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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当兵了。去大连，签售一本新书。晚饭后，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路过著名的地下商场时，突然听到，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插曲《我心依旧》，像汹涌的潮水，从地下满上来。是那个大歌星席琳·迪奥唱的，非常动情非常感人，带着淡淡的忧伤。我驻足在地下商场的通风口旁边，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歌声和热烘烘的气流，心中一片茫然。难道说，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吗？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歌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音乐。流行看上去是偶然的，但过去多年之后，回首反思，总可以找出一些必然的原因来。七十年代末，坚冰初融，但寒意还在，这个时候，人们从过去的歌声里，得到温暖和慰藉。人心惶恐，初获解放，茫然不知所措，犹如刚从洞里钻出来的冬眠动物，要试探，观望，慢慢地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八十年代末，过去的红色经典，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让人满足。更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到，几十年来，其实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过，个性的旗帜，一直低垂着，现在，应该张扬起来了，要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往前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不必去顾虑那些陈规旧律。九十年代末，该折腾的都折腾过了，该尝试的也都尝试过了。尤其是，政治，运动，已经不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话题，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渴望纯真爱情的时代，可以开始了。但这纯真爱情，已经不是那种朴素的、送手绢、绣鞋垫的、用二胡和唢呐伴奏着的爱情，而是贵族化的、在红酒和钻石的光辉里、在小提琴和钢琴的共鸣中，那种古典的资产阶级爱情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也许已经开始了。那么，下一首让我驻足侧耳的歌声，会是什么呢？＆nbsp＆nbsp
家园荒芜／吴思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农民日报社工作多年，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著有《陈永贵》、《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 我的农家小院已经买了四年，只住过三天。院子闲在那里，心里隐隐约约地惦记着，又不敢认真想，一想就满心焦虑——房子怕空不怕住，空久了，就不成样子了。前些天去看了看，果然，房顶墙头爬满了爬山虎，门锁也锈住了。从邻居家借了梯子，翻墙进去，满院荒草，爬山虎竟从门窗的缝隙中钻进了屋里。随行的朋友感叹道：带照相机就好了，没见过这么荒凉的院子。 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就是我的梦想。一个荒芜的梦想。 四年前，我好像中了疯魔，动用了一半积蓄，努着劲买了这个院子。在我当时的想象中，我买到的不是院子，而是一种生活，一种有根的生活，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一种充满了诗意的生活。小院还没有收拾好，关于小院的诗意早已准备下一堆。 我精心自撰了一幅对联： 山村小住，神随当天云舒卷； 史书细读，心与旧时月徘徊。 我为这幅对联得意了很久。现在想来，写的其实并不好，很容易读出城市味道，至少是缺少乡间特色。白云明月随处皆有，城里也有，何必非到乡间小院里追寻？如果这幅对联还有点诗意，那是因为抓住了随处可见的明月。明月是一个永恒的提示，往往在人不经意时展开另外一种时空尺度，让人心头一紧，意识到人生有限，年华逝去，于是我们就从琐屑和蝇营狗苟中暂时升华了。 有了古诗的帮助，我对小院的想象便有了丰富的声音和色彩。春天，虫声新透绿窗纱。夏夜，听取蛙声一片。蛐蛐从远至近地叫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站在院子里，可以倾听刘禹锡捕捉过的秋风。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中国的文化传统，用一重又一重的梦想萦绕着田园生活，用一层又一层的细腻感受浸透了田园生活，甚至从无意义中挖出了隽永的味道和意义。 “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闲身空老，孤蓬听雨，灯火江村。” 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梧桐树，树下有水池，也算得“梧桐覆井”了。门外早有杨树，无须我再种。站在小院里，我可以与草树交感，与虫鸟互动，与秋意春风相融。我是造化中的普通成员，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草木有本心，山中花自落。我也处于自开自落的过程之中。 在城市的高楼丛中，在濒临大道的住宅里，我为什么感受不到隽永的诗意？是水泥大楼本身没有诗意呢，还是现代人的心灵尚未发掘出其中的诗意？如果我们只能领会前人提示过的东西，只能追随那些善于发掘诗意的伟大心灵，那么，我们只好再等待几百年了。诗人的心灵一直生活在农业社会里，还没有来得及在水泥大楼中捕捉灵感。但是，诗意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自高自大的水泥建筑里真可以捕捉到它们吗？ 当代诗人海子的名篇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的小院面向十三陵水库，左枕蟒山，右临果园。我也可以套用海子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湖，春暖花开。然而，海子没有找到幸福，他死了。我的小院也荒了。 当代诗人是怎么干活的？他们依然追随着前辈，继续挖掘前人挖掘过土地，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从水泥缝中抠出点新东西呢？ 在小院度过的夏夜，我确实听到了蛙鸣一片。同时，我也需要不停地拍打蚊子。最麻烦的是：小院实在太远，我每周要上三天班，奔波不起。于是，小院就荒芜了。 刚买下小院的时候，我转了许多地方，买了一张条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现在，田园已经荒芜。浸透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东西荒在那里，有家归不得。归去就要失去安身立命的位置，就要失去自己的饭碗，就要中断与当代生活的血脉联系。但是，挤在缺乏文化传统滋润的高楼里，吃饱了肚子，灵魂仍感到饥渴。我的生活家园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我的文化家园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之树。 怎么办呢？努力长出一棵新树呢，还是努力滋生一条新根呢？想象起来，两者都不好办。新根可不是想滋就滋得出来的，即使滋得出来，而且能在水泥的缝隙间深扎下去，那也难免用去三五百年的时光。我们正在模仿的文明类型如此贪婪地消耗过去，吞噬未来，还能维持三五百年吗？我们这几代人，莫非注定了无根的命？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nbsp＆nbsp
我比孙悟空头疼／贾樟柯
