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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腿都是弯曲的，因为总要骑在马上--社会生活改变着房屋，而房屋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也一样，几百年来，从史书和文学作品或者老照片中可见，中国的百姓并没有住过太好的房屋，北京皇宫脚下那些民女的房屋，也不过是有檐角的小兽或暗红的窗棂而已。寺院和长城象征着权利。百姓的房子一般都用草和泥做建筑材料凑合而来。像《浮生六记》中沈少爷的房屋毕竟少见。从历史上可见，房屋是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风向标。 欧洲人至今也是非常讲究住房的。在当代的欧洲，他们古老的房屋也保存良好。伦敦街头拼接着繁华和老旧的古风--街边一排排的尖顶小屋以红色居多，每个酒吧门前挂有一篮一篮的缤纷花朵，红灯区商店门前的广告大得吓人。但它的街道显然已是老朽了。狭窄、局促、捉襟见肘，花里胡哨的二层公共汽车驶过时，迎面驶来的车必须得事先靠边停下，否则准会刮蹭。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伦敦像一幅不规则的儿童稚拙图画，纷乱、古老、着色过多、鲜艳得没有层次，不能够自圆其说。和压抑沉闷的灰色天空反衬起来，就像一个面孔古板的绅士过分热情，或者一个性情冷漠的人穿着时髦。而在德国的一些村镇，那些古老而充满情趣的房屋更像一所幼稚园。颜色鲜艳，造型奇异，使人流连忘返。 中国人对于房屋的觉醒是近年的事情。如果说，北京的天坛埋藏了玄妙数理与宗教表义，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透明的金字塔创造了流动空间的话；如果说，香港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体现了明快简捷的现代生活；还有太平山顶上的云霄阁代表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如果说，这些标志性建筑只是社会生活中的几朵有限的奇葩的话，那么，当前人们在日常的居住中，则更追求房屋的情趣、质量、人性化。这正是近年来房屋带给人们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我曾在北京秋日的一天，参观了〃长城脚下的公社〃。 那天一群客人一阵风似地卷过数不清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别有洞天--玻璃窗垂长及地的卧室，地板下流水的茶舍，铺满阳光的大阳台，仓库一样裸露着新鲜木茬的书房。几个穿格子西装的男人站在卫生间里轻一声重一声地说着脏话，以示赞美，一边对比着宜家家居的北欧风格和美国大HOUSE。其中一位以河南口音玩笑道，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那是一组超现实的建筑，无论是空间设计还是材料选用上，都被赋予最大自由和超前想象力。那些隐现于山林流水之间的房屋具有另类、前卫、超现实的力量。可见，中国人的居住观念正在颠覆原有的模式，最具标志意义的重要建筑陆续横空出世，同时也将开启一种挑战未来的全新生活方式，建立更新的想象空间。 最近有一个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被称为是中国第一部房地产行业的〃清明上河图〃。该片忠实地记录20年来中国人在居住方面的变迁，并试图通过这种变化来反映其对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文化、城市建筑和经营等各个层面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们对于房屋的意识正从蒙昧型和直觉型走向成熟。 房子永远是自己的一套衣服。其实这样说来，汽车可以说是另一套衣服，婚姻也是自己的一套衣服。所有规则的出台都是为了使人的心灵与身体有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的官方规则的出台，房子自由而规范地流动起来。人们购房自由有了保障。房子像衣服一样，归自己支配，不必将一套制服穿一辈子。房屋与自由相关，与生活质量相关。〃居住改变中国〃的主题深入人心。这是一个人性化表现。而同时，自愿婚检，户籍制度的松动、办理护照的自由度加大等，均是人性化的表现。这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变化、创新，也体现了推动这一变革的物质和文化力量。这是人性更加自由的表现。 如果有一辆带房屋的旅行的车子。我相信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身体和家具全部装进去。他们会带着愿意收藏的东西，在中国各个角落里翱翔，证明生命的质量和自由的力度。＆nbsp＆nbsp
爬楼，喘口气接着爬／王安
王安，经济评论家 好像阴转晴了，从今以后朗晴白日了？ 半夜，一汉子吹着口哨爬上楼，打开家门，坐在床上，“啪”，一只鞋甩在地板上，另一只鞋刚要砸下，忽想起楼下老者的交涉，遂轻轻放下这只鞋，然后带着一种好人做了好事的满足感睡去。 这楼下的老者可傻了：第二只鞋什么时候摔下来呀，您老下来吧，您老要是老不下来咱就老不敢去睡，求求您老了，我就是心脏病啊…… 这第一只鞋就是央行121号文件。据说，在全国万亿银行贷款里，房地产贷款就是6000亿元。又据国家审计署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计报告，抽查建行广州分行8家支行楼宇按揭贷款，发现了10亿元虚假按揭。 恰此时，“上海首富”周正毅事发。不能说周正毅案促使央行发了121号文件，但在千人指万人骂的中国房地产这条破船上，实在说不清哪一缕草就能把这条船砸翻，而也正是周正毅稻草砸下来的时候，央行的121号文件这只鞋也摔下来了，就算这两者真的没什么关系，别人也不信。 下文就下文吧，说自己是行政干预也好，违背市场规则也罢，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央行打自家的孩子，天皇老子也管不着。但偏不，这回央行的做派有点不一样。 央行121号文件发出后，几乎在最快的时间里，央行官员在不同的媒体上做解释，据说这 破天荒的。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的话就颇具有代表性：房贷新政不是要打压房地产行业，而是要避免这个产业的大起大落。 另外，央行的文件发出后，国务院、银监会并没有直接表态。这可以理解为政府部门之间不 同的看法或利益冲突，也可以理解为官员们互相配合，以后在执行《通知》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可以有政策调控的空间，黑脸红脸，进退应变。 只是苦了开发商。这第二只鞋什么时候砸下来呀？——不管是国务院还是银监会或者是央 行，谁砸下来都成，砸完了就死心了。 所有的动物，在临死之前，尖叫声都是最响亮的，开发商也不例外。 面对尖叫，经济学家易宪容不动声色，就像白衣天使，面对SRS病人的战栗，说：“考试表”。 易说：房地产业强烈反应，并不说明其利益受损之大小，而是表明房地产业能够利用所掌握的话语权向社会挑战。 这话说得够硬的。说挑战也可以，但其它一些词也许更适当，比如抗争，表白，游说，解释，探讨，嘀咕。中国社会日益多元，每一个政府部门或行业做出的决定，都是对他人的限制、阻碍、侵入、伤害或者易语“挑战”。北京警察说，只有划了停车线的地方可以停车，其它 地方格拖勿论。此举可以说是对交通秩序的维护，也可以说对开车者停车权利的无限挑战。 关键是，为什么房地产商就掌握了话语权，而121号文的制造者的话语权就弱得多？嗓门 就小得多？ 不能说央行的地位低微，也不能说央行官员没有好好学习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而是这个社会太世俗了，读书都嫌烦而改读图了，这让央行官员的正襟危坐如何深入人心？ 反观房地产诸位大佬，哪个不是身怀绝技？王石横上珠峰，潘石屹移猪入院，张宝全泳池捉憋，这哪是小燕子或康熙、袁世凯、喜来乐玩得来的？地产大佬们也许本意没想表演，没 想表演都达到表演的效果，这是什么境界？都说眼球经济，没点玩艺拿什么对付眼球？ 不能说是因为房地产大佬嗓门大，于是一条款款无形的纱绸便褱在了第二只鞋上，令其杀气顿灭，化形于无。 7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议题之一是研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会议认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国务院的这一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发展肯定是举国大道理。