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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京“钱多人傻”，所以，什么生意都好做，什么文化都好混。尽管近些年北京有所改观，但依然让人有这种感觉。最明显的一点即是，北京的服务意识极差，从星级饭店到各类饭馆，多差的服务都会挣到钱，所以，在北京，发展商敢打购房人，物业公司也敢打购房人，而购房人还颠颠地排队认购。 正因为这样，这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不挣白不挣。所以说，北京人的钱都被外地人挣走了，北京人明明知道这一点，还是乐意消费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他们还以为，这都是国宴专用的供品呢。 所以，呆在这个城市，无外乎有两种人，一种自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北京这个大国企里混天过日，当一天和尚撞半天钟；一种自认为是外来和尚，变得法玩着命挣北京人的钱。当这两种人遇到一起时，永远都是一个瞧不起另一个，永远没有共同语言。但正是他们都是瞧不起对方的资本和根本没有语言，所以，反而平等相处起来。这就产生了第二层没意思。北京人看外地人的种种“恶习”，但是他绝不会说出来，而外地人看北京人表现的种种傻样，也绝不会说出来。所以，有外地人在京混了十多二十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北京文化，从来不吃卤煮火烧；而北京人也从来没有向浙江人、温州人、广州人学习过如何做生意开店。这便形成一个谁比谁都不傻，结果谁比谁都傻的局面，恶性循环，不了了知。外地人永远都难以利用北京人的地方资源，而北京人永远都借鉴不了外地经验。 所以，一些房地产才在实践中找到真理，外地公司说，在任何城市员工本地化都是上上策，但在北京，千万要注意，员工本地化不是员工北京化。而北京公司则说，千万不要随便用外地人，这些没根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 多没意思的市场呀。 三 这样简单地划分为两大派后，只是为了更说明一个深层没劲。 当那群外地人在京生活十年二十年，挣足北京人的钱，然后买车买房、娶妻生子后，他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广东人、福建人、浙江人、东北人？非也，他的乡音早改了，习性也乱了，也回不去了，这时，他不得不去学着做一个北京人。而同时，他的悲剧也就发生了，因为无论如何他找不到非要做一个北京人的感觉，绝大多数人便在此间左右摇摆，反复无常。 而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发展起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主流和中坚阶层，北京变得越来越不象老北京人眼中的北京时，他们所坚持的很多东西也就开始破灭，至少不得不面临为各自外地老板和经理打工，慢慢地、彻底地失去老北京人的仅存不多的骄傲和自尊。但这个过程也是几次三番，欲说还羞的痛苦过程。 在这个城市，客人一开始就没有把主人放在眼里，而且越来越反客为主，但最后终于也做不成主人。而另一方面，主人一开始就没有主人脾气，最后越来越变得低三下四，诚惶诚恐。 在一个没有真正主人与客人的城市生活，是没有归属的，无论做主人还是客人，都是没有意思的。 那么，为这些主人与客户盖房子的发展商，也因为永远摸不清是应该给主人盖还是给客人盖，甚至搞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所以，盖起房子没有定位来自然乱七八糟，卖起房子来卖得好坏也都莫名其妙。 所以，北京的发展商无论挣钱赔钱，都是没有意思的。没有艺术的快感、没有策划的快感、没有商业的快感、没有冒险的快感，自然也就没有做人的快感。 于是，有那么一群发展商实在是憋得荒，每年不折腾点事出来，自己都觉得可耻。 这就更没意思啦。＆nbsp＆nbsp
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林白
林白：本名林白薇，现居北京。毕业于武汉大学，先后从事电影、图书、新闻等行业。主要著作有《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玻璃虫》等三十余种，有《林白文集》四卷。长、中、短篇小说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长期以来，我觉得东四十条就是北京城的中心。难道不是吗？在浩如大海的京城，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办完事再赶回来，一天时间就耗费掉了。但是只要你住在东四十条，全城重要的地方，好玩的地方，你不能不去的地方，路程统统都在三公里以内，打的不超过十分钟，步行不超过四十分钟。自从全面接受了每日步行三公里的健身方式，我觉得自己健步如飞，身轻如燕。我曾经步行到达以下地方：王府井、首都剧场、中国美术馆、三联书店、隆福寺步行街；往北到雍和宫、中国青年出版社，往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往东到文联大楼，那里有众多文化单位，如果要开会，或者会朋友，我会步行去，打的回。 三里屯的南街和北街，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若要步行，最多一刻钟。但我更多的是白天去，从前有三里屯服装街，比享誉中外的秀水东街更有趣，因为除服装之外，还有花木、藤器和小松鼠。现在服装街撤消了，不过却留下了一道华丽的痕迹，在国际邮局旁边，有一个外观超绝、内观别致的店铺，里面陈列着一台粗笨老旧的织布机。无论是云南还是青海，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古老的织机在农村消失已久，却在京城的使馆区出现，连带那些飘渺魅人、既古又洋的衣服，像鬼一样迷人。那里的服装每种只有一件，经过了独特的审美和设计，以及人的手工，所以它昂贵，并且自得。一天又一天，它们安静地等待那些愿者上钩的人们。她们说：才一千多块一件，不贵啊！ 工人体育场更近了。1990年的亚运会开幕式，正是在东四十条路口设置了检查的关卡，我拿着票，走出家门口，经过了安检的第一关，然后从容步行，到达会场。无论是歌迷，还是球迷，工体总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现场就现场啊，现场热血沸腾，现场热泪盈眶，现场的光芒永不落，只有冷血的人才不到现场去。但这时候就会堵车，走三步停一步，时间已到，演出开始了，哨音一响，球已经在草坪上滚动。你恨不得生出翅膀，但这是痴心妄想。这种时候，住在东四十条的人有福了。 据说现在去三里屯的都是外地人，后海才是真正有味道的好地方。我完全赞同。从东四十条往西两公里多就是后海了，后海北沿，是我们网小鱼小虾的地方，用一种特制的铁笼，在官园买的，里面放几根骨头，扔进水里，过十几分钟再提上来。冬天流着清鼻涕，但不觉得冷，夏天满头是汗，也不感到热，这就是后海的奇异之处。除了鱼，后海还有以下事物值得一提：银锭桥、垂柳，湖里的船，水上的箫声，岸边的人，酒吧和烟袋斜街。这些都在我的脚力可达之内，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看，如果一个人住在东四十条，她很容易把后海看成是自己家的后院，或者，囊中之物。 外地的朋友来了带到哪里去？这一点都不成问题，当然是先约到三联书店的二楼喝茶，谁先到了可以先翻书看，那有全国最好的书籍和画册，可以取一本漫画，把自己看高兴之后就到二楼，一壶大麦茶六元钱，喝一小时足够。之后就逛王府井吧，东四南大街也行，不爱逛就去后海，再风雅的人也能搞掂。 我进一步发现，从东四十条出发，到出入境管理处，各个大使馆，全都可以步行到达。更妙的是，对外演出公司就在我家对面，有多少次，我走过马路就能拿到朋友在收发室给我留的票，音乐会，芭蕾舞，它们浓艳的身影就在对面。更加绝妙的，是保利国际剧院也在跟前，抽一支烟就到了。 如果要到远处，就坐地铁吧，有一个地铁站就叫东四十条，可以一直坐到苹果园，然后打一个的，到香山，或者八大处。若要去更远的地方，北京站很近，首都机场也不算远，三十分钟可到。 多少看到报上发布消息，步行可以治疗抑郁症，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步行，人就会兴致勃勃，如果发现你要去的地方几乎全都能步行到达，你会更加兴致勃勃。＆nbsp＆nbsp
