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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他们能真正地潜下心来，深入进去，真正地融合进去。 所以我想，其实所有自然的纯粹的原始的风景可能都只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我们因为对身边的现实有种种的不满，就把幻想寄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比如凤凰，比如别的什么地方。这些寄托了我们某种想象的地方，我们如果只是带着原有的固定的看法去寻梦，当然可能会反而印证我们原有的印象，但只要我们深入下去，我们就不会再如此轻松，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悠久之地，都不会全是欢歌笑语。 当然，或许那些青山绿水、那些美丽的风景真的会抚慰我们多愁善感的心，即使很短暂，也能让我们获得片刻休憩。＆nbsp＆nbsp
公共知识分子：世俗社会的庄严追求／林山
林山，新华社记者 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过时的名词，最近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用“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ls）这个词汇却快速、高频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这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词汇，按照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Ａ·波斯纳所说，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照。因此，笔者窃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使命是超然的，在纷纭的世俗社会中，他提醒着、履践着――一种庄严的追求。 《现代汉语词典》规定“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界定，它与叛逆、红色、舍生取义、先知先觉等概念紧紧连在一起，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对在“知识分子”中已湮没的超越意识的一种提醒，这不仅仅是在中国，西方亦然。所以，在民主高度发达的美国，波斯纳先生也要大声呼吁，并且形诸文字，这就是他的《公共知识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无论东方、西方，做（或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皆是非常不易的。波斯纳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著述锋芒毕露，３０本书、３３０篇论文以及 １６８０篇司法意见被频频引证，同时也屡受批判。１９９９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评选了１００位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对波斯纳这样评价：波斯纳写作就不是想让人舒舒服服（如有关弹劾克林顿的《国家大事》）。仅此一点，就区分了他的语词世界与那个以符合民意调查为宗旨的语词世界；也就区分了他与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几乎任何其他人。波斯纳从没想过要保持智识的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这是位不懂得算计的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在他身上确实有些世所罕见和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还有点反讽。但这正反映了波斯纳最深刻的信念：一个学者――进而一个法官的最大罪过就是循规蹈矩。 对波斯纳来说，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肤浅的谩骂，不是哗众的批判。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波斯纳的视角从来是毫不留情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波斯纳慨叹：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 至此，我们肯定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耀眼的星辰冉冉而起。 今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温家宝谈到税费改革，不无忧虑，然而，他斩钉截铁：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出身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他所提到的“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即是一位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秦晖教授。 秦晖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费改革。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秦晖教授对黄宗羲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命名——“黄宗羲定律”，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 不知可否这样描述——中国走入公共知识分子治国的时代，并且愈加成熟。在波斯纳看来，西奥多·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温斯顿·邱吉尔都属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曾经是掌权的政治家。我们庆幸进入了这个时代，从秦晖身上，我们鲜明地看到了当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特别是针砭时弊的勇气与智识。但同时，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及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宽广舞台。 勿庸讳言，在中国舆论渐趋开放的大气候中，在９·１１事件、伊拉克战争以直播的方式进入百姓视野中时，我们需要一种智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专家如波斯纳所言走上电视屏幕、报纸重要版面……甚或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期望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看标题感觉一定要读，一两篇后挺过瘾，但后来总是感觉隔靴搔痒，于是，依然怀念顾准们等直至现在仍新鲜的锐气……” 不过，我们尚可欣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毕竟庄严、尖锐地传来了…… 比如前不久的孙志刚事件。当孙志刚被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并被轮番殴打以至死亡后，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３８１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我们应有这个自信：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切沉腐的、不民主的法律、法规、制度必将被荡涤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这是不可阻挡的。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就孙志刚事件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加快了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进程。