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阅读
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的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的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的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的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的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的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的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的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第二部 永乐元年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下）
听到这里，景秀问道：“毕兄，我有一个疑问。汉朝时虽然将匈奴打得举族西迁，但是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其他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其中鲜卑是驱赶匈奴西迁最大的功臣，然而百年之后，此獠却成为了五胡乱华的主力之一。此作何解？”
朱棣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说一千道一万，若国家军队太过无能，那么自然无法阻止北方蛮族侵略中原。因此，无论对北方游牧民族使用何种策略，保证自身军队的强大却是最根本的前提。”
“游牧民族之所以要侵扰中原，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这种利益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存的需求，第二类则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草原上经常会遭受黑灾、白灾。所谓黑灾，是指冬天不下雪或下雪太少，这时因为土壤裸露呈黑色，所以称之为黑灾。冬天下雪太少，来年草原上就会水草不茂，导致大批牲畜饿死。所谓的白灾是指雪灾，这时因为气候于过寒冷会冻死大量牲畜。两种情况均会导致牧民在来年缺乏必要的食物。为了生存，牧民们就会聚集起来南下掠夺。”
“朵颜三卫等部落既然已经归顺大明，从普通牧民所必需的茶、盐、布、罐等商品到贵族们所热衷的珠宝、丝绸等奢侈品，均可以通过互市获得。若是遭遇黑灾白灾，朝廷还可以对之进行赈灾。因此，如朵颜三卫之类已经归顺朝廷的游牧部落，也就没了侵扰中原的动机。”
“此外，游牧民族是否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之下，会决定中原受游牧民族侵扰的程度。若是游牧民族被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所统治，那么游牧民族南下时就有可能倾尽全力，这时中原政府想要抵挡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是游牧民族各自为政，那么他们哪怕是遭受了黑灾白灾，也有可能去抢夺其他部落的牲畜而不是入侵中原。退一步说，即便某些受灾部落选择抢掠中原，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战士倾巢而出——因为，他们还必须防备来自草原上其他部落抢劫他们的老巢。”
“如今大明推行有邑贵族制度，那些归顺大明的部落也就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名义上，附庸需要接受领主的领导，但附庸却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面，男爵以上的爵位必须得到大明帝国发放的认证书方正式生效，再加上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大明能够对草原上大小部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
“以加强自身军力为基本前提，以互市满足游牧民族的物质需求为底线，以有邑贵族制度加强对游牧民族的管理力度为手段，三管齐下之后，应该可以保证鲜卑族的先例不会重演。”
钱成沉思半晌，然后躬身向朱棣行了一个大礼。
“受教了。”
朱棣长期受人三跪九叩，对于钱成的大礼自然是坦然受之。
周忱见景秀和钱成都得了莫大的好处，早已是心痒难耐。
“毕兄，你也看看我的策论。”
既然已经看过景秀和钱成的策论了，朱棣自然不好厚此薄彼，于是接过周忱的策论阅读。
周忱的策论题目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其论点主要有五条：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
朱棣点点头。这一点他早就考虑到了。说官话的地区人头税主税只收取一个铜钱，不正是为了引导全国人民都说同样的话吗？另外，朱棣还准备规定一条制度：进士授官之前，必须通过官话考试。官话考试总归比会试要容易得多吧？文人既然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寒窗苦读，有着这份毅力，显然不会畏惧这为官前的最后一道考试。
二、在姓氏方面，应大量赐予少数民族汉姓。
对此，朱棣还拿不定主意。从道理上讲，若是少数民族全都使用汉姓自然更有利于民族融合。但朱棣担心这会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一方面，未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热衷使用汉姓，若是强制赐姓，没准哪个少数民族会觉得受了污辱；另一方面，汉民族长期的观念都认为赐姓是给予少数民族的恩赐，因此一般只是给地位较高的少数民族首领赐予汉姓。若是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赐汉姓，说不定会惹得士林大哗……这个，还是以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三、在服饰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穿着汉人的衣服。
朱棣又点了点头。理论上讲，统一服饰更有助于凝聚力——比如说军队，比如说后世的工厂和学校。虽然这一举措具体实施时或许会有些困难，但朝着这个方向引导总归是不会错的。
四、在婚姻制度方面，应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
