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部分阅读
目前唯一的选择似乎只能是朱文圭。
所以，朱瞻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
“很好。你们俩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辈份相同，因此是兄弟。你们握握手，表示以后你们俩永远是兄弟，是朋友。”
朱文圭兴高彩烈地率先伸出手，朱瞻基嘴角一弯，却忍着不笑出声来。待摆足了架子后，这才伸出手。
“我是哥哥，弟弟以后要听哥哥的话，知道吗？”
朱文圭迫不及待地用双手牢牢抓住朱瞻基的手。“听话，圭圭听哥哥的话。”
未来的皇帝和未来的一字并肩王如果私人关系良好，显然比相互之间敌视要好得多。朱棣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对朱瞻基说道：“基基，将来你也是要当皇帝的，今天爷爷就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要将原本属于皇权的一部分权力赋予一字并肩王。”
一边沉吟着，朱棣一边组织着词语。
举鲶鱼效应的例子？
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沙丁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许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可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绝大部分沙丁鱼还是在中途因窒息而死亡。但却有一条渔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船长严格保守着秘密。直到船长去世，谜底才揭开。原来，是船长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加速游动。这样一来，一条条沙丁鱼欢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
但，朱瞻基知道什么是鲶鱼什么是沙丁鱼吗？事实上连朱棣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两种鱼朱棣都不能肯定，因此，举这个例子似乎并不好。
那么，举美国的黄石公园消灭了野狼，结果却导致鹿群体质退化、数量减少的例子？
似乎也不行。虽说这个故事可照搬到中国来，至少朱棣可以确定中国既有狼又有鹿，但这个例子与朱瞻基的生活圈子完全没有交集。用这个例子，朱瞻基恐怕也没办法很好地理解，将来印象也不会深。
那么……
“基基，爷爷送给你的青头大元帅是一只非常厉害的蟋蟀，但再厉害的蟋蟀也要好好培养才能保证它的战斗力。如果平时你只知道给青头大元帅最好的照顾，那么时间长了，青头大元帅的战斗力就会下降。怎样才能保障它的战斗力呢？很简单，隔一段时间就放一只蟋蟀进养着青头大元帅的盆子里，让青头大元帅与之厮杀，这样才能保证青头大元帅长期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
“你现在还太小，将来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无论是人、动物或是什么组织，都需要在一定的压力下才会有足够的活力。”
看到朱瞻基似懂非懂的模样，朱棣也不以为意。现在朱瞻基毕竟太小，但是将来在养蟋蟀的过程中，他迟早会明白养蟋蟀确实需要经常用战斗来保持蟋蟀的斗性，进而能够对这段话背后的深意有更多的理解。
“作为一个皇帝，理应为整个帝国负责，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即便是再勤奋，皇帝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都管。因此，皇帝就需要一个官僚阶层来协助他管理这个帝国。”
“然而，很多官僚在行使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力时，却未必会体现皇帝的意志。比如说皇帝希望官僚好好对待他们治下的百姓，但是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却可能贪污腐败，苛待百姓。”
朱瞻基小手用力一挥，用稚嫩的声音发表着他的施政纲领：“抓住这样的官员，砍头！”
朱棣低下头看着自己腿上的两个小家伙。朱瞻基正愤愤不平地宣布着自己的治国宣言，而朱文圭因为太小，又听不懂朱棣的话，已经象小猫一样蜷在朱棣的怀中打起瞌睡来。
朱棣亲昵地刮了一下朱瞻基的鼻子。“可是国家那么大，官员那么多，你怎么知道哪些官员应该杀呢？”
见朱瞻基苦思冥想着，小脸皱成了一团，朱棣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小孩去思考那么复杂的问题，于是主动说出答案。
“官僚阶层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因为身份相同的缘故，对于一些陋习甚至犯罪行为，身为同僚的官员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大家都是贪官污吏，他们自然不愿意相互揭发，又或者其中一人尚有良知，而另一官员是贪官，但两者是同乡，是同年，或贪官托人情说关系甚至干脆直接向其行贿……总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用官员监督官员，其效果必然有限。”
“朕打算用严法威慑警惕官员，用利益诱使知情人踊跃告发，双管齐下之后，吏治应该会更清明一些。但是，仅仅依靠阶层自身进行内部监督，却存在着天然的无法克服的缺陷。”
“因此，朕这才决定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天然敌视——一字并肩王那边，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还是从争夺皇位考虑，都不会对中央政府旗下的官员手下留情。相对的，中央政府的官员也不可能对一字并肩一系的官员存在任何温情。不仅如此，两个系统的官僚阶层还会因为这种竞争机制的存在而加强对自身的检查——毕竟，如果能够抢在对方之前查出己方的失职和犯罪官员，那便可以减少损失。”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一字并肩王真的会威胁皇位。要知道，仅凭监察部那些人手想要占据全国一半以上知县的官职，其难度不是一星半点
。更何况，当监察部一系的官员坐上知县位置后，中央一系的官员自然会紧紧地盯着那名知县的一举一动，一旦该知县失职犯罪，其官职就会马上回到中央一系掌握之中。再者说，财政权、军权仍然由朝廷牢牢控制着，即便一字并肩王一系能够任命几名知县，也根本不可能对朝廷产生威胁。”
“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吧。假设中央一系的官员前仆后继地失职犯罪，那么这样的政府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被一字并肩王一系取而代之也合情合理。当然，如果出现全国的中央系官员全都腐败的情况，而皇帝仍然不愿意放弃，也不是没办法——监察部审理案件不是必须有一个刑部派出的官员充当陪审官才合法吗？皇帝可以直接指派人员，不管事实如何只是坚持被审官员无罪，待官司打到御前，皇帝裁决该被审官员无罪，监察部难道有什么办法？”
“其实这也只是杞人忧天罢了。如果中央选拔的官员会因为七情六欲而失职犯罪，那么一字并肩王一系选拔的官员同样不会是圣人。没道理同样是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中国人，到这边当官就会失职犯罪，去那边当官就会变得清廉能干。”
“监察部下设六个局，户局、礼局和工局作用非常之小，真正有用的其实只是刑局、吏局和兵局。刑局和吏局结合起来可以整治吏治，兵局的作用则是保证我大明军队的战斗力。”