城市是个活物／舒可文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我每次看见数落北京城市建设的文章，心理都很矛盾，尤其是大老远地从飞机上落下地就开始说北京怎么变的这么丑陋没文化。说的虽然在理，但是在北京生活的人好像并没有那么水深火热之中的痛感，倒是显得热火朝天的兴奋。所以，要看一个城市断不能只看街面上的建筑，那是观光客的眼光。 有一个走南闯北的朋友说过一个段子，好像说到了几个城市的文化特点，他说，在广州你能看到的人有广东人、湖南人、江西人、北京人等等全国各地的人，在上海能看到是上海人和外地人两种人，到了北京就只剩一种人了，全是北京人，不管从哪儿来的，呆上些日子就都成北京人了。北京这种无所不包的包容力不同于广州之处大概就是它还有大锅烩的融合力。这大概就是北京的魅力了，所以北京虽然吸引了南腔北调的人，但都绝对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嗓门。人都这么杂了，都放眼世界了，这时候如果您还指望这个城市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那除非我们把北京推倒了，重新按理想规划出一个。 可是谁想好了该把北京规划成什么样吗？这么杂的人，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统一吗？规划出来的城市大家都同意吗？正如专门研究艺术史的人现在也不能不把无孔不入的生活方式考虑在内，来探讨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艺术，他们发现〃一只鞋能透露给我们的消息和一座大教堂所蕴涵的内容一样丰富〃，因为无论多伟大的杰作表现的只是单个的天才，而鄙俗的物件儿却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城市的文明大概也应该这样评价。 我记得有人曾批评50年代以后在北京兴建的苏式建筑，把北京的古城面貌破坏了，的确称得起千古遗憾。但是生活在继续，经过几十年几百万人在这些建筑和街道里的养儿育女，工作成长，这个不合皇城神韵的城市也有了人气，现在看起来也成了一代人怀旧的对象了。在建筑文化上它再怎么不对，可是它和那时候的社会生活是协调的，新中国成立，一下子那么多政府机构那么多人，胡同装不下，必须建楼；另一方面它和那时候的文化气氛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一个单位里的公家人，工作生活分的没那么清，工作生活在一起就在情理之中，何况还有个强大的榜样给你学习。可见城市要变成什么样，不是书本道理能说了算的。一度要在建筑中保留历史文脉加的那些帽子，成了这20年的城市建筑的最大笑话，现在人人都会挤兑它几句。看起来苏式建筑和大帽子都是规划出来的，但是根据不一样，根据历史趣味规划和根据生活方式规划完全是两件事。怀旧归怀旧，现在如果还坚持50年代那种建筑规划不会有多少人同意，就会像大帽子一样遭人嘲笑。根据一个现成的理念规划出的所谓城市文化很难驾御琐碎而充满变数的生活。 说到城市文化时，大家都爱指责规划者和建筑设计师，因为有一句惯话把建筑比做立体的音乐，石头的诗歌，背着这么个艺术大包袱，建筑师们就有了义务憋足了劲来设计惊世骇俗、最新最美的建筑。越是指责他们，他们就越使劲动脑筋，结果可能就越糟。北京的城市建设最遭抨击的规划，除了老城墙的拆毁把那种文化拆毁了，就是这20年的花样翻新却没有建设出新的文化。糟就糟在太使劲了，急于旧貌换新颜。 不管文人把建筑比做什么样的艺术，由这些〃艺术〃结构起来的城市只是过日子用的。当然所有的美丽城市总有它的标志性的、堪称艺术品的建筑，但是城市的文化聚集力不一定就由标志所能决定，北京过去的古老文化不仅因为那无可比拟的城墙和紫禁城，更因为有弥漫城内的胡同四合院、院内的枣树柿子树葡萄架、气定神闲的北京人......革命时期的北京也不仅因为有广场，还有那些〃机关大院〃、革命热情冲天的革命干部、红旗下宣誓的少男少女、动不动就感觉接近革命中心的骄傲......这就好比不能因为人是由一些蛋白质组成的，就把人当蛋白质对待，也不能因为城市由建筑和街道组成，就把它当成蓝图对待。 城市也是一个活物，城市文化也不是一手建设的，是生长起来的。她的生长自有她的土壤和气候，符合土壤和气候的植物才会有茁壮的活力和由茁壮焕发出的魅力。如果你说她没文化，也用不着给她太多的刺激，城市的文化不是〃建设〃出来的，也不是克隆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如果你说它没文化，它缺的是由生活的土壤里一枝一蔓地生长起来的理由，缺的是平常的耐心和局部的精心。让建筑师背个艺术大包袱，不如多一些像园艺师那样心情的建筑师。＆nbsp＆nbsp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
我们和城市纠缠在一起这么久，却总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涌向这里，怀揣着梦想，在这里指望着更好的生活；每天都有人怨骂在这里的无数次迷失和挫折。 城市是什么？对一个英国中世纪的农民来说，城市意味着在这里生活居住101天就可以摆脱农奴制的压迫；对生态学家来说，城市是一个无数生物混杂生存的人工色彩很浓的奇妙的系统；对一个思想者来说，城市是文化和创造力的来源和交流地；对城市规划人员来说，城市分为传统城市和由统治者决定创建的规划城市两种。传统城市可能是在河流两岸或是商品集散地围墙而建，自然形成，数百年系统地发展而来，而规划城市往往由统治者控制着它的样貌和命运。但是，无数种情绪和命运在城市里飘散，无数种不同的生活在城市里交织到一起又疏离到完全不相干，使城市成为一个难以描绘的有生命的物体，那么远那么近。 今天，我们试图再次谈起城市的话题，谈一谈这个我们每天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城市和那个我们通过很多的经验、影像、图形和文字想象的城市。只是在一个夜晚，凭窗而立，身处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在脚下无声地游走，站在城市的半空，却看不到这个城市里的所有秘密。但是，在这些灯火里，一定有着这个城市最初的革命情怀和最后的理想主义。＆nbsp＆nbsp
广州的“市井”和“国际”／刘琼雄
刘琼雄，《城市画报》记者 最近的变化是，我从广州的老城区东山搬到了新城区天河。每天都要花30分钟乘公共汽车上班，活动领域比原来大了好几倍。 日常生活的城市变大了，可是那种感觉其实不好。因为我日益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正被这个城市甩出外围。比如我的家，从阳台看出去，是一个工厂的烟囱。当然这是我喜欢的，这个景色总比一幢住宅楼好看。 而另一点重要的是，在我的新家周围1公里内，已很难找到广州的地方传统文化气息，没有了窄巷、贩夫走卒，也没有了灯红酒绿，只有新移民、人工花园水池、普通话。这些常常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身在广州。 而朋友们还在热烈地讨论如果买了汽车，就可以经常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呼吸郊区的空气，接触植物、山水。不可否认，大家对广州的内心距离正在拉大。只有偶然去到老城区办点事的时候，才可奢侈地看看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脸，听听这个城市真实的声音。 