，这是在一个个人权利意识正空前高涨的社会中出现的无法逆转的趋势，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人的福音。＆nbsp＆nbsp
邓丽君和梁思成／陈徒手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等。 说到远虑近忧，对我而言，远虑就是以后几年里的台海局势，它有时就像一根不负责的导火索，滋滋冒火，随时都会酿成一场事端。而近忧则是北京城追求现代化后所带来的城市格局的巨大变化，全城都成了大工地，很自然地对古都风貌来个革命性的改造。 台湾问题处理不慎，海峡两岸敌意增加，对整个民族而言都是灾难。我们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民族共识？有没有解危难之一时的良方？这是带给两岸同胞的一个沉重的难题，也是压在民众心里的一块情感型巨石。而北京拆胡同变旧貌换新颜的举动则让人隐隐作痛，市民们一方面庆幸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古城消失如此之快也会令人格外不安。 依我个人体验，这使我想起邓丽君和梁思成两位。 1978年初，我考上厦门大学。宿舍离海滩只有几百米，海的对面就是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门全岛的样子，有时依稀找出电线杆之类。如果顺风的话，还能听到对岸的广播声，内容大多是反共的，煽风点火的。但是在播讲文稿之间，却夹播着邓丽君的歌声。你想，在刚刚开放禁锢，朦朦胧胧想象外面世界时候，清纯、柔美的邓丽君歌声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和冲进。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静静地聆听着，谁也不敢评价什么。就像柔软的水润滑过原本麻木迟钝的心田，一天天变得鲜活起来。通过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发现“水深火热”的台湾宝岛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场景，她的嗓音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台湾”，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我们情感表达的方式——我们变得有些多愁善感，对男女之情也开始敏感、丰富起来。 1978年到1980年间，学校组织各班民兵轮流到海滩站岗，值班之夜十几个学生抽签上岗。而我几次都被抽到下半夜两点至四点。当我背着枪在沙滩上来回巡逻时，黝黑的大海和有规律的浪涛声是让人害怕的，唯独对岸传来的邓丽君歌声给人不少温暖，犹如家人般的叮咛，姐姐一样的体贴。这是当年黑夜站岗中最温馨的一幕，比后来有机会看邓丽君演出实况的录像带还具有感染力。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不少边远地区的人为生活或政治所困，常常冒险从这一段海滩下水偷渡到金门，被部队和民兵抓住后毒打一顿，再扔上吉普车开走，他们今后的悲惨命运可以想象。我几次看到这个场景，耳边再听到邓丽君轻柔无比的歌声，总是不忍心再多看一眼。 幸好以后偷渡的越来越少，甚至到1982年已基本绝迹。而我们也敢于用简陋的三洋收录机（从福建海上走私来的）放邓丽君的磁带，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宿舍里不断按倒退健。连听了十几遍《小城故事》，真正体会到“百听不厌”这个成语的可能性。 后来到北京工作，利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便，第一次看到琼瑶早期几部电影，听到邓丽君演唱的主题曲时我已是泪流满面，难以抑制。 我们这一代人是感念邓丽君的，说她影响我们成功的道路是不为过的。她改变了我们对台湾的印象，她是海峡两岸宣传效果最好的公众人物，用歌声沟通心声，用歌声化解敌意，使两岸人民可以用和善的眼光看着对方，看到民族血浓于水的最温情的一面。 邓丽君的突然死讯，令我们措手不及，怀着一份敬重和惋惜。当时我们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很快做出反应。虽然后来遭到有关部门的批评，但是我们却以为做得值得，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唯独心痛的是邓丽君走得太早了，她如果还活着，我相信对两岸的感情交流依然起着推动作用。 这几年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一些文坛资料，其中梁思成是一个重要专题。听到很多专家说，如果当初听梁思成等人的建议，保护旧城，另建新城，那古都北京今天将会有“当今世界殊”的惊人面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城墙，对梁思成而言是“抽筋断骨”。我采访过一个从事古建工作几十年的老专家，他回忆当年奉命拆除阜成门牌楼，刚拆了两天就接到命令，说再简单恢复原样待一个人来看。结果梁思成来了，在脚手架来回上下走了几圈，坐下来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就上车走了。梁走后没几天，这座被他形容得“美仑美仑”的牌楼就荡然无存。可以回味梁先生当年悲苦无望的心境，谁能理解他这般几乎快疯掉的情绪？一座城市与一个人的故事，没有任何亮色，只有苦涩，还是苦涩。 今天，两岸文化交流已经做得很完美，从邓丽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令我们最欣慰的地方。我们期待能保持这种良好的文化态势，也期望两岸的政治家能有更多的智慧、更善意的行为、更负责任的精神解决难题，不要像台湾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导弹已瞄准大陆十个重要城市”。我们不愿听到台独一类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言语，更想听到的是邓丽君有着无尽魅力的歌声，这些跨越两岸分歧的歌声。 北京的政府部门新近也宣布停止在古城大规模开发的计划，并划定几百个四合院不容拆除。这样将减缓北京古城区过量开发的步伐，有利于今后适宜调整建设方针。 而对2004年，我举出台湾海峡局势和北京城市建设两项作为我的远虑近忧。也许朝坏的方向发展，人们更加忧虑；也许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两者都有了好的眉目，则是民族幸运。 如果我们多听听邓丽君，多想想梁思成，2004年或许就好走一些。这只是我2003年底个人的一点奢想。＆nbsp＆nbsp
