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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花：女性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爱组成的图画
琳达·杜妮温 196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隐隐约约的月光洒在福特车白色的引擎罩上。我家的车道两旁是两排粗大的、长满了青苔的橡树，杰森开着车在橡树间摇摇摆摆地穿梭着。出于害羞，我静静的坐在副驾驶座上，靠着车门，把玩着我那头棕发中因喷了发胶而硬梆梆的一绺。一盏路灯照亮了我的家，车就在灯下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有好一会儿，杰森一直没有熄灭引擎。我小声叹了口气，只有我自己能听得到，最后偷偷瞥了一眼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这张唇衬着他高高的鼻梁，使他看上去更加英俊。我整个高中时代都在梦想的约会即将以一张“我们下辈子再见吧”的字条而告终。 杰森在我家门口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说：“琳达，有机会我们再见面吧。” 我本来想好了要说些什么，可那些话就像花生黄油一样粘在了我的舌头上。于是我没有说什么鼓励他再约我出去的话，而只是笑了笑，说：“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我们互道了晚安，门口停车处刺眼的光照得他眯起了眼睛。接着，他望着我，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就仿佛是在照快照一样记录了这个时刻：夏日湿热的空气碰触着我们紧握的手，月光穿过我家院子里高高的松树洒下来，蛐蛐在我们身边奏着交响曲。甚至他喷的古龙香水与树木的味道混在一起的气味也没有逃过这张快照。 他走后，我关上灯，心就像是一颗沉入大海的石头。“我葬送了跟杰森约会的机会！”我大声嚷着，在一片漆黑中独立着，靠着半开半掩的门。我听着远处他的车发出的轰鸣声，心想，等他再打来电话，恐怕我的电话机已罩上厚厚的一层佐治亚州的尘土啦。那天晚上，我把遭到拒绝的滋味吞了下去，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一连好几天，我都沉浸在对自己的厌恶中，要不是我为了所谓的“完美的约会对象”而死要面子，导致我掩藏了自己的真实个性，我可能早就品尝到浪漫的滋味了。倘若杰森不那么受人欢迎，或者没那么聪明，再或者他长着一张卡西莫多（法国作家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驼背敲钟人，长相丑陋——译注）的脸，我就不会害怕向他展示真实的琳达了。可是他身兼数职，既是橄榄球队和篮球队队长，又是班长，还在我们这个小镇上的电台做音乐节目主持人。我除了被他的能力和威望所征服外，还被他的英俊相貌所倾倒，而他的聪明机智又让我肃然起敬。 想起即将进入大学，我便很快把对杰森的短暂的情感连同我会被拒绝的感觉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23年后，我在一次班级聚会上又见到了他。 “你看上去好极了！”杰森一边拥抱我，一边说。我注意到他的双鬓已染上了秋霜，就跟乔治·汉密尔顿的一样。我们随意地聊着，可是没过一会儿，旧日的恐惧又浮上心头，弄得我很不自在，于是我便招呼来一大群旧日同窗跟我们一起聊天。 1996年春，那时，盖尔·西在她的《旅途》一书中所罗列的成年人的危机，我大多都已经经历了。一天，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很有男人味儿的声音，我很是惊讶。他说我的名字时兴高采烈，让我怀疑自己在《读者文摘》举办的抽奖中得了奖。 “琳达！听出我是谁来了吗？” “没有。”我说，一边在脑海里搜索我以前认识的所有男人。 “我是杰森啊。” 我先是吃了一惊，接着我和杰森就开始谈起上学时的零零碎碎。我们就像是两个活泼顽皮的五岁孩童，一头扎进了记忆的沙堆，笑着大谈我们当时所做的许多有意思的事。带着一份诚实，我们探讨了彼此的人生、过错和失败，这让我们彼此都感到很舒服。我们的友谊就在真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突然，杰森问了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 “琳达，你还记得毕业后我们的那次约会吗？” “嗯，我记得你那辆白色老福特车。” “我们当时都怎么了？你怎么看那次约会的？” 我大笑起来。“你拒绝了我！你一次电话都没再打过！” “不，琳达。让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我当时很不自信。”他坦言说，“你有些孤傲冷淡，而我住在镇上的贫困区。我配不上你。我不敢再见到你。但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惦记着你！” 他的告白是那么的甜蜜，我堆积了34年的遭人拒绝的高墙呼地一下倒塌了，就像是压在奥利奥奶油饼干盒子最下面的曲奇饼干被压碎了似的。第一次，我看到了真实的杰森——一个敏感、诚实、富有爱心的男人，一个跟我一样有着恐惧感的男人。 现在已是仲夏，而我已把昔日我对杰森的“快照”换上了新的内容——比如说，每个黄昏，当一缕金色的阳光扫过宽阔的河面洒在绿草如茵的岸边，杰森和我就坐在岸上。这一幕，我的感觉就把它记录了下来。或者是当我们把脚悬在浮动船舷边，看着河心的水起起伏伏地跳着芭蕾舞时，我记录下了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帆船的声音。 最美的便是由温柔的拥抱、开心的大笑以及两个有勇气一同拍摄心灵快照的朋友间日渐浓厚的爱组成的图画。  
睡衣为媒（1）