贾樟柯，电影导演，曾执导《站台》、《小武》、《任逍遥》等影片。 上初三的时候，我的一个结拜兄弟要当兵走。我去送他，他坐在大轿车里一言不发。我想安慰他，便说，这下好了，你自由了。说完此话，他还是一脸苦相，便有些烦他。在我的概念里，只要不上学，不做功课，不被老师烦，便是最大的幸福。而能离家远走，不被父母管教，那更是天大的喜事。我由衷的羡慕他，所以不太理解我那兄弟为何总是沉默不语，并且低着头不拿眼睛看我们。车快开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再看他那一脸哭相，便说，你是不是怕我们看你远走高飞，心里不平衡，假装不高兴来安慰我们？ 我那兄弟抬起头来，缓缓地说：自由个球，老子是去服兵役！ 我随口答到：看你的哭相，倒像是去服劳役。 我那兄弟不紧不慢地答道：球，兵役，劳役，还不都是个役！ 我一下无话可说，他的话让我非常吃惊。我这兄弟平时连评书都不爱听，就关心自己养的那几只兔子，这一要去当兵，话从嘴里出来也像换了个人。他的话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世界。这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刚刚过了变声期，从来不懂得思辨，对生活中的一切深信不疑。但我的兄弟突然具有了这样的能力，他的一句话，让我吃惊，更让我在瞬间超越了我的年龄，我到今天感谢他都如感谢圣人，他在无意间启迪了我的思维，让我终生受用，虽然直到今天他对此仍一无所知。 我想应该是巨大的生活变化，让一个从来不善于思考的养兔少年去思考自由的真相。他对当兵问题的看法超越了他形而下的处境，超越了社会层面的价值判定，超越了1984年文化层面的宽容程度，而直指问题的本质。他说出来，如此抽象又如此人道，如此让我触目惊心又如此让我心旷神怡。 我兄弟的思考启迪了我的思考，送他离去，回家的路上想，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自由，逃出家庭还有学校，逃出学校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法则之外还有法则。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西游记》所要表达的意思，孙悟空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看起来纵横时空，自由自在，但到头来还不是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这相当让孙悟空头疼，紧箍咒就是无法挣脱法则的物化表现。吴承恩在我眼里成了悲情的明朝人，《西游记》是一个暗示。整个小说没有反抗，只有挣扎；没有自由，只有法则。我觉得《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靠我最近的一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自由问题是让人类长久悲观的原因之一，悲观是产生艺术的气氛。悲观让我们务实，善良；悲观让我们充满了创造性。而讲述不自由的感觉一定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因为不自由不是一时一世的感受，决不特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自由是人的原感受，就像生，老，病，死一样。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知觉，逃不出法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有限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何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在我看来悲观会给我们一种务实的精神，是我们接近自由的方法。 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不想再读书，想去上班自己去挣钱。我想自己要是在经济上独立了，不依靠家庭便会有些自由。我父亲非常反对，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上成大学便让我去圆他的梦。这大概是家庭给我的不自由，我并不想出人头地，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比另一个的就高贵，我父亲说我意识不好，有消极情绪。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有消极情绪呢？我觉得杜尚和竹林七贤都很消极，杜尚能长年下棋，我为何不能打麻将？我又不妨碍别人。多少年后我拍出第一个电影《小武》也被有关人员认为作品消极，这让我一下想起我的父亲，两者之间一样是家长思维，不同的是我父亲真的爱我。 后来，我去了太原市，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考前班里学习。这是我和我爸相互妥协的结果。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避开了我的弱项。我则可以离家去太原市享受我的自由。 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在太原上了班，开始挣钱，经济上独立了。我很羡慕他，有一天我去找他，没想到他们整个科室的人下班后都没有走，陪着科长打扑克，科长不走谁也不走。好不容易散伙，我同学说天天陪科长打扑克都快烦死了。我突然觉得权力的可怕，我说他们打他们的，你就说有事离开不就完了吗？他说不能这样，要是老不陪科长玩，科长就会觉得我不是他的人了，那我怎么混？我知道他已经在一种游戏中，他有他的道理，但我从此对上班失去了兴趣。 在一种生活中全然不知自由的失去可谓不智，知道自由的失去而不挽留可谓无勇。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少的是勇敢。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开始，事关自由；是否能够结束，事关自由。自由要我们下决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小的时候看完《西游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蓝天口里念念有词，希望哪一句能恰巧是飞天的咒语，让我腾空而起，也来个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这些年跟头倒是摔了不少，人却没飞起来。我常常想，我比孙悟空还要头疼，他能飞，能去天上，能回人间，我却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带给我的一切。太阳之下无新事，对太阳来讲事有些旧了，但对我来讲却是新的，所以还是拍电影吧，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观，但不孤独，在自由的问题上连孙悟空都和我们一样。＆nbsp＆nbsp
自由地掐蛋／田戈兵
田戈兵，出生于西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自由职业者，戏剧导演。戏剧作品有《北京蓝》（1997年）、《杀手和高雅艺术》（1998年）、《婚姻合作》（2000年）、《妈咪报告》（2000年）等。 在1989年初的北京，有一群当时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排了一个戏，在这个戏的演出节目单里有一封 “致观众的信”。这封信既煽情又庄重，是文革后期成长的、穿过末代蓝制服的那代人才有的味道和表情。那时候，一堆人聚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彻骨寒冷的排练场里，围着几床烂棉絮，仅仅靠一遍遍的读那封信里的句子就解决了取暖的问题。我曾参与了这个戏剧的排练和这封信的起草。因此，这封信里有些话现在我还会想起来，其中有句话是：戏剧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大约十四年前的一拨年轻人对于未来生活选择的匆忙表态。而在随后到来的整个九十年代的生活提示出，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现在提起这事是因为编辑给出的这个题目，让我想起在那个年代大家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以上提到的这个戏剧的参与者是一些学生和自由身份者（其实就是分配了工作又不满意正在踩空挡的阶段），演出的戏剧也不在正式的国家剧院的计划和管理范围，这样的戏剧不允许公开演出（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参加的这个戏最终还是像一个国家剧团的戏一样公演了。之所以能够公演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朋友他妈，通过他妈的关系获得了一个政府文化机构的演出许可证，这个机构作为演出主办单位被显著地印在海报上，演出合法的实现了，但彼此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当时的独立表演和美术展览得以实施的一种普遍的模式，通过“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掩护来实现的某种程度的自由表达。 