今年冬天／陈丹燕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 今年冬天，西伯利亚寒流第二次来袭的那个大清早，起了大早，去博物馆看国宝展。刚听说博物馆为了庆祝自己成立五十周年，要集中展出72件从晋唐宋元的国宝级字画的时候，香港有朋友专程来看展览，台湾也有朋友专程来了，甚至有一个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朋友也要到上海来看展览。因为他，我想起来在本埠新闻里看到过的博物馆前蜿蜒的人龙，都是等待去看国宝展的，为了看《清明上河图》，即使进了博物馆，还要排三个小时左右的队伍，观众都为《清明上河图》疯狂了。 上海博物馆是我喜欢的博物馆，它小而精致，像一粒细碎的钻石。进门的时候，看到购票处前蜿蜒的人龙，静静站在寒风里。 但在《清明上河图》的门口，远远的，看到无声的人群低低地伏身，看着灯光照耀的地方。想必，那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了。展厅里温暖而幽暗，人群渐渐向前移动，若有所思的。等着进场的人，轻声说着话，大多是在惊叹那些在寒风中等待的观众。我突然想起了葬礼。 当走向陈列着《清明上河图》的展柜，看到已经变成深棕色的绢丝上，13世纪的中国，是那个姓张的画家眼睛里心里的中国。起伏的土坡，像北方人的馒头，盘根错节的绿树，河流里温顺而清洁的白水，两头像中国飞檐那样活泼地翘起的木船，红色的桐油大伞，土道上一顶轿子，正被人抬着急急地向城里去，让人想起了潘金莲。热闹的街道上，有酒馆朱红色的幌子在飘荡，门前一堆人围着，在看热闹。河道里，将要经过木桥的大船出了事，桥上桥下，一众男人们，个个手忙脚乱。那黑色的曲线柔软的瓦顶，让我想起了日本小街巷里的老房子。我在那样的老房子里住过，深夜万籁俱静时，老房子里的木头便发出老人伸懒腰时，那些钙化的骨头发出的声音。“那房子像是日本的呐。”我说。我丈夫和王安忆齐声说：“要说他们的房子像我们宋朝的。”是的，他们学我们的，可，徒弟的手艺还在，师傅的已经灰飞烟灭了。在《清明上河图》里，在桥上站着的，路上走着的，赶着牛的，骑着马的，依在酒馆美人靠上望街景的，竟然都是男人。这才想起来，中国古代，妇女不可以随意抛头露面的。好不容易，在一个街角找到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仔细一看，还是个老太太。唯一一个有点姿色的，只能在二楼上弹琵琶，想必是个风尘女子，董小宛之类的。 这时，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展览看得慢，大家到了《清明上河图》前，都走不动了。那么多人物和风景，看不过来。那个中国，那么活泼，好看，享乐，清爽，安静，让人舍不得。看的人不是存心慢，是忘记了时间。站在那里，时时用手抹掉别人不小心在玻璃上留下来的鼻子印，心里只是想：“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呀。” “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中国画家了。”我丈夫说。他是《艺术世界》的出品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必是他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宁静的，敬业的，有技巧的画家了吧。在翡冷翠看洗礼堂的铜门时，我也听到四周的人每每惊叹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大利雕塑家了。也许，这是人类的问题，黄金时代过去了，白银时代过去了，青铜时代也过去了，我们现在是黑铁时代，丢失再所难免。要是这样想，对中国人丢失自己的传统的伤痛，就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心里难免悲伤。 从《清明上河图》那里离开，我还是有一种与辞世的亲人遗体告了别的感觉。 然后看到了宋朝皇帝画的鸟，看到司马光写的字：“是小时候砸了缸的那个司马光吗？”我问我丈夫，他说是。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曾经批判过他的故事，由老师带领着。看到王羲之他们家七代人书法的集成，看到南宋人画的隐士们，国家已亡，不能跟进的人，都逃到山里去，不再讲究，男人们满不在乎地暴露着他们的大肚子，看到陆游八十岁的时候在一封信里大骂他的侄子，他年轻时代写过“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好诗，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的软弱和深情，我一直以为他要像 梁山伯那样早死的，今天，晓得他活到那么老，还有力气声讨他的侄子。在一幅字前，我看到了一个写着“赵子昂”的古印，我说：“赵子昂就是那个写诗的吧？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涕下。”我丈夫说：“哪里，那是陈子昂。” 中国历史上那些灿烂的名字，像鸽群一样在我的心里掠过。 “你看，每一幅字画的后面，都裱着长长的纸，上面写满了跋，题记，鉴赏题词，几代人的字迹。还有几代人的鉴赏章。”