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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写着“中国精神”的风筝的时候，我们把那条风筝线拽在手中；一条线是微小的，但成千上万条线可以拧成缆绳！一只风筝是孤寂的，但成千上万只风筝就是漫天云霞！ 那时候，我们还惧怕阴云吗？！＆nbsp＆nbsp
小豆面馆之危机／木木、湾景
木木：告诉你一个关于我朋友的故事吧。她爱上了她的女友，她不能接受自己爱上同性，但也不能停止。那天晚上，她拉住我，在城东的一个酒吧，说个不停。我看着她，只能安慰她说这一切会过去的。最后她决定去一个基督徒朋友那里寻找安宁，那个虔诚的教徒一直试图说服她信仰上帝，说上帝会让她走出迷途。于是，那一晚，她一直在聆听一个教徒的布道，每一句话都让人肃然起敬。她听完教诲，走出教徒朋友的家，在夜晚的三环路边突然感到旷野无人，看不到上帝在哪里，她招手，打车，在夜深时分又去见她深爱着的女友。她对我说，上帝一定被我气死了。 一年过去，有一天我想起她，于是给她打电话，她说，我好了，上帝没帮我，它自己就好了。 湾景：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挺典型的面临危机和走出危机的故事。我觉得它典型是因为大多数危机看似外力引起，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的内心危机。 木木：这让我想起首老歌，叫做《世事不可强求》，它说“未来总是不可预测，也不完全可以控制”，这本该是常识性的智慧，可是科技文明的昌盛总使我们误以为我们无所不能，人们为是“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而争论不休，这真让人迷惘。危机突然降临时，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比如眼下这场看似渐行渐远的非典。 湾景：面对危机确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依仗科学和人类的力量，去提倡“抗击什么什么”和“战胜什么什么”；还有一种是承认科学和人类的局限，承认总有我们认识不到的边界，取而代之用宗教和信仰的手段使我们的内心强大起来。我发现这次非典危机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心理学家开始大谈心理和精神在抵御非典中的作用。 木木：是啊，最近我看到一位乐观的经济学家说，不要害怕危机，危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要学会在危机中生存；最近还有学人开始不断警告我们，要有所敬畏，他们说，科学不是无往不胜，对我们未知的一切，要心存敬畏。 湾景：我倒觉得危机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常态。人总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整天生活在危机中。但正因为不是常态，危机来临时，它恰恰会暴露出一个人最本质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平时有所敬畏，在危机猝然到来时反而可以平静从容，平时貌似无所畏惧的人往往更容易惊慌失措，因为他心里没有根基。这看似一个悖论，其实合乎逻辑。 木木：那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生活呢？很多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能阻止，去的时候我们不能挽留，危机一次次突如其来地出现，而我们在其间起起伏伏，有时我们奋力挣扎，但到最后还是要按照事情自己的轨迹，我们可以改变的终究有限。我们在一场场的危机里等待危机过去，有时雄心勃勃，有时感到无能为力。 小时候读书，书上说人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掌握自己，从那时起，我就有点敬畏命运，到现在，终于长至而立，很多事情却开始不太明白。 湾景：可能有三个层面吧，刚才说的，科学能解决的科学解决，科学解决不了的上帝解决，上帝解决不了的大自然会帮助我们解决，就像你说的，事情有自己的轨迹，你的那个朋友就是一个例子。 木木：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麦克斯韦在他的科学散文《分子》里写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世上万物如何从无到有，科学对这个问题是绝对无能为力的。我们已来到自身思考能力的极限，因为我们承认了万物不可能永远独立存在，所以我们一定是受造而生的。”受造之后我们该如何，他没有说。 湾景：你说的是那个研究电磁波理论的麦克斯韦吧，他诗也写得不错啊，我看过他写的一首《一个男电报员给一个女电报员的爱的信息》，其中一段是：“告诉我，当信息从我的心里沿着电线向你那里奔流，在你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你只要揿一下，我的烦恼立时化为乌有。”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nbsp＆nbsp
我的SOHO
如果今天谁还把SOHO简单地按字面理解成居家办公，那一定是个老土。在新浪网和《北京晨报》上联合发起的“人在SOHO”征文中，大多数投稿人把SOHO描述成一种“自自在在”的状态。也就是说，SOHO和非SOHO的分水岭首先是你有没有获得自由。 这里的自由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按字面理解成为拥有“自由的时间”，而是是否拥有“自由的心灵”，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级的自由，听着很玄。 今天社会发展呈现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催生SOHO的温床，一是体制内单位的不断瓦解，大量过去依附于政府的单位人逐渐转变成为自觉谋生的市场人；二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工作地点越来越流动，工作和生活、交际、学习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两个特征带来的后果，一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个体身份面对市场，其选择必然是五花八门的，并且更加符合自己个性的，更自由的；二是整个社会效率提高，去掉了组织和管理成本，不存在上班下班节假日的概念，时间的开发和利用被极大化，人们支配起时间来更加自由。当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能被全面掌握的，换句话说，人类的终极自由也是无法实现的，但SOHO也许是无限逼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一个雏形。＆nbsp＆nbsp
SOHO无处不在／洁尘
洁尘，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媒体供职十年，现为职业出版人，供职于四川文艺出版社。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散文随笔集《艳与寂》，美术随笔集《碎舞》，散文随笔集《私人版本》，电影随笔集《华丽转身》，长篇小说《酒红冰蓝》《中毒》电影随笔集《暗地妖娆》等。 先说一个病句：我从来没有过SOHO的打算，但念头经常有。我所说的打算和念头是两个意思，前者是一种准备，准备把念头降落到行动上去；后者只是空想，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比如不想起床上班的早上、工作不顺利的一瞬间、加班后饥肠辘辘浑身疲倦的夜晚，总有叫做〃SOHO〃的一个念头像一只鸟一样飞进脑子里，盘旋片刻，然后，飞走了。 我太知道自己，我是不能SOHO的。这些年来，我所有的文字都是下班后在晚上喝着浓茶写成的，这是一种工作的惯性，仿佛白天的职业是上半场，晚上的写作是下半场，好歹这才算把一场球踢完了。我其实是一个职业作家，和我的编辑职业共同构成我的社会身份，也就是，我是打两份工的人，哪一份都是正职，谁都不是谁的兼职。 我的工作一般都在周一到周五进行，一到双休日，基本上就跟工作无关了。我玩。但每年三个七天大假，因为在家时间太长，我就玩得浑身难受，巴不得赶紧工作才好，重新进入到我所习惯的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那种秩序中去。那种秩序说来其实也是一种我所需要的人际关系，我离不开人群，但又需要随时抽离人群。 对于我这样的人，如果谈一般意义上的SOHO概念是没有用的。那种SOHO在我看来只剩下了一点自我劝慰的意思，没有什么实际操作的价值，而我的神经是不劳这种安抚的，更关键的是，我没有把自己逼到一个迫切需要它的地步。 但既然时常也有那么一只叫做SOHO的鸟飞进来，那么，它对于我其实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SOHO了。它是一种别处的生活，而生活永远都在别处。 这样的SOHO生活，我在两个人的书里面领略过，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男的叫梭罗，女的叫梅·萨藤。