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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故事，为它渲染上重重幻影。甚至，连包豪斯亲历者们的说法都莫衷一是。从抽象意义上谈包豪斯，似乎有一个清晰的对象，然而细究其历史，立刻会陷入一场现代艺术的罗生门。包豪斯在魏玛、德绍、柏林的各个阶段，办学宗旨迥异其趣，绝非一以贯之；不同导师的见解也常常天差地别，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就在包豪斯最鼎盛兴旺的1927年，第二任校长汉纳斯·梅耶私下的看法却是这个学校“名声在外，远远超出了它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实际能力。” 因反对他而离职的教师们，却抗议说：“现在有一种危险的趋势，这就是，我们会变成自己曾经发起革命要反对的那种东西：一所职业培训学校。”格罗庇乌斯创造的艺术乌托邦、汉纳斯·梅耶统辖的共产主义堡垒、以及密斯·凡·德·罗治下的实用主义训练营，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包豪斯？也许，在包豪斯被当作一个品牌被消费的今天，历史的真实无关紧要，大众只需要一个权充作现代文明先知的影像，并给它加上一个称谓，以便安心追随。而设计师、教师、与艺术家们也需要这样一堵最后的墙壁，用来抵挡自己在无知中创造世界的恐惧。 与普罗大众的影像崇拜不同，专业人士在受艺术教育伊始，就必须触及包豪斯的皮肉，“包豪斯设计风格”往往会成为其现代设计启蒙的第一课。但事实上，所谓“包豪斯设计风格”，基本上也只具备传播学的意义，而与史实无涉，正如包豪斯资深导师施莱莫在1929年指出的那样：“包豪斯风格是一种‘现代装饰风格’，它拒斥任何过气的风格，而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保持最时新——这个风格到处都能看得到，但是，我在包豪斯却是没有见过它。”尽管格罗庇乌斯始终都在否认和反抗这一被外界强加的风格枷锁，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僵化的类型模式对多样性创造力的巨大危害，但大众传媒与理论家们还是一同携手，为包豪斯浇铸上了一层厚重的风格外壳，由此，也扼杀了包豪斯深处涌动的蓬勃创造力。 包豪斯对当代世界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提供了一个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的类型学范本。与别的现代艺术思潮和流派不同，包豪斯首先是一所学校，它直指艺术的传承方式这个极为重要的隐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艺术传承这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根子问题，才能构筑起一套完整并持续的艺术体系，给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致命的一击。包豪斯的意义，是在巴黎美术学院的“Beux-rt”体系之外，开辟了新的现代性道路，如果说别的艺术流派对于古典主义艺术来说是斩草的话，包豪斯则是除根。扼住了古典主义艺术的真正命门，包豪斯就此成为终结者兼开创者。其它现代艺术流派一时喧响过后，便断绝沉寂。而唯有包豪斯开枝散叶，将其艺术观与设计观流播到世界各地，终于在二战后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潮流。成功地解决了接班人问题，是包豪斯卓然超凌于其它现代艺术流派之上，成为现代艺术“正宗盟主”的根本原因。 在包豪斯的教学范本中，以其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最为完备，它通过一系列理性、严格的视觉训练程序，对学生进行“洗脑”，洗去他们入学之前主观、凌乱、随意的视觉习惯，重塑他们观看世界的崭新方式，即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这套方法影响巨大，1945年后几乎成为全世界现代艺术和设计教学的通用法宝，在被这种方法教育起来的一代又一代“艺术新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现代世界被塑造成如此这般的“理性”面貌。时至今日，中国绝大多数艺术类、建筑类院校，还将肇因于包豪斯的三大构成（平面、立体、色彩构成）当作基础课教学的不二法门。 然而，细究包豪斯基础课教学的理论依据，就会发现，它与真正的科学理性貌合神离，徒具形式理性而缺乏逻辑理性，是先验的而非实证的，既不能被证伪，也缺少统计学的证据。称其为“伪科学”有点儿过激，但其实质确实更接近宗教而不是科学。包豪斯的基础课教学体系，固然是在现代艺术教育的蛮荒地带的第一次成功实验，却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真理，而懒惰的后继者却将这种在萌芽期的个性实验固定、僵死下来，成为一种可供全世界学习、抄袭的范本，以及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殊不知这只是包豪斯的皮相之学，远非本旨之要。 事实上，包豪斯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把艺术从某个阶层、某些国家和民族、某种天才神话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并将它归还给每一个普通人。降低艺术的生产成本、提高艺术的生产效率，并使艺术全面而整体地介入现代生活，这是包豪斯对于现代世界的极大贡献。虽然，包豪斯是将感性的艺术用理性化“设计”所替代的始作俑者，并使世界从此沿着“设计中心论”与“设计全能观”的乏味轨道狂驶飞奔，但包豪斯群体在机器碾轧出的现代文明荒原上，以大见识、大气魄、大自信，发大愿力，营造全新世界的无比勇气，七十载之下仍令人感佩追慕，激荡心神。 1923年，格罗庇乌斯在其发表的《观念与建筑》一文中阐明了包豪斯对于时代精神的看法：“支配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已清晰可辨，尽管其形式仍暧昧不明。”在保守的复古主义、粗鲁的实用主义、与媚俗的消费主义的重重围困下，包豪斯智珠在握，颖脱而出，真正为时代精神赋形立法，树立起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对于时代精神敏锐的判断力、对于技术进步的巨大想象力和操作能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包豪斯剔去血肉皮影后的真正根骨，也是它留给我们历久弥新的伟大遗产。 今天，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像一只拼命前窜的猎犬，将我们引向新的蛮荒边缘，以往积淀的、包括包豪斯在内的所谓现代文明已经隐隐发出了臭气。是用隔宿的经验在新的生存旷野上殖民，还是变法图新，沿续包豪斯的精神之路，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nbsp＆nbsp
一个词语的无数种可能性／木木
有人说，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两个人，中间不出七个人的转折，就可以找到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 李天炳是一个做有关长征的当代艺术的朋友从当年的长征路线上找到的一个人。李天炳是闽西山村的一个老头，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生活方式和当代艺术能沾上边。当年日本鬼子到村里拍良民证用的照片，李天炳无来由地迷上了那个黑匣子，第二天，他瞒着家人，把家里的老牛拖到遥远的镇子上卖了，换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他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他在黑暗的牛棚里用烟囱透下的光柱自然曝光，不多不少八分之一秒，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翻山越岭，拍下了那片古老地界的婚嫁生死，风转物移。他不再是一个山村的农民，他以拍照为生，谋生，娱乐，生活的边界完全模糊，他的生活有了他自己说的自自在在，当他被当代艺术家们发现时，艺术家们说，他的行为方式完全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行为方式——他关注自由。 小Y是新人类，她从没离开大都市，致力于实践一切看似另类的生活方式，染红头发，在同性恋成为圈子里的时髦话题时爱上一个比她更新的女孩，写过火的文章，被归入美女作家，她每年都有一个短期工作史，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游荡和写作。一次她游荡到鼓浪屿，看着那片海说，这个地方适合写一个长篇，于是当天就在当地租了一个房子，租三个月，刚好够写一个长篇。