对于收容制度的意见早已遍布于民间，或敢怒不敢言，或言而无力……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使浅层次的愤怒转化为对制度的审视。权威的专业地位、直指现实的锐利、宪法至上的法的精神……这些，足以在法治的社会于决策层产生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我非常欣赏一位网民的看法：“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限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知识资源，掌握着对于宪法的技术性与实质性理解。” 也许，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忧思对中国来说是超前的，我们更应该鼓励一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位位专家学习忙于或陶醉于频繁的“受邀、出席、拿钱、出名”的甜圈中时，我们没理由不忧虑——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盛期，也许一不小心就会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在介绍这本书时的感觉也许会提醒我们什么：波斯纳一定会令人“恼羞成怒”；因为这就是我阅读此书时的经验，而且我还不时提心吊胆，生怕还有什么会给波斯纳捅破了。＆nbsp＆nbsp
图像的诱惑／史建
史建，男，1962年生于天津，多年从事城市、建筑文化研究与批评，以及图书策划出版工作。著有《图说中国建筑史》、《大地之灵——东西方经典建筑艺术的魅力》，在《文艺研究》、《今日先锋》、《艺术当代》、《学术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现正在《北京现代商报·地产周刊》开设“史前史后”专栏，参与策划《今日先锋》、《现场》、《文化研究》、“先锋译丛”等图书。 通过戒备森严检查——尤其是又一种新奇的体温测量仪（需要对一个一米远的灯柱行注目礼若干秒），连随身带的行李也要打开翻看——终于在机上落座以后，无聊间拿起一本《东方航空》随便翻看。一幅无比“壮丽”的、充满绿意的广场图片呈现在眼前，但见占到图面2/3的广场绿地齐整、游人如蚁，背景处高楼密集，封死了天际线。再仔细一辨，发现了左下脚的“天圆地方”的上海博物馆，原来这正是刚让我找不着北的人民广场。 按照原先的计划，下午上飞机前的几个小时正好可以漫无目的地体会浦东的超人尺度，但是看着看着就迷失在那巨大的空间中了，等到猛然醒悟，就是打的去集合也来不及了，展开地图盘算了一下，只有先到人民广场再转地铁是惟一保险的方案。记得几次到上海都曾经在那里“迷失”过，有一次为了找地铁入口走了许多冤枉路。这次是“时不我待”，我吸取以前的教训，一到广场就开始“咨询”，正好就是从照片左下脚的上海博物馆方向进入的，但依然迷失了。大概是为了不搅扰广场的平展，地铁站在这里是一个下沉式的入口，又没有明显的标识，当时真恨不得是一个超人，可以从高空俯瞰到那个神秘的入口。终于一下子发现了两个入口！犹疑间向那个更像地铁入口的跑去，问了两个更像是本地人的姑娘，当她们刚说出“不是”的时候，我已“义无返顾”地奔向了另一个。 那个入口现在就呈现在我的手中，在图的右下脚，一个多小时前心急火燎地乱撞的路线，清晰地呈现在图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广场是为超人设计的，或者说它是为这个超人般的取景视角设计的——它最初可能是在模型上虚拟了这种明晰壮观的远景，现在，它需要一个空中盘旋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整体的广场是为决策者和图像设计的，它对游人呈现的，永远只是迷宫一样的局部。 翻翻后面的图片，不管是上海体育馆还是浦江两岸，都在这一视点下显出惊人的明晰与美丽——这真是我们所看到或者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吗？ 在飞机上最有意思的消遣，就是乱看椅座后面的杂志。在那个视觉上舒适，实际空间逼仄的旅程中，随意乱翻是有效地打发时间的方式。有过机上阅读经验的乘客都知道，从空姐手上随意抽取的几张地方报纸或杂志上获得的飞往或到达地的图像信息，往往胜过在当地几日苦苦的游逛。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图像的视角看城市、建筑和风土人情。 这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受其表层影响的人，喜欢按照图像的影响去游逛，并且心满意足于在图像中圈示的“局域”冲着镜头呈微笑状留影，其他的一切全不在他的视野；至于那些已臻于化境的人，他们辛苦于其间是为了模仿或超越图像，捕捉现实的超现实的一瞬。 过去，我们曾经只能看这样矫情视角的图像，眼下它依然像美女照片一样无处不在，所不同的，是我们在消费它。时尚期刊和图文书的泛滥都预示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像的诱惑无人能够逃避，无人能够漠视。图像的时代是设计的时代，表象的时代，做秀的时代，狂欢的时代。 二十多年前，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其名作《论摄影》中就曾经指出，“摄影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提示我们，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她接着对图像揭示真实的能力给予了深刻的怀疑，“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世界是在时间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 苏珊·桑塔格在这里似乎终结了图像揭示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在众多的当代艺术展览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艺术家们用另类的“眼光”捕捉的现实，显然，图像能够负起揭示世界真实的重任，只是它被迫以“先锋”和“另类”的姿态。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翻看库哈斯的《小、中、大和特大》、《突变》和《大跃进》时所受到的视觉轰击，那几本书中用图片铺天盖地堆积出来的中国和东亚城市的真实，让我曾经熟识的上海和广东变得陌生而渺远，老实说，我从未那样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城市和她的细节。荷兰应该是一个阴郁的国度，几次与这个瘦高的荷兰人打交道，也领教了他鹰一般敏锐的眼光，正是这双眼，穿透了上海矫情的表象，用图像记录下她突变中的真实，那正是已经被长久的矫情图像熏陶得视而不见的现实：新旧建筑剧烈的撞击，高架路下空旷的空间，荒弃的土地上巨大而诗化的地产广告……当然，她也会关注人民广场和浦东，但绝没有刻意选择角度和光线，现实就在这种“随意”中突现出来。 已经习惯于矫情图像视角的人初看库哈斯眼中的中国城市，会觉得汗颜，因为曾经生活在现实却视而不见，遭图像“强Bao”而不自知；而只生活在图像梦幻中的人，会对其怒不可遏，因为它“玷污”了我们的现实，我想，这样的人一定存在，当年安东尼奥尼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深深的误解。 在一个图文书和时尚期刊畅行无阻的时代，库哈斯以图像的方式颠覆了这种时尚，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看”现实的方式，一种摆脱图像的诱惑的方式。＆nbsp＆nbsp
世界有多大，书就有多大／＆lt；b＆gt；…