我说，“他们一定像《红楼梦》里那样，找个大雪天，备下小菜，烫了酒，喝酒，看字画，写跋，吟诗，这些后面的东西，一定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我丈夫说，“那就是从前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敬爱，和珍惜。他们能享受这些东西，也享受得起。” 我们现在，晓得饭后唱卡拉OK。 去过埃及的朋友回国来说，他认为现在的埃及人一定不是那个曾经创造出来过那么灿烂文明的埃及人，他们的种一定不同。有时，我也想，也许我们也不是那个创造出这么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我们的种也许也是不同的。 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等待进入展厅的队伍，从一楼一直排到五楼，然后又从五楼排到一楼的展厅门口。“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爱自己的文化了？不再破四旧了？”我心里嘀咕。我小时候目睹过民众聚集，焚烧四旧的记忆又出现在心里。烈火熊熊，我将妈妈的茶杯藏在浴缸里，用脸盆扣着，因为那杯子上面画了斯文的青山绿水。连一个七岁的孩子都知道那是四旧无疑。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nbsp＆nbsp
兔子的追“机”生涯／李敬泽
李敬泽，男，１９６４年生于天津， １９８４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小豆面馆之错过／木木、湾景
木木：一次我坐夜航飞机，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安心地看了一部挺旧的电影《半生缘》。电影里男女主角世钧和曼贞音信阻隔了十几年后在早先经常踏过的木楼梯上相遇，两人隔着在光影里沉浮舞动的灰尘，平静地打招呼，说，你还好吧。一场永不重来的错过就在平静的问候里等来了它最后的结局。时间不能倒流，命运也不能逆转，所有失散时的焦虑绝望和以后生活里的撕心裂肺都沉到时间的底层，波澜不惊。两人来到一家嘈杂的小饭馆，热气腾腾，人影憧憧，两人在这世间的热闹里拥抱，此时的拥抱已完全不能改变各自的命运格局和生活轨道，隔着一万种不可能，一直冷静的曼贞开始泪流汹涌，说，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张爱玲借曼贞之口说出的这句话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击中我，我在几千米的高空里一瞬怔忡，下面掠过的不知是哪里的模糊灯光。 湾景：你描述的错过的确是个很别致的话题，几乎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体验到错过的感受，一些人会说出来，而更多的人可能把这种感受作为一个秘密永远留在心里。 木木：我觉得人们貌似严肃慎重地过着自己的一生，其实荒谬和偶然随时可以彻底颠覆你的生活。有时你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它成为你生活里的苍凉背景，越来越远，你却仍然只能在你错过的方向上向前；更多的时候，你不知道错过了什么，每天都有无数的可能，而在选择完成的那一刻，就注定你只能实践其中一种，而其它无数种被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它们所衍生的另外的可能性也与你永不相遇，你的每一天就在这种错过和选择里过去，你的人生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可是，你知道，你本来有无数种可能，它可能是另外一万种样子，但它们每天在与你擦肩而过，你永远没有机会看到它们的样子。 湾景：你说的也许过于严重了。其实错过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理预期关系很强，也和一个人选择面的宽窄有关。比如一个农村人对错过的感受可能就不如一个城里人强烈，因为他一生中面临的选择机会并不多，而像几米在《向左走、向右走》中所描述的错过在城市中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几乎是一个必然现象。 木木：的确，错过好像就和死亡一样，是个宿命的东西，因为我们一生都在错过。我用GOOGLE在网上搜索“错过”，无数的“错过”纷至沓来，在那里有无数人告诫我，不要错过一本好书，不要错过一个好职业，不要错过一次恋情，更不要错过一个能改变我一生的机会。我都看到了，可是还是在无尽的错过中无力地前行。 湾景：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过分夸大错过的心理预期。因为错过的东西都是未实现的，容易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比较有利于成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但在现实中，不错过真的就那么美好吗？《半生缘》里的世钧和曼贞如果当年结合了，在琐碎的生活细节磨砺后还会有那么丰富动人的情感吗？ 木木：你的意思是不要给错过赋予太多的遗憾，而应该珍惜我们得到的东西？ 湾景：其实错过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现象，就是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结果往往总是相背离的，这有点像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荒谬性。而中国的《红楼梦》通篇也似乎都在强调这种错过，书里的每个人物最终都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没有一个如愿者，最典型的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里面虽然是一种中国道家式的消极，但也表达了人不应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不应和大势较劲，要顺应潮流，顺应自然的朴素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把错过当成一种宿命也未尝不可。因为一生中要走的路太多，而我们毕竟只能选择一条。 木木：你的话让我想起罗伯特的《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 我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nbsp＆nbsp