她的笔记本电脑随身带，手机全球通，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空间。她关注一个生活的姿态——与老贵们不同，她是新贵。 长征路上的李天炳和新人类小Y相隔时空遥远，攀不上联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放弃生活轨道，获得无数种可能性，于是生活的外延无限扩大，融合，李天炳被艺术家们尊为一个难得的当代艺术的实践和保存者时惊得不知所措，而小Y，谁知道她明天会成为什么，只有丰富和不确定是确定的。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讨论的有关SOHO的话题，或者SOHO正是不确定和无限可能性的容器，而可能性的永不消失是生活魅力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容易被“永远”这个词打动，是因为“永远”以确定的语气宣告了某种可能性的消失。所以，句子里有一个“永”字，总是很容易击中我。比如，有一次我在书店翻闲书，翻到诗人芒克的句子：你，和那些远去的日子，永不再来。我盯着那个永字，脑子一瞬空白。还有一次，湾景拿新出的《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一书让作者签名，我笑湾景行为太年轻。湾景认真地说，不是要签名，是他本来想用在书里但后来没用的那句话太好了，就让他给写下来。我凑过去看，那句话是：书中大部分景色已永沉江底。那是一本摄影集，用图像记录了三峡风光，而那些被千年文人歌咏过的风光将因为一个宏大的工程而消失。我再次被突然击中，“永沉江底”打到我心里，说不出的心痛。 是确定和可能性的消失让人心痛。 同样我问那位做长征艺术的朋友，为什么选择长征？他笑着反问：有比长征更能永远可以自圆其说的概念吗？的确，长征最抽象也最具体，它的里面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它是物质的，很多产品以它为品牌命名，它是精神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怀，人的心理极限，生理极限，甚至茅台酒，喝了它四渡赤水，甚至美国总统上任，报纸要说“他开始了新的长征”，它是一个意蕴无限丰富的概念，成为中国最独特的资源——思想的、话语的、艺术的、物质的、情感的。 我想，所谓SOHO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一种生活姿态，不只是可以转化成产品的情感和创意，它像是一种生态，这种生态充满无限可能性，表现到一个人群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到一个建筑形态中，成为一个物化的定义它的拥有者的符号；表现到一个精神领域中，成为引领人接近和探求自由的口号。 而SOHO的含义本身，同样液态无形，充满可能，就像我们孜孜以求的自由，永远不能到达它的边界。＆nbsp＆nbsp
小豆面馆之江湖／木木、湾景
木木：最近我被拉去参加了一次网友聚会，那天去的人我都只是从网上知道一个ID，其他的一无所知。大家见面时颇像江湖各派的集会，互相叫着网名——因为真名多半互不知道，也没想着要问，突然之间每个人的身份都模糊掉，只剩一个ID被抽离出来，象是在另一个空间。我坐在那些ID中间，想到了一个词——江湖。 网络总给我一些江湖之感，潜存在日常生活之下，营造了另一个空间，ID们在这里生活，遵守日常生活之外的规则，恣情任性，每天有人在这里激|情迸发，寻求扬名网络，每天有人在这里平淡告别，说终于厌倦，像极了江湖。 湾景：好象是这样，我们平时所说的江湖其实更多是一个想象。人们对江湖的向往也就是渴望摆脱现实世界束缚、渴望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的一种内心冲动。人们通过对江湖的向往可以平衡或者释放因为现实中的僵化和刻板所造成的压抑。这可能也是金庸的小说往往选择朝代更迭、纲常松弛的年代作为江湖兴盛的时代背景的原因。 有趣的是，最近有社会学家称中国当代社会也存在江湖化（社会的西西里化）的倾向，呼吁引起注意。他指的这个江湖化其实是说在官方的、公开的宣传口径之外存在一个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木木：其实，从庄子说两条鱼与其在干涸有小河里“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湖”起，从《史记》中写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魏公子列传》起，江湖就不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而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超拔出日常琐碎之上的诗化的世界，它的含义无比丰满，涵含了人生的一切，生死，爱恨，功名，隐退，正义，邪恶，它比人生更广大，但在现实的纠缠里，我们遵循了另一套规则—比如长久影响着我们的入世儒道。曾经有一位伦敦大学的汉学家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我们有儒家的思想，儒道里的道德规范全然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人们心甘情愿遵守无数的规则，诗意的梦想安放给江湖。 湾景：的确，人们需要江湖是因为它超越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种种困境，比如江湖中的激|情和厌倦就是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需要反复面对的两个命题。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被处理成功成名就悄然隐退，这其实寄托了现代人的一种崇高理想。因为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真正的“退出江湖”是难以实现的。这时候，江湖不再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而成为一个人内心的写照，就象《东邪西毒》里欧阳锋说的，人就是江湖，无路可退的。 木木：所以啊，中国社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孔子给了人们一个君子的理想，江湖给了人们一个侠客的梦。侠客们生存于江湖，超越了古老的礼教和平凡的生活，侠骨柔情，慷慨赴死，这样的境界成为无数人的理想，从陶潜的“抚剑独行游”，到鲍照的“负剑远行游”，到北大的陈平原教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到张艺谋在拍完英雄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的“我最高的生活理想就是仗剑走天下”，好像没有哪个民族对江湖寄予这么多的诗意和情感。可能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君子和侠客之间挣扎徘徊吧。 湾景：君子存在于现实，需要受儒家各种道德规范和礼仪的约束，侠客存在于想象，可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君子和侠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精神中分裂的两个极端。就象所谓的BOBO族，白天在写字楼里是驯服的布尔乔亚，是君子；晚上在酒吧在网上摇身一变就成了狂野的波斯米亚，是侠客。 木木：我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辜鸿鸣说，中国人一直保有着孩子的纯真，过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心灵的生活”，或者正是这样的特质使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生死爱恨，剑胆琴心被无限诗化，成为成年人的童话。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是愿意做君子还是做侠客呢？ 湾景：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不同吧，如果有知己相伴，我更愿意做一个侠客，远离尘嚣，归隐天边；但是，我们大家现在过的都是君子的生活，遵守君子的社会标准。你呢？如果有人愿意和你一起居江湖之远，你愿意抛下所有和他一起实践你的侠客梦吗？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nbsp＆nbsp
书里的乾坤