7月18日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说：抗击非典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前公众只被告知取得阶段性胜利、不能掉以轻心之类，直到写此文的9月7日，也没有官方正式决定性胜利的说法出现。 而且，即使要宣布SRS的死讯，也应是国务院总理或卫生部长出面，也应搞个仪式之类，而不应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一个电台采访中不经意地“泄露”吧。 姚景源谈话的大意是：非典只是打击了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而不是消费能力，如今抗击非典已经决定性的胜利，被压抑的消费能力会爆发性的释放，全年GPP达到7％是有可能的。 可是，正是因为对经济发展这个举国大道理的热望，使严谨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本不该他管辖的领域中，失言放了大话。 7月30日国务院会议之后，9月初《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也出台了。此《通知》六大方面二十条，以严谨、平衡、热情、积极，赢得房地产业一片掌声。 其实，这个《通知》的积极只是与央行121号文件相比较而言，细看《通知》本身，并没有特别偏爱房地产业以及各位大佬，比如，《通知》并没有要求央行收回121号文，也没有明确给房地产业泡沫论正名。极而言之，将来一旦出现全国性的资金链紧绷，房地产业不能指望国务院阻止银行决然收回贷款（像1993年的金融整顿），而银行同样可以在这个《通知》中找到根据。 再细分析，《通知》要求搞活二级市场，取消住房信贷不合理收费，按规定适当调剂增加土地供应量等等，按易宪容的习惯，这些都是国务院对其它利益集团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房地产大佬们对此早已深有体会，不必繁述。 最近的一个挑战，不是直接对房地产业，但从中也值得品味一番。 7月24日，某银行北京分行房地产金融业务部通知北京50余家律师事务所，参加其主办的培训考试，每人200元，并要移交抵押登记费。 业内人士都知道，做房地产贷款法律文件是块肥肉，能拿到这块肥肉的律师与银行都不是一般的亲密，本来，律师是中介，就像保险公估行，定损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也不是被保险人说了算，而是中介公估行拍板。至于房贷律师，一方面要审查借款人的资质和还贷能力，另一方面还要抠银行条款，别玩霸王条款。但实际上，律师早歪倒了，和银行亲密了，有奶便是娘了。 不知动了哪根筋，银行翻脸了，挑战律师的利益。律师也急了：我们受借款人的委托为其准备材料，提供法律服务，收取费用，而银行并不向律师支付费用，律师与银行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7月29日，北京市律协发文，要求所有律师抵制银行的挑战。 咱局外人看这事是乐坏了。按理说，一家商业银行地方分行的一个部门算不上多大的衙门吧，怎么开口闭口像党政部门一样就敢收钱就敢玩资格考试呢？您老人家总没有司法机关坨儿重言威吧，律师整日的堂上堂下跟人家斗嘴，什么时候听说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给律师培训考试统一思想呢？有警察（或法警）恨急了，当堂把律师抓了，但也恨不出培训考试这样的主意来呀。（金融业人士都有大学问），书读多了，忘了自己是谁。 银行界对律师如此出格，怎么就不会对房地产兄弟下手呢？有《通知》又怎么着？不就是个通知嘛。 早多少年，汽车业拼了命要在国家那里争个支柱产业的称号，计委官员就是不给，说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第一要温饱，云云。没有称号汽车业也发展起来了，去年汽车业的利润竟增加近70％，什么行业如此之牛！这不是支柱产业又是什么？但有了称号又怎么样，随便一个部门都能挑战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按规矩出牌。 近日北京市宣布，汽车尾气达不到某一标准，只发给黄|色标志，北京市中心的一些道路禁驶。 其实，北京市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大家都预料到的。因此几年前买车时，就咬牙多花点钱也要买辆进口车，一步到位，别换来换去。掏了钱了，上了各种税费十来种，上牌前还检测了一下，没问题，开车美去吧。忽然就美不成了，环保标准提高了，连商量都没有，一纸公告就判了死缓，前面说过的话都不算了，前面的检测都逗你玩了。 法律上有一个原则，不溯及既往，《婚姻法》实行前，娶了二房的，法律不会去找麻烦。按理说，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条例，总不应违背法律原则吧，但这样的事就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几年前，香港政府欲要提前结束香港电讯的垄断专营，政府撕毁合同了，于是要给经营公司以补偿。北京的车主们就没有公道可讲了，以后买车总是要提心吊胆的，不定哪天就变了。这不影响买车积极性吗？不损害汽车产业吗？——就影响了你能怎么着？兀自搓火吧。 回到眼下，这《通知》总体上是积极的，但要以为从此往后就天下太平了，就朗晴白日了，那就天真了。今天有劲今天使劲爬楼，明天风来了雨来了，躲一下，喘口气，接着爬。＆nbsp＆nbsp
家居梦的阶层分化／殷智贤
殷智贤，《时尚家居》主编 当中国人终于可以做关于家的梦，而且这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的时候，说明我们真正迎来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年代。 在这个年代到来之前，城里人的梦想是等着单位分房，而且梦想的起点总是几平米的平房，农村人的梦想是有一天能盖一间大瓦房。 梦的内容产生置换，而且置换的速度之快简直是令人瞠目，从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到现在，买房装修还成为市民生活中普遍的话题，而且房屋的品种和装饰的风格则是更深一层的内容。 人们敢于做这种种梦，而且梦得多姿多彩，梦得充满信心，原因不仅在于国家经济发展稳定而迅猛，人们的收入增多了，住宅私有合法化了，市场上提供的房屋品种及风格多样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种社会分配的格局中，阶层分化产生了，并且无法掩饰地浮出水面，并受到法律保护。 应该说，在一个靠权力等级划分人群的社会里，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主要是依据权力的大小。而在一个经济社会里，人们占有和获得分配的资源主要是依据人们的经济实力，于是阶层就此产生。 富裕阶层在地产市场上可以占据更多的平米数和更昂贵的建砖费所造就的住宅，中产阶层则有他们的住宅品质。这两者不会乱，尽管中产阶层中有渴望跻身“高尚社区”的，但也只能是住在“高尚社区”的小户型里，或在一个声名显赫的“高档社区”中，购置其相对较低档次的某一种住宅，例如，在板楼小区中，购买其中塔楼内的一套公寓。 由收入带来的阶层分化在居住品质上制造的差异是如此的逼真，以致有些人在这种逼真面前有些不堪承受。 所有试图抹煞掉这种阶层分化带来的居室空间中差异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即使住宅档次所彰显的差异可以在后来的居室装修中有所化解，但一旦落实到细节，尤其饰品，财富的差异程度再次清晰地暴露出来。 富裕阶层可能没有足够的品位，有的甚至缺乏必要的品位，但是他们的财富一定会经由某个出口流溢出来，比如金水龙头之类的。你在富裕阶层中经常可以看到物不有所值的昂贵用品，富裕阶层们大抵对这种“上当”不以为然，如果往心里去，也只是觉得自己被蒙骗，不能容忍。中产阶层无论多么有品位，多么知道搭配，多么见多识广，但他们的财富也真实地显露在家中，你可能会从中产阶层家中看到一两件昂贵的用品，但你会同时看到名师之作或名牌的替代品或仿造品，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但占有他们看得上的好东西对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讲实在是一个考量，于是关于家居的梦想可以做得华美，但梦想之后，中产阶层还是很清醒。 于是富裕阶层的不以为然和中产阶层的清醒对地产市场和家居市场的意义便呈现了出来。 