青萍之末
《世纪末的华丽》是台湾一位女作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家住台北，二十五岁，名叫米亚的女模特。通篇小说都在不厌其烦地描述各种色彩、款式、流行风格的华丽服饰，服饰的牌子从中文、英文、法文到日文、意大利文，小说中有一句点睛之语，“这才是米亚的家，台北米兰巴黎伦敦东京纽约合成的城市邦联，她生活在其中。” 小说中的“世纪末”似乎不是指西方纪元中的时间刻度，而纯粹是一种心理感受。是作家预感到一个时代一种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要面临巨变所带来的压迫感。今天，这种变化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以令人眩目的加速度发生，日新月异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宿命。而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经验、信仰、情感也在以极大的惯性抵抗着眼下的一切，两者冲突的结果就是投射在我们心中憧憬和迷茫、乐观和恐惧、喜悦和伤感的交织和碰撞。 如今，回顾和展望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掉牙的，但是人人都乐此不疲竞相追逐的俗套。我们希望抛弃那些全知视角般的盘点，宏伟史诗般的总结，而是从最普通最平淡的生活中去捕捉一些哪怕是极微小、极片面甚至转瞬即逝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也许才是我们把握未来方向，滋养干涸内心，乃至最终生存下去的基础。＆nbsp＆nbsp
柏林，没有童话的冬天／老夏
老夏，真名夏阳，属鼠，上世纪生人，自一九八九年九月至今客居德国，假游学之名，行游荡之实，做过的差事蓝领白领不详，发表的文字其数不识。 对德国人来说，今年的冬天不好过，圣诞节就在家门口徘徊了，接着还有新年，走亲访友赠礼品要花钱，一年就这么一次。还有那些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还有滑雪，度假，还有……说没就没了。没了，就是一场幻灭。人心成了腌过了头的咸菜疙瘩，咸不说，还苦！ 我这人喜欢比喻，什么都爱比喻，打比方，比喻这比喻那。就说季节吧，柏林的夏季在我眼里，很像是迪斯科舞曲，热烈而随意；春秋两季就好比华尔兹圆舞曲，有情有意，有起伏有迭宕，不刻意，也不张扬；柏林的冬天呢，则是一首探戈舞曲，僵直中带着傲慢和敌意。实在的，我不是诗人，我只会比喻和打比方。 我在柏林生活的太久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像抱怨，其实，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柏林和北京有太多的相似，在柏林我能更好的把玩乡愁。什么，乡愁你也把玩？为什么不呢，既然挥之不去，索性拿来把玩。我在柏林想念北京，北京就只有美好，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换了别的城市，而那个城市又跟北京没什么关联，我的思乡之情少了依托，把玩也变得无从谈起。 柏林的冬天我总是喜欢不起来，那冷冷得无边无际，冷得人心也空空旷旷的。夏天多好，夏天的柏林，四下里流动的不光是斑斓的色彩，还洋溢着勃勃的情和欲。 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卷一领席子跑到“屠宰湖”湖边（这湖就叫这么血乎刺拉的名字），除去身上的“包装”，赤裸裸地下到湖水里，燥热和烦恼顿消。柏林人所以对此湖情有独钟，原因再简单不过：这里是法规治外的天体浴场，免却了天体浴场的那份刻意。在这儿没有做作，只有自然，只有身心的松弛。 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袖着手，怀念夏日里的野趣是一份免费的奢侈，这道理跟把玩乡愁是一样的，一种经历带给你一份思念，一份念想，你的生活便丰满了许多。 谁说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谁能说上帝对人不公平？ 同样面对冬天，诗人，哲人，普通人感受不同，也会给冬天赋予不同的寓意。 在诗人眼里，冬天是个童话是幅画；在哲人眼里，冬天是大自然的权力与秩序。一个乐观的人，会说冬是春的温床，它在孕育着希望；而一个悲观的人，见到秋风肃杀就开始伤啊感啊悲啊，恐怕连活到冬天的勇气都没了。诗人也好，哲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在我眼里，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功利计较，喜也功利，悲也功利，功利无所不在，甚至爱情，甚至季节时间，统统染上了功利。 对德国人来说，今年的冬天不好过，简直了说，就是狗屎！刚一入冬，就寒风凛冽，小贼风扎人骨头。这还是次要的，经济形势不好，市场低迷，就业困难，不少公司宣布倒闭（要倒就趁早倒，倒晚了，还得给员工发年终红包），很多人失业丢了饭碗。有的公司不景气，老板放出减员的风，雇员们为了保住工作，保住饭碗，只好放弃年终红包。年终红包可是大家苦盼了一年的啊！圣诞节就在家门口徘徊了，接着还有新年，走亲访友赠礼品要花钱，一年就这么一次。还有那些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还有滑雪，度假，还有……说没就没了。没了，就是一场幻灭。人心成了腌过了头的咸菜疙瘩，咸不说，还苦！ 