关于读书的好处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大意如此的话：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辈子，就是〃这辈子〃；而读书的人可以活三辈子，除了〃这辈子〃之外，还有上辈子和下辈子。 其实读书不仅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历程延长，还可以让我们〃这辈子〃的生命质量提高，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可以是功利实用的、可以是理想崇高的、可以是快餐娱乐的，甚至可以是蝇营狗苟喜腥逐臭的，这都没有关系，只要阅读了，至少就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阅历，修正和补充我们从社会上获得的直接经验，〃这辈子〃至少就可以活得有些滋润，有些颜色，有些从容不迫。 读书也不应当是一种单向度的输入，而是一个将自己的现实体验与书本内容进行交流与分享的过程。书是社会的风向标，书里的小乾坤和外部世界的大乾坤永远是相互作用，互为写照的。个人经验和书本知识的交流与分享，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虚构与建构，都应当成为当前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最后，读书还应该是人生和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平衡和补充，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愈加丰富、科学愈加发达的年代，但依然会面临大量通过经济手段、技术手段乃至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困惑与苦恼。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化的时候，精神价值的平衡作用也同样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读书就是化解现实中枯涩与沉重的一剂良方。 套用一句大师的话，读书方可使人静观，静观方可使人明断，明断方可使人行动。＆nbsp＆nbsp
一条路／韩东
韩东， 1961年生，山东大学毕业。现居南京。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 2002年1月20日深夜，楚尘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有着深绿色的封皮，书名为五个白色的繁体字“重负与神恩”。我将这本书放进背包里，辞别了楚尘打车回家。一路上，我心里都充盈着一种踏实的感觉。回到家匆忙收拾了一下我就上了床，靠在床头我开始阅读此书，直到窗户发白。 这是一本港版的薇依的著作。薇依的书早在六七年前我就读到过，是那本《在期待之中》。那本书至今我已经读了不下七遍，在我的阅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本《重负与神恩》亦然，拿到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四遍。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楚尘所在的出版公司买下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的版权。我向楚尘要求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来我读过多遍，对书的内容比较熟悉，二来，无论如何我都想与该书或薇依发生一点关系。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非同寻常的，说它是我的“圣经”也不为过。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有价值有教益的书也不缺乏，但真正能改变人生或安慰心灵的书的确不多，适合于特殊个人需要的这类书那就更加罕见了。和它们的相遇，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薇依的著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是绝对的。在我看来，它不仅触及了真理，可以说就是真理本身。薇依也并非是一般的著书立说者，她的生平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凡罕见的人物。诗人艾略特称薇依为“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又说“（阅读薇依）赞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的相接触。”。但即使是睿智的艾略特也对薇依这样的人把握不定，所以才显得有些犹疑不定。他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也毫不忌言薇依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后者对他的意义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薇依的生平以及《重负与神恩》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已出版的薇依的著作《在期待之中》、《重负与神恩》、《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以及薇依的传记《信仰与重负》）。在这里，我抄录《重负与神恩》一些章节的小标题如下：“重负与神恩”、“超脱”、“我”、“爱”、“恶”、“暴力”、“不幸”、“偶然”、“宇宙的意义”、“美”、“劳动的奥秘”，由此便可大致了解该书所涉及和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于真理、绝对、信仰、人生的价值意义的书，这是一本关于生而为人的书。 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何止千万？但在所有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亘古不变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精神渴求，对真理或绝对的期待。这是人灵魂中的饿，灵魂深处的饿，我们又该去何处寻找那可供食用的永恒的精神食粮呢？在权力、金钱、声望以及所谓的个人实现、男女之爱主宰的价值世界里，一旦这些东西倒塌之后我们又将沦落何方呢？即使是在进行之中，我们的内心仍有巨大的空洞。掩饰、转移、寻找就近就便的替代物是我们惯用的伎俩。这些替代物在今天何其多也！国家、民族、科技、知识、经济生活、政治自由，甚至艺术和诗歌皆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些只有相对价值的事物在今天扮演着绝对之物的角色，吸纳着我们灵魂中的饿。但吃完之后我们还会再饿，吃完之后我们便加以厌弃，厌弃之后还要再吃。只有这吃的欲望，这灵魂深处的饿是经久不息、反复到来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两千年，他只看出两个字：吃人。我看中国历史也只看到两个字，就是荒芜。这“荒芜”是就其真理或绝对而言的，是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光照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荒芜。没错，中国出过孔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孔子说到底是“世间法”，其学说拒绝也无能力涉及绝对。老子则是绝对真理在中国思想史上惟一的表达、仅有的闪光，但在后继者的实践中演变为自我麻痹的道行与巫术，已和灵魂的饥饿无关。佛教东来，的确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光明。但一来它并非本土成就；二来，在与本土传统的结合和扎根中确有损失。即便如此，它仍是中国人在茫茫黑夜中寻求真理和绝对的惟一的灯盏。 时值今日，鲁迅成了文化英雄、民族的灵魂，换言之，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近代所能达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荒芜，觉得可悲，因为鲁迅的高度相对于绝对真理来说相去实在太远了。他踞于绝对真理的位置，却没有那样的光明，这不仅是文化界的误导，说是骗局也不为过。鲁迅不过是一尊新的中空的偶像。当然，这与鲁迅本人无关。只要降低一点，哪怕一点，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位置上鲁迅的价值才会变得令人信服。 但，饥饿的灵魂需要绝对，需要来自绝对的永恒的精神食粮。绝对真理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背景下都会有它具体的默示。我相信，在今天依然如此。它通过一些人的行为、一些言语，或者一本书，通过迥然不同的途径到达我们这里。人的气质有异，对真理的渴望程度不同，因此它何时到达？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或者是否到达？那就不一定了。但多一条道路总是好的。《重负与神恩》，或者说薇依，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虽然它对很多人也许不合适，虽然，翻开了这本书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但它存在着，就是好的，就像壮丽的星空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背景。＆nbsp＆nbsp