当然像他们那样生活过或正在生活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也用文字将这种生活状态描述出来，只是，梭罗和萨藤的文字更打动我。 两个人都选择了隐居，并在隐居生活中勤奋工作，所以，他们不能说是隐士，他们和这个社会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都弃绝了过度的物质消费，把生活保持在一个清俊、节俭但又相当体面的水准上。我见过一些现在的SOHO人士，其实他们的物质消费是相当过分的（因为有时间消费，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花了很大的价钱来保持他们的〃简朴生活〃的基本水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初衷，他们甚至比没有SOHO的时候还被物质所困。在生活中，我几乎没见到一个真正安之若素的SOHO人。 梭罗的SOHO书是《瓦尔登湖》，这太有名了。萨藤的SOHO书不太有名，是四本日记体随笔，《独居日记》、《过去的痛》、《海边小屋》和《梦里晴空》。 在萨藤的书里，她呈现出了一个关于生命的结论似的东西，但这并不特殊，世界上有更多的高人更多的著作呈现的比她更完善更清晰，她的贡献在于呈现出了她寻找这个结论的过程。她不是一个劲地往外走，让自己走出来；她是往里钻，她用沉浸这种方式来寻找友谊、爱情、家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秘密。萨藤记下了日子里关于生活中的细节：大自然、园艺、烹调、动物、走访朋友以及朋友来访，还记下了她自己在日子里穿梭时的种种心境：她也脆弱，也怕孤独，很多时候，她还很害怕写作的艰辛；她想见人，见了人又后悔；她不想给读者回信，却不能自控地每信必回；她渴望友情和爱情，但又发现这些都不是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是她的独处，热情而宁静的独处，她在这中间找到了幸福。 《瓦尔登湖》更加伟大。它太静了，静得让人不敢大口喘气。它的确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那种〃简单而馥郁，孤独而芬芳〃的精神世界是他人难以进入的。我曾经为它里面的一段话而流泪良久，〃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溶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梭罗说，〃在可能过光荣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留在这里？〃是啊，为什么我留在这里？也许，为了安全。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降下来看，那么我要说，我不太同意这句话，这句话很伟大，但也很狭隘。 我需要一种安全感，它来自我的工作、家庭以及物质保障。这种安全感所延伸出去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也觉得非常安全。应该这样说吧，每个人无论留在哪里都是神安排好了的。顺从这样的安排，就是一种光荣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SOHO这个概念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状况以及任何人身上。当你享受你的工作（哪怕它时常会有一些麻烦产生）、享受你的家庭（虽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享受你的人际关系（这里面会遇到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也会遇到很多让你欣赏的人），那么你在精神层面上就进入SOHO状态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在这里不快乐，你到哪里都不快乐。跟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道理，你以为躲得开头顶的乌云吗（如果这乌云是你生命中注定要遭遇的）？你以为回家就是万里晴空了吗？当然，反过来说，你享受在家，享受独自一人劳作的味道，享受跟人群保持距离的一切妙处，那更是恭喜你，你真正是一个由内到外的SOHO人。 需要声明的是，从〃安全感〃以下的言论完全是从世俗层面出发的。所以，准确地说，这些言论是对梭罗〃光荣的生活〃的歪曲和误读。但是，我们都是世俗的人，我们所要解决的都是些世俗生活中的难题，高人们会谅解的。＆nbsp＆nbsp
SOHO·798厂和LOFT／邱志杰
邱志杰，1969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9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字院版画系，现居北京为职业艺术家。曾举办个展：2001-消失，伊森恩艺廊，纽约；2000-邱志杰摄影，越谷Gen画廊，日本；2001-声音的声音，越谷Gen画廊，日本；2000-日常接触，东方基金会，澳门等等。 工业时代所要求的大生产的集中化曾经取消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将劳动力集中到流水线前，这导致了大开间大跨度的工业建筑的大量出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到来，这进一步意味着生产的再次分散化和再次家庭化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一些文化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始把家庭办公作为有卖点的概念加以炒作，并出现了现代城这类明星楼盘。也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改造和利用工业建筑为文化空间的现象。 798厂：工业建筑里的包豪斯遗韵 “大山子艺术区”位于北京城东北角，四环之外，机场路东南侧的大山子地区，原798厂等大型国有企业，现七星集团的所在地。由于一大批艺术家、设计人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进驻空置厂房，“大山子艺术区”己经由一个地理概念演化为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成了北京城新的文化旅游景区，更是时装摄影师的钟爱之地。 这批入驻者中，包括设计、出版、展示、演出、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生产行业，也包括精品家居、时装、酒吧、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出于各种特殊的行业要求和使用目的，入驻者将原有的工业厂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定义与改造，他们带来的是对于建筑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的理解。这些空置厂房经他们改造后本身成为新的建筑作品，与厂区的旧有建筑展开了生动的对话：在历史文脉与发展范式之间，实用与审美之间。而这批入驻者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产物，他们展示了个人理念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新的关系：在乌托邦与现实，记忆与未来之间。“大山子艺术区”是“飘一代”的落脚点，是新时期以来的青年文化经过积淀转向成熟的过程。 出现在大山子艺术区的这一现象，牵涉到都市发展、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广泛问题。大山子艺术区现象不应被描述为一种“精英俱乐部” ，事实上，最形而下的物质条件考量，如空间可塑性程度、交通便利性、经济成本等考虑在驱使人们入驻loft空间时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身份认同的意识。 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能主义传统，大力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国际样式，在建筑领域追求民族形式。这种民族样式继承了吕彦直的中山陵的新传统，以苏联版本的欧洲古典建筑为主干，吸收明清皇家建筑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新中国建筑的视觉意识形态，其代表作便是建国十周年时的“十大建筑”。798厂的建设与此同时，却表现为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在那个时代的建筑中成为时代风尚的漏网之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时代的不合谐音？