埃伦·乌尔巴尼·希尔特布兰特 人们都期望着听说我由于精神错乱而参加了和平队，去为人类作贡献，或是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诸如此类。事实是这样的，我极其渴望冒险，而对于一个囊中羞涩、几乎连点零星资金都没有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最好的法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我22岁那年，我就去了危地马拉，住进了山顶的一座小土屋，离那儿最近的一条路也要走18公里。我搬进去的当天，迎接我的是一条响尾蛇，盘绕在用木头和绳子捆扎成的床底下。我拿着一把大砍刀对着它一顿乱砍。没过多会儿，就有一位路过的邻居停下来，指着那些在我那土坯房的墙壁中居住的昆虫，告诉我哪些“不会伤害”我，哪些“肯定会杀死”我。自从经历了毒蛇一事之后，每天晚上我拿着蜡烛凑到墙边，在上床之前用远足穿的靴子捻死几只蝎子啦、大毒蜘蛛啦，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在这种情形下，当我的一位在和平队服务的男性朋友邀请我跟他一起长途跋涉，去古老的危地马拉首都安提瓜，到那里的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吧里观看超级杯赛时，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邀请。 由于要在115华氏度（约摄氏度）的沙漠高温中长途跋涉、乘坐巴士，我便穿了一件紧身连衣长裙，懒懒散散地套在身上，把一头红发在头顶挽了个髻。等到了目的地，我们被太阳烤得够呛，浑身脏得不得了，只想往椅子上一靠，像个植物人似的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我的同伴竟然选在这个时候告诉我，我当时看上去是多么的糟糕。“最糟的是，”他说，“你那条裙子看起来像是件睡衣。你看上去就像是穿着睡衣似的。”他觉得他嘲讽我的话很是有趣，便转过头朝着我们周围其他的和平队志愿者和美国人一个劲儿地说：“喂，我说，你们看她是不是像穿了件睡衣？”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子慢慢回过头来，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觉得你简直美极了。”他说，然后又专心看起球赛来。他的话令我震惊得无言以对。 第二天，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里，琢磨出一个计划。在离开安提瓜之前，我向周围的人打听了一下，得知他叫弗兰克，跟我一样是和平队志愿者，住在离我那儿有十小时路程的村子里。我的任务就是安排我们两人在首都偶然邂逅。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志愿者们都会齐集那里，领取每个月的生活补贴。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约我出去了——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子从不会主动出击，更不会约一个男人出去。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循规蹈矩的女孩儿小时候在教区学校里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可是问题在于，那次集会后我确实见到了他，但他并未约我出去，而从那之后的六个月里我都没再见到他。于是，我做出了我希望正规的教区学校能大力提倡的举动：我打破了陈规旧矩。 我给弗兰克去了一封信，邀请他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国独立纪念日舞会前夜与我在首都共进晚餐。我先是帮他回想起我是谁，最后告诉他，我会在约会前夕给他发封电报，通知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我在结尾写道，“那就别来见我，以后我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把信拿给当时在和平队办公室的所有男人看。“你觉得我写得怎么样？”我问，“我想确定这样说不会显得太直白，或是太愚蠢。”大家都响亮地回答说，你写得太完美了。一个亲密的朋友说：“我等这样的一封信都等了一辈子了。不要做任何改动。”于是我屏住呼吸，把信塞到办公室里他的信箱中，接着回家去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已经在18公里的山路上走了个往返。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奇怪而不幸的事，牵扯到三条响尾蛇、一只鸡和一块大理石石板，我最后又搭车回到了大使馆，填写一份报案表。这是我第二次离他的办公室这么近，与第一次已隔了两天。我想，这时绕道过去瞧一瞧弗兰克是否已来过并看了信应该正是时候。我从后门偷偷溜进去，差点儿就被他看见。他正坐在沙发边上看我的信呢。我看着他，他手中握着一支笔，身子向前倾了倾，开始动手写便条。我知道他没有察觉我就站在他身后，于是偷偷走近了一点儿，越过他的肩膀去看他写些什么。这样，如果情况不妙，我就可以从后门迅速逃走，而不必忍受当面被拒绝的羞辱。“亲爱的艾伦，”他在信的开头写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给我发电报，我都会立即去与你相会。”一下，两下，三下……我不住地捅他的肩膀。他见到我，满脸的惊讶，我笑了笑，说：“我在这儿呢！” 我们手牵着手溜达到了“汉堡王”——这在那个地区就算是非常奢侈的饭店了——筹划我们在未来一个月的第一次约会。我们确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还谈到了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政治，没想到我们的观点竟完全一致。后来我们又溜达到了我返程的车站，挥别前，他还亲了亲我的脸颊。等我终于回到家，夜色已深，我定下心来，凑着烛光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写了封信。信末我又添了句附言：“我刚刚跟我将要托付终身的男人约会了。” 我们原本约在7月4日那天在首都共进晚餐，未料到最后竟连着一个星期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了。三个星期后——这比我们计划的下一次见面提前了一个星期——一位憔悴的同事经过艰苦跋涉爬到了我所在的山顶，给我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这样的：“我们再也不要分开这么久了。爱你的弗兰克。”于是我们就安排每个月有一个星期要到对方所在的村子去工作，这样便如愿以偿了。圣诞前夜，就在他第一次对我说我很美的那个小镇上，在一座古老的寺院里，他跪下来请求我嫁给他。
睡衣为媒（2）