两个世界，互相遥望——《西行25度》／李敬泽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散文集及理论批评文集《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等。 2003年3月，潘石屹一行在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下，沿北纬40度，西行25度，从北京到新疆，横穿中国中西部，他们将记录“中西部人的真实表情，真实生活，以及让人敬畏的大自然”。然后，潘在《西行25度》中写道：“现在城里人，各行各业的人都说做事情难，做女人难，做企业家难，做成功的企业家在中国可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装出来的情绪。出来看一看西部的农民，他们才真是很苦，比那些天天叫嚷做这个事情难，做那个事情难的城里人，他们要难上几十倍、几百倍，但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对此，我基本上不同意，我觉得苦和难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受过“忆苦思甜”的训练，那就是用一种苦否定一切苦，殊不知被迫忆苦思甜也是一大苦。至于更苦更难的人们“生活得很愉快”，该结论更是轻率，当然，从照片上看，那些人大多喜气洋洋，用潘石屹的话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但对这种“高兴”我另有一种解释，就是“村儿里来新人了”，潘一行风一般来了，又风一般走了，乡亲们应酬一番，转过脸去还得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特殊种类的人，在苦和难中，他们恐怕愉快不起来。 那一路上，有无数双眼睛，纯洁的、热情的、温顺的、茫然的，枪炮般的照相机对准它们，猎取那些目光。翻阅《西行25度》时，我觉得那些眼睛遥望我们，遥望那个执掌照相机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他叫潘石屹，更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潘石屹这个名字几乎是 “成功”、“财富”、“时尚”、“品位”的符号，他们的目光与潘的目光相遇，潘怎么想我们知道了，但我们真的知道他们怎么想吗？ 正如潘石屹所说：“西部和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型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不仅是物质的差距，包括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差距。我在行走的车上常常有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叫《黑客帝国》电影中两个世界的切换。”——这种差距并非始于今日，在1903年或1933年，你从上海西行，也会同样尖锐地感受到差距，这不仅是速度的，也是方向的：一个世界高歌猛进地认同于纽约、巴黎；另一个世界则内向、阴郁地积压着风暴般的力量。贯穿现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隐秘关键就是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它们如何看待对方，它们如何相处？ 潘石屹在历史上的前辈对此并无意识，就像城堡中人意识不到城堡下的沙滩，这也许是现代史上关于幻觉、关于自欺、关于世事无常的最浩大的演绎。很多年后，当张爱玲带着那个摩登、华丽的世界归来时，她为粗糙的人们提供了丰盛的感官和复杂的语调，但是，她的最深处的微弱、尖细的声音最终还是被宿命般地遗漏：凭着天才的直觉，她意识到远方有某种事物正在运动，它使眼前的一切变得不真实、不确定。 对此时的潘石屹来说，中国的中西部肯定是比纽约或巴黎更远的远方，如果他去纽约或巴黎，大概在他周围没人追问为什么，但现在，他要出发西行，就有人问了：“要去开发大西北吗？”潘曰：“没有。”人又问：“卖房子去吗？”潘曰：“没有。”人再问：“你去访贫问苦吗？”还是“没有”，“那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潘说：“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就是想出去看一看”，这让我想到一个老旧的词：“世界观”——在世界上，观看。我们小时候，世界观问题是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但现在，我认为世界观的问题在于是否足够的宽；世上的悲剧和谬误大多源于当事人有一种狭窄而“正确”的世界观，人不能理解生活之繁杂，人性之深微，人类生活价值之分歧，不能理解历史和现实中暗自涌动的浩瀚可能性，人也就不能真实地认识自己。 在《西行25度》中，潘石屹以玄学爱好者的特有语调说道：“人前面的定语越少，限定他的东西就越少，就越能活出他的真实和本来面目。”“如果除了IT方面的知识就什么都不懂，或者只是一个商人，除了商业之外的事情别的都没有兴趣，这样你就有好多乐趣体会不到，让你的生命特别的小。”——这似乎是在谈生命、谈“业余文化生活”，但是，鉴于潘所指称的“你”实际上是一个强势的复数，是与“进步”、“发展”、“技术”、“资本”等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密切相关的群体，生命的“小”就不能在个人意义上称量，这种“小”必然是总体上的世界观的“小”，是他们高歌猛进的自信姿态中隐藏的致命的“轻”。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西行25度”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当人们在SOHO现代城里想象自己的世界时，还能隐约记起荒凉的村庄和残破的大地，他们也许能够超越他们“前面的定语”，以更真实、更复杂的尺度理解他们的身份和利益。 ——我对此并不乐观。一个社会群体获得一种宽阔的、足够精细的自我意识，以便与历史、与“吾土吾民”和谐相处，这必定是一个漫长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可能刚刚开始。仅仅三四年前，当我漫无目的地翻阅各种财经报道时，我忽然发现，意气风发的IT新贵们在表达和想象时最常调用的资源竟只是金庸和古龙，这就好比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大仲马想象世界、理解自我，当然法国人还没有这么浅薄和愚蠢。 如今，“潘总”西行，留下《西行25度》，这也许是一种世界观的一次任意的、试探性的拓展，他无疑看到了很多，当然，他没有看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比如他看到了“愉快”，他没有看到泪水……＆nbsp＆nbsp
所谓纯美的风景只是臆想？／李少君
李少君，《天涯》杂志主编，著有小说散文若干，出版《南部观察》、《岛》等书。 说句老实话，如果不是读了蒋子丹的《边城凤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我不会知道凤凰有如此沉重的历史。因为，对于我这么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来说，那里留给我的印象是诗意的，是古色古香的城墙，是青山绿水，是梦幻般的田园风光，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凤凰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纯美的风景。 对于凤凰的印象最初当然是沈从文先生给予的，在沈从文笔下，凤凰之美令人神往，那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沈先生是这样描述凤凰的：〃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落，拖成一片白幕到坡边。远处割过禾的空田坪，禾的根株作白色，如用一张纸画上无数点儿。一切景象全仿佛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画面，侵入我的印象中〃。在《边城》等小说中，凤凰那种原始的自然的美，那种纯朴而善良的风俗，即使也有冲突流血，也有悲伤痛苦，也都被美丽的风景化解了，只是短暂的。凤凰还是那么美的不可思议，令人陶醉而忧伤。 后来则是自己去了一次凤凰。