原因正在于它是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没有被纳入意识形态化的建筑文化，因为那个时代的建筑文化似乎更多地斤斤计较于装饰，建筑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建筑装饰。而工业建筑只需满足最基本的空间需求，它必须放弃美观的企图，去除所有的装饰要素，成为一种基本建筑，一种一丝不挂的空间。正是这种排除艺术性的企图，使得工业建筑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被降到最低值，功能主义的思想得以长驱直入，其结果是与现代主义美学的暗合。我们甚至无需去考证，当年设计798厂建筑的东德设计师的教育里残留了多少包豪斯的遗韵？又或许其来源竟是俄罗斯先锋派的构成主义？ 事实上，只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之上加上一个务实的“多快好省”的前缀，五十年代的建筑文化就仍然是为理性化的思量网开一面的。而只要是一种合理化的考虑，就势必朴素地背离主流的纹饰的时尚，于是在新中国的工业建筑中无声埋伏了功能主义的现代性美学。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工业建筑，也许不是直接出自苏德设计者之手，也同样能体现出这种与当时的主流建筑文化的落差。 在今天，残留的工业建筑仍然保留着这种落差，因为虽经时代变迁，中国建筑文化主流中偏重纹饰之风并未改变。纹饰之偏好可能己经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在中国，culture一词用“文化”二字对应，“文”字正是纹饰的意思，是否归服于教化，更多地要由纹饰来表征。这使中国意识形态的视觉体验出现了表面化倾向。 这种表面化的注重纹饰的特点，遍布北京二环路和长安街两侧的“陈希亭”固然是一个恶例，此外更有一例：南方多雨地区建筑外墙使用马赛克瓷砖贴面，犹有便于清洗的功能主义考虑，西北方干旱地区照样跟风模仿，在陕北，甚至许多天主教堂也贴上了瓷砖，这是一个由实际功能抽离运用的语境之后表面化为纹饰的例子。 于是，在马赛克贴面病毒般地覆盖中国城乡的墙面，迫切地急欲把旧时代的宏大叙事抹净，把大革命转化为小暴发之时，在大山子的厂区，这些在当年最无文化色彩，最缺少时代面貌的工业建筑，反倒成了那个文化残留在今天的重要视觉元素。 今天站在空旷的空置厂房里，你还能仿佛地看到当年社会主义生产的集体协作的忙碌身影，能听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广播声。你的怀旧甚至也无需借助于犹在壁上的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和语录。社会主义生产的痕迹似乎无处不在，以至于经常会发生一种“误认”：原本稀松平常一台废弃的机床，或许在今天的某个小工厂里也还在被使用着，但在这里，在你的臆想中，操作它的人或许更应该是某个胸别像章，臂缠红袖圈的飒爽英姿的铁姑娘。你或许会觉得蓝色工作服下几乎看不见性征的她很性感…… 工业建筑已由工具理性的保留地演变成为感性的寄寓物。拟像渗透了仍然坚固的墙体，作为工业建筑的这些基本建筑，在今天却因为它的朴素性而成为极适合于意义附着的活跃的能指，你可以无穷无尽地阐释它，做得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我们的五十年代己经成为新的遗产，五十年代的建筑本身己经成为情感投射对象，怀旧情绪的指向，出现在大山子艺术区的文化现象提醒我们，不但要保护胡同，也要适当保护新中国早期的建筑遗存。应该站在新的社会构架和城市沙盘的这边，重新审视和评估它的价值与能量。 不但建筑，整个五十来年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记忆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大山子艺术区的入驻者们无一例外地在改建和重装修厂房时保留了墙上的红色标语的重要的心理驱力。这不但表明了，在对中国视觉文化加以叙述时，以太极八卦周易禅宗中医功夫旗袍舞狮舞龙红灯笼为视觉征象的唐人街模式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添加上天安门红旗熊猫和毛像之类新中国的视觉要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开始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红色记忆。这种历史的眼光并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视觉艺术中将其作为假想敌加以调侃和消解的弒父心态，也不同于街头的湖南毛家菜馆的消费心态，而是努力正视和理解红色记忆在当代文化中的现实存在与力量，去思考它作为一种资源和语境时正面与负面的效果。这种装修风格，表明了当代中国文化人在这一时空中定义自己的位置的努力。 Loft：思想多动症患者们陷入了对于仓库的爱情 loft本来指的是仓库，甚至也并非特指工业用的仓库，可是，作为仓库它也许意味着一种彻底性，比我在上节所说的工业建筑更极端接近于基本建筑。它几乎把一个建筑逼回到了最少的内涵：能容纳某些物质的一个空间。只要有四面墙和屋顶，仓库的功能就可以满足。因此如果你需要对一座现成的建筑动手动脚，本来就身份模糊的仓库将会是最驯服的材料。如果你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集于一身的人，仓库是你最放纵的撒野场所。如果这样的人成群成伙，能同时让他们满意的也只有仓库。 于是游荡在城市中却又怀疑城市的思想多动症患者们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对于仓库的爱情，他们在各个都市中寻找仓库，于是他们创造出这种loft文化。 loft文化出现的前提是大量工业厂房的废弃与闲置，这种空间的出现首先是因为都市发展和都市功能的转型，许多工厂被迫搬离城市中心地带与近郊；再次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对空间需求的变化，旧有的空间失去使用价值；有时则是整个产业的衰败遗留下了空间。无论是哪一种原因，这类空间出现正是所谓后工业时代来临的具体征象。 在纽约，从七十年代的SOHO区，到九十年代中期兴起的Chelse区；在柏林，从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心区的奥古斯特大街和利尼大街迁移到现在的西莫大街，再到近几年来伦敦的Est-End，在先有香港油街应有牛棚，同样的历史一再重演，总是一批艺术家先发现这些宽敞萧瑟的旧厂房，以低廉的租金住入；接着是画廊入驻，然后财大气粗的设计师们来了，再然后是更财大气粗的时装店，把地价炒得比天高，挤走画廊和艺术家。这几乎成了loft国际现象的必然规律。这一规律注定了Loft文化在都市中的阶级属性：它是中心的创造者也是被中心逐出者，它不断地寻找边缘，又由边缘不由自主地身陷中心，出走再出走。这一位置及运动的方向，正好暗合了当今各国实验艺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也是各种各样由厂房、库房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在各地的文化生活中越来越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之一。 由各类工业建筑或民用建筑改造而成的国家美术馆，远的可追溯到由火车站改造而成的巴黎奥赛美术馆，近有柏林的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和纽约的艺术中心。横滨三年展也运用海边的旧红砖仓库开辟为主要展出场地，不举办三年展的空档期则为旅游纪念品商场。国家力量对空置工业建筑进行再利用，将其改造为美术馆之类公共空间的行为，显示了对工业建筑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刻意加以保存的意向。以国家力量，选择闲置的旧建筑，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更多的是在旧建筑原有功能它移之后，以文化项目的驻入来赋予建筑物以新生命。在当代欧美社会中，博物馆和美术馆己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教堂，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而美术馆置身于工业建筑，则把工业建筑提升到了教堂般的重要地位，使这些旧火车站真正成为了工业革命的纪念碑。 从建筑风格上说，loft文化延伸了工业建筑的功能主义传统，其表现有：对既定空间的尊重与在经济限幅内空间的大胆切割、重构相结合；精致的生活品质要求与廉价装修结合，而廉价装修往往要求更精密的设计，这种有着千奇百怪的既定限制和特定目的任务往往导致设计上的惊人巧思。纯化装饰手法，控制材料种类，挖掘空间的潜质。细节方面，各地的loft建筑大量运用玻璃和钢质框架的外挑结构，导致内外景观的互相渗透，这除了务实的采光设计，更包含对周边的相类环境的认同态度，也标志着生活在其间人的生活状态本身的非私秘色彩。另一方面，此类建筑往往乐于暴露，甚至刻意炫耀现浇水泥梁柱结构，或将各类工业残留物审美化，这正好证明了再利用这些工业建筑的入驻者们本身与工业文明的距离感。机器、水泥、管道，对他们来说己经不再意味着紧张和压抑，不再是单调与冷漠，而是踏破铁鞋苦苦相寻的个性和酷。 