那天傍晚路过天河城门口到购书中心一段路时，才发现两边都摆满了小摊，有西藏民族工艺品、新疆杏糕、东北瓜子、盗版书、棉花糖、盐水花生、臭豆腐、彩灯、空调罩、卖花的、弹吉他卖唱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这种情景，极像我以前看过的书里描绘的上海城隍庙、北京天桥一样，只是除了行走江湖耍把戏的。 我突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兴奋的和疑惑的都有。这一段路，是广州市新城区东西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集中体现了广州国际化大都市风采和景点，对面是广州地标中信广场，以及著名的天河体育中心。而现在，这里也成了社会底层的人自发形成的一个“集市”，不能不说是奇怪的。 而场面其实是脏乱的，以至出现了许多手执竹棍穿着不太正规制服的保安来维持秩序（他们通常也是外地人）。我不知道对此是否应该去谴责，因为我知道，那些摆地摊的人生活也不容易，如果城管把他们赶跑，他们将怎样？何况那里有很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旦动真格的，社会矛盾就激化了。 这些人走到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就相当于广州的窗口地段）艰难地生存，就是在向城市人暗示，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在追逐时尚的报刊电视等媒体的描述中。 说到媒体，2003年1月份，有两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条是，广州又开始慎重地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了，这个说法其实几年前就提过，但后来又搁置，被其他什么“山水城市”等代替，今年再次恢复，整个过程可一瞥广州信心与雄心；第二条则是，广州市有关文化部门已确定将粤剧、粤菜、广东音乐捆绑申报2005年联合国“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条新闻让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观点是“广州不需要与任何城市比较”，因为千百年来，广州人坚持讲自己的语言，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思想继承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好，比如香港人讲的是广州的语言，承继的是广州的文化，海外华人有一半以上讲的是粤语，他们也承继了广州的文化。 还有，每年的春节，广州人每家都要买桃花、柑桔、逛花街，就像西方人过圣诞一定要有圣诞树一样，这是广州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只有广州，这个存在了两千年的城市，长期以来是一种文化的中心，一种文化的代表，它已经经受历史的考验，它曾经显示过非凡的作用力，它的独特而又悠久的文化依然有着强壮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以上种种信息掺杂在一起，似乎是统一的又似乎是冲突的。这就是目前广州带给我的混乱感觉，其实从来到广州的第一年，就是这种感觉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改变。这或许也正是广州的魅力。 2003年，我曾经采访过广州的两个新建筑，它们的规模、设计、功能都在全国第一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造型前卫，建筑材料独特，全金属单曲面的“被甲”，1万多平方米的展厅，没有一根柱子，是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会展中心建筑；还有广州新白云机场，是中国民航史上最大的工程，是我国第一个按照中枢机场理念设计和建设的航空港…… 现场都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单从建筑的体积和外观来讲，已经足以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城市新居民大开眼界，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建筑。虽然在这两个地方，周围都还是荒凉的，只有宽阔的高速公路，还没有人气。 广州越来越多新的大型建筑横空出世，除了以上两个外，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广州歌剧院、广州新体育馆、奥林匹克体育场等等，国际级别的建筑大师都先后来到广州，比如安德鲁、库哈斯、哈迪德、蓝天组等都在广州这个城市同台竞技。 这些城市公共建筑，将来都会在城市的外围部分，也许在它们周围，也会有我家附近可以看到的烟囱。然而不管怎样，广州在变化，我的生活也在变化。我现在迷惑的是，我的生活范围是应该再扩大一点，还是应该缩小一点。因为市井的城市生活和国际化大都市，两者都是我想过上的城市生活。＆nbsp＆nbsp
武汉／杨瑞春
杨瑞春，《南方周末》记者 一说起来武汉我就想到《乱世佳人》里描述的亚特兰大，在傅东华的那个译本里，好像是翻译成〃饿狼陀〃的，郝思嘉看到的南北战争前的〃饿狼陀〃，是粗糙的、野性的、乱七八糟的--与今日之举行过奥运会的亚特兰大应该是两个城市。但是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笔下，它充满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当然应该是工业文明的初期发展所赋予的，与郝思嘉的乡下庄园陶乐是两回事。 我进入到武汉这个喧嚣的城市是1991年，当时我从武昌火车站出来，爬上学校迎接新生的大卡车，扶住栏杆，向学校呼啸而去--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这样的。这个城市给一个来自北方平原的人的感觉首先是有很多上坡下坡，然后就是法国梧桐树原来能长这么高，阳光透过宽大的树叶在我的脸上飞速地流动，我站在卡车上，如同露西在泰坦尼克号船头，可以给一个抒情造型的。一个初入城市的人，其印象大约是混乱、丰富、喧闹、让人晕头转向，《秋菊打官司》把这种感觉描述得十分准确--某种带有滑稽色彩的民乐，然后一声吆喝〃走--咧！〃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宁静的县城长大的孩子，有关城市的种种经验都是在武汉开始的。 武汉这个地方很奇怪，整个城市被分成三块，每个地方的气质好像是天然的。武昌就是文化教育区，大学在这里星罗棋布，湖北省的政府机关也设在此地。这里好像天生安静，比如我们学校，到处听得见鸟叫，但汉口可能是全中国最喧闹的商业区，一过去就好像进了一个烧开的水壶，沸腾不息。北京有个表演摇滚乐的酒吧叫〃声场〃，汉口就是一个声场。 武汉人说话速度相当快，而且发声部位比较低，听起来有一种狠狠的味道。确实也是狠，几乎每次出门上街，都能听到有人在吵架。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小姐大多长得有几分姿色，引人遐想，但是开口嗓门粗得就把人吓一跳。而且她们大概都练过“易筋经”，能在密不透风的人粥里满不在乎地开辟道路，站到每一个人面前收费。 在我去武汉之前，中央电视台放过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讲述了改革开放春风刮到汉正街的故事。我和同学自然得去感受，那里的人真可以说是水泼不进，可是那些运输货物的人，也就是在重庆被称为〃棒棒的〃，一根扁担前后两个大笸箩，就像轧路机一样一边吆喝一边猛冲过来。汉正街给我的另一印象是后来我吃了一碗放足了辣椒的面条，差点被辣翻在地，眼泪鼻涕滚滚，随江水东流去。 从武汉的这边到那边，不仅有长江大桥，还有轮渡。很多人从武昌到汉口去上班都是要坐轮渡的，池莉早期的小说《烦恼人生》主人公便是一个天天在轮渡上来回的标准武汉人。