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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好像还是那种金戈铁马的争斗。汉高祖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楚霸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更有有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归。”或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冒然曰：“恐怕还有不甘自然之力。”俞渝说，“大概是一种坚韧的东西。”但刘索拉不屑地说，其实这种阳光下的刚烈并不是中国精神中的主流，而是一种阴柔的力在主宰。 我想想这倒也有些道理，因为历史进程的改变往往都由宫闱里的阴谋诡计为前导，“计”、“谋”、“智”在所有历史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荆轲的《壮士歌》后是类似“图穷匕首见”的谋杀，刘邦也正是靠阴柔的计谋灭了项羽。以刘索拉的看法，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之后，也确实总有各种各样诸葛孔明式精通阴阳五行、奇门循甲的谋士，他们就是在自然中寻找到一种和谐关系，所以这是一种“阴功”。 老潘潘石屹又进而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自省，也就是从禅宗中去参悟与省视，达到吐故纳新，荡涤自身。这种内省使中国人对世界与事物的认识往往变得内向，这其实还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关系。但大多讨论者，也许还是境界的原因，认为在这种超凡脱 俗之外，中国精神中总还有一种坚毅或者说坚韧在里面，比如那个“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的故事。但刘索拉还是坚持认为这也都可以归为“阴功”，她认为中国历史是母性的而不是父性的，而幽默倒可能真是中国精神的一种。她的理由是，在SRS所造成的恐惧面前，手机短信变成了抗SRS的武器，这些短信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事情临到头上时所表现出的幽默。这些幽默往往与性有关，这构成了一种特殊压力或者说恐惧面前的宣泄。但我个人以为，这种幽默其实在历史遗产中似乎并不多见。早期绘画、工艺造型中能从夸张的变形中感觉幽默感，可能其幽默也与原始的性有关，但后来的士大夫文化好像是使人与人在三纲五常之间变得越来越拘谨，生气也越来越无。现在的幽默似乎是现代启蒙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民族必需的境界，也可以说是我们精神中正在努力追求的东西。洪晃在当时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下已经显得有点疲惫，她睡眼惺忪地说，其实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是仗义，为哥们儿两肋插刀，在关键时刻见精神。 这些七嘴八舌诞生之后，怎么归纳成为精神？只能依靠张欣来组织。期间大家多次试图把归纳工作延迟到第二日，都被张欣以正色阻止。她一再强调，无论如何，必须今晚将大家的想法整理成文。 那天晚上的讨论从晚8点开始，田朔宁对各种观点的提出一直给与支持。张欣于10点多钟整理出一个初稿，250字左右。由洪晃充满表情地念过，大家命我给予润色。我冥思苦想一个多小时，大家看后还是觉得过于“学术”。于是刘索拉自告奋勇，将我的每一行文字变成诗句。“不是要短吗？那就看哪一个句子长就把它简化。”她说。后来张欣终于出来阻止，重新一句句推敲。整个讨论整理历时6小时，到第二天凌晨1点30分张欣最后改定为450字。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好像成为了这次讨论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nbsp＆nbsp
大自然是平衡的／潘石屹
潘石屹，甘肃天水人，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著有《西行25度》等书。 我的童年是在贫困和疾病中度过的，因此从小就对疾病非常畏惧。上小学时，因妈妈有病，我好几个月没有上学，好强的妈妈在病床上给我补落下的课。妈妈告诉我，生物分三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当时的我对前两种都好理解，地里的庄稼就是植物，家里养的鸡和猪就是动物。唯有微生物怎么也理解不了。妈妈只是告诉我微生物很小，小到肉眼看不见。我想，既然人看不到，完全可以像算术中的四舍五入一样忽略不计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微生物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有时会有一些不平衡，但最终还是会达到平衡。如物质不灭定律，世上的物质其实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存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平衡；生命总是在不断地延续的，在不同的阶段，它存在的形式不同，如有时是以种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叶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花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佛教讲的因果报应，也是一种平衡。植物有平衡，动物有平衡，微生物也有平衡。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之间也有平衡，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今天，非典在流行。非典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有专家说是衣原体，是细菌。又有专家说是新型的冠状病毒，是病毒不是细菌。对付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比对付一只老虎和一群毒蜂。争论了两个月，终于有了定论：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在向人类发起了进攻，这些眼睛看都看不到的小东西，发作起来威力还挺大，考验着人类的免疫力，也考验人和人之间结构的免疫力。每当人体受到病毒的攻击时，人的身体就产生一种抗体，一种病毒产生一种抗体，不同的病毒产生的抗体是不一样的，这种抗体就是人类的免疫力。非典这种病毒在此前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人体没有产生过对应的抗体，人类也没有研制出对付这种病的药。一种无药可治的病，就变得十分可怕和恐惧。 在非典流行的同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工伤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其实要比非典造成的伤亡多得多，人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恐惧？因为人们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传染能力。非典的出现也让我们思考一些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尽头在哪里？人类似乎可以改变一切，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任意地杀宰其它动物，这些生命没有地方可以告状，但是大自然会让它们有机会生存下去，否则，大自然中只有人类时，人类也就会走向灭亡。现在人类甚至可以克隆自己。当我看到报道说一位科学家，要求多克隆几个他时，我感到的是恐怖和灾难的来临。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非典爆发后，有一条政策叫：“村自为战”，防止疫情进入农村。村村开始用大石头、木头、各种路障把村子围起来。当政策到了村里时，村干部的土围子心态全表现出来了。普通的农民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因为我们的祖上积了德，所以这场瘟疫我们村子里一例也没有，城里人整天花天酒地，这是报应。这也是农民理解的一种平衡，几代人之间的一种平衡。有位朋友给我发条短信息：“大吃大喝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治不了，非典治了；文山会海治不了，非典治了；欺上瞒下治不了，非典治了；卖Yin嫖娼治不了，非典治了。谁治非典！”这也是一种平衡。 2002年我进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这一年，好事太多了，庆典的事情也太多了，似乎什么都顺利，生意上顺利，张欣又在国际上获了大奖，即使遇到困难时也总能得到贵人的帮助。快到年末时，我总是在想，命运给一个人的福份是一定的，要珍惜，要惜福。我提醒自己忘掉四十岁的生日，要找点罪受。到了2003年初，我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向西部出发，自己给自己找点罪受。 “西行25度”是我给自己四十岁生日的礼物。＆nbsp＆nbsp