这是因为，这类Loft空间的使用者们集中在艺术、设计、演出、传媒等文化行业，或服装、酒吧、家居等服务性行业，他们自身往往并不具备直接的工厂生活经验。这类行业极度强调创意和个性，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被各类精致的形象和风格所充斥，以至于工业物品的单纯和简洁在他们这里成为久违的美，他们对工业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距离美。他们或许曾经身着父辈和兄长的蓝色旧工装向小学同学夸耀，他们或许从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进入各自的行业，特殊的行业要求使他们成为这样一种人：与社会的相对距离成为他们与社会合作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必要条件。既然他们的工作内容属于社会转型中最敏感的那一部分，因此他们不能不既是自我中心的又是无自我的，他们不能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设计为最易于适应变化的模式。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不可能不热爱那种易于拆装和重组的IKE家具并将其加以审美化，并小题大做地将这种热爱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他们的责任在于在我们这个无序和超现实的城市中寻找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通过个体的努力将城市的暴力转化为活力。 SOHO：在后工业时代找个空间安机动的身，立灵动的命 工业时代所要求的大生产的集中化曾经取消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将劳动力集中到流水线前，这导致了大开间大跨度的工业建筑的大量出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到来，这进一步意味着生产的再次分散化和再次家庭化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上述文化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始把家庭办公作为有卖点的概念加以炒作，并出现了现代城这类明星楼盘。也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改造和利用工业建筑为文化空间的现象。最典型的是两个为同样以Loft为英文名字的艺术空间：北京的藏酷新媒体空间和昆明的创库。前者改造了北京机电研究院的厂房，后者则改造了昆明机模厂的厂房。此外还有上海的比翼艺术中心，上海苏州河畔的东廊画廊及大批艺术家工作室，北京的艺术加油站和远洋艺术中心等，也都是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创库，三年前这里还是昆明机模厂空置的厂房，艺术家叶永青发现了这里，发动昆明艺术家们分头租下，如今创库己经成为一个大型的艺术营，有几十位画家的宽敞画室，多家酒吧和设计事务所。大型的展览空间有上河车间、井品画廊、老房子画廊等，还有家瑞典的诺地卡艺术中心。所有这些机构经济上独立运作，但名号上都以创库为前缀，遇有大规模活动时，也经常互相共享空间。创库成为昆明文化生态的新的中心，在这里你今晚产生一个展览构想，到明晚展览就能开幕，你随时会拥有很好的展厅，几百号的观众，有正式的请柬和海报，到后天的本地报纸上准有整版的报道。如今北京的“大山子艺术区”则是昆明创库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它在规模和质量上的突出水平，再加上北京的地利，迅速成为中国此类艺术空间的代表，成了一台马力十足的文化潮流的发动机。 “大山子艺术区” 现象是国际loft文化现象的一个回音，更是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和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回音。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新的策略。这种方式是艺术家的个人理想与新经济模式、新社会结构，与都市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又包含了这样一套叙述与议题：未来规划中的人文倾向如何表现为一种新乡愁，又如何呈现为一种与不确定性伴生的信心不足的未来主义？ “飘一代”早己饱经世故，不再年轻。他们拥抱了都市，也积极地解构了都市；他们规划和选择自己与都市的未来，正因为他们深知规划和选择的不可能性；他们满腹乡愁，同时对这种乡愁满腹狐疑。他们贯通了阶级和方言，溶化了身份与信念，他们助长着城市的不靠谱之处，从而成功地沿伸了城市的谱序。他们既是过去的回音，也是未来的回音。于是他们为自己选择一个根据地，以便昼伏夜出。这个地方叫loft或别的什么，这里是家和办公室的替代空间，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或办公室。他们将在这样的空间中坚决地安身立命，安其机动的身，立其灵动的命。＆nbsp＆nbsp
房子与自由有关 / 徐虹
徐虹，《中国青年报》记者，青年作家。 如果一个穿西装而赶地铁的男人，卖弄地在21世纪的北京高谈阔论：我住了什么城、什么花园、什么雅居、什么屋、什么公社，周围的人定会一丝不苟地看报，慢吞吞地喝茶或者喝着冰水，手指百无聊赖地敲打桌面。偶尔抬一抬头，那是鄙夷地看看天气。瞥都不会瞥他一眼。 这里的背景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些人不是拿铁锹大干快上脖子上系块白毛巾的那些；也不是60年代穿绿军装系皮带戴主席像章的那些；也不是70年代烫着钢丝一样生硬的卷发的那些；也不是80年代穿了高领毛衣戴马海毛围巾的那些；当然也不是90年代把所有时髦衣服都披上身的那些。这里是21世纪的第3年。鸽子飞旋，羽翼拍动。它们不停歇地，从过去飞到现在。羽翅下快速掠过的北京，旧房子被推倒翻新，孩子长大成|人，街道被日渐格式化，暗灰的底色，代之以明艳和灯辉。人们的笑容里加了技术和艺术。机器和钢铁，把茫然的人群包围起来。舞台的追光把他们打得很亮。QQ，他们说。个性，他们说。小剧场，他们说。造爱，他们说。他们一手执红酒，一手端咖啡，口涂唇彩，身披避孕套，裤子上钉满布条和口袋。他们的台词新派，道具稳定。革命！他们作了一个身体前倾、前臂折回、后腿绷直的POSE说。他们的双手还紧攥着拳头--我们还混沌未醒的时刻，社会的场景已经快速旋转和逐渐陌生。 但是如果他吞吞吐吐地嚅诺地说，“我的房子，是单位分的......”周围的人会震惊地回过头来。艳羡地说，“喔，你有两套房子？！” 现代人对于单位分房子的观念已经基本摈弃了。那是一套类同于将农民留在土地上的计划体制下的规则，是意味着陈旧、刻板、不规范和充满了阴谋的老套。它的不科学性在于：把中国人变成了蜗牛，人和房子连在了一起，一辈子不让你分开。那时候人们是房屋的奴隶。 现在，对于一个35岁至40岁的小白领来说，一套中档的按揭15年的住房加上一辆中等轿车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认可市场拼杀，崇尚科学规则，多劳多得、物有所值的规则使他们顶礼膜拜。1978年至今，中国用了20余年从每日为温饱而奔波到过上物质享受的生活。从前，他们既是食物的奴隶也是房屋的奴隶。当年包裹着精神消费内涵的邓丽君、录音机、迪士高、牛仔裤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沉潜于历史。 人们在消费的长廊中经历了公房时代、面的时代、呼机时代、手机时代、私车时代、商品房时代。目前，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在家居时代企望成为精神贵族。他们努力反抗物欲膨胀带来的人性极端异化，并且试图扭转现状。走在前列的人提出质疑：当对物质的膜拜超越了心灵的良善宽容而主宰了人们的行为之后，人们已经迷失自己，舍本求末，真正的生活品质是不是正在下降。〃以人为本〃是不是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发展至此，这个时期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已经具有非常深入和扎实的基础，并且为住房者和建房者同时提供了实际保障。 房屋永远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在中世纪的欧洲，对于宗教的迷恋使人们巅狂，一个骑士可以在颂诗中激动得三次晕倒，于是尖顶繁复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哥特式建筑四处萌生。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并未受它的影响。自由奔放的意大利人保留着自己的民风。他们吟诗作赋召开沙龙，一个女仆的学识能够与一位学者攀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意大利哥特式建筑很少，即使有，也融入了本土风格。比如，建筑的表层较少装饰而趋于平滑，开了很少的窗子。在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未陷落的城市只剩下一个。那里流动着大兵、醉汉、农夫。村镇里贵族也住毛草房，较好的房子留给孕妇居住。绅士们的(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小豆面馆之危机／木木、湾景