如果是和钱有关的梦想，富裕阶层的梦想边界是广大的，中产阶层的则有鲜明的界限，这种界限难以逾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做中产阶层的梦就容易，或做富裕阶层的梦容易。 中产阶层在有边界的梦里附加的非关财富的内容并不好满足，一个有欲望却知道不易实现的阶层，他们关于生活的期待中所包含的体现尊严、品位、渴望获得尊重及认同等等都需要设法通过住宅体现。 而富裕阶层看起来可以通过购买住房实现上述种种愿望，但实际上，对于这种种愿望是否已经由这一次体现，富裕阶层们是不大确定的，一经发现市场上还提供了新的梦想的模本，他们便试图去占有，占有所有新的梦想也成了富裕阶层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中还包含有对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具体证据的各种可能尝试，在这种种关于占有和尝试的努力中，富裕阶层们便购买了一处又一处房子。 随着中产阶层们对住宅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和富裕阶层购买的房子越来越多，我们的住宅 市场背负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居住就再也不可能那么简洁了。＆nbsp＆nbsp
一场浪费／安妮宝贝
安妮宝贝自由作家，七十年代生。2000年起出版《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所有作品均持续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作品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已介入香港、台湾、日本、德国等地区。现居北京，从事摄影采访，媒体策划，专栏，小说写作。 SOHO的状态，一般是两种情况，从事创作或什么都不做。因为这两种状态都只是需要一个人呆着就可以。 长期没有固定工作，就可以称之为无业。无业是指不管你在填何种表格：出境入境卡，暂住证，病历卡，登记表，调查表，听课证，或者只是一张小小的YOG班训练月卡，所有的职业这一栏，都只能打个叉了事。 它意味着你不会有名片，没有称谓，也没有能够与其他人交换的社会资源。比如你偶尔参加派对聚会，有职业的人会熟络地互相派发名片及进行业务介绍，很快就建立联系。你不会获得这个机会。 通常你不会戴手表，衣着邋遢，脸色和手指苍白，口头表达能力退化，姿态松散。这是因为长期独自在家异化出来的人群。在一个城市里你总是不断搬家，没有办法在一个陌生地停留半年之上。生活内容也没有规律可言。 有时候跑到圆明园去看下雪后结冰的湖，在跳蚤市场出售自己的旧书，有时候就是整天整天睡觉，然后在深夜起床，开始走路，看碟，煮食物给自己吃。也许出去工作汇入人群是最好的麻醉，但多年的社会隔离状态，会使人的口头表达，群居能力，忍耐妥协能力等出现了障碍。比如你不会撒谎，也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愤怒。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在变成一个头脑简单，笨嘴拙舌，天真透明的儿童。 彻底的自由意味着你将被所有的人抛弃。没有同事，老板，父母，亲戚，同学，老友，旧爱，新欢等所有的人际脉络。甚至连自己也是个陌生人。 你大部分时间里会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入睡。一个人游泳，来来回回，极限是10趟左右。一个人跑步，在公寓附近的一个荒废公园里，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杨树。一个人去爬怀柔境内一座2000多米的高山，爬到山顶抽根烟，发会呆，然后再爬下来。一个人在一家常去的越南餐馆吃饭，打量来回行人。一个人在酒吧看乐队唱过时艳俗的国语流行老歌。 你不会明白为什么一直会如此寂寞。 如果你写作，你最常接触的人，是送水上门的男人，邮差，电梯阿姨，公寓保安， 24小时营业小超市的年轻女孩以及电脑里数位长期合作的编辑电邮。你会逐渐明白自己做的事情不属于主流社会的范围，对经济，政治，历史没有丝毫推动力。与精神相关的事情，不能导致休息那么就是折磨。所以很多人只在闲暇时才做。而创作者却意味着，你的生活将与这深刻的空虚时刻相关。 它要你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时刻独立。要你忽略掉生活里大部分繁盛而愉悦的细节，要你观察人群又与他们保持距离，要你长期面对自己的内心，即使面对着的内省和想像，犹如黑暗漫长的隧道，看不到尽头。 它使人时常处于不自知又极其清醒的危险边缘。它使生命浪费的程度加剧。使时间变得寂静漫长没有边际。 如果可以有机会改变，你很想做啤酒推销员，咖啡店伺应，电影院领位员，书店收银员……等一切细微热闹的工作。写作的生涯极其寂寞，并且具备极其强大的强制力。创作者坚持对生命与时间意义的探索测量，但不意味着它是达到幸福的正确途径。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面对自己的内心阴影。你也做不到。你会想，天哪，就让我在该死的人群里遗忘掉一切，而不是像头牛一样反刍着时间和记忆。 但是你又开始写下一本书。 你去书店的时候，身边有人叫着你的名字，寻找你的书。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但一本陌生人的书使他们沉浸到了另一段时间里面，看到另一种生命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写作使时间得以蔓延和扩展。这是意义所在。 你与别人的对话已经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星期之内都不与别人对话。也许每一个创作者都是这样。他们隐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公寓里，穿着睡衣光着脚就可以开始在笔记本电脑面前工作。桌子上有咖啡和烟缸，大堆凌乱书籍以及他所喜欢的植物。有时候他会因为工作而遗忘了时间，任窗外的天空转换了颜色，厨房里的食物逐渐冷却。 他只能一个人呆着工作。这是他工作的性质。他不能一边开派对一边写作。没有一个作家会在工作的时候面带笑容，处于亢奋。他只能陷入在深不可测量的寂静里面。 生活已经非常简化。简化到最本能的需求。食物基本上是牛奶，新鲜蔬菜水果以及日本面条。你会在凌晨一两点左右，去附近24小时营业的日本面小餐馆吃晚饭。顺便再去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买水果，咖啡粉，烟以及粗麦面包。 在深夜的时候才走出家门。看不到任何陌生多余的人。回到家里，继续工作，到早晨八点左右，洗个澡，然后上床睡觉。 你会花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来睡眠。你会一个人坐在街角咖啡店里发呆，观察着人群逾越过一个阳光明亮的下午。你会烹饪一条鱼，在鱼身上划出细细纹路，慢慢用手指抹擦着，渗进盐粒，葡萄酒和姜汁。你会熨平一条裙子上的褶皱，犹如在抹去时间的印记一样慎重。你会因为能够在卧室房间落地窗外看到树枝，能够看着它们入睡，就租下一套狭小吵闹的公寓。 除了工作，其他的时光你都在浪费。 有些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工作或者赚钱，在生命里挖掘着一个无底大洞，那么他的生活即使名利俱全，但甚至连浪费的起限都够不上，因为他所拥有的极其贫乏。而有些人，他甘心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来与生命做各种交换。 一生就是这样的长度，即使不用来做这些事，也只是做些其他的事。 生命是一场浪费。要看各人的浪费程度是否奢侈华美还是困苦潦倒。＆nbsp＆nbsp
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lt；b…