在那个美妙的晚上，夜色愈来愈深，我们就找了一家静谧的饭店，就着葡萄酒、奶酪和烤羊肉庆祝我们的好运——这跟我们平日里吃的豆子啦、鸡蛋啦简直太不一样了。在美国中部，圣诞节是全家聚会的节日，因此我们就成了小饭店里惟一的顾客。直到我们吃了一半的时候，才进来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在我们旁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真奇怪，我们在心里琢磨，到处都是空位子，他们怎么就坐在我们身边呢？不过，我们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不再理会他们。用完晚餐，我们起身准备走进茫茫夜色中去，突然那位老妇人伸出手碰了碰我的胳膊。“不好意思，”她一边握住我的手，一边说，“我不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打扰你们，但是我必须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两人看上去那么幸福，这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弗兰克冲我点了点头，微笑着答道：“是的，夫人，这确实是个特别的时刻。今晚，我请求她做我的妻子。”老妇人转过头去凝视着那位老先生，两人会心一笑。接着那位年迈的绅士先是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未婚夫，对他说：“50年前的这个夜晚，我做了同样的事。在这个圣诞前夜，我们祝福你们像我们一样永远幸福快乐。” 那年春天，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结婚，家人和我们珍视的朋友都来参加了婚礼。一个女孩不仅带来了一份礼物，还带来一封两年前我写给她的信。信末有句附言：“我刚刚跟我将要托付终身的男人约会了。” 如果我们不去体味彼此的空虚，我们就不会找到唾手可及的深深的爱。 ——黛博拉·奥利弗
成双成对与孤男寡女
丽兹·柯蒂斯·希格斯 我是一个年逾30却还一直单身的女人，根本不在乎结婚典礼。不，不仅是不在乎，我实在是讨厌结婚典礼。我总是坐在教堂内的靠背长凳上，看着人们成双成对地把教堂填满，就像是在往大平底船上装载货物似的。而我就一直小声嘀咕：“我的另一半又在哪儿呢？”这个特别的婚礼惟一能让我看着顺眼的就是新婚夫妇对彼此表露无疑的爱意。 新娘跟我姓氏相同，这就意味着在她发誓的整个过程中，我在内心默默地跟她一起发了誓——嗨，不过是以防我永远没有机会对自己说这些话，要么是为了我某一天果真结婚而作演练。仪式结束后，我注意到一个男人独自坐在我后面的第二排，他相貌英俊，面带微笑，而且左手上没戴戒指。嗯，我隐约知道他跟新郎道戈一起在电台工作。我决定要更多地了解他，于是便朝他走去，心想：不管那么多了，至少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嘛！ 于是我真的向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回了我一句问候。我们两人微笑着，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他问道：“教堂前面高悬着的那个雕塑是什么呀？”那个雕塑是用比较随意的艺术形式表现的十字架，在教堂里并不罕见。我想，可能他不知十字架为何物。嗨，可能他连上帝是谁都不知道呢！也许我该把这两者都向他介绍一番。于是我走出教堂，介绍了十字架、忏悔、洗礼、重生……等等，所有他需要知道的东西我都提到了。我滔滔不绝，把我所知道的都讲了出来，而他则一个劲儿地微笑着，不住地点着头。哎呀，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人！我自言自语道。接下来，我放慢了语速，调整了呼吸，说道：“那么现在跟我讲讲你自己吧。” “嗯……”他慢慢地说，“我是一位被任命的牧师。” 我一时无语。（这种情况可很少发生）“你是牧师？”我终于挤出一句话来。他嘴角轻扬着笑了笑。“你没骗我吧？”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刚才没讲错什么吧？” “你讲得很好。”他向我保证道，接着我们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比尔当时立即就觉出，我对他跟上帝的关系更感兴趣，而不关心他与我可能发生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这正是我吸引他的地方。这一点，以及我对自己的接受程度，哦，还有我大笑的样子！ 我们就这么站在那里，一直聊到教堂里空无一人，这时我想到我根本不知道婚宴在哪儿举行。比尔并未指给我行走路线，只是说：“干吗不跟着我走呢？” 我一百个乐意。 在婚宴上，我们一边跟周围的人们寒暄着，一边注意着彼此，最终我们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想象一下吧）我们谈了更多，也分享了更多，最后我们互换了名片。“有空给我打电话吧。”我说。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过了四五天，比尔打来了电话。（后来他说，这是为了避免显得过于急切。）当时我不在家，但我的电话录音是开着的。我仍然记得回到家时发现平时的“0”变成了“1”的情景。对于一个多年未曾约会的单身女人来说，任何一个电话上显示不是“鸭蛋”的夜晚都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留言短而甜蜜。一个带着肯塔基人的鼻音的声音温柔地说：“不知你愿不愿意下周找个时间跟我一起出去吃顿饭？”我当然愿意。最后，他说：“请给我回个电话，丽兹。”我也不想显得过于急切，于是，在等待了四五秒钟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两周之后；而我们结婚的日期正好是在这之后的第八个月。（要不是订制一件婚纱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等不了那么久呢。）我们将永远感激丽兹和道戈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们从未想到，一个婚礼会促成另外一个婚礼。
马樱丹舞会
洛丽·沃恩特·艾伦 那时父亲还是得克萨斯州农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一学期上24个课时的课，通过在一个叫做“马铃薯饼店”的地方打工来支付大学的费用。马铃薯饼其实就是油炸圈饼，只不过它是用马铃薯粉做成的。 父亲每天清晨三点就要开始工作，把干净的报纸铺在地上，接着清扫落到地上的油脂和面粉。那年秋天，父亲总要跪在地上，从《金斯韦里记录》上撕下一页一页的纸。一天晚上，他迷迷糊糊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上。这个女子被称作当地农业局美丽女皇。在父亲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张天使的脸。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从纸上剪下来，对折了一下，塞进了他的钱夹。 转眼，六个月过去了。四月的一天，一个学生会的同学问父亲：“嘿，达雷尔，你去参加盛大的马樱丹舞会吗？” 马樱丹舞会是那一学年最大的交际盛事，但对于一个费尽千辛万苦来支付学费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这也是一个价格不菲的舞会。 “嗯，”父亲一边回答着，一边从钱夹里掏出那张照片，“要是你能让这个女孩儿作我的舞伴，我就去。” “爱普西？没问题，我跟她是老相识了。老兄，你必去无疑了。” 