似乎完全与自己的想象一样。凤凰由于地处偏僻，游人并不是太多。在我的感觉中，凤凰很安静，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永恒的美。晚上坐在沱江边看月亮，喝茶，让人觉得语言都是多余的。偶尔，能听到划桨的声音，破开那种静得化不开的意境。而且那次还遇见了许许多多的美景美物，令人回味怅然。总之，我们觉得确实没有白来，没有失望。 但总的来说，我们仍然只是匆匆过客。只是圆了一个小小的梦，因为这个梦还很美妙，所以心满意足地走了。根本未从关心过那些当地人的心境如何，没有想过去探询一下他们的过去与现实生活。可以这么说，游客从来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那些东西，或者说，总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但《边城凤凰》里揭示了一个远非如此简单透明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流血与搏杀几乎是日常生活。凤凰历史上以出土匪也出英雄好汉著称，其实土匪与英雄有时简直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凤凰人崇武、好斗的天性背后是残酷的历史，清末政府为镇压此地强悍的反抗，采取〃屯田养勇〃政策，全民皆兵，导致凤凰人只能以血肉之躯讨生活，是非常阴险奸猾的举措，而很多凤凰人却还不自知，还以此为荣，因此作者在书中感叹：〃对这种可悲可叹的命运，大多数凤凰人浑然不觉，相反还以狂热和张扬的姿态沉湎其中〃。 《边城凤凰》读得我心情沉重。以至我对所有关于旅游的书籍都产生了怀疑。我自己生活在一个旅游区，对本地人并不怎么读、也不太认同那些旅游介绍书籍早有所察觉。因为，那些书其实是专门写给游客看的，那些书揣摩游客的心理，编一些稀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与景点介绍来唬弄人，与本地、尤其是本地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虽然打着本地的招牌，它们其实很少反映本地真实的生活。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各自的角度不同，差异鲜明。比如，凤凰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凤凰，所以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我们完全不同。那些我们啧啧惊叹的风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寻常之物。就像很多来到海边的人大喊大叫之时，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却无动于衷，心里想的反而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甚至我们来这儿生活之前，也曾下决心说天天要去海边漫步，但如今早已麻木。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需要关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感受，那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人是难以了解的。我们各自关心的均不相同(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一个词语的无数种可能性／木木
有人说，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两个人，中间不出七个人的转折，就可以找到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 李天炳是一个做有关长征的当代艺术的朋友从当年的长征路线上找到的一个人。李天炳是闽西山村的一个老头，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生活方式和当代艺术能沾上边。当年日本鬼子到村里拍良民证用的照片，李天炳无来由地迷上了那个黑匣子，第二天，他瞒着家人，把家里的老牛拖到遥远的镇子上卖了，换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他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他在黑暗的牛棚里用烟囱透下的光柱自然曝光，不多不少八分之一秒，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翻山越岭，拍下了那片古老地界的婚嫁生死，风转物移。他不再是一个山村的农民，他以拍照为生，谋生，娱乐，生活的边界完全模糊，他的生活有了他自己说的自自在在，当他被当代艺术家们发现时，艺术家们说，他的行为方式完全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行为方式——他关注自由。 小Y是新人类，她从没离开大都市，致力于实践一切看似另类的生活方式，染红头发，在同性恋成为圈子里的时髦话题时爱上一个比她更新的女孩，写过火的文章，被归入美女作家，她每年都有一个短期工作史，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游荡和写作。一次她游荡到鼓浪屿，看着那片海说，这个地方适合写一个长篇，于是当天就在当地租了一个房子，租三个月，刚好够写一个长篇。她的笔记本电脑随身带，手机全球通，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空间。她关注一个生活的姿态——与老贵们不同，她是新贵。 长征路上的李天炳和新人类小Y相隔时空遥远，攀不上联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放弃生活轨道，获得无数种可能性，于是生活的外延无限扩大，融合，李天炳被艺术家们尊为一个难得的当代艺术的实践和保存者时惊得不知所措，而小Y，谁知道她明天会成为什么，只有丰富和不确定是确定的。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讨论的有关SOHO的话题，或者SOHO正是不确定和无限可能性的容器，而可能性的永不消失是生活魅力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容易被“永远”这个词打动，是因为“永远”以确定的语气宣告了某种可能性的消失。所以，句子里有一个“永”字，总是很容易击中我。比如，有一次我在书店翻闲书，翻到诗人芒克的句子：你，和那些远去的日子，永不再来。我盯着那个永字，脑子一瞬空白。还有一次，湾景拿新出的《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一书让作者签名，我笑湾景行为太年轻。湾景认真地说，不是要签名，是他本来想用在书里但后来没用的那句话太好了，就让他给写下来。我凑过去看，那句话是：书中大部分景色已永沉江底。那是一本摄影集，用图像记录了三峡风光，而那些被千年文人歌咏过的风光将因为一个宏大的工程而消失。我再次被突然击中，“永沉江底”打到我心里，说不出的心痛。 是确定和可能性的消失让人心痛。 同样我问那位做长征艺术的朋友，为什么选择长征？他笑着反问：有比长征更能永远可以自圆其说的概念吗？的确，长征最抽象也最具体，它的里面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它是物质的，很多产品以它为品牌命名，它是精神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怀，人的心理极限，生理极限，甚至茅台酒，喝了它四渡赤水，甚至美国总统上任，报纸要说“他开始了新的长征”，它是一个意蕴无限丰富的概念，成为中国最独特的资源——思想的、话语的、艺术的、物质的、情感的。 我想，所谓SOHO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一种生活姿态，不只是可以转化成产品的情感和创意，它像是一种生态，这种生态充满无限可能性，表现到一个人群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到一个建筑形态中，成为一个物化的定义它的拥有者的符号；表现到一个精神领域中，成为引领人接近和探求自由的口号。 而SOHO的含义本身，同样液态无形，充满可能，就像我们孜孜以求的自由，永远不能到达它的边界。＆nbsp＆nbsp
小豆面馆之江湖／木木、湾景
