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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的中国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建设，因而有机会从西方的错误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很明显，1999年对中国的再次访问彻底摧毁了莫什·萨夫迪梦幻般的想法，他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几乎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又好像是相隔了几代人之久。” 和莫什·萨夫迪有同样感触的人不止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伊利诺大学的建筑学者詹姆斯·渥非尔德来到处处大拆大建的上海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感受：“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一个电影《银翼杀手》中那样的超级都市，震撼了整个世界。如果速融咖啡（Instnt Coffee）、方便面（Instnt Noodle）可以看作今天无力负担烹煮的时间花费而采用的替代品（当然也部分牺牲了咖啡的醇香与汤面的鲜美）。那么，上海以那种在十年间完成西方城市一个世纪的建造任务所具有的“只争朝夕”的魄力，提供给我们的也正是一种“快速城市化”（Instnt Urbniztion）。不论你是否喜欢快餐文化，当这样一座城市不可思议地站在世人眼前，你能像放弃快餐，换一家地道餐馆那样有自己的选择吗？”（《怎样的城市？——西方学者眼中的上海》李翔宁） 因此，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在2002年的上海双年展上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上海是一个在建筑上胆怯的城市。” 很难说矶崎新及其代表的很多人的批评没有道理，问题是，除了让我们感到疲倦无力和不知所措之外，这些我们已经从不同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听过了无数次的批评到底有什么意义？ 类似的批评和争论曾经在牵涉到第三世界的很多领域展开，从选择社会公正理想到环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偏执地坚持探询这种批评的意义的话，最终可能会得到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结果。 或许可以和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进行参照的一段历史是，出于对都市生活的批评，新都市主义对郊区住宅理想有过精彩的描述：与史无前例的郊区扩张平行的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新中产阶级们希望自己能获得比城市工人阶级更理想的生活条件，比如周围有宽敞庭院的单一家庭独立住宅。这些房屋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话：房屋被看作摇篮，养育着正在出现的独立的核心家庭。他们也被看作堡垒，把妇女、儿童与工业城市中的罪恶隔离开。这些住宅通过提供社交生活、私人生活和家务劳动等各自的特定场所，提供美化住宅和内部装修等个人审美表现的机会，培养着整个家庭。房屋被住宅保护着，周围还有宽敞的庭院，从而隔离了外部的污染，给人们提供了私密性的安全感。 在中国，同样有一个群体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在今天看来，新都市主义描述的理想即使不让人感到恶心的话，至少也会觉得和梦呓一般无聊。 对于已经充分都市化的人群来说，都市生活的迷人之处或许在于：能够发现新奇的餐厅，能在早餐桌上读到最好的报纸，每晚都有歌剧或音乐会可以选择。当然，只要你能保持兴趣，也可以去看足球比赛。但是，中国迎接都市化的过程是，从1982年到2000年，差不多两亿人充当了城市化的先锋，而到2010年，数亿人口将进入城市地区，其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劳动力成本依然很低；有50％的人口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更富，农村人口更穷；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会受到更大压力。 而且，人口流动大潮绝对不意味着前途一片光明。正像经济学者分析的那样，如果管理不善或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中国很快就会发现各大城市出现大片的贫民窟，正如印度和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一样。如何为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净水、下水道、学校和医院将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那些现在已有很大压力的公共服务。 公众不会因为公众服务的压力而减少自己的要求，同样，无建设的批评让人厌倦，我们喜欢英国人肯尼斯·鲍威尔在《城市的演变》中所说的一个例子：“城市文化的革命也是对文化一词自身定义的一次革命。荷兰的城市格罗宁根准备建设一个新的、反映出一种逆反心理的博物馆，鼓励过路人穿过建筑内的捷径，或者进入里面进行娱乐活动，或者接受一些教育。基本原理是：许多人对老式的博物馆感到厌倦，但是或许对艺术、考古学或是古董存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只要将这些东西以一种新奇的方式来陈列，就能够对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中国人对都市生活的向往。莫什·萨夫迪曾经以近似教徒祈祷般的热情与幻想描述他的梦想：新型城市的凌晨，在第一线曙光初现在区域住宅的窗前时，最后一盏熄灭的灯则是在线型中心，到处都闪烁着如同一条长长的美丽项链上的珠宝。 看到莫什·萨夫迪的祈祷，想起某天深夜读王晓波多年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写的一篇专栏：明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奇怪的世界，王晓波说：“孩子们，你们要为未来担心啊”。那种悲天悯人的心怀令人感动。＆nbsp＆nbsp
一个农民眼中的城市／袁一泓
袁一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当我说〃我是一个农民〃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是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从农村出来（老爹还在农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也是农村--如果站到屋顶向北望下去，天气好的话，春天里可以看到大片的菜地渐渐泛出绿意。很自然，我身上还残留着许多挥之难去的农民所固有的习性。 不幸的是，我的一个同舍师弟，博士、大学副教授兼〃**派〃代表作家，最近很不留情面地对我说，〃你不仅是个农民，同时还是个小市民〃。顺便说一下，这位作家同学现居上海。 一个住在北京的农民，不需要暂住证但对暂住证特别敏感，而〃敏感〃可能是小市民的特征之一。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我所在网站的一位同事打电话来，说他现在到了山东某地，是被警方遣送过去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跟我一起加班呢。就在回家的路上，警察把他的暂住证、务工证撕了，当夜由汽车转送火车，幸好手机没被搜去还可打电话。两个多月前，我把看到的一篇有关暂住证的文章（花400元将收容的〃无证〃弟弟赎回）转贴到我们社区人气很旺的网站上，班长说，大家都在讲三个代表的时候贴这种文章不合适，给删了。为什么提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这是因为我想说明，如果我没考上大学，这些年多半是在南方某个门窗紧锁、失火了都无路可逃的小厂打工，而且得要有暂住证、务工证，不自由；可是，无需暂住证住在城里的人，也不自由--在BBS上转个帖子都要被无情删掉。 从老区（农村！）考上大学，居然又到了首都北京（城市！）工作，多不容易啊。8、9年前，单位的一位大姐唏嘘地跟我说。 说句没良心的话，我还真没什么感觉。譬如高考，那时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对自己有多重要，感慨系之是后来的回望。