我在柏林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乱走，看路旁树上的彩灯，看往来路人手中的大包小裹，看大人们脸上短促的笑，看孩子们挂着清涕的红红小脸，小手上紧紧攥住的糖苹果葫芦，棉花糖……孩子们在寒风中聆听着圣诞老人渐近的脚步声，冬天和圣诞节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希望所在，对孩子们来说，冷又算得了什么？ 我可不行！冻到深处，忙撞进路边的小酒馆里，要上一杯烫热的甜红葡萄酒（圣诞节前后在酒馆或露天里喝这种酒驱寒暖胃，是德国的习俗），直着嗓子和吧台的人，和陌生人打招呼扯闲篇，让周身的血顺畅流动。电视里在放一个专题报道，德国总统劳先生到柏林“救世军”的“粥棚”（免费发放面包，热汤）看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在劳总统脸上看见的除了尴尬，还是尴尬。流浪汉们则坦然得多了，他们不关心也不认识自己的总统，只是埋怨肉汤太稀，面包太干。在吃饱了肚子的人当中，有人认认真真地看了几眼来访的客人，不太相信面前站着的真是总统大人！即使这样，也没见谁表现出多高热情，他们对总统还想着他们，能跑到这种地方来，表示意外和礼貌性的感激，跟着就提出了一堆批评政府的意见。劳总统也没有讲什么不挡寒不管饱的官话，撂下500欧元就走了。 劳总统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我也从酒馆里出来，重新跌入黑黑的寒夜之中。 地铁站口有一个人在忘情地玩着他自己的游戏。我看了好几分钟才看懂了游戏“规则”：他选定一个路人，就学着人家走路的姿态在后面紧跟着，一直到对面有人过来了，他就换跟在这个人的身后。他一会是袅娜的少女，矜持的少妇，一会是龙钟老者，是晃着膀子的愣青，是腆着大肚子的孕妇。他玩得别提多开心，多投入了。我在一旁看得入迷，真想加入到他的游戏里去。勇气，我有，我也相信他不会把我排斥在他的游戏之外，但我就是迈不出第一步。腿脚冻麻了？是实情又不全是，真正的实情还是我拉不下脸面，尽管这会儿的我已经冻得自己也不知道脸在哪儿了。＆nbsp＆nbsp
这个冬天，潜入性观念的主流／李银河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1982--1988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性的问题》、《同性恋亚文化》等近10部作品。 这个冬天，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目前的性状态，我看到的和我想到的，就变成以下的文字。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国性状态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是：在四城市开展试点的“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北京海淀区部分中学的性教育试点；广州几对夫妇的换偶活动；陕西一对夫妻在家看Se情影碟事件。 总的看来，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性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上述标志性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论争，论争背后隐藏的逻辑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对性的一个基本评价，即：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性是应当肯定的还是应当否定的。 拿安全套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商品社会中万千商品中的一种，人们需要它，是因为它有某种功能（避孕防病）。各种商品都在经历生产、销售（包括为自己做广告）、使用的过程，为什么涉及到安全套这种商品就起了争论呢？问题就出在安全套的广告会引起某种联想，即对性的联想。由于性被当作一件坏事，一件应当否定的事，对它的联想才变成了罪恶的、下流的、低贱的、不洁的、暧昧的。如果性是一件好事，一件应当肯定的事，它所引起的联想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世界上现存的五花八门的性观念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另一类对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原本属于前一类，即对性持有基本肯定的看法。但是后来这种性观念发生了变化，向着后一类即对性持否定态度的方向发展，直到20世纪末，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发生，并渐入佳境。我们既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向我们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回归，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 性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件坏事呢？我国古代的性文化是相当健康开朗的。西方的学者常常把古中国、古日本、古埃及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性文化相提并论，认为那时的人们大都把性看作一件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健康的事情，一件好事。 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荫道是云，精子是雨。