非典感悟／陈建功
陈建功，北京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长篇小说《皇城根》等。作品曾多次获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日、捷、韩、越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非典时期的日子既悠闲又浮躁。平日里有趣的没趣的应酬全没了，有用的没用的会议全免了，甚至连每天例行的上班，也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既然要少开会少聚集，干脆，自己别找事，也别给别人找事。当然也有人在忙着，比如那些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那些负责防疫工作的人们，在夜以继日，甚至在牺牲献身。可无能者如我辈，能做点什么？于是，这日子便悠闲得很。越是悠闲，反倒越没有悠闲的心境。为疫情的蔓延焦虑，为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焦虑，甚至也曾为那些医护人员的子女们焦虑……说到底，我想大概还是为自己不得不隔岸观火而焦虑。文艺界尚有所为的恐怕是几位歌星们了，他们好歹还赶排了一台晚会，名字大概叫“我们众志成城”，即便不能再和以往那样对着无数晃动的闪光棒唱，面对家家户户的荧屏，好歹也算是为抗击这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灾难吼了一把。 非典尚未引起恐慌的时候，人们都在关注着伊拉克。有的人甚至还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别人的灾难。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某个知名的华语电视台，居然把美伊战争的话题编排成嬉笑打趣的话本，让一个油腔滑调的主持人大过其瘾。坦率地说，我深深地为那位同胞感到羞愧。尽管我过去一直很欣赏此公的伶牙俐齿，现在却觉得他仿佛在扮演狗仔队里的一个角色。你可以站在战争的任何一方，但不可以看着别人在炮火硝烟中的遭遇如获至宝，把别人的苦难化作解颐的一笑。那时候我曾恨恨地感慨，或许国人真的也需要来一次大难临头，好让我们告别肤浅和冷漠，从灵魂深处感悟一下对灾难的悲悯和责任。谁能想到，那时，SRS已经开始肆虐，而且，因为我们的疏忽和犹豫，它正在逐步酿成一场危及民族的灾难。 然而现在，当灾难真的降临的时候，我得承认对国人的精神境界不能不刮目相看，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内心深处是否还有自命深刻的肤浅。真的，在灾难面前，我们的民族是如此迅速地焕发出勇气和激|情。这个民族决不缺少大勇者，不缺少义无反顾的志士。当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或者已经献身，比如那位广东的护士长叶欣；或者已经经过了磨难，在从容若定地告诉人们，非典并不可怕，比如那位老军医姜素椿。而后，荧屏上闪现一批一批集结起来去支援非典治疗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他们在悲壮地话别、登车；荧屏上又闪现出，在被隔离的人民医院院墙外面，警戒绳上悬挂起一张张向医护人员问候、致敬字条……是的，肤浅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自命不凡的自己。真的，我觉得似乎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同胞们。或许，某一件事，某一些人，我们从中会感到肤浅和冷漠，感到敷衍和塞责，甚至也会发现怯懦和逃遁、虚假和掩饰。然而，更多的人，无数的人，都在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在无畏无私、前仆后继。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本质和魂魄！ 现在，正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电视荧屏上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盒生日蛋糕缓缓升起，在一根绳子的拉动下，越过头顶、越过树梢，到达守候在楼上窗口前一群戴口罩的姑娘手里。这是隔离区外的人们在为隔离区里的一位女学生过生日。在电子琴弹奏的“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声中，生日蛋糕被窗口里的姑娘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样被高举起来的，是隔离区内外、楼上楼下的人们无数“V”字的手势……坦率地说，现在我已为这画面潸然泪下。是被顽强快乐的年轻生命所感染，还是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深情所感动？是被直面困难的自信所鼓舞，还是被万众一心的场面所激励？我无法用语言来概括。但我相信，在未来对这一灾难的历史性描绘中，这将成为一个浓缩了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青年风貌的经典画面。 此刻，我忽然想起，曾经在网上读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大意是说，经过这场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都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敢保证转述的准确性，但我相信，这会是总理的由衷之言。 至少，对我们的民族，我找回了信心。 当然，我们学到的，只会更多。我们对人、对生命，将更加珍惜；对歌舞升平中潜藏的傲慢将保持一份警惕；对开放的世界，将更加耐心地倾听；对科学与知识，将更加敬畏与尊重……包括近些日子颇为流行的名词——“知情权”，难道不也是这次灾难带给我们的直接成果吗。 且不说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人民，“知情”将意味着全民族精神的奋起，意味着全民族人心的凝聚，意味着全民族的共济艰危的开始。保证人民的“知情权”，意味着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对人民力量的尊重。 灾难固然是灾难，灾难却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也可以使我们反省自己。至少，当我们再一次遇到类似灾难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们将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民知道！＆nbsp＆nbsp