“历史上的军队，无论是由武将或是文官甚至是派遣太监进行管理，都一直存在着吃空饷以及和平年代疏于训练这两大顽疾。朕成立宪兵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顽疾。宪兵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军队中的各种刑事事件，特别是军人的违犯军纪的事件。吃空饷喝兵血、疏于训练、侵占士兵田地以及违法劳役士兵之类的现象，宪兵都可以组织军事法庭对之进行审判。由于宪兵的地位相对独立，既不归兵部管，也不归地方官员或者是武将管，而是归监察部管，因此能够更公正严格地揭发处理军队中的犯罪行为。如此一来，军队的战斗力便能够得到保证了。”
……呼……吁……呼……吁……
“这个小家伙，枉我花这么多精力给为他讲解，居然睡着了。”
看着怀里正发出均匀呼吸声的朱瞻基，朱棣不由苦笑。
想想，朱棣又觉得是自己在发痴。
刚才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对这时代的人来说，即便一个学富五车的成年人听起来也会很吃力，其中某些东西甚至一辈子都没办法理解——一个才四岁大的孩童，又怎么能够不将之当成催眠曲？
朱棣确信自己的想法非常好，只可惜没有知己。
宪兵就不说了，后世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它对军队犯罪能够起到遏制作用。而一字并肩王这种制度的设立，甚至后世某些一党专政的政权也能够借鉴——即不可能危及政权，又能够减轻低级官吏失职犯罪对百姓造成的危害。
这么好的设想居然没人欣赏！
朱棣陷入了无尽的怨念中……
第一部 登基 第十六章 税率累进制
向徐辉祖和方孝孺讲述监察部职能之后已经过去三天了。或许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最惹人注意的事是太子的册立吧，居然没人为一字并肩王和监察部的事聒吵。
昨天夜里香甜地睡了一个好觉，中午，又尝了那位摊主“祖传秘方”制作的牛肉、牛筋，再配上入口醇厚、鲜甜爽口的粟米黄酒，朱棣的心情大好。
原本打算过几日再和臣下讨论吏治改革的问题，由于心情很好，于是提前派太监将相应官员宣召入宫。
在等待的间隙，朱棣在御花园西侧书房中倚窗而坐，批复奏折。
不多时，黄俨便报告说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郁新、户部侍郎夏元吉、文渊阁学士杨士奇、杨荣求见。宣见后，这五人便鱼贯而入。
与李至刚一样，蹇义也比历史上稍稍提前了一点时间担任了尚书一职。然而与李至刚不同的是，李至刚在官场上惊险无比，隔个几年就会到监狱小住一段时间，而且官还越来越小。蹇义却久任吏部尚书，历事五朝，死后追赠太师，谥“忠定”，真真正正的一帆风顺。当然，如果按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来看，两人的结局不同却也说得过去。就做官而言，蹇义比李至刚的贡献大得多。作为吏部尚书，蹇义在明初政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对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颇有贡献。
看到郁新一大把年纪了还颤颤巍巍地磕头，朱棣微觉不忍。
“免礼，平身。郁尚书年纪大了，今后象这样的情况就不必行这三叩九拜之礼了。”
郁新到底还是将礼行完，然后费力地站起来。
“此举与礼制不合，臣万万不敢奉诏。”
朱棣默然。
朱棣准备重用夏元吉，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夏元吉比郁新更有才干，而是由于他玩足球经理那个游戏时养成的习惯——如果能力同样杰出，那么就更看重年轻的球员。原来的历史上，郁新其实也将户部管理得不错，而且经常有很好的建议。只可惜郁新到底年纪大了，三年之后就会伸腿。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皇帝听闻郁新的死讯后还曾遗憾地感叹说“郁新理邦赋十三年，量计出入，今谁可代者？”
让他免跪他居然还不领情，那就由他吧。
这么想着，朱棣转过头向夏元吉和杨士奇问道：“役法改革的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大概正等着这句话吧，朱棣的话音未落夏元吉便站了出来。
“皇上，这些天来我和杨学士经常讨论此事，觉得还有两个疑问……”
看到其余人均是一脸不明所以的表情，朱棣做了个手势打断夏元吉的话。
“将你们手上役法改革的内容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不知首尾，听你说话象听天书似的……郁尚书，役法改革主要是户部的事，朕担心累着你了，所以预先和夏元吉、杨士奇草草讨论了一番，你不要有什么心障。”
郁新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段话，大意是在说多谢皇上体贴，但他现在身体还好，还是能够承担重担的。
朱棣一笑，接着说道：“爱卿老成谋国，又始终廉隅自持，朕已经在贤良祠为你留下了位子。爱卿曾经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爱聊的眼光朕自然是信得过的。可是维喆到底年轻，缺乏经验，还需要爱卿这样的老臣扶上马送一程。所以，朕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家养老，只是让爱卿多受累了。”
郁新满是皱折的脸一下子就舒展开了，连忙谢恩谦逊。
朱棣摆摆手，吩咐其他人先在一旁看役法改革的内容，然后对夏元吉说道：“你接着说。”
“臣和杨学士讨论后还有两个疑问。一是人头税主税只收一个铜钱，全国每年加起来总数也只不过五万贯而已。既然数额不多，皇上何不开恩干脆取消这个税种，直接将人头税附税视为主税？”
“第二个疑问是关于浮动田赋的。皇上在这部分内容里写了‘税率累进制’五个字，臣和杨学士讨论了很长时间，没能猜出圣意所指。”
听完夏元吉的话，朱棣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这两个疑问之中，其中第二个疑问其实夏元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问过。只是那天朱棣长篇大论说了一通之后，将这个问题给忘了，解答完杨士奇的疑问，就直接宣布让他们回去——那种情况下，夏元吉自然不好追问。至于第一个问题，之前夏元吉和杨士奇均不曾提及，估计是他们研究讨论之后新发现的疑问。
朱棣解答道：“一个铜钱虽少，但它的含义却不可轻视。凡缴纳了人头税主税的，即是朕的臣民。这个道理就好比藩国向大明进贡物品，其意义在于表明向大明臣服，贡品价值的多少反倒不是很重要。”
“此外，在朕的计划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主税。大明疆域如此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已经很麻烦了，连语言都没有完全统一，有些地方隔个山头就听不懂山那边的话，这怎么能行？！”
“所以朕决定，日常讲官话的臣民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平常不讲官话的臣民，则缴纳十个铜币的人头税。这增加的九个铜说起来也是很多，但是对于官话的推广肯定会有不小的帮助。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很难，短期内大概不容易见到成效，但是有了这条政策，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必然会普及官话。”
“为促进百姓使用官话的积极性，朕规定：凡某县通过该项考核后，若邻县尚未通过核查，则该县所减免的人头税由邻县分担。此外，对邻县额外加征的人头税不必缴纳国库，而是作为奖励给予通过考核之县的教谕。”
吏部尚书蹇义虽然在看役法改革的内容，但耳朵也没闲着。听到这里，蹇义小心翼翼地进谏道：“皇上，要鉴定每一个百姓平日是否说官话似乎太过困难。”
朱棣瞥了蹇义一眼。