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蕴育。因此，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为什么这个对性没有什么偏见的社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为什么对所有出版物的检查和自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难道说性在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与古代中国不同的东西，从天地自然变成了洪水猛兽？ 中国古代性观念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有专家认为，从清朝开始，中国人的性观念不再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开列的转变时间表还要早得多，认为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中，人们对性的态度在前4000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1000年前 （宋代，约为公元960年） 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 只是从宋明理学开始，官方的意识形态才开始把性看成坏事，把人的欲望和意志看成是和自然的规律相对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使我们丢掉了古代自然古朴的性文化。到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极端时期，性的话语甚至从公众话语中完全消失，对性的隐匿、规避、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革命样板戏”中，任何能够引起性联想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都被扫荡得一干二净。《红灯记》中的祖孙三代革命者最终发现他们并无血缘关系，“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如果铁梅是李玉和所生，就容易引起李曾经有过性行为的联想，而这一联想会损害革命者的形象。革命和性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受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那场规模宏大的性革命的影响。关于这场性革命的功过是非，各种理论流派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一般看法是，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20年间的性革命的主要表现是：性观念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变化的基调是对性的态度从否定转变为肯定。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性观念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其基调是为性赋予正面的价值。它表现为：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20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的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 （反对包办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 （反对父权制，等级制）；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对性活动的宽容。这些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观念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 （包括性别） 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最新的现代性观念正在进入我国性观念的主流，这是在一个个人权利意识正空前高涨的社会中出现的无法逆转的趋势，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人的福音。＆nbsp＆nbsp
邓丽君和梁思成／陈徒手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等。 说到远虑近忧，对我而言，远虑就是以后几年里的台海局势，它有时就像一根不负责的导火索，滋滋冒火，随时都会酿成一场事端。而近忧则是北京城追求现代化后所带来的城市格局的巨大变化，全城都成了大工地，很自然地对古都风貌来个革命性的改造。 台湾问题处理不慎，海峡两岸敌意增加，对整个民族而言都是灾难。我们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民族共识？有没有解危难之一时的良方？这是带给两岸同胞的一个沉重的难题，也是压在民众心里的一块情感型巨石。而北京拆胡同变旧貌换新颜的举动则让人隐隐作痛，市民们一方面庆幸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古城消失如此之快也会令人格外不安。 依我个人体验，这使我想起邓丽君和梁思成两位。 1978年初，我考上厦门大学。宿舍离海滩只有几百米，海的对面就是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门全岛的样子，有时依稀找出电线杆之类。如果顺风的话，还能听到对岸的广播声，内容大多是反共的，煽风点火的。