木木：最近我被拉去参加了一次网友聚会，那天去的人我都只是从网上知道一个ID，其他的一无所知。大家见面时颇像江湖各派的集会，互相叫着网名——因为真名多半互不知道，也没想着要问，突然之间每个人的身份都模糊掉，只剩一个ID被抽离出来，象是在另一个空间。我坐在那些ID中间，想到了一个词——江湖。 网络总给我一些江湖之感，潜存在日常生活之下，营造了另一个空间，ID们在这里生活，遵守日常生活之外的规则，恣情任性，每天有人在这里激|情迸发，寻求扬名网络，每天有人在这里平淡告别，说终于厌倦，像极了江湖。 湾景：好象是这样，我们平时所说的江湖其实更多是一个想象。人们对江湖的向往也就是渴望摆脱现实世界束缚、渴望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的一种内心冲动。人们通过对江湖的向往可以平衡或者释放因为现实中的僵化和刻板所造成的压抑。这可能也是金庸的小说往往选择朝代更迭、纲常松弛的年代作为江湖兴盛的时代背景的原因。 有趣的是，最近有社会学家称中国当代社会也存在江湖化（社会的西西里化）的倾向，呼吁引起注意。他指的这个江湖化其实是说在官方的、公开的宣传口径之外存在一个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木木：其实，从庄子说两条鱼与其在干涸有小河里“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湖”起，从《史记》中写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魏公子列传》起，江湖就不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而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超拔出日常琐碎之上的诗化的世界，它的含义无比丰满，涵含了人生的一切，生死，爱恨，功名，隐退，正义，邪恶，它比人生更广大，但在现实的纠缠里，我们遵循了另一套规则—比如长久影响着我们的入世儒道。曾经有一位伦敦大学的汉学家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我们有儒家的思想，儒道里的道德规范全然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人们心甘情愿遵守无数的规则，诗意的梦想安放给江湖。 湾景：的确，人们需要江湖是因为它超越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种种困境，比如江湖中的激|情和厌倦就是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需要反复面对的两个命题。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被处理成功成名就悄然隐退，这其实寄托了现代人的一种崇高理想。因为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真正的“退出江湖”是难以实现的。这时候，江湖不再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而成为一个人内心的写照，就象《东邪西毒》里欧阳锋说的，人就是江湖，无路可退的。 木木：所以啊，中国社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孔子给了人们一个君子的理想，江湖给了人们一个侠客的梦。侠客们生存于江湖，超越了古老的礼教和平凡的生活，侠骨柔情，慷慨赴死，这样的境界成为无数人的理想，从陶潜的“抚剑独行游”，到鲍照的“负剑远行游”，到北大的陈平原教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到张艺谋在拍完英雄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的“我最高的生活理想就是仗剑走天下”，好像没有哪个民族对江湖寄予这么多的诗意和情感。可能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君子和侠客之间挣扎徘徊吧。 湾景：君子存在于现实，需要受儒家各种道德规范和礼仪的约束，侠客存在于想象，可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君子和侠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精神中分裂的两个极端。就象所谓的BOBO族，白天在写字楼里是驯服的布尔乔亚，是君子；晚上在酒吧在网上摇身一变就成了狂野的波斯米亚，是侠客。 木木：我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辜鸿鸣说，中国人一直保有着孩子的纯真，过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心灵的生活”，或者正是这样的特质使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生死爱恨，剑胆琴心被无限诗化，成为成年人的童话。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是愿意做君子还是做侠客呢？ 湾景：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不同吧，如果有知己相伴，我更愿意做一个侠客，远离尘嚣，归隐天边；但是，我们大家现在过的都是君子的生活，遵守君子的社会标准。你呢？如果有人愿意和你一起居江湖之远，你愿意抛下所有和他一起实践你的侠客梦吗？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nbsp＆nbsp
书里的乾坤
关于读书的好处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大意如此的话：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辈子，就是〃这辈子〃；而读书的人可以活三辈子，除了〃这辈子〃之外，还有上辈子和下辈子。 其实读书不仅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历程延长，还可以让我们〃这辈子〃的生命质量提高，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可以是功利实用的、可以是理想崇高的、可以是快餐娱乐的，甚至可以是蝇营狗苟喜腥逐臭的，这都没有关系，只要阅读了，至少就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阅历，修正和补充我们从社会上获得的直接经验，〃这辈子〃至少就可以活得有些滋润，有些颜色，有些从容不迫。 读书也不应当是一种单向度的输入，而是一个将自己的现实体验与书本内容进行交流与分享的过程。书是社会的风向标，书里的小乾坤和外部世界的大乾坤永远是相互作用，互为写照的。个人经验和书本知识的交流与分享，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虚构与建构，都应当成为当前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最后，读书还应该是人生和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平衡和补充，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愈加丰富、科学愈加发达的年代，但依然会面临大量通过经济手段、技术手段乃至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困惑与苦恼。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化的时候，精神价值的平衡作用也同样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读书就是化解现实中枯涩与沉重的一剂良方。 套用一句大师的话，读书方可使人静观，静观方可使人明断，明断方可使人行动。＆nbsp＆nbsp
一条路／韩东
韩东， 1961年生，山东大学毕业。现居南京。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 2002年1月20日深夜，楚尘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有着深绿色的封皮，书名为五个白色的繁体字“重负与神恩”。我将这本书放进背包里，辞别了楚尘打车回家。一路上，我心里都充盈着一种踏实的感觉。回到家匆忙收拾了一下我就上了床，靠在床头我开始阅读此书，直到窗户发白。 这是一本港版的薇依的著作。薇依的书早在六七年前我就读到过，是那本《在期待之中》。那本书至今我已经读了不下七遍，在我的阅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本《重负与神恩》亦然，拿到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四遍。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楚尘所在的出版公司买下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的版权。我向楚尘要求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来我读过多遍，对书的内容比较熟悉，二来，无论如何我都想与该书或薇依发生一点关系。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非同寻常的，说它是我的“圣经”也不为过。