“一个一个地鉴定自然是不成的，就以县为单位。由县学的教谕向礼部申报，然后朝廷进行核查。若整个县的百姓基本讲官话，那么这个县的百姓就只征收一个铜钱的人头税主税。”
蹇义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谏道：“臣担心，派去核查的官员会难以掌握‘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
“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吗？”朱棣先是厉声责问，转念一想，蹇义大概是在担心官员受贿后会在主观上放宽标准，于是放缓语调。“朕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核查的问题好解决，就由礼部、锦衣卫以及监察部分别派员前去核查。若是三者结论相同自然没什么，若是三者结论有异，朕自会再派钦差前去复查。”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在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决定圣躬独裁，倒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的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反正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只要能够让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话、陕西话还是闽南语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从后世穿越而来，习惯说普通话，而燕王之前也总是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这个时代的北平话和后世的北京话虽说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选择推广官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语言。
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者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者，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中，一百四十万贯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注1：读者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明宝钞、白银、大米之间的相互兑换比例为1贯大明宝钞＝1两白银＝1石米。
第一部 登基 第十七章 养廉
“首先，朕觉得本朝官员的俸禄还是稍低了些。以俗称百里候的七品知县来说，每个月俸禄只有七贯五百钱，全年合计九十贯。假设此县令为五口之家，以每人日食一升计，全年全家口粮约为米18石。除粮食之外，还有油盐荤素菜蔬之类即所谓副食约7贯。居屋花费不计，因为县令可住在县衙。然后再计算用布，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帐在内，每年用布二疋计，全家五口，每年约用布十疋，共约为钱三贯。这些加起来，合计大约二十五贯。”
“若只图温饱，每年九十石的俸禄倒也绰绰有余。可是知县要管全县的税收、判案以及民夫挖渠修路等事，若是没有吏员、胥役、师爷、长随的帮助，地方政府的运作便无法畅通。其中师爷、长随完全由知县养活，而吏员、胥役也需要不时打赏，再加上当官的还需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这样一算，官员的俸禄其实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的生活。”
更何况，明朝官员的俸禄并不足额发放，一部分以布帛等实物代替，另一部分以大明宝钞代替。这些因素，更是使官员们的收入隐性减少。
朱棣一向认为明朝官员因官俸微薄而贪污受贿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些类似——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朱棣始终想不通，朱元璋既然知道让性功能正常的男人在皇宫服务有可能会给他戴上绿帽子，那么他凭什么认为欲求正常而且又掌握极大权力的官员们会甘于贫困呢？
“不过，朕不会改动太祖所定下的官员俸禄制度……”
吏部尚书蹇义皱着眉问道：“皇上难道打算以赏赐的方式增加官员的收入吗？若是日常随意打赏，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很难同沐圣恩，这样便与皇上的初衷相悖了。况且，身在帝阙之侧便容易获得赏赐，容易让人生怨望之心。若是定下制度每年派钦差替天巡视并且打赏地方官，却又会增加额外的费用。”
杨荣悄悄撇撇嘴，然后站出来说道：“皇上，臣认为皇上打赏干练官员很合适。皇上可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必须进京述职由皇上接见后方可转任或升职，然后，皇上便可根据吏部对地方官员或卓异、或中平等不同的考语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这样做，还可以更加激励官员们的进取之心。”
听完这些话，朱棣不由失笑。杨荣原本叫杨子荣，由于性格警敏通达，且善于察言观色，很受朱棣的喜欢，因此朱棣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杨荣心里的小九九，朱棣也能够猜出个七八分来。
明初“三杨”之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但他的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可见，杨荣是颇为贪财的。
对于官员贪财朱棣自然不可能喜欢，但对此他也算不上疾恶如仇，因为，具体情况毕竟要具体分析。以杨荣为例，一方面明朝官员的俸禄确实低，光靠正儿八经的俸禄过日子确实有点紧。另一方面，杨荣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对国家边防做出的贡献，若是用货币来衡量，绝不是那么区区一点俸禄所能够表达的。
如果朱棣真的以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那么对杨荣自然非常有利。杨荣身为内阁成员经常能够与朱棣接触，而且，在内阁之中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因此格外受宠。若是随朱棣的心情打赏官员，杨荣官衔虽然颇低，但所获多半会超过一些一二品的大员。
虽说是出自私心，但杨荣关于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后必须进京述职的建议朱棣却打算接受。乱世中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军权，而和平年代，最大的权力却是人事权，要不然为什么历来六部中都以吏部为首呢？
如果每个官员在被任命或者说是被任命新职前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接见，其客观效果必然会加强皇权。若低品官员也有机会觐见皇帝，那么权臣或是太监欺上瞒下蒙蔽皇帝的事也会少得多。虽说接见外任的低级官员时肯定是一批批的接见，因此这种接见或许终归会流于形式，但谁能保证其中没有一个胆大刚烈的官员不怕得罪权臣权宦，在皇帝接见时豁出性命吼上那么一嗓子？
“杨荣的建议有可取之处，杨荣，你来拟旨，嗯……获得外放任命的官员，需得觐见皇帝之后，其任命方可生效。”
朱棣顿了顿，然后又回到原先的话题。