明朝虽然不禁止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但必须事先呈报，不得私自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这条规定真的很无聊，既然不禁止，那又何必还要事先呈报呢？麻烦！说起来，朱棣在这一方面早就做出了相应的准备。在《爵位继承法》中，朱棣规定继承人的母亲和配偶为汉人就可额外加分。如此一来，至少可以促使少数民族的首领体内流淌的汉人血液会越来越浓。
至于说提倡少数民族的平民与汉族通婚……提倡任何事务，总得有利益驱动才行。朱棣想了想，竟然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由大乐。
五、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别说是进士了，即便是秀才也很难考中。因此，可适当放宽任用少数民族为官的标准。在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地，与其任命一名汉人进士去当县令，不如任命一名少数民族出身的举人甚至是秀才。
对于周忱的最后一条论点，朱棣最为赞赏，因为这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使改土归流更容易些，还能让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更具向心力。
见朱棣看完了这篇策论，周忱小心翼翼地问道：“毕兄，你对小弟的策论有无建议？”
见朱棣点头，周忱狡黠地一笑。“知道了，要下棋赢了你再说……来吧。”
……
朱棣不可置信地看着棋盘，久久不语。
那五盘令他老羞成怒的棋，在打过小宦官板子后，朱棣早已将之选择性地遗忘了。所以一开始看到周忱和钱成下棋时，朱棣产生了强烈的下棋欲望，其心理状态和独孤求败相似。显而易见，如果独孤求败也和朱棣一样连输三次，心情照样不会好。最后一局尤其令人恼火，居然才走了十五步棋就输了！朱棣本来还打算悔棋的，这个可恶的家伙居然口出狂言说“别浪费时间了，让一个车你也照样输”！！！
半晌，朱棣叹了口气，说道：“周忱，你的策论写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我的建议是，你在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这一点上写得更详细点。”
“对于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皇上已经在《爵位继承法》有了相应的政策。凡是生母或配偶为汉人者便可加分，这便可以引导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们倾向于与汉人通婚。”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中的普通民众，当今皇上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你可建议：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者，可免缴三年人头税主税。三年人头税主税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在少数民族独居地区，这条措施大约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想必少数民族百姓和汉人百姓为了节省那几十个铜板会优先考虑与对方通婚，进而可以加速民族融合速度。”
说完，朱棣怅然站起身，考虑是否应该回皇宫找朱瞻基去下棋以便恢复信心。
事实上，朱棣在民族政策上还有着更多的考虑。
在朱棣看来，没有民族政策才是最好的民族政策。将不同的民族区别对待，特别是与汉民族区别对待，不论是对之苛刻还是对之优待，总归会令少数民族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并非汉人。为此，朱棣考虑过将鞑官鞑兵的收入降低到与同样职位的汉人持平的水平上，只是骤然减少收入会引发鞑官鞑兵的不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这件事必须谨慎巧妙地处理。
此外，朱棣还犹豫着是否应该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即以宗教的手段来促进民族融合。广义的犹太民族是指信奉犹太教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族人，在朱棣看来，汉族其实也是信奉中华文明的多民族融合体。因此，朱棣相信通过宗教的手段能够更加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
朱棣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觉得宗教的力量是一柄双刃剑。
宗教利用得好自然好。比如说伊斯兰教扩张的过程中，征服者向非穆斯林征收的赋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事实上，皈依伊斯兰教反而极不受征服者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然而即便是这种不欢迎的态度，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却越来越多，若干年后，在“新月旗”飘扬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利用同样的手段，便可以迫使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与汉人无法融合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
朱棣不担心使用这种手段会背上“宗教迫害、宗教歧视”的恶名，因为伊斯兰教也是这么做的，在后世却获得了“温和”的评价。他所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所扶持的宗教最终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它会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龙虎山天师教固然历代都由朝廷册封，并且从来不曾闹出过什么大乱子，但朱棣准备扶持的宗教其影响力比天师教可要大得多，万一闹出点事来，那可就不是小乱子。
其实，朱棣也觉得这种担忧有些过头。因为，他准备扶持的是一种本质为祖宗崇拜的多神教宗教。这种性质的宗教，就算是放在西方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可受迫害妄想症是皇帝特有的职业病，干这份职业除非是傻子，否则不可能免疫。
一方面朱棣对是否利用宗教力量来加强民族凝聚力还没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此刻他的心情很郁闷，懒得多说话，所以草草讲了几句后便打算回宫。
然而当朱棣正准备告辞时，钱成说出一段话，打消了他回宫的念头。
注1：当时鞑官的收入丰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此外，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
注2：新月旗是伊斯兰政权的象征。
第二部 永乐元年 第七章 另类专利法（上）