革命也得请客吃饭／洪晃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SS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先人曾经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道理和最近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畅销书要说的大道理是一样的，这本书叫《执行》，基本意思是好多CEO有好多不错的战略，但是没有执行，所以流产了。总而言之，光吃吃喝喝，谈概念是成不了大事的。 但是革命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需要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人来策划。这时，美酒和美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精神”是几个有梦想的人在一个餐桌上勾画出来的抗击非典的计划，而我的贡献是美酒和美食。那天晚上的饮食内容点评如下： 餐前饮料和小吃： COOK‘S 汽酒，其实是一种香槟，澳大利亚产的，但是因为不是法国香槟地区生产，所以只能叫汽酒。大概吃饭前16个人喝了三瓶，开饭的时候都比较进入状态了。香槟酒非常容易让人兴奋，启发想象力，对前途有非常乐观的幻想。 特别是当人已经在家里憋了一个月之后聚会，兴奋点有点像开香槟酒，能冒出来。 法国风干肠：王波明疯了似的喜欢这种肠，的确非常香。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卖的，只好求人从法国带，那天吃了两根，我答应把最后一根给波明，但是忘了。两天以后我们接着开策划会的时候，他居然念念不忘地跟我要香肠。当我把最后一根贡献给他之后，他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怎么比那天的小了？”洋东西把话题在到饭桌前就转到外国媒体对中国一些非常片面的报道，似乎一些少数人的饮食习惯已经成了国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统一定论，一场非典我们从熊猫饲养员变成了吃熊猫的野蛮人。 主菜精选： 最好吃的是两道我妈妈送过来的菜：八宝鸭和红烧大虾，都是我们家的看家菜。鸭子一定要先过油，然后再把八宝放在里面。八宝里面一定要有莲子，核桃，红枣，我喜欢好多好多红枣。另外一道好吃的菜是红烧大虾，虾是朋友从青岛带来送给我妈的，她吃不了这么多，我们都沾光了。那天的红酒里面有一瓶1995年的ST. MILLION grnd cru, 配鸭子好得不得了。酒足饭饱，大家开始想办法，能做点什么？如何提高我们的士气？如何让国外媒体看到我们的正面？如何让启动中国商界和民间的力量一起做点事？如何真的让老百姓都能够参与进来？ 甜点： 等到甜点（草梅派和巧克力蛋糕）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七嘴八舌，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了。说实话，那时候我已经高了，说得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聚会在笑声中结束。 过了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电子邮件表示我们的感触和言论不能只是口头的，要有行动。于是又聚在一起讨论执行，这回的菜单是：速冻饺子 + 茶 方案和倡议书是半夜两点半做完的，分工也都就绪。 由此可见，“革命不能没有请客吃饭”，但是“革命也不能光是请客吃饭。”这也应该算是中国精神吧。＆nbsp＆nbsp
守住精神／刘索拉
艺术家，已出版图书《你别无选择》、《女贞汤》。 我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曾跟着这个城市经历了种种的风风雨雨，那几十年的经历培养出来我的北京性格，并无法逃避对这个城市的偏爱。什么是北京人？不在于你是否出生于此，而在于你是否可以与这个城市分担灾难。 出国去15年，在那十五年里我只能从朋友们的信息中得知北京的悲欢，心里遗憾竟成了北京的局外人。这次非典大灾，我守在故乡，又重新经历和体验到北京人面对灾难的黑色幽默、哥们儿义气，亲情至上等等，还有那些久违了的小道消息。似乎回到了文革时代，家被抄了还有精力和朋友们一起向往与普希金约会。从我出生的年代直到今天，北京人还是没有学会无为和顺受。 因此当朋友们把我卷进“中国精神”活动，我很为他们的热情感动。我的继子在非典最盛的时候曾对我说，只要相信自己，就不会被传染。我想他是对的，这就是保持正义不灭，邪气无法侵入。现在受害的不只是北京，还有香港等地，我们要是再这么无望的恐慌下去，丢了精神，过几个月之后走出门去，中国人有病没病都得接受当“疑似”的形象——比当年的东亚病夫形象更不招人待见。 朋友们问我，如果用音乐来体现“中国精神”，以什么之最？我马上想到了中国鼓。人类社会最早与天地神明交流的就是鼓。它的震撼力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节奏最能表现不同种族的力量。当人类有灾难和战争降临的时候，鼓声不仅反映了力量，还是向神灵鬼怪天地及同类发出的信号——请求神灵帮助、击退邪魔侵犯，借助天地正气、引起同类反响…… 但是谁将是鼓手？我马上想到了打击乐家李真贵先生。李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老系主任，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遍天下，很多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精英。我向他求援，他不仅马上答应义演并答应帮我搜集鼓手。但是在非典时期，音院的学生们都放假去了，很多文艺团体的人也不在了。李老师找遍了北京城，只找来分布在北京几个音乐团体的11位打击乐家。至于中国鼓，又很多有大鼓的单位现在都实行对外戒严，根本不与外界有任何交流，有鼓也不会外借。只好由打击乐家们在他们自己的音乐团体中去凑，居然也凑出100只鼓来。 除了这12位杰出的中国打击乐家们，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业余打击乐手，他们从哪儿来？我先报名，希望别的朋友们都报名。长城上面有风，吹走邪气，只怕到时不是人不够，而是鼓不够。 24号长城上见。 刘索拉 5/18/2003＆nbsp＆nbsp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挑战／许知远
许知远，男，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WTO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 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份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的总裁决定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了。” “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个让他们倍感兴奋的年代。”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总结过去的5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如此炫目，高速经济增长已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加入WTO则似乎确保了这一切美妙的发展已不可回头——你看，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固执地相信，只要GDP增长保持在7或8个百分点上，其他一切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们可能有很多艰难的挑战，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或是随时可能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挑战在整个90年代都出现过，但是我们总是安然地渡过了。 当一种无法辨别的病毒出现时，我们所有光明的预设看起来都正在烟消云散了，几天前公布的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也未能减缓这种忧虑。我承认4月21日这一天，我似乎终于开始理解美国人在9·11之后的感受。27年的浅薄经验告诉我，几乎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死亡感比现在更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不是在电视上目睹着悲剧的诞生，我身边样式繁多的口罩不断在提醒我，你的危险处境。我们言之凿凿地相信9月10日的纽约与9月12日的纽约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只有美国人（甚至只有纽约人）才能切身体验到这种变化。同样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过度文明的表现，这可能不过是另一场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比这严重得多。但是，这种肤浅的乐观似乎正在严峻的现实前消失。是的，我们可以重复“比恐惧更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是在此时此刻，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我的床头摆放着《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文学中的欢乐可以抵御现实的可怕吗？ 