“不过，朕虽然不会吝啬对有功之臣的赏赐，却并不打算依靠增加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记得洪武元年太祖诏中书省：‘自今除府州县官，赐银十二两，布六疋’，其用意是使其到任时能奉公守法，不致敲榨人民。这些赏赐，被称之为‘养廉’。后来这种养廉制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逐渐消失了。然而在朕看来，这种养廉制度很有必要恢复。所以，朕准备专门拔出一百万贯作为养廉之用。”
“朕的计划是，将地方的政绩与官员的收入挂钩。户部不是有各地每年赋税的存档吗？可依照历年存档，分别统计出159个府、234个州以及1171个县的平均赋税额度和最高纪录。这个数据不要用多少石米，多少匹布以及多少斤茶什么的来计算，而是统一将计量单位换算成大明宝钞。最高纪录很好确定，至于说平均赋税额度嘛，就以十年之内的数据计算出其平均数好了。”
“今后，地方上征收的赋税如果超过最高纪录，则将超过部分的一半给予该官员作为重奖。”
蹇义急忙进谏道：“皇上，如此一来，可能会导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横征暴敛！这样岂不是有违皇上养卫呵护百姓的本意？”
朱棣还没说话，一旁的郁新也站了出来。
“专门划出一百万贯作为增加官员的收入会不会太多？”
大约是尊老爱幼的潜意识作祟吧，朱棣优先解答了郁新的疑问。
“一百万贯并不多，一点都不多。”
朱棣默想：明朝中后期因为吏治腐败的缘故，国家收入反而不如开国之初，其数额大致在两千五百万两到三千万两白银之间浮动。为了鼓励商业发展，朱棣仍然计划将商业税保持为三十税一。但只要能够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即便现在只是明初，商业税以及各种矿税总额也可以超过明朝中期及未期的三、四百万两。一百万贯，还不如吏治腐败导致内部消耗的数额呢——好象魏忠贤、刘瑾等人一个人贪污受贿的数额都不止这个数。
“你想，国家赋税增加了，朕高兴；官员收入增加了，也高兴；而当地赋税额度之所以增加，自然是因为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于是百姓们同样高兴。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朕拿出一百万贯作为奖励，一点都不多。”
眼见蹇义欲言又止，朱棣对他说道：“你不要心急。你所担心的事情朕会在后面会说出解决的办法。”
这时候杨士奇也站了出来。
“若要从正途增加当地赋税收入，无非是兴修水利和督劝农耕。兴建稍大的水利工程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地方官的任期又有着限制，这岂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此一来，地方官在任期之中必然会急功近利，对建设周期较长的大型水利工程会产生懈怠之心。”
朱棣认真听完杨士奇的话，颇为高兴。
“这便是集思广益的好处了……也罢，就规定当地修坝挖渠尚未完工或是完工时间不及一年者，经申报核实后，可延长一任任期。”
“刚才朕说了，地方官征收赋税超额后给予重奖，但京官怎么提高收入呢？以前官员的俸禄较低，有些京官会收受地方官进献的冰敬、炭敬。这种行为说贪污倒也算不上，毕竟额度不大，但它确实是一种陋习，必须革除。那一百万贯并非全部拿出来作为地方官的奖励，以后，京官将实行‘恩俸’制和‘双俸’制。除此之外，京官还将有另外一笔收入，朕等会儿再说。”
“刚才朕只说了对政绩卓异者的奖励。而那些征收赋税没有超过纪录的，则要分别对待。比如说征收赋税没有超过最高纪录，但是超过或达到了平均额度的。这类官员虽然政绩不算突出，但为官一任，牧守一方，也算是达到了朕期许的最低标准。这类官员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养廉银作为补贴家用，使其到任时奉公守法，不致敲榨人民。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在任上遇上天灾的。这种情况经过核实后，只要救灾并且安置灾民得力，同样发放养廉银。”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未遇天灾，而征收的赋税不及平均额度。这类官员多半是办事不力，吏部可根据具体情况该撤的撤，该贬的贬。若是有特殊情况，可由官员写自辩折子，然后呈上来由朕决断。”
“最后，朕强调一下养廉银发放的原则，养廉银应为正俸的三到五十倍之间。具体数额嘛，首先要考虑官员地位的高低以及任所的事务繁简。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例如官员以往收受陋规的情况、官员在养廉银外是否还有其他经费来源以及官员所在地区的富庶或贫瘠。另外，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方行政部门，例如河道、粮道、盐道、茶马司等官员，也应支发养廉银。”
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朱棣感觉口渴了，便停下来喝茶，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众人仔细思考其中利弊。
其实朱棣也知道，纯粹的养廉制度并不足以解决整治的问题。明朝官员的俸禄固然很低，但官员俸禄高的朝代，绝大多数时候贪污腐败的问题也很严重。纯粹的养廉制度，其实只能避免正直的官员被迫腐败。
收入尚可的官员之所以要以权谋私，主要是因为贪欲无止境。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因此朱棣需要做的，便是将官员的注意力从以权谋私上引诱到其他地方——若是增加了当地的赋税收入便可以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想必相当一部分官员会热衷于将精力投入到劝农、兴修水利、鼓励工商等方面。
这种情形，倒是有点类似于经商。朱棣是大明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而那些牧守地方的地方官员则是一个个子公司的EO。后世某些发达国家的EO基本工资只占其总收入的30－40％，大头来自于绩效奖励。将来明朝的地方官亦是如此：若政绩不佳便只能拿基本官俸，若政绩良好则能够拿到足够的养廉银，若政绩卓异则能够拿到重奖。
在明朝，哪怕只是一个下县，至少也会有几千户。假设某县有百姓一万户，若知县能够让每户百姓增加十贯的农业收入，将农业税大致按照十比一计算，那么该县的农业税收入便能够增加一万贯，奖励一半便是五千贯！这笔奖励相当于一位郡王五年的岁禄；相当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三百万至四百万人民币！
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州县也就有了肥缺苦缺的区别。然而采取“按劳付酬”的奖励方式后，便可以额外产生一个好处：有些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州县并不一定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劣，而是因为当地农作物品质较差，百姓使用的生产工具较为落后。于是，坏事便可以变为好事——若赴任知县帮助当地百姓改进生产工具，劝说他们种植产量更高的农作物，那便很容易创造新的纪录。当然，这种所谓的好处并不是仅仅针对地方官员。种植低产农作物、使用落后生产工具的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若地方官一心一意地帮助他们提升收入并且见到成效，哪怕地方官的出发点只是为了获得重奖，但当地的少数民族肯定会非常感激中央政府，进而更有利于民族融合。
当然，采取养廉制度并且给地方官提供了合法致富的渠道后，却也仍然会有贪污腐败的情况。相对于既轻松又能够弄得更多的贪污受贿而言，养廉( 永乐大帝 http://www.xlawen.org/kan/5579/ )