在轮渡里的状态大抵就像在北京的地铁里，大家都很安静，不少人买一份报纸看，但是轮渡上有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北京地铁里可没有。 在武汉经常下雨，但我并不讨厌，上大学的一把伞高频率地用了四年，后来拿到北京几乎就没有再派上用场，后来就不知所终了。关于武汉的很多记忆是发生在雨里的，比如去黄鹤楼玩的时候就是。黄鹤楼当然是新建的，在外面看着还古色古香，进去就发现是钢筋水泥的本质。我们有个女同学，来自湖南，那时候写情诗，〃我要截断长江水，推倒黄鹤楼......〃有点〃山无陵、江水为竭，乃敢与君绝〃的气魄。黄鹤楼听之，当抖三抖。 在武汉我学会了吃臭干子--也就是臭豆腐干。我们学校墙外，有一群小贩，专门炸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觉得臭得昏天黑地，没想到后来就吃上了，而且一串还不行，至少得两三串，可见人要想堕落是多么容易。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吃臭干子，一边喝酒，一边落泪伤怀。在武汉吃上的还有小龙虾，北京不过这几年才兴起来，在武汉可是九十年代初就很流行了。大四的时候，我妈突然发现她一个大学同学原来就在武汉，我去了趟她们家，原来就在汉正街旁边，大学时代的美人那时候已经成了没有腰身的矮胖子。她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在那里嘎巴嘎巴地掰龙虾头，其手段之残忍、态度之轻松令人发指，不过后来炒出小龙虾的美味则让我忍不住饶恕了她杀生的罪过。 关于武汉的文化生活，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到洪山体育馆看黑豹的演唱会，那是我第一次看摇滚的演唱会，后来我发现我们同去的一位斯文的男生疯了，在那里又蹦又跳，后来我们全都疯了。 在一次采访中和乐评人郝舫聊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原来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学校里当过老师，他说旁边有好多小店有打口碟卖，正是他的听觉兴趣的发端，另外在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亨电影院〃，他看到了《现代启示录》，振聋发聩，为此后走上乐评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我还在《长江日报》实习过，发表的巨著有：《现在实行到汉正街买批发》、《这里的煤球质量就是好》等若干，关于煤球的那次采访我记忆深刻。这是采访一个小煤球站，探讨为什么他们煤球打得那么好，我的稿子呈上之后，主任很不满意，认为没有给出煤球质量高的答案，发回重新采访。 说到这里，我得承认，一个一直在学校里生活的学生，谈论那个围墙外的城市真可以说是浮皮潦草，我不过是武汉的一个过客，而且一旦离开它，就居然5年没有回去过。《长江日报》在我实习的时候刚刚搬进新大楼，高高的玻璃幕墙，一切都是崭新的，办公室里放几张桌子显得空空落落。2002年，我去湖北采访，从武汉经过，顺便采访了乐评人李皖，他是《长江日报》的人，房子就在旁边，当我看到那座大楼，我简直有些震惊，这是一座看起来有些衰老过时的建筑，与我印象里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说，时间已经那么久了，那早就不是我在卡车上看到的武汉了，你要现在问我武汉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不知道。＆nbsp＆nbsp
在简单中旅行／杨葵
杨葵，1968年生，江苏人，198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到作家出版社工作至今。编的书获过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业余写散文随笔，还有影视剧。有文集《在黑夜抽筋成长》，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其实世间万物轮回，绕到最后，知性的简单是最好。说话如此，行事如此，做人如此。这是我后半辈子的生活理想。 上中学时，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位青年，乘火车去新疆。那时火车没现在这么快，到乌鲁木齐大约是三天四夜，或者是三夜四天，总之极为漫长。出了嘉峪关，火车很快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难见人烟。窗外景象极尽单调乏味之能事，这位青年看窗外看久了，实在忍受不了那单调，终于神经错乱，跳车自杀。 春天，我受人之托，去滇西北的怒江一带拍个纪录片。临行前，照例找来地图研究路径，惊恐地发现，那一带同样人烟稀少。从地图上看，代表城镇的红色圆圈简直凤毛麟角，只有两条线，执著地相互交缠着，无情地向北延伸，一伸几百公里。蓝线是怒江，红线则是我们必走的公路。 这一发现让我胆寒，因为猛然记起中学时那个故事。我暗暗告诫自己，坚强些！即便不致生出轻生的念头，就算因此落下个忧郁症，也够丢人的。 昆明向西，六百公里，始见怒江。江水涛涛，泥沙俱下。我们的车开始转向北方，踏上那几百公里的“恐怖长途”。 果然不出所料，确实单调——公路左边，是绵延上千里的高黎贡山；右边，是流淌了千年万年都快流成化石了的怒江。这样走上几个小时，窗外的景象也会生出些变化，不过别高兴得太早，所谓变化，不过是因为过了座桥，所以怒江跑到了左边，而高黎贡山自然就置换到了右边。除此以外呢？人是难得一见的，目光能及的范围之内，永远都是那几样东西：山、水、雨、云、土、石、草…… 第一天还好，在城市呆久了，猛然落到山水之间，有种说不出的爽快。时候一长，这种爽快就变了味儿。 车子始终在颠簸，车里的同伴始终昏昏欲睡，走了整整一天，找个旅馆打个尖，第二天再上路，还是没完没了的山、水、雨、云、土、石、草……走着走着，有一种什么都慢下来的错觉――车速慢了，窗外物体掠过的速度慢了，最要命的是，脑子也慢了，像没有上足弦的老钟，钟摆频率越来越缓。 就在此时，脑海中突然生出奇怪的联想---- 山、水、云、雨、土、石、草，这些不都是五笔字型的字根嘛！“土士二干十寸雨，大犬三羊古石厂，工戈草头右框七……”我们整天跟文字打交道，而所有的字，都是由这些字根组成的嘛。由此我又假想，老祖宗造字时，身边的世界是简单的，天然的，他们首先要为贴身的、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东西命名。于是首先就有了山、水、云、雨、土、石、草、犬、羊、竹、禾、目、日、虫、川、田……它们的笔划一律那样少，却又是那样精，别小看它们，它们可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根本。 世界越来越复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要认知世界、描述世界，字越造越多，也就越来越复杂，而最早生发出来的那些字，也就成了偏旁。偏旁加偏旁，偏旁再加新造出的偏旁，如此循环往复，排列组合，便有了如今这许多的字。你只需想想一张化学元素表，上边那些字，哪个不是嘀哩嘟噜一大堆，那么不清爽！发展到后来，索性连中国字都不够用了，出现了译音字词。再到现在，更有人直接在话语中夹带英文了，E-mil什么的。这世界的变化也真快！ 如此说来，从城市到乡村，有点删繁就简的意思。在城市，每天接触的东西都那么复杂：建筑、汽车、污染，等等；而到了乡村，山、水、云、雨、土、石、草……它们简单，但它们是根本之所在。它们是字根，也是这个世界一切一切的源泉。早些年不是有寻根一说吗？这也算是一种寻根吧。 想到这里，我在山水间怡然自得，看山峰，看流水，看天上飘过的云。 山峰其实变幻无穷，有的坡势陡，有的坡势缓；流水其实变幻无穷，有时汹涌澎湃，有时静若处子；天上飘过的云其实变幻无穷，有时迅疾如游龙，有时悠闲如老僧……细察之下，竟是其乐无穷，单调二字从何讲起呢！再想想那位远赴新疆的青年，怎么会发现不了呢？戈壁跟戈壁，也不一样的吧？ 