再譬如，当年到伟大首都来找工作，农民嘛，照例要去一趟天安门广场，学文的人，即使不像某位作家看到宽敞的长安街后眼泪满眶恨不得扑在地上一样，怎么着也应该挤一点酸东西来表达吧，可站在广场上提了半天的气，就是挤不出兴奋啊、激动啊之类的感觉来，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赶紧走人。 做学生的时候，骑个破自行车，除了偶尔也在漂亮女孩后面偷偷跟踪一段，就喜欢在南京的胡同里奔突。原以为能更近距离地感受些风土人情，但南北朝形迹放浪的士子之风只是在故纸堆里出没，明故宫很早只剩一片废墟，倒是民国栽下的梧桐树依旧威风八面——可惜听说后来砍了不少。最记得这个城市背影的是城墙罢。和三两好友下午在鸡鸣寺饮茶，日落时踩着霞光下的明季城砖一路走到九华山，下山时差不多就有月辉洒落肩头。 这样的情怀如今在北京城是找不着的。城里不是没有茶馆，这里可以下棋聊天、商务谈判，但就是找不到品茗的感觉。也有很妙的饮茶去处，在几十里外的寺里，可是，挤公交车去，与情境不合，驾车去，太奢侈，都不是值得推荐的选择。然而，舍此，北京城里有几个散步而去的煮茶佳处呢？ 北京当然也有胡同和城墙。我在真正的北京胡同里足足住了5年，那可是百分百的小胡同、正宗的四合院，不过现在成了标准的大杂院。但我敢打赌，我的小市民习气不是在大杂院染上的，因为这里只剩〃老北京〃的腐烂酸臭味，让人只想逃逸（总算逃出来了，虽然做回了农民）。不知道政府对北京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胡同里的腐烂酸臭味如何处置。再说起城墙，诺大北京城也就只剩德胜门了，每每摸一摸那厚厚的城墙就想起了1956年的梁思成，唯有怆然戚戚，哪有登临之意（再说还真不值得登临）？ 北京还是有值得登临的城墙的，只是别选择太热闹的所在。譬如，水关长城如何？提起水关长城，纯粹是借这里〃长城脚下的公社〃来说事。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别墅原本是可以做成很私人化的传世艺术品，甚至是艺术珍品。譬如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赖特先生的流水别墅、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当代再狂妄的建筑师对它们的存在也只有仰视的份儿。〃长城脚下的公社〃以及建外SOHO是不是值得传世的艺术品，并不是由潘石屹自诩说了算，倒是老潘有几次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让我很在意：100年以后，哪一个建筑可以说自己不落后？ 像某些媒体热衷于评选年度〃十大明星楼盘〃一样，我们不少城市也搞过〃十大建筑〃或〃新十大建筑〃的评选。作为始作俑者的北京〃十大建筑〃，即使其中有着掩抑不住的社会政治意味，但基本经得起50年的风雨评判。至于什么〃新十大建筑〃或〃新新十大建筑〃之类，从时间的背后望去，实在乏善可陈。而〃保护古都风貌〃、〃夺回古都风貌〃，除了留下几十顶黄黄绿绿的帽子和亭子之外，就是骂声和苦笑了。这是在北京，2002年商品房投入量达144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596万平方米）的北京，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建筑是哪一座呢？让我们心灵为之一动的建筑又在哪里呢？ 在青岛，至今人们仍然认为这个城市最美的建筑是100余年前由德国人留下的；在武汉，在广州，在上海，这里的人们也以原外国租界留存下来的建筑最为自豪。仅在2001年、2002年，中国城镇就分别有7亿平方米的商品房投入使用。中国拥有庞大的也许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建设规模，然而，别说100年以后了，就是3年过去，还能以〃不落后〃自夸的建筑又有几何？ 2002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都市营造〃。我怀疑主办者居心不良，分明是存心要让中国建筑师当着全亚洲人民出丑嘛，至少是要把他们给拉到灯光下来聚焦一下。中国城镇每年7亿平方米的建筑，如果有1％的建筑，像潘石屹宣称的那样，可以由建筑师自主设计，就是700万平方米，我们每年有哪怕是700万平方米可以引以自豪的建筑吗？老实说，恐怕没有。这也就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看不起中国同行的原因之一，这种睥睨眼色，我在几年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已瞻仰过多次了。 我是一个农民，看到的房子大都是我的农民兄弟建造的，譬如北京很多别墅就跟我在广州农村看到的农民房子相差无几。原先我以为建筑师都应该是城里人，是知识分子，至少比我们农民有水平、有远见，更懂得艺术，但现在看来，未必。从中国现在的建筑设计看，建筑师99％是农民思维、农民水平。虽然建筑师们总可以找出许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农民质朴的思维、活生生的现实让我吃惊，给了你N次平方的机会，你都有N次理由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告诉你，我不相信。 当然，有建筑师会说，我们是在替开发商挨板子。听西安一位颇为知名的青年建筑师说过，提起以当地开发企业命名的〃**大厦〃，他就有种羞愧感，根本不敢对外说是自己设计的，但那是开发商耳提面命的结果。无意中想起某大型国有开发企业印的一本售房宣传小册，上面居然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搞房地产的也真够笨的，怎么就弄不出一套像样的房子呢？〃我怀疑创作者公报私仇，吃了拿了开发商的还要骂开发商，不过也算是说了真话。我不得不引用两年前自己写的一句话来证明：〃城里的房子农民建，99％开发商要淘汰〃。这道理现在仍然正确：庞大如北京房地产市场，不仅施工队是农民，建筑师像农民，开发商也像农民。 写到这里，我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欣慰感，一种〃到家〃的温暖感，环伺左右，我们农民遍天下，至少已经从建筑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nbsp＆nbsp
一场非典
一进入四月下旬，北京一下子安静了许多。不仅仅是因为街上人车稀少，写字楼空空荡荡，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似乎人们的嘴巴也都闭上了。各种会议和活动、各种促销仪式和宣传、各种谈判和应酬，这些几天前还充斥着这座城市的泛滥欲望和过度喧嚣全都一股脑的没了踪影。除了政府每天公布的疫情统计数据之外，人们似乎对一切都失去兴趣，北京城出现了这些年少有的沉默。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每一次病毒的疯狂攻击，都给人类带来过这样深重的心灵灾难。在媒体的传播下，全世界都在恐慌，中国人不再受欢迎，人们不再吃中国饭，不要见中国人，更不愿意到中国来，中国微笑不再迷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似乎成为了一个恐怖地带。 非典为何肆虐地光顾北京也许是由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但它还是暴露了一个高速增长的城市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问题，它也重新提起了人类和自然界进行较量、抗争还是最终和谐相处的古老话题。如今，北京的沉默已经过去了，几乎被遗忘了，但是非典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引发的话题却刚刚开了个头。毕竟，生命，不管是人类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甚至自然界的生命都是说不尽的禅机。＆nbsp＆nbsp
两个城市和一场非典／冯博