所以，朱瞻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
“很好。你们俩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辈份相同，因此是兄弟。你们握握手，表示以后你们俩永远是兄弟，是朋友。”
朱文圭兴高彩烈地率先伸出手，朱瞻基嘴角一弯，却忍着不笑出声来。待摆足了架子后，这才伸出手。
“我是哥哥，弟弟以后要听哥哥的话，知道吗？”
朱文圭迫不及待地用双手牢牢抓住朱瞻基的手。“听话，圭圭听哥哥的话。”
未来的皇帝和未来的一字并肩王如果私人关系良好，显然比相互之间敌视要好得多。朱棣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对朱瞻基说道：“基基，将来你也是要当皇帝的，今天爷爷就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要将原本属于皇权的一部分权力赋予一字并肩王。”
一边沉吟着，朱棣一边组织着词语。
举鲶鱼效应的例子？
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沙丁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许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可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绝大部分沙丁鱼还是在中途因窒息而死亡。但却有一条渔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船长严格保守着秘密。直到船长去世，谜底才揭开。原来，是船长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加速游动。这样一来，一条条沙丁鱼欢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
但，朱瞻基知道什么是鲶鱼什么是沙丁鱼吗？事实上连朱棣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两种鱼朱棣都不能肯定，因此，举这个例子似乎并不好。
那么，举美国的黄石公园消灭了野狼，结果却导致鹿群体质退化、数量减少的例子？
似乎也不行。虽说这个故事可照搬到中国来，至少朱棣可以确定中国既有狼又有鹿，但这个例子与朱瞻基的生活圈子完全没有交集。用这个例子，朱瞻基恐怕也没办法很好地理解，将来印象也不会深。
那么……
“基基，爷爷送给你的青头大元帅是一只非常厉害的蟋蟀，但再厉害的蟋蟀也要好好培养才能保证它的战斗力。如果平时你只知道给青头大元帅最好的照顾，那么时间长了，青头大元帅的战斗力就会下降。怎样才能保障它的战斗力呢？很简单，隔一段时间就放一只蟋蟀进养着青头大元帅的盆子里，让青头大元帅与之厮杀，这样才能保证青头大元帅长期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
“你现在还太小，将来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无论是人、动物或是什么组织，都需要在一定的压力下才会有足够的活力。”
看到朱瞻基似懂非懂的模样，朱棣也不以为意。现在朱瞻基毕竟太小，但是将来在养蟋蟀的过程中，他迟早会明白养蟋蟀确实需要经常用战斗来保持蟋蟀的斗性，进而能够对这段话背后的深意有更多的理解。
“作为一个皇帝，理应为整个帝国负责，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即便是再勤奋，皇帝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都管。因此，皇帝就需要一个官僚阶层来协助他管理这个帝国。”
“然而，很多官僚在行使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力时，却未必会体现皇帝的意志。比如说皇帝希望官僚好好对待他们治下的百姓，但是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却可能贪污腐败，苛待百姓。”
朱瞻基小手用力一挥，用稚嫩的声音发表着他的施政纲领：“抓住这样的官员，砍头！”
朱棣低下头看着自己腿上的两个小家伙。朱瞻基正愤愤不平地宣布着自己的治国宣言，而朱文圭因为太小，又听不懂朱棣的话，已经象小猫一样蜷在朱棣的怀中打起瞌睡来。
朱棣亲昵地刮了一下朱瞻基的鼻子。“可是国家那么大，官员那么多，你怎么知道哪些官员应该杀呢？”
见朱瞻基苦思冥想着，小脸皱成了一团，朱棣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小孩去思考那么复杂的问题，于是主动说出答案。
“官僚阶层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因为身份相同的缘故，对于一些陋习甚至犯罪行为，身为同僚的官员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大家都是贪官污吏，他们自然不愿意相互揭发，又或者其中一人尚有良知，而另一官员是贪官，但两者是同乡，是同年，或贪官托人情说关系甚至干脆直接向其行贿……总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用官员监督官员，其效果必然有限。”
“朕打算用严法威慑警惕官员，用利益诱使知情人踊跃告发，双管齐下之后，吏治应该会更清明一些。但是，仅仅依靠阶层自身进行内部监督，却存在着天然的无法克服的缺陷。”
“因此，朕这才决定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天然敌视——一字并肩王那边，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还是从争夺皇位考虑，都不会对中央政府旗下的官员手下留情。相对的，中央政府的官员也不可能对一字并肩一系的官员存在任何温情。不仅如此，两个系统的官僚阶层还会因为这种竞争机制的存在而加强对自身的检查——毕竟，如果能够抢在对方之前查出己方的失职和犯罪官员，那便可以减少损失。”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一字并肩王真的会威胁皇位。要知道，仅凭监察部那些人手想要占据全国一半以上知县的官职，其难度不是一星半点
。更何况，当监察部一系的官员坐上知县位置后，中央一系的官员自然会紧紧地盯着那名知县的一举一动，一旦该知县失职犯罪，其官职就会马上回到中央一系掌握之中。再者说，财政权、军权仍然由朝廷牢牢控制着，即便一字并肩王一系能够任命几名知县，也根本不可能对朝廷产生威胁。”
“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吧。假设中央一系的官员前仆后继地失职犯罪，那么这样的政府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被一字并肩王一系取而代之也合情合理。当然，如果出现全国的中央系官员全都腐败的情况，而皇帝仍然不愿意放弃，也不是没办法——监察部审理案件不是必须有一个刑部派出的官员充当陪审官才合法吗？皇帝可以直接指派人员，不管事实如何只是坚持被审官员无罪，待官司打到御前，皇帝裁决该被审官员无罪，监察部难道有什么办法？”
“其实这也只是杞人忧天罢了。如果中央选拔的官员会因为七情六欲而失职犯罪，那么一字并肩王一系选拔的官员同样不会是圣人。没道理同样是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中国人，到这边当官就会失职犯罪，去那边当官就会变得清廉能干。”
“监察部下设六个局，户局、礼局和工局作用非常之小，真正有用的其实只是刑局、吏局和兵局。刑局和吏局结合起来可以整治吏治，兵局的作用则是保证我大明军队的战斗力。”