对话人：宋文京 对话地点：雕刻时光咖啡屋 对话时间：2003年6月30日下午5：00 宋文京，《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主编 SOHO小报：我们从你的职业开始吧，作为《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的主编，你怎么评价这些年中国图书的质量和走向？ 宋文京：如果以十年为期，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趋势：一是内容层面更加多元化，市场划分也更加专业细化。去年出版新书超过了14万种，码洋突破800亿元人民币。而各种层次的图书也都空前繁荣，我的概括就是：思想的更思想；学术的更学术；市场的更市场；生活的更生活。尽管我们在书店可能看到生活的软性图书比较多，但也正是这些年出版了一些硬朗的像《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二是在节奏上和国际接轨，今年恰好是我们和世界版权组织签订“伯尔尼公约”十周年，那么这十年我们的进口图书质量大大提高，比如即将出版的《哈里波特（五）》、希拉里的《活着的历史》等等，基本上和国际同步。最后一点是书的形式感更加考究，十年前的书用今天的眼光看更像是印刷品而不是书，今天从开本、设计、印刷工艺上和港台、韩国甚至日本的书比较已经差别不大了。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流行一个段子叫“本本特型、页页蒙肯（一种纸张）、遍地UV（一种印刷工艺）、面面起凸”，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最后一个现象就是书的出版更趋于平民化，过去只有专家学者才能出书，现在可能出书人就是“隔壁家的老王”，书的殿堂感神圣感在弱化。 SOHO小报：那么这些年书的出版和流行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或者读者群体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文京：应该是完全同步的，这十年我们社会流行文化和思潮都可以在书里得到记录和反映。前不久我们做过一个选题，叫做“世界有多大，书页就有多大”。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书可以覆盖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像《中华大藏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年都市的发展变化培育了许多新兴的阶层和亚文化人群，比如近些年成长起来并日益壮大的职业经理人群，比如各种族类，像SOHO族、DIY族、BOBO族等等，他们的出现都刺激了相应的图书市场。最近增势最猛的三类图书分别为人物传记、财经类书和计算机图书，就与这类读者群的旺盛的阅读需求有关。而且还出现了许多门类很怪的书籍，比如几米的绘本，说不清题材，既不是漫画插图，又不是诗歌、散文，用中图分类法很难给他归类，但是他的确迎合了城市中的飘一族口味；再如城市环保主义者的出现导致了《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热销，这在前些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另外，都市人欣赏口味的趋同也促进了畅销书的市场概念，比如近期大家都在等待杨绛的《我们仨》，比如冯晓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首印数就突破了30万。 SOHO小报：你刚才讲的现象是读者需求刺激了书的出版，有没有书对读者或者社会产生反作用反刺激的例子呢？ 宋文京：当然也有，但这方面更多是限于传播功能，比如顾准和王小波，如果没有《顾准文集》和《我的精神家园》等一批书，人们很难如此广泛地了解这两个人。包括我们国人对德里达、哈耶克的认识也都是通过书来实现的。 SOHO小报：我想我讲的反作用还不仅仅是传播，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影响，或者说能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书现在还有没有呢？ 宋文京：如今图书同许多行业一样，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现象，万众瞩目的书很少了，因而轰动效应几乎看不到了。即便是发行量很大的畅销书，人们的关注度也是在短时间热销后兴趣迅速下降，换句话说，现在书的周期更短，档期更强，经典的、聚焦的感觉越来越弱，浮泛的、泡沫的感觉越来越强。 SOHO小报：其实这可能也是书和社会互动的一种写照，我们很难说清是因为社会浮躁导致了浮躁的图书，还是书的浮躁影响了社会思潮。 宋文京：对，两者很难分清，就像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SOHO小报：说到这儿我们换个角度，从读者需求角度来分析，我发现各大书店排行榜中心理励志的书占了很大比例，这是不是表现为人们阅读更注重实用性？ 宋文京：很简单，这也是当前社会需求的表现。这类书的选题可以很简单，很具体，比如我刚刚看到的一本《睡眠忠告》，就是告诉你怎么提高睡眠质量，这类书的出现受港台日韩影响比较大，好的一面是它关注了人的方方面面，对都市人的工作压力、人际竞争、感情困扰都起了减压阀的作用，缺点是选题泛滥，也很浮躁。 现在书的功能性更加丰富立体了，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教化作用更加放大到工具作用、娱乐作用、消费作用等等。有看书就是为了求爱的，就是为了缓解心情的，甚至看书就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的等等。 SOHO小报：最后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最想探讨的，就是读书对人的精神建设作用是在扩大还是萎缩？或者说你感觉近年来人们对读书的需求是不是存在着一种从功利实用到精神建设的回归呢？ 宋文京：的确读书对人来说可以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有用的，就是你说的功利实用；另一种是有“无用之用”，比如陶冶情操、塑造心灵、丰富精神等等。单就后一部分人来说，简单说回归现象可能有点笼统，实际上这部分人有增有减，我的感觉是这个阵地还在那儿。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都市的职业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长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不是学者专家，但是他们是在某一个领域发言的，比如你们的潘总，这部分人我相信平时是大量读书的，而且他们读书的目的不是直接的功利实用，他们读书更多的是增加自己的无形资产，这就是我说的增的那部分群体。 我相信人们在追求经济目的、仕途目的之后对书还会有一种需求，因为人总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总要有一个内心归宿。＆nbsp＆nbsp
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严平
——一个三峡人用莱卡镜头为自己的情绪和故土作最后的见证 严平，光明书架总策划，1961年生，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其策划操作的《世界文明史》（11卷）、《西学基本经典》（100种）和《生存手册》等图书已成为书业标志性产品。 缘起 离2003年春节还有20天，我突发奇想,到三峡走走。 三峡，我回忆了一下，来回走过8次，算是很熟悉了。现在想来，真是很陌生，很多景点我都未去过。我也算是一个三峡人了，现在大水要彻底改变她的面貌，很多地方要淹，很多人要走，很多儿时的记忆也将随大坝的蓄水永沉江底。 2003年1月21日至29日，我开车遍行三峡沿江的几个城市，一路看、拍、感受，一路寻找我对老城的印象。拍片3000多张，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再现了我少年时路过这些城的印象。大多数都变成了对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的记录。 我说的场景是我在别处也可能你在别处绝对见不到的。我只希望我是一名目击者，出一本类似我一直想推出的书:《咔嚓！合众社报道世界》（FLSH！COVER THE WORLD）。 后来回到北京，照片冲出来了。天天看着照片，或者说，天天面对着照片上的情景，照片上的人，照片上的江，寝食不安起来。 后来，我想我得说点什么了。 后来，觉得缺了点什么，又去了一趟三峡，重点去了巴东，我阔别了二十年的老家。 一前一后，共拍了6000多张底片。这些底片，连同零星的文字，我想，也许能够说明一些东西。 平生我一直想做两件事：一是像卡帕或布列松那样为历史记录下一些东西；二是讲故事，动听而又完整，却不失其真实。这两点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不能够。讲故事我口吃，作记者我又不在场。所以，我只能用残缺不全的图片、残缺不全的文字连同残缺不全的记忆构成一幅残缺不全的三峡。 残缺不全的三峡已经存在于很多人的心里。 关于我 一个人的江，一个人的城。 祖籍湖北巴东，生于重庆井口，7岁时随父母移居长寿县的黄桷岩，一个离县城很远，到现在还只有土路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的农村小学读了四年书，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读了两年，然后又从很偏僻的离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转到县城读高中。那时候唯一的爱好是看小说，钓鱼。我记得每个周末都出去，一般要走4个小时的路，到一个叫文兴水库的地方。 我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自小孤僻，常一个人到长江的支流龙溪河边，望着江水发呆。