冯博，传媒人与影视策划人。曾任北京电视台《环球影视》总撰稿、广东《新周刊》主笔，曾在《新周刊》、《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过大量作品。1999年后，开始涉足影视创作，曾创作过数部长篇电视剧及小剧场话剧，并参与策划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艺术人生》、《东方时空》等栏目，现创办影视公司，专事影视创作及电视栏目策划。 我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城市中都住过，这里所谓的住，第一是指住在居民区里而不是住在酒店，第二是指在一个城市中最少度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尤其是第二条，如果没有，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其为住。在这些住过的地方当中，北京是我住的时间最长的城市，广州是我最难忘的城市。 北京有我的家，是我的大本营，我不出生在这座城市，但最熟悉这座城市，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住过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城，我自己，无论爱情恩怨起伏沉降一切故事都发生在这座城市。可我挺迷恋广州，第一次见到一个城市可以把高架桥无序地重叠上四五层，随意在楼群中穿梭，第一次看见陈果电影中的那种街巷，第一次听见满街如外语一般的方言，第一次看见木棉花开，第一次看见楼与楼挨得那么近，都让我惊异与兴奋。两年下来，我熟悉了那里的很多条街道，熟悉了那里的炎热、那里的方言、那里的气味。这之后我常常穿梭在广州与北京之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空中飞了六次，之后我回到了北京，之后，2002年12月15日，我又去了广州，那一天，是我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 。 就在那天，离广州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发生了一件谁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一位高烧不退的病人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当二月份广州开始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与远在加拿大的一位学医的朋友聊天，她还说，非典型肺炎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的肺炎几乎都是非典型的，并不罕见。没多久，关姓母子就将这种疾病带回了加拿大，如今多伦多成了除中国及东亚之外最严重的疫区。 如今人们对这种严重的呼吸道衰竭综合症有了基本的判断，这种疾病的直接表象尽管是肺炎，但与以往的非典型肺炎并不一样，它是一场瘟疫。非典能迅速扩散，除了疾病凶猛外，的确有在外人看来很典型在我们自己看来不怎么典型的原因。我不是科学家，不能妄断疾病是怎么传播的，但很多人说，与随地吐痰有莫大的干系。此时此刻再谴责北京人有落井下石的味道，但好多北京人的确不敢恭维，当然现在没有了，公众场合，别说吐痰，咳嗽一声，不被群众专政就不错了。 我不是科学家，也不能妄断疾病的由来，但有人说与动物有关，那也就人云亦云吧，在广州两年，我对那个城市有那么多的饕餮之徒感到莫名惊诧。要是大家都只是抽象听说过 “什么都吃”，那我就讲两个具体的例子吧。在广州我认识一个美女，有多美？反正好美，我印象里，北京的大多数美女是以少食来保持铅笔一样的身材的，广州靓女可不是，我与她的会面基本安排在各类吃饭场所。话说一天，靓女与我在某酒楼见面，点菜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这家酒楼的菜式索然无味，于是建议：我们去番禺吧。从广州去番禺跟去海淀差不多，有什么所谓？问题是吃什么？她说，老鼠吧。说这话的时候她双眼放光，嘴里唏嘘有声，口水下咽，令我几近昏厥。我忘了是怎么推掉她的，只记得我赔了很多饭钱也没跟靓女接过吻，我是真不敢，我怕她嘴里钻出老鼠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田鼠，田鼠不是鼠吗？更何况我看过香港无线台的《全线大搜查》，的确有人拿下水道里的老鼠冒充田鼠。广东人把蟑螂叫嘎杂（不是这两个字，但那两个广东字实在太怪，怪到了字库里没有），气候的炎热使岭南的嘎杂也生机勃勃，比很多省的出产都要大都要猛。话说一天，下班后我邀请一位同事吃饭，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嘎杂，我以为听错了，再问他一次，还是嘎杂，我几近昏厥，我也忘了是怎么推掉他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是一点儿食欲都没有，我怕我吃什么都会从碗里钻出嘎杂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水蟑螂，不是家里的蟑螂，水蟑螂不是蟑螂吗？ 我无意借一种饮食习惯来贬低一个城市的人民，事实上，要比人，广州人比北京人有太多的优点，还不是一两处。我只想说的是，从生物学与进化的角度讲，有的东西的确是人所不适宜的。说到应该吃什么东西，很多宗教都有规定，听起来像强迫，可科学家说，按照人本身的条件，的确大多东西不宜入口。人不要相信自己是自然之骄子，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东西都能吃，人不能胜天，人只能顺从天意、顺从自然，还要对自然怀有一份敬畏。人也要守世代相因循的规矩，比如说，人不太适合养狼当宠物，尽管你认为它很酷，但就是不行，比如说，猫和狗几千年了和人在一起没出过什么乱子，你要认定它能毁灭人类就是杞人忧天，北京人惶惶中开始打猫打狗了，北京人不乱吃东西，可也不见得什么都明白。当然情势所迫，举止非常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赞成那些危城之外的镇定议论。你要说人应该不怕死，你搬到三月份的巴格达、四月份的北京试试，你要说学生应该识大体，不应该逃回家去，敢情你自己的孩子不在北京。危城之中，除了生命的严峻，什么都无益，包括此文，但对危城之外的人发发议论相信还会有所警示：别像好多广州人那样吃东西，别像好多北京人那样随地吐痰，总是对的，病毒面前，没有城市可以固若金汤，没好的习惯，病毒来临之日，悔之就晚矣。＆nbsp＆nbsp
“非典”化生存／关凯
关凯，1969年生于吉林，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社会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国家机关。 城市失去了惯常的拥堵，因为大多数人都把出行从日程里最大限度地删除了；商业、餐饮与娱乐业萧索如秋，从宾客如织到门可罗雀只是一夜的沧桑；中药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功能性饮料，其处方史无前例地占据着主流媒体标题新闻的位置。 “非典”是一个奇特而严重的事件，因为在理论上说，它对生活在疫区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没有人能够凭借除自身免疫力外的任何资源注定幸免。虽然对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迄今为止，真正成为被感染者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这不能抵消公众在心理层面的恐惧，随着被感染人群的扩大，病例正沿着亲戚、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公众人物的轨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距自己很近的地方。 “非典”以一种恐怖的面目颠覆了北京人的生活，无人能置身事外。 政府在意识到“非典”疫情扩散的灾难性后果之后迅速改变了传统的反应方式，以高级官员罢官为标志，放弃宏大话语而进入有效的细节操作，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非典”的社会动员因而从各个社会渠道全面而彻底地发生，控制疫情被文学地定义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显示出其压倒一切的战略高度。同时，在民间领域，人人自危的心态促使公众普遍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以图自救，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彻底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卫生消毒运动”。这场“运动”不同于我们早已熟悉的“爱国卫生运动”之处在于：每个人都集任务下达者、组织者、资金投入者和行动者于一身。在社会日趋分化的今天，这种因灾难而自觉形成的社会一致性行动是难得一见的。 因为有了“非典”，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向家庭回归的倾向。习惯于夜生活的绅士和职场女性们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和家人，从前厚厚的酒水账单被简约为一两张电信收据，三里屯开始再现酒吧业兴起之前的宁静；厨艺重新被认为是日常生活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因为靠寻觅一家好馆子一箭双雕地解决自己又馋又懒的问题显然不够安全；孩子获得了更多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他们被约束着不能在外边疯玩的一种寂寞的补偿；甚至隐秘的婚外情都遇到了难题：在“非典”时期，可以不回家的借口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当抱怨配偶不回家的人在数量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地大幅度减少的时候，社会中家庭的稳定性就得以有效提升了。 与回归家庭相对应的变化是人际关系的疏远。