“历史上的军队，无论是由武将或是文官甚至是派遣太监进行管理，都一直存在着吃空饷以及和平年代疏于训练这两大顽疾。朕成立宪兵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顽疾。宪兵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军队中的各种刑事事件，特别是军人的违犯军纪的事件。吃空饷喝兵血、疏于训练、侵占士兵田地以及违法劳役士兵之类的现象，宪兵都可以组织军事法庭对之进行审判。由于宪兵的地位相对独立，既不归兵部管，也不归地方官员或者是武将管，而是归监察部管，因此能够更公正严格地揭发处理军队中的犯罪行为。如此一来，军队的战斗力便能够得到保证了。”
……呼……吁……呼……吁……
“这个小家伙，枉我花这么多精力给为他讲解，居然睡着了。”
看着怀里正发出均匀呼吸声的朱瞻基，朱棣不由苦笑。
想想，朱棣又觉得是自己在发痴。
刚才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对这时代的人来说，即便一个学富五车的成年人听起来也会很吃力，其中某些东西甚至一辈子都没办法理解——一个才四岁大的孩童，又怎么能够不将之当成催眠曲？
朱棣确信自己的想法非常好，只可惜没有知己。
宪兵就不说了，后世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它对军队犯罪能够起到遏制作用。而一字并肩王这种制度的设立，甚至后世某些一党专政的政权也能够借鉴——即不可能危及政权，又能够减轻低级官吏失职犯罪对百姓造成的危害。
这么好的设想居然没人欣赏！
朱棣陷入了无尽的怨念中……
第一部 登基 第十六章 税率累进制
向徐辉祖和方孝孺讲述监察部职能之后已经过去三天了。或许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最惹人注意的事是太子的册立吧，居然没人为一字并肩王和监察部的事聒吵。
昨天夜里香甜地睡了一个好觉，中午，又尝了那位摊主“祖传秘方”制作的牛肉、牛筋，再配上入口醇厚、鲜甜爽口的粟米黄酒，朱棣的心情大好。
原本打算过几日再和臣下讨论吏治改革的问题，由于心情很好，于是提前派太监将相应官员宣召入宫。
在等待的间隙，朱棣在御花园西侧书房中倚窗而坐，批复奏折。
不多时，黄俨便报告说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郁新、户部侍郎夏元吉、文渊阁学士杨士奇、杨荣求见。宣见后，这五人便鱼贯而入。
与李至刚一样，蹇义也比历史上稍稍提前了一点时间担任了尚书一职。然而与李至刚不同的是，李至刚在官场上惊险无比，隔个几年就会到监狱小住一段时间，而且官还越来越小。蹇义却久任吏部尚书，历事五朝，死后追赠太师，谥“忠定”，真真正正的一帆风顺。当然，如果按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来看，两人的结局不同却也说得过去。就做官而言，蹇义比李至刚的贡献大得多。作为吏部尚书，蹇义在明初政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对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颇有贡献。
看到郁新一大把年纪了还颤颤巍巍地磕头，朱棣微觉不忍。
“免礼，平身。郁尚书年纪大了，今后象这样的情况就不必行这三叩九拜之礼了。”
郁新到底还是将礼行完，然后费力地站起来。
“此举与礼制不合，臣万万不敢奉诏。”
朱棣默然。
朱棣准备重用夏元吉，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夏元吉比郁新更有才干，而是由于他玩足球经理那个游戏时养成的习惯——如果能力同样杰出，那么就更看重年轻的球员。原来的历史上，郁新其实也将户部管理得不错，而且经常有很好的建议。只可惜郁新到底年纪大了，三年之后就会伸腿。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皇帝听闻郁新的死讯后还曾遗憾地感叹说“郁新理邦赋十三年，量计出入，今谁可代者？”
让他免跪他居然还不领情，那就由他吧。
这么想着，朱棣转过头向夏元吉和杨士奇问道：“役法改革的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大概正等着这句话吧，朱棣的话音未落夏元吉便站了出来。
“皇上，这些天来我和杨学士经常讨论此事，觉得还有两个疑问……”
看到其余人均是一脸不明所以的表情，朱棣做了个手势打断夏元吉的话。
“将你们手上役法改革的内容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不知首尾，听你说话象听天书似的……郁尚书，役法改革主要是户部的事，朕担心累着你了，所以预先和夏元吉、杨士奇草草讨论了一番，你不要有什么心障。”
郁新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段话，大意是在说多谢皇上体贴，但他现在身体还好，还是能够承担重担的。
朱棣一笑，接着说道：“爱卿老成谋国，又始终廉隅自持，朕已经在贤良祠为你留下了位子。爱卿曾经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爱聊的眼光朕自然是信得过的。可是维喆到底年轻，缺乏经验，还需要爱卿这样的老臣扶上马送一程。所以，朕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家养老，只是让爱卿多受累了。”
郁新满是皱折的脸一下子就舒展开了，连忙谢恩谦逊。
朱棣摆摆手，吩咐其他人先在一旁看役法改革的内容，然后对夏元吉说道：“你接着说。”
“臣和杨学士讨论后还有两个疑问。一是人头税主税只收一个铜钱，全国每年加起来总数也只不过五万贯而已。既然数额不多，皇上何不开恩干脆取消这个税种，直接将人头税附税视为主税？”
“第二个疑问是关于浮动田赋的。皇上在这部分内容里写了‘税率累进制’五个字，臣和杨学士讨论了很长时间，没能猜出圣意所指。”
听完夏元吉的话，朱棣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这两个疑问之中，其中第二个疑问其实夏元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问过。只是那天朱棣长篇大论说了一通之后，将这个问题给忘了，解答完杨士奇的疑问，就直接宣布让他们回去——那种情况下，夏元吉自然不好追问。至于第一个问题，之前夏元吉和杨士奇均不曾提及，估计是他们研究讨论之后新发现的疑问。
朱棣解答道：“一个铜钱虽少，但它的含义却不可轻视。凡缴纳了人头税主税的，即是朕的臣民。这个道理就好比藩国向大明进贡物品，其意义在于表明向大明臣服，贡品价值的多少反倒不是很重要。”
“此外，在朕的计划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主税。大明疆域如此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已经很麻烦了，连语言都没有完全统一，有些地方隔个山头就听不懂山那边的话，这怎么能行？！”
“所以朕决定，日常讲官话的臣民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平常不讲官话的臣民，则缴纳十个铜币的人头税。这增加的九个铜说起来也是很多，但是对于官话的推广肯定会有不小的帮助。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很难，短期内大概不容易见到成效，但是有了这条政策，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必然会普及官话。”
“为促进百姓使用官话的积极性，朕规定：凡某县通过该项考核后，若邻县尚未通过核查，则该县所减免的人头税由邻县分担。此外，对邻县额外加征的人头税不必缴纳国库，而是作为奖励给予通过考核之县的教谕。”
吏部尚书蹇义虽然在看役法改革的内容，但耳朵也没闲着。听到这里，蹇义小心翼翼地进谏道：“皇上，要鉴定每一个百姓平日是否说官话似乎太过困难。”
朱棣瞥了蹇义一眼。
“一个一个地鉴定自然是不成的，就以县为单位。由县学的教谕向礼部申报，然后朝廷进行核查。若整个县的百姓基本讲官话，那么这个县的百姓就只征收一个铜钱的人头税主税。”