原来，朱棣准备回宫时，钱成却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拜祭烈士陵园。想了想，虽说和朱瞻基下棋有把握凭真本事获得胜利，但朱瞻基毕竟才四岁，实在是胜之不武。所以，朱棣终究还是接受了钱成的建议。
景秀和周忱来南京已经有段日子了，因此不象钱成那样对南京街头的各种变化大惊小怪。
南京的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得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都来到了京城。
文武举子们来京城，自然是为了参加这一科的科举考试。
商人们来京城，主要是缘于当今皇上全面解除了海禁。当今皇上允许百姓们在登记注册后可自行制造船只并出海行商。然而永乐皇帝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准备派遣一支规模空前宏大的舰队下西洋，为此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造船工匠在南京、苏州和长乐三处造船。这便导致民间剩余的造船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商人们的需求。
仿佛知道商人所面临的窘境一般，当今皇上很快就为计划出海行商的商人推出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正在兴建的船只，待第一次下西洋结束回国后，船只的所有权正式转交给商人。第二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载货空间，然后随着朝廷的舰队一路做生意。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前往海外做生意利润极大，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途中的风险，而随着官方舰队一同出海，这种风险自然也就降到了最低。这两种方案一出台，大大小小的商人们便纷纷向京城涌来。
街头上，不时可以看见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赶来为新皇登基祝贺的各族代表们，还有一部分则是前来就读蕃学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子侄。
然而前面几类人加起来也不如最后一类人多。真正导致南京街头擦踵磨肩的原因在于：皇上宣布今年二月初五召开献宝大会。
献宝大会所针对的目标并非什么奇珍异宝，而是“能够促进国家富强，增加百姓收入或是改善百姓生活的任何技术、工具甚至是动植物”。朝廷向全国州县下发的邸报说，地方官员们举荐的献宝者如果得到皇帝的青睐，该地方官员的年终评价将提高一等。和自身前程紧密相联的事情官员们向来是非常积极的。在地方官员们不懈的努力下，进京献宝者的人数最后多达三千余人。
献宝者如此之多，皇上自然无法在一天之内看完。不过皇上自然有解决的办法：让户部和工部牵头组织一个评审机构，自正月十五开始进行预审——这个程序和科举考试倒是颇为类似，举子们进京赶考，考官们评出会试的名次，及格者方可参加殿试，最后才由皇上钦点三甲。献宝大会也是如此，先由评审机构预审，合格者再由皇帝终审。
与科举考试不同的是，举子们参加会试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而献宝大会的预赛则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大型空地上举行。完全封闭的科举考试尚且能够吸引京城百姓们的热切关注，可以自由参观的献宝大会当然更能吸引他们的兴趣。事实上，献宝大会也确实比科举更具有趣味性。献宝大会上的很多技术、物品或新奇的动植物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够耕田省力的新型犁具、能够轻松灌溉大片农田的水车、能够加快纺织速度的新型纺机、一亩可增产至少一石的水稻稻种、结茧更大的野蚕、治疗烧伤有特效的秘方……
凡是参观过献宝大会的百姓们都对此津津乐道，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不少数百里之外的外地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都赶往京城来凑这个热闹，弄得这个献宝大会象是个特大的庙会一般。据估计，除开京城本地人不算，光是从外地赶来参观献宝大会的人数就有将近八千。按道理说，明朝的老百姓是不能随便离开户籍地的，但是皇上对此网开一面，下令京畿地区的百姓想到京城参观献宝大会，地方官员不得留难。
其实，昨天那个客栈伙计说什么“小巷子里面那家店说不准还有客房”根本就是托词。如今这种光景别说是客栈，连京城百姓们用来出租的房子也早就租光了——就算去郊外的寺庙借宿，大约也只能在大堂里打地铺。
钱成先是津津有味地听着景秀为他解释现在京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待景秀说完后，钱成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譬如说那治疗烧伤有特效的秘方吧，那人把秘方献出来，若是得到皇上的青睐倒也罢了，获得的赏赐肯定足够多。若是得不到皇上的青睐，他以后靠什么吃饭啊？”
周忱一撇嘴。“这献宝大会是当今皇上特旨召开的，能让他们吃亏？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凡是经过确认确实能够给百姓们带来好处的，也就是说，凡是获得评审机构承认的献宝者，最少都可以获得‘发明副使’的散官官衔。‘发明副使’虽然只是未入流的小官，但每个月三贯的俸禄却是实打实的，而且好歹也能由布衣变为官身。”
“再然后，能够参加二月初五献宝大会的，皇上会做出最终的评定，将之划分为三等。最后一等，可获得‘发明副使’官衔及终身恩骑尉之爵。别看恩骑尉的岁禄还比不上一个未入流的小官的俸禄，而且又只是终身而非世袭贵族，但毕竟也跻身于贵族行列了。第二等，将获得从九品的‘发明大使’官衔以及终身恩骑尉之爵。至于第一等那就更不得了，按皇上的原话，‘若能造福于百姓，立功于社稷，朝廷自然不吝爵禄之赐，从终身骑都尉到世袭一等伯爵，尔等有本事只管来拿’。”
钱成第一次听说这事儿，瞠目结舌了好半天才喃喃说道：“好大的手笔！好大的气魄！”
听着钱成等人谈论着献宝大会，朱棣暗自偷笑。这个时空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实施专利法。
专利法的本质是为了保证专利人的利益，进而鼓励人们进行创新发明。不过，在明朝推行专利法显然不合时宜——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盗版书籍、盗版软件等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六百年之前的明朝，专利人的利益又怎么可能依靠专利法来保证呢？
由于专利人的革新技术一旦暴露就会给专利人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倾尽全力对独家技术严格保护，有时候，这种保护甚至显得有些夸张——比如说所谓的“传媳不传女”。