舞会那天，天下着雨。达雷尔从课堂匆匆赶往工作的地方，不慎把钱夹掉在了一个水坑里，爱普西的照片被水浸透了。他很是悲伤了一阵，但接着想起，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微笑着的年轻小姐本人了。 这次由别人安排的初次约会（至少对爱普西来说是这样的）就像你听过的童话故事一样。他们跳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舞。达雷尔觉得爱普西本人比照片上的她还要美。爱普西当时还在念高中，必须得赶在午夜之前回到家中。达雷尔陪着她走到她家门口，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说他很快就会打电话给她。他当时并未告诉她，当晚爱普西冲他灿烂一笑之时，她就从他钱夹里的照片上走进了他的心底。 14个月之后，达雷尔和爱普西订婚了。报上登出了照片，就是一年前达雷尔从纸上剪下来的那一张，因为那是他的最爱。 7月13日，是个星期五。尽管人们纷纷反对，说他们还太年轻，又信仰不同的宗教，再说在那样一个日子结婚太不吉利，但他们的婚礼还是如期举行。 40多年过去了，“马铃薯饼店”已不复存在，而我父母却依然相厮相守。我想对你们说，我长得跟我美如天使的母亲很像。但是，我从他们那里继承的爱的遗产比那重要得多。 不论几月份，只要那个月的13日是星期五，我们家就会庆祝一番。而父亲仍然随身携带着一张从报上剪下来的已经发黄了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有着深深的笑靥和天使般的眸子。父亲说，遇上母亲是他一生的幸运。 每一个真实地对待生活的人都会热爱纯真的爱情。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宽容大街”（1）
霍莉·菲茨哈丁 我低头看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笔迹，觉得墨水仿佛开始流淌起来，流淌成一条泪水和雪花混在一起的河。寂静笼罩在我的周围，这寂静无边无际，大片大片沉甸甸的雪花不停地从冬日纽约市的天空飘落。 我的心正忍受着爱和渴望的煎熬。我回想起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中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到达尼加拉瓜的情景，洋溢着他永远乐观的个性。 我最最亲爱的。信的开头总是这几个字。我最最亲爱的。我想你想得发疯，但愿你一切都好。我在这儿觉得十分受人欢迎。我的“诊所”就是一间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房间里摆了一张床、一张木桌和两把椅子。不幸的是，这里总是病人不断，不过，正因为这，我更为自己来到这儿而感到高兴。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恩瑞克。他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他竟然能听懂我那一口蹩脚的西班牙语！我一直在跟他讲关于你的事情。我每时每刻都盼着赶紧见到你。爱你的史蒂文。 我和史蒂文相遇在南非。当时我正在那儿拍摄一部关于种族隔离的纪录片，而刚刚从医院实习完毕的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一个叫作“无国界医生”的组织。我对他一见钟情。他高高瘦瘦，浑身散发着稳重和纯真。他的笑我也很喜欢。他常常笑，一笑起来，他那双常常充满疑惑的眼睛就变得炯炯有神，即使只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常常在他们在索韦托凑合着搭建的诊所里望着他。我总能在那儿看到他，他的坚持直接源自他的心底。他相信他人，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他们都寄予希望。 那是一个星期二，他问我可不可以带他一起去“黑人家园”，我好不容易才获准去那里拍摄。我同意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们一起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在坎坷的路上颠簸着，这一切注定了我们的友谊。我常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于是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我们跟他们有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默契。 他回到纽约后，我们继续保持通信往来。我再次踏上行程，去南美洲为“消失的事物”采集故事素材。我发现自己总是很迫切地等待着他的来信。信很长，语气很亲密，就像是我们俩在谈话一样。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慢慢了解了对方，而且，恐怕也了解了我们自己。当我终于回到纽约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史蒂文所在的医院找他。 一个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看到我站在那儿，他脸上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真希望我能捕捉住那一刻，把它像香水一样瓶封起来。他径直朝我奔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拥进怀里，给了我一生中最长、最甜蜜的吻。虽然我从未怀疑过他信中的话，但那一吻让我明白，我们只属于彼此。 我们来到一家小餐馆，那家餐馆以家常菜为特色，想念母亲做的肉馅糕的学生们常常光顾此地。那晚我觉得无比快乐，就像是好友相伴时的那种感觉。 我想我最爱史蒂文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喜欢谈话而不是看电视。他告诉我，我们在一起一定很般配，因为医生可以医治人的身体，而艺术家则可以医治人的灵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热爱摄影的人，就像他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一样。 我们一起在“宽容大街”上找了一家公寓。他很喜欢这条街的名字，觉得它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因为他相信，我会以我的宽容来容忍他没有定点的生活，而同样，他也会容忍我“艺术家的脾气”。这倒并不是说，他从未抱怨我情绪忽好忽坏，“只是我要避开你的那个地方在百万英里之外，我没法去。”然而就在我们相遇后的第二个圣诞节之前，他决定去尼加拉瓜一个偏僻的村庄。 