这场疾病将深刻地改变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周围世界的观点，我现在无需再抱怨我们未曾经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我像中世纪的卜加丘，法西斯时期的加缪，或是9·11时期《纽约时报》记者一样，被赋予一次见证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机会。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转型时刻，就像1978年对于50岁那一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我们的那些高歌猛进、在新技术与全球化氛围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如今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茫然无措与发自内心的恐惧，将重新塑造我们对自己的设计。这场SRS风暴，清除了我们头脑中“光明的前景不可避免”的幻想。 我们尚且无法评价出正在发生的SRS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确信自己身处事件之中的判断。但在某种程度上，2003年之于中国，正相似于1997年之于东南亚，2001年之于美国，它是我们惯性思维的一次巨大颠覆，并在短期内将我们抛入不确定感。但是，一切真的改变了吗？是的，1997年之后，我们不再谈论“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亚在过去30年的巨大成就并非失去了意义，金融风暴令它们痛苦，也给予它们一次更深刻的调整自己的机会，把握住机会的国家比如韩国，变得更为健康，而印度尼西亚则陷入混乱。而在9·11之后的几个月，我们都在谈论美国的脆弱性，但这种谈论改变不了美国仍是无比强大，9月12日的美国像9月10日的美国一样，经济发达与军事强盛。我们总是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要么“亚洲价值观”创造一切奇迹，要么就一钱不值。理性或许并不能立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眼前的问题。它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弊端，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我相信，这次危机使我们告别了“历史的假期”，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中国过去25年的成就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因为它在一场突然的危机中表现失利。 不过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位27岁的年轻人，我感觉到某种恐惧，却仍未抛弃掉一直以来的乐观气质。在我的成长中经历了好几次泡沫，它们要么感觉无比绚烂，比如互联网泡沫，要么无比悲惨，比如恐怖主义的泡沫，但这些泡沫都很快被戳破了，尽管身处当中时，人们的情绪使这些泡沫越吹越大。但这一次，SRS会是另一次泡沫吗？＆nbsp＆nbsp
与真相和平共处／木木
在《十日谈》的开头，薄迦丘交待说，1348年，在意大利，美丽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无数人在病毒的漫延中死亡。于是，城里的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传统因为这场瘟疫而大变。有些人开始躲进洁净的宅子，同外界隔绝，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有些人纵情欢乐，为所欲为，等待末日。而此时，为了躲过这场瘟疫，十位在教堂里相遇的淑女和绅士相约来到一栋乡间别墅，呆在那里等待浩劫结束。他们在这里以讲故事打发时光，平复心情，忘掉恐慌。这些故事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十日谈》。 现在，在这里，不妨我们也开始讲故事吧。关于真相。真相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所有人的意识之外。每个人都想知道和自己有关的所有真相，没人如愿。传播学上说，这世上没有百分百的交流，每个人都只是用自己的想象来完成自己无法确知的那些真相。 故事一 当非典病毒在某城流传开来时，人们开始追根溯源，当追溯到某酒店时，线索断了，因为很多人从那里感染，而那个最初被确诊非典的人拒绝承认他到过那里。那里出现的病例越来越多，那个人终于出来承认，他某日某时的确在某酒店。他不能承认他曾到过那个酒店有他的理由，他如果承认就面临要跟很多人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谁会想到自己的私生活会因为与这样浩大的与千万人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而无法藏身。当然，由于地点的暧昧和他先前的拒不承认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余地，最后人们还是越过他的私生活回到了道德评判上，通过他，媒体有了新的话题：从道德上讲，他把病毒传给那么多人会不会心怀内疚呢？据说此人现在安然无恙，而经他染上非典的已有多人死亡。 我在想，他的生活会因为此次变故发生什么改变呢？一个人的生活真相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被突然揭开，而这个真相原本可能永远不为人知，相关的人都远离真相，愉快生活。我们每天在谈论非典，它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知道与它相关的数据和知识，但不知道，这个巨大的事件以多少种细微和巧妙的形式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 通常，我们只能关注和了解那些大的事件，而对于无数个个人生活，我们永远都不明真相，每个人都在庞大的集体中孤单面对。 故事二 为躲开非典，公司放假。于是女孩买了一大堆吃喝日用品，奔赴男友家，准备和他呆在一起，直到非典危险过去。见到女孩，男友很高兴，两人一起做饭，男友抱怨说，真讨厌这个非典，本来想订机票回老家，谁知根本就订不上，走不成了。女孩一愣，不动声色，继续做饭。吃完饭后，女孩执意要走，他们俩各自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等待非典结束，同时，有些东西也在女孩心里结束了。这是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故事，文字间有着一些小女孩的矫情和忧伤，我看了一笑，并不理会。我想，他们还是会和好的，但是从此女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总是和自己的想象相距甚远，感情尤其如此。 在漫长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窥见自己在别人心里有多重要，偶一窥见，不知所措，不过，人们总是会且战且退，底线一步步放低，直到与真相妥协，最后和平共处。 就像此次的非典，它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一种很美的病毒，我们能看清它的每一处末梢，可是，至今无人能说清它怎么会出现，它会不会最终消失。专家说，不认识它我们一样能防止它伤害我们，就像历史上无数个出现过的病毒，人们最终也没认识它们，但人们找到了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它来了，我们能应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人生许多事也如此。＆nbsp＆nbsp