后来读长寿第二中学，仍禁闭心灵，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只不过仍得要受着父亲的高压和同学的欺侮。那时候总感觉有很多委屈需要倾诉，长寿新桥下的江边就是很好的地方。当船过掀起浪头，我也把我的心宣泄出来。我时常想象着自己就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或杰克·伦敦笔下的流浪者和他漂泊的独木舟，有时候又幻想着自己是聂鲁达诗集里的流亡者：“经过漫漫黑夜，尝遍各种生活/从泪滴到纸张，从一种服装到另一种服装/我在那些受压迫的日子里流亡/避开警察的追踪/在透明的夜，在寂寞的繁星下/我走过许多城市，森林，农庄，港口……从崎岖的道路和黑暗中，我一无所知地被带到了/那光亮的门口，那属于我的/小小的星形的标记/那豺狼还没有吞没的/在树林里的一小块面包皮。” 1986年的夏天，一个固执的青年在偏僻的小厂做了8年电工，并且在与父亲争执多年之后，背一个挎包，只身离开家乡，在湘潭3年，武汉1年，最后移居北京。现在屈指一算，也有17年了。 北京，无论她热情还是冷漠，我几乎都要将她认作家乡了。直到最近，直到水要淹没我曾经住过的城，我才猛然惊醒，才想，我该去看看了。 六月，我的城将永沉水底。而我滔滔的江，我的像恋人一样向我喋喋不休的江，将成为一汪平静的湖，不再向我耳语。 因为此，才有了这本书，和书中以一个人的眼光重新见到的城市。 关于家园 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人在路灯下找东西。一个过路的人问他，说你能肯定你的东西是在这个地方丢的吗。那个老人说，不能，但这里是我唯一能看得见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光。 由于这段故事，我开始学习哲学。 15年前读到诺瓦利斯（Novlis）的一句话，当时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有如电击： Die Philosophie ist eigentliche Heimwehtrieb überll zu Husen zu sein. （哲学原本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家园。） 这便是哲人所说的怀乡病（Nostlgie），怀乡意识。我们一生忙碌，不停地吸取知识的养料，只是为了“寻找家园”，为了“使自己处于家中”。在家中，有真理，有善、友谊和幸福。 但若不在家中呢？但若你到此地，见不到你的家呢？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家呢？ 水仍在流。这次，家真的不再有了。家在新城，在一个我们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地方。 巴东三日 我的记忆时断时续。 听父亲说,他小时从野三关走到县城考学校,未考上便在半路上被抓丁抓走了。加入国民党，又加入共产党，这期间的过程他从未说起过。我和弟弟私下猜测，说父亲要不是被俘，就是投诚，但被俘的可能性更大。 父亲为人粗放，但又极其谨慎，这种矛盾人格加上其富农成份使他一辈子平平安安，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级别：在部队时二颗星，副连级，转业到地方的二十几年一直是一个车间主任，科级。 我父亲好酒，喝完后就红着眼揍我们兄弟俩。我小时喝醪糟就醉，但18岁那年，我跟我父亲第一次回老家，查出我的家谱，我是世字辈，应叫严世平。此外还有一个重大收获，知道了我爷爷是开酒坊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喝酒成了我每天必备的功课。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并非我爷爷，而是我自己单身汉的日子过得太久了的缘故。 一个三峡人和他的梦 本是巴人的城，峡区人的城，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人的城，一个空城。我环顾左右，里面鬼影幢幢，浑浊的江水正漫过它的头顶。25年前，我18岁，未知家世，也从未到过此地，只把自己当成路人，当成诗人笔下印度王子的出游，为了多领悟一点人生。没想到25年后的今天，我又行进在三峡的路上。这次不是寻访，不是探幽。当峡区大多数人正欢天喜地进入新居的时候，我还在路上。而我的心，我的存照，将成为这个城最后的守护，尽管它抵挡不住即将到达135米水位线的缓缓上升的江水。 我已计划好再去三峡。但下一次，我不是去看三峡，是去看一个新的水库，新的湖，时间定在九月。＆nbsp＆nbsp
我的私人阅览室／黄集伟
黄集伟，书评人，语词收藏人。有《纸上的后花园》、《孤岛访谈录》、《晚安，纸家具》、《请读我唇》、《冒犯之美》等作品行世。 我很少向人提及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阅览室。原因在于，我吃不准这件事儿究竟属于时髦还是落伍，伟大还是渺小。尽管听上去所谓“私人阅览室”一说与“私人健康顾问”、“私人贴身保镖”、“私人生活秘书”、“私人财务总监”、“私人服装设计师”之类的时髦提法非常相像，可我终于没把握。 我的私人阅览室可说数量繁多，但每次我只能使用一个。其外形、构造、功能等等，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华夏子孙：黄皮肤，黑头发，寻常普通。它的外表为长方形，颜色多半是那种老老实实的红。它的形体平，而且矮。搭上我本人矮矮胖胖的身材，十分般配。它的高度大约一米以上，两米之下。每次钻进，我都会胡乱地想：那个高高大大的爱因斯坦也多半有一间与我相似的阅览室吧？否则，他伟大的“相对论”灵感何处得来？ 我的私人阅览室总计有六扇窗户，它分别位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具体说，前后各一扇，大；左右各两扇，小。左右的那四扇窗户虽然狭小逼仄，但却配有玻璃升降装置。在里面读书看报的时候，我可以根据需要，将玻璃窗升起或降下。与那些知识分子们的读书习惯相反，读书看报时，我尤其惧怕孤独、寂寞。所以，就算是三九天，我也习惯将玻璃窗降下——那时，浪潮般的喧哗便会呼哗啦啦奔涌而至。它给我安慰，甚至鼓励。当我与喧哗、聒噪打成一片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和岁月在一起。 当然，很多时候，我不过是打着读书看报的旗号，在私人阅览室里打瞌睡——那种半梦半醒似睡非睡的瞌睡。可那同样十分惬意。太阳的光线或黛玉葬花般的凄风苦雨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影响着我对外界的感受，忽冷忽热，忽喜忽悲……从中，我便知道，我还存在。我乜斜着一双老眼，或死死紧闭着它。不过，即或如此，我依旧能从环境的温暖与潮湿中感受岁月一寸寸流逝，一缕缕隐没，一滴滴消耗……心中悲喜交加。 于是，每次开门钻进私人阅览室，我总是会被那种伤感的快乐、平和的悲悯紧紧俘获。私人阅览室窄小的那扇门就像我的一个外壳，进入其中，我便成为一只可冬眠可忙碌可高歌可长哭的寄居蟹。阅览室的门已年久失修，开启或关闭时，声音嘎吱嘎吱，像油漆斑驳的柴扉，像过气歌手无法掩藏的喘息……可我知道，那其实是岁月和我一起开始陷入疲惫的蛛丝马迹。也好听。悦耳如歌。 在私人阅览室中，我的阅读速度非常之快。一本三四十万字的读物不过两个早晨外加一个黄昏，我便足以草草读毕。以这样的速度计算，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我完全可以将四部国产中篇顺理成章地误读为一部首尾齐整逻辑严谨气韵相衔的先锋长篇；我也可以在十分钟内干掉晨报午报晚报财经版文体版绯闻版讣闻版娱乐版社会版；我可以把一个犯酸的长句解析为无数跳跃、急促、欢快的短句，娇小玲珑，妩媚多姿；也可以瞬间将八卦消息绯闻头条畅销红人过气盟主等幻化为我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们的前世来生，有说有笑…… 我向来不在我的私人阅览室里存放任何书籍报刊。我的阅读实在过于粗糙和草率，像极了我自己的一生。所以，每次进入阅览室，我随身携带的书包总是鼓鼓囊囊——其中装有小报若干、大报若干、畅销书若干、滞销书若干、高雅若干、低级若干、庸俗若干、垃圾若干、耸人听闻若干、悲苦绝望若干、仰天长笑若干、浅吟低唱若干……它大致也就是一个世界了。 我知道，如此粗糙、草率、不求真理、不求甚解的阅读与我所生活的火红年代极不相称。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并且，我觉得，我面对这个世界的那颗热忱之心卑微之心无助之心恰恰却因此昭然若揭。我向来承认，我不是被绑架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还承认，我是主动热情如飞蛾扑火般来投奔这个世界的……正因为如此，就更要承认，粗鄙的爱，毕竟是爱。在那一组组永无休止的铅字方阵中，我留下了自己永恒但浅薄的情感。 当然，也有例外。我承认，迄今为止，在私人阅览室中，我阅读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其实是我自己。有关这一点，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我通过成吨的八卦垃圾，读懂了自己的猥琐卑微，也通过连篇累牍的凶杀血案，读懂了自己的内心之腥；我通过那些罕见的旷世之爱，读懂了自己的寡情薄义，也通过那些比比皆是的平庸之恋，读懂了自己的诚恳、敦厚、窝囊以及虔诚……在我生命终止之前，这样的阅读将一直持续下去。它以无序为有序，以快速为悠长，以芜杂为清澈……究竟，我也说不清。 ……至此，我必(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公共知识分子：世俗社会的庄严追求／林山