对话人：李成才（中央电视台《人在单位》总导演） 对话地点：梅地亚写字楼茶室 对话时间：2003年7月31日下午3：30 李成才，中央电视台《人在单位》总导演 SOHO小报：你能先谈谈当初拍摄《人在单位》的起因吗？ 李成才：起因可以说就是两本书，一本是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写的《中国人生活在单位社会里》，他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介绍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人对单位的依附。比如单位的功能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将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货币化，而是成了一个人精神寄托的场所，单位可以涵盖人的一生，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他的信仰、政治前途、事业成败，统统都和单位有关。单位的领导可能就是决定你终身命运的人，而这个领导又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另一本书是杨晓民写的《单位制度》，这本书解构了中国单位制度的由来和单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当时我们的选题方向是打算表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从单位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因为社会转型从国家角度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从个体角度看，就是一个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的过程。 SOHO小报：那你能谈谈中国单位的由来吗？单位在一个特定年代是不是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 李成才：这可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形态有关，那时的政府是从战时组织状态延续下来的，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国家一盘散沙，经济一穷二白”，军事化的单位制度，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有利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来解决“一盘散沙”的状况。以后五十年，中国单位就逐渐演变成一个覆盖了城市、农村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僵化机构，单位成了代表政府行使配置资源的机构。 SOHO小报：你拍摄《人在单位》已经有三年多了，这期间中国的单位是不是在逐步瓦解？个体的能量是不是正在迅速释放出来呢？ 李成才：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趋势，主要是因为过去通过单位笼罩在个体身上的那些功能已经逐渐在社会化，比如福利分房终止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人们摆脱对单位的依赖。但是单位的迅速消失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为什么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普遍都很急促浮躁？因为过去单位中对个体进行心灵抚慰、精神关怀的功能现在社会上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可以替代。过去单位领导可以关心到职工的每一处隐私，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使得人们对这些形成了精神依靠，从而单位也自然而然成了个体宣泄、倾诉的唯一场所。单位这部分功能消失后由谁来承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 SOHO小报：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实际上我们过去只关注单位对个体提供的硬件保障，如福利保障、事业发展等等，而软的一面象精神抚慰也很重要，这一功能甚至起到了社会减压器的作用。那么你觉得这部分转换的前景如何呢？ 李成才：是这样的，一方面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城市社区建设上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知道上海很多社区在为人们提供精神交往建设方面作得很好；另一方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交往方式也日益丰富，网络就是当前年轻人结识知己、抒发情感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年轻人在寻找合租房屋的室友，寻找一同旅游出玩的伙伴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而象分配宿舍、组织职工旅游过去都是单位的职能。但是这部分功能从单位到社会的转换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SOHO小报：你的意思是说随着原来单位的一些社会功能还原给社会后，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就会逐渐消失？ 李成才：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社会还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来释放个体的创造力。比如我们曾经搞过“硅谷”计划，但是在那里注册公司需要审查你的注册资金、办公场所，需要公章、财务等一系列具有单位特征的东西，而如果这套做法拿到美国硅谷，那些创业的学生公司可能一个都不能合法存在。所以体制很重要，单位体制很难鼓励个体的创造力。而一个个体在和一个社会制度发生碰撞的时候，个体的力量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所做的“人在单位”征文活动，1500多篇投稿中绝大部分是控诉单位制度的，而从这些控诉中你感到更多的是苦涩和无奈。 SOHO小报：我听说你下一步计划拍摄的一个大型记录片叫《在城市里奔跑》，在内容上是《人在单位》的续集吗？ 李成才：内容上是有衔接的，《人在单位》反映的是人们在体制内的生存状况，《在城市里奔跑》则想反映脱离了体制的一群人，我给出的定义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类群体。这类群体今后在社会中会越来越多，SOHO一族就是典型的这类人。这类人的最显著特征是自我把握命运，自我实现价值，不依托任何机构和组织。这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存方式的一次重要改变。我希望这部片子完成后，对现在有能力的年轻人可以起到一种借鉴作用。 SOHO小报：你在拍摄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人物之后有没有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反思过，单位虽然压制了个体的创造力，有它残酷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单位也具有温情的一面，可以给社会带来平和及稳定，是否也有正面的意义呢？ 李成才：你说的温情和稳定，其实是对以往一些懒惰和安于现状群体的保护和鼓励。我们说社会应当保护弱者，是指丧失劳动能力的一群人。而我们拍摄的《在城市中奔跑》，并不仅仅把镜头对准SOHO族和白领，也包括了小红马、高尔夫球童这样的所谓弱势群体，他们同样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群人。一些人怀念单位的温情和安全感是因为目前社会还没有承接这种温情的场所，但如果因为保留温情而限制个体能量的释放，对社会发展而言则付出的成本太高。在计划体制下，中国人都是单位人，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尊重个体，人应该高于任何组织和机构。＆nbsp＆nbsp
包豪斯的骨肉皮影／周榕
