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妪，年届六旬，相貌干瘦，却口齿伶俐，每日跟我们唠着家常。某次打听到我们在座的有数位诗人，而且是参加北大艺术节的，她竟然跟我们高谈阔论起诗歌来，甚至为我们流利地背诵了一首艾青的诗歌，把所有在座的都惊得目瞪口呆。那年的北大艺术节，开得热火朝天。我、李陀和刘 晓波的讲演、张小波和宋琳的诗歌朗诵会，相信都能成为当年北大人的难忘记忆。而我最深的记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大“老虎洞”里的那位清洁女工。她对诗歌的酷爱为我展示了北京人的文化灵魂。 我第二次去北京，在一位中国文化报记者的陪同下逛了北海和故宫。故宫庞大森严的建筑秩序，令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它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在塔楼的俯瞰下沉入阳光的阴影里。从一个宫殿走向另一个宫殿的过程漫长而又单调，那些高大的院墙分隔着历史和现实，也分隔着我和北京的间距。大体量的广场式空间和阴暗的宫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能够感到一个无形的灵魂蛰伏在故宫深处，向熙熙攘攘的游客发出无言的指令，它跟北海和天安门一起，构成了威严而沉重的历史。它所散发的神秘气息，此后在我心间徘徊了良久。 第三次去北京是在2000年。《读者导刊》为我的《聒噪的时代》一书举办研讨会，为此我从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专程飞到了京城。就在那次，我领略到了风闻中的沙尘暴的威力。人们蒙着头巾在街上吃力地行走，所有街边的楼房都在暗无天日的白昼亮起了灯光，在沙尘的折射下呈现为幽蓝的色调，令人仿佛置身于了一座庞大的鬼城。我被这种世界末日式的场景所深深地惊骇。那些漫天飞舞的尘土，难道这就是北京正在死去的灵魂？ 第四次去北京，我住在三环大钟寺附近，紧挨着北京最大的农贸市场和水果批发市场。每天出行，都要经过嘈杂的市场边缘，被各种车辆壅塞得水泄不通的道路，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声、臭气熏天的菜市场、高声叫卖的小贩和购物者，勾勒了北京的别样风景。它是如此肮脏，又充满着来自底层的蓬勃生机。令我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市民社会的强大脉搏。 第五次去北京，我住在北京东边的通州，时常由老友北村驾车，上他在宋庄的乡间老宅去聊天。从高速公路下去，曲里拐弯地转了半天，一个普通的农舍展现在眼前。进入院子之后，却是别有洞天。北村把收购来的农舍加盖了两侧厢房，把柱子漆成红色，窗檐下挂着若干大红灯笼，屋内的大青石板上放着电视机。而他的那个船形的浴缸就放在他的卧室里，看起来像一个奇异的装饰。他的客房则是一个真正的大炕，冬日可以烧火。尽管坚硬的青砖上铺一层凉席让我无法消受，但我还是很感谢主人留宿的美意。一个出生福建的作家，十五年前就使用了“北村”这个古怪的笔名，而十五年后竟然在北京东郊村庄的四合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难道不是一种隐秘的生活奇迹吗？他在找到“北村”的同时，似乎也触摸到了北京的灵魂，或者说，是京郊乡村的安谧的灵魂。 在我的个人经验中，北京的灵魂呈现着无限多样的形态，它不断向我展示其每一个令人感怀的细节。它的粗砺、坚硬、广博和悠远都令人心仪。在我看来，这种对北京灵魂的精神探究是没有结局的。我像一个盲者，为触摸到它的细部而喜悦，却始终难以窥见它的全貌。＆nbsp＆nbsp
天安门广场的早晨和她美丽的沉默／承孝相
承孝相，韩国著名建筑师。1952年出生韩国釜山。1974年汉城国立大学毕业，与KIMSWOOD GEUN共事，在1980年至1982年期间，分别在维也纳的工学院和Mrchrt Moebius und Prtner学习和工作。1989年，在汉城开办自己的“履露斋事务所”。承孝相得过许多建筑大奖，包括KI Prize，the SwooGeun Kim Prize以及建筑文化大奖。2002年，承孝相被韩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评为2002年度艺术家，这也是该奖项首次颁发给建筑师。他设计的独立式住宅SuJolDng被评为韩国二十世纪十佳建筑之一。 我住在汉城，在那里围绕着城市中心地区的再次开发问题正展开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是由拆掉市中心的一座立交桥，挖掉下面的街道，以恢复原有的一条河流的建设项目引起的。早在1961年，为了缓解市中心的交通拥挤，将流经这里的清溪川填平后建起了这座汉城象征性的立交桥。后来，急驶在这条立交桥上的车流的景象，总是出现在宣传汉城市的报刊上面。不顾拆掉这条立交桥将会带来的交通隐患，甚至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非要还自然的本来面貌。这与破坏自然于不顾，一味地追求城市开发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其说它是再次开发，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革命！ 1997年汉城市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人们纷纷议论汉城市山腰上站立30多年的专为外国人居住的住宅影响南山风光，因此不顾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最终采取选择了自然、拆除住宅的“非汉城之举”的行动。由此对一味地追求城市开发自然产生疑问，怀疑经济开发和城市再开发的结果与市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否成正比？ 过去的几十年，汉城被经济开发的怒潮所席卷。在不到30年间人口增长了2倍，而国民的收入提高了50倍。由最贫困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世界10大经济贸易国之一。几乎所有市民都有自己的私人轿车，长长的车流行驶在立交桥上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之间，炫耀着国际化大城市的夜色风采。照亮城市的灯光是未来的灯塔，随处可见的漂亮的瑞士风格的房屋让人想起曾经向往的美梦。然而，今天的汉城是否比30年以前的汉城更能保障市民的幸福？ 不然。1995年10月21日早晨，一声巨响，曾经在1979年随着盛大的竣工仪式夸耀于世的汉江大桥折断，夺走了49条性命。接着1996年6月以豪华的奢侈品充满柜台的一座大型百货商场瞬间倒塌，掠走了600余名顾客的生命。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违背了建筑学的伦理。灿烂的文明、极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另一面她却是一座野蛮的城市。“现在我们身在何处”，成了热点话题。继而对迄今支撑我们的价值观产生深深的怀疑。 汉城像其他许多亚洲城市一样是一座600年历史的故都。我们的祖先根据传统的风水地理思想，选择这块群山环抱、清澈的河流穿过其间的地方作为朝鲜王朝的首都。由此诞生了她，开始了她的历史。她曾经是一座喜欢空旷，并将沉默当作美德的城市。就像其空白部分更比画出部分美丽的中国画一般的城市。是一幅比音律本身更珍视音律之间的沉默的东方音乐的风景。自然的美主导城市的风景，其中的山势谦虚地顺应着山势，这种故都的美学风景历经战乱而不失其美貌。然而，进入现代不过30年，受到西方拜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完全改变了她过去的面貌。 空旷和沉默被填充和骚乱所代替，谦逊和俭朴被傲慢和奢侈所埋没，共有和连带变成独占和断裂。