林山，新华社记者 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过时的名词，最近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用“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ls）这个词汇却快速、高频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这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词汇，按照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Ａ·波斯纳所说，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照。因此，笔者窃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使命是超然的，在纷纭的世俗社会中，他提醒着、履践着――一种庄严的追求。 《现代汉语词典》规定“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界定，它与叛逆、红色、舍生取义、先知先觉等概念紧紧连在一起，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对在“知识分子”中已湮没的超越意识的一种提醒，这不仅仅是在中国，西方亦然。所以，在民主高度发达的美国，波斯纳先生也要大声呼吁，并且形诸文字，这就是他的《公共知识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无论东方、西方，做（或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皆是非常不易的。波斯纳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著述锋芒毕露，３０本书、３３０篇论文以及 １６８０篇司法意见被频频引证，同时也屡受批判。１９９９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评选了１００位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对波斯纳这样评价：波斯纳写作就不是想让人舒舒服服（如有关弹劾克林顿的《国家大事》）。仅此一点，就区分了他的语词世界与那个以符合民意调查为宗旨的语词世界；也就区分了他与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几乎任何其他人。波斯纳从没想过要保持智识的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这是位不懂得算计的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在他身上确实有些世所罕见和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还有点反讽。但这正反映了波斯纳最深刻的信念：一个学者――进而一个法官的最大罪过就是循规蹈矩。 对波斯纳来说，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肤浅的谩骂，不是哗众的批判。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波斯纳的视角从来是毫不留情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波斯纳慨叹：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 至此，我们肯定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耀眼的星辰冉冉而起。 今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温家宝谈到税费改革，不无忧虑，然而，他斩钉截铁：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出身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他所提到的“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即是一位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秦晖教授。 秦晖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费改革。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秦晖教授对黄宗羲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命名——“黄宗羲定律”，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 不知可否这样描述——中国走入公共知识分子治国的时代，并且愈加成熟。在波斯纳看来，西奥多·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温斯顿·邱吉尔都属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曾经是掌权的政治家。我们庆幸进入了这个时代，从秦晖身上，我们鲜明地看到了当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特别是针砭时弊的勇气与智识。但同时，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及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宽广舞台。 勿庸讳言，在中国舆论渐趋开放的大气候中，在９·１１事件、伊拉克战争以直播的方式进入百姓视野中时，我们需要一种智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专家如波斯纳所言走上电视屏幕、报纸重要版面……甚或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期望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看标题感觉一定要读，一两篇后挺过瘾，但后来总是感觉隔靴搔痒，于是，依然怀念顾准们等直至现在仍新鲜的锐气……” 不过，我们尚可欣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毕竟庄严、尖锐地传来了…… 比如前不久的孙志刚事件。当孙志刚被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并被轮番殴打以至死亡后，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３８１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我们应有这个自信：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切沉腐的、不民主的法律、法规、制度必将被荡涤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这是不可阻挡的。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就孙志刚事件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加快了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进程。对于收容制度的意见早已遍布于民间，或敢怒不敢言，或言而无力……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使浅层次的愤怒转化为对制度的审视。权威的专业地位、直指现实的锐利、宪法至上的法的精神……这些，足以在法治的社会于决策层产生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我非常欣赏一位网民的看法：“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限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知识资源，掌握着对于宪法的技术性与实质性理解。” 也许，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忧思对中国来说是超前的，我们更应该鼓励一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位位专家学习忙于或陶醉于频繁的“受邀、出席、拿钱、出名”的甜圈中时，我们没理由不忧虑——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盛期，也许一不小心就会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在介绍这本书时的感觉也许会提醒我们什么：波斯纳一定会令人“恼羞成怒”；因为这就是我阅读此书时的经验，而且我还不时提心吊胆，生怕还有什么会给波斯纳捅破了。＆nbsp＆nbsp