周榕，男，1968年生，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山西省朔州市市长助理，总规划师。目前在清华大学主讲研究生建筑评论课，并从事建筑与城市设计。曾于多家报刊发表建筑与城市评论文章。 1919年发生的事件中，有两件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一是北京的五四运动，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环境，另一是远在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的成立，它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的人工物质环境。今天，也许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承沐到五四运动的惠泽，但不夸张地说，却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敢夸口自己未曾受过包豪斯的影响。一个现代人，从其降生伊始所接触的每一件现代人工制品，都或多或少与包豪斯有关，从书籍影视、服装饰物，到家具器皿、城市建筑，一个人在今日世界仰观所察、俯瞰所见，天上地下，林林总总，举凡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物质景象，都无法逃离包豪斯的荫翳。从这个丰饶的当代物质世界的任意一点起身回溯，我们总可以抵达包豪斯的校门，并从那里眺望到工业化所垦掘出的凌乱荒原。在时代的那个剖面上，除了一条大道从背后纵贯而来，前方无阡无陌，方向未明，对于技术进步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的伟大图景，人们除了激动不安，还近乎一无所知。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庇乌斯也绝不曾料到，他向小城魏玛迈出的这一小步，将会带动整个人类世界纵身跃往何处。 如今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清楚。如今我们通过身边物质性的所见所触，无时无刻不结结实实地抠摸到“现代性”的含义。如今我们仿佛身在彼岸，而包豪斯成了逐渐远去的渡轮。对于周遭的现代风景，有人诅咒，有人漠然，有人迷恋。正如历来旅客对向导的评价一样，功与罪，梦或魇，包豪斯的影像在它关闭七十年后显得模糊而可疑。 七十年后还原包豪斯的真相殊非易事，今天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包豪斯，是一种泛现代设计风格的集合称谓，已经与真实的包豪斯相去甚远。这所只存活了短短十四年，在校学生不过二百，并且在乱世艰难中三易其址的德国设计学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生存在被过度贬抑与过度褒扬的双重危险之中，何况有太多的传(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爬楼，喘口气接着爬／王安
王安，经济评论家 好像阴转晴了，从今以后朗晴白日了？ 半夜，一汉子吹着口哨爬上楼，打开家门，坐在床上，“啪”，一只鞋甩在地板上，另一只鞋刚要砸下，忽想起楼下老者的交涉，遂轻轻放下这只鞋，然后带着一种好人做了好事的满足感睡去。 这楼下的老者可傻了：第二只鞋什么时候摔下来呀，您老下来吧，您老要是老不下来咱就老不敢去睡，求求您老了，我就是心脏病啊…… 这第一只鞋就是央行121号文件。据说，在全国万亿银行贷款里，房地产贷款就是6000亿元。又据国家审计署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计报告，抽查建行广州分行8家支行楼宇按揭贷款，发现了10亿元虚假按揭。 恰此时，“上海首富”周正毅事发。不能说周正毅案促使央行发了121号文件，但在千人指万人骂的中国房地产这条破船上，实在说不清哪一缕草就能把这条船砸翻，而也正是周正毅稻草砸下来的时候，央行的121号文件这只鞋也摔下来了，就算这两者真的没什么关系，别人也不信。 下文就下文吧，说自己是行政干预也好，违背市场规则也罢，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央行打自家的孩子，天皇老子也管不着。但偏不，这回央行的做派有点不一样。 央行121号文件发出后，几乎在最快的时间里，央行官员在不同的媒体上做解释，据说这 破天荒的。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的话就颇具有代表性：房贷新政不是要打压房地产行业，而是要避免这个产业的大起大落。 另外，央行的文件发出后，国务院、银监会并没有直接表态。这可以理解为政府部门之间不 同的看法或利益冲突，也可以理解为官员们互相配合，以后在执行《通知》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可以有政策调控的空间，黑脸红脸，进退应变。 只是苦了开发商。这第二只鞋什么时候砸下来呀？——不管是国务院还是银监会或者是央 行，谁砸下来都成，砸完了就死心了。 所有的动物，在临死之前，尖叫声都是最响亮的，开发商也不例外。 面对尖叫，经济学家易宪容不动声色，就像白衣天使，面对SRS病人的战栗，说：“考试表”。 易说：房地产业强烈反应，并不说明其利益受损之大小，而是表明房地产业能够利用所掌握的话语权向社会挑战。 这话说得够硬的。说挑战也可以，但其它一些词也许更适当，比如抗争，表白，游说，解释，探讨，嘀咕。中国社会日益多元，每一个政府部门或行业做出的决定，都是对他人的限制、阻碍、侵入、伤害或者易语“挑战”。北京警察说，只有划了停车线的地方可以停车，其它 地方格拖勿论。此举可以说是对交通秩序的维护，也可以说对开车者停车权利的无限挑战。 关键是，为什么房地产商就掌握了话语权，而121号文的制造者的话语权就弱得多？嗓门 就小得多？ 不能说央行的地位低微，也不能说央行官员没有好好学习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而是这个社会太世俗了，读书都嫌烦而改读图了，这让央行官员的正襟危坐如何深入人心？ 反观房地产诸位大佬，哪个不是身怀绝技？王石横上珠峰，潘石屹移猪入院，张宝全泳池捉憋，这哪是小燕子或康熙、袁世凯、喜来乐玩得来的？地产大佬们也许本意没想表演，没 想表演都达到表演的效果，这是什么境界？都说眼球经济，没点玩艺拿什么对付眼球？ 不能说是因为房地产大佬嗓门大，于是一条款款无形的纱绸便褱在了第二只鞋上，令其杀气顿灭，化形于无。 7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议题之一是研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会议认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国务院的这一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发展肯定是举国大道理。7月18日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说：抗击非典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前公众只被告知取得阶段性胜利、不能掉以轻心之类，直到写此文的9月7日，也没有官方正式决定性胜利的说法出现。 而且，即使要宣布SRS的死讯，也应是国务院总理或卫生部长出面，也应搞个仪式之类，而不应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一个电台采访中不经意地“泄露”吧。 姚景源谈话的大意是：非典只是打击了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而不是消费能力，如今抗击非典已经决定性的胜利，被压抑的消费能力会爆发性的释放，全年GPP达到7％是有可能的。 可是，正是因为对经济发展这个举国大道理的热望，使严谨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本不该他管辖的领域中，失言放了大话。 7月30日国务院会议之后，9月初《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也出台了。此《通知》六大方面二十条，以严谨、平衡、热情、积极，赢得房地产业一片掌声。 其实，这个《通知》的积极只是与央行121号文件相比较而言，细看《通知》本身，并没有特别偏爱房地产业以及各位大佬，比如，《通知》并没有要求央行收回121号文，也没有明确给房地产业泡沫论正名。极而言之，将来一旦出现全国性的资金链紧绷，房地产业不能指望国务院阻止银行决然收回贷款（像1993年的金融整顿），而银行同样可以在这个《通知》中找到根据。 再细分析，《通知》要求搞活二级市场，取消住房信贷不合理收费，按规定适当调剂增加土地供应量等等，按易宪容的习惯，这些都是国务院对其它利益集团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房地产大佬们对此早已深有体会，不必繁述。 最近的一个挑战，不是直接对房地产业，但从中也值得品味一番。 7月24日，某银行北京分行房地产金融业务部通知北京50余家律师事务所，参加其主办的培训考试，每人200元，并要移交抵押登记费。 