这是在一种不自由的体制下谋求自由的策略，就象一只海豚通过不断地跃出水面的短促飞行，来实现能够在水底深处和其它异性茭配的另外的欲望，用一个表面上的行为来帮助私下里的另一个行为，这是在我们的生存背景下必须反复学习的聪明游戏。后来，我的大学分配也延续了这种“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模式，先找到一个正式单位通过假接受的办法，再落下北京户口。差不多那时候选择自由身份的人，几乎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移形换影般的过程。这个单位我一天也没有去过，这个户口十几年来和我也没见过几面。有人问起这个户口对我后来的生活有过什么作用？我能立刻想到的是在那些深夜两点的时候，我的身体出现在大街上时，没有外地人那种对于一次突如其来的检查的担心。我没有想到，我多年来在这个城市的深夜行走，其实是被那个不怎么露面的户口掩护着。实际上，我们时时感受到的自由可能就是在某种物质形式掩护下的幻觉。 1999年，我的另一个戏剧准备在北京的剧场里演出，这时距离前面提到的“致观众的信”那次演出已有十年的时间，但这个计划搞到最后，又面临着“朋友他妈——主办单位”这样一个十年前的老问题，但要比当时简单多了，即使没有“朋友他妈”，只要商业就成。一切准备就绪，只剩下把剧本拿到“主办单位”审查。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整理剧本，看着我们戏剧里的那些台词发愣，无法将它们与一个审查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忽然在一瞬间我对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不仅是对于审查、商业这些东西，还对包括这些在内的剧院、舞台、观众，谢幕……等等这些环节所构成的戏剧整体上产生了怀疑。这个怀疑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你今后没法再干这事了。说到这儿，我本来想假装一下，解释这种怀疑是由于对戏剧的纯粹性和自由的定义重新获得了认识，不想再耍小聪明了。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这个瞬间我明白了，我做的戏剧跟以上诸项目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却腾挪躲闪了这么些年，你要入我这个裆，而我却入了你这个裆，这种误会还是经常发生的。窗户纸一旦被捅破，其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这里，自由可能就是忽然之间捅破了一些原先不愿意被捅破的窗户纸。 再转过身来看我们做的这些戏剧，就有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觉。开始从“标准中的正常生活轨道中出走”。“出走”后的快乐不仅是自由任性，更重要的是不必再纠缠在一些原本就与你无关和无效的事情中去浪费时间。戏剧对于我已不再是“光辉灿烂的舞台”，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说法。戏剧甚至可以不是戏剧，而仅仅是随身携带的一把钥匙，随时带你进入你愿意到达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没有了行规和“老师”，和你谈论戏剧的可能是酒吧的艳舞女郎、歌厅里的小姐、公司里的白领、幼儿园的阿姨和孩子。演出的剧场也扩大到会所、歌厅、售楼中心、街头、公园甚至只是发生在纸上的妄念和空想。在这里戏剧没有边界，所有的边界都只是别有用心的藩篱，现实有多大，戏剧就有多大，现实有多小，戏剧就有多小，彼此如影相随。因此，戏剧也成为我进入和逃离生活的借口和理由，但是也让我又一次次地陷入左冲右突的困境里。所以自由不仅是捅破窗户纸后的快感，自由还是捅破之后的重陷困境。 我至今对多少年来参与我的戏剧排练的那些没有任何戏剧背景的参与者的动机感到好奇，他们告诉我的答案中有一些让我印象深刻。一个答案是因为戏剧可以给他不可替代的经历，还有一个说法则是可以让他尽可能的为所欲为，也就是现在正在说的自由吧。我想起我们的戏剧里最过分的行为就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自己掐蛋，由此推论戏剧具体的带给我们的一点点自由就是可以在舞台上掐自己的蛋，如果让这种自由再多一点，就是一边掐还一边恳求自己赶紧松手。 说到这里，让我认清了自己是一个怎么都不会相信有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档子事的人，虽然不相信，但我依然认为戏剧还有必要继续做下去的最后的理由仍然还是对于自由表达的需求。＆nbsp＆nbsp
小豆面馆之来世／木木、文景
木木：前一阵看报纸，看到苏东坡的真迹在杭州现身，此真迹被拍卖到近 2000 万。我当时很有冲动要前往一见。 苏东坡是我最爱的一个文人，他留给后人的资料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他传奇的坎坷的又是至死乐天的一生。林语堂在《苏东坡传》这样记述道：他临终时，他的好友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第二天，苏东坡更加衰弱，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其实苏东坡是佛教徒，但在最后的时刻，他并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等着他。这倒与他身上的道家气质相符，“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苏东坡是古今第一洒脱之人，一生向佛，在最后的时刻却轻松撒手，连一个来世的梦都不给自己。 湾景：可能文不对题吧，你讲的故事让我想起美国大片《黑客帝国》。在里面，我们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虚拟的幻象，真实的世界掌握在一群编程序的人手里。这种想象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不过这反映了人们一个共同的心理，否定现实世界而幻想一个另外的世界。但是现世和来世的构想也很巧妙，两者在时间上有顺序上的联系，而且前后有因果关系。 木木：对啊，佛家讲的是三生轮回，因果报应，这的确给世人莫大的安慰。我假期曾去普陀山玩，在渡船上放着佛家的音乐，其中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因果报应歌》，歌中唱到：今生你生得端庄是因为你前生常在佛前献花，今生你聋哑是因为前世曾开口辱骂爹娘。听着那首歌的时候海上风平浪静，心里说不出的平和安宁，好像此生有了凭据，看不见的地方有最公平的裁夺，此世的阴影终会一扫而光，此世无望的愿望都能在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来世一一得偿。 湾景：的确，相信来世可以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比如劝人行善，比如适当抑制一下膨胀的欲望等等。在这个世界上，人还是应该有所约束有所畏惧的，像王熙凤 “不信什么阴司报应” 那样的胡作非为，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之类的宏伟抱负，常常带给我们现世的是无序、混乱和灾难。 木木：我们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相信人全部的意义都在今生，有时盲无目的，有时急功近利，我们要所有的回报都在即刻出现，因为人生易老，我们怕来不及。但是，总会有最无望的时候，现世的所有力量都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这时我们就想要一个来世，希望在那一世，我们还能记得今世的种种，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里，找寻今生不能获得的意义。 湾景：这里也许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因为现世的长度是可度量的，而宇宙是永恒的，以有涯之身度无涯之世，难免会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伤。这时候，来世轮回说可以用来安慰今世的人们，就是人的情感、思想是可以不死的，可以延伸到无穷。 木木：另一方面，相信来世也许和今世有太多的困惑有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些伟人在最后的时刻会皈依宗教，托尔斯泰、牛顿，因为所有天才的头脑都解答不了人世间无数的不解之谜，命运之感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们头顶。在这个世界里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它能跨越前生今世和来生，而人的身体脆弱而又短暂，不过是某种精神的寓所。 