图像的诱惑／史建
史建，男，1962年生于天津，多年从事城市、建筑文化研究与批评，以及图书策划出版工作。著有《图说中国建筑史》、《大地之灵——东西方经典建筑艺术的魅力》，在《文艺研究》、《今日先锋》、《艺术当代》、《学术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现正在《北京现代商报·地产周刊》开设“史前史后”专栏，参与策划《今日先锋》、《现场》、《文化研究》、“先锋译丛”等图书。 通过戒备森严检查——尤其是又一种新奇的体温测量仪（需要对一个一米远的灯柱行注目礼若干秒），连随身带的行李也要打开翻看——终于在机上落座以后，无聊间拿起一本《东方航空》随便翻看。一幅无比“壮丽”的、充满绿意的广场图片呈现在眼前，但见占到图面2/3的广场绿地齐整、游人如蚁，背景处高楼密集，封死了天际线。再仔细一辨，发现了左下脚的“天圆地方”的上海博物馆，原来这正是刚让我找不着北的人民广场。 按照原先的计划，下午上飞机前的几个小时正好可以漫无目的地体会浦东的超人尺度，但是看着看着就迷失在那巨大的空间中了，等到猛然醒悟，就是打的去集合也来不及了，展开地图盘算了一下，只有先到人民广场再转地铁是惟一保险的方案。记得几次到上海都曾经在那里“迷失”过，有一次为了找地铁入口走了许多冤枉路。这次是“时不我待”，我吸取以前的教训，一到广场就开始“咨询”，正好就是从照片左下脚的上海博物馆方向进入的，但依然迷失了。大概是为了不搅扰广场的平展，地铁站在这里是一个下沉式的入口，又没有明显的标识，当时真恨不得是一个超人，可以从高空俯瞰到那个神秘的入口。终于一下子发现了两个入口！犹疑间向那个更像地铁入口的跑去，问了两个更像是本地人的姑娘，当她们刚说出“不是”的时候，我已“义无返顾”地奔向了另一个。 那个入口现在就呈现在我的手中，在图的右下脚，一个多小时前心急火燎地乱撞的路线，清晰地呈现在图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广场是为超人设计的，或者说它是为这个超人般的取景视角设计的——它最初可能是在模型上虚拟了这种明晰壮观的远景，现在，它需要一个空中盘旋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整体的广场是为决策者和图像设计的，它对游人呈现的，永远只是迷宫一样的局部。 翻翻后面的图片，不管是上海体育馆还是浦江两岸，都在这一视点下显出惊人的明晰与美丽——这真是我们所看到或者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吗？ 在飞机上最有意思的消遣，就是乱看椅座后面的杂志。在那个视觉上舒适，实际空间逼仄的旅程中，随意乱翻是有效地打发时间的方式。有过机上阅读经验的乘客都知道，从空姐手上随意抽取的几张地方报纸或杂志上获得的飞往或到达地的图像信息，往往胜过在当地几日苦苦的游逛。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图像的视角看城市、建筑和风土人情。 这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受其表层影响的人，喜欢按照图像的影响去游逛，并且心满意足于在图像中圈示的“局域”冲着镜头呈微笑状留影，其他的一切全不在他的视野；至于那些已臻于化境的人，他们辛苦于其间是为了模仿或超越图像，捕捉现实的超现实的一瞬。 过去，我们曾经只能看这样矫情视角的图像，眼下它依然像美女照片一样无处不在，所不同的，是我们在消费它。时尚期刊和图文书的泛滥都预示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像的诱惑无人能够逃避，无人能够漠视。图像的时代是设计的时代，表象的时代，做秀的时代，狂欢的时代。 二十多年前，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其名作《论摄影》中就曾经指出，“摄影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提示我们，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她接着对图像揭示真实的能力给予了深刻的怀疑，“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世界是在时间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 苏珊·桑塔格在这里似乎终结了图像揭示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在众多的当代艺术展览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艺术家们用另类的“眼光”捕捉的现实，显然，图像能够负起揭示世界真实的重任，只是它被迫以“先锋”和“另类”的姿态。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翻看库哈斯的《小、中、大和特大》、《突变》和《大跃进》时所受到的视觉轰击，那几本书中用图片铺天盖地堆积出来的中国和东亚城市的真实，让我曾经熟识的上海和广东变得陌生而渺远，老实说，我从未那样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城市和她的细节。荷兰应该是一个阴郁的国度，几次与这个瘦高的荷兰人打交道，也领教了他鹰一般敏锐的眼光，正是这双眼，穿透了上海矫情的表象，用图像记录下她突变中的真实，那正是已经被长久的矫情图像熏陶得视而不见的现实：新旧建筑剧烈的撞击，高架路下空旷的空间，荒弃的土地上巨大而诗化的地产广告……当然，她也会关注人民广场和浦东，但绝没有刻意选择角度和光线，现实就在这种“随意”中突现出来。 已经习惯于矫情图像视角的人初看库哈斯眼中的中国城市，会觉得汗颜，因为曾经生活在现实却视而不见，遭图像“强Bao”而不自知；而只生活在图像梦幻中的人，会对其怒不可遏，因为它“玷污”了我们的现实，我想，这样的人一定存在，当年安东尼奥尼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深深的误解。 在一个图文书和时尚期刊畅行无阻的时代，库哈斯以图像的方式颠覆了这种时尚，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看”现实的方式，一种摆脱图像的诱惑的方式。＆nbsp＆nbsp
世界有多大，书就有多大／＆lt；b＆gt；…
对话人：宋文京 对话地点：雕刻时光咖啡屋 对话时间：2003年6月30日下午5：00 宋文京，《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主编 SOHO小报：我们从你的职业开始吧，作为《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的主编，你怎么评价这些年中国图书的质量和走向？ 宋文京：如果以十年为期，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趋势：一是内容层面更加多元化，市场划分也更加专业细化。去年出版新书超过了14万种，码洋突破800亿元人民币。而各种层次的图书也都空前繁荣，我的概括就是：思想的更思想；学术的更学术；市场的更市场；生活的更生活。尽管我们在书店可能看到生活的软性图书比较多，但也正是这些年出版了一些硬朗的像《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二是在节奏上和国际接轨，今年恰好是我们和世界版权组织签订“伯尔尼公约”十周年，那么这十年我们的进口图书质量大大提高，比如即将出版的《哈里波特（五）》、希拉里的《活着的历史》等等，基本上和国际同步。最后一点是书的形式感更加考究，十年前的书用今天的眼光看更像是印刷品而不是书，今天从开本、设计、印刷工艺上和港台、韩国甚至日本的书比较已经差别不大了。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流行一个段子叫“本本特型、页页蒙肯（一种纸张）、遍地UV（一种印刷工艺）、面面起凸”，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最后一个现象就是书的出版更趋于平民化，过去只有专家学者才能出书，现在可能出书人就是“隔壁家的老王”，书的殿堂感神圣感在弱化。 