当时我们正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孩子们用一条条的金属箔和他们的画装点了走廊那浅绿色的墙壁。 我问他为什么要走。 “为了钱。”他找了个借口。 “好吧，”我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过得很愉快呢。” “我一走，这儿就会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另外，你不是总说，如果你能帮忙的话，你会帮的。不记得了吗？” 他问得我哑口无言。我提醒自己，每次我要离开去继续搞某个项目的时候，他虽然很为我担心，但从未反对过。于是我只好问：“什么时候离开？” “二月份。” “好吧，”我说，“我想我们最好开始给你补一补西班牙语。” “吻我一下。”他说。 我用西班牙语纠正他说：“吻我一下。”然后吻了他。 我们又开始了书信往来。 我最最亲爱的。我最终让每个人都喜欢上了我，虽然他们不是被我的医术所折服，而是因为我在另一位医生的帮助下修好了他们的发电机。当好几座房子里的灯亮起来的时候，人们着实欢呼庆贺了一番。这里的人们都很温和，几乎可以说是羞涩，简直难以理解竟然还有人想伤害他们。下次来信给我讲讲你访问的详细情节吧。给你我所有的爱。史蒂文。 八个月后，在收到恩瑞克的来信后，我来到了尼加拉瓜。信中他告诉我，这个村庄遭到了袭击，死了好多人，包括史蒂文。当时他正在田里照顾一个受伤的孩子，不幸中弹。 我站在寂静的雪中，慢慢打开了史蒂文留给我的信。他说“万一发生什么不幸”，就让我读这封信。
“宽容大街”（2）
我最最亲爱的，你永远都是我最最亲爱的人。我可以说，我现在正跟那些需要我的帮助和爱的人长眠在一起。在这个我本以为只有悲哀的地方，他们给了我友情和欢乐。继续走下去吧，我的爱人，要记住，我永远都会陪伴你左右。史蒂文。 他在信里夹了一张他跟恩瑞克在他们的办公室前照的黑白合影。他看上去比以前瘦了些，但还很健壮，头发长长了，梳到了额后。他看起来心满意足，踌躇满志。 我翻过照片来看他写了些什么。“我是一个人：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我都不能袖手旁观。”我在一条潮湿的石凳上坐了下来，不禁潸然泪下。 有时我在纽约走着，走到我们常去的地方，就会有什么东西勾起我对他的回忆，那么生动，那么强烈，简直让我无法呼吸。过去，我认为爱一个人爱到如此地步可能并不是件好事，一想到你失去了你的爱人，你就会痛不欲生。然而现在我改变了看法。 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是一个英雄。”我在心里笑了笑，想，他会怎么看呢？他不是英雄。史蒂文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的思想的平凡之人。从他身上，我得到了力量和勇气。我只知道人的灵魂是多么的脆弱，然而他却教会我人类精神的奇迹就是给予。 无论你如何建立了一份感情，你都必须继续维系这份感情。 ——苏珊·布拉德利
爱，何必要心痛
沙西蒂··F·帕森斯 在9月美丽的夜晚散步不应该成为故事的结尾。月很圆，树叶在脚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空气清爽而新鲜。跟我们一样，邻居家的猫像往常一样在黄昏时分出来散步，出来倒垃圾的莫特夫人冲着我们友好地招了招手。 现在，我孤身一人呆在家里，漫无目的地绕着屋子走来走去，想着那些存有他的印迹的地方。卫生间盥洗池上的牙杯里过去放着两把牙刷，现在只剩一把了。剃须膏和剃须刀都不见了。巧克力奶油冰淇淋还在冰箱里躺着，那是他最爱吃的东西。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每间屋子都那么整洁，都是他精心收拾的结果。 我打开衣橱，虽然明明知道我帮他打理行囊时什么都没漏下。我看了看衣橱的底层，想找到他不小心落下的鞋带或运动鞋。要是我当时没收拾这么干净该多好啊！我看着衣橱里腾出的空间，想起他那刚刚上了浆的衬衫。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想，这种痛苦何时才是尽头。那个夜晚我记得清清楚楚：它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说，眼里含着泪花。他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渗透着深深的痛苦。 “我爱你已爱到深处，你走吧，我不会阻拦。”我说。一想到要失去他，我的心就感到阵阵刺痛。我们为了能够在一起，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是，我们的家人似乎都无法理解我们为何会走到一起；他们都因为我们年龄相差16岁而深感不悦。 “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你。我们有那么多梦想还未实现。”他说。 我想到了我们的一些梦想，譬如说一起买一座房子啦，继续我未完成的学业啦。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谈论着共同的梦想，一直谈到天亮。我们的爱与日俱增，灵魂也日益得到净化。我想到我们的狗和猫，它们都失去了一个疼爱它们的朋友。 我们紧拥着彼此。我们努力了那么久，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些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了。泪水浸湿了我们的脸和衣服。我一边啜泣，一边发着抖。我不想哭，不想让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更加为难。我太爱他了，从不曾想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痛苦。 “我来帮你打点行李。来吧——如果我们真要这么做的话，那现在就必须得做了，否则一会儿我就舍不得让你走啦。”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开始收拾。卫生间里有他的牙刷、梳子和吹风机，衣橱里有他的衬衫、背带裤和领带，卧室里有他的毛衣、浴袍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一边收拾着他的东西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发愣。我不得不放他走。这对他，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从来不想让他觉得是我给了他羁绊。如果他留下来，那他肯定会后悔这个决定，我不能让他这样。 我帮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车里。我们关上了车门——给那个夜晚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我们抓住对方的手，离开车子去散步。