从那一刻起，我把自己这趟云南之行称作“在字根中旅行”。可这么直白的话，跟许多人说了，都不懂，解释来解释去的，快成祥林嫂了。后来我就索性改称“在简单中旅行”，人家听了，觉得颇有禅机，也不多问，自己去体会了。我也顺势做出一副参透机缘、深不可测的模样，招人夸奖去。 回北京后，闲来读书，读到艾柯（ Umberto Eco ）的《带着鲑鱼去旅行》，里边有篇文章名为“还在乎几点钟吗？”艾柯说他看到一种怀表，价值十亿里拉！昂贵自有昂贵的道理——“它共有三十三种功能，可以知道日期、星期、月份、年份、十年、世纪，每一年在润年周期中的位置，换算成日光节约时间的小时、分钟、秒钟，所挑选时区里的小时、分钟、秒钟、气温、恒星时间、月亮周期、日出与日落的时辰、真太阳时与平均太阳时的时差、太阳在黄道的位置——还不说欣赏完整律动的星图，感受宇宙无垠带来的那份震颤，或启动各式各样计时表、计距表的按钮，或决定我大可放心仰仗可靠的内装闹钟小睡片刻……” 详细描述完所有这一切功能，艾柯最后近似残酷地问道：但这又是何必？ 是啊，这又何必！ 读完艾柯文章，回想我的“简单之旅”，觉得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那只怀表不是“简单之旅”，而是“简单之旅”的反面－－我前半生经历的城市生活。＆nbsp＆nbsp
令人厌倦的都市批评／吴晓东
吴晓东，《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1973年，建筑师莫什·萨夫迪应当时的加拿大首相皮埃尔·艾略特·特鲁迪欧邀请，参加了后者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他们乘火车从苏联来到北京。 莫什·萨夫迪二十多年后在他的著作中回忆说：“1973年对北京的初次访问是令人惊喜的。那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协地坚持继承传统与历史的。我自己想到，中国特别是北京本身表现出未来都市发展的多么好的机会啊(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林白
林白：本名林白薇，现居北京。毕业于武汉大学，先后从事电影、图书、新闻等行业。主要著作有《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玻璃虫》等三十余种，有《林白文集》四卷。长、中、短篇小说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长期以来，我觉得东四十条就是北京城的中心。难道不是吗？在浩如大海的京城，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办完事再赶回来，一天时间就耗费掉了。但是只要你住在东四十条，全城重要的地方，好玩的地方，你不能不去的地方，路程统统都在三公里以内，打的不超过十分钟，步行不超过四十分钟。自从全面接受了每日步行三公里的健身方式，我觉得自己健步如飞，身轻如燕。我曾经步行到达以下地方：王府井、首都剧场、中国美术馆、三联书店、隆福寺步行街；往北到雍和宫、中国青年出版社，往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往东到文联大楼，那里有众多文化单位，如果要开会，或者会朋友，我会步行去，打的回。 三里屯的南街和北街，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若要步行，最多一刻钟。但我更多的是白天去，从前有三里屯服装街，比享誉中外的秀水东街更有趣，因为除服装之外，还有花木、藤器和小松鼠。现在服装街撤消了，不过却留下了一道华丽的痕迹，在国际邮局旁边，有一个外观超绝、内观别致的店铺，里面陈列着一台粗笨老旧的织布机。无论是云南还是青海，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古老的织机在农村消失已久，却在京城的使馆区出现，连带那些飘渺魅人、既古又洋的衣服，像鬼一样迷人。那里的服装每种只有一件，经过了独特的审美和设计，以及人的手工，所以它昂贵，并且自得。一天又一天，它们安静地等待那些愿者上钩的人们。她们说：才一千多块一件，不贵啊！ 工人体育场更近了。1990年的亚运会开幕式，正是在东四十条路口设置了检查的关卡，我拿着票，走出家门口，经过了安检的第一关，然后从容步行，到达会场。无论是歌迷，还是球迷，工体总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现场就现场啊，现场热血沸腾，现场热泪盈眶，现场的光芒永不落，只有冷血的人才不到现场去。但这时候就会堵车，走三步停一步，时间已到，演出开始了，哨音一响，球已经在草坪上滚动。你恨不得生出翅膀，但这是痴心妄想。这种时候，住在东四十条的人有福了。 据说现在去三里屯的都是外地人，后海才是真正有味道的好地方。我完全赞同。从东四十条往西两公里多就是后海了，后海北沿，是我们网小鱼小虾的地方，用一种特制的铁笼，在官园买的，里面放几根骨头，扔进水里，过十几分钟再提上来。冬天流着清鼻涕，但不觉得冷，夏天满头是汗，也不感到热，这就是后海的奇异之处。除了鱼，后海还有以下事物值得一提：银锭桥、垂柳，湖里的船，水上的箫声，岸边的人，酒吧和烟袋斜街。这些都在我的脚力可达之内，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看，如果一个人住在东四十条，她很容易把后海看成是自己家的后院，或者，囊中之物。 外地的朋友来了带到哪里去？这一点都不成问题，当然是先约到三联书店的二楼喝茶，谁先到了可以先翻书看，那有全国最好的书籍和画册，可以取一本漫画，把自己看高兴之后就到二楼，一壶大麦茶六元钱，喝一小时足够。之后就逛王府井吧，东四南大街也行，不爱逛就去后海，再风雅的人也能搞掂。 我进一步发现，从东四十条出发，到出入境管理处，各个大使馆，全都可以步行到达。更妙的是，对外演出公司就在我家对面，有多少次，我走过马路就能拿到朋友在收发室给我留的票，音乐会，芭蕾舞，它们浓艳的身影就在对面。更加绝妙的，是保利国际剧院也在跟前，抽一支烟就到了。 如果要到远处，就坐地铁吧，有一个地铁站就叫东四十条，可以一直坐到苹果园，然后打一个的，到香山，或者八大处。若要去更远的地方，北京站很近，首都机场也不算远，三十分钟可到。 多少看到报上发布消息，步行可以治疗抑郁症，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步行，人就会兴致勃勃，如果发现你要去的地方几乎全都能步行到达，你会更加兴致勃勃。＆nbsp＆nbsp
城市是个活物／舒可文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我每次看见数落北京城市建设的文章，心理都很矛盾，尤其是大老远地从飞机上落下地就开始说北京怎么变的这么丑陋没文化。说的虽然在理，但是在北京生活的人好像并没有那么水深火热之中的痛感，倒是显得热火朝天的兴奋。所以，要看一个城市断不能只看街面上的建筑，那是观光客的眼光。 有一个走南闯北的朋友说过一个段子，好像说到了几个城市的文化特点，他说，在广州你能看到的人有广东人、湖南人、江西人、北京人等等全国各地的人，在上海能看到是上海人和外地人两种人，到了北京就只剩一种人了，全是北京人，不管从哪儿来的，呆上些日子就都成北京人了。北京这种无所不包的包容力不同于广州之处大概就是它还有大锅烩的融合力。这大概就是北京的魅力了，所以北京虽然吸引了南腔北调的人，但都绝对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嗓门。人都这么杂了，都放眼世界了，这时候如果您还指望这个城市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那除非我们把北京推倒了，重新按理想规划出一个。 可是谁想好了该把北京规划成什么样吗？这么杂的人，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统一吗？规划出来的城市大家都同意吗？