这种森严的技术壁垒导致的后果非常恶劣。比如说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剑有一种镀铬的技术，但是自春秋之后，直到二十世纪，中国才重新掌握了这种技术；又比如日本刀制作技术本来源于中国两汉的钢铁花纹刀剑，但经过不断改良加工，形成了不论外观还是实用都“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中国的刀剑制造技术却不断衰退湮没，连对日本刀风格大有影响的唐刀原物都已荡然，反倒在日本有所保存；还比如说明朝时中国就能生产开花弹，但是清朝时，中国却只能向外国购买开花弹；比如说地动仪，比如说麻沸散……由于技术壁垒太过森严而失传的事例太多太多，以至于对文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阻碍。
说服技术所有人无偿将技术公开显然不现实，坐视众多先进技术失传也不是朱棣乐意接受的。因此，朱棣便想出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通过献宝大会向专利人购买其专利，费用由皇帝来买单。
大多数技术都被商人或匠人所珍藏，而商人和匠人在封建时期社会地位较低。一旦他们将自家独有的技术公布于众，若是真的有利于国计民生，那么他们也不至于吃亏。因为，技术所有者可以获得官职甚至是爵位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一进阶之道可以让那些商人和匠人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官职和爵位所带来的俸禄多少也可以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有一定的补偿。
第一届献宝大会上，肯定有一些尚在观望之中的专利人不曾参加。但只要真的有匠人或商人获得了爵位，然后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原来的同行面前，那便一定能促使更多的专利人公开自己的技术。
除了用名利的手段促使专利人公开他们的发明之外，朱棣并没有忘记在推广方面下功夫。在古代，很多发明创造的推广速度都极为缓慢，其平均速度往往每年仅几公里，某些发明创造甚至还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消失。
朱棣打算这样做：将来授予新科进士或是官员新职务后，要求他们先去国子监学习一个月，在那里阅读从献宝大会上收集而来的各种“专利”资料。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于吏治改革规定“官员的收入将和他所管辖范围内的赋税严格挂钩”，因此那些即将即将赴任的官员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将会对能够提高自己收入的“专利”产生兴趣。
因为，官员赴任后，将新发明的生产技术、新发明的生产工具以及任何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创造发明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推广，在提高当地的生产力的同时，还能够大幅提高他本人的收入。
当然，朱棣并不认为所有的官员都会按照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去做。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具有相应的能力——书读得多，能够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行政能力就一定过关。这种官员，虽然想通过正途获得更多收入，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重视推广新技术、新工具——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人的智商不比现代人差，但很多观念却与现代不同：罗马人曾认为某种可以搬运大石块的机械抢夺了贫民的工作岗位，因此将之废除；清朝有人认为，黄包车的推广会使轿夫失业，因此对黄包车进行限制。因此，没准也会有官员认为推广某项新技术会使当地雇农失业、会加剧当地兼并，因此拒绝推广新技术。
或许有的官员会好心办坏事——比如说推广某件新型犁具，这种犁具很适合在江南的水田中使用，却未必适合在西北贫瘠的旱地里使用。结果官员利用行政手段推广这种犁具后，当地赋税收入不升反降……
尽管这种改革一开始未必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无论如何，朱棣却深信：“献宝大会”保障了专利人的利益，进而使得众多发明创造能够面向公众；而行政官员的政绩和收入严密挂钩，会逐渐使得官员象商人那样热切地期盼新型技术、新型工具，并且热衷于将之推广。如此一来，中国实在没理由不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朱棣正暗自得意着，却听见周忱酸溜溜地叹了口气。
第二部 永乐元年 第七章 另类专利法（下）
钱成便问：“周贤弟为何叹气？”
周忱道：“我等十年寒窗，即便是金榜题名，也只能获得一个六、七品的官职。而那些村夫野叟若是进献的东西若是中了皇上的意，说不定一下子就成了一等伯爵……天道何其不公！”
钱成是武举人，对此倒没有太大的酸气——毕竟，献宝顶多只能获得伯爵爵位，凭着军功却有获得公爵爵位的可能。因此便宽慰周忱道：“周贤弟不必忌妒，想那进献的稻种若真的可令亩产增产一石，待全国推广之后，可减多少饥谨之忧？又譬如进献结茧更大的野蚕种，推广之后可多产丝绸，也能有利于国富民强。真有如此大的贡献，皇上以爵位相酬还是值得的。”
周忱却仍旧不服气。
“你没去过献宝大会，其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只是少数，很多根本就是些不知所谓的东西。什么秘制的豌豆酱、独家配方酿造的水酒、新发明的游戏、疑似广陵散的古乐谱……这些吃喝玩乐的东西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这些倒也罢了，还有吃了能长生不老的药，烧后和香灰混在一起用水喝下去能包治百病的符……这种人若不是招摇撞骗的骗子，你挖了我的眼睛去！”
钱成惊讶地问道：“你后面说的那几种也能通过那个评审会的审查吗？”
“后面那几种倒没有通过审查，”周忱摇摇头。“不过，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家伙通过了审查。最奇的是有一个家伙声称能够让江南地区的贫农变成小康之家，这个人不知道怎么的被皇上知道了，不仅赏了他从七品‘策划大使’的官职，还封了终身三等男爵的爵位。”
景秀笑着说道：“周忱这是吃味了。他说的那人叫张履祥，海宁人，也是今年进京赶考的举子，见献宝大会热闹一时心动便前去献策，没想到居然获得了皇上的青睐。”
“张履祥所献的，说起来可以视为一篇策论。”说到这里，景秀摇头晃脑地背诵那篇策论起来。
“瘠田十亩，莫若止种桑三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
“种豆三亩，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
“种竹二亩，竹有大小，笋有迟早，杂植之，俱可易米……”