只剩下拜物主义和浅薄的商业主义，建筑丢弃了伦理变成一堆垃圾，最终酿成大桥断裂，大厦倒塌的悲剧，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1998年我曾经在伦敦逗留了一年。当时我为伦敦的建筑家和思想家们的灵魂就是“空旷”感到十分惊讶。空虚、模糊、慢性子等这些词汇本来是我们东方人的属性，而他们西方人的特点则是物质、合理和伦理、明确。然而，西方人的教科书今天却成了本来憧憬他们的我们亚洲城市范本，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自然环境和城市面貌，而西方人将我们本来应该忘记的词汇当作新的时代、新的范例，以克服他们的文明所遇到的限度。 最近，我为“长城脚下的公社”的项目多次访问过北京。每隔2—3个月我所看到的东方巨大城市——北京的变化，可以用“革命”两个字来描述。每次到北京都看到新铺就的大街，几乎每次都看到新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我发现，北京街道上来往行人的精神面貌也在变化。而且望着夜幕下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我切身感受到“动感都市”的激|情，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我喜欢王府井后街的大排挡，我也喜欢在胡同的后街散步。甚至灰色的天空也使我感到忧伤。尤其是清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平静，让我浑身感觉到城市的沉默所特有的美丽。有时，城市的沉默是多么虔诚！ 但是，一旦要回到汉城便感到空虚。这不仅是因为看到了雨后春笋般冲天而起的非伦理的建筑，也不仅是因为怕不久再也看不见后胡同后街熟悉的面貌，也有可能是因为被闪烁的绚丽的彩色灯光中的广告牌的背后资本主义卑鄙的属性所伤害的感觉，然而，更让我担忧的是以同质性连接起来的我们亚洲人对空旷的美丽的价值观，恐怕到此结束。 有一点让我感到安慰，那就是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曾经是地处边缘地区的国家占领了中原，而今成了中国的正统血统。每个历史时期，由外来的文化渗透其中，与之合流形成中国新的文化潮流。然而，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无疑推进了东方大文化圈的发展。可能中国人确实信任普遍性的价值。因为中国的文化本来就是熔炉般的文化，可能其中的本质便是亚洲的价值。现在北京的飞速变化，或许中国其他开发城市的变化也溶解在她深渊而稳重的中原的中心，使得其中心轴更加健康。我热切地盼望它的到来！ 然而，要懂得真正走到那一天，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可能会丧失我们所固有的宝贵的记忆，有时也可能卷入我们的本性的混乱中。因此，也可能迄今仍在支配着汉城的私生儿般的难看的风景又出现在北京，从而为治愈其伤痕付出代价。我所喜欢的天安门前早晨美丽的沉默，或许一夜间销声匿迹。 哲学家马克思·皮卡尔得（ Mx Picrd ）在他的《沉默的世界》一书中告诫后人说道：“不懂得沉默的城市，只有等到灭亡时才会沉默。” 北京正在变化。潮水般汇聚世界所有力量的北京，将从中国的城市变成亚洲的城市，变成世界的城市。 长久沉睡在沉默中的亚洲城市北京！我真诚地祝愿你，在资本主义卑鄙的飞刀乱斩面前，不要丢掉你沉默和空旷的美貌。＆nbsp＆nbsp
北京的中心／石康
石康，生于1968年，编剧、作家，著有小说《晃晃悠悠》、《在一起》等，随笔集《鸡一嘴，鸭一嘴》。剧本《大腕》等。 所谓中心，就是人们围绕其生活的那个地点。 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强调其某些部分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余，而且，这种强调，往往随着年龄及人生经验的改变而改变。娇美的花朵必将枯萎，漂亮而合体的衣服总会过时，新鲜而深刻的爱情也会因缺乏持续的刺激而变得平平淡淡，通过努力及运气，人们战胜了贫穷，然而那匮乏的生活方式，有时竟也能成为人们愉快而温馨的回忆，曾经认为永恒而顽强的信念，也会被一点点的怀疑而在一刹间倾颓。 我相信，有多少个北京人，北京便有多少中心。 以我为例。 少年时期，北京看起来还像个古代市镇，十分落后，很多条马路竟还是土路，那时候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中心在家里，每天，从家里取得食物与父母的叮嘱，从这里出发，去学校上学，或去同学家玩，我们家住在右安门附近，那是北京的西南角。在我眼里，世界就是那么一丁点大，出了家门，向北走上300米，便能看到绿色的护城河水，上面漂浮着油污，我记得竟有人从这里水里钓鱼，我妈直接告诉我，“不卫生，吃了会死。”而向南走，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青年时期，我的活动范围慢慢地扩大了。方式是逛商场，郊游以及一些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记得到了快20岁，才能对北京的方位大概有了个轮廓，知道了二环路以内是市区，而市区里二十层的高楼少得可怜，盖起一个饭店就是一件大事。老师曾带我们参观北京的所谓建国十大建筑，大会堂之类，记得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师，他看过一些外国的建筑书，眼界比我们开阔，他边走边悄悄地品头品足，告诉我：“这些东西土得掉渣儿，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对北京开始有了所谓中心的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还真说不清楚。总之，我只记得一有什么事儿，爱凑热闹的北京人就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真是闻风而动，乘坐各种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其中最流行的是自行车，多半为黑色，牌子还没有现在的汽车牌子多，且把这种交通工具利用得十分充分。我记得父亲就曾图侥幸，以一辆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边骑边警惕不要让警察抓到，就这样慢慢地来到天安广场。那时还有一些所谓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的外在反映便是人们从各个角落向天安门广场奔去，直至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 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当时天安广场是如何接待那么多人的，因为周围公厕稀少，更缺少小食亭，而人们的热情大概是去看看别人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获得的体验。那时候的北京人除了盲目的热情以外，似乎就很难谈到别的，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种满足。在那里，人们可凭直觉获得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并从其中获得兴奋以及力量，借以忘却生活中的沉闷压抑及精神物质方面的可怜与匮乏。事实上，现在看来，我认为用狂欢来比喻当时的北京人去天安门广场十分贴切，尽管并不是真的狂欢，但北京当代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时刻，天安门广场毫无例外地都要聚起一批人来，他们在那里不停地走动，说话，四下看来看去，有时也高呼口号，既像乌合之众，又像是身怀某种痛苦却又有所期盼的见证人。 