湾景：不过我觉得需要一个平衡，过分相信和依赖来世的宗教和社会都会使人变得十分消极，毕竟今世生活的丰富精彩带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放弃和虚度都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尽管我们知道生命的终点是“心事终虚化”，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我们仍会努力追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有限过程。也许正因为短暂和有限，这一过程才显得更加珍贵。 木木：大学时我看过一本小说《永远不死的人》，忘了是谁写的了，小说的主人公得到魔法，成为一个永远不死的人，他尽情挥霍，直到几百年后他爱过的人一一老去死去，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能够死去，像他所有爱过的人那样，因为漫长无边的生令全部乐趣都不复存在。所以，有限的定量的才会产生幸福。我有不死的愿望，但并不想要无穷循环的来世。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nbsp＆nbsp
北京啊，北京
很少有哪个城市在获得无限的感慨的同时，还会被吐来无数的口水，北京——这两个不过12画的汉字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世事沉浮。 黄城根脚下的北京人，善谈，牛气，也罗嗦，也锝瑟。 历经元明清三朝，中华民国乃至新中国的红旗冉冉升起的数代老都，见证着尘世沧桑，是欲言又止的承重和悲凉。 城墙拆了，胡同没了，车堵疯了……但是快乐和幸福还是在的。话剧在上演，音乐在演奏，展览也在继续……是的，没有哪个城市容纳了那么许多的艺术家，不但从事了创作，还开起了餐馆，活得有滋有味；没有哪个城市能将众多的外地人在短时间之内全部消解成北京人，咱北京，那哥们…… 北京在北京人眼中是北京，一个有记忆，有生命，可爱可骂的城市；在外地人眼中，不过是一个沾着首都荣光的沙尘暴之都；而在更多身在北京不管有户口没户口的北京外地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关于家乡的第二选择，故乡是父母之命，而这里是自己决定投身的城市，无关好坏。 一个不被人谈起的城市是比一个遭人唾骂的城市更为可悲的。＆nbsp＆nbsp
一个伟大城市的魅力／张欣
张欣，1965出生于北京。1990毕业于苏塞克斯大学（SussexUniversity），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2毕业于剑桥大学（CmbridgeUniversity），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就职于美国华尔街高盛银行（GoldmnSchs），后加入旅行家集团（TrvelersGroup）；1995年回北京与丈夫潘石屹共同创建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以“建筑师走廊”（后更名“长城脚下的公社”）荣获威尼斯双年展大奖。 我们经常在各种杂志上读到世界各大城市的评比，谁是最舒适的城市，谁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等等。我记忆中被选中的城市有美国的匹兹堡, 加拿大的温哥华，瑞士的苏黎世......这些入选的城市的确有他们各自的魅力，但总难免让人感觉单调、乏味。 与之相比，人们还是向往到那些伟大的城市去，去纽约、去巴黎、去伦敦。 一个伟大城市有什么特点？ 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故事，传奇的政治人物，令人向往的文化艺术活动和熙熙攘攘的商业经济繁华。我们总能在伟大的城市中找到丰富的人文文化、独特的自我个性和强大的包容性；我们总能遇到那些带着各种梦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的交流、碰撞给伟大城市带来了无限魅力。而这些思想、碰撞又推动了伟大城市的发展，这就是城市的灵魂。 北京是很独特的，我记忆中就有过好几个面孔。 我小的时候，北京的市中心就是天安门，所有和北京这个城市有关的事都发生在天安门——加入少先队是在天安门，国庆的庆典活动是在天安门，悼念毛主席逝世是在天安门，外地人到北京都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 那时侯，我们的国家是政治化的，我们的生活是政治化的，我们活动的场所也是政治化的。 我们也都从照片上见过解放前老北京的面貌，前门一带是市中心，繁华热闹。那时的人都梳着辫子，坐着轿子，离我们好像很遥远。 北京人幽默、爱玩、爱聊天、爱吹牛、爱看人、也爱被人看。 北京人喜欢文化、艺术，这种氛围一直就有，所以文化人、艺术家喜欢呆在北京、混在北京。 北京人喜欢政治，出租车司机都能侃几句“两会”和政治上的花边新闻，听上去似乎谁都认识几个部长、市长、外国大使。外国记者在一起话题一定是政治，谁上台谁下台永远是他们关心的课题。 北京的魅力就在于她的“杂”、“大”、“牛”，在于她的没有章法，没有秩序，闲人多，外来人多。竖着看历史很远，横着看今天很广。 什么是北京当代文明的精神？北京将变成什么样子？ 北京在巨变，在这片热火朝天的都市营造中，什么是北京当代文明的精神？北京将变成什么样子？ 9·11后，全世界都在反省，人们开始怀疑像征权力的标志性建筑的存在意义。如果艾菲尔铁塔（Eiffel Tower） 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世贸中心是美国精神的标志，遍布亚洲城市的世界最高建筑是新财富的标志，那么北京这座文化古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演变，现在也并没有很多财富的时候，是否要急于显富？是否要急于建设各种各样的标志性建筑？我认为恰恰相反，在倡导个性化信息时代的今天，北京大都会的建设应该是强调多元化，多层次的丰富性。我们的社会从政治化转向商业化，活动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场所也在变。城里的人交流需要消费场所，他们到餐厅去，到酒吧去，到书店去。消费的需求有了，消费的场所却还没有系统地建设，于是自然生长了三里屯酒吧街，后海的街区，卖服装的秀水街。这些没有被系统地设计规划过的街区自然有他们独特的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方多半基础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交通堵塞，没有物业管理，没有统一有效的品牌推广，就像路边的小花，自然随意，清新诱人，但终究不能形成有气势的景观。 文明是在自然中加上肥料，加上营养而派生出来的，人类的文明从来都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文明。 什么样的建筑能承载北京这个伟大城市的灵魂？ 于是我们就面临着： 什么样的建筑能承载北京这个伟大城市的灵魂？ 什么样的场所能容纳那些带着各种梦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包容、丰富、混合就应当是北京都市营造的特点，就应当是北京城市规划的思想，就是这个伟大城市的个性。政治化的城市建设尺度都很大，政治时代活动形式靠集体，街道一定要特别宽，广场一定要特别大。经济型的社会是要刺激消费，个性化是刺激点，因而城市规划的尺度要小，要丰富，才能适应各种群体。Smll is beutiful. 当建设建外SOHO的机会来临时，我们特别激动，也格外小心。在城市中心建设这么大规模的项目，她的规模和人口密度就是一个小城市，她无疑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能量聚集，做的不好就可能是巨大的灾难。我一直认为在建设开发中，土地只是工业生产的元素之一，任何时候花钱就能买来，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把各种创造性资源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产品，有效的推广到社会当中去。这里有两个要素：第一，怎样去发掘每一个个体身上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第二，怎样把有限的个体创造力变成集体创造力。这个区别就好比是从自然生长的三里屯酒吧街和精心规划的建外SOHO。 建外SOHO的精神是无中心，多层次，混合就是活力 （multi-center, multi-lyer, multi-entrnce, multi-view）。没有大的中心花园、广场，大的建筑营造出的是小的感觉，小的场所却有大的气度。建筑设计的手法是迷宫一样的街区小城，城里到处都有小广场（pizz）, 两层的随意上下的花园，蜿蜒的小桥，小街，抬头望去是高高的、透明的玻璃楼。 去过威尼斯的人都赞叹这城市“特别小”的尺度，这是给行人造的城市，给商店造的城市，人走在小街上常常要与别人擦肩而过，碰到时还要相互微笑，那种特殊的交流方式真好。每一个小广场都很像，又不太像，在这里逛的人要靠商店的不同来认路，每一条街，每一个pizz的个性都是由那里的商店，餐厅，小饭店形成。有时候去一个pizz觉得不起眼，但第二年再去发现全变了，热闹起来了，就因为新开了几家有意思的商店。建外SOHO营造的就是这种状态、这种意境，但形式是现代的，规模当然要比威尼斯小得多。 脱去了灰色的中山装，放下了熟悉的自行车，北京人带着一贯的自信，坐在自己新建的城市里，开始过起和纽约客，巴黎人，伦敦人很像的生活。＆nbsp＆nbsp