随着个人活动半径的缩小和约会行为的递减，通过数字或模拟信号的交流替代了传统的人员集会，欢聚的场面越来越稀少，感情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电信设施。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对维护既有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却绝对是认识新朋友、扩大交际圈子的巨大障碍。同时，“非典”为人际交往涂抹了一种猜疑的色彩，模糊了人类和毒药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控制疫情的社会动员中，组织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组织开始介入私人领域，从单位到居委会，组织对个人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体温方面。社会成员在体温问题上的任何异常都有义务主动暴露在组织的视野里，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实际上，体温已经成为人类识别“非典”的第一道门槛，正常的体温是希望过群居生活的人必须拥有的身份证。 “非典”因其强烈的传染性必定引起人际歧视。对于被确诊的“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来说，具有一定强制色彩的隔离并不是歧视，而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技术性措施。但对于身体健康的广大疫区人民来说，他们受到另眼看待却仅仅因为自己生活的城市不幸沦为疫区。具有悠久的歧视外地人传统的北京人现在正受到外地人的普遍歧视，这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总而言之，对“非典”疫情可以有一种“福祸相倚”的哲学理解，它在为害甚烈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具有提升社会整合程度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客观观察，并不意味着笔者有幸灾乐祸的不良价值倾向）。面对灾难，人际摩擦减少（部分因为交流频率降低），政府公信度提升，个人对家庭和社区的依赖增加，社会增添了温情脉脉、休戚与同的色彩。而对“非典”的最终控制（根据人类以往的经验，这只会是一个时间问题），则会被视为社会团结、万众一心、共度难关的又一个经典范例，这将成为未来无数恢弘巨著的引文和注解。 尽管现在北京控制“非典”疫情的进展还看不到尽头，但公众的焦虑高峰期却已渐渐接近尾声。社会情绪的发展和传染病传播一样有规律可循，从紧张、缓解到压力释放，是一条抛物线式的分布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瘟疫消灭过一个人种，何况今天我们面对“非典”时已经拥有了先辈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资源。因此，即使疫情仍然以一种有节制的规模发展下去，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头、走进餐馆商店、乘坐交通工具去旅行，他们会戴着口罩、习惯于频繁洗手和使用过氧乙酸消毒，于是，“非典”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疫情消失或至少根治“非典”的医学解决方案最终出现。＆nbsp＆nbsp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何力
何力，《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ＳＡＲＳ正在成为一块试金石。有人沉稳，有人慌张。有人理性，有人疯狂。ＳＡＲＳ还被说成是一场战争。病毒正在扮演敌人，有点像当年的“四害”。其实，无论是“四害”还是ＳＡＲＳ，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只是它们自己。 那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比如只要是北京等疫区来的人一律隔离或变相隔离十四天；有的地方为求自保把路搞断；有一个居委会居然贴出告示强令暂住此地的外地人立刻搬走；最荒唐的是竟有地方搞有奖检举ＳＡＲＳ可疑人员。 从政府到民间，疫情面前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是制度与能力水平的折射，还涉及到我们的品性。 从对疫情噤若寒蝉谎报瞒报到以邻为壑草木皆兵，表面上相去甚远，本质上却是一致。这种忽左忽右，没有折衷与分寸，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凡事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离一个能应付危机的社会体制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我们《经济观察报》报头上方印有“理性、建设性”五个字。所谓理性建设性在我看来核心的东西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面，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是“互相承认”，也可以引申为求同存异、强调共性、双赢。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承认”是向前看、多提建议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前提。有人说，互相承认不就是宽容吗，不尽然。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史乔琶认为，历史上有三种情况可以将个体差异包容在公民社会的统一体中，一是种族隔离，差异在这里得到令人心酸的承认；第二种是同化，差异被消弭了；第三种就是互相承认。它接受和重视差异而不拒之于门外，这要比宽容意义大得多，因为宽容的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而互相承认则意味着对称的彼此尊重。 互相承认原则——“不和谐的和谐”——作为相异性的交汇和权力的平衡这样一种后天和谐思想，终于汇集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成果：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托多洛夫在他对欧洲历史的回顾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传统：“西欧曾经千方百计同化他人，消除外界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我认为在今天，这一欧洲历史阶段已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将看起来更好的取舍措辞结合起来：我们要平等但不等于相同；我们要差别但不要让它变成高低之分；我们向往找到社会意义但却别忘了个体的优点。” 《出埃及记》中写道：你别压迫异乡人也不要虐待他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时就曾经是外人。看，互相承认历史久远，但是全球化给了它新的意义。互相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性就是，中国的激进与保守、强调效率的自由派与主张公平的民主派始终存在着敌对性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互补。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建设性”是一种改良主张。其实，对于ＳＡＲＳ也应以改良的态度而不是以革命的或战斗的态度视之。人与病毒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战斗的观点、革命的态度并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印象中，央视一位率先进入隔离病区采访的女记者，面对镜头，义正严词：“我不怕非典，我恨它”。非典只是一种病毒，有什么可恨的呢？该恨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搞不懂。 说到改良，它的名声可能一直不太好，其实，与革命比较，改良也不容易，甚至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比如改良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经验，要做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改良还需要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对话、谈判、妥协乃至退让。 