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有价值有教益的书也不缺乏，但真正能改变人生或安慰心灵的书的确不多，适合于特殊个人需要的这类书那就更加罕见了。和它们的相遇，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薇依的著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是绝对的。在我看来，它不仅触及了真理，可以说就是真理本身。薇依也并非是一般的著书立说者，她的生平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凡罕见的人物。诗人艾略特称薇依为“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又说“（阅读薇依）赞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的相接触。”。但即使是睿智的艾略特也对薇依这样的人把握不定，所以才显得有些犹疑不定。他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也毫不忌言薇依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后者对他的意义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薇依的生平以及《重负与神恩》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已出版的薇依的著作《在期待之中》、《重负与神恩》、《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以及薇依的传记《信仰与重负》）。在这里，我抄录《重负与神恩》一些章节的小标题如下：“重负与神恩”、“超脱”、“我”、“爱”、“恶”、“暴力”、“不幸”、“偶然”、“宇宙的意义”、“美”、“劳动的奥秘”，由此便可大致了解该书所涉及和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于真理、绝对、信仰、人生的价值意义的书，这是一本关于生而为人的书。 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何止千万？但在所有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亘古不变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精神渴求，对真理或绝对的期待。这是人灵魂中的饿，灵魂深处的饿，我们又该去何处寻找那可供食用的永恒的精神食粮呢？在权力、金钱、声望以及所谓的个人实现、男女之爱主宰的价值世界里，一旦这些东西倒塌之后我们又将沦落何方呢？即使是在进行之中，我们的内心仍有巨大的空洞。掩饰、转移、寻找就近就便的替代物是我们惯用的伎俩。这些替代物在今天何其多也！国家、民族、科技、知识、经济生活、政治自由，甚至艺术和诗歌皆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些只有相对价值的事物在今天扮演着绝对之物的角色，吸纳着我们灵魂中的饿。但吃完之后我们还会再饿，吃完之后我们便加以厌弃，厌弃之后还要再吃。只有这吃的欲望，这灵魂深处的饿是经久不息、反复到来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两千年，他只看出两个字：吃人。我看中国历史也只看到两个字，就是荒芜。这“荒芜”是就其真理或绝对而言的，是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光照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荒芜。没错，中国出过孔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孔子说到底是“世间法”，其学说拒绝也无能力涉及绝对。老子则是绝对真理在中国思想史上惟一的表达、仅有的闪光，但在后继者的实践中演变为自我麻痹的道行与巫术，已和灵魂的饥饿无关。佛教东来，的确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光明。但一来它并非本土成就；二来，在与本土传统的结合和扎根中确有损失。即便如此，它仍是中国人在茫茫黑夜中寻求真理和绝对的惟一的灯盏。 时值今日，鲁迅成了文化英雄、民族的灵魂，换言之，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近代所能达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荒芜，觉得可悲，因为鲁迅的高度相对于绝对真理来说相去实在太远了。他踞于绝对真理的位置，却没有那样的光明，这不仅是文化界的误导，说是骗局也不为过。鲁迅不过是一尊新的中空的偶像。当然，这与鲁迅本人无关。只要降低一点，哪怕一点，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位置上鲁迅的价值才会变得令人信服。 但，饥饿的灵魂需要绝对，需要来自绝对的永恒的精神食粮。绝对真理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背景下都会有它具体的默示。我相信，在今天依然如此。它通过一些人的行为、一些言语，或者一本书，通过迥然不同的途径到达我们这里。人的气质有异，对真理的渴望程度不同，因此它何时到达？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或者是否到达？那就不一定了。但多一条道路总是好的。《重负与神恩》，或者说薇依，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虽然它对很多人也许不合适，虽然，翻开了这本书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但它存在着，就是好的，就像壮丽的星空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背景。＆nbsp＆nbsp
两个世界，互相遥望——《西行25度》／李敬泽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散文集及理论批评文集《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等。 2003年3月，潘石屹一行在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下，沿北纬40度，西行25度，从北京到新疆，横穿中国中西部，他们将记录“中西部人的真实表情，真实生活，以及让人敬畏的大自然”。然后，潘在《西行25度》中写道：“现在城里人，各行各业的人都说做事情难，做女人难，做企业家难，做成功的企业家在中国可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装出来的情绪。出来看一看西部的农民，他们才真是很苦，比那些天天叫嚷做这个事情难，做那个事情难的城里人，他们要难上几十倍、几百倍，但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对此，我基本上不同意，我觉得苦和难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受过“忆苦思甜”的训练，那就是用一种苦否定一切苦，殊不知被迫忆苦思甜也是一大苦。至于更苦更难的人们“生活得很愉快”，该结论更是轻率，当然，从照片上看，那些人大多喜气洋洋，用潘石屹的话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但对这种“高兴”我另有一种解释，就是“村儿里来新人了”，潘一行风一般来了，又风一般走了，乡亲们应酬一番，转过脸去还得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特殊种类的人，在苦和难中，他们恐怕愉快不起来。 那一路上，有无数双眼睛，纯洁的、热情的、温顺的、茫然的，枪炮般的照相机对准它们，猎取那些目光。翻阅《西行25度》时，我觉得那些眼睛遥望我们，遥望那个执掌照相机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他叫潘石屹，更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潘石屹这个名字几乎是 “成功”、“财富”、“时尚”、“品位”的符号，他们的目光与潘的目光相遇，潘怎么想我们知道了，但我们真的知道他们怎么想吗？ 正如潘石屹所说：“西部和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型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不仅是物质的差距，包括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差距。我在行走的车上常常有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叫《黑客帝国》电影中两个世界的切换。”