成千上万只风筝就是漫天云霞／王波明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总干事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人来讲SRS是一场灾难。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我们民族的素质、我们民族的精神同样经受了一场考验。 历史会记下我们在那个特定的时候，被恐惧俘虏的那一刻—— 出于对真相的无知、或者曾经对事实的有意遮蔽；出于对死亡及其传播速率的想象；出于命运无助时人类本能的反应――恐惧――在这个和平的、经历了十几年空前繁华的大都市里，它在一瞬间降临并且迅速弥漫。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４月２２日，关于SRS病人将在夜间集中转院的谣言；４月２３日关于北京将要“封城”的谣言；４月２４日关于夜间将有飞机在城市上空喷洒药物的谣言；５月上旬关于某地婴儿说话，要人们放鞭炮驱邪的谣言…… 在无知、愚蠢和随波逐流之间，恐惧所带来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看到了超市里的抢购；看到了空寂的街道；看到了人人自危相互戒备的眼神；更使我鄙夷的，是那些自命为有知识的人把自己长时间关在家里，把自己与社会隔绝、与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隔绝。 恐惧止于智者，恐惧更止于勇者。 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那些可敬可赞的人，那些面对病魔冲锋在前的白衣天使；那些报道事实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那些勇担责任不避艰危的人民公仆；那些相濡以沫相互提携的普通百姓——他们是这次灾难中的真英雄！ 每当灾难降临或突发性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这一类真英雄，他们正是鲁迅所说 “我们民族的脊梁”！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本世纪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还将面临种种考验。我们需要这种精神：这种坚忍不拔、不被任何困难摧垮的精神；这种充满理想、终与职守甚至不惜为之牺牲的精神；这种同心戮力、各尽所能共度难关的精神。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这，就是中国精神！ 我希望全民族至少是全北京的人民弘扬这种精神，当然我也希望能够为弘扬这种精神做出贡献。当北京的天空飘满(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大自然是平衡的／潘石屹
潘石屹，甘肃天水人，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著有《西行25度》等书。 我的童年是在贫困和疾病中度过的，因此从小就对疾病非常畏惧。上小学时，因妈妈有病，我好几个月没有上学，好强的妈妈在病床上给我补落下的课。妈妈告诉我，生物分三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当时的我对前两种都好理解，地里的庄稼就是植物，家里养的鸡和猪就是动物。唯有微生物怎么也理解不了。妈妈只是告诉我微生物很小，小到肉眼看不见。我想，既然人看不到，完全可以像算术中的四舍五入一样忽略不计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微生物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有时会有一些不平衡，但最终还是会达到平衡。如物质不灭定律，世上的物质其实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存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平衡；生命总是在不断地延续的，在不同的阶段，它存在的形式不同，如有时是以种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叶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花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佛教讲的因果报应，也是一种平衡。植物有平衡，动物有平衡，微生物也有平衡。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之间也有平衡，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今天，非典在流行。非典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有专家说是衣原体，是细菌。又有专家说是新型的冠状病毒，是病毒不是细菌。对付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比对付一只老虎和一群毒蜂。争论了两个月，终于有了定论：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在向人类发起了进攻，这些眼睛看都看不到的小东西，发作起来威力还挺大，考验着人类的免疫力，也考验人和人之间结构的免疫力。每当人体受到病毒的攻击时，人的身体就产生一种抗体，一种病毒产生一种抗体，不同的病毒产生的抗体是不一样的，这种抗体就是人类的免疫力。非典这种病毒在此前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人体没有产生过对应的抗体，人类也没有研制出对付这种病的药。一种无药可治的病，就变得十分可怕和恐惧。 在非典流行的同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工伤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其实要比非典造成的伤亡多得多，人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恐惧？因为人们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传染能力。非典的出现也让我们思考一些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尽头在哪里？人类似乎可以改变一切，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任意地杀宰其它动物，这些生命没有地方可以告状，但是大自然会让它们有机会生存下去，否则，大自然中只有人类时，人类也就会走向灭亡。现在人类甚至可以克隆自己。当我看到报道说一位科学家，要求多克隆几个他时，我感到的是恐怖和灾难的来临。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非典爆发后，有一条政策叫：“村自为战”，防止疫情进入农村。村村开始用大石头、木头、各种路障把村子围起来。当政策到了村里时，村干部的土围子心态全表现出来了。普通的农民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因为我们的祖上积了德，所以这场瘟疫我们村子里一例也没有，城里人整天花天酒地，这是报应。这也是农民理解的一种平衡，几代人之间的一种平衡。有位朋友给我发条短信息：“大吃大喝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治不了，非典治了；文山会海治不了，非典治了；欺上瞒下治不了，非典治了；卖Yin嫖娼治不了，非典治了。谁治非典！”这也是一种平衡。 2002年我进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这一年，好事太多了，庆典的事情也太多了，似乎什么都顺利，生意上顺利，张欣又在国际上获了大奖，即使遇到困难时也总能得到贵人的帮助。快到年末时，我总是在想，命运给一个人的福份是一定的，要珍惜，要惜福。我提醒自己忘掉四十岁的生日，要找点罪受。到了2003年初，我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向西部出发，自己给自己找点罪受。 “西行25度”是我给自己四十岁生日的礼物。＆nbsp＆nbsp
非典感悟／陈建功