“种果二亩，如梅、李、枣、桔之属，皆可易米；成有迟速，量植之。( 永乐大帝 http://www.xlawen.org/kan/5579/ )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的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的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的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的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的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的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的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的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第二部 永乐元年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下）
听到这里，景秀问道：“毕兄，我有一个疑问。汉朝时虽然将匈奴打得举族西迁，但是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其他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其中鲜卑是驱赶匈奴西迁最大的功臣，然而百年之后，此獠却成为了五胡乱华的主力之一。此作何解？”
朱棣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说一千道一万，若国家军队太过无能，那么自然无法阻止北方蛮族侵略中原。因此，无论对北方游牧民族使用何种策略，保证自身军队的强大却是最根本的前提。”
“游牧民族之所以要侵扰中原，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这种利益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存的需求，第二类则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草原上经常会遭受黑灾、白灾。所谓黑灾，是指冬天不下雪或下雪太少，这时因为土壤裸露呈黑色，所以称之为黑灾。冬天下雪太少，来年草原上就会水草不茂，导致大批牲畜饿死。所谓的白灾是指雪灾，这时因为气候于过寒冷会冻死大量牲畜。两种情况均会导致牧民在来年缺乏必要的食物。为了生存，牧民们就会聚集起来南下掠夺。”
“朵颜三卫等部落既然已经归顺大明，从普通牧民所必需的茶、盐、布、罐等商品到贵族们所热衷的珠宝、丝绸等奢侈品，均可以通过互市获得。若是遭遇黑灾白灾，朝廷还可以对之进行赈灾。因此，如朵颜三卫之类已经归顺朝廷的游牧部落，也就没了侵扰中原的动机。”
“此外，游牧民族是否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之下，会决定中原受游牧民族侵扰的程度。若是游牧民族被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所统治，那么游牧民族南下时就有可能倾尽全力，这时中原政府想要抵挡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是游牧民族各自为政，那么他们哪怕是遭受了黑灾白灾，也有可能去抢夺其他部落的牲畜而不是入侵中原。退一步说，即便某些受灾部落选择抢掠中原，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战士倾巢而出——因为，他们还必须防备来自草原上其他部落抢劫他们的老巢。”
“如今大明推行有邑贵族制度，那些归顺大明的部落也就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名义上，附庸需要接受领主的领导，但附庸却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面，男爵以上的爵位必须得到大明帝国发放的认证书方正式生效，再加上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大明能够对草原上大小部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
“以加强自身军力为基本前提，以互市满足游牧民族的物质需求为底线，以有邑贵族制度加强对游牧民族的管理力度为手段，三管齐下之后，应该可以保证鲜卑族的先例不会重演。”
钱成沉思半晌，然后躬身向朱棣行了一个大礼。
“受教了。”
朱棣长期受人三跪九叩，对于钱成的大礼自然是坦然受之。
周忱见景秀和钱成都得了莫大的好处，早已是心痒难耐。
“毕兄，你也看看我的策论。”
既然已经看过景秀和钱成的策论了，朱棣自然不好厚此薄彼，于是接过周忱的策论阅读。
周忱的策论题目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其论点主要有五条：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
朱棣点点头。这一点他早就考虑到了。说官话的地区人头税主税只收取一个铜钱，不正是为了引导全国人民都说同样的话吗？另外，朱棣还准备规定一条制度：进士授官之前，必须通过官话考试。官话考试总归比会试要容易得多吧？文人既然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寒窗苦读，有着这份毅力，显然不会畏惧这为官前的最后一道考试。
二、在姓氏方面，应大量赐予少数民族汉姓。
对此，朱棣还拿不定主意。从道理上讲，若是少数民族全都使用汉姓自然更有利于民族融合。但朱棣担心这会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一方面，未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热衷使用汉姓，若是强制赐姓，没准哪个少数民族会觉得受了污辱；另一方面，汉民族长期的观念都认为赐姓是给予少数民族的恩赐，因此一般只是给地位较高的少数民族首领赐予汉姓。若是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赐汉姓，说不定会惹得士林大哗……这个，还是以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三、在服饰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穿着汉人的衣服。
朱棣又点了点头。理论上讲，统一服饰更有助于凝聚力——比如说军队，比如说后世的工厂和学校。虽然这一举措具体实施时或许会有些困难，但朝着这个方向引导总归是不会错的。
四、在婚姻制度方面，应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
明朝虽然不禁止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但必须事先呈报，不得私自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这条规定真的很无聊，既然不禁止，那又何必还要事先呈报呢？麻烦！说起来，朱棣在这一方面早就做出了相应的准备。在《爵位继承法》中，朱棣规定继承人的母亲和配偶为汉人就可额外加分。如此一来，至少可以促使少数民族的首领体内流淌的汉人血液会越来越浓。