SOHO小报：那么这些年书的出版和流行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或者读者群体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文京：应该是完全同步的，这十年我们社会流行文化和思潮都可以在书里得到记录和反映。前不久我们做过一个选题，叫做“世界有多大，书页就有多大”。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书可以覆盖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像《中华大藏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年都市的发展变化培育了许多新兴的阶层和亚文化人群，比如近些年成长起来并日益壮大的职业经理人群，比如各种族类，像SOHO族、DIY族、BOBO族等等，他们的出现都刺激了相应的图书市场。最近增势最猛的三类图书分别为人物传记、财经类书和计算机图书，就与这类读者群的旺盛的阅读需求有关。而且还出现了许多门类很怪的书籍，比如几米的绘本，说不清题材，既不是漫画插图，又不是诗歌、散文，用中图分类法很难给他归类，但是他的确迎合了城市中的飘一族口味；再如城市环保主义者的出现导致了《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热销，这在前些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另外，都市人欣赏口味的趋同也促进了畅销书的市场概念，比如近期大家都在等待杨绛的《我们仨》，比如冯晓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首印数就突破了30万。 SOHO小报：你刚才讲的现象是读者需求刺激了书的出版，有没有书对读者或者社会产生反作用反刺激的例子呢？ 宋文京：当然也有，但这方面更多是限于传播功能，比如顾准和王小波，如果没有《顾准文集》和《我的精神家园》等一批书，人们很难如此广泛地了解这两个人。包括我们国人对德里达、哈耶克的认识也都是通过书来实现的。 SOHO小报：我想我讲的反作用还不仅仅是传播，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影响，或者说能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书现在还有没有呢？ 宋文京：如今图书同许多行业一样，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现象，万众瞩目的书很少了，因而轰动效应几乎看不到了。即便是发行量很大的畅销书，人们的关注度也是在短时间热销后兴趣迅速下降，换句话说，现在书的周期更短，档期更强，经典的、聚焦的感觉越来越弱，浮泛的、泡沫的感觉越来越强。 SOHO小报：其实这可能也是书和社会互动的一种写照，我们很难说清是因为社会浮躁导致了浮躁的图书，还是书的浮躁影响了社会思潮。 宋文京：对，两者很难分清，就像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SOHO小报：说到这儿我们换个角度，从读者需求角度来分析，我发现各大书店排行榜中心理励志的书占了很大比例，这是不是表现为人们阅读更注重实用性？ 宋文京：很简单，这也是当前社会需求的表现。这类书的选题可以很简单，很具体，比如我刚刚看到的一本《睡眠忠告》，就是告诉你怎么提高睡眠质量，这类书的出现受港台日韩影响比较大，好的一面是它关注了人的方方面面，对都市人的工作压力、人际竞争、感情困扰都起了减压阀的作用，缺点是选题泛滥，也很浮躁。 现在书的功能性更加丰富立体了，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教化作用更加放大到工具作用、娱乐作用、消费作用等等。有看书就是为了求爱的，就是为了缓解心情的，甚至看书就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的等等。 SOHO小报：最后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最想探讨的，就是读书对人的精神建设作用是在扩大还是萎缩？或者说你感觉近年来人们对读书的需求是不是存在着一种从功利实用到精神建设的回归呢？ 宋文京：的确读书对人来说可以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有用的，就是你说的功利实用；另一种是有“无用之用”，比如陶冶情操、塑造心灵、丰富精神等等。单就后一部分人来说，简单说回归现象可能有点笼统，实际上这部分人有增有减，我的感觉是这个阵地还在那儿。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都市的职业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长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不是学者专家，但是他们是在某一个领域发言的，比如你们的潘总，这部分人我相信平时是大量读书的，而且他们读书的目的不是直接的功利实用，他们读书更多的是增加自己的无形资产，这就是我说的增的那部分群体。 我相信人们在追求经济目的、仕途目的之后对书还会有一种需求，因为人总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总要有一个内心归宿。＆nbsp＆nbsp
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严平
——一个三峡人用莱卡镜头为自己的情绪和故土作最后的见证 严平，光明书架总策划，1961年生，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其策划操作的《世界文明史》（11卷）、《西学基本经典》（100种）和《生存手册》等图书已成为书业标志性产品。 缘起 离2003年春节还有20天，我突发奇想,到三峡走走。 三峡，我回忆了一下，来回走过8次，算是很熟悉了。现在想来，真是很陌生，很多景点我都未去过。我也算是一个三峡人了，现在大水要彻底改变她的面貌，很多地方要淹，很多人要走，很多儿时的记忆也将随大坝的蓄水永沉江底。 2003年1月21日至29日，我开车遍行三峡沿江的几个城市，一路看、拍、感受，一路寻找我对老城的印象。拍片3000多张，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再现了我少年时路过这些城的印象。大多数都变成了对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的记录。 我说的场景是我在别处也可能你在别处绝对见不到的。我只希望我是一名目击者，出一本类似我一直想推出的书:《咔嚓！合众社报道世界》（FLSH！COVER THE WORLD）。 后来回到北京，照片冲出来了。天天看着照片，或者说，天天面对着照片上的情景，照片上的人，照片上的江，寝食不安起来。 后来，我想我得说点什么了。 后来，觉得缺了点什么，又去了一趟三峡，重点去了巴东，我阔别了二十年的老家。 一前一后，共拍了6000多张底片。这些底片，连同零星的文字，我想，也许能够说明一些东西。 平生我一直想做两件事：一是像卡帕或布列松那样为历史记录下一些东西；二是讲故事，动听而又完整，却不失其真实。这两点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不能够。讲故事我口吃，作记者我又不在场。所以，我只能用残缺不全的图片、残缺不全的文字连同残缺不全的记忆构成一幅残缺不全的三峡。 残缺不全的三峡已经存在于很多人的心里。 关于我 一个人的江，一个人的城。 祖籍湖北巴东，生于重庆井口，7岁时随父母移居长寿县的黄桷岩，一个离县城很远，到现在还只有土路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的农村小学读了四年书，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读了两年，然后又从很偏僻的离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转到县城读高中。那时候唯一的爱好是看小说，钓鱼。我记得每个周末都出去，一般要走4个小时的路，到一个叫文兴水库的地方。 我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自小孤僻，常一个人到长江的支流龙溪河边，望着江水发呆。后来读长寿第二中学，仍禁闭心灵，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只不过仍得要受着父亲的高压和同学的欺侮。那时候总感觉有很多委屈需要倾诉，长寿新桥下的江边就是很好的地方。当船过掀起浪头，我也把我的心宣泄出来。