木木：告诉你一个关于我朋友的故事吧。她爱上了她的女友，她不能接受自己爱上同性，但也不能停止。那天晚上，她拉住我，在城东的一个酒吧，说个不停。我看着她，只能安慰她说这一切会过去的。最后她决定去一个基督徒朋友那里寻找安宁，那个虔诚的教徒一直试图说服她信仰上帝，说上帝会让她走出迷途。于是，那一晚，她一直在聆听一个教徒的布道，每一句话都让人肃然起敬。她听完教诲，走出教徒朋友的家，在夜晚的三环路边突然感到旷野无人，看不到上帝在哪里，她招手，打车，在夜深时分又去见她深爱着的女友。她对我说，上帝一定被我气死了。 一年过去，有一天我想起她，于是给她打电话，她说，我好了，上帝没帮我，它自己就好了。 湾景：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挺典型的面临危机和走出危机的故事。我觉得它典型是因为大多数危机看似外力引起，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的内心危机。 木木：这让我想起首老歌，叫做《世事不可强求》，它说“未来总是不可预测，也不完全可以控制”，这本该是常识性的智慧，可是科技文明的昌盛总使我们误以为我们无所不能，人们为是“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而争论不休，这真让人迷惘。危机突然降临时，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比如眼下这场看似渐行渐远的非典。 湾景：面对危机确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依仗科学和人类的力量，去提倡“抗击什么什么”和“战胜什么什么”；还有一种是承认科学和人类的局限，承认总有我们认识不到的边界，取而代之用宗教和信仰的手段使我们的内心强大起来。我发现这次非典危机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心理学家开始大谈心理和精神在抵御非典中的作用。 木木：是啊，最近我看到一位乐观的经济学家说，不要害怕危机，危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要学会在危机中生存；最近还有学人开始不断警告我们，要有所敬畏，他们说，科学不是无往不胜，对我们未知的一切，要心存敬畏。 湾景：我倒觉得危机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常态。人总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整天生活在危机中。但正因为不是常态，危机来临时，它恰恰会暴露出一个人最本质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平时有所敬畏，在危机猝然到来时反而可以平静从容，平时貌似无所畏惧的人往往更容易惊慌失措，因为他心里没有根基。这看似一个悖论，其实合乎逻辑。 木木：那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生活呢？很多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能阻止，去的时候我们不能挽留，危机一次次突如其来地出现，而我们在其间起起伏伏，有时我们奋力挣扎，但到最后还是要按照事情自己的轨迹，我们可以改变的终究有限。我们在一场场的危机里等待危机过去，有时雄心勃勃，有时感到无能为力。 小时候读书，书上说人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掌握自己，从那时起，我就有点敬畏命运，到现在，终于长至而立，很多事情却开始不太明白。 湾景：可能有三个层面吧，刚才说的，科学能解决的科学解决，科学解决不了的上帝解决，上帝解决不了的大自然会帮助我们解决，就像你说的，事情有自己的轨迹，你的那个朋友就是一个例子。 木木：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麦克斯韦在他的科学散文《分子》里写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世上万物如何从无到有，科学对这个问题是绝对无能为力的。我们已来到自身思考能力的极限，因为我们承认了万物不可能永远独立存在，所以我们一定是受造而生的。”受造之后我们该如何，他没有说。 湾景：你说的是那个研究电磁波理论的麦克斯韦吧，他诗也写得不错啊，我看过他写的一首《一个男电报员给一个女电报员的爱的信息》，其中一段是：“告诉我，当信息从我的心里沿着电线向你那里奔流，在你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你只要揿一下，我的烦恼立时化为乌有。”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nbsp＆nbsp
我的SOHO
如果今天谁还把SOHO简单地按字面理解成居家办公，那一定是个老土。在新浪网和《北京晨报》上联合发起的“人在SOHO”征文中，大多数投稿人把SOHO描述成一种“自自在在”的状态。也就是说，SOHO和非SOHO的分水岭首先是你有没有获得自由。 这里的自由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按字面理解成为拥有“自由的时间”，而是是否拥有“自由的心灵”，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级的自由，听着很玄。 今天社会发展呈现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催生SOHO的温床，一是体制内单位的不断瓦解，大量过去依附于政府的单位人逐渐转变成为自觉谋生的市场人；二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工作地点越来越流动，工作和生活、交际、学习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两个特征带来的后果，一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个体身份面对市场，其选择必然是五花八门的，并且更加符合自己个性的，更自由的；二是整个社会效率提高，去掉了组织和管理成本，不存在上班下班节假日的概念，时间的开发和利用被极大化，人们支配起时间来更加自由。当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能被全面掌握的，换句话说，人类的终极自由也是无法实现的，但SOHO也许是无限逼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一个雏形。＆nbsp＆nbsp
SOHO无处不在／洁尘
洁尘，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媒体供职十年，现为职业出版人，供职于四川文艺出版社。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散文随笔集《艳与寂》，美术随笔集《碎舞》，散文随笔集《私人版本》，电影随笔集《华丽转身》，长篇小说《酒红冰蓝》《中毒》电影随笔集《暗地妖娆》等。 先说一个病句：我从来没有过SOHO的打算，但念头经常有。我所说的打算和念头是两个意思，前者是一种准备，准备把念头降落到行动上去；后者只是空想，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比如不想起床上班的早上、工作不顺利的一瞬间、加班后饥肠辘辘浑身疲倦的夜晚，总有叫做〃SOHO〃的一个念头像一只鸟一样飞进脑子里，盘旋片刻，然后，飞走了。 我太知道自己，我是不能SOHO的。这些年来，我所有的文字都是下班后在晚上喝着浓茶写成的，这是一种工作的惯性，仿佛白天的职业是上半场，晚上的写作是下半场，好歹这才算把一场球踢完了。我其实是一个职业作家，和我的编辑职业共同构成我的社会身份，也就是，我是打两份工的人，哪一份都是正职，谁都不是谁的兼职。 我的工作一般都在周一到周五进行，一到双休日，基本上就跟工作无关了。我玩。但每年三个七天大假，因为在家时间太长，我就玩得浑身难受，巴不得赶紧工作才好，重新进入到我所习惯的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那种秩序中去。那种秩序说来其实也是一种我所需要的人际关系，我离不开人群，但又需要随时抽离人群。 对于我这样的人，如果谈一般意义上的SOHO概念是没有用的。那种SOHO在我看来只剩下了一点自我劝慰的意思，没有什么实际操作的价值，而我的神经是不劳这种安抚的，更关键的是，我没有把自己逼到一个迫切需要它的地步。 但既然时常也有那么一只叫做SOHO的鸟飞进来，那么，它对于我其实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SOHO了。它是一种别处的生活，而生活永远都在别处。 这样的SOHO生活，我在两个人的书里面领略过，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男的叫梭罗，女的叫梅·萨藤。当然像他们那样生活过或正在生活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也用文字将这种生活状态描述出来，只是，梭罗和萨藤的文字更打动我。 