接着，我进入中年，知道了北京城也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极不重要的小角落，而地球在茫茫的宇宙中也极不起眼，很可能是完全地微不足道，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也不像以前那样看重了，我只知我是个北京人，我熟悉这一城市，尽管这个城市十几年间大兴土木，形式上花样翻新，从外表上看，比以前更加干净更加热闹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被运进来，或就地制造，汽车渐渐地有代替自行车的趋势，外地人和外国人越来越多，富人占据好地方，获得很好的照顾，穷人被成批地迁出城外，生活也得到改善，文化在表面上进入多元，我认为，这个城市无论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渐渐地没有中心这一概念了，一个个价格不等的住宅小区，把相近的人群封闭在一起，购物商场按照购买力把人们也分了档次，恒温写字楼里白领成堆，队伍空前地壮大，成为北京主要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北京与中国别的城市差别仍会主要体现在娱乐业上，北京提供更丰富的娱乐层次，据说是什么都有，我认为这种有也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意思上，并无什么真正的实际内容，人们来到北京，居住在北京，怀着各种梦想，愿意把力气花在北京，愿意为未来而奋斗，有试图立业发迹的穷人梦，也有出名成家的荣誉梦，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慰藉的感情梦，人们在无形之中积极进取，努力从各个方面建立更坚强更美好的自我，努力使我相信，自我中心便是北京未来的主旋律，无论人们在哪里聚集，无论他们喜欢谁，以及什么地方，但终究他们会从各个方面回归自我，虽然很难说清这一中心的具体的内容，我猜是个矛盾丛生的混沌之地，理智与情感，高兴与难过，迟钝与敏感，生与死，但人们只能奔向这个中心，我想情况就是如此。＆nbsp＆nbsp
天堑变通途／张弛
张弛，1960年生于沈阳，1966年搬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北京病人》，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短篇小说集《夜行动物馆》，小说集《北 京寄生虫》（与狗子，石康合著） 都说是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我认为路是推土机推出来的。 中轴路就是推出来的，于是，我们院被分成了东、西两个院。从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北京交通游览图上看，中轴路的长度超不过一根火柴棍。它从钟楼北桥一直到安华桥，全长也不过三站地。由于它连接着北二环和北三环，所以很像中国银行徽标上面的那一竖。但就是这样一条路，我敢保证让一万人每天走10个来回，走上20年也未必走得出来。用推土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百十来号人，干了几个月，路就开出来了。 有人说修中轴路的想法，源于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中心点，向北经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豆殿、鼓楼中心点，全长约8公里，这条线串起了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所以北京城便以这条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并用地名表现出来。 当年院里很多人都反对修这条路，但无济于事。1990年要开亚运会，中轴路是通往亚运村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主干道，也是连通北二环、北三环和北四环的交通大动脉。依我之见，这条路修了十几年，周围的交通状况丝毫没有改善。如果想在大白天从西二环上中轴路，在钟楼北桥至少得堵半个多小时。另外，中轴路上还有三个红绿灯，拥堵程度可想而知。夜里中轴路到是顺畅了一点儿，但由北二环通往北三环的另外两条路，即由德胜门通往马甸桥和由安定门通往安贞桥的路也不堵了。由此我认为，修建中轴路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对五形、四象、三垣、两极之类的思想的偏好。 因此有人说，中轴路还要修下去，要把钟楼与中轴线连上。我不懂风水，但我知道一个城市的气脉，并不是摆在明面上。你既便在城市中间齐刷刷地挤出一条线，意思也不大。然而，我们院却由于这条路而大伤元气。凭着我们院的地形地貌，也许能出个把伟人，看来也只能泡汤了。院里有个叫丁天的青年作家，本来有望拿文学奖，因为修路而文思枯竭，匆匆娶妻了事。还有一个叫张小笼的著名编剧，自打修路，竟再也拿不出一集象样的剧本。一气之下，另觅山青水秀之地置了套豪宅。与丁天不同的是，张小笼是这个院的倒插门女婿，所以受的影响不会太大，如能潜心修炼，将来必能东山再起。 对我而言，中轴路就是一条路，算不上街道。用不着在此久住，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开车或坐车打这经过两次，你就可以对它了如指掌。在靠近安华桥的路段，有了华北大酒店。样子有点儿像民族文化宫，白色的建筑，绿色的琉璃瓦屋顶。正是由于它是中轴路上唯一的酒店，我把自认为重要的事情都约到了那儿。路边还有一家银行，但我不在那儿存钱。路边还有两个汽车展示行，因为中轴路的辅路不让停车，它们总给我一种停车场的感觉。当然，里面停的都是新车，而且没有车牌。 中轴路两边的餐馆更是乏善可陈。本来有一家利康烤鸭店还可以，生意也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搬了。还有一个叫大酱锅的餐馆，喜欢吃那儿的鲍汁烩花菇。紧挨着大酱锅的，是天下第一涮，它门口有个巨大的火锅，人可以跳下去洗澡。但我还是喜欢去远一点儿的地方吃饭，仿佛越远菜越好吃。只是有时候为了照顾父母，才去吃几口窝边草。前几天我小舅来北京，小舅是东北人，于是我便在通往青年湖公园的路上，发掘出一个名叫东北第一炖的餐馆，那儿的鱼头烧豆腐味道不错，其它菜吃完就忘了。但吃的时候绝对热闹。 要过中轴路，除了过红绿灯外，还可以走地下通道。通道里既便在白天也是十分昏暗。前几年有不良青年常在通道活动，还有小孩喜欢在通道里踢球。有一次吃完饭回家，我爸在通道被足球闷了一下。我外甥女的故事则更让人发怵。当她还在青年湖小学上学的时候，就听说地下通道闹鬼，而且说的特邪乎。说通道的顶上有鞋印，还说通道有个地方，看上去是墙，推开却是一道门。一间小屋里，昏黄的灯光底下坐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最后说的她和同学都不敢走那个通道了。每天上学放学，都得让我爸送她。 而跟中轴路连接着的外馆斜街却人气十足。我常去吃那儿的小肠陈，还去小肠陈对面的海生齿科看牙。外馆斜街里还有一个交通部招待所，因为条件过得去，价格也适中，好些剧组都住在那儿。7年前拍《天生我材》时，在招待所住了近半年之久。多次过家门而不入。但在剧组那段时间，每天都要走几遍中轴路。我认为这条路的管理太混乱了。就拿从外馆斜街上中轴路来说，开始可以左转弯，后来只能右转弯和直行，再后来又能左转弯了。黄寺大院到青年湖公园那条路，在跟中轴路交叉处本来是个十字路口，这样行人就不必走地下通道了。但后来愣被栅栏隔开了，一个好端端的十字路口变成了两个丁字路口。难怪好些人走在这条路上气不顺呢，本来小俩口说好了要去宜家看家具或去北辰购物中心购物，一上中轴路便起了无名火。我老婆李老鸭就遇到这么一起，一对男女青年在380车站等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俩人便开始打闹。