——这种差距并非始于今日，在1903年或1933年，你从上海西行，也会同样尖锐地感受到差距，这不仅是速度的，也是方向的：一个世界高歌猛进地认同于纽约、巴黎；另一个世界则内向、阴郁地积压着风暴般的力量。贯穿现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隐秘关键就是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它们如何看待对方，它们如何相处？ 潘石屹在历史上的前辈对此并无意识，就像城堡中人意识不到城堡下的沙滩，这也许是现代史上关于幻觉、关于自欺、关于世事无常的最浩大的演绎。很多年后，当张爱玲带着那个摩登、华丽的世界归来时，她为粗糙的人们提供了丰盛的感官和复杂的语调，但是，她的最深处的微弱、尖细的声音最终还是被宿命般地遗漏：凭着天才的直觉，她意识到远方有某种事物正在运动，它使眼前的一切变得不真实、不确定。 对此时的潘石屹来说，中国的中西部肯定是比纽约或巴黎更远的远方，如果他去纽约或巴黎，大概在他周围没人追问为什么，但现在，他要出发西行，就有人问了：“要去开发大西北吗？”潘曰：“没有。”人又问：“卖房子去吗？”潘曰：“没有。”人再问：“你去访贫问苦吗？”还是“没有”，“那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潘说：“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就是想出去看一看”，这让我想到一个老旧的词：“世界观”——在世界上，观看。我们小时候，世界观问题是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但现在，我认为世界观的问题在于是否足够的宽；世上的悲剧和谬误大多源于当事人有一种狭窄而“正确”的世界观，人不能理解生活之繁杂，人性之深微，人类生活价值之分歧，不能理解历史和现实中暗自涌动的浩瀚可能性，人也就不能真实地认识自己。 在《西行25度》中，潘石屹以玄学爱好者的特有语调说道：“人前面的定语越少，限定他的东西就越少，就越能活出他的真实和本来面目。”“如果除了IT方面的知识就什么都不懂，或者只是一个商人，除了商业之外的事情别的都没有兴趣，这样你就有好多乐趣体会不到，让你的生命特别的小。”——这似乎是在谈生命、谈“业余文化生活”，但是，鉴于潘所指称的“你”实际上是一个强势的复数，是与“进步”、“发展”、“技术”、“资本”等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密切相关的群体，生命的“小”就不能在个人意义上称量，这种“小”必然是总体上的世界观的“小”，是他们高歌猛进的自信姿态中隐藏的致命的“轻”。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西行25度”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当人们在SOHO现代城里想象自己的世界时，还能隐约记起荒凉的村庄和残破的大地，他们也许能够超越他们“前面的定语”，以更真实、更复杂的尺度理解他们的身份和利益。 ——我对此并不乐观。一个社会群体获得一种宽阔的、足够精细的自我意识，以便与历史、与“吾土吾民”和谐相处，这必定是一个漫长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可能刚刚开始。仅仅三四年前，当我漫无目的地翻阅各种财经报道时，我忽然发现，意气风发的IT新贵们在表达和想象时最常调用的资源竟只是金庸和古龙，这就好比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大仲马想象世界、理解自我，当然法国人还没有这么浅薄和愚蠢。 如今，“潘总”西行，留下《西行25度》，这也许是一种世界观的一次任意的、试探性的拓展，他无疑看到了很多，当然，他没有看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比如他看到了“愉快”，他没有看到泪水……＆nbsp＆nbsp
所谓纯美的风景只是臆想？／李少君
李少君，《天涯》杂志主编，著有小说散文若干，出版《南部观察》、《岛》等书。 说句老实话，如果不是读了蒋子丹的《边城凤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我不会知道凤凰有如此沉重的历史。因为，对于我这么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来说，那里留给我的印象是诗意的，是古色古香的城墙，是青山绿水，是梦幻般的田园风光，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凤凰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纯美的风景。 对于凤凰的印象最初当然是沈从文先生给予的，在沈从文笔下，凤凰之美令人神往，那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沈先生是这样描述凤凰的：〃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落，拖成一片白幕到坡边。远处割过禾的空田坪，禾的根株作白色，如用一张纸画上无数点儿。一切景象全仿佛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画面，侵入我的印象中〃。在《边城》等小说中，凤凰那种原始的自然的美，那种纯朴而善良的风俗，即使也有冲突流血，也有悲伤痛苦，也都被美丽的风景化解了，只是短暂的。凤凰还是那么美的不可思议，令人陶醉而忧伤。 后来则是自己去了一次凤凰。似乎完全与自己的想象一样。凤凰由于地处偏僻，游人并不是太多。在我的感觉中，凤凰很安静，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永恒的美。晚上坐在沱江边看月亮，喝茶，让人觉得语言都是多余的。偶尔，能听到划桨的声音，破开那种静得化不开的意境。而且那次还遇见了许许多多的美景美物，令人回味怅然。总之，我们觉得确实没有白来，没有失望。 但总的来说，我们仍然只是匆匆过客。只是圆了一个小小的梦，因为这个梦还很美妙，所以心满意足地走了。根本未从关心过那些当地人的心境如何，没有想过去探询一下他们的过去与现实生活。可以这么说，游客从来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那些东西，或者说，总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但《边城凤凰》里揭示了一个远非如此简单透明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流血与搏杀几乎是日常生活。凤凰历史上以出土匪也出英雄好汉著称，其实土匪与英雄有时简直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凤凰人崇武、好斗的天性背后是残酷的历史，清末政府为镇压此地强悍的反抗，采取〃屯田养勇〃政策，全民皆兵，导致凤凰人只能以血肉之躯讨生活，是非常阴险奸猾的举措，而很多凤凰人却还不自知，还以此为荣，因此作者在书中感叹：〃对这种可悲可叹的命运，大多数凤凰人浑然不觉，相反还以狂热和张扬的姿态沉湎其中〃。 《边城凤凰》读得我心情沉重。以至我对所有关于旅游的书籍都产生了怀疑。我自己生活在一个旅游区，对本地人并不怎么读、也不太认同那些旅游介绍书籍早有所察觉。因为，那些书其实是专门写给游客看的，那些书揣摩游客的心理，编一些稀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与景点介绍来唬弄人，与本地、尤其是本地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虽然打着本地的招牌，它们其实很少反映本地真实的生活。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各自的角度不同，差异鲜明。比如，凤凰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凤凰，所以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我们完全不同。那些我们啧啧惊叹的风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寻常之物。就像很多来到海边的人大喊大叫之时，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却无动于衷，心里想的反而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甚至我们来这儿生活之前，也曾下决心说天天要去海边漫步，但如今早已麻木。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需要关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感受，那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人是难以了解的。我们各自关心的均不相同(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