我们手牵着手，轻柔地说着话。那时已是深夜，我记不清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用大拇指不停地抚摸着我的手。走着走着，我的眼里又涌上了泪水。我好想再靠他近一些，可那样只会让我更加难以离开他。最后，几乎是出于偶然，我们又走回了他的车边。 我们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住彼此，发疯般地抱住彼此，不愿分开。 “我真的不愿这样。”他呜咽着说。 “我知道。” 车子开动了。我站在走廊上，一直看着车的尾灯消失得无影无踪。良久，我一直呆在那儿。我在台阶上坐了下来，盼着他掉转车头，让一切都回到过去。我向上帝祈祷，愿他能再次回到我这里。我真的需要他呀。 我做了应该做的，但那痛苦却是这样的强烈。我一直哭啊哭啊，直哭到头嗡嗡作响，眼睛也火辣辣地疼。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会一听到电话铃或门铃响起就飞奔着去接电话或开门。我的失落感是那么的强烈，我渴望他的双臂。我动不动就泪如雨下，觉得周围全是他的影子。整整两天，我一个人呆在床上，一边看着一部只能让我哭得更凶的悲剧，一边吃完了所有的巧克力奶油冰淇淋。 我在浴缸里泡了许久。我泡到水都变凉，接着又换水把浴缸重新注满。有时直到冷得打起寒战来我才意识到水已变凉。 我沿着我们每天必走的小路走着。我没跟任何人说起我的痛苦。这是我自己的痛苦。这是他留给我的惟一的东西，我不想让别人来分享。 后来，一个星期一的晚上，门铃响了起来。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但一有电话响或有人按门铃，我还是飞奔了过去。我总是希望是他，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次真的是他。我披上旧的法兰绒浴袍，奔下楼梯，一边跑一边打开了灯。我把门开了一条小缝，从缝里向门外看去。站在门口的正是我亲爱的宝贝。我站在那儿好久，接着一把推开了门，伸出双臂紧紧地拥住了他。我哭了。他也哭了。 “我不能离开你。”他说。 “我也不能。”我流着泪，笑了。
“遭遇”婚姻
克里斯汀·D·马雷克 姐姐波尼被刚刚闯入她生命中的这个男人迷得神魂颠倒，确信他就是“命里注定”的另一半。奥尼身材健美，平易近人，体贴入微，感情敏锐，又能逗她开怀大笑。在他第一次吻她之前，他说他是那种在一段时期内只跟一个女孩儿约会的人。在他们第四次约会时，他告诉波尼说，他会娶她为妻。 于是，当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奥尼并未求婚时，波尼就开始促使他作出进一步的承诺。然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二个情人节奥尼也没有什么表示，波尼决定时候已到——该下定决心了。她开车朝他家驶去，一路上都在反复背诵着她想对他说的话。她知道自己必须得在他的精力完全集中在她身上时到达——在公牛队比赛开始前插播广告的那一小会儿，或者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要简洁明了( 女人花:女性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http://www.xlawen.org/kan/736/ )
爱组成的图画
琳达·杜妮温 196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隐隐约约的月光洒在福特车白色的引擎罩上。我家的车道两旁是两排粗大的、长满了青苔的橡树，杰森开着车在橡树间摇摇摆摆地穿梭着。出于害羞，我静静的坐在副驾驶座上，靠着车门，把玩着我那头棕发中因喷了发胶而硬梆梆的一绺。一盏路灯照亮了我的家，车就在灯下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有好一会儿，杰森一直没有熄灭引擎。我小声叹了口气，只有我自己能听得到，最后偷偷瞥了一眼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这张唇衬着他高高的鼻梁，使他看上去更加英俊。我整个高中时代都在梦想的约会即将以一张“我们下辈子再见吧”的字条而告终。 杰森在我家门口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说：“琳达，有机会我们再见面吧。” 我本来想好了要说些什么，可那些话就像花生黄油一样粘在了我的舌头上。于是我没有说什么鼓励他再约我出去的话，而只是笑了笑，说：“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我们互道了晚安，门口停车处刺眼的光照得他眯起了眼睛。接着，他望着我，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就仿佛是在照快照一样记录了这个时刻：夏日湿热的空气碰触着我们紧握的手，月光穿过我家院子里高高的松树洒下来，蛐蛐在我们身边奏着交响曲。甚至他喷的古龙香水与树木的味道混在一起的气味也没有逃过这张快照。 他走后，我关上灯，心就像是一颗沉入大海的石头。“我葬送了跟杰森约会的机会！”我大声嚷着，在一片漆黑中独立着，靠着半开半掩的门。我听着远处他的车发出的轰鸣声，心想，等他再打来电话，恐怕我的电话机已罩上厚厚的一层佐治亚州的尘土啦。那天晚上，我把遭到拒绝的滋味吞了下去，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一连好几天，我都沉浸在对自己的厌恶中，要不是我为了所谓的“完美的约会对象”而死要面子，导致我掩藏了自己的真实个性，我可能早就品尝到浪漫的滋味了。倘若杰森不那么受人欢迎，或者没那么聪明，再或者他长着一张卡西莫多（法国作家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驼背敲钟人，长相丑陋——译注）的脸，我就不会害怕向他展示真实的琳达了。可是他身兼数职，既是橄榄球队和篮球队队长，又是班长，还在我们这个小镇上的电台做音乐节目主持人。我除了被他的能力和威望所征服外，还被他的英俊相貌所倾倒，而他的聪明机智又让我肃然起敬。 想起即将进入大学，我便很快把对杰森的短暂的情感连同我会被拒绝的感觉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23年后，我在一次班级聚会上又见到了他。 “你看上去好极了！”杰森一边拥抱我，一边说。我注意到他的双鬓已染上了秋霜，就跟乔治·汉密尔顿的一样。我们随意地聊着，可是没过一会儿，旧日的恐惧又浮上心头，弄得我很不自在，于是我便招呼来一大群旧日同窗跟我们一起聊天。 1996年春，那时，盖尔·西在她的《旅途》一书中所罗列的成年人的危机，我大多都已经经历了。一天，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很有男人味儿的声音，我很是惊讶。他说我的名字时兴高采烈，让我怀疑自己在《读者文摘》举办的抽奖中得了奖。 “琳达！