但是在播讲文稿之间，却夹播着邓丽君的歌声。你想，在刚刚开放禁锢，朦朦胧胧想象外面世界时候，清纯、柔美的邓丽君歌声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和冲进。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静静地聆听着，谁也不敢评价什么。就像柔软的水润滑过原本麻木迟钝的心田，一天天变得鲜活起来。通过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发现“水深火热”的台湾宝岛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场景，她的嗓音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台湾”，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我们情感表达的方式——我们变得有些多愁善感，对男女之情也开始敏感、丰富起来。 1978年到1980年间，学校组织各班民兵轮流到海滩站岗，值班之夜十几个学生抽签上岗。而我几次都被抽到下半夜两点至四点。当我背着枪在沙滩上来回巡逻时，黝黑的大海和有规律的浪涛声是让人害怕的，唯独对岸传来的邓丽君歌声给人不少温暖，犹如家人般的叮咛，姐姐一样的体贴。这是当年黑夜站岗中最温馨的一幕，比后来有机会看邓丽君演出实况的录像带还具有感染力。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不少边远地区的人为生活或政治所困，常常冒险从这一段海滩下水偷渡到金门，被部队和民兵抓住后毒打一顿，再扔上吉普车开走，他们今后的悲惨命运可以想象。我几次看到这个场景，耳边再听到邓丽君轻柔无比的歌声，总是不忍心再多看一眼。 幸好以后偷渡的越来越少，甚至到1982年已基本绝迹。而我们也敢于用简陋的三洋收录机（从福建海上走私来的）放邓丽君的磁带，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宿舍里不断按倒退健。连听了十几遍《小城故事》，真正体会到“百听不厌”这个成语的可能性。 后来到北京工作，利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便，第一次看到琼瑶早期几部电影，听到邓丽君演唱的主题曲时我已是泪流满面，难以抑制。 我们这一代人是感念邓丽君的，说她影响我们成功的道路是不为过的。她改变了我们对台湾的印象，她是海峡两岸宣传效果最好的公众人物，用歌声沟通心声，用歌声化解敌意，使两岸人民可以用和善的眼光看着对方，看到民族血浓于水的最温情的一面。 邓丽君的突然死讯，令我们措手不及，怀着一份敬重和惋惜。当时我们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很快做出反应。虽然后来遭到有关部门的批评，但是我们却以为做得值得，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唯独心痛的是邓丽君走得太早了，她如果还活着，我相信对两岸的感情交流依然起着推动作用。 这几年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一些文坛资料，其中梁思成是一个重要专题。听到很多专家说，如果当初听梁思成等人的建议，保护旧城，另建新城，那古都北京今天将会有“当今世界殊”的惊人面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城墙，对梁思成而言是“抽筋断骨”。我采访过一个从事古建工作几十年的老专家，他回忆当年奉命拆除阜成门牌楼，刚拆了两天就接到命令，说再简单恢复原样待一个人来看。结果梁思成来了，在脚手架来回上下走了几圈，坐下来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就上车走了。梁走后没几天，这座被他形容得“美仑美仑”的牌楼就荡然无存。可以回味梁先生当年悲苦无望的心境，谁能理解他这般几乎快疯掉的情绪？一座城市与一个人的故事，没有任何亮色，只有苦涩，还是苦涩。 今天，两岸文化交流已经做得很完美，从邓丽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令我们最欣慰的地方。我们期待能保持这种良好的文化态势，也期望两岸的政治家能有更多的智慧、更善意的行为、更负责任的精神解决难题，不要像台湾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导弹已瞄准大陆十个重要城市”。我们不愿听到台独一类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言语，更想听到的是邓丽君有着无尽魅力的歌声，这些跨越两岸分歧的歌声。 北京的政府部门新近也宣布停止在古城大规模开发的计划，并划定几百个四合院不容拆除。这样将减缓北京古城区过量开发的步伐，有利于今后适宜调整建设方针。 而对2004年，我举出台湾海峡局势和北京城市建设两项作为我的远虑近忧。也许朝坏的方向发展，人们更加忧虑；也许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两者都有了好的眉目，则是民族幸运。 如果我们多听听邓丽君，多想想梁思成，2004年或许就好走一些。这只是我2003年底个人的一点奢想。＆nbsp＆nbsp