陈建功，北京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长篇小说《皇城根》等。作品曾多次获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日、捷、韩、越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非典时期的日子既悠闲又浮躁。平日里有趣的没趣的应酬全没了，有用的没用的会议全免了，甚至连每天例行的上班，也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既然要少开会少聚集，干脆，自己别找事，也别给别人找事。当然也有人在忙着，比如那些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那些负责防疫工作的人们，在夜以继日，甚至在牺牲献身。可无能者如我辈，能做点什么？于是，这日子便悠闲得很。越是悠闲，反倒越没有悠闲的心境。为疫情的蔓延焦虑，为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焦虑，甚至也曾为那些医护人员的子女们焦虑……说到底，我想大概还是为自己不得不隔岸观火而焦虑。文艺界尚有所为的恐怕是几位歌星们了，他们好歹还赶排了一台晚会，名字大概叫“我们众志成城”，即便不能再和以往那样对着无数晃动的闪光棒唱，面对家家户户的荧屏，好歹也算是为抗击这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灾难吼了一把。 非典尚未引起恐慌的时候，人们都在关注着伊拉克。有的人甚至还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别人的灾难。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某个知名的华语电视台，居然把美伊战争的话题编排成嬉笑打趣的话本，让一个油腔滑调的主持人大过其瘾。坦率地说，我深深地为那位同胞感到羞愧。尽管我过去一直很欣赏此公的伶牙俐齿，现在却觉得他仿佛在扮演狗仔队里的一个角色。你可以站在战争的任何一方，但不可以看着别人在炮火硝烟中的遭遇如获至宝，把别人的苦难化作解颐的一笑。那时候我曾恨恨地感慨，或许国人真的也需要来一次大难临头，好让我们告别肤浅和冷漠，从灵魂深处感悟一下对灾难的悲悯和责任。谁能想到，那时，SRS已经开始肆虐，而且，因为我们的疏忽和犹豫，它正在逐步酿成一场危及民族的灾难。 然而现在，当灾难真的降临的时候，我得承认对国人的精神境界不能不刮目相看，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内心深处是否还有自命深刻的肤浅。真的，在灾难面前，我们的民族是如此迅速地焕发出勇气和激|情。这个民族决不缺少大勇者，不缺少义无反顾的志士。当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或者已经献身，比如那位广东的护士长叶欣；或者已经经过了磨难，在从容若定地告诉人们，非典并不可怕，比如那位老军医姜素椿。而后，荧屏上闪现一批一批集结起来去支援非典治疗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他们在悲壮地话别、登车；荧屏上又闪现出，在被隔离的人民医院院墙外面，警戒绳上悬挂起一张张向医护人员问候、致敬字条……是的，肤浅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自命不凡的自己。真的，我觉得似乎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同胞们。或许，某一件事，某一些人，我们从中会感到肤浅和冷漠，感到敷衍和塞责，甚至也会发现怯懦和逃遁、虚假和掩饰。然而，更多的人，无数的人，都在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在无畏无私、前仆后继。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本质和魂魄！ 现在，正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电视荧屏上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盒生日蛋糕缓缓升起，在一根绳子的拉动下，越过头顶、越过树梢，到达守候在楼上窗口前一群戴口罩的姑娘手里。这是隔离区外的人们在为隔离区里的一位女学生过生日。在电子琴弹奏的“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声中，生日蛋糕被窗口里的姑娘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样被高举起来的，是隔离区内外、楼上楼下的人们无数“V”字的手势……坦率地说，现在我已为这画面潸然泪下。是被顽强快乐的年轻生命所感染，还是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深情所感动？是被直面困难的自信所鼓舞，还是被万众一心的场面所激励？我无法用语言来概括。但我相信，在未来对这一灾难的历史性描绘中，这将成为一个浓缩了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青年风貌的经典画面。 此刻，我忽然想起，曾经在网上读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大意是说，经过这场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都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敢保证转述的准确性，但我相信，这会是总理的由衷之言。 至少，对我们的民族，我找回了信心。 当然，我们学到的，只会更多。我们对人、对生命，将更加珍惜；对歌舞升平中潜藏的傲慢将保持一份警惕；对开放的世界，将更加耐心地倾听；对科学与知识，将更加敬畏与尊重……包括近些日子颇为流行的名词——“知情权”，难道不也是这次灾难带给我们的直接成果吗。 且不说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人民，“知情”将意味着全民族精神的奋起，意味着全民族人心的凝聚，意味着全民族的共济艰危的开始。保证人民的“知情权”，意味着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对人民力量的尊重。 灾难固然是灾难，灾难却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也可以使我们反省自己。至少，当我们再一次遇到类似灾难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们将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民知道！＆nbsp＆nbsp
革命也得请客吃饭／洪晃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SS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先人曾经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道理和最近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畅销书要说的大道理是一样的，这本书叫《执行》，基本意思是好多CEO有好多不错的战略，但是没有执行，所以流产了。总而言之，光吃吃喝喝，谈概念是成不了大事的。 但是革命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需要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人来策划。这时，美酒和美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精神”是几个有梦想的人在一个餐桌上勾画出来的抗击非典的计划，而我的贡献是美酒和美食。那天晚上的饮食内容点评如下： 餐前饮料和小吃： COOK‘S 汽酒，其实是一种香槟，澳大利亚产的，但是因为不是法国香槟地区生产，所以只能叫汽酒。大概吃饭前16个人喝了三瓶，开饭的时候都比较进入状态了。香槟酒非常容易让人兴奋，启发想象力，对前途有非常乐观的幻想。 特别是当人已经在家里憋了一个月之后聚会，兴奋点有点像开香槟酒，能冒出来。 法国风干肠：王波明疯了似的喜欢这种肠，的确非常香。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卖的，只好求人从法国带，那天吃了两根，我答应把最后一根给波明，但是忘了。两天以后我们接着开策划会的时候，他居然念念不忘地跟我要香肠。当我把最后一根贡献给他之后，他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怎么比那天的小了？”洋东西把话题在到饭桌前就转到外国媒体对中国一些非常片面的报道，似乎一些少数人的饮食习惯已经成了国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统一定论，一场非典我们从熊猫饲养员变成了吃熊猫的野蛮人。 主菜精选： 最好吃的是两道我妈妈送过来的菜：八宝鸭和红烧大虾，都是我们家的看家菜。鸭子一定要先过油，然后再把八宝放在里面。八宝里面一定要有莲子，核桃，红枣，我喜欢好多好多红枣。另外一道好吃的菜是红烧大虾，虾是朋友从青岛带来送给我妈的，她吃不了这么多，我们都沾光了。那天的红酒里面有一瓶1995年的ST. MILLION grnd cru, 配鸭子好得不得了。酒足饭饱，大家开始想办法，能做点什么？如何提高我们的士气？如何让国外媒体看到我们的正面？如何让启动中国商界和民间的力量一起做点事？如何真的让老百姓都能够参与进来？ 甜点： 等到甜点（草梅派和巧克力蛋糕）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七嘴八舌，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了。说实话，那时候我已经高了，说得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聚会在笑声中结束。 过了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电子邮件表示我们的感触和言论不能只是口头的，要有行动。于是又聚在一起讨论执行，这回的菜单是：速冻饺子 + 茶 方案和倡议书是半夜两点半做完的，分工也都就绪。 由此可见，“革命不能没有请客吃饭”，但是“革命也不能光是请客吃饭。”这也应该算是中国精神吧。＆nbsp＆nbsp