从历史经验上看，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表现为从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一种行动到另一种行动，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不仅导致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甚至在价值观上也是以暴力对暴力，主张与体制的更迭变成殊死的思想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病毒。怎能不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我称自己是个“中派”。中国不缺左派，也不乏右派，但缺“中派”。 类似的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弗郎西斯·福山先生的《信任》一书中找到佐证：正如个人主义被公益精神中和后，才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实施的最佳地点，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个人主义被社群倾向平衡有关。福山认为，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不完全的现代化。这也是一种“中派”。 亚里士多德也把“出色”定义为过与不足之间的中庸，他强调：“正如智慧是善于推理，适度就是善于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勇敢在懦弱和冒失之间；慷慨在吝啬和浪费之 间；谦逊在无耻和羞涩之间；恰当得体比单纯的责任感和爱心更受推崇。 与我们所拥有的正常生活相比，疫情总是短暂。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对疫区人民的温暖和慰藉更显珍贵。对身体的隔离是必要的，但对精神的冷漠是可怕的。 凡事有度，包括对ＳＡＲＳ，因为就算是真理也不宜再往前一步。＆nbsp＆nbsp
洪晃车间中国精神诞生记／朱伟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5月14日，周三，我们又一次集聚到洪晃家的大车间。起因是5月10日周末“当当”俞渝的生日晚宴，那日生日蜡烛只有粗粗直直的一根，网通田朔宁借烛光的浪漫提出关于以“中国精神”抗SRS的主张。田朔宁的忧国忧民情怀也罢了，很多人的责任感或者玩兴同时被激起，于是周三洪晃再次发出聚会通知。此次晚宴不再有法国香槟，相对比较务实。主食饺子端上来后，大家要对“中国精神”作定义。 此日潘石屹、张欣刚从香港飞回，从机场直扑大山子。对中国精神问题，老潘显然已思考多日。他在连续了几个“就是”之后，几乎不暇思索地说，“那个‘中国的精神’，就是自然的、平衡的、和谐的。”按他的解释，天人合一，中国人生生不息，吸天地之灵气，其精神就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中。桌上大家沉吟一片，王伯明问，“都自然了，那怎么抗‘非典”呢？”以我的感觉，这种天人合一往往是在独善其身中完成的，很难构成凝聚力。而在历史长河中，(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一个农民眼中的城市／袁一泓
袁一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当我说〃我是一个农民〃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是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从农村出来（老爹还在农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也是农村--如果站到屋顶向北望下去，天气好的话，春天里可以看到大片的菜地渐渐泛出绿意。很自然，我身上还残留着许多挥之难去的农民所固有的习性。 不幸的是，我的一个同舍师弟，博士、大学副教授兼〃**派〃代表作家，最近很不留情面地对我说，〃你不仅是个农民，同时还是个小市民〃。顺便说一下，这位作家同学现居上海。 一个住在北京的农民，不需要暂住证但对暂住证特别敏感，而〃敏感〃可能是小市民的特征之一。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我所在网站的一位同事打电话来，说他现在到了山东某地，是被警方遣送过去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跟我一起加班呢。就在回家的路上，警察把他的暂住证、务工证撕了，当夜由汽车转送火车，幸好手机没被搜去还可打电话。两个多月前，我把看到的一篇有关暂住证的文章（花400元将收容的〃无证〃弟弟赎回）转贴到我们社区人气很旺的网站上，班长说，大家都在讲三个代表的时候贴这种文章不合适，给删了。为什么提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这是因为我想说明，如果我没考上大学，这些年多半是在南方某个门窗紧锁、失火了都无路可逃的小厂打工，而且得要有暂住证、务工证，不自由；可是，无需暂住证住在城里的人，也不自由--在BBS上转个帖子都要被无情删掉。 从老区（农村！）考上大学，居然又到了首都北京（城市！）工作，多不容易啊。8、9年前，单位的一位大姐唏嘘地跟我说。 说句没良心的话，我还真没什么感觉。譬如高考，那时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对自己有多重要，感慨系之是后来的回望。再譬如，当年到伟大首都来找工作，农民嘛，照例要去一趟天安门广场，学文的人，即使不像某位作家看到宽敞的长安街后眼泪满眶恨不得扑在地上一样，怎么着也应该挤一点酸东西来表达吧，可站在广场上提了半天的气，就是挤不出兴奋啊、激动啊之类的感觉来，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赶紧走人。 做学生的时候，骑个破自行车，除了偶尔也在漂亮女孩后面偷偷跟踪一段，就喜欢在南京的胡同里奔突。原以为能更近距离地感受些风土人情，但南北朝形迹放浪的士子之风只是在故纸堆里出没，明故宫很早只剩一片废墟，倒是民国栽下的梧桐树依旧威风八面——可惜听说后来砍了不少。最记得这个城市背影的是城墙罢。和三两好友下午在鸡鸣寺饮茶，日落时踩着霞光下的明季城砖一路走到九华山，下山时差不多就有月辉洒落肩头。 这样的情怀如今在北京城是找不着的。城里不是没有茶馆，这里可以下棋聊天、商务谈判，但就是找不到品茗的感觉。也有很妙的饮茶去处，在几十里外的寺里，可是，挤公交车去，与情境不合，驾车去，太奢侈，都不是值得推荐的选择。然而，舍此，北京城里有几个散步而去的煮茶佳处呢？ 北京当然也有胡同和城墙。我在真正的北京胡同里足足住了5年，那可是百分百的小胡同、正宗的四合院，不过现在成了标准的大杂院。但我敢打赌，我的小市民习气不是在大杂院染上的，因为这里只剩〃老北京〃的腐烂酸臭味，让人只想逃逸（总算逃出来了，虽然做回了农民）。不知道政府对北京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胡同里的腐烂酸臭味如何处置。再说起城墙，诺大北京城也就只剩德胜门了，每每摸一摸那厚厚的城墙就想起了1956年的梁思成，唯有怆然戚戚，哪有登临之意（再说还真不值得登临）？ 北京还是有值得登临的城墙的，只是别选择太热闹的所在。譬如，水关长城如何？提起水关长城，纯粹是借这里〃长城脚下的公社〃来说事。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别墅原本是可以做成很私人化的传世艺术品，甚至是艺术珍品。譬如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赖特先生的流水别墅、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当代再狂妄的建筑师对它们的存在也只有仰视的份儿。〃长城脚下的公社〃以及建外SOHO是不是值得传世的艺术品，并不是由潘石屹自诩说了算，倒是老潘有几次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让我很在意：100年以后，哪一个建筑可以说自己不落后？ 像某些媒体热衷于评选年度〃十大明星楼盘〃一样，我们不少城市也搞过〃十大建筑〃或〃新十大建筑〃的评选。作为始作俑者的北京〃十大建筑〃，即使其中有着掩抑不住的社会政治意味，但基本经得起50年的风雨评判。至于什么〃新十大建筑〃或〃新新十大建筑〃之类，从时间的背后望去，实在乏善可陈。而〃保护古都风貌〃、〃夺回古都风貌〃，除了留下几十顶黄黄绿绿的帽子和亭子之外，就是骂声和苦笑了。这是在北京，2002年商品房投入量达144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596万平方米）的北京，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建筑是哪一座呢？让我们心灵为之一动的建筑又在哪里呢？ 在青岛，至今人们仍然认为这个城市最美的建筑是100余年前由德国人留下的；在武汉，在广州，在上海，这里的人们也以原外国租界留存下来的建筑最为自豪。