业内人士都知道，做房地产贷款法律文件是块肥肉，能拿到这块肥肉的律师与银行都不是一般的亲密，本来，律师是中介，就像保险公估行，定损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也不是被保险人说了算，而是中介公估行拍板。至于房贷律师，一方面要审查借款人的资质和还贷能力，另一方面还要抠银行条款，别玩霸王条款。但实际上，律师早歪倒了，和银行亲密了，有奶便是娘了。 不知动了哪根筋，银行翻脸了，挑战律师的利益。律师也急了：我们受借款人的委托为其准备材料，提供法律服务，收取费用，而银行并不向律师支付费用，律师与银行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7月29日，北京市律协发文，要求所有律师抵制银行的挑战。 咱局外人看这事是乐坏了。按理说，一家商业银行地方分行的一个部门算不上多大的衙门吧，怎么开口闭口像党政部门一样就敢收钱就敢玩资格考试呢？您老人家总没有司法机关坨儿重言威吧，律师整日的堂上堂下跟人家斗嘴，什么时候听说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给律师培训考试统一思想呢？有警察（或法警）恨急了，当堂把律师抓了，但也恨不出培训考试这样的主意来呀。（金融业人士都有大学问），书读多了，忘了自己是谁。 银行界对律师如此出格，怎么就不会对房地产兄弟下手呢？有《通知》又怎么着？不就是个通知嘛。 早多少年，汽车业拼了命要在国家那里争个支柱产业的称号，计委官员就是不给，说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第一要温饱，云云。没有称号汽车业也发展起来了，去年汽车业的利润竟增加近70％，什么行业如此之牛！这不是支柱产业又是什么？但有了称号又怎么样，随便一个部门都能挑战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按规矩出牌。 近日北京市宣布，汽车尾气达不到某一标准，只发给黄|色标志，北京市中心的一些道路禁驶。 其实，北京市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大家都预料到的。因此几年前买车时，就咬牙多花点钱也要买辆进口车，一步到位，别换来换去。掏了钱了，上了各种税费十来种，上牌前还检测了一下，没问题，开车美去吧。忽然就美不成了，环保标准提高了，连商量都没有，一纸公告就判了死缓，前面说过的话都不算了，前面的检测都逗你玩了。 法律上有一个原则，不溯及既往，《婚姻法》实行前，娶了二房的，法律不会去找麻烦。按理说，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条例，总不应违背法律原则吧，但这样的事就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几年前，香港政府欲要提前结束香港电讯的垄断专营，政府撕毁合同了，于是要给经营公司以补偿。北京的车主们就没有公道可讲了，以后买车总是要提心吊胆的，不定哪天就变了。这不影响买车积极性吗？不损害汽车产业吗？——就影响了你能怎么着？兀自搓火吧。 回到眼下，这《通知》总体上是积极的，但要以为从此往后就天下太平了，就朗晴白日了，那就天真了。今天有劲今天使劲爬楼，明天风来了雨来了，躲一下，喘口气，接着爬。＆nbsp＆nbsp
家居梦的阶层分化／殷智贤
殷智贤，《时尚家居》主编 当中国人终于可以做关于家的梦，而且这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的时候，说明我们真正迎来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年代。 在这个年代到来之前，城里人的梦想是等着单位分房，而且梦想的起点总是几平米的平房，农村人的梦想是有一天能盖一间大瓦房。 梦的内容产生置换，而且置换的速度之快简直是令人瞠目，从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到现在，买房装修还成为市民生活中普遍的话题，而且房屋的品种和装饰的风格则是更深一层的内容。 人们敢于做这种种梦，而且梦得多姿多彩，梦得充满信心，原因不仅在于国家经济发展稳定而迅猛，人们的收入增多了，住宅私有合法化了，市场上提供的房屋品种及风格多样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种社会分配的格局中，阶层分化产生了，并且无法掩饰地浮出水面，并受到法律保护。 应该说，在一个靠权力等级划分人群的社会里，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主要是依据权力的大小。而在一个经济社会里，人们占有和获得分配的资源主要是依据人们的经济实力，于是阶层就此产生。 富裕阶层在地产市场上可以占据更多的平米数和更昂贵的建砖费所造就的住宅，中产阶层则有他们的住宅品质。这两者不会乱，尽管中产阶层中有渴望跻身“高尚社区”的，但也只能是住在“高尚社区”的小户型里，或在一个声名显赫的“高档社区”中，购置其相对较低档次的某一种住宅，例如，在板楼小区中，购买其中塔楼内的一套公寓。 由收入带来的阶层分化在居住品质上制造的差异是如此的逼真，以致有些人在这种逼真面前有些不堪承受。 所有试图抹煞掉这种阶层分化带来的居室空间中差异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即使住宅档次所彰显的差异可以在后来的居室装修中有所化解，但一旦落实到细节，尤其饰品，财富的差异程度再次清晰地暴露出来。 富裕阶层可能没有足够的品位，有的甚至缺乏必要的品位，但是他们的财富一定会经由某个出口流溢出来，比如金水龙头之类的。你在富裕阶层中经常可以看到物不有所值的昂贵用品，富裕阶层们大抵对这种“上当”不以为然，如果往心里去，也只是觉得自己被蒙骗，不能容忍。中产阶层无论多么有品位，多么知道搭配，多么见多识广，但他们的财富也真实地显露在家中，你可能会从中产阶层家中看到一两件昂贵的用品，但你会同时看到名师之作或名牌的替代品或仿造品，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但占有他们看得上的好东西对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讲实在是一个考量，于是关于家居的梦想可以做得华美，但梦想之后，中产阶层还是很清醒。 于是富裕阶层的不以为然和中产阶层的清醒对地产市场和家居市场的意义便呈现了出来。 如果是和钱有关的梦想，富裕阶层的梦想边界是广大的，中产阶层的则有鲜明的界限，这种界限难以逾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做中产阶层的梦就容易，或做富裕阶层的梦容易。 中产阶层在有边界的梦里附加的非关财富的内容并不好满足，一个有欲望却知道不易实现的阶层，他们关于生活的期待中所包含的体现尊严、品位、渴望获得尊重及认同等等都需要设法通过住宅体现。 而富裕阶层看起来可以通过购买住房实现上述种种愿望，但实际上，对于这种种愿望是否已经由这一次体现，富裕阶层们是不大确定的，一经发现市场上还提供了新的梦想的模本，他们便试图去占有，占有所有新的梦想也成了富裕阶层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中还包含有对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具体证据的各种可能尝试，在这种种关于占有和尝试的努力中，富裕阶层们便购买了一处又一处房子。 随着中产阶层们对住宅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和富裕阶层购买的房子越来越多，我们的住宅 市场背负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居住就再也不可能那么简洁了。＆nbsp＆nbsp
一场浪费／安妮宝贝