至于说提倡少数民族的平民与汉族通婚……提倡任何事务，总得有利益驱动才行。朱棣想了想，竟然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由大乐。
五、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别说是进士了，即便是秀才也很难考中。因此，可适当放宽任用少数民族为官的标准。在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地，与其任命一名汉人进士去当县令，不如任命一名少数民族出身的举人甚至是秀才。
对于周忱的最后一条论点，朱棣最为赞赏，因为这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使改土归流更容易些，还能让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更具向心力。
见朱棣看完了这篇策论，周忱小心翼翼地问道：“毕兄，你对小弟的策论有无建议？”
见朱棣点头，周忱狡黠地一笑。“知道了，要下棋赢了你再说……来吧。”
……
朱棣不可置信地看着棋盘，久久不语。
那五盘令他老羞成怒的棋，在打过小宦官板子后，朱棣早已将之选择性地遗忘了。所以一开始看到周忱和钱成下棋时，朱棣产生了强烈的下棋欲望，其心理状态和独孤求败相似。显而易见，如果独孤求败也和朱棣一样连输三次，心情照样不会好。最后一局尤其令人恼火，居然才走了十五步棋就输了！朱棣本来还打算悔棋的，这个可恶的家伙居然口出狂言说“别浪费时间了，让一个车你也照样输”！！！
半晌，朱棣叹了口气，说道：“周忱，你的策论写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我的建议是，你在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这一点上写得更详细点。”
“对于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皇上已经在《爵位继承法》有了相应的政策。凡是生母或配偶为汉人者便可加分，这便可以引导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们倾向于与汉人通婚。”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中的普通民众，当今皇上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你可建议：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者，可免缴三年人头税主税。三年人头税主税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在少数民族独居地区，这条措施大约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想必少数民族百姓和汉人百姓为了节省那几十个铜板会优先考虑与对方通婚，进而可以加速民族融合速度。”
说完，朱棣怅然站起身，考虑是否应该回皇宫找朱瞻基去下棋以便恢复信心。
事实上，朱棣在民族政策上还有着更多的考虑。
在朱棣看来，没有民族政策才是最好的民族政策。将不同的民族区别对待，特别是与汉民族区别对待，不论是对之苛刻还是对之优待，总归会令少数民族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并非汉人。为此，朱棣考虑过将鞑官鞑兵的收入降低到与同样职位的汉人持平的水平上，只是骤然减少收入会引发鞑官鞑兵的不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这件事必须谨慎巧妙地处理。
此外，朱棣还犹豫着是否应该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即以宗教的手段来促进民族融合。广义的犹太民族是指信奉犹太教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族人，在朱棣看来，汉族其实也是信奉中华文明的多民族融合体。因此，朱棣相信通过宗教的手段能够更加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
朱棣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觉得宗教的力量是一柄双刃剑。
宗教利用得好自然好。比如说伊斯兰教扩张的过程中，征服者向非穆斯林征收的赋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事实上，皈依伊斯兰教反而极不受征服者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然而即便是这种不欢迎的态度，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却越来越多，若干年后，在“新月旗”飘扬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利用同样的手段，便可以迫使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与汉人无法融合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
朱棣不担心使用这种手段会背上“宗教迫害、宗教歧视”的恶名，因为伊斯兰教也是这么做的，在后世却获得了“温和”的评价。他所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所扶持的宗教最终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它会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龙虎山天师教固然历代都由朝廷册封，并且从来不曾闹出过什么大乱子，但朱棣准备扶持的宗教其影响力比天师教可要大得多，万一闹出点事来，那可就不是小乱子。
其实，朱棣也觉得这种担忧有些过头。因为，他准备扶持的是一种本质为祖宗崇拜的多神教宗教。这种性质的宗教，就算是放在西方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可受迫害妄想症是皇帝特有的职业病，干这份职业除非是傻子，否则不可能免疫。
一方面朱棣对是否利用宗教力量来加强民族凝聚力还没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此刻他的心情很郁闷，懒得多说话，所以草草讲了几句后便打算回宫。
然而当朱棣正准备告辞时，钱成说出一段话，打消了他回宫的念头。
注1：当时鞑官的收入丰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此外，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
注2：新月旗是伊斯兰政权的象征。
第二部 永乐元年 第七章 另类专利法（上）
原来，朱棣准备回宫时，钱成却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拜祭烈士陵园。想了想，虽说和朱瞻基下棋有把握凭真本事获得胜利，但朱瞻基毕竟才四岁，实在是胜之不武。所以，朱棣终究还是接受了钱成的建议。