老虎洞、故宫和沙尘暴／朱大可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作为一个地道的南蛮，我跟北京好像总有点的说不完的事儿。每一次我都试图握住北京的灵魂，但它却如此难以捉摸，在我的游历和记忆中不断变换着其多变的容貌。 第一次去北京，是1986年的冬天。我应北大学生会邀请参加该校首届学生艺术节并作讲演。当时的学生会钱囊羞涩，把我和另几位诗人宋琳、张小波和王小龙等安排在北大对面的“老虎洞招待所”。结果竟然真的落入了“虎口”。那是一个地下防空洞改建的旅馆，设施之简陋，自是不在话下。一进门就是个大火炉，旅客和服务员围着火炉聊天，倒也其乐融融。为我们打扫房间的老(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
家园荒芜／吴思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农民日报社工作多年，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著有《陈永贵》、《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 我的农家小院已经买了四年，只住过三天。院子闲在那里，心里隐隐约约地惦记着，又不敢认真想，一想就满心焦虑——房子怕空不怕住，空久了，就不成样子了。前些天去看了看，果然，房顶墙头爬满了爬山虎，门锁也锈住了。从邻居家借了梯子，翻墙进去，满院荒草，爬山虎竟从门窗的缝隙中钻进了屋里。随行的朋友感叹道：带照相机就好了，没见过这么荒凉的院子。 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就是我的梦想。一个荒芜的梦想。 四年前，我好像中了疯魔，动用了一半积蓄，努着劲买了这个院子。在我当时的想象中，我买到的不是院子，而是一种生活，一种有根的生活，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一种充满了诗意的生活。小院还没有收拾好，关于小院的诗意早已准备下一堆。 我精心自撰了一幅对联： 山村小住，神随当天云舒卷； 史书细读，心与旧时月徘徊。 我为这幅对联得意了很久。现在想来，写的其实并不好，很容易读出城市味道，至少是缺少乡间特色。白云明月随处皆有，城里也有，何必非到乡间小院里追寻？如果这幅对联还有点诗意，那是因为抓住了随处可见的明月。明月是一个永恒的提示，往往在人不经意时展开另外一种时空尺度，让人心头一紧，意识到人生有限，年华逝去，于是我们就从琐屑和蝇营狗苟中暂时升华了。 有了古诗的帮助，我对小院的想象便有了丰富的声音和色彩。春天，虫声新透绿窗纱。夏夜，听取蛙声一片。蛐蛐从远至近地叫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站在院子里，可以倾听刘禹锡捕捉过的秋风。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中国的文化传统，用一重又一重的梦想萦绕着田园生活，用一层又一层的细腻感受浸透了田园生活，甚至从无意义中挖出了隽永的味道和意义。 “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闲身空老，孤蓬听雨，灯火江村。” 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梧桐树，树下有水池，也算得“梧桐覆井”了。门外早有杨树，无须我再种。站在小院里，我可以与草树交感，与虫鸟互动，与秋意春风相融。我是造化中的普通成员，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草木有本心，山中花自落。我也处于自开自落的过程之中。 在城市的高楼丛中，在濒临大道的住宅里，我为什么感受不到隽永的诗意？是水泥大楼本身没有诗意呢，还是现代人的心灵尚未发掘出其中的诗意？如果我们只能领会前人提示过的东西，只能追随那些善于发掘诗意的伟大心灵，那么，我们只好再等待几百年了。诗人的心灵一直生活在农业社会里，还没有来得及在水泥大楼中捕捉灵感。但是，诗意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自高自大的水泥建筑里真可以捕捉到它们吗？ 当代诗人海子的名篇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的小院面向十三陵水库，左枕蟒山，右临果园。我也可以套用海子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湖，春暖花开。然而，海子没有找到幸福，他死了。我的小院也荒了。 当代诗人是怎么干活的？他们依然追随着前辈，继续挖掘前人挖掘过土地，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从水泥缝中抠出点新东西呢？ 在小院度过的夏夜，我确实听到了蛙鸣一片。同时，我也需要不停地拍打蚊子。最麻烦的是：小院实在太远，我每周要上三天班，奔波不起。于是，小院就荒芜了。 刚买下小院的时候，我转了许多地方，买了一张条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现在，田园已经荒芜。浸透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东西荒在那里，有家归不得。归去就要失去安身立命的位置，就要失去自己的饭碗，就要中断与当代生活的血脉联系。但是，挤在缺乏文化传统滋润的高楼里，吃饱了肚子，灵魂仍感到饥渴。我的生活家园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我的文化家园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之树。 怎么办呢？努力长出一棵新树呢，还是努力滋生一条新根呢？想象起来，两者都不好办。新根可不是想滋就滋得出来的，即使滋得出来，而且能在水泥的缝隙间深扎下去，那也难免用去三五百年的时光。我们正在模仿的文明类型如此贪婪地消耗过去，吞噬未来，还能维持三五百年吗？我们这几代人，莫非注定了无根的命？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nbsp＆nbsp
我比孙悟空头疼／贾樟柯
贾樟柯，电影导演，曾执导《站台》、《小武》、《任逍遥》等影片。 上初三的时候，我的一个结拜兄弟要当兵走。我去送他，他坐在大轿车里一言不发。我想安慰他，便说，这下好了，你自由了。说完此话，他还是一脸苦相，便有些烦他。在我的概念里，只要不上学，不做功课，不被老师烦，便是最大的幸福。而能离家远走，不被父母管教，那更是天大的喜事。我由衷的羡慕他，所以不太理解我那兄弟为何总是沉默不语，并且低着头不拿眼睛看我们。车快开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再看他那一脸哭相，便说，你是不是怕我们看你远走高飞，心里不平衡，假装不高兴来安慰我们？ 我那兄弟抬起头来，缓缓地说：自由个球，老子是去服兵役！ 我随口答到：看你的哭相，倒像是去服劳役。 我那兄弟不紧不慢地答道：球，兵役，劳役，还不都是个役！ 我一下无话可说，他的话让我非常吃惊。我这兄弟平时连评书都不爱听，就关心自己养的那几只兔子，这一要去当兵，话从嘴里出来也像换了个人。他的话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世界。这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刚刚过了变声期，从来不懂得思辨，对生活中的一切深信不疑。但我的兄弟突然具有了这样的能力，他的一句话，让我吃惊，更让我在瞬间超越了我的年龄，我到今天感谢他都如感谢圣人，他在无意间启迪了我的思维，让我终生受用，虽然直到今天他对此仍一无所知。 我想应该是巨大的生活变化，让一个从来不善于思考的养兔少年去思考自由的真相。他对当兵问题的看法超越了他形而下的处境，超越了社会层面的价值判定，超越了1984年文化层面的宽容程度，而直指问题的本质。他说出来，如此抽象又如此人道，如此让我触目惊心又如此让我心旷神怡。 我兄弟的思考启迪了我的思考，送他离去，回家的路上想，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自由，逃出家庭还有学校，逃出学校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法则之外还有法则。