仅在2001年、2002年，中国城镇就分别有7亿平方米的商品房投入使用。中国拥有庞大的也许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建设规模，然而，别说100年以后了，就是3年过去，还能以〃不落后〃自夸的建筑又有几何？ 2002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都市营造〃。我怀疑主办者居心不良，分明是存心要让中国建筑师当着全亚洲人民出丑嘛，至少是要把他们给拉到灯光下来聚焦一下。中国城镇每年7亿平方米的建筑，如果有1％的建筑，像潘石屹宣称的那样，可以由建筑师自主设计，就是700万平方米，我们每年有哪怕是700万平方米可以引以自豪的建筑吗？老实说，恐怕没有。这也就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看不起中国同行的原因之一，这种睥睨眼色，我在几年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已瞻仰过多次了。 我是一个农民，看到的房子大都是我的农民兄弟建造的，譬如北京很多别墅就跟我在广州农村看到的农民房子相差无几。原先我以为建筑师都应该是城里人，是知识分子，至少比我们农民有水平、有远见，更懂得艺术，但现在看来，未必。从中国现在的建筑设计看，建筑师99％是农民思维、农民水平。虽然建筑师们总可以找出许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农民质朴的思维、活生生的现实让我吃惊，给了你N次平方的机会，你都有N次理由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告诉你，我不相信。 当然，有建筑师会说，我们是在替开发商挨板子。听西安一位颇为知名的青年建筑师说过，提起以当地开发企业命名的〃**大厦〃，他就有种羞愧感，根本不敢对外说是自己设计的，但那是开发商耳提面命的结果。无意中想起某大型国有开发企业印的一本售房宣传小册，上面居然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搞房地产的也真够笨的，怎么就弄不出一套像样的房子呢？〃我怀疑创作者公报私仇，吃了拿了开发商的还要骂开发商，不过也算是说了真话。我不得不引用两年前自己写的一句话来证明：〃城里的房子农民建，99％开发商要淘汰〃。这道理现在仍然正确：庞大如北京房地产市场，不仅施工队是农民，建筑师像农民，开发商也像农民。 写到这里，我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欣慰感，一种〃到家〃的温暖感，环伺左右，我们农民遍天下，至少已经从建筑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nbsp＆nbsp
一场非典
一进入四月下旬，北京一下子安静了许多。不仅仅是因为街上人车稀少，写字楼空空荡荡，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似乎人们的嘴巴也都闭上了。各种会议和活动、各种促销仪式和宣传、各种谈判和应酬，这些几天前还充斥着这座城市的泛滥欲望和过度喧嚣全都一股脑的没了踪影。除了政府每天公布的疫情统计数据之外，人们似乎对一切都失去兴趣，北京城出现了这些年少有的沉默。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每一次病毒的疯狂攻击，都给人类带来过这样深重的心灵灾难。在媒体的传播下，全世界都在恐慌，中国人不再受欢迎，人们不再吃中国饭，不要见中国人，更不愿意到中国来，中国微笑不再迷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似乎成为了一个恐怖地带。 非典为何肆虐地光顾北京也许是由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但它还是暴露了一个高速增长的城市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问题，它也重新提起了人类和自然界进行较量、抗争还是最终和谐相处的古老话题。如今，北京的沉默已经过去了，几乎被遗忘了，但是非典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引发的话题却刚刚开了个头。毕竟，生命，不管是人类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甚至自然界的生命都是说不尽的禅机。＆nbsp＆nbsp
两个城市和一场非典／冯博
冯博，传媒人与影视策划人。曾任北京电视台《环球影视》总撰稿、广东《新周刊》主笔，曾在《新周刊》、《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过大量作品。1999年后，开始涉足影视创作，曾创作过数部长篇电视剧及小剧场话剧，并参与策划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艺术人生》、《东方时空》等栏目，现创办影视公司，专事影视创作及电视栏目策划。 我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城市中都住过，这里所谓的住，第一是指住在居民区里而不是住在酒店，第二是指在一个城市中最少度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尤其是第二条，如果没有，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其为住。在这些住过的地方当中，北京是我住的时间最长的城市，广州是我最难忘的城市。 北京有我的家，是我的大本营，我不出生在这座城市，但最熟悉这座城市，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住过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城，我自己，无论爱情恩怨起伏沉降一切故事都发生在这座城市。可我挺迷恋广州，第一次见到一个城市可以把高架桥无序地重叠上四五层，随意在楼群中穿梭，第一次看见陈果电影中的那种街巷，第一次听见满街如外语一般的方言，第一次看见木棉花开，第一次看见楼与楼挨得那么近，都让我惊异与兴奋。两年下来，我熟悉了那里的很多条街道，熟悉了那里的炎热、那里的方言、那里的气味。这之后我常常穿梭在广州与北京之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空中飞了六次，之后我回到了北京，之后，2002年12月15日，我又去了广州，那一天，是我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 。 就在那天，离广州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发生了一件谁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一位高烧不退的病人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当二月份广州开始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与远在加拿大的一位学医的朋友聊天，她还说，非典型肺炎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的肺炎几乎都是非典型的，并不罕见。没多久，关姓母子就将这种疾病带回了加拿大，如今多伦多成了除中国及东亚之外最严重的疫区。 如今人们对这种严重的呼吸道衰竭综合症有了基本的判断，这种疾病的直接表象尽管是肺炎，但与以往的非典型肺炎并不一样，它是一场瘟疫。非典能迅速扩散，除了疾病凶猛外，的确有在外人看来很典型在我们自己看来不怎么典型的原因。我不是科学家，不能妄断疾病是怎么传播的，但很多人说，与随地吐痰有莫大的干系。此时此刻再谴责北京人有落井下石的味道，但好多北京人的确不敢恭维，当然现在没有了，公众场合，别说吐痰，咳嗽一声，不被群众专政就不错了。 我不是科学家，也不能妄断疾病的由来，但有人说与动物有关，那也就人云亦云吧，在广州两年，我对那个城市有那么多的饕餮之徒感到莫名惊诧。要是大家都只是抽象听说过 “什么都吃”，那我就讲两个具体的例子吧。在广州我认识一个美女，有多美？反正好美，我印象里，北京的大多数美女是以少食来保持铅笔一样的身材的，广州靓女可不是，我与她的会面基本安排在各类吃饭场所。话说一天，靓女与我在某酒楼见面，点菜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这家酒楼的菜式索然无味，于是建议：我们去番禺吧。从广州去番禺跟去海淀差不多，有什么所谓？问题是吃什么？她说，老鼠吧。说这话的时候她双眼放光，嘴里唏嘘有声，口水下咽，令我几近昏厥。我忘了是怎么推掉她的，只记得我赔了很多饭钱也没跟靓女接过吻，我是真不敢，我怕她嘴里钻出老鼠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田鼠，田鼠不是鼠吗？更何况我看过香港无线台的《全线大搜查》，的确有人拿下水道里的老鼠冒充田鼠。广东人把蟑螂叫嘎杂（不是这两个字，但那两个广东字实在太怪，怪到了字库里没有），气候的炎热使岭南的嘎杂也生机勃勃，比很多省的出产都要大都要猛。