景秀和周忱来南京已经有段日子了，因此不象钱成那样对南京街头的各种变化大惊小怪。
南京的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得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都来到了京城。
文武举子们来京城，自然是为了参加这一科的科举考试。
商人们来京城，主要是缘于当今皇上全面解除了海禁。当今皇上允许百姓们在登记注册后可自行制造船只并出海行商。然而永乐皇帝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准备派遣一支规模空前宏大的舰队下西洋，为此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造船工匠在南京、苏州和长乐三处造船。这便导致民间剩余的造船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商人们的需求。
仿佛知道商人所面临的窘境一般，当今皇上很快就为计划出海行商的商人推出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正在兴建的船只，待第一次下西洋结束回国后，船只的所有权正式转交给商人。第二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载货空间，然后随着朝廷的舰队一路做生意。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前往海外做生意利润极大，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途中的风险，而随着官方舰队一同出海，这种风险自然也就降到了最低。这两种方案一出台，大大小小的商人们便纷纷向京城涌来。
街头上，不时可以看见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赶来为新皇登基祝贺的各族代表们，还有一部分则是前来就读蕃学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子侄。
然而前面几类人加起来也不如最后一类人多。真正导致南京街头擦踵磨肩的原因在于：皇上宣布今年二月初五召开献宝大会。
献宝大会所针对的目标并非什么奇珍异宝，而是“能够促进国家富强，增加百姓收入或是改善百姓生活的任何技术、工具甚至是动植物”。朝廷向全国州县下发的邸报说，地方官员们举荐的献宝者如果得到皇帝的青睐，该地方官员的年终评价将提高一等。和自身前程紧密相联的事情官员们向来是非常积极的。在地方官员们不懈的努力下，进京献宝者的人数最后多达三千余人。
献宝者如此之多，皇上自然无法在一天之内看完。不过皇上自然有解决的办法：让户部和工部牵头组织一个评审机构，自正月十五开始进行预审——这个程序和科举考试倒是颇为类似，举子们进京赶考，考官们评出会试的名次，及格者方可参加殿试，最后才由皇上钦点三甲。献宝大会也是如此，先由评审机构预审，合格者再由皇帝终审。
与科举考试不同的是，举子们参加会试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而献宝大会的预赛则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大型空地上举行。完全封闭的科举考试尚且能够吸引京城百姓们的热切关注，可以自由参观的献宝大会当然更能吸引他们的兴趣。事实上，献宝大会也确实比科举更具有趣味性。献宝大会上的很多技术、物品或新奇的动植物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够耕田省力的新型犁具、能够轻松灌溉大片农田的水车、能够加快纺织速度的新型纺机、一亩可增产至少一石的水稻稻种、结茧更大的野蚕、治疗烧伤有特效的秘方……
凡是参观过献宝大会的百姓们都对此津津乐道，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不少数百里之外的外地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都赶往京城来凑这个热闹，弄得这个献宝大会象是个特大的庙会一般。据估计，除开京城本地人不算，光是从外地赶来参观献宝大会的人数就有将近八千。按道理说，明朝的老百姓是不能随便离开户籍地的，但是皇上对此网开一面，下令京畿地区的百姓想到京城参观献宝大会，地方官员不得留难。
其实，昨天那个客栈伙计说什么“小巷子里面那家店说不准还有客房”根本就是托词。如今这种光景别说是客栈，连京城百姓们用来出租的房子也早就租光了——就算去郊外的寺庙借宿，大约也只能在大堂里打地铺。
钱成先是津津有味地听着景秀为他解释现在京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待景秀说完后，钱成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譬如说那治疗烧伤有特效的秘方吧，那人把秘方献出来，若是得到皇上的青睐倒也罢了，获得的赏赐肯定足够多。若是得不到皇上的青睐，他以后靠什么吃饭啊？”
周忱一撇嘴。“这献宝大会是当今皇上特旨召开的，能让他们吃亏？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凡是经过确认确实能够给百姓们带来好处的，也就是说，凡是获得评审机构承认的献宝者，最少都可以获得‘发明副使’的散官官衔。‘发明副使’虽然只是未入流的小官，但每个月三贯的俸禄却是实打实的，而且好歹也能由布衣变为官身。”
“再然后，能够参加二月初五献宝大会的，皇上会做出最终的评定，将之划分为三等。最后一等，可获得‘发明副使’官衔及终身恩骑尉之爵。别看恩骑尉的岁禄还比不上一个未入流的小官的俸禄，而且又只是终身而非世袭贵族，但毕竟也跻身于贵族行列了。第二等，将获得从九品的‘发明大使’官衔以及终身恩骑尉之爵。至于第一等那就更不得了，按皇上的原话，‘若能造福于百姓，立功于社稷，朝廷自然不吝爵禄之赐，从终身骑都尉到世袭一等伯爵，尔等有本事只管来拿’。”
钱成第一次听说这事儿，瞠目结舌了好半天才喃喃说道：“好大的手笔！好大的气魄！”
听着钱成等人谈论着献宝大会，朱棣暗自偷笑。这个时空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实施专利法。
专利法的本质是为了保证专利人的利益，进而鼓励人们进行创新发明。不过，在明朝推行专利法显然不合时宜——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盗版书籍、盗版软件等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六百年之前的明朝，专利人的利益又怎么可能依靠专利法来保证呢？
由于专利人的革新技术一旦暴露就会给专利人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倾尽全力对独家技术严格保护，有时候，这种保护甚至显得有些夸张——比如说所谓的“传媳不传女”。