蹇义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谏道：“臣担心，派去核查的官员会难以掌握‘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
“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吗？”朱棣先是厉声责问，转念一想，蹇义大概是在担心官员受贿后会在主观上放宽标准，于是放缓语调。“朕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核查的问题好解决，就由礼部、锦衣卫以及监察部分别派员前去核查。若是三者结论相同自然没什么，若是三者结论有异，朕自会再派钦差前去复查。”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在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决定圣躬独裁，倒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的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反正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只要能够让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话、陕西话还是闽南语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从后世穿越而来，习惯说普通话，而燕王之前也总是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这个时代的北平话和后世的北京话虽说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选择推广官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语言。
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者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者，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中，一百四十万贯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注1：读者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明宝钞、白银、大米之间的相互兑换比例为1贯大明宝钞＝1两白银＝1石米。
第一部 登基 第十七章 养廉
“首先，朕觉得本朝官员的俸禄还是稍低了些。以俗称百里候的七品知县来说，每个月俸禄只有七贯五百钱，全年合计九十贯。假设此县令为五口之家，以每人日食一升计，全年全家口粮约为米18石。除粮食之外，还有油盐荤素菜蔬之类即所谓副食约7贯。居屋花费不计，因为县令可住在县衙。然后再计算用布，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帐在内，每年用布二疋计，全家五口，每年约用布十疋，共约为钱三贯。这些加起来，合计大约二十五贯。”
“若只图温饱，每年九十石的俸禄倒也绰绰有余。可是知县要管全县的税收、判案以及民夫挖渠修路等事，若是没有吏员、胥役、师爷、长随的帮助，地方政府的运作便无法畅通。其中师爷、长随完全由知县养活，而吏员、胥役也需要不时打赏，再加上当官的还需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这样一算，官员的俸禄其实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的生活。”
更何况，明朝官员的俸禄并不足额发放，一部分以布帛等实物代替，另一部分以大明宝钞代替。这些因素，更是使官员们的收入隐性减少。
朱棣一向认为明朝官员因官俸微薄而贪污受贿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些类似——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朱棣始终想不通，朱元璋既然知道让性功能正常的男人在皇宫服务有可能会给他戴上绿帽子，那么他凭什么认为欲求正常而且又掌握极大权力的官员们会甘于贫困呢？
“不过，朕不会改动太祖所定下的官员俸禄制度……”
吏部尚书蹇义皱着眉问道：“皇上难道打算以赏赐的方式增加官员的收入吗？若是日常随意打赏，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很难同沐圣恩，这样便与皇上的初衷相悖了。况且，身在帝阙之侧便容易获得赏赐，容易让人生怨望之心。若是定下制度每年派钦差替天巡视并且打赏地方官，却又会增加额外的费用。”
杨荣悄悄撇撇嘴，然后站出来说道：“皇上，臣认为皇上打赏干练官员很合适。皇上可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必须进京述职由皇上接见后方可转任或升职，然后，皇上便可根据吏部对地方官员或卓异、或中平等不同的考语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这样做，还可以更加激励官员们的进取之心。”
听完这些话，朱棣不由失笑。杨荣原本叫杨子荣，由于性格警敏通达，且善于察言观色，很受朱棣的喜欢，因此朱棣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杨荣心里的小九九，朱棣也能够猜出个七八分来。
明初“三杨”之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但他的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可见，杨荣是颇为贪财的。
对于官员贪财朱棣自然不可能喜欢，但对此他也算不上疾恶如仇，因为，具体情况毕竟要具体分析。以杨荣为例，一方面明朝官员的俸禄确实低，光靠正儿八经的俸禄过日子确实有点紧。另一方面，杨荣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对国家边防做出的贡献，若是用货币来衡量，绝不是那么区区一点俸禄所能够表达的。
如果朱棣真的以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那么对杨荣自然非常有利。杨荣身为内阁成员经常能够与朱棣接触，而且，在内阁之中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因此格外受宠。若是随朱棣的心情打赏官员，杨荣官衔虽然颇低，但所获多半会超过一些一二品的大员。
虽说是出自私心，但杨荣关于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后必须进京述职的建议朱棣却打算接受。乱世中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军权，而和平年代，最大的权力却是人事权，要不然为什么历来六部中都以吏部为首呢？
如果每个官员在被任命或者说是被任命新职前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接见，其客观效果必然会加强皇权。若低品官员也有机会觐见皇帝，那么权臣或是太监欺上瞒下蒙蔽皇帝的事也会少得多。虽说接见外任的低级官员时肯定是一批批的接见，因此这种接见或许终归会流于形式，但谁能保证其中没有一个胆大刚烈的官员不怕得罪权臣权宦，在皇帝接见时豁出性命吼上那么一嗓子？
“杨荣的建议有可取之处，杨荣，你来拟旨，嗯……获得外放任命的官员，需得觐见皇帝之后，其任命方可生效。”
朱棣顿了顿，然后又回到原先的话题。