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西游记》所要表达的意思，孙悟空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看起来纵横时空，自由自在，但到头来还不是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这相当让孙悟空头疼，紧箍咒就是无法挣脱法则的物化表现。吴承恩在我眼里成了悲情的明朝人，《西游记》是一个暗示。整个小说没有反抗，只有挣扎；没有自由，只有法则。我觉得《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靠我最近的一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自由问题是让人类长久悲观的原因之一，悲观是产生艺术的气氛。悲观让我们务实，善良；悲观让我们充满了创造性。而讲述不自由的感觉一定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因为不自由不是一时一世的感受，决不特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自由是人的原感受，就像生，老，病，死一样。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知觉，逃不出法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有限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何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在我看来悲观会给我们一种务实的精神，是我们接近自由的方法。 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不想再读书，想去上班自己去挣钱。我想自己要是在经济上独立了，不依靠家庭便会有些自由。我父亲非常反对，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上成大学便让我去圆他的梦。这大概是家庭给我的不自由，我并不想出人头地，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比另一个的就高贵，我父亲说我意识不好，有消极情绪。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有消极情绪呢？我觉得杜尚和竹林七贤都很消极，杜尚能长年下棋，我为何不能打麻将？我又不妨碍别人。多少年后我拍出第一个电影《小武》也被有关人员认为作品消极，这让我一下想起我的父亲，两者之间一样是家长思维，不同的是我父亲真的爱我。 后来，我去了太原市，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考前班里学习。这是我和我爸相互妥协的结果。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避开了我的弱项。我则可以离家去太原市享受我的自由。 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在太原上了班，开始挣钱，经济上独立了。我很羡慕他，有一天我去找他，没想到他们整个科室的人下班后都没有走，陪着科长打扑克，科长不走谁也不走。好不容易散伙，我同学说天天陪科长打扑克都快烦死了。我突然觉得权力的可怕，我说他们打他们的，你就说有事离开不就完了吗？他说不能这样，要是老不陪科长玩，科长就会觉得我不是他的人了，那我怎么混？我知道他已经在一种游戏中，他有他的道理，但我从此对上班失去了兴趣。 在一种生活中全然不知自由的失去可谓不智，知道自由的失去而不挽留可谓无勇。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少的是勇敢。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开始，事关自由；是否能够结束，事关自由。自由要我们下决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小的时候看完《西游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蓝天口里念念有词，希望哪一句能恰巧是飞天的咒语，让我腾空而起，也来个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这些年跟头倒是摔了不少，人却没飞起来。我常常想，我比孙悟空还要头疼，他能飞，能去天上，能回人间，我却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带给我的一切。太阳之下无新事，对太阳来讲事有些旧了，但对我来讲却是新的，所以还是拍电影吧，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观，但不孤独，在自由的问题上连孙悟空都和我们一样。＆nbsp＆nbsp
自由地掐蛋／田戈兵
田戈兵，出生于西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自由职业者，戏剧导演。戏剧作品有《北京蓝》（1997年）、《杀手和高雅艺术》（1998年）、《婚姻合作》（2000年）、《妈咪报告》（2000年）等。 在1989年初的北京，有一群当时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排了一个戏，在这个戏的演出节目单里有一封 “致观众的信”。这封信既煽情又庄重，是文革后期成长的、穿过末代蓝制服的那代人才有的味道和表情。那时候，一堆人聚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彻骨寒冷的排练场里，围着几床烂棉絮，仅仅靠一遍遍的读那封信里的句子就解决了取暖的问题。我曾参与了这个戏剧的排练和这封信的起草。因此，这封信里有些话现在我还会想起来，其中有句话是：戏剧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大约十四年前的一拨年轻人对于未来生活选择的匆忙表态。而在随后到来的整个九十年代的生活提示出，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现在提起这事是因为编辑给出的这个题目，让我想起在那个年代大家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以上提到的这个戏剧的参与者是一些学生和自由身份者（其实就是分配了工作又不满意正在踩空挡的阶段），演出的戏剧也不在正式的国家剧院的计划和管理范围，这样的戏剧不允许公开演出（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参加的这个戏最终还是像一个国家剧团的戏一样公演了。之所以能够公演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朋友他妈，通过他妈的关系获得了一个政府文化机构的演出许可证，这个机构作为演出主办单位被显著地印在海报上，演出合法的实现了，但彼此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当时的独立表演和美术展览得以实施的一种普遍的模式，通过“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掩护来实现的某种程度的自由表达。 这是在一种不自由的体制下谋求自由的策略，就象一只海豚通过不断地跃出水面的短促飞行，来实现能够在水底深处和其它异性茭配的另外的欲望，用一个表面上的行为来帮助私下里的另一个行为，这是在我们的生存背景下必须反复学习的聪明游戏。后来，我的大学分配也延续了这种“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模式，先找到一个正式单位通过假接受的办法，再落下北京户口。差不多那时候选择自由身份的人，几乎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移形换影般的过程。这个单位我一天也没有去过，这个户口十几年来和我也没见过几面。有人问起这个户口对我后来的生活有过什么作用？我能立刻想到的是在那些深夜两点的时候，我的身体出现在大街上时，没有外地人那种对于一次突如其来的检查的担心。我没有想到，我多年来在这个城市的深夜行走，其实是被那个不怎么露面的户口掩护着。实际上，我们时时感受到的自由可能就是在某种物质形式掩护下的幻觉。 1999年，我的另一个戏剧准备在北京的剧场里演出，这时距离前面提到的“致观众的信”那次演出已有十年的时间，但这个计划搞到最后，又面临着“朋友他妈——主办单位”这样一个十年前的老问题，但要比当时简单多了，即使没有“朋友他妈”，只要商业就成。一切准备就绪，只剩下把剧本拿到“主办单位”审查。