话说一天，下班后我邀请一位同事吃饭，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嘎杂，我以为听错了，再问他一次，还是嘎杂，我几近昏厥，我也忘了是怎么推掉他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是一点儿食欲都没有，我怕我吃什么都会从碗里钻出嘎杂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水蟑螂，不是家里的蟑螂，水蟑螂不是蟑螂吗？ 我无意借一种饮食习惯来贬低一个城市的人民，事实上，要比人，广州人比北京人有太多的优点，还不是一两处。我只想说的是，从生物学与进化的角度讲，有的东西的确是人所不适宜的。说到应该吃什么东西，很多宗教都有规定，听起来像强迫，可科学家说，按照人本身的条件，的确大多东西不宜入口。人不要相信自己是自然之骄子，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东西都能吃，人不能胜天，人只能顺从天意、顺从自然，还要对自然怀有一份敬畏。人也要守世代相因循的规矩，比如说，人不太适合养狼当宠物，尽管你认为它很酷，但就是不行，比如说，猫和狗几千年了和人在一起没出过什么乱子，你要认定它能毁灭人类就是杞人忧天，北京人惶惶中开始打猫打狗了，北京人不乱吃东西，可也不见得什么都明白。当然情势所迫，举止非常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赞成那些危城之外的镇定议论。你要说人应该不怕死，你搬到三月份的巴格达、四月份的北京试试，你要说学生应该识大体，不应该逃回家去，敢情你自己的孩子不在北京。危城之中，除了生命的严峻，什么都无益，包括此文，但对危城之外的人发发议论相信还会有所警示：别像好多广州人那样吃东西，别像好多北京人那样随地吐痰，总是对的，病毒面前，没有城市可以固若金汤，没好的习惯，病毒来临之日，悔之就晚矣。＆nbsp＆nbsp
“非典”化生存／关凯
关凯，1969年生于吉林，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社会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国家机关。 城市失去了惯常的拥堵，因为大多数人都把出行从日程里最大限度地删除了；商业、餐饮与娱乐业萧索如秋，从宾客如织到门可罗雀只是一夜的沧桑；中药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功能性饮料，其处方史无前例地占据着主流媒体标题新闻的位置。 “非典”是一个奇特而严重的事件，因为在理论上说，它对生活在疫区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没有人能够凭借除自身免疫力外的任何资源注定幸免。虽然对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迄今为止，真正成为被感染者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这不能抵消公众在心理层面的恐惧，随着被感染人群的扩大，病例正沿着亲戚、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公众人物的轨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距自己很近的地方。 “非典”以一种恐怖的面目颠覆了北京人的生活，无人能置身事外。 政府在意识到“非典”疫情扩散的灾难性后果之后迅速改变了传统的反应方式，以高级官员罢官为标志，放弃宏大话语而进入有效的细节操作，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非典”的社会动员因而从各个社会渠道全面而彻底地发生，控制疫情被文学地定义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显示出其压倒一切的战略高度。同时，在民间领域，人人自危的心态促使公众普遍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以图自救，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彻底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卫生消毒运动”。这场“运动”不同于我们早已熟悉的“爱国卫生运动”之处在于：每个人都集任务下达者、组织者、资金投入者和行动者于一身。在社会日趋分化的今天，这种因灾难而自觉形成的社会一致性行动是难得一见的。 因为有了“非典”，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向家庭回归的倾向。习惯于夜生活的绅士和职场女性们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和家人，从前厚厚的酒水账单被简约为一两张电信收据，三里屯开始再现酒吧业兴起之前的宁静；厨艺重新被认为是日常生活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因为靠寻觅一家好馆子一箭双雕地解决自己又馋又懒的问题显然不够安全；孩子获得了更多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他们被约束着不能在外边疯玩的一种寂寞的补偿；甚至隐秘的婚外情都遇到了难题：在“非典”时期，可以不回家的借口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当抱怨配偶不回家的人在数量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地大幅度减少的时候，社会中家庭的稳定性就得以有效提升了。 与回归家庭相对应的变化是人际关系的疏远。随着个人活动半径的缩小和约会行为的递减，通过数字或模拟信号的交流替代了传统的人员集会，欢聚的场面越来越稀少，感情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电信设施。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对维护既有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却绝对是认识新朋友、扩大交际圈子的巨大障碍。同时，“非典”为人际交往涂抹了一种猜疑的色彩，模糊了人类和毒药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控制疫情的社会动员中，组织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组织开始介入私人领域，从单位到居委会，组织对个人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体温方面。社会成员在体温问题上的任何异常都有义务主动暴露在组织的视野里，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实际上，体温已经成为人类识别“非典”的第一道门槛，正常的体温是希望过群居生活的人必须拥有的身份证。 “非典”因其强烈的传染性必定引起人际歧视。对于被确诊的“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来说，具有一定强制色彩的隔离并不是歧视，而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技术性措施。但对于身体健康的广大疫区人民来说，他们受到另眼看待却仅仅因为自己生活的城市不幸沦为疫区。具有悠久的歧视外地人传统的北京人现在正受到外地人的普遍歧视，这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总而言之，对“非典”疫情可以有一种“福祸相倚”的哲学理解，它在为害甚烈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具有提升社会整合程度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客观观察，并不意味着笔者有幸灾乐祸的不良价值倾向）。面对灾难，人际摩擦减少（部分因为交流频率降低），政府公信度提升，个人对家庭和社区的依赖增加，社会增添了温情脉脉、休戚与同的色彩。而对“非典”的最终控制（根据人类以往的经验，这只会是一个时间问题），则会被视为社会团结、万众一心、共度难关的又一个经典范例，这将成为未来无数恢弘巨著的引文和注解。 尽管现在北京控制“非典”疫情的进展还看不到尽头，但公众的焦虑高峰期却已渐渐接近尾声。社会情绪的发展和传染病传播一样有规律可循，从紧张、缓解到压力释放，是一条抛物线式的分布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瘟疫消灭过一个人种，何况今天我们面对“非典”时已经拥有了先辈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资源。因此，即使疫情仍然以一种有节制的规模发展下去，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头、走进餐馆商店、乘坐交通工具去旅行，他们会戴着口罩、习惯于频繁洗手和使用过氧乙酸消毒，于是，“非典”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疫情消失或至少根治“非典”的医学解决方案最终出现。＆nbsp＆nbsp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何力