这种森严的技术壁垒导致的后果非常恶劣。比如说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剑有一种镀铬的技术，但是自春秋之后，直到二十世纪，中国才重新掌握了这种技术；又比如日本刀制作技术本来源于中国两汉的钢铁花纹刀剑，但经过不断改良加工，形成了不论外观还是实用都“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中国的刀剑制造技术却不断衰退湮没，连对日本刀风格大有影响的唐刀原物都已荡然，反倒在日本有所保存；还比如说明朝时中国就能生产开花弹，但是清朝时，中国却只能向外国购买开花弹；比如说地动仪，比如说麻沸散……由于技术壁垒太过森严而失传的事例太多太多，以至于对文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阻碍。
说服技术所有人无偿将技术公开显然不现实，坐视众多先进技术失传也不是朱棣乐意接受的。因此，朱棣便想出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通过献宝大会向专利人购买其专利，费用由皇帝来买单。
大多数技术都被商人或匠人所珍藏，而商人和匠人在封建时期社会地位较低。一旦他们将自家独有的技术公布于众，若是真的有利于国计民生，那么他们也不至于吃亏。因为，技术所有者可以获得官职甚至是爵位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一进阶之道可以让那些商人和匠人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官职和爵位所带来的俸禄多少也可以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有一定的补偿。
第一届献宝大会上，肯定有一些尚在观望之中的专利人不曾参加。但只要真的有匠人或商人获得了爵位，然后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原来的同行面前，那便一定能促使更多的专利人公开自己的技术。
除了用名利的手段促使专利人公开他们的发明之外，朱棣并没有忘记在推广方面下功夫。在古代，很多发明创造的推广速度都极为缓慢，其平均速度往往每年仅几公里，某些发明创造甚至还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消失。
朱棣打算这样做：将来授予新科进士或是官员新职务后，要求他们先去国子监学习一个月，在那里阅读从献宝大会上收集而来的各种“专利”资料。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于吏治改革规定“官员的收入将和他所管辖范围内的赋税严格挂钩”，因此那些即将即将赴任的官员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将会对能够提高自己收入的“专利”产生兴趣。
因为，官员赴任后，将新发明的生产技术、新发明的生产工具以及任何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创造发明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推广，在提高当地的生产力的同时，还能够大幅提高他本人的收入。
当然，朱棣并不认为所有的官员都会按照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去做。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具有相应的能力——书读得多，能够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行政能力就一定过关。这种官员，虽然想通过正途获得更多收入，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重视推广新技术、新工具——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人的智商不比现代人差，但很多观念却与现代不同：罗马人曾认为某种可以搬运大石块的机械抢夺了贫民的工作岗位，因此将之废除；清朝有人认为，黄包车的推广会使轿夫失业，因此对黄包车进行限制。因此，没准也会有官员认为推广某项新技术会使当地雇农失业、会加剧当地兼并，因此拒绝推广新技术。
或许有的官员会好心办坏事——比如说推广某件新型犁具，这种犁具很适合在江南的水田中使用，却未必适合在西北贫瘠的旱地里使用。结果官员利用行政手段推广这种犁具后，当地赋税收入不升反降……
尽管这种改革一开始未必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无论如何，朱棣却深信：“献宝大会”保障了专利人的利益，进而使得众多发明创造能够面向公众；而行政官员的政绩和收入严密挂钩，会逐渐使得官员象商人那样热切地期盼新型技术、新型工具，并且热衷于将之推广。如此一来，中国实在没理由不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朱棣正暗自得意着，却听见周忱酸溜溜地叹了口气。
第二部 永乐元年 第七章 另类专利法（下）
钱成便问：“周贤弟为何叹气？”
周忱道：“我等十年寒窗，即便是金榜题名，也只能获得一个六、七品的官职。而那些村夫野叟若是进献的东西若是中了皇上的意，说不定一下子就成了一等伯爵……天道何其不公！”
钱成是武举人，对此倒没有太大的酸气——毕竟，献宝顶多只能获得伯爵爵位，凭着军功却有获得公爵爵位的可能。因此便宽慰周忱道：“周贤弟不必忌妒，想那进献的稻种若真的可令亩产增产一石，待全国推广之后，可减多少饥谨之忧？又譬如进献结茧更大的野蚕种，推广之后可多产丝绸，也能有利于国富民强。真有如此大的贡献，皇上以爵位相酬还是值得的。”
周忱却仍旧不服气。
“你没去过献宝大会，其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只是少数，很多根本就是些不知所谓的东西。什么秘制的豌豆酱、独家配方酿造的水酒、新发明的游戏、疑似广陵散的古乐谱……这些吃喝玩乐的东西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这些倒也罢了，还有吃了能长生不老的药，烧后和香灰混在一起用水喝下去能包治百病的符……这种人若不是招摇撞骗的骗子，你挖了我的眼睛去！”
钱成惊讶地问道：“你后面说的那几种也能通过那个评审会的审查吗？”
“后面那几种倒没有通过审查，”周忱摇摇头。“不过，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家伙通过了审查。最奇的是有一个家伙声称能够让江南地区的贫农变成小康之家，这个人不知道怎么的被皇上知道了，不仅赏了他从七品‘策划大使’的官职，还封了终身三等男爵的爵位。”
景秀笑着说道：“周忱这是吃味了。他说的那人叫张履祥，海宁人，也是今年进京赶考的举子，见献宝大会热闹一时心动便前去献策，没想到居然获得了皇上的青睐。”
“张履祥所献的，说起来可以视为一篇策论。”说到这里，景秀摇头晃脑地背诵那篇策论起来。
“瘠田十亩，莫若止种桑三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
“种豆三亩，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
“种竹二亩，竹有大小，笋有迟早，杂植之，俱可易米……”
“种果二亩，如梅、李、枣、桔之属，皆可易米；成有迟速，量植之。( 永乐大帝 http://www.xlawen.org/kan/5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