听出我是谁来了吗？” “没有。”我说，一边在脑海里搜索我以前认识的所有男人。 “我是杰森啊。” 我先是吃了一惊，接着我和杰森就开始谈起上学时的零零碎碎。我们就像是两个活泼顽皮的五岁孩童，一头扎进了记忆的沙堆，笑着大谈我们当时所做的许多有意思的事。带着一份诚实，我们探讨了彼此的人生、过错和失败，这让我们彼此都感到很舒服。我们的友谊就在真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突然，杰森问了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 “琳达，你还记得毕业后我们的那次约会吗？” “嗯，我记得你那辆白色老福特车。” “我们当时都怎么了？你怎么看那次约会的？” 我大笑起来。“你拒绝了我！你一次电话都没再打过！” “不，琳达。让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我当时很不自信。”他坦言说，“你有些孤傲冷淡，而我住在镇上的贫困区。我配不上你。我不敢再见到你。但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惦记着你！” 他的告白是那么的甜蜜，我堆积了34年的遭人拒绝的高墙呼地一下倒塌了，就像是压在奥利奥奶油饼干盒子最下面的曲奇饼干被压碎了似的。第一次，我看到了真实的杰森——一个敏感、诚实、富有爱心的男人，一个跟我一样有着恐惧感的男人。 现在已是仲夏，而我已把昔日我对杰森的“快照”换上了新的内容——比如说，每个黄昏，当一缕金色的阳光扫过宽阔的河面洒在绿草如茵的岸边，杰森和我就坐在岸上。这一幕，我的感觉就把它记录了下来。或者是当我们把脚悬在浮动船舷边，看着河心的水起起伏伏地跳着芭蕾舞时，我记录下了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帆船的声音。 最美的便是由温柔的拥抱、开心的大笑以及两个有勇气一同拍摄心灵快照的朋友间日渐浓厚的爱组成的图画。  
睡衣为媒（1）
埃伦·乌尔巴尼·希尔特布兰特 人们都期望着听说我由于精神错乱而参加了和平队，去为人类作贡献，或是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诸如此类。事实是这样的，我极其渴望冒险，而对于一个囊中羞涩、几乎连点零星资金都没有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最好的法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我22岁那年，我就去了危地马拉，住进了山顶的一座小土屋，离那儿最近的一条路也要走18公里。我搬进去的当天，迎接我的是一条响尾蛇，盘绕在用木头和绳子捆扎成的床底下。我拿着一把大砍刀对着它一顿乱砍。没过多会儿，就有一位路过的邻居停下来，指着那些在我那土坯房的墙壁中居住的昆虫，告诉我哪些“不会伤害”我，哪些“肯定会杀死”我。自从经历了毒蛇一事之后，每天晚上我拿着蜡烛凑到墙边，在上床之前用远足穿的靴子捻死几只蝎子啦、大毒蜘蛛啦，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在这种情形下，当我的一位在和平队服务的男性朋友邀请我跟他一起长途跋涉，去古老的危地马拉首都安提瓜，到那里的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吧里观看超级杯赛时，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邀请。 由于要在115华氏度（约摄氏度）的沙漠高温中长途跋涉、乘坐巴士，我便穿了一件紧身连衣长裙，懒懒散散地套在身上，把一头红发在头顶挽了个髻。等到了目的地，我们被太阳烤得够呛，浑身脏得不得了，只想往椅子上一靠，像个植物人似的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我的同伴竟然选在这个时候告诉我，我当时看上去是多么的糟糕。“最糟的是，”他说，“你那条裙子看起来像是件睡衣。你看上去就像是穿着睡衣似的。”他觉得他嘲讽我的话很是有趣，便转过头朝着我们周围其他的和平队志愿者和美国人一个劲儿地说：“喂，我说，你们看她是不是像穿了件睡衣？”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子慢慢回过头来，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觉得你简直美极了。”他说，然后又专心看起球赛来。他的话令我震惊得无言以对。 第二天，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里，琢磨出一个计划。在离开安提瓜之前，我向周围的人打听了一下，得知他叫弗兰克，跟我一样是和平队志愿者，住在离我那儿有十小时路程的村子里。我的任务就是安排我们两人在首都偶然邂逅。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志愿者们都会齐集那里，领取每个月的生活补贴。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约我出去了——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子从不会主动出击，更不会约一个男人出去。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循规蹈矩的女孩儿小时候在教区学校里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可是问题在于，那次集会后我确实见到了他，但他并未约我出去，而从那之后的六个月里我都没再见到他。于是，我做出了我希望正规的教区学校能大力提倡的举动：我打破了陈规旧矩。 我给弗兰克去了一封信，邀请他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国独立纪念日舞会前夜与我在首都共进晚餐。我先是帮他回想起我是谁，最后告诉他，我会在约会前夕给他发封电报，通知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我在结尾写道，“那就别来见我，以后我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把信拿给当时在和平队办公室的所有男人看。“你觉得我写得怎么样？”我问，“我想确定这样说不会显得太直白，或是太愚蠢。”大家都响亮地回答说，你写得太完美了。一个亲密的朋友说：“我等这样的一封信都等了一辈子了。不要做任何改动。”于是我屏住呼吸，把信塞到办公室里他的信箱中，接着回家去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已经在18公里的山路上走了个往返。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奇怪而不幸的事，牵扯到三条响尾蛇、一只鸡和一块大理石石板，我最后又搭车回到了大使馆，填写一份报案表。