安妮宝贝自由作家，七十年代生。2000年起出版《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所有作品均持续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作品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已介入香港、台湾、日本、德国等地区。现居北京，从事摄影采访，媒体策划，专栏，小说写作。 SOHO的状态，一般是两种情况，从事创作或什么都不做。因为这两种状态都只是需要一个人呆着就可以。 长期没有固定工作，就可以称之为无业。无业是指不管你在填何种表格：出境入境卡，暂住证，病历卡，登记表，调查表，听课证，或者只是一张小小的YOG班训练月卡，所有的职业这一栏，都只能打个叉了事。 它意味着你不会有名片，没有称谓，也没有能够与其他人交换的社会资源。比如你偶尔参加派对聚会，有职业的人会熟络地互相派发名片及进行业务介绍，很快就建立联系。你不会获得这个机会。 通常你不会戴手表，衣着邋遢，脸色和手指苍白，口头表达能力退化，姿态松散。这是因为长期独自在家异化出来的人群。在一个城市里你总是不断搬家，没有办法在一个陌生地停留半年之上。生活内容也没有规律可言。 有时候跑到圆明园去看下雪后结冰的湖，在跳蚤市场出售自己的旧书，有时候就是整天整天睡觉，然后在深夜起床，开始走路，看碟，煮食物给自己吃。也许出去工作汇入人群是最好的麻醉，但多年的社会隔离状态，会使人的口头表达，群居能力，忍耐妥协能力等出现了障碍。比如你不会撒谎，也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愤怒。 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在变成一个头脑简单，笨嘴拙舌，天真透明的儿童。 彻底的自由意味着你将被所有的人抛弃。没有同事，老板，父母，亲戚，同学，老友，旧爱，新欢等所有的人际脉络。甚至连自己也是个陌生人。 你大部分时间里会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入睡。一个人游泳，来来回回，极限是10趟左右。一个人跑步，在公寓附近的一个荒废公园里，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杨树。一个人去爬怀柔境内一座2000多米的高山，爬到山顶抽根烟，发会呆，然后再爬下来。一个人在一家常去的越南餐馆吃饭，打量来回行人。一个人在酒吧看乐队唱过时艳俗的国语流行老歌。 你不会明白为什么一直会如此寂寞。 如果你写作，你最常接触的人，是送水上门的男人，邮差，电梯阿姨，公寓保安， 24小时营业小超市的年轻女孩以及电脑里数位长期合作的编辑电邮。你会逐渐明白自己做的事情不属于主流社会的范围，对经济，政治，历史没有丝毫推动力。与精神相关的事情，不能导致休息那么就是折磨。所以很多人只在闲暇时才做。而创作者却意味着，你的生活将与这深刻的空虚时刻相关。 它要你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时刻独立。要你忽略掉生活里大部分繁盛而愉悦的细节，要你观察人群又与他们保持距离，要你长期面对自己的内心，即使面对着的内省和想像，犹如黑暗漫长的隧道，看不到尽头。 它使人时常处于不自知又极其清醒的危险边缘。它使生命浪费的程度加剧。使时间变得寂静漫长没有边际。 如果可以有机会改变，你很想做啤酒推销员，咖啡店伺应，电影院领位员，书店收银员……等一切细微热闹的工作。写作的生涯极其寂寞，并且具备极其强大的强制力。创作者坚持对生命与时间意义的探索测量，但不意味着它是达到幸福的正确途径。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面对自己的内心阴影。你也做不到。你会想，天哪，就让我在该死的人群里遗忘掉一切，而不是像头牛一样反刍着时间和记忆。 但是你又开始写下一本书。 你去书店的时候，身边有人叫着你的名字，寻找你的书。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但一本陌生人的书使他们沉浸到了另一段时间里面，看到另一种生命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写作使时间得以蔓延和扩展。这是意义所在。 你与别人的对话已经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星期之内都不与别人对话。也许每一个创作者都是这样。他们隐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公寓里，穿着睡衣光着脚就可以开始在笔记本电脑面前工作。桌子上有咖啡和烟缸，大堆凌乱书籍以及他所喜欢的植物。有时候他会因为工作而遗忘了时间，任窗外的天空转换了颜色，厨房里的食物逐渐冷却。 他只能一个人呆着工作。这是他工作的性质。他不能一边开派对一边写作。没有一个作家会在工作的时候面带笑容，处于亢奋。他只能陷入在深不可测量的寂静里面。 生活已经非常简化。简化到最本能的需求。食物基本上是牛奶，新鲜蔬菜水果以及日本面条。你会在凌晨一两点左右，去附近24小时营业的日本面小餐馆吃晚饭。顺便再去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买水果，咖啡粉，烟以及粗麦面包。 在深夜的时候才走出家门。看不到任何陌生多余的人。回到家里，继续工作，到早晨八点左右，洗个澡，然后上床睡觉。 你会花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来睡眠。你会一个人坐在街角咖啡店里发呆，观察着人群逾越过一个阳光明亮的下午。你会烹饪一条鱼，在鱼身上划出细细纹路，慢慢用手指抹擦着，渗进盐粒，葡萄酒和姜汁。你会熨平一条裙子上的褶皱，犹如在抹去时间的印记一样慎重。你会因为能够在卧室房间落地窗外看到树枝，能够看着它们入睡，就租下一套狭小吵闹的公寓。 除了工作，其他的时光你都在浪费。 有些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工作或者赚钱，在生命里挖掘着一个无底大洞，那么他的生活即使名利俱全，但甚至连浪费的起限都够不上，因为他所拥有的极其贫乏。而有些人，他甘心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来与生命做各种交换。 一生就是这样的长度，即使不用来做这些事，也只是做些其他的事。 生命是一场浪费。要看各人的浪费程度是否奢侈华美还是困苦潦倒。＆nbsp＆nbsp
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lt；b…
对话人：李成才（中央电视台《人在单位》总导演） 对话地点：梅地亚写字楼茶室 对话时间：2003年7月31日下午3：30 李成才，中央电视台《人在单位》总导演 SOHO小报：你能先谈谈当初拍摄《人在单位》的起因吗？ 李成才：起因可以说就是两本书，一本是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写的《中国人生活在单位社会里》，他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介绍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人对单位的依附。比如单位的功能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将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货币化，而是成了一个人精神寄托的场所，单位可以涵盖人的一生，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他的信仰、政治前途、事业成败，统统都和单位有关。单位的领导可能就是决定你终身命运的人，而这个领导又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另一本书是杨晓民写的《单位制度》，这本书解构了中国单位制度的由来和单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当时我们的选题方向是打算表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我觉得从单位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因为社会转型从国家角度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从个体角度看，就是一个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的过程。 SOHO小报：那你能谈谈中国单位的由来吗？单位在一个特定年代是不是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 李成才：这可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形态有关，那时的政府是从战时组织状态延续下来的，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国家一盘散沙，经济一穷二白”，军事化的单位制度，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有利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来解决“一盘散沙”的状况。以后五十年，中国单位就逐渐演变成一个覆盖了城市、农村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僵化机构，单位成了代表政府行使配置资源的机构。 SOHO小报：你拍摄《人在单位》已经有三年多了，这期间中国的单位是不是在逐步瓦解？