不料女的被男的闹急了，伸手招了一辆出租，抛下男的走了，类似的事情见多了，老鸭便给这路起个名字，叫生气一条街，那天她正是因为跟我怄气，才一个人跑到这条路上溜达。 不要以为在中轴路打车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越急越想打车时，一辆都没有。可当你不想打车时，在路旁揉揉眼睛或挖挖耳朵，都会有出租停在你身边问你去哪儿。你说，有比这更令人气愤的吗。但中轴路作为一条主要干道，我觉得人气不足实属正常，我喜欢它的疏朗。虽然在这条街上经过的大多是上班的上学的，而且都是神色凝重来去匆匆，但在炎热的夏夜，仍能看到穿府绸衬衫的大爷大妈在街边散步。另外，街边的植物也很有意思，我细数了一下，竟有四、五种。一看就是不同的园艺公司栽的。中轴路上还有一家现代书店，里面地砖很滑，可我还是愿意隔三差五过去看看有什么新书。我曾经想过理想中的中轴路应该是什么样，但实在想不出来。因为路就是路，它不是想出来的，走出来的，而是规划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住在院里的居民来说，应切记住有这条路之前是一家，有了这条路仍是一家。只有心情顺畅，天堑方能变成通途。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nbsp＆nbsp
我在模式口的日子／赵赵
赵赵，目前任职某唱片公司。出版物：《春暖花痴》、《命犯桃花》、《动什么不能动感情》。专栏作家。曾为陈明、毛宁、屠洪钢、杨钰莹等歌手创作歌曲。 到现在，我的抗臭能力都是很强的，任何污糟的、有怪味的地方，我都能比别人多呆上一阵子。这其实也算是一种生存本领，因为人间根本不可能处处芳菲。 这个本领的生成，要感谢童年在模式口的度过。模式口是个小村子，很小，基本上是围绕着一条东西向的小街而成。我在模式口长到10岁，10年里搬过两次家，4岁以前住在街北一条巷子里，之后搬到街南的一个大杂院。住到大杂院后，我渐渐有了记忆能力，而且是人世最初的记忆，很是刻骨铭心，虽然不够真切，有些事已经分不清是真是假，这就如同回忆初恋时分，直觉总认为初恋是美好的，但后来每次见到初恋男友，他的蠢相都让我恨不得抽自己。 在街北时，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子很小，屋顶上盖着油毡之类的东西，可一逢下雨，妈和哥还是忙不迭拿着大盆小碗放在四处接漏下的雨。我家旁边有三户人家，其中两家都是人丁兴旺，房子也大得多，还有院子，因为有年纪相仿的伙伴，哥常带着我去找他们玩。但紧邻的那家反而是不来往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家的女主人是居委会主任，外号叫“毛驴”。我们这些小孩，并不知道长辈们互不来往的原因，但肯定坚决站在自家家长那头。有年春节，我哥剪窗花，剪了头毛驴贴在“毛驴”每天必经的小路上。后来“毛驴”忍不住，对我哥说：“把那个，摘下来。”家长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基本礼数还是有的，后来妈痛骂了哥一通。 模式口街上只有一个大的商店，我们当时还管它叫“合作社”。而离街北的房子比较近的，是一个小卖铺。小卖铺对于长辈来说没有大的意义，他们买菜和主要的粮食，还是要到合作社和旁边的粮店去。但小卖铺于我是非常可心的，妈说过我两岁就会花钱了，那天她突然找我不到，问邻居，说是一人儿往小卖铺去了，一会儿，就见我，“左手一块糖，右手一块糖”，扭着回来了，问哪来的钱，答“地上捡的”，那时候，一分钱可买两块水果糖。 后来，就搬到街南去了，这里有两间房，宽敞了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旁边就是公共厕所。每周，只要闻到臭气熏天，我不用出门就知道，不是掏大粪的马车来了，就是合作社新来了臭豆腐卖。 小时候，不会去苦苦思考生存环境的问题，觉得住在厕所旁边是天经地义的事。暑假，学校会布置任务，一人要打死100支苍蝇，我就拎着苍蝇拍，围着厕所转悠，还为能挨着厕所所以可打到足够的苍蝇感到天时地利人和，得意地与同学炫耀呢。 模式口街的紧西边，是一个很大的陡坡，基本上快到40度角。每天黄昏，妈都像个女飞侠似的，从坡顶上飞快地往下冲，我就坐在粮店门口的一个倒置的石头香炉上等她，那个香炉正对着南来的马路，爸是从南边回来的，所以我坐在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很是方便。一天中午放学，进了大杂院，发现满院的自行车，正纳闷呢，哥从家往外跑，我拉住他问：“谁来了？”哥严肃地说：“华国锋”。我顿时很激动，华国锋当时是国家主席哩，怎么到我们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院来了呢？我根本就没有脑子，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高兴地往家跑。 进了家，才呆住了，感情这一院的车主，都聚到我家来了，我拨开人群，挤到床前，发现妈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上，我尖叫着，眼泪跟着掉了下来：“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人告诉我，妈从坡上飞速而归时，为了躲一个突然跑过马路的小男孩，猛一捏把，小男孩跑过去了，但妈摔在柏油马路上。说完，他们又欣慰地看着我：“还是生个闺女好，看给急的，她哥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跑了？” 妈很快康复了，我也觉出了当病人的好——家里堆满了好吃好喝的，我甚至把同学都约到家里来大吃大喝，就是沾了妈受伤的光。 街西的合作社里，还有一角是卖书的，其实没有严肃读物，全是小人书。但那里是我最爱的角落，只要攒够几毛钱，我就会到这里挑小人书看，根本不管内容，只要是新的就买，根本没有个人偏好，所以，那会儿还真看了各种各样的杂书。那会儿的小人书画得真好，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精品。 大杂院的东出口，是这条街上唯一的饭馆，那时我家的经济水平，是下不起馆子的，但我每天都会到跑到饭馆后窗去排队取牛奶，没人夹塞儿，大家即使不认得，也都脸熟儿，谁干得出那种丢人事儿呢？ 饭馆旁边，是唯一的储蓄所，工行的，我只记得自己曾往里存过钱，至于存了多少，一直糊里糊涂，直到要搬离模式口，才想到去取，结果，有十块钱哩，我乐了半个月。 街北有条路，直通上翠微山，爸曾带我和哥去过，走不远，就有一座破败的古庙，多年后这里被修缮一新，是拥有着与莫高窟壁画齐名的法海寺。爸带我们去时，那里并不开放，爸就把我架到肩膀上，再攀上树，透过窗棂，窥到壁画的局部。 搬走后的两年，我又回到了这条街，因为我考中的中学，是街南靠东的一所重点校，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时光。这三年里，学校旁边又开了一家小卖铺，但我们去到那里，主要是为了买新兴的帖画和贺年卡，把书本上装点得花花绿绿，而那些贺年卡，现在仍在我的床上堆放着。 这一离开，又是很多年，这两年，每到周末无事，我会驱车再故地重游，到法海寺转转，在街上转转，有两次，还到街南的大杂院里，找我家曾经住过的房子，见到那家后住的人，正在翻新旧房。奇怪的是，这条街如同多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房子翻新了一点，但路面，还和过去一样不平，路还像过去一样窄。 模式口，多年如一日的沉静着，每想起它，我就庆幸，因天性里那些纯良，都来自于此，我总告诉别人，年少时一定要在一个物质贫瘠但精神丰富的地方成长，那种最初的真善美，会留驻在骨子里一生一世。 ＆nbsp＆nbsp
北京没意思／阚军