今年冬天／陈丹燕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 今年冬天，西伯利亚寒流第二次来袭的那个大清早，起了大早，去博物馆看国宝展。刚听说博物馆为了庆祝自己成立五十周年，要集中展出72件从晋唐宋元的国宝级字画的时候，香港有朋友专程来看展览，台湾也有朋友专程来了，甚至有一个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朋友也要到上海来看展览。因为他，我想起来在本埠新闻里看到过的博物馆前蜿蜒的人龙，都是等待去看国宝展的，为了看《清明上河图》，即使进了博物馆，还要排三个小时左右的队伍，观众都为《清明上河图》疯狂了。 上海博物馆是我喜欢的博物馆，它小而精致，像一粒细碎的钻石。进门的时候，看到购票处前蜿蜒的人龙，静静站在寒风里。 但在《清明上河图》的门口，远远的，看到无声的人群低低地伏身，看着灯光照耀的地方。想必，那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了。展厅里温暖而幽暗，人群渐渐向前移动，若有所思的。等着进场的人，轻声说着话，大多是在惊叹那些在寒风中等待的观众。我突然想起了葬礼。 当走向陈列着《清明上河图》的展柜，看到已经变成深棕色的绢丝上，13世纪的中国，是那个姓张的画家眼睛里心里的中国。起伏的土坡，像北方人的馒头，盘根错节的绿树，河流里温顺而清洁的白水，两头像中国飞檐那样活泼地翘起的木船，红色的桐油大伞，土道上一顶轿子，正被人抬着急急地向城里去，让人想起了潘金莲。热闹的街道上，有酒馆朱红色的幌子在飘荡，门前一堆人围着，在看热闹。河道里，将要经过木桥的大船出了事，桥上桥下，一众男人们，个个手忙脚乱。那黑色的曲线柔软的瓦顶，让我想起了日本小街巷里的老房子。我在那样的老房子里住过，深夜万籁俱静时，老房子里的木头便发出老人伸懒腰时，那些钙化的骨头发出的声音。“那房子像是日本的呐。”我说。我丈夫和王安忆齐声说：“要说他们的房子像我们宋朝的。”是的，他们学我们的，可，徒弟的手艺还在，师傅的已经灰飞烟灭了。在《清明上河图》里，在桥上站着的，路上走着的，赶着牛的，骑着马的，依在酒馆美人靠上望街景的，竟然都是男人。这才想起来，中国古代，妇女不可以随意抛头露面的。好不容易，在一个街角找到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仔细一看，还是个老太太。唯一一个有点姿色的，只能在二楼上弹琵琶，想必是个风尘女子，董小宛之类的。 这时，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展览看得慢，大家到了《清明上河图》前，都走不动了。那么多人物和风景，看不过来。那个中国，那么活泼，好看，享乐，清爽，安静，让人舍不得。看的人不是存心慢，是忘记了时间。站在那里，时时用手抹掉别人不小心在玻璃上留下来的鼻子印，心里只是想：“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呀。” “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中国画家了。”我丈夫说。他是《艺术世界》的出品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必是他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宁静的，敬业的，有技巧的画家了吧。在翡冷翠看洗礼堂的铜门时，我也听到四周的人每每惊叹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大利雕塑家了。也许，这是人类的问题，黄金时代过去了，白银时代过去了，青铜时代也过去了，我们现在是黑铁时代，丢失再所难免。要是这样想，对中国人丢失自己的传统的伤痛，就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心里难免悲伤。 从《清明上河图》那里离开，我还是有一种与辞世的亲人遗体告了别的感觉。 然后看到了宋朝皇帝画的鸟，看到司马光写的字：“是小时候砸了缸的那个司马光吗？”我问我丈夫，他说是。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曾经批判过他的故事，由老师带领着。看到王羲之他们家七代人书法的集成，看到南宋人画的隐士们，国家已亡，不能跟进的人，都逃到山里去，不再讲究，男人们满不在乎地暴露着他们的大肚子，看到陆游八十岁的时候在一封信里大骂他的侄子，他年轻时代写过“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好诗，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的软弱和深情，我一直以为他要像 梁山伯那样早死的，今天，晓得他活到那么老，还有力气声讨他的侄子。在一幅字前，我看到了一个写着“赵子昂”的古印，我说：“赵子昂就是那个写诗的吧？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涕下。”我丈夫说：“哪里，那是陈子昂。” 中国历史上那些灿烂的名字，像鸽群一样在我的心里掠过。 “你看，每一幅字画的后面，都裱着长长的纸，上面写满了跋，题记，鉴赏题词，几代人的字迹。还有几代人的鉴赏章。”我说，“他们一定像《红楼梦》里那样，找个大雪天，备下小菜，烫了酒，喝酒，看字画，写跋，吟诗，这些后面的东西，一定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我丈夫说，“那就是从前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敬爱，和珍惜。他们能享受这些东西，也享受得起。” 我们现在，晓得饭后唱卡拉OK。 去过埃及的朋友回国来说，他认为现在的埃及人一定不是那个曾经创造出来过那么灿烂文明的埃及人，他们的种一定不同。有时，我也想，也许我们也不是那个创造出这么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我们的种也许也是不同的。 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等待进入展厅的队伍，从一楼一直排到五楼，然后又从五楼排到一楼的展厅门口。“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爱自己的文化了？不再破四旧了？”我心里嘀咕。我小时候目睹过民众聚集，焚烧四旧的记忆又出现在心里。烈火熊熊，我将妈妈的茶杯藏在浴缸里，用脸盆扣着，因为那杯子上面画了斯文的青山绿水。连一个七岁的孩子都知道那是四旧无疑。在门外浩荡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nbsp＆nbsp
兔子的追“机”生涯／李敬泽
李敬泽，男，１９６４年生于天津， １９８４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