个体的能量是不是正在迅速释放出来呢？ 李成才：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趋势，主要是因为过去通过单位笼罩在个体身上的那些功能已经逐渐在社会化，比如福利分房终止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人们摆脱对单位的依赖。但是单位的迅速消失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为什么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普遍都很急促浮躁？因为过去单位中对个体进行心灵抚慰、精神关怀的功能现在社会上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可以替代。过去单位领导可以关心到职工的每一处隐私，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使得人们对这些形成了精神依靠，从而单位也自然而然成了个体宣泄、倾诉的唯一场所。单位这部分功能消失后由谁来承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 SOHO小报：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实际上我们过去只关注单位对个体提供的硬件保障，如福利保障、事业发展等等，而软的一面象精神抚慰也很重要，这一功能甚至起到了社会减压器的作用。那么你觉得这部分转换的前景如何呢？ 李成才：是这样的，一方面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城市社区建设上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知道上海很多社区在为人们提供精神交往建设方面作得很好；另一方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交往方式也日益丰富，网络就是当前年轻人结识知己、抒发情感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年轻人在寻找合租房屋的室友，寻找一同旅游出玩的伙伴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而象分配宿舍、组织职工旅游过去都是单位的职能。但是这部分功能从单位到社会的转换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SOHO小报：你的意思是说随着原来单位的一些社会功能还原给社会后，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就会逐渐消失？ 李成才：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社会还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来释放个体的创造力。比如我们曾经搞过“硅谷”计划，但是在那里注册公司需要审查你的注册资金、办公场所，需要公章、财务等一系列具有单位特征的东西，而如果这套做法拿到美国硅谷，那些创业的学生公司可能一个都不能合法存在。所以体制很重要，单位体制很难鼓励个体的创造力。而一个个体在和一个社会制度发生碰撞的时候，个体的力量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所做的“人在单位”征文活动，1500多篇投稿中绝大部分是控诉单位制度的，而从这些控诉中你感到更多的是苦涩和无奈。 SOHO小报：我听说你下一步计划拍摄的一个大型记录片叫《在城市里奔跑》，在内容上是《人在单位》的续集吗？ 李成才：内容上是有衔接的，《人在单位》反映的是人们在体制内的生存状况，《在城市里奔跑》则想反映脱离了体制的一群人，我给出的定义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类群体。这类群体今后在社会中会越来越多，SOHO一族就是典型的这类人。这类人的最显著特征是自我把握命运，自我实现价值，不依托任何机构和组织。这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存方式的一次重要改变。我希望这部片子完成后，对现在有能力的年轻人可以起到一种借鉴作用。 SOHO小报：你在拍摄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人物之后有没有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反思过，单位虽然压制了个体的创造力，有它残酷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单位也具有温情的一面，可以给社会带来平和及稳定，是否也有正面的意义呢？ 李成才：你说的温情和稳定，其实是对以往一些懒惰和安于现状群体的保护和鼓励。我们说社会应当保护弱者，是指丧失劳动能力的一群人。而我们拍摄的《在城市中奔跑》，并不仅仅把镜头对准SOHO族和白领，也包括了小红马、高尔夫球童这样的所谓弱势群体，他们同样是自我实现生存与保障的一群人。一些人怀念单位的温情和安全感是因为目前社会还没有承接这种温情的场所，但如果因为保留温情而限制个体能量的释放，对社会发展而言则付出的成本太高。在计划体制下，中国人都是单位人，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尊重个体，人应该高于任何组织和机构。＆nbsp＆nbsp
包豪斯的骨肉皮影／周榕
周榕，男，1968年生，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山西省朔州市市长助理，总规划师。目前在清华大学主讲研究生建筑评论课，并从事建筑与城市设计。曾于多家报刊发表建筑与城市评论文章。 1919年发生的事件中，有两件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一是北京的五四运动，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环境，另一是远在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的成立，它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的人工物质环境。今天，也许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承沐到五四运动的惠泽，但不夸张地说，却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敢夸口自己未曾受过包豪斯的影响。一个现代人，从其降生伊始所接触的每一件现代人工制品，都或多或少与包豪斯有关，从书籍影视、服装饰物，到家具器皿、城市建筑，一个人在今日世界仰观所察、俯瞰所见，天上地下，林林总总，举凡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物质景象，都无法逃离包豪斯的荫翳。从这个丰饶的当代物质世界的任意一点起身回溯，我们总可以抵达包豪斯的校门，并从那里眺望到工业化所垦掘出的凌乱荒原。在时代的那个剖面上，除了一条大道从背后纵贯而来，前方无阡无陌，方向未明，对于技术进步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的伟大图景，人们除了激动不安，还近乎一无所知。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庇乌斯也绝不曾料到，他向小城魏玛迈出的这一小步，将会带动整个人类世界纵身跃往何处。 如今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清楚。如今我们通过身边物质性的所见所触，无时无刻不结结实实地抠摸到“现代性”的含义。如今我们仿佛身在彼岸，而包豪斯成了逐渐远去的渡轮。对于周遭的现代风景，有人诅咒，有人漠然，有人迷恋。正如历来旅客对向导的评价一样，功与罪，梦或魇，包豪斯的影像在它关闭七十年后显得模糊而可疑。 七十年后还原包豪斯的真相殊非易事，今天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包豪斯，是一种泛现代设计风格的集合称谓，已经与真实的包豪斯相去甚远。这所只存活了短短十四年，在校学生不过二百，并且在乱世艰难中三易其址的德国设计学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生存在被过度贬抑与过度褒扬的双重危险之中，何况有太多的传(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