阚军，房地产资深评论人、万信网总经理 一 按出身论，这个城市可能没有几个纯正的北京人。 大学时，北京生也就十分之几，而且一问，这里不少人属“在旗”、“大院”、“高校”、“高干”，基本上都属移民，真正来自老街老巷三代在京的实在太少；毕业分在教育口，学生倒是清一色北京小孩，一开家长会，就发现半数以上的家长口音不纯正；待下海工作，同行同业中，估计80％以上都是外地人。所以觉得特没劲，但也就这样了。 更没劲的是，尽管全世界的城市都有自我优越感，都瞧不起外地人，但独独北京例外，如果同一阶层，他们可能反而高看外地人。八百年前北京建都时就是大金国，便开始的异族统治，估计那时起，说地道北京话的人就不如说“胡”话的人。元明清三朝鼎盛时，不是外族也是南蛮统治，北京人便不是汉奸就是臣民。自军阀到民国，自民国到共和，估计京官都是有外地口音的居多，所以，建国后，老北京人常通过口音还辨官级，越是说话南腔北调的，绝对是官越大。好不容易轮到改革开放，官本位慢慢让位于市民社会时，依然没有轮到北京人大声说话，满城的鸟语都吃香，实在不行，广东话也值两儿钱。 几百年北京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他们吉祥，几百年北京人被统治惯了，所以他们奴性。吉祥加奴性就是没有脾气。 在一个没脾气的地方呆久了，自然也就变得同样没脾气了。这种感觉可以这样形容，如果说上海是一家合资企业，广州是一家民营企业，北京就像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靠政府拨款、银行贷款，估计早就倒闭啦。 二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呆在北京这个国企里混呢？特别是大多数原来根本不是这个国企的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想往这个国企里钻呢？今天的地产商更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赶到北京来投资发展。(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天安门广场的早晨和她美丽的沉默／承孝相
承孝相，韩国著名建筑师。1952年出生韩国釜山。1974年汉城国立大学毕业，与KIMSWOOD GEUN共事，在1980年至1982年期间，分别在维也纳的工学院和Mrchrt Moebius und Prtner学习和工作。1989年，在汉城开办自己的“履露斋事务所”。承孝相得过许多建筑大奖，包括KI Prize，the SwooGeun Kim Prize以及建筑文化大奖。2002年，承孝相被韩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评为2002年度艺术家，这也是该奖项首次颁发给建筑师。他设计的独立式住宅SuJolDng被评为韩国二十世纪十佳建筑之一。 我住在汉城，在那里围绕着城市中心地区的再次开发问题正展开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是由拆掉市中心的一座立交桥，挖掉下面的街道，以恢复原有的一条河流的建设项目引起的。早在1961年，为了缓解市中心的交通拥挤，将流经这里的清溪川填平后建起了这座汉城象征性的立交桥。后来，急驶在这条立交桥上的车流的景象，总是出现在宣传汉城市的报刊上面。不顾拆掉这条立交桥将会带来的交通隐患，甚至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非要还自然的本来面貌。这与破坏自然于不顾，一味地追求城市开发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其说它是再次开发，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革命！ 1997年汉城市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人们纷纷议论汉城市山腰上站立30多年的专为外国人居住的住宅影响南山风光，因此不顾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最终采取选择了自然、拆除住宅的“非汉城之举”的行动。由此对一味地追求城市开发自然产生疑问，怀疑经济开发和城市再开发的结果与市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否成正比？ 过去的几十年，汉城被经济开发的怒潮所席卷。在不到30年间人口增长了2倍，而国民的收入提高了50倍。由最贫困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世界10大经济贸易国之一。几乎所有市民都有自己的私人轿车，长长的车流行驶在立交桥上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之间，炫耀着国际化大城市的夜色风采。照亮城市的灯光是未来的灯塔，随处可见的漂亮的瑞士风格的房屋让人想起曾经向往的美梦。然而，今天的汉城是否比30年以前的汉城更能保障市民的幸福？ 不然。1995年10月21日早晨，一声巨响，曾经在1979年随着盛大的竣工仪式夸耀于世的汉江大桥折断，夺走了49条性命。接着1996年6月以豪华的奢侈品充满柜台的一座大型百货商场瞬间倒塌，掠走了600余名顾客的生命。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违背了建筑学的伦理。灿烂的文明、极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另一面她却是一座野蛮的城市。“现在我们身在何处”，成了热点话题。继而对迄今支撑我们的价值观产生深深的怀疑。 汉城像其他许多亚洲城市一样是一座600年历史的故都。我们的祖先根据传统的风水地理思想，选择这块群山环抱、清澈的河流穿过其间的地方作为朝鲜王朝的首都。由此诞生了她，开始了她的历史。她曾经是一座喜欢空旷，并将沉默当作美德的城市。就像其空白部分更比画出部分美丽的中国画一般的城市。是一幅比音律本身更珍视音律之间的沉默的东方音乐的风景。自然的美主导城市的风景，其中的山势谦虚地顺应着山势，这种故都的美学风景历经战乱而不失其美貌。然而，进入现代不过30年，受到西方拜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完全改变了她过去的面貌。 空旷和沉默被填充和骚乱所代替，谦逊和俭朴被傲慢和奢侈所埋没，共有和连带变成独占和断裂。只剩下拜物主义和浅薄的商业主义，建筑丢弃了伦理变成一堆垃圾，最终酿成大桥断裂，大厦倒塌的悲剧，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1998年我曾经在伦敦逗留了一年。当时我为伦敦的建筑家和思想家们的灵魂就是“空旷”感到十分惊讶。空虚、模糊、慢性子等这些词汇本来是我们东方人的属性，而他们西方人的特点则是物质、合理和伦理、明确。然而，西方人的教科书今天却成了本来憧憬他们的我们亚洲城市范本，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自然环境和城市面貌，而西方人将我们本来应该忘记的词汇当作新的时代、新的范例，以克服他们的文明所遇到的限度。 最近，我为“长城脚下的公社”的项目多次访问过北京。每隔2—3个月我所看到的东方巨大城市——北京的变化，可以用“革命”两个字来描述。每次到北京都看到新铺就的大街，几乎每次都看到新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我发现，北京街道上来往行人的精神面貌也在变化。而且望着夜幕下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我切身感受到“动感都市”的激|情，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我喜欢王府井后街的大排挡，我也喜欢在胡同的后街散步。甚至灰色的天空也使我感到忧伤。尤其是清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平静，让我浑身感觉到城市的沉默所特有的美丽。有时，城市的沉默是多么虔诚！ 但是，一旦要回到汉城便感到空虚。