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整理剧本，看着我们戏剧里的那些台词发愣，无法将它们与一个审查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忽然在一瞬间我对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不仅是对于审查、商业这些东西，还对包括这些在内的剧院、舞台、观众，谢幕……等等这些环节所构成的戏剧整体上产生了怀疑。这个怀疑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你今后没法再干这事了。说到这儿，我本来想假装一下，解释这种怀疑是由于对戏剧的纯粹性和自由的定义重新获得了认识，不想再耍小聪明了。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这个瞬间我明白了，我做的戏剧跟以上诸项目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却腾挪躲闪了这么些年，你要入我这个裆，而我却入了你这个裆，这种误会还是经常发生的。窗户纸一旦被捅破，其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这里，自由可能就是忽然之间捅破了一些原先不愿意被捅破的窗户纸。 再转过身来看我们做的这些戏剧，就有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觉。开始从“标准中的正常生活轨道中出走”。“出走”后的快乐不仅是自由任性，更重要的是不必再纠缠在一些原本就与你无关和无效的事情中去浪费时间。戏剧对于我已不再是“光辉灿烂的舞台”，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说法。戏剧甚至可以不是戏剧，而仅仅是随身携带的一把钥匙，随时带你进入你愿意到达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没有了行规和“老师”，和你谈论戏剧的可能是酒吧的艳舞女郎、歌厅里的小姐、公司里的白领、幼儿园的阿姨和孩子。演出的剧场也扩大到会所、歌厅、售楼中心、街头、公园甚至只是发生在纸上的妄念和空想。在这里戏剧没有边界，所有的边界都只是别有用心的藩篱，现实有多大，戏剧就有多大，现实有多小，戏剧就有多小，彼此如影相随。因此，戏剧也成为我进入和逃离生活的借口和理由，但是也让我又一次次地陷入左冲右突的困境里。所以自由不仅是捅破窗户纸后的快感，自由还是捅破之后的重陷困境。 我至今对多少年来参与我的戏剧排练的那些没有任何戏剧背景的参与者的动机感到好奇，他们告诉我的答案中有一些让我印象深刻。一个答案是因为戏剧可以给他不可替代的经历，还有一个说法则是可以让他尽可能的为所欲为，也就是现在正在说的自由吧。我想起我们的戏剧里最过分的行为就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自己掐蛋，由此推论戏剧具体的带给我们的一点点自由就是可以在舞台上掐自己的蛋，如果让这种自由再多一点，就是一边掐还一边恳求自己赶紧松手。 说到这里，让我认清了自己是一个怎么都不会相信有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档子事的人，虽然不相信，但我依然认为戏剧还有必要继续做下去的最后的理由仍然还是对于自由表达的需求。＆nbsp＆nbsp
小豆面馆之来世／木木、文景
木木：前一阵看报纸，看到苏东坡的真迹在杭州现身，此真迹被拍卖到近 2000 万。我当时很有冲动要前往一见。 苏东坡是我最爱的一个文人，他留给后人的资料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他传奇的坎坷的又是至死乐天的一生。林语堂在《苏东坡传》这样记述道：他临终时，他的好友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第二天，苏东坡更加衰弱，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其实苏东坡是佛教徒，但在最后的时刻，他并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等着他。这倒与他身上的道家气质相符，“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苏东坡是古今第一洒脱之人，一生向佛，在最后的时刻却轻松撒手，连一个来世的梦都不给自己。 湾景：可能文不对题吧，你讲的故事让我想起美国大片《黑客帝国》。在里面，我们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虚拟的幻象，真实的世界掌握在一群编程序的人手里。这种想象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不过这反映了人们一个共同的心理，否定现实世界而幻想一个另外的世界。但是现世和来世的构想也很巧妙，两者在时间上有顺序上的联系，而且前后有因果关系。 木木：对啊，佛家讲的是三生轮回，因果报应，这的确给世人莫大的安慰。我假期曾去普陀山玩，在渡船上放着佛家的音乐，其中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因果报应歌》，歌中唱到：今生你生得端庄是因为你前生常在佛前献花，今生你聋哑是因为前世曾开口辱骂爹娘。听着那首歌的时候海上风平浪静，心里说不出的平和安宁，好像此生有了凭据，看不见的地方有最公平的裁夺，此世的阴影终会一扫而光，此世无望的愿望都能在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来世一一得偿。 湾景：的确，相信来世可以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比如劝人行善，比如适当抑制一下膨胀的欲望等等。在这个世界上，人还是应该有所约束有所畏惧的，像王熙凤 “不信什么阴司报应” 那样的胡作非为，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之类的宏伟抱负，常常带给我们现世的是无序、混乱和灾难。 木木：我们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相信人全部的意义都在今生，有时盲无目的，有时急功近利，我们要所有的回报都在即刻出现，因为人生易老，我们怕来不及。但是，总会有最无望的时候，现世的所有力量都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这时我们就想要一个来世，希望在那一世，我们还能记得今世的种种，并在一个全新的开始里，找寻今生不能获得的意义。 湾景：这里也许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因为现世的长度是可度量的，而宇宙是永恒的，以有涯之身度无涯之世，难免会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伤。这时候，来世轮回说可以用来安慰今世的人们，就是人的情感、思想是可以不死的，可以延伸到无穷。 木木：另一方面，相信来世也许和今世有太多的困惑有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些伟人在最后的时刻会皈依宗教，托尔斯泰、牛顿，因为所有天才的头脑都解答不了人世间无数的不解之谜，命运之感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们头顶。在这个世界里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它能跨越前生今世和来生，而人的身体脆弱而又短暂，不过是某种精神的寓所。 湾景：不过我觉得需要一个平衡，过分相信和依赖来世的宗教和社会都会使人变得十分消极，毕竟今世生活的丰富精彩带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放弃和虚度都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尽管我们知道生命的终点是“心事终虚化”，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我们仍会努力追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有限过程。也许正因为短暂和有限，这一过程才显得更加珍贵。 木木：大学时我看过一本小说《永远不死的人》，忘了是谁写的了，小说的主人公得到魔法，成为一个永远不死的人，他尽情挥霍，直到几百年后他爱过的人一一老去死去，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能够死去，像他所有爱过的人那样，因为漫长无边的生令全部乐趣都不复存在。所以，有限的定量的才会产生幸福。我有不死的愿望，但并不想要无穷循环的来世。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nbsp＆nbsp
北京啊，北京