何力，《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ＳＡＲＳ正在成为一块试金石。有人沉稳，有人慌张。有人理性，有人疯狂。ＳＡＲＳ还被说成是一场战争。病毒正在扮演敌人，有点像当年的“四害”。其实，无论是“四害”还是ＳＡＲＳ，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只是它们自己。 那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比如只要是北京等疫区来的人一律隔离或变相隔离十四天；有的地方为求自保把路搞断；有一个居委会居然贴出告示强令暂住此地的外地人立刻搬走；最荒唐的是竟有地方搞有奖检举ＳＡＲＳ可疑人员。 从政府到民间，疫情面前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是制度与能力水平的折射，还涉及到我们的品性。 从对疫情噤若寒蝉谎报瞒报到以邻为壑草木皆兵，表面上相去甚远，本质上却是一致。这种忽左忽右，没有折衷与分寸，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凡事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离一个能应付危机的社会体制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我们《经济观察报》报头上方印有“理性、建设性”五个字。所谓理性建设性在我看来核心的东西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面，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是“互相承认”，也可以引申为求同存异、强调共性、双赢。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承认”是向前看、多提建议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前提。有人说，互相承认不就是宽容吗，不尽然。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史乔琶认为，历史上有三种情况可以将个体差异包容在公民社会的统一体中，一是种族隔离，差异在这里得到令人心酸的承认；第二种是同化，差异被消弭了；第三种就是互相承认。它接受和重视差异而不拒之于门外，这要比宽容意义大得多，因为宽容的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而互相承认则意味着对称的彼此尊重。 互相承认原则——“不和谐的和谐”——作为相异性的交汇和权力的平衡这样一种后天和谐思想，终于汇集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成果：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托多洛夫在他对欧洲历史的回顾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传统：“西欧曾经千方百计同化他人，消除外界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我认为在今天，这一欧洲历史阶段已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将看起来更好的取舍措辞结合起来：我们要平等但不等于相同；我们要差别但不要让它变成高低之分；我们向往找到社会意义但却别忘了个体的优点。” 《出埃及记》中写道：你别压迫异乡人也不要虐待他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时就曾经是外人。看，互相承认历史久远，但是全球化给了它新的意义。互相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性就是，中国的激进与保守、强调效率的自由派与主张公平的民主派始终存在着敌对性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互补。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建设性”是一种改良主张。其实，对于ＳＡＲＳ也应以改良的态度而不是以革命的或战斗的态度视之。人与病毒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战斗的观点、革命的态度并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印象中，央视一位率先进入隔离病区采访的女记者，面对镜头，义正严词：“我不怕非典，我恨它”。非典只是一种病毒，有什么可恨的呢？该恨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搞不懂。 说到改良，它的名声可能一直不太好，其实，与革命比较，改良也不容易，甚至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比如改良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经验，要做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改良还需要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对话、谈判、妥协乃至退让。 从历史经验上看，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表现为从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一种行动到另一种行动，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不仅导致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甚至在价值观上也是以暴力对暴力，主张与体制的更迭变成殊死的思想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病毒。怎能不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我称自己是个“中派”。中国不缺左派，也不乏右派，但缺“中派”。 类似的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弗郎西斯·福山先生的《信任》一书中找到佐证：正如个人主义被公益精神中和后，才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实施的最佳地点，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个人主义被社群倾向平衡有关。福山认为，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不完全的现代化。这也是一种“中派”。 亚里士多德也把“出色”定义为过与不足之间的中庸，他强调：“正如智慧是善于推理，适度就是善于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勇敢在懦弱和冒失之间；慷慨在吝啬和浪费之 间；谦逊在无耻和羞涩之间；恰当得体比单纯的责任感和爱心更受推崇。 与我们所拥有的正常生活相比，疫情总是短暂。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对疫区人民的温暖和慰藉更显珍贵。对身体的隔离是必要的，但对精神的冷漠是可怕的。 凡事有度，包括对ＳＡＲＳ，因为就算是真理也不宜再往前一步。＆nbsp＆nbsp
洪晃车间中国精神诞生记／朱伟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5月14日，周三，我们又一次集聚到洪晃家的大车间。起因是5月10日周末“当当”俞渝的生日晚宴，那日生日蜡烛只有粗粗直直的一根，网通田朔宁借烛光的浪漫提出关于以“中国精神”抗SRS的主张。田朔宁的忧国忧民情怀也罢了，很多人的责任感或者玩兴同时被激起，于是周三洪晃再次发出聚会通知。此次晚宴不再有法国香槟，相对比较务实。主食饺子端上来后，大家要对“中国精神”作定义。 此日潘石屹、张欣刚从香港飞回，从机场直扑大山子。对中国精神问题，老潘显然已思考多日。他在连续了几个“就是”之后，几乎不暇思索地说，“那个‘中国的精神’，就是自然的、平衡的、和谐的。”按他的解释，天人合一，中国人生生不息，吸天地之灵气，其精神就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中。桌上大家沉吟一片，王伯明问，“都自然了，那怎么抗‘非典”呢？”以我的感觉，这种天人合一往往是在独善其身中完成的，很难构成凝聚力。而在历史长河中，(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