这不仅是因为看到了雨后春笋般冲天而起的非伦理的建筑，也不仅是因为怕不久再也看不见后胡同后街熟悉的面貌，也有可能是因为被闪烁的绚丽的彩色灯光中的广告牌的背后资本主义卑鄙的属性所伤害的感觉，然而，更让我担忧的是以同质性连接起来的我们亚洲人对空旷的美丽的价值观，恐怕到此结束。 有一点让我感到安慰，那就是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曾经是地处边缘地区的国家占领了中原，而今成了中国的正统血统。每个历史时期，由外来的文化渗透其中，与之合流形成中国新的文化潮流。然而，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无疑推进了东方大文化圈的发展。可能中国人确实信任普遍性的价值。因为中国的文化本来就是熔炉般的文化，可能其中的本质便是亚洲的价值。现在北京的飞速变化，或许中国其他开发城市的变化也溶解在她深渊而稳重的中原的中心，使得其中心轴更加健康。我热切地盼望它的到来！ 然而，要懂得真正走到那一天，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可能会丧失我们所固有的宝贵的记忆，有时也可能卷入我们的本性的混乱中。因此，也可能迄今仍在支配着汉城的私生儿般的难看的风景又出现在北京，从而为治愈其伤痕付出代价。我所喜欢的天安门前早晨美丽的沉默，或许一夜间销声匿迹。 哲学家马克思·皮卡尔得（ Mx Picrd ）在他的《沉默的世界》一书中告诫后人说道：“不懂得沉默的城市，只有等到灭亡时才会沉默。” 北京正在变化。潮水般汇聚世界所有力量的北京，将从中国的城市变成亚洲的城市，变成世界的城市。 长久沉睡在沉默中的亚洲城市北京！我真诚地祝愿你，在资本主义卑鄙的飞刀乱斩面前，不要丢掉你沉默和空旷的美貌。＆nbsp＆nbsp
北京的中心／石康
石康，生于1968年，编剧、作家，著有小说《晃晃悠悠》、《在一起》等，随笔集《鸡一嘴，鸭一嘴》。剧本《大腕》等。 所谓中心，就是人们围绕其生活的那个地点。 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强调其某些部分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余，而且，这种强调，往往随着年龄及人生经验的改变而改变。娇美的花朵必将枯萎，漂亮而合体的衣服总会过时，新鲜而深刻的爱情也会因缺乏持续的刺激而变得平平淡淡，通过努力及运气，人们战胜了贫穷，然而那匮乏的生活方式，有时竟也能成为人们愉快而温馨的回忆，曾经认为永恒而顽强的信念，也会被一点点的怀疑而在一刹间倾颓。 我相信，有多少个北京人，北京便有多少中心。 以我为例。 少年时期，北京看起来还像个古代市镇，十分落后，很多条马路竟还是土路，那时候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中心在家里，每天，从家里取得食物与父母的叮嘱，从这里出发，去学校上学，或去同学家玩，我们家住在右安门附近，那是北京的西南角。在我眼里，世界就是那么一丁点大，出了家门，向北走上300米，便能看到绿色的护城河水，上面漂浮着油污，我记得竟有人从这里水里钓鱼，我妈直接告诉我，“不卫生，吃了会死。”而向南走，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青年时期，我的活动范围慢慢地扩大了。方式是逛商场，郊游以及一些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记得到了快20岁，才能对北京的方位大概有了个轮廓，知道了二环路以内是市区，而市区里二十层的高楼少得可怜，盖起一个饭店就是一件大事。老师曾带我们参观北京的所谓建国十大建筑，大会堂之类，记得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师，他看过一些外国的建筑书，眼界比我们开阔，他边走边悄悄地品头品足，告诉我：“这些东西土得掉渣儿，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对北京开始有了所谓中心的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还真说不清楚。总之，我只记得一有什么事儿，爱凑热闹的北京人就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真是闻风而动，乘坐各种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其中最流行的是自行车，多半为黑色，牌子还没有现在的汽车牌子多，且把这种交通工具利用得十分充分。我记得父亲就曾图侥幸，以一辆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边骑边警惕不要让警察抓到，就这样慢慢地来到天安广场。那时还有一些所谓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的外在反映便是人们从各个角落向天安门广场奔去，直至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 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当时天安广场是如何接待那么多人的，因为周围公厕稀少，更缺少小食亭，而人们的热情大概是去看看别人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获得的体验。那时候的北京人除了盲目的热情以外，似乎就很难谈到别的，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种满足。在那里，人们可凭直觉获得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并从其中获得兴奋以及力量，借以忘却生活中的沉闷压抑及精神物质方面的可怜与匮乏。事实上，现在看来，我认为用狂欢来比喻当时的北京人去天安门广场十分贴切，尽管并不是真的狂欢，但北京当代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时刻，天安门广场毫无例外地都要聚起一批人来，他们在那里不停地走动，说话，四下看来看去，有时也高呼口号，既像乌合之众，又像是身怀某种痛苦却又有所期盼的见证人。 接着，我进入中年，知道了北京城也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极不重要的小角落，而地球在茫茫的宇宙中也极不起眼，很可能是完全地微不足道，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也不像以前那样看重了，我只知我是个北京人，我熟悉这一城市，尽管这个城市十几年间大兴土木，形式上花样翻新，从外表上看，比以前更加干净更加热闹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被运进来，或就地制造，汽车渐渐地有代替自行车的趋势，外地人和外国人越来越多，富人占据好地方，获得很好的照顾，穷人被成批地迁出城外，生活也得到改善，文化在表面上进入多元，我认为，这个城市无论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渐渐地没有中心这一概念了，一个个价格不等的住宅小区，把相近的人群封闭在一起，购物商场按照购买力把人们也分了档次，恒温写字楼里白领成堆，队伍空前地壮大，成为北京主要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北京与中国别的城市差别仍会主要体现在娱乐业上，北京提供更丰富的娱乐层次，据说是什么都有，我认为这种有也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意思上，并无什么真正的实际内容，人们来到北京，居住在北京，怀着各种梦想，愿意把力气花在北京，愿意为未来而奋斗，有试图立业发迹的穷人梦，也有出名成家的荣誉梦，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慰藉的感情梦，人们在无形之中积极进取，努力从各个方面建立更坚强更美好的自我，努力使我相信，自我中心便是北京未来的主旋律，无论人们在哪里聚集，无论他们喜欢谁，以及什么地方，但终究他们会从各个方面回归自我，虽然很难说清这一中心的具体的内容，我猜是个矛盾丛生的混沌之地，理智与情感，高兴与难过，迟钝与敏感，生与死，但人们只能奔向这个中心，我想情况就是如此。＆nbsp＆nbsp