守住精神／刘索拉
艺术家，已出版图书《你别无选择》、《女贞汤》。 我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曾跟着这个城市经历了种种的风风雨雨，那几十年的经历培养出来我的北京性格，并无法逃避对这个城市的偏爱。什么是北京人？不在于你是否出生于此，而在于你是否可以与这个城市分担灾难。 出国去15年，在那十五年里我只能从朋友们的信息中得知北京的悲欢，心里遗憾竟成了北京的局外人。这次非典大灾，我守在故乡，又重新经历和体验到北京人面对灾难的黑色幽默、哥们儿义气，亲情至上等等，还有那些久违了的小道消息。似乎回到了文革时代，家被抄了还有精力和朋友们一起向往与普希金约会。从我出生的年代直到今天，北京人还是没有学会无为和顺受。 因此当朋友们把我卷进“中国精神”活动，我很为他们的热情感动。我的继子在非典最盛的时候曾对我说，只要相信自己，就不会被传染。我想他是对的，这就是保持正义不灭，邪气无法侵入。现在受害的不只是北京，还有香港等地，我们要是再这么无望的恐慌下去，丢了精神，过几个月之后走出门去，中国人有病没病都得接受当“疑似”的形象——比当年的东亚病夫形象更不招人待见。 朋友们问我，如果用音乐来体现“中国精神”，以什么之最？我马上想到了中国鼓。人类社会最早与天地神明交流的就是鼓。它的震撼力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节奏最能表现不同种族的力量。当人类有灾难和战争降临的时候，鼓声不仅反映了力量，还是向神灵鬼怪天地及同类发出的信号——请求神灵帮助、击退邪魔侵犯，借助天地正气、引起同类反响…… 但是谁将是鼓手？我马上想到了打击乐家李真贵先生。李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老系主任，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遍天下，很多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精英。我向他求援，他不仅马上答应义演并答应帮我搜集鼓手。但是在非典时期，音院的学生们都放假去了，很多文艺团体的人也不在了。李老师找遍了北京城，只找来分布在北京几个音乐团体的11位打击乐家。至于中国鼓，又很多有大鼓的单位现在都实行对外戒严，根本不与外界有任何交流，有鼓也不会外借。只好由打击乐家们在他们自己的音乐团体中去凑，居然也凑出100只鼓来。 除了这12位杰出的中国打击乐家们，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业余打击乐手，他们从哪儿来？我先报名，希望别的朋友们都报名。长城上面有风，吹走邪气，只怕到时不是人不够，而是鼓不够。 24号长城上见。 刘索拉 5/18/2003＆nbsp＆nbsp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挑战／许知远
许知远，男，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WTO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 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份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的总裁决定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了。” “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个让他们倍感兴奋的年代。”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总结过去的5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如此炫目，高速经济增长已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加入WTO则似乎确保了这一切美妙的发展已不可回头——你看，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固执地相信，只要GDP增长保持在7或8个百分点上，其他一切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们可能有很多艰难的挑战，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或是随时可能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挑战在整个90年代都出现过，但是我们总是安然地渡过了。 当一种无法辨别的病毒出现时，我们所有光明的预设看起来都正在烟消云散了，几天前公布的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也未能减缓这种忧虑。我承认4月21日这一天，我似乎终于开始理解美国人在9·11之后的感受。27年的浅薄经验告诉我，几乎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死亡感比现在更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不是在电视上目睹着悲剧的诞生，我身边样式繁多的口罩不断在提醒我，你的危险处境。我们言之凿凿地相信9月10日的纽约与9月12日的纽约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只有美国人（甚至只有纽约人）才能切身体验到这种变化。同样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过度文明的表现，这可能不过是另一场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比这严重得多。但是，这种肤浅的乐观似乎正在严峻的现实前消失。是的，我们可以重复“比恐惧更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是在此时此刻，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我的床头摆放着《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文学中的欢乐可以抵御现实的可怕吗？ 这场疾病将深刻地改变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周围世界的观点，我现在无需再抱怨我们未曾经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我像中世纪的卜加丘，法西斯时期的加缪，或是9·11时期《纽约时报》记者一样，被赋予一次见证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机会。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转型时刻，就像1978年对于50岁那一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我们的那些高歌猛进、在新技术与全球化氛围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如今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茫然无措与发自内心的恐惧，将重新塑造我们对自己的设计。这场SRS风暴，清除了我们头脑中“光明的前景不可避免”的幻想。 我们尚且无法评价出正在发生的SRS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确信自己身处事件之中的判断。但在某种程度上，2003年之于中国，正相似于1997年之于东南亚，2001年之于美国，它是我们惯性思维的一次巨大颠覆，并在短期内将我们抛入不确定感。但是，一切真的改变了吗？是的，1997年之后，我们不再谈论“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亚在过去30年的巨大成就并非失去了意义，金融风暴令它们痛苦，也给予它们一次更深刻的调整自己的机会，把握住机会的国家比如韩国，变得更为健康，而印度尼西亚则陷入混乱。而在9·11之后的几个月，我们都在谈论美国的脆弱性，但这种谈论改变不了美国仍是无比强大，9月12日的美国像9月10日的美国一样，经济发达与军事强盛。