我时常想象着自己就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或杰克·伦敦笔下的流浪者和他漂泊的独木舟，有时候又幻想着自己是聂鲁达诗集里的流亡者：“经过漫漫黑夜，尝遍各种生活/从泪滴到纸张，从一种服装到另一种服装/我在那些受压迫的日子里流亡/避开警察的追踪/在透明的夜，在寂寞的繁星下/我走过许多城市，森林，农庄，港口……从崎岖的道路和黑暗中，我一无所知地被带到了/那光亮的门口，那属于我的/小小的星形的标记/那豺狼还没有吞没的/在树林里的一小块面包皮。” 1986年的夏天，一个固执的青年在偏僻的小厂做了8年电工，并且在与父亲争执多年之后，背一个挎包，只身离开家乡，在湘潭3年，武汉1年，最后移居北京。现在屈指一算，也有17年了。 北京，无论她热情还是冷漠，我几乎都要将她认作家乡了。直到最近，直到水要淹没我曾经住过的城，我才猛然惊醒，才想，我该去看看了。 六月，我的城将永沉水底。而我滔滔的江，我的像恋人一样向我喋喋不休的江，将成为一汪平静的湖，不再向我耳语。 因为此，才有了这本书，和书中以一个人的眼光重新见到的城市。 关于家园 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人在路灯下找东西。一个过路的人问他，说你能肯定你的东西是在这个地方丢的吗。那个老人说，不能，但这里是我唯一能看得见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光。 由于这段故事，我开始学习哲学。 15年前读到诺瓦利斯（Novlis）的一句话，当时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有如电击： Die Philosophie ist eigentliche Heimwehtrieb überll zu Husen zu sein. （哲学原本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家园。） 这便是哲人所说的怀乡病（Nostlgie），怀乡意识。我们一生忙碌，不停地吸取知识的养料，只是为了“寻找家园”，为了“使自己处于家中”。在家中，有真理，有善、友谊和幸福。 但若不在家中呢？但若你到此地，见不到你的家呢？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家呢？ 水仍在流。这次，家真的不再有了。家在新城，在一个我们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地方。 巴东三日 我的记忆时断时续。 听父亲说,他小时从野三关走到县城考学校,未考上便在半路上被抓丁抓走了。加入国民党，又加入共产党，这期间的过程他从未说起过。我和弟弟私下猜测，说父亲要不是被俘，就是投诚，但被俘的可能性更大。 父亲为人粗放，但又极其谨慎，这种矛盾人格加上其富农成份使他一辈子平平安安，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级别：在部队时二颗星，副连级，转业到地方的二十几年一直是一个车间主任，科级。 我父亲好酒，喝完后就红着眼揍我们兄弟俩。我小时喝醪糟就醉，但18岁那年，我跟我父亲第一次回老家，查出我的家谱，我是世字辈，应叫严世平。此外还有一个重大收获，知道了我爷爷是开酒坊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喝酒成了我每天必备的功课。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并非我爷爷，而是我自己单身汉的日子过得太久了的缘故。 一个三峡人和他的梦 本是巴人的城，峡区人的城，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人的城，一个空城。我环顾左右，里面鬼影幢幢，浑浊的江水正漫过它的头顶。25年前，我18岁，未知家世，也从未到过此地，只把自己当成路人，当成诗人笔下印度王子的出游，为了多领悟一点人生。没想到25年后的今天，我又行进在三峡的路上。这次不是寻访，不是探幽。当峡区大多数人正欢天喜地进入新居的时候，我还在路上。而我的心，我的存照，将成为这个城最后的守护，尽管它抵挡不住即将到达135米水位线的缓缓上升的江水。 我已计划好再去三峡。但下一次，我不是去看三峡，是去看一个新的水库，新的湖，时间定在九月。＆nbsp＆nbsp
我的私人阅览室／黄集伟
黄集伟，书评人，语词收藏人。有《纸上的后花园》、《孤岛访谈录》、《晚安，纸家具》、《请读我唇》、《冒犯之美》等作品行世。 我很少向人提及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阅览室。原因在于，我吃不准这件事儿究竟属于时髦还是落伍，伟大还是渺小。尽管听上去所谓“私人阅览室”一说与“私人健康顾问”、“私人贴身保镖”、“私人生活秘书”、“私人财务总监”、“私人服装设计师”之类的时髦提法非常相像，可我终于没把握。 我的私人阅览室可说数量繁多，但每次我只能使用一个。其外形、构造、功能等等，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华夏子孙：黄皮肤，黑头发，寻常普通。它的外表为长方形，颜色多半是那种老老实实的红。它的形体平，而且矮。搭上我本人矮矮胖胖的身材，十分般配。它的高度大约一米以上，两米之下。每次钻进，我都会胡乱地想：那个高高大大的爱因斯坦也多半有一间与我相似的阅览室吧？否则，他伟大的“相对论”灵感何处得来？ 我的私人阅览室总计有六扇窗户，它分别位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具体说，前后各一扇，大；左右各两扇，小。左右的那四扇窗户虽然狭小逼仄，但却配有玻璃升降装置。在里面读书看报的时候，我可以根据需要，将玻璃窗升起或降下。与那些知识分子们的读书习惯相反，读书看报时，我尤其惧怕孤独、寂寞。所以，就算是三九天，我也习惯将玻璃窗降下——那时，浪潮般的喧哗便会呼哗啦啦奔涌而至。它给我安慰，甚至鼓励。当我与喧哗、聒噪打成一片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和岁月在一起。 当然，很多时候，我不过是打着读书看报的旗号，在私人阅览室里打瞌睡——那种半梦半醒似睡非睡的瞌睡。可那同样十分惬意。太阳的光线或黛玉葬花般的凄风苦雨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影响着我对外界的感受，忽冷忽热，忽喜忽悲……从中，我便知道，我还存在。我乜斜着一双老眼，或死死紧闭着它。不过，即或如此，我依旧能从环境的温暖与潮湿中感受岁月一寸寸流逝，一缕缕隐没，一滴滴消耗……心中悲喜交加。 于是，每次开门钻进私人阅览室，我总是会被那种伤感的快乐、平和的悲悯紧紧俘获。私人阅览室窄小的那扇门就像我的一个外壳，进入其中，我便成为一只可冬眠可忙碌可高歌可长哭的寄居蟹。阅览室的门已年久失修，开启或关闭时，声音嘎吱嘎吱，像油漆斑驳的柴扉，像过气歌手无法掩藏的喘息……可我知道，那其实是岁月和我一起开始陷入疲惫的蛛丝马迹。也好听。悦耳如歌。 在私人阅览室中，我的阅读速度非常之快。一本三四十万字的读物不过两个早晨外加一个黄昏，我便足以草草读毕。以这样的速度计算，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我完全可以将四部国产中篇顺理成章地误读为一部首尾齐整逻辑严谨气韵相衔的先锋长篇；我也可以在十分钟内干掉晨报午报晚报财经版文体版绯闻版讣闻版娱乐版社会版；我可以把一个犯酸的长句解析为无数跳跃、急促、欢快的短句，娇小玲珑，妩媚多姿；也可以瞬间将八卦消息绯闻头条畅销红人过气盟主等幻化为我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们的前世来生，有说有笑…… 我向来不在我的私人阅览室里存放任何书籍报刊。我的阅读实在过于粗糙和草率，像极了我自己的一生。所以，每次进入阅览室，我随身携带的书包总是鼓鼓囊囊——其中装有小报若干、大报若干、畅销书若干、滞销书若干、高雅若干、低级若干、庸俗若干、垃圾若干、耸人听闻若干、悲苦绝望若干、仰天长笑若干、浅吟低唱若干……它大致也就是一个世界了。 我知道，如此粗糙、草率、不求真理、不求甚解的阅读与我所生活的火红年代极不相称。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并且，我觉得，我面对这个世界的那颗热忱之心卑微之心无助之心恰恰却因此昭然若揭。我向来承认，我不是被绑架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还承认，我是主动热情如飞蛾扑火般来投奔这个世界的……正因为如此，就更要承认，粗鄙的爱，毕竟是爱。在那一组组永无休止的铅字方阵中，我留下了自己永恒但浅薄的情感。 当然，也有例外。我承认，迄今为止，在私人阅览室中，我阅读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其实是我自己。有关这一点，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我通过成吨的八卦垃圾，读懂了自己的猥琐卑微，也通过连篇累牍的凶杀血案，读懂了自己的内心之腥；我通过那些罕见的旷世之爱，读懂了自己的寡情薄义，也通过那些比比皆是的平庸之恋，读懂了自己的诚恳、敦厚、窝囊以及虔诚……在我生命终止之前，这样的阅读将一直持续下去。它以无序为有序，以快速为悠长，以芜杂为清澈……究竟，我也说不清。 ……至此，我必(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