天堑变通途／张弛
张弛，1960年生于沈阳，1966年搬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北京病人》，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短篇小说集《夜行动物馆》，小说集《北 京寄生虫》（与狗子，石康合著） 都说是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我认为路是推土机推出来的。 中轴路就是推出来的，于是，我们院被分成了东、西两个院。从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北京交通游览图上看，中轴路的长度超不过一根火柴棍。它从钟楼北桥一直到安华桥，全长也不过三站地。由于它连接着北二环和北三环，所以很像中国银行徽标上面的那一竖。但就是这样一条路，我敢保证让一万人每天走10个来回，走上20年也未必走得出来。用推土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百十来号人，干了几个月，路就开出来了。 有人说修中轴路的想法，源于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中心点，向北经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豆殿、鼓楼中心点，全长约8公里，这条线串起了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所以北京城便以这条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并用地名表现出来。 当年院里很多人都反对修这条路，但无济于事。1990年要开亚运会，中轴路是通往亚运村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主干道，也是连通北二环、北三环和北四环的交通大动脉。依我之见，这条路修了十几年，周围的交通状况丝毫没有改善。如果想在大白天从西二环上中轴路，在钟楼北桥至少得堵半个多小时。另外，中轴路上还有三个红绿灯，拥堵程度可想而知。夜里中轴路到是顺畅了一点儿，但由北二环通往北三环的另外两条路，即由德胜门通往马甸桥和由安定门通往安贞桥的路也不堵了。由此我认为，修建中轴路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对五形、四象、三垣、两极之类的思想的偏好。 因此有人说，中轴路还要修下去，要把钟楼与中轴线连上。我不懂风水，但我知道一个城市的气脉，并不是摆在明面上。你既便在城市中间齐刷刷地挤出一条线，意思也不大。然而，我们院却由于这条路而大伤元气。凭着我们院的地形地貌，也许能出个把伟人，看来也只能泡汤了。院里有个叫丁天的青年作家，本来有望拿文学奖，因为修路而文思枯竭，匆匆娶妻了事。还有一个叫张小笼的著名编剧，自打修路，竟再也拿不出一集象样的剧本。一气之下，另觅山青水秀之地置了套豪宅。与丁天不同的是，张小笼是这个院的倒插门女婿，所以受的影响不会太大，如能潜心修炼，将来必能东山再起。 对我而言，中轴路就是一条路，算不上街道。用不着在此久住，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开车或坐车打这经过两次，你就可以对它了如指掌。在靠近安华桥的路段，有了华北大酒店。样子有点儿像民族文化宫，白色的建筑，绿色的琉璃瓦屋顶。正是由于它是中轴路上唯一的酒店，我把自认为重要的事情都约到了那儿。路边还有一家银行，但我不在那儿存钱。路边还有两个汽车展示行，因为中轴路的辅路不让停车，它们总给我一种停车场的感觉。当然，里面停的都是新车，而且没有车牌。 中轴路两边的餐馆更是乏善可陈。本来有一家利康烤鸭店还可以，生意也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搬了。还有一个叫大酱锅的餐馆，喜欢吃那儿的鲍汁烩花菇。紧挨着大酱锅的，是天下第一涮，它门口有个巨大的火锅，人可以跳下去洗澡。但我还是喜欢去远一点儿的地方吃饭，仿佛越远菜越好吃。只是有时候为了照顾父母，才去吃几口窝边草。前几天我小舅来北京，小舅是东北人，于是我便在通往青年湖公园的路上，发掘出一个名叫东北第一炖的餐馆，那儿的鱼头烧豆腐味道不错，其它菜吃完就忘了。但吃的时候绝对热闹。 要过中轴路，除了过红绿灯外，还可以走地下通道。通道里既便在白天也是十分昏暗。前几年有不良青年常在通道活动，还有小孩喜欢在通道里踢球。有一次吃完饭回家，我爸在通道被足球闷了一下。我外甥女的故事则更让人发怵。当她还在青年湖小学上学的时候，就听说地下通道闹鬼，而且说的特邪乎。说通道的顶上有鞋印，还说通道有个地方，看上去是墙，推开却是一道门。一间小屋里，昏黄的灯光底下坐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最后说的她和同学都不敢走那个通道了。每天上学放学，都得让我爸送她。 而跟中轴路连接着的外馆斜街却人气十足。我常去吃那儿的小肠陈，还去小肠陈对面的海生齿科看牙。外馆斜街里还有一个交通部招待所，因为条件过得去，价格也适中，好些剧组都住在那儿。7年前拍《天生我材》时，在招待所住了近半年之久。多次过家门而不入。但在剧组那段时间，每天都要走几遍中轴路。我认为这条路的管理太混乱了。就拿从外馆斜街上中轴路来说，开始可以左转弯，后来只能右转弯和直行，再后来又能左转弯了。黄寺大院到青年湖公园那条路，在跟中轴路交叉处本来是个十字路口，这样行人就不必走地下通道了。但后来愣被栅栏隔开了，一个好端端的十字路口变成了两个丁字路口。难怪好些人走在这条路上气不顺呢，本来小俩口说好了要去宜家看家具或去北辰购物中心购物，一上中轴路便起了无名火。我老婆李老鸭就遇到这么一起，一对男女青年在380车站等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俩人便开始打闹。不料女的被男的闹急了，伸手招了一辆出租，抛下男的走了，类似的事情见多了，老鸭便给这路起个名字，叫生气一条街，那天她正是因为跟我怄气，才一个人跑到这条路上溜达。 不要以为在中轴路打车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越急越想打车时，一辆都没有。可当你不想打车时，在路旁揉揉眼睛或挖挖耳朵，都会有出租停在你身边问你去哪儿。你说，有比这更令人气愤的吗。但中轴路作为一条主要干道，我觉得人气不足实属正常，我喜欢它的疏朗。虽然在这条街上经过的大多是上班的上学的，而且都是神色凝重来去匆匆，但在炎热的夏夜，仍能看到穿府绸衬衫的大爷大妈在街边散步。另外，街边的植物也很有意思，我细数了一下，竟有四、五种。一看就是不同的园艺公司栽的。中轴路上还有一家现代书店，里面地砖很滑，可我还是愿意隔三差五过去看看有什么新书。我曾经想过理想中的中轴路应该是什么样，但实在想不出来。因为路就是路，它不是想出来的，走出来的，而是规划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住在院里的居民来说，应切记住有这条路之前是一家，有了这条路仍是一家。只有心情顺畅，天堑方能变成通途。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nbsp＆nbsp
我在模式口的日子／赵赵