我们总是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要么“亚洲价值观”创造一切奇迹，要么就一钱不值。理性或许并不能立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眼前的问题。它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弊端，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我相信，这次危机使我们告别了“历史的假期”，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中国过去25年的成就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因为它在一场突然的危机中表现失利。 不过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位27岁的年轻人，我感觉到某种恐惧，却仍未抛弃掉一直以来的乐观气质。在我的成长中经历了好几次泡沫，它们要么感觉无比绚烂，比如互联网泡沫，要么无比悲惨，比如恐怖主义的泡沫，但这些泡沫都很快被戳破了，尽管身处当中时，人们的情绪使这些泡沫越吹越大。但这一次，SRS会是另一次泡沫吗？＆nbsp＆nbsp
与真相和平共处／木木
在《十日谈》的开头，薄迦丘交待说，1348年，在意大利，美丽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无数人在病毒的漫延中死亡。于是，城里的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传统因为这场瘟疫而大变。有些人开始躲进洁净的宅子，同外界隔绝，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有些人纵情欢乐，为所欲为，等待末日。而此时，为了躲过这场瘟疫，十位在教堂里相遇的淑女和绅士相约来到一栋乡间别墅，呆在那里等待浩劫结束。他们在这里以讲故事打发时光，平复心情，忘掉恐慌。这些故事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十日谈》。 现在，在这里，不妨我们也开始讲故事吧。关于真相。真相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所有人的意识之外。每个人都想知道和自己有关的所有真相，没人如愿。传播学上说，这世上没有百分百的交流，每个人都只是用自己的想象来完成自己无法确知的那些真相。 故事一 当非典病毒在某城流传开来时，人们开始追根溯源，当追溯到某酒店时，线索断了，因为很多人从那里感染，而那个最初被确诊非典的人拒绝承认他到过那里。那里出现的病例越来越多，那个人终于出来承认，他某日某时的确在某酒店。他不能承认他曾到过那个酒店有他的理由，他如果承认就面临要跟很多人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谁会想到自己的私生活会因为与这样浩大的与千万人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而无法藏身。当然，由于地点的暧昧和他先前的拒不承认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余地，最后人们还是越过他的私生活回到了道德评判上，通过他，媒体有了新的话题：从道德上讲，他把病毒传给那么多人会不会心怀内疚呢？据说此人现在安然无恙，而经他染上非典的已有多人死亡。 我在想，他的生活会因为此次变故发生什么改变呢？一个人的生活真相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被突然揭开，而这个真相原本可能永远不为人知，相关的人都远离真相，愉快生活。我们每天在谈论非典，它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知道与它相关的数据和知识，但不知道，这个巨大的事件以多少种细微和巧妙的形式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 通常，我们只能关注和了解那些大的事件，而对于无数个个人生活，我们永远都不明真相，每个人都在庞大的集体中孤单面对。 故事二 为躲开非典，公司放假。于是女孩买了一大堆吃喝日用品，奔赴男友家，准备和他呆在一起，直到非典危险过去。见到女孩，男友很高兴，两人一起做饭，男友抱怨说，真讨厌这个非典，本来想订机票回老家，谁知根本就订不上，走不成了。女孩一愣，不动声色，继续做饭。吃完饭后，女孩执意要走，他们俩各自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等待非典结束，同时，有些东西也在女孩心里结束了。这是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故事，文字间有着一些小女孩的矫情和忧伤，我看了一笑，并不理会。我想，他们还是会和好的，但是从此女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总是和自己的想象相距甚远，感情尤其如此。 在漫长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窥见自己在别人心里有多重要，偶一窥见，不知所措，不过，人们总是会且战且退，底线一步步放低，直到与真相妥协，最后和平共处。 就像此次的非典，它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一种很美的病毒，我们能看清它的每一处末梢，可是，至今无人能说清它怎么会出现，它会不会最终消失。专家说，不认识它我们一样能防止它伤害我们，就像历史上无数个出现过的病毒，人们最终也没认识它们，但人们找到了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它来了，我们能应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人生许多事也如此。＆nbsp＆nbsp
成千上万只风筝就是漫天云霞／王波明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总干事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人来讲SRS是一场灾难。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我们民族的素质、我们民族的精神同样经受了一场考验。 历史会记下我们在那个特定的时候，被恐惧俘虏的那一刻—— 出于对真相的无知、或者曾经对事实的有意遮蔽；出于对死亡及其传播速率的想象；出于命运无助时人类本能的反应――恐惧――在这个和平的、经历了十几年空前繁华的大都市里，它在一瞬间降临并且迅速弥漫。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４月２２日，关于SRS病人将在夜间集中转院的谣言；４月２３日关于北京将要“封城”的谣言；４月２４日关于夜间将有飞机在城市上空喷洒药物的谣言；５月上旬关于某地婴儿说话，要人们放鞭炮驱邪的谣言…… 在无知、愚蠢和随波逐流之间，恐惧所带来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看到了超市里的抢购；看到了空寂的街道；看到了人人自危相互戒备的眼神；更使我鄙夷的，是那些自命为有知识的人把自己长时间关在家里，把自己与社会隔绝、与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隔绝。 恐惧止于智者，恐惧更止于勇者。 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那些可敬可赞的人，那些面对病魔冲锋在前的白衣天使；那些报道事实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那些勇担责任不避艰危的人民公仆；那些相濡以沫相互提携的普通百姓——他们是这次灾难中的真英雄！ 每当灾难降临或突发性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这一类真英雄，他们正是鲁迅所说 “我们民族的脊梁”！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本世纪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还将面临种种考验。我们需要这种精神：这种坚忍不拔、不被任何困难摧垮的精神；这种充满理想、终与职守甚至不惜为之牺牲的精神；这种同心戮力、各尽所能共度难关的精神。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这，就是中国精神！ 我希望全民族至少是全北京的人民弘扬这种精神，当然我也希望能够为弘扬这种精神做出贡献。当北京的天空飘满(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