正如专门研究艺术史的人现在也不能不把无孔不入的生活方式考虑在内，来探讨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艺术，他们发现〃一只鞋能透露给我们的消息和一座大教堂所蕴涵的内容一样丰富〃，因为无论多伟大的杰作表现的只是单个的天才，而鄙俗的物件儿却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城市的文明大概也应该这样评价。 我记得有人曾批评50年代以后在北京兴建的苏式建筑，把北京的古城面貌破坏了，的确称得起千古遗憾。但是生活在继续，经过几十年几百万人在这些建筑和街道里的养儿育女，工作成长，这个不合皇城神韵的城市也有了人气，现在看起来也成了一代人怀旧的对象了。在建筑文化上它再怎么不对，可是它和那时候的社会生活是协调的，新中国成立，一下子那么多政府机构那么多人，胡同装不下，必须建楼；另一方面它和那时候的文化气氛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一个单位里的公家人，工作生活分的没那么清，工作生活在一起就在情理之中，何况还有个强大的榜样给你学习。可见城市要变成什么样，不是书本道理能说了算的。一度要在建筑中保留历史文脉加的那些帽子，成了这20年的城市建筑的最大笑话，现在人人都会挤兑它几句。看起来苏式建筑和大帽子都是规划出来的，但是根据不一样，根据历史趣味规划和根据生活方式规划完全是两件事。怀旧归怀旧，现在如果还坚持50年代那种建筑规划不会有多少人同意，就会像大帽子一样遭人嘲笑。根据一个现成的理念规划出的所谓城市文化很难驾御琐碎而充满变数的生活。 说到城市文化时，大家都爱指责规划者和建筑设计师，因为有一句惯话把建筑比做立体的音乐，石头的诗歌，背着这么个艺术大包袱，建筑师们就有了义务憋足了劲来设计惊世骇俗、最新最美的建筑。越是指责他们，他们就越使劲动脑筋，结果可能就越糟。北京的城市建设最遭抨击的规划，除了老城墙的拆毁把那种文化拆毁了，就是这20年的花样翻新却没有建设出新的文化。糟就糟在太使劲了，急于旧貌换新颜。 不管文人把建筑比做什么样的艺术，由这些〃艺术〃结构起来的城市只是过日子用的。当然所有的美丽城市总有它的标志性的、堪称艺术品的建筑，但是城市的文化聚集力不一定就由标志所能决定，北京过去的古老文化不仅因为那无可比拟的城墙和紫禁城，更因为有弥漫城内的胡同四合院、院内的枣树柿子树葡萄架、气定神闲的北京人......革命时期的北京也不仅因为有广场，还有那些〃机关大院〃、革命热情冲天的革命干部、红旗下宣誓的少男少女、动不动就感觉接近革命中心的骄傲......这就好比不能因为人是由一些蛋白质组成的，就把人当蛋白质对待，也不能因为城市由建筑和街道组成，就把它当成蓝图对待。 城市也是一个活物，城市文化也不是一手建设的，是生长起来的。她的生长自有她的土壤和气候，符合土壤和气候的植物才会有茁壮的活力和由茁壮焕发出的魅力。如果你说她没文化，也用不着给她太多的刺激，城市的文化不是〃建设〃出来的，也不是克隆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如果你说它没文化，它缺的是由生活的土壤里一枝一蔓地生长起来的理由，缺的是平常的耐心和局部的精心。让建筑师背个艺术大包袱，不如多一些像园艺师那样心情的建筑师。＆nbsp＆nbsp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
我们和城市纠缠在一起这么久，却总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涌向这里，怀揣着梦想，在这里指望着更好的生活；每天都有人怨骂在这里的无数次迷失和挫折。 城市是什么？对一个英国中世纪的农民来说，城市意味着在这里生活居住101天就可以摆脱农奴制的压迫；对生态学家来说，城市是一个无数生物混杂生存的人工色彩很浓的奇妙的系统；对一个思想者来说，城市是文化和创造力的来源和交流地；对城市规划人员来说，城市分为传统城市和由统治者决定创建的规划城市两种。传统城市可能是在河流两岸或是商品集散地围墙而建，自然形成，数百年系统地发展而来，而规划城市往往由统治者控制着它的样貌和命运。但是，无数种情绪和命运在城市里飘散，无数种不同的生活在城市里交织到一起又疏离到完全不相干，使城市成为一个难以描绘的有生命的物体，那么远那么近。 今天，我们试图再次谈起城市的话题，谈一谈这个我们每天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城市和那个我们通过很多的经验、影像、图形和文字想象的城市。只是在一个夜晚，凭窗而立，身处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在脚下无声地游走，站在城市的半空，却看不到这个城市里的所有秘密。但是，在这些灯火里，一定有着这个城市最初的革命情怀和最后的理想主义。＆nbsp＆nbsp
广州的“市井”和“国际”／刘琼雄
刘琼雄，《城市画报》记者 最近的变化是，我从广州的老城区东山搬到了新城区天河。每天都要花30分钟乘公共汽车上班，活动领域比原来大了好几倍。 日常生活的城市变大了，可是那种感觉其实不好。因为我日益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正被这个城市甩出外围。比如我的家，从阳台看出去，是一个工厂的烟囱。当然这是我喜欢的，这个景色总比一幢住宅楼好看。 而另一点重要的是，在我的新家周围1公里内，已很难找到广州的地方传统文化气息，没有了窄巷、贩夫走卒，也没有了灯红酒绿，只有新移民、人工花园水池、普通话。这些常常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身在广州。 而朋友们还在热烈地讨论如果买了汽车，就可以经常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呼吸郊区的空气，接触植物、山水。不可否认，大家对广州的内心距离正在拉大。只有偶然去到老城区办点事的时候，才可奢侈地看看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脸，听听这个城市真实的声音。 那天傍晚路过天河城门口到购书中心一段路时，才发现两边都摆满了小摊，有西藏民族工艺品、新疆杏糕、东北瓜子、盗版书、棉花糖、盐水花生、臭豆腐、彩灯、空调罩、卖花的、弹吉他卖唱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这种情景，极像我以前看过的书里描绘的上海城隍庙、北京天桥一样，只是除了行走江湖耍把戏的。 我突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兴奋的和疑惑的都有。这一段路，是广州市新城区东西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集中体现了广州国际化大都市风采和景点，对面是广州地标中信广场，以及著名的天河体育中心。而现在，这里也成了社会底层的人自发形成的一个“集市”，不能不说是奇怪的。 而场面其实是脏乱的，以至出现了许多手执竹棍穿着不太正规制服的保安来维持秩序（他们通常也是外地人）。我不知道对此是否应该去谴责，因为我知道，那些摆地摊的人生活也不容易，如果城管把他们赶跑，他们将怎样？何况那里有很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旦动真格的，社会矛盾就激化了。 这些人走到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就相当于广州的窗口地段）艰难地生存，就是在向城市人暗示，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在追逐时尚的报刊电视等媒体的描述中。 说到媒体，2003年1月份，有两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条是，广州又开始慎重地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了，这个说法其实几年前就提过，但后来又搁置，被其他什么“山水城市”等代替，今年再次恢复，整个过程可一瞥广州信心与雄心；第二条则是，广州市有关文化部门已确定将粤剧、粤菜、广东音乐捆绑申报2005年联合国“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条新闻让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观点是“广州不需要与任何城市比较”，因为千百年来，广州人坚持讲自己的语言，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思想继承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好，比如香港人讲的是广州的语言，承继的是广州的文化，海外华人有一半以上讲的是粤语，他们也承继了广州的文化。 