赵赵，目前任职某唱片公司。出版物：《春暖花痴》、《命犯桃花》、《动什么不能动感情》。专栏作家。曾为陈明、毛宁、屠洪钢、杨钰莹等歌手创作歌曲。 到现在，我的抗臭能力都是很强的，任何污糟的、有怪味的地方，我都能比别人多呆上一阵子。这其实也算是一种生存本领，因为人间根本不可能处处芳菲。 这个本领的生成，要感谢童年在模式口的度过。模式口是个小村子，很小，基本上是围绕着一条东西向的小街而成。我在模式口长到10岁，10年里搬过两次家，4岁以前住在街北一条巷子里，之后搬到街南的一个大杂院。住到大杂院后，我渐渐有了记忆能力，而且是人世最初的记忆，很是刻骨铭心，虽然不够真切，有些事已经分不清是真是假，这就如同回忆初恋时分，直觉总认为初恋是美好的，但后来每次见到初恋男友，他的蠢相都让我恨不得抽自己。 在街北时，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子很小，屋顶上盖着油毡之类的东西，可一逢下雨，妈和哥还是忙不迭拿着大盆小碗放在四处接漏下的雨。我家旁边有三户人家，其中两家都是人丁兴旺，房子也大得多，还有院子，因为有年纪相仿的伙伴，哥常带着我去找他们玩。但紧邻的那家反而是不来往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家的女主人是居委会主任，外号叫“毛驴”。我们这些小孩，并不知道长辈们互不来往的原因，但肯定坚决站在自家家长那头。有年春节，我哥剪窗花，剪了头毛驴贴在“毛驴”每天必经的小路上。后来“毛驴”忍不住，对我哥说：“把那个，摘下来。”家长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基本礼数还是有的，后来妈痛骂了哥一通。 模式口街上只有一个大的商店，我们当时还管它叫“合作社”。而离街北的房子比较近的，是一个小卖铺。小卖铺对于长辈来说没有大的意义，他们买菜和主要的粮食，还是要到合作社和旁边的粮店去。但小卖铺于我是非常可心的，妈说过我两岁就会花钱了，那天她突然找我不到，问邻居，说是一人儿往小卖铺去了，一会儿，就见我，“左手一块糖，右手一块糖”，扭着回来了，问哪来的钱，答“地上捡的”，那时候，一分钱可买两块水果糖。 后来，就搬到街南去了，这里有两间房，宽敞了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旁边就是公共厕所。每周，只要闻到臭气熏天，我不用出门就知道，不是掏大粪的马车来了，就是合作社新来了臭豆腐卖。 小时候，不会去苦苦思考生存环境的问题，觉得住在厕所旁边是天经地义的事。暑假，学校会布置任务，一人要打死100支苍蝇，我就拎着苍蝇拍，围着厕所转悠，还为能挨着厕所所以可打到足够的苍蝇感到天时地利人和，得意地与同学炫耀呢。 模式口街的紧西边，是一个很大的陡坡，基本上快到40度角。每天黄昏，妈都像个女飞侠似的，从坡顶上飞快地往下冲，我就坐在粮店门口的一个倒置的石头香炉上等她，那个香炉正对着南来的马路，爸是从南边回来的，所以我坐在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很是方便。一天中午放学，进了大杂院，发现满院的自行车，正纳闷呢，哥从家往外跑，我拉住他问：“谁来了？”哥严肃地说：“华国锋”。我顿时很激动，华国锋当时是国家主席哩，怎么到我们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院来了呢？我根本就没有脑子，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高兴地往家跑。 进了家，才呆住了，感情这一院的车主，都聚到我家来了，我拨开人群，挤到床前，发现妈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上，我尖叫着，眼泪跟着掉了下来：“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人告诉我，妈从坡上飞速而归时，为了躲一个突然跑过马路的小男孩，猛一捏把，小男孩跑过去了，但妈摔在柏油马路上。说完，他们又欣慰地看着我：“还是生个闺女好，看给急的，她哥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跑了？” 妈很快康复了，我也觉出了当病人的好——家里堆满了好吃好喝的，我甚至把同学都约到家里来大吃大喝，就是沾了妈受伤的光。 街西的合作社里，还有一角是卖书的，其实没有严肃读物，全是小人书。但那里是我最爱的角落，只要攒够几毛钱，我就会到这里挑小人书看，根本不管内容，只要是新的就买，根本没有个人偏好，所以，那会儿还真看了各种各样的杂书。那会儿的小人书画得真好，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精品。 大杂院的东出口，是这条街上唯一的饭馆，那时我家的经济水平，是下不起馆子的，但我每天都会到跑到饭馆后窗去排队取牛奶，没人夹塞儿，大家即使不认得，也都脸熟儿，谁干得出那种丢人事儿呢？ 饭馆旁边，是唯一的储蓄所，工行的，我只记得自己曾往里存过钱，至于存了多少，一直糊里糊涂，直到要搬离模式口，才想到去取，结果，有十块钱哩，我乐了半个月。 街北有条路，直通上翠微山，爸曾带我和哥去过，走不远，就有一座破败的古庙，多年后这里被修缮一新，是拥有着与莫高窟壁画齐名的法海寺。爸带我们去时，那里并不开放，爸就把我架到肩膀上，再攀上树，透过窗棂，窥到壁画的局部。 搬走后的两年，我又回到了这条街，因为我考中的中学，是街南靠东的一所重点校，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时光。这三年里，学校旁边又开了一家小卖铺，但我们去到那里，主要是为了买新兴的帖画和贺年卡，把书本上装点得花花绿绿，而那些贺年卡，现在仍在我的床上堆放着。 这一离开，又是很多年，这两年，每到周末无事，我会驱车再故地重游，到法海寺转转，在街上转转，有两次，还到街南的大杂院里，找我家曾经住过的房子，见到那家后住的人，正在翻新旧房。奇怪的是，这条街如同多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房子翻新了一点，但路面，还和过去一样不平，路还像过去一样窄。 模式口，多年如一日的沉静着，每想起它，我就庆幸，因天性里那些纯良，都来自于此，我总告诉别人，年少时一定要在一个物质贫瘠但精神丰富的地方成长，那种最初的真善美，会留驻在骨子里一生一世。 ＆nbsp＆nbsp
北京没意思／阚军
阚军，房地产资深评论人、万信网总经理 一 按出身论，这个城市可能没有几个纯正的北京人。 大学时，北京生也就十分之几，而且一问，这里不少人属“在旗”、“大院”、“高校”、“高干”，基本上都属移民，真正来自老街老巷三代在京的实在太少；毕业分在教育口，学生倒是清一色北京小孩，一开家长会，就发现半数以上的家长口音不纯正；待下海工作，同行同业中，估计80％以上都是外地人。所以觉得特没劲，但也就这样了。 更没劲的是，尽管全世界的城市都有自我优越感，都瞧不起外地人，但独独北京例外，如果同一阶层，他们可能反而高看外地人。八百年前北京建都时就是大金国，便开始的异族统治，估计那时起，说地道北京话的人就不如说“胡”话的人。元明清三朝鼎盛时，不是外族也是南蛮统治，北京人便不是汉奸就是臣民。自军阀到民国，自民国到共和，估计京官都是有外地口音的居多，所以，建国后，老北京人常通过口音还辨官级，越是说话南腔北调的，绝对是官越大。好不容易轮到改革开放，官本位慢慢让位于市民社会时，依然没有轮到北京人大声说话，满城的鸟语都吃香，实在不行，广东话也值两儿钱。 几百年北京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他们吉祥，几百年北京人被统治惯了，所以他们奴性。吉祥加奴性就是没有脾气。 在一个没脾气的地方呆久了，自然也就变得同样没脾气了。这种感觉可以这样形容，如果说上海是一家合资企业，广州是一家民营企业，北京就像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靠政府拨款、银行贷款，估计早就倒闭啦。 二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呆在北京这个国企里混呢？特别是大多数原来根本不是这个国企的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想往这个国企里钻呢？今天的地产商更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赶到北京来投资发展。(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