“不过，朕虽然不会吝啬对有功之臣的赏赐，却并不打算依靠增加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记得洪武元年太祖诏中书省：‘自今除府州县官，赐银十二两，布六疋’，其用意是使其到任时能奉公守法，不致敲榨人民。这些赏赐，被称之为‘养廉’。后来这种养廉制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逐渐消失了。然而在朕看来，这种养廉制度很有必要恢复。所以，朕准备专门拔出一百万贯作为养廉之用。”
“朕的计划是，将地方的政绩与官员的收入挂钩。户部不是有各地每年赋税的存档吗？可依照历年存档，分别统计出159个府、234个州以及1171个县的平均赋税额度和最高纪录。这个数据不要用多少石米，多少匹布以及多少斤茶什么的来计算，而是统一将计量单位换算成大明宝钞。最高纪录很好确定，至于说平均赋税额度嘛，就以十年之内的数据计算出其平均数好了。”
“今后，地方上征收的赋税如果超过最高纪录，则将超过部分的一半给予该官员作为重奖。”
蹇义急忙进谏道：“皇上，如此一来，可能会导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横征暴敛！这样岂不是有违皇上养卫呵护百姓的本意？”
朱棣还没说话，一旁的郁新也站了出来。
“专门划出一百万贯作为增加官员的收入会不会太多？”
大约是尊老爱幼的潜意识作祟吧，朱棣优先解答了郁新的疑问。
“一百万贯并不多，一点都不多。”
朱棣默想：明朝中后期因为吏治腐败的缘故，国家收入反而不如开国之初，其数额大致在两千五百万两到三千万两白银之间浮动。为了鼓励商业发展，朱棣仍然计划将商业税保持为三十税一。但只要能够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即便现在只是明初，商业税以及各种矿税总额也可以超过明朝中期及未期的三、四百万两。一百万贯，还不如吏治腐败导致内部消耗的数额呢——好象魏忠贤、刘瑾等人一个人贪污受贿的数额都不止这个数。
“你想，国家赋税增加了，朕高兴；官员收入增加了，也高兴；而当地赋税额度之所以增加，自然是因为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于是百姓们同样高兴。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朕拿出一百万贯作为奖励，一点都不多。”
眼见蹇义欲言又止，朱棣对他说道：“你不要心急。你所担心的事情朕会在后面会说出解决的办法。”
这时候杨士奇也站了出来。
“若要从正途增加当地赋税收入，无非是兴修水利和督劝农耕。兴建稍大的水利工程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地方官的任期又有着限制，这岂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此一来，地方官在任期之中必然会急功近利，对建设周期较长的大型水利工程会产生懈怠之心。”
朱棣认真听完杨士奇的话，颇为高兴。
“这便是集思广益的好处了……也罢，就规定当地修坝挖渠尚未完工或是完工时间不及一年者，经申报核实后，可延长一任任期。”
“刚才朕说了，地方官征收赋税超额后给予重奖，但京官怎么提高收入呢？以前官员的俸禄较低，有些京官会收受地方官进献的冰敬、炭敬。这种行为说贪污倒也算不上，毕竟额度不大，但它确实是一种陋习，必须革除。那一百万贯并非全部拿出来作为地方官的奖励，以后，京官将实行‘恩俸’制和‘双俸’制。除此之外，京官还将有另外一笔收入，朕等会儿再说。”
“刚才朕只说了对政绩卓异者的奖励。而那些征收赋税没有超过纪录的，则要分别对待。比如说征收赋税没有超过最高纪录，但是超过或达到了平均额度的。这类官员虽然政绩不算突出，但为官一任，牧守一方，也算是达到了朕期许的最低标准。这类官员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养廉银作为补贴家用，使其到任时奉公守法，不致敲榨人民。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在任上遇上天灾的。这种情况经过核实后，只要救灾并且安置灾民得力，同样发放养廉银。”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未遇天灾，而征收的赋税不及平均额度。这类官员多半是办事不力，吏部可根据具体情况该撤的撤，该贬的贬。若是有特殊情况，可由官员写自辩折子，然后呈上来由朕决断。”
“最后，朕强调一下养廉银发放的原则，养廉银应为正俸的三到五十倍之间。具体数额嘛，首先要考虑官员地位的高低以及任所的事务繁简。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例如官员以往收受陋规的情况、官员在养廉银外是否还有其他经费来源以及官员所在地区的富庶或贫瘠。另外，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方行政部门，例如河道、粮道、盐道、茶马司等官员，也应支发养廉银。”
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朱棣感觉口渴了，便停下来喝茶，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众人仔细思考其中利弊。
其实朱棣也知道，纯粹的养廉制度并不足以解决整治的问题。明朝官员的俸禄固然很低，但官员俸禄高的朝代，绝大多数时候贪污腐败的问题也很严重。纯粹的养廉制度，其实只能避免正直的官员被迫腐败。
收入尚可的官员之所以要以权谋私，主要是因为贪欲无止境。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因此朱棣需要做的，便是将官员的注意力从以权谋私上引诱到其他地方——若是增加了当地的赋税收入便可以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想必相当一部分官员会热衷于将精力投入到劝农、兴修水利、鼓励工商等方面。
这种情形，倒是有点类似于经商。朱棣是大明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而那些牧守地方的地方官员则是一个个子公司的EO。后世某些发达国家的EO基本工资只占其总收入的30－40％，大头来自于绩效奖励。将来明朝的地方官亦是如此：若政绩不佳便只能拿基本官俸，若政绩良好则能够拿到足够的养廉银，若政绩卓异则能够拿到重奖。
在明朝，哪怕只是一个下县，至少也会有几千户。假设某县有百姓一万户，若知县能够让每户百姓增加十贯的农业收入，将农业税大致按照十比一计算，那么该县的农业税收入便能够增加一万贯，奖励一半便是五千贯！这笔奖励相当于一位郡王五年的岁禄；相当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三百万至四百万人民币！
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州县也就有了肥缺苦缺的区别。然而采取“按劳付酬”的奖励方式后，便可以额外产生一个好处：有些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州县并不一定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劣，而是因为当地农作物品质较差，百姓使用的生产工具较为落后。于是，坏事便可以变为好事——若赴任知县帮助当地百姓改进生产工具，劝说他们种植产量更高的农作物，那便很容易创造新的纪录。当然，这种所谓的好处并不是仅仅针对地方官员。种植低产农作物、使用落后生产工具的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若地方官一心一意地帮助他们提升收入并且见到成效，哪怕地方官的出发点只是为了获得重奖，但当地的少数民族肯定会非常感激中央政府，进而更有利于民族融合。
当然，采取养廉制度并且给地方官提供了合法致富的渠道后，却也仍然会有贪污腐败的情况。相对于既轻松又能够弄得更多的贪污受贿而言，养廉( 永乐大帝 http://www.xlawen.org/kan/5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