很少有哪个城市在获得无限的感慨的同时，还会被吐来无数的口水，北京——这两个不过12画的汉字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世事沉浮。 黄城根脚下的北京人，善谈，牛气，也罗嗦，也锝瑟。 历经元明清三朝，中华民国乃至新中国的红旗冉冉升起的数代老都，见证着尘世沧桑，是欲言又止的承重和悲凉。 城墙拆了，胡同没了，车堵疯了……但是快乐和幸福还是在的。话剧在上演，音乐在演奏，展览也在继续……是的，没有哪个城市容纳了那么许多的艺术家，不但从事了创作，还开起了餐馆，活得有滋有味；没有哪个城市能将众多的外地人在短时间之内全部消解成北京人，咱北京，那哥们…… 北京在北京人眼中是北京，一个有记忆，有生命，可爱可骂的城市；在外地人眼中，不过是一个沾着首都荣光的沙尘暴之都；而在更多身在北京不管有户口没户口的北京外地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关于家乡的第二选择，故乡是父母之命，而这里是自己决定投身的城市，无关好坏。 一个不被人谈起的城市是比一个遭人唾骂的城市更为可悲的。＆nbsp＆nbsp
一个伟大城市的魅力／张欣
张欣，1965出生于北京。1990毕业于苏塞克斯大学（SussexUniversity），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2毕业于剑桥大学（CmbridgeUniversity），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就职于美国华尔街高盛银行（GoldmnSchs），后加入旅行家集团（TrvelersGroup）；1995年回北京与丈夫潘石屹共同创建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以“建筑师走廊”（后更名“长城脚下的公社”）荣获威尼斯双年展大奖。 我们经常在各种杂志上读到世界各大城市的评比，谁是最舒适的城市，谁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等等。我记忆中被选中的城市有美国的匹兹堡, 加拿大的温哥华，瑞士的苏黎世......这些入选的城市的确有他们各自的魅力，但总难免让人感觉单调、乏味。 与之相比，人们还是向往到那些伟大的城市去，去纽约、去巴黎、去伦敦。 一个伟大城市有什么特点？ 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故事，传奇的政治人物，令人向往的文化艺术活动和熙熙攘攘的商业经济繁华。我们总能在伟大的城市中找到丰富的人文文化、独特的自我个性和强大的包容性；我们总能遇到那些带着各种梦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的交流、碰撞给伟大城市带来了无限魅力。而这些思想、碰撞又推动了伟大城市的发展，这就是城市的灵魂。 北京是很独特的，我记忆中就有过好几个面孔。 我小的时候，北京的市中心就是天安门，所有和北京这个城市有关的事都发生在天安门——加入少先队是在天安门，国庆的庆典活动是在天安门，悼念毛主席逝世是在天安门，外地人到北京都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 那时侯，我们的国家是政治化的，我们的生活是政治化的，我们活动的场所也是政治化的。 我们也都从照片上见过解放前老北京的面貌，前门一带是市中心，繁华热闹。那时的人都梳着辫子，坐着轿子，离我们好像很遥远。 北京人幽默、爱玩、爱聊天、爱吹牛、爱看人、也爱被人看。 北京人喜欢文化、艺术，这种氛围一直就有，所以文化人、艺术家喜欢呆在北京、混在北京。 北京人喜欢政治，出租车司机都能侃几句“两会”和政治上的花边新闻，听上去似乎谁都认识几个部长、市长、外国大使。外国记者在一起话题一定是政治，谁上台谁下台永远是他们关心的课题。 北京的魅力就在于她的“杂”、“大”、“牛”，在于她的没有章法，没有秩序，闲人多，外来人多。竖着看历史很远，横着看今天很广。 什么是北京当代文明的精神？北京将变成什么样子？ 北京在巨变，在这片热火朝天的都市营造中，什么是北京当代文明的精神？北京将变成什么样子？ 9·11后，全世界都在反省，人们开始怀疑像征权力的标志性建筑的存在意义。如果艾菲尔铁塔（Eiffel Tower） 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世贸中心是美国精神的标志，遍布亚洲城市的世界最高建筑是新财富的标志，那么北京这座文化古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演变，现在也并没有很多财富的时候，是否要急于显富？是否要急于建设各种各样的标志性建筑？我认为恰恰相反，在倡导个性化信息时代的今天，北京大都会的建设应该是强调多元化，多层次的丰富性。我们的社会从政治化转向商业化，活动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场所也在变。城里的人交流需要消费场所，他们到餐厅去，到酒吧去，到书店去。消费的需求有了，消费的场所却还没有系统地建设，于是自然生长了三里屯酒吧街，后海的街区，卖服装的秀水街。这些没有被系统地设计规划过的街区自然有他们独特的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方多半基础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交通堵塞，没有物业管理，没有统一有效的品牌推广，就像路边的小花，自然随意，清新诱人，但终究不能形成有气势的景观。 文明是在自然中加上肥料，加上营养而派生出来的，人类的文明从来都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文明。 什么样的建筑能承载北京这个伟大城市的灵魂？ 于是我们就面临着： 什么样的建筑能承载北京这个伟大城市的灵魂？ 什么样的场所能容纳那些带着各种梦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包容、丰富、混合就应当是北京都市营造的特点，就应当是北京城市规划的思想，就是这个伟大城市的个性。政治化的城市建设尺度都很大，政治时代活动形式靠集体，街道一定要特别宽，广场一定要特别大。经济型的社会是要刺激消费，个性化是刺激点，因而城市规划的尺度要小，要丰富，才能适应各种群体。Smll is beutiful. 当建设建外SOHO的机会来临时，我们特别激动，也格外小心。在城市中心建设这么大规模的项目，她的规模和人口密度就是一个小城市，她无疑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能量聚集，做的不好就可能是巨大的灾难。我一直认为在建设开发中，土地只是工业生产的元素之一，任何时候花钱就能买来，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把各种创造性资源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产品，有效的推广到社会当中去。这里有两个要素：第一，怎样去发掘每一个个体身上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第二，怎样把有限的个体创造力变成集体创造力。这个区别就好比是从自然生长的三里屯酒吧街和精心规划的建外SOHO。 建外SOHO的精神是无中心，多层次，混合就是活力 （multi-center, multi-lyer, multi-entrnce, multi-view）。没有大的中心花园、广场，大的建筑营造出的是小的感觉，小的场所却有大的气度。建筑设计的手法是迷宫一样的街区小城，城里到处都有小广场（pizz）, 两层的随意上下的花园，蜿蜒的小桥，小街，抬头望去是高高的、透明的玻璃楼。 去过威尼斯的人都赞叹这城市“特别小”的尺度，这是给行人造的城市，给商店造的城市，人走在小街上常常要与别人擦肩而过，碰到时还要相互微笑，那种特殊的交流方式真好。每一个小广场都很像，又不太像，在这里逛的人要靠商店的不同来认路，每一条街，每一个pizz的个性都是由那里的商店，餐厅，小饭店形成。有时候去一个pizz觉得不起眼，但第二年再去发现全变了，热闹起来了，就因为新开了几家有意思的商店。建外SOHO营造的就是这种状态、这种意境，但形式是现代的，规模当然要比威尼斯小得多。 脱去了灰色的中山装，放下了熟悉的自行车，北京人带着一贯的自信，坐在自己新建的城市里，开始过起和纽约客，巴黎人，伦敦人很像的生活。＆nbsp＆nbsp
老虎洞、故宫和沙尘暴／朱大可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作为一个地道的南蛮，我跟北京好像总有点的说不完的事儿。每一次我都试图握住北京的灵魂，但它却如此难以捉摸，在我的游历和记忆中不断变换着其多变的容貌。 第一次去北京，是1986年的冬天。我应北大学生会邀请参加该校首届学生艺术节并作讲演。当时的学生会钱囊羞涩，把我和另几位诗人宋琳、张小波和王小龙等安排在北大对面的“老虎洞招待所”。结果竟然真的落入了“虎口”。那是一个地下防空洞改建的旅馆，设施之简陋，自是不在话下。一进门就是个大火炉，旅客和服务员围着火炉聊天，倒也其乐融融。为我们打扫房间的老( 《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http://www.xlawen.org/kan/4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