还有，每年的春节，广州人每家都要买桃花、柑桔、逛花街，就像西方人过圣诞一定要有圣诞树一样，这是广州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只有广州，这个存在了两千年的城市，长期以来是一种文化的中心，一种文化的代表，它已经经受历史的考验，它曾经显示过非凡的作用力，它的独特而又悠久的文化依然有着强壮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以上种种信息掺杂在一起，似乎是统一的又似乎是冲突的。这就是目前广州带给我的混乱感觉，其实从来到广州的第一年，就是这种感觉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改变。这或许也正是广州的魅力。 2003年，我曾经采访过广州的两个新建筑，它们的规模、设计、功能都在全国第一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造型前卫，建筑材料独特，全金属单曲面的“被甲”，1万多平方米的展厅，没有一根柱子，是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会展中心建筑；还有广州新白云机场，是中国民航史上最大的工程，是我国第一个按照中枢机场理念设计和建设的航空港…… 现场都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单从建筑的体积和外观来讲，已经足以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城市新居民大开眼界，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建筑。虽然在这两个地方，周围都还是荒凉的，只有宽阔的高速公路，还没有人气。 广州越来越多新的大型建筑横空出世，除了以上两个外，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广州歌剧院、广州新体育馆、奥林匹克体育场等等，国际级别的建筑大师都先后来到广州，比如安德鲁、库哈斯、哈迪德、蓝天组等都在广州这个城市同台竞技。 这些城市公共建筑，将来都会在城市的外围部分，也许在它们周围，也会有我家附近可以看到的烟囱。然而不管怎样，广州在变化，我的生活也在变化。我现在迷惑的是，我的生活范围是应该再扩大一点，还是应该缩小一点。因为市井的城市生活和国际化大都市，两者都是我想过上的城市生活。＆nbsp＆nbsp
武汉／杨瑞春
杨瑞春，《南方周末》记者 一说起来武汉我就想到《乱世佳人》里描述的亚特兰大，在傅东华的那个译本里，好像是翻译成〃饿狼陀〃的，郝思嘉看到的南北战争前的〃饿狼陀〃，是粗糙的、野性的、乱七八糟的--与今日之举行过奥运会的亚特兰大应该是两个城市。但是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笔下，它充满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当然应该是工业文明的初期发展所赋予的，与郝思嘉的乡下庄园陶乐是两回事。 我进入到武汉这个喧嚣的城市是1991年，当时我从武昌火车站出来，爬上学校迎接新生的大卡车，扶住栏杆，向学校呼啸而去--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这样的。这个城市给一个来自北方平原的人的感觉首先是有很多上坡下坡，然后就是法国梧桐树原来能长这么高，阳光透过宽大的树叶在我的脸上飞速地流动，我站在卡车上，如同露西在泰坦尼克号船头，可以给一个抒情造型的。一个初入城市的人，其印象大约是混乱、丰富、喧闹、让人晕头转向，《秋菊打官司》把这种感觉描述得十分准确--某种带有滑稽色彩的民乐，然后一声吆喝〃走--咧！〃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宁静的县城长大的孩子，有关城市的种种经验都是在武汉开始的。 武汉这个地方很奇怪，整个城市被分成三块，每个地方的气质好像是天然的。武昌就是文化教育区，大学在这里星罗棋布，湖北省的政府机关也设在此地。这里好像天生安静，比如我们学校，到处听得见鸟叫，但汉口可能是全中国最喧闹的商业区，一过去就好像进了一个烧开的水壶，沸腾不息。北京有个表演摇滚乐的酒吧叫〃声场〃，汉口就是一个声场。 武汉人说话速度相当快，而且发声部位比较低，听起来有一种狠狠的味道。确实也是狠，几乎每次出门上街，都能听到有人在吵架。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小姐大多长得有几分姿色，引人遐想，但是开口嗓门粗得就把人吓一跳。而且她们大概都练过“易筋经”，能在密不透风的人粥里满不在乎地开辟道路，站到每一个人面前收费。 在我去武汉之前，中央电视台放过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讲述了改革开放春风刮到汉正街的故事。我和同学自然得去感受，那里的人真可以说是水泼不进，可是那些运输货物的人，也就是在重庆被称为〃棒棒的〃，一根扁担前后两个大笸箩，就像轧路机一样一边吆喝一边猛冲过来。汉正街给我的另一印象是后来我吃了一碗放足了辣椒的面条，差点被辣翻在地，眼泪鼻涕滚滚，随江水东流去。 从武汉的这边到那边，不仅有长江大桥，还有轮渡。很多人从武昌到汉口去上班都是要坐轮渡的，池莉早期的小说《烦恼人生》主人公便是一个天天在轮渡上来回的标准武汉人。在轮渡里的状态大抵就像在北京的地铁里，大家都很安静，不少人买一份报纸看，但是轮渡上有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北京地铁里可没有。 在武汉经常下雨，但我并不讨厌，上大学的一把伞高频率地用了四年，后来拿到北京几乎就没有再派上用场，后来就不知所终了。关于武汉的很多记忆是发生在雨里的，比如去黄鹤楼玩的时候就是。黄鹤楼当然是新建的，在外面看着还古色古香，进去就发现是钢筋水泥的本质。我们有个女同学，来自湖南，那时候写情诗，〃我要截断长江水，推倒黄鹤楼......〃有点〃山无陵、江水为竭，乃敢与君绝〃的气魄。黄鹤楼听之，当抖三抖。 在武汉我学会了吃臭干子--也就是臭豆腐干。我们学校墙外，有一群小贩，专门炸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觉得臭得昏天黑地，没想到后来就吃上了，而且一串还不行，至少得两三串，可见人要想堕落是多么容易。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吃臭干子，一边喝酒，一边落泪伤怀。在武汉吃上的还有小龙虾，北京不过这几年才兴起来，在武汉可是九十年代初就很流行了。大四的时候，我妈突然发现她一个大学同学原来就在武汉，我去了趟她们家，原来就在汉正街旁边，大学时代的美人那时候已经成了没有腰身的矮胖子。她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在那里嘎巴嘎巴地掰龙虾头，其手段之残忍、态度之轻松令人发指，不过后来炒出小龙虾的美味则让我忍不住饶恕了她杀生的罪过。 关于武汉的文化生活，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到洪山体育馆看黑豹的演唱会，那是我第一次看摇滚的演唱会，后来我发现我们同去的一位斯文的男生疯了，在那里又蹦又跳，后来我们全都疯了。 