两个人都选择了隐居，并在隐居生活中勤奋工作，所以，他们不能说是隐士，他们和这个社会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都弃绝了过度的物质消费，把生活保持在一个清俊、节俭但又相当体面的水准上。我见过一些现在的SOHO人士，其实他们的物质消费是相当过分的（因为有时间消费，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花了很大的价钱来保持他们的〃简朴生活〃的基本水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初衷，他们甚至比没有SOHO的时候还被物质所困。在生活中，我几乎没见到一个真正安之若素的SOHO人。 梭罗的SOHO书是《瓦尔登湖》，这太有名了。萨藤的SOHO书不太有名，是四本日记体随笔，《独居日记》、《过去的痛》、《海边小屋》和《梦里晴空》。 在萨藤的书里，她呈现出了一个关于生命的结论似的东西，但这并不特殊，世界上有更多的高人更多的著作呈现的比她更完善更清晰，她的贡献在于呈现出了她寻找这个结论的过程。她不是一个劲地往外走，让自己走出来；她是往里钻，她用沉浸这种方式来寻找友谊、爱情、家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秘密。萨藤记下了日子里关于生活中的细节：大自然、园艺、烹调、动物、走访朋友以及朋友来访，还记下了她自己在日子里穿梭时的种种心境：她也脆弱，也怕孤独，很多时候，她还很害怕写作的艰辛；她想见人，见了人又后悔；她不想给读者回信，却不能自控地每信必回；她渴望友情和爱情，但又发现这些都不是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是她的独处，热情而宁静的独处，她在这中间找到了幸福。 《瓦尔登湖》更加伟大。它太静了，静得让人不敢大口喘气。它的确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那种〃简单而馥郁，孤独而芬芳〃的精神世界是他人难以进入的。我曾经为它里面的一段话而流泪良久，〃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溶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梭罗说，〃在可能过光荣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留在这里？〃是啊，为什么我留在这里？也许，为了安全。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降下来看，那么我要说，我不太同意这句话，这句话很伟大，但也很狭隘。 我需要一种安全感，它来自我的工作、家庭以及物质保障。这种安全感所延伸出去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也觉得非常安全。应该这样说吧，每个人无论留在哪里都是神安排好了的。顺从这样的安排，就是一种光荣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SOHO这个概念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状况以及任何人身上。当你享受你的工作（哪怕它时常会有一些麻烦产生）、享受你的家庭（虽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享受你的人际关系（这里面会遇到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也会遇到很多让你欣赏的人），那么你在精神层面上就进入SOHO状态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在这里不快乐，你到哪里都不快乐。跟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道理，你以为躲得开头顶的乌云吗（如果这乌云是你生命中注定要遭遇的）？你以为回家就是万里晴空了吗？当然，反过来说，你享受在家，享受独自一人劳作的味道，享受跟人群保持距离的一切妙处，那更是恭喜你，你真正是一个由内到外的SOHO人。 需要声明的是，从〃安全感〃以下的言论完全是从世俗层面出发的。所以，准确地说，这些言论是对梭罗〃光荣的生活〃的歪曲和误读。但是，我们都是世俗的人，我们所要解决的都是些世俗生活中的难题，高人们会谅解的。＆nbsp＆nbsp
SOHO·798厂和LOFT／邱志杰
邱志杰，1969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9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字院版画系，现居北京为职业艺术家。曾举办个展：2001-消失，伊森恩艺廊，纽约；2000-邱志杰摄影，越谷Gen画廊，日本；2001-声音的声音，越谷Gen画廊，日本；2000-日常接触，东方基金会，澳门等等。 工业时代所要求的大生产的集中化曾经取消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将劳动力集中到流水线前，这导致了大开间大跨度的工业建筑的大量出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到来，这进一步意味着生产的再次分散化和再次家庭化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一些文化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始把家庭办公作为有卖点的概念加以炒作，并出现了现代城这类明星楼盘。也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改造和利用工业建筑为文化空间的现象。 798厂：工业建筑里的包豪斯遗韵 “大山子艺术区”位于北京城东北角，四环之外，机场路东南侧的大山子地区，原798厂等大型国有企业，现七星集团的所在地。由于一大批艺术家、设计人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进驻空置厂房，“大山子艺术区”己经由一个地理概念演化为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成了北京城新的文化旅游景区，更是时装摄影师的钟爱之地。 这批入驻者中，包括设计、出版、展示、演出、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生产行业，也包括精品家居、时装、酒吧、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出于各种特殊的行业要求和使用目的，入驻者将原有的工业厂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定义与改造，他们带来的是对于建筑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的理解。这些空置厂房经他们改造后本身成为新的建筑作品，与厂区的旧有建筑展开了生动的对话：在历史文脉与发展范式之间，实用与审美之间。而这批入驻者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产物，他们展示了个人理念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新的关系：在乌托邦与现实，记忆与未来之间。“大山子艺术区”是“飘一代”的落脚点，是新时期以来的青年文化经过积淀转向成熟的过程。 出现在大山子艺术区的这一现象，牵涉到都市发展、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广泛问题。大山子艺术区现象不应被描述为一种“精英俱乐部” ，事实上，最形而下的物质条件考量，如空间可塑性程度、交通便利性、经济成本等考虑在驱使人们入驻loft空间时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身份认同的意识。 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能主义传统，大力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国际样式，在建筑领域追求民族形式。这种民族样式继承了吕彦直的中山陵的新传统，以苏联版本的欧洲古典建筑为主干，吸收明清皇家建筑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新中国建筑的视觉意识形态，其代表作便是建国十周年时的“十大建筑”。798厂的建设与此同时，却表现为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在那个时代的建筑中成为时代风尚的漏网之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时代的不合谐音？原因正在于它是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没有被纳入意识形态化的建筑文化，因为那个时代的建筑文化似乎更多地斤斤计较于装饰，建筑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建筑装饰。