在一次采访中和乐评人郝舫聊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原来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学校里当过老师，他说旁边有好多小店有打口碟卖，正是他的听觉兴趣的发端，另外在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亨电影院〃，他看到了《现代启示录》，振聋发聩，为此后走上乐评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我还在《长江日报》实习过，发表的巨著有：《现在实行到汉正街买批发》、《这里的煤球质量就是好》等若干，关于煤球的那次采访我记忆深刻。这是采访一个小煤球站，探讨为什么他们煤球打得那么好，我的稿子呈上之后，主任很不满意，认为没有给出煤球质量高的答案，发回重新采访。 说到这里，我得承认，一个一直在学校里生活的学生，谈论那个围墙外的城市真可以说是浮皮潦草，我不过是武汉的一个过客，而且一旦离开它，就居然5年没有回去过。《长江日报》在我实习的时候刚刚搬进新大楼，高高的玻璃幕墙，一切都是崭新的，办公室里放几张桌子显得空空落落。2002年，我去湖北采访，从武汉经过，顺便采访了乐评人李皖，他是《长江日报》的人，房子就在旁边，当我看到那座大楼，我简直有些震惊，这是一座看起来有些衰老过时的建筑，与我印象里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说，时间已经那么久了，那早就不是我在卡车上看到的武汉了，你要现在问我武汉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不知道。＆nbsp＆nbsp
在简单中旅行／杨葵
杨葵，1968年生，江苏人，198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到作家出版社工作至今。编的书获过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业余写散文随笔，还有影视剧。有文集《在黑夜抽筋成长》，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其实世间万物轮回，绕到最后，知性的简单是最好。说话如此，行事如此，做人如此。这是我后半辈子的生活理想。 上中学时，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位青年，乘火车去新疆。那时火车没现在这么快，到乌鲁木齐大约是三天四夜，或者是三夜四天，总之极为漫长。出了嘉峪关，火车很快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难见人烟。窗外景象极尽单调乏味之能事，这位青年看窗外看久了，实在忍受不了那单调，终于神经错乱，跳车自杀。 春天，我受人之托，去滇西北的怒江一带拍个纪录片。临行前，照例找来地图研究路径，惊恐地发现，那一带同样人烟稀少。从地图上看，代表城镇的红色圆圈简直凤毛麟角，只有两条线，执著地相互交缠着，无情地向北延伸，一伸几百公里。蓝线是怒江，红线则是我们必走的公路。 这一发现让我胆寒，因为猛然记起中学时那个故事。我暗暗告诫自己，坚强些！即便不致生出轻生的念头，就算因此落下个忧郁症，也够丢人的。 昆明向西，六百公里，始见怒江。江水涛涛，泥沙俱下。我们的车开始转向北方，踏上那几百公里的“恐怖长途”。 果然不出所料，确实单调——公路左边，是绵延上千里的高黎贡山；右边，是流淌了千年万年都快流成化石了的怒江。这样走上几个小时，窗外的景象也会生出些变化，不过别高兴得太早，所谓变化，不过是因为过了座桥，所以怒江跑到了左边，而高黎贡山自然就置换到了右边。除此以外呢？人是难得一见的，目光能及的范围之内，永远都是那几样东西：山、水、雨、云、土、石、草…… 第一天还好，在城市呆久了，猛然落到山水之间，有种说不出的爽快。时候一长，这种爽快就变了味儿。 车子始终在颠簸，车里的同伴始终昏昏欲睡，走了整整一天，找个旅馆打个尖，第二天再上路，还是没完没了的山、水、雨、云、土、石、草……走着走着，有一种什么都慢下来的错觉――车速慢了，窗外物体掠过的速度慢了，最要命的是，脑子也慢了，像没有上足弦的老钟，钟摆频率越来越缓。 就在此时，脑海中突然生出奇怪的联想---- 山、水、云、雨、土、石、草，这些不都是五笔字型的字根嘛！“土士二干十寸雨，大犬三羊古石厂，工戈草头右框七……”我们整天跟文字打交道，而所有的字，都是由这些字根组成的嘛。由此我又假想，老祖宗造字时，身边的世界是简单的，天然的，他们首先要为贴身的、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东西命名。于是首先就有了山、水、云、雨、土、石、草、犬、羊、竹、禾、目、日、虫、川、田……它们的笔划一律那样少，却又是那样精，别小看它们，它们可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根本。 世界越来越复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要认知世界、描述世界，字越造越多，也就越来越复杂，而最早生发出来的那些字，也就成了偏旁。偏旁加偏旁，偏旁再加新造出的偏旁，如此循环往复，排列组合，便有了如今这许多的字。你只需想想一张化学元素表，上边那些字，哪个不是嘀哩嘟噜一大堆，那么不清爽！发展到后来，索性连中国字都不够用了，出现了译音字词。再到现在，更有人直接在话语中夹带英文了，E-mil什么的。这世界的变化也真快！ 如此说来，从城市到乡村，有点删繁就简的意思。在城市，每天接触的东西都那么复杂：建筑、汽车、污染，等等；而到了乡村，山、水、云、雨、土、石、草……它们简单，但它们是根本之所在。它们是字根，也是这个世界一切一切的源泉。早些年不是有寻根一说吗？这也算是一种寻根吧。 想到这里，我在山水间怡然自得，看山峰，看流水，看天上飘过的云。 山峰其实变幻无穷，有的坡势陡，有的坡势缓；流水其实变幻无穷，有时汹涌澎湃，有时静若处子；天上飘过的云其实变幻无穷，有时迅疾如游龙，有时悠闲如老僧……细察之下，竟是其乐无穷，单调二字从何讲起呢！再想想那位远赴新疆的青年，怎么会发现不了呢？戈壁跟戈壁，也不一样的吧？ 从那一刻起，我把自己这趟云南之行称作“在字根中旅行”。可这么直白的话，跟许多人说了，都不懂，解释来解释去的，快成祥林嫂了。后来我就索性改称“在简单中旅行”，人家听了，觉得颇有禅机，也不多问，自己去体会了。我也顺势做出一副参透机缘、深不可测的模样，招人夸奖去。 回北京后，闲来读书，读到艾柯（ Umberto Eco ）的《带着鲑鱼去旅行》，里边有篇文章名为“还在乎几点钟吗？”艾柯说他看到一种怀表，价值十亿里拉！昂贵自有昂贵的道理——“它共有三十三种功能，可以知道日期、星期、月份、年份、十年、世纪，每一年在润年周期中的位置，换算成日光节约时间的小时、分钟、秒钟，所挑选时区里的小时、分钟、秒钟、气温、恒星时间、月亮周期、日出与日落的时辰、真太阳时与平均太阳时的时差、太阳在黄道的位置——还不说欣赏完整律动的星图，感受宇宙无垠带来的那份震颤，或启动各式各样计时表、计距表的按钮，或决定我大可放心仰仗可靠的内装闹钟小睡片刻……” 详细描述完所有这一切功能，艾柯最后近似残酷地问道：但这又是何必？ 是啊，这又何必！ 读完艾柯文章，回想我的“简单之旅”，觉得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那只怀表不是“简单之旅”，而是“简单之旅”的反面－－我前半生经历的城市生活。＆nbsp＆nbsp
令人厌倦的都市批评／吴晓东
吴晓东，《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1973年，建筑师莫什·萨夫迪应当时的加拿大首相皮埃尔·艾略特·特鲁迪欧邀请，参加了后者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他们乘火车从苏联来到北京。 莫什·萨夫迪二十多年后在他的著作中回忆说：“1973年对北京的初次访问是令人惊喜的。那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协地坚持继承传统与历史的。我自己想到，中国特别是北京本身表现出未来都市发展的多么好的机会啊(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