而工业建筑只需满足最基本的空间需求，它必须放弃美观的企图，去除所有的装饰要素，成为一种基本建筑，一种一丝不挂的空间。正是这种排除艺术性的企图，使得工业建筑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被降到最低值，功能主义的思想得以长驱直入，其结果是与现代主义美学的暗合。我们甚至无需去考证，当年设计798厂建筑的东德设计师的教育里残留了多少包豪斯的遗韵？又或许其来源竟是俄罗斯先锋派的构成主义？ 事实上，只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之上加上一个务实的“多快好省”的前缀，五十年代的建筑文化就仍然是为理性化的思量网开一面的。而只要是一种合理化的考虑，就势必朴素地背离主流的纹饰的时尚，于是在新中国的工业建筑中无声埋伏了功能主义的现代性美学。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工业建筑，也许不是直接出自苏德设计者之手，也同样能体现出这种与当时的主流建筑文化的落差。 在今天，残留的工业建筑仍然保留着这种落差，因为虽经时代变迁，中国建筑文化主流中偏重纹饰之风并未改变。纹饰之偏好可能己经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在中国，culture一词用“文化”二字对应，“文”字正是纹饰的意思，是否归服于教化，更多地要由纹饰来表征。这使中国意识形态的视觉体验出现了表面化倾向。 这种表面化的注重纹饰的特点，遍布北京二环路和长安街两侧的“陈希亭”固然是一个恶例，此外更有一例：南方多雨地区建筑外墙使用马赛克瓷砖贴面，犹有便于清洗的功能主义考虑，西北方干旱地区照样跟风模仿，在陕北，甚至许多天主教堂也贴上了瓷砖，这是一个由实际功能抽离运用的语境之后表面化为纹饰的例子。 于是，在马赛克贴面病毒般地覆盖中国城乡的墙面，迫切地急欲把旧时代的宏大叙事抹净，把大革命转化为小暴发之时，在大山子的厂区，这些在当年最无文化色彩，最缺少时代面貌的工业建筑，反倒成了那个文化残留在今天的重要视觉元素。 今天站在空旷的空置厂房里，你还能仿佛地看到当年社会主义生产的集体协作的忙碌身影，能听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广播声。你的怀旧甚至也无需借助于犹在壁上的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和语录。社会主义生产的痕迹似乎无处不在，以至于经常会发生一种“误认”：原本稀松平常一台废弃的机床，或许在今天的某个小工厂里也还在被使用着，但在这里，在你的臆想中，操作它的人或许更应该是某个胸别像章，臂缠红袖圈的飒爽英姿的铁姑娘。你或许会觉得蓝色工作服下几乎看不见性征的她很性感…… 工业建筑已由工具理性的保留地演变成为感性的寄寓物。拟像渗透了仍然坚固的墙体，作为工业建筑的这些基本建筑，在今天却因为它的朴素性而成为极适合于意义附着的活跃的能指，你可以无穷无尽地阐释它，做得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我们的五十年代己经成为新的遗产，五十年代的建筑本身己经成为情感投射对象，怀旧情绪的指向，出现在大山子艺术区的文化现象提醒我们，不但要保护胡同，也要适当保护新中国早期的建筑遗存。应该站在新的社会构架和城市沙盘的这边，重新审视和评估它的价值与能量。 不但建筑，整个五十来年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记忆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大山子艺术区的入驻者们无一例外地在改建和重装修厂房时保留了墙上的红色标语的重要的心理驱力。这不但表明了，在对中国视觉文化加以叙述时，以太极八卦周易禅宗中医功夫旗袍舞狮舞龙红灯笼为视觉征象的唐人街模式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添加上天安门红旗熊猫和毛像之类新中国的视觉要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开始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红色记忆。这种历史的眼光并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视觉艺术中将其作为假想敌加以调侃和消解的弒父心态，也不同于街头的湖南毛家菜馆的消费心态，而是努力正视和理解红色记忆在当代文化中的现实存在与力量，去思考它作为一种资源和语境时正面与负面的效果。这种装修风格，表明了当代中国文化人在这一时空中定义自己的位置的努力。 Loft：思想多动症患者们陷入了对于仓库的爱情 loft本来指的是仓库，甚至也并非特指工业用的仓库，可是，作为仓库它也许意味着一种彻底性，比我在上节所说的工业建筑更极端接近于基本建筑。它几乎把一个建筑逼回到了最少的内涵：能容纳某些物质的一个空间。只要有四面墙和屋顶，仓库的功能就可以满足。因此如果你需要对一座现成的建筑动手动脚，本来就身份模糊的仓库将会是最驯服的材料。如果你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集于一身的人，仓库是你最放纵的撒野场所。如果这样的人成群成伙，能同时让他们满意的也只有仓库。 于是游荡在城市中却又怀疑城市的思想多动症患者们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对于仓库的爱情，他们在各个都市中寻找仓库，于是他们创造出这种loft文化。 loft文化出现的前提是大量工业厂房的废弃与闲置，这种空间的出现首先是因为都市发展和都市功能的转型，许多工厂被迫搬离城市中心地带与近郊；再次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对空间需求的变化，旧有的空间失去使用价值；有时则是整个产业的衰败遗留下了空间。无论是哪一种原因，这类空间出现正是所谓后工业时代来临的具体征象。 在纽约，从七十年代的SOHO区，到九十年代中期兴起的Chelse区；在柏林，从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心区的奥古斯特大街和利尼大街迁移到现在的西莫大街，再到近几年来伦敦的Est-End，在先有香港油街应有牛棚，同样的历史一再重演，总是一批艺术家先发现这些宽敞萧瑟的旧厂房，以低廉的租金住入；接着是画廊入驻，然后财大气粗的设计师们来了，再然后是更财大气粗的时装店，把地价炒得比天高，挤走画廊和艺术家。这几乎成了loft国际现象的必然规律。这一规律注定了Loft文化在都市中的阶级属性：它是中心的创造者也是被中心逐出者，它不断地寻找边缘，又由边缘不由自主地身陷中心，出走再出走。这一位置及运动的方向，正好暗合了当今各国实验艺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也是各种各样由厂房、库房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在各地的文化生活中越来越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之一。 由各类工业建筑或民用建筑改造而成的国家美术馆，远的可追溯到由火车站改造而成的巴黎奥赛美术馆，近有柏林的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和纽约的艺术中心。横滨三年展也运用海边的旧红砖仓库开辟为主要展出场地，不举办三年展的空档期则为旅游纪念品商场。国家力量对空置工业建筑进行再利用，将其改造为美术馆之类公共空间的行为，显示了对工业建筑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刻意加以保存的意向。以国家力量，选择闲置的旧建筑，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更多的是在旧建筑原有功能它移之后，以文化项目的驻入来赋予建筑物以新生命。在当代欧美社会中，博物馆和美术馆己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教堂，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而美术馆置身于工业建筑，则把工业建筑提升到了教堂般的重要地位，使这些旧火车站真正成为了工业革命的纪念碑。 从建筑风格上说，loft文化延伸了工业建筑的功能主义传统，其表现有：对既定空间的尊重与在经济限幅内空间的大胆切割、重构相结合；精致的生活品质要求与廉价装修结合，而廉价装修往往要求更精密的设计，这种有着千奇百怪的既定限制和特定目的任务往往导致设计上的惊人巧思。纯化装饰手法，控制材料种类，挖掘空间的潜质。细节方面，各地的loft建筑大量运用玻璃和钢质框架的外挑结构，导致内外景观的互相渗透，这除了务实的采光设计，更包含对周边的相类环境的认同态度，也标志着生活在其间人的生活状态本身的非私秘色彩。另一方面，此类建筑往往乐于暴露，甚至刻意炫耀现浇水泥梁柱结构，或将各类工业残留物审美化，这正好证明了再利用这些工业建筑的入驻者们本身与工业文明的距离感。机器、水泥、管道，对他们来说己经不再意味着紧张和压抑，不再是单调与冷漠，而是踏破铁鞋苦苦相寻的个性和酷。 这是因为，这类Loft空间的使用者们集中在艺术、设计、演出、传媒等文化行业，或服装、酒吧、家居等服务性行业，他们自身往往并不具备直接的工厂生活经验。这类行业极度强调创意和个性，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被各类精致的形象和风格所充斥，以至于工业物品的单纯和简洁在他们这里成为久违的美，他们对工业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距离美。他们或许曾经身着父辈和兄长的蓝色旧工装向小学同学夸耀，他们或许从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进入各自的行业，特殊的行业要求使他们成为这样一种人：与社会的相对距离成为他们与社会合作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必要条件。既然他们的工作内容属于社会转型中最敏感的那一部分，因此他们不能不既是自我中心的又是无自我的，他们不能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设计为最易于适应变化的模式。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不可能不热爱那种易于拆装和重组的IKE家具并将其加以审美化，并小题大做地将这种热爱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他们的责任在于在我们这个无序和超现实的城市中寻找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通过个体的努力将城市的暴力转化为活力。 SOHO：在后工业时代找个空间安机动的身，立灵动的命 工业时代所要求的大生产的集中化曾经取消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将劳动力集中到流水线前，这导致了大开间大跨度的工业建筑的大量出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到来，这进一步意味着生产的再次分散化和再次家庭化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上述文化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始把家庭办公作为有卖点的概念加以炒作，并出现了现代城这类明星楼盘。也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改造和利用工业建筑为文化空间的现象。最典型的是两个为同样以Loft为英文名字的艺术空间：北京的藏酷新媒体空间和昆明的创库。前者改造了北京机电研究院的厂房，后者则改造了昆明机模厂的厂房。此外还有上海的比翼艺术中心，上海苏州河畔的东廊画廊及大批艺术家工作室，北京的艺术加油站和远洋艺术中心等，也都是对工业建筑的改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创库，三年前这里还是昆明机模厂空置的厂房，艺术家叶永青发现了这里，发动昆明艺术家们分头租下，如今创库己经成为一个大型的艺术营，有几十位画家的宽敞画室，多家酒吧和设计事务所。大型的展览空间有上河车间、井品画廊、老房子画廊等，还有家瑞典的诺地卡艺术中心。所有这些机构经济上独立运作，但名号上都以创库为前缀，遇有大规模活动时，也经常互相共享空间。创库成为昆明文化生态的新的中心，在这里你今晚产生一个展览构想，到明晚展览就能开幕，你随时会拥有很好的展厅，几百号的观众，有正式的请柬和海报，到后天的本地报纸上准有整版的报道。如今北京的“大山子艺术区”则是昆明创库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它在规模和质量上的突出水平，再加上北京的地利，迅速成为中国此类艺术空间的代表，成了一台马力十足的文化潮流的发动机。 “大山子艺术区” 现象是国际loft文化现象的一个回音，更是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和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回音。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新的策略。这种方式是艺术家的个人理想与新经济模式、新社会结构，与都市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又包含了这样一套叙述与议题：未来规划中的人文倾向如何表现为一种新乡愁，又如何呈现为一种与不确定性伴生的信心不足的未来主义？ “飘一代”早己饱经世故，不再年轻。他们拥抱了都市，也积极地解构了都市；他们规划和选择自己与都市的未来，正因为他们深知规划和选择的不可能性；他们满腹乡愁，同时对这种乡愁满腹狐疑。他们贯通了阶级和方言，溶化了身份与信念，他们助长着城市的不靠谱之处，从而成功地沿伸了城市的谱序。他们既是过去的回音，也是未来的回音。于是他们为自己选择一个根据地，以便昼伏夜出。这个地方叫loft或别的什么，这里是家和办公室的替代空间，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或办公室。他们将在这样的空间中坚决地安身立命，安其机动的身，立其灵动的命。＆nbsp＆nbsp
房子与自由有关 / 徐虹
徐虹，《中国青年报》记者，青年作家。 如果一个穿西装而赶地铁的男人，卖弄地在21世纪的北京高谈阔论：我住了什么城、什么花园、什么雅居、什么屋、什么公社，周围的人定会一丝不苟地看报，慢吞吞地喝茶或者喝着冰水，手指百无聊赖地敲打桌面。偶尔抬一抬头，那是鄙夷地看看天气。瞥都不会瞥他一眼。 这里的背景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些人不是拿铁锹大干快上脖子上系块白毛巾的那些；也不是60年代穿绿军装系皮带戴主席像章的那些；也不是70年代烫着钢丝一样生硬的卷发的那些；也不是80年代穿了高领毛衣戴马海毛围巾的那些；当然也不是90年代把所有时髦衣服都披上身的那些。这里是21世纪的第3年。鸽子飞旋，羽翼拍动。它们不停歇地，从过去飞到现在。羽翅下快速掠过的北京，旧房子被推倒翻新，孩子长大成|人，街道被日渐格式化，暗灰的底色，代之以明艳和灯辉。人们的笑容里加了技术和艺术。机器和钢铁，把茫然的人群包围起来。舞台的追光把他们打得很亮。QQ，他们说。个性，他们说。小剧场，他们说。造爱，他们说。他们一手执红酒，一手端咖啡，口涂唇彩，身披避孕套，裤子上钉满布条和口袋。他们的台词新派，道具稳定。革命！他们作了一个身体前倾、前臂折回、后腿绷直的POSE说。他们的双手还紧攥着拳头--我们还混沌未醒的时刻，社会的场景已经快速旋转和逐渐陌生。 但是如果他吞吞吐吐地嚅诺地说，“我的房子，是单位分的......”周围的人会震惊地回过头来。艳羡地说，“喔，你有两套房子？！” 现代人对于单位分房子的观念已经基本摈弃了。那是一套类同于将农民留在土地上的计划体制下的规则，是意味着陈旧、刻板、不规范和充满了阴谋的老套。它的不科学性在于：把中国人变成了蜗牛，人和房子连在了一起，一辈子不让你分开。那时候人们是房屋的奴隶。 现在，对于一个35岁至40岁的小白领来说，一套中档的按揭15年的住房加上一辆中等轿车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认可市场拼杀，崇尚科学规则，多劳多得、物有所值的规则使他们顶礼膜拜。1978年至今，中国用了20余年从每日为温饱而奔波到过上物质享受的生活。从前，他们既是食物的奴隶也是房屋的奴隶。当年包裹着精神消费内涵的邓丽君、录音机、迪士高、牛仔裤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沉潜于历史。 人们在消费的长廊中经历了公房时代、面的时代、呼机时代、手机时代、私车时代、商品房时代。目前，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在家居时代企望成为精神贵族。他们努力反抗物欲膨胀带来的人性极端异化，并且试图扭转现状。走在前列的人提出质疑：当对物质的膜拜超越了心灵的良善宽容而主宰了人们的行为之后，人们已经迷失自己，舍本求末，真正的生活品质是不是正在下降。〃以人为本〃是不是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发展至此，这个时期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已经具有非常深入和扎实的基础，并且为住房者和建房者同时提供了实际保障。 房屋永远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在中世纪的欧洲，对于宗教的迷恋使人们巅狂，一个骑士可以在颂诗中激动得三次晕倒，于是尖顶繁复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哥特式建筑四处萌生。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并未受它的影响。自由奔放的意大利人保留着自己的民风。他们吟诗作赋召开沙龙，一个女仆的学识能够与一位学者攀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意大利哥特式建筑很少，即使有，也融入了本土风格。比如，建筑的表层较少装饰而趋于平滑，开了很少的窗子。在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未陷落的城市只剩下一个。那里流动着大兵、醉汉、农夫。村镇里贵族也住毛草房，较好的房子留给孕妇居住。绅士们的(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