这是我第二次离他的办公室这么近，与第一次已隔了两天。我想，这时绕道过去瞧一瞧弗兰克是否已来过并看了信应该正是时候。我从后门偷偷溜进去，差点儿就被他看见。他正坐在沙发边上看我的信呢。我看着他，他手中握着一支笔，身子向前倾了倾，开始动手写便条。我知道他没有察觉我就站在他身后，于是偷偷走近了一点儿，越过他的肩膀去看他写些什么。这样，如果情况不妙，我就可以从后门迅速逃走，而不必忍受当面被拒绝的羞辱。“亲爱的艾伦，”他在信的开头写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给我发电报，我都会立即去与你相会。”一下，两下，三下……我不住地捅他的肩膀。他见到我，满脸的惊讶，我笑了笑，说：“我在这儿呢！” 我们手牵着手溜达到了“汉堡王”——这在那个地区就算是非常奢侈的饭店了——筹划我们在未来一个月的第一次约会。我们确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还谈到了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政治，没想到我们的观点竟完全一致。后来我们又溜达到了我返程的车站，挥别前，他还亲了亲我的脸颊。等我终于回到家，夜色已深，我定下心来，凑着烛光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写了封信。信末我又添了句附言：“我刚刚跟我将要托付终身的男人约会了。” 我们原本约在7月4日那天在首都共进晚餐，未料到最后竟连着一个星期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了。三个星期后——这比我们计划的下一次见面提前了一个星期——一位憔悴的同事经过艰苦跋涉爬到了我所在的山顶，给我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这样的：“我们再也不要分开这么久了。爱你的弗兰克。”于是我们就安排每个月有一个星期要到对方所在的村子去工作，这样便如愿以偿了。圣诞前夜，就在他第一次对我说我很美的那个小镇上，在一座古老的寺院里，他跪下来请求我嫁给他。
睡衣为媒（2）
在那个美妙的晚上，夜色愈来愈深，我们就找了一家静谧的饭店，就着葡萄酒、奶酪和烤羊肉庆祝我们的好运——这跟我们平日里吃的豆子啦、鸡蛋啦简直太不一样了。在美国中部，圣诞节是全家聚会的节日，因此我们就成了小饭店里惟一的顾客。直到我们吃了一半的时候，才进来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在我们旁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真奇怪，我们在心里琢磨，到处都是空位子，他们怎么就坐在我们身边呢？不过，我们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不再理会他们。用完晚餐，我们起身准备走进茫茫夜色中去，突然那位老妇人伸出手碰了碰我的胳膊。“不好意思，”她一边握住我的手，一边说，“我不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打扰你们，但是我必须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两人看上去那么幸福，这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弗兰克冲我点了点头，微笑着答道：“是的，夫人，这确实是个特别的时刻。今晚，我请求她做我的妻子。”老妇人转过头去凝视着那位老先生，两人会心一笑。接着那位年迈的绅士先是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未婚夫，对他说：“50年前的这个夜晚，我做了同样的事。在这个圣诞前夜，我们祝福你们像我们一样永远幸福快乐。” 那年春天，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结婚，家人和我们珍视的朋友都来参加了婚礼。一个女孩不仅带来了一份礼物，还带来一封两年前我写给她的信。信末有句附言：“我刚刚跟我将要托付终身的男人约会了。” 如果我们不去体味彼此的空虚，我们就不会找到唾手可及的深深的爱。 ——黛博拉·奥利弗
成双成对与孤男寡女
丽兹·柯蒂斯·希格斯 我是一个年逾30却还一直单身的女人，根本不在乎结婚典礼。不，不仅是不在乎，我实在是讨厌结婚典礼。我总是坐在教堂内的靠背长凳上，看着人们成双成对地把教堂填满，就像是在往大平底船上装载货物似的。而我就一直小声嘀咕：“我的另一半又在哪儿呢？”这个特别的婚礼惟一能让我看着顺眼的就是新婚夫妇对彼此表露无疑的爱意。 新娘跟我姓氏相同，这就意味着在她发誓的整个过程中，我在内心默默地跟她一起发了誓——嗨，不过是以防我永远没有机会对自己说这些话，要么是为了我某一天果真结婚而作演练。仪式结束后，我注意到一个男人独自坐在我后面的第二排，他相貌英俊，面带微笑，而且左手上没戴戒指。嗯，我隐约知道他跟新郎道戈一起在电台工作。我决定要更多地了解他，于是便朝他走去，心想：不管那么多了，至少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嘛！ 于是我真的向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回了我一句问候。我们两人微笑着，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他问道：“教堂前面高悬着的那个雕塑是什么呀？”那个雕塑是用比较随意的艺术形式表现的十字架，在教堂里并不罕见。我想，可能他不知十字架为何物。嗨，可能他连上帝是谁都不知道呢！也许我该把这两者都向他介绍一番。于是我走出教堂，介绍了十字架、忏悔、洗礼、重生……等等，所有他需要知道的东西我都提到了。我滔滔不绝，把我所知道的都讲了出来，而他则一个劲儿地微笑着，不住地点着头。哎呀，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人！我自言自语道。接下来，我放慢了语速，调整了呼吸，说道：“那么现在跟我讲讲你自己吧。” “嗯……”他慢慢地说，“我是一位被任命的牧师。” 我一时无语。（这种情况可很少发生）“你是牧师？”我终于挤出一句话来。他嘴角轻扬着笑了笑。“你没骗我吧？”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刚才没讲错什么吧？” “你讲得很好。”他向我保证道，接着我们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比尔当时立即就觉出，我对他跟上帝的关系更感兴趣，而不关心他与我可能发生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这正是我吸引他的地方。这一点，以及我对自己的接受程度，哦，还有我大笑的样子！ 我们就这么站在那里，一直聊到教堂里空无一人，这时我想到我根本不知道婚宴在哪儿举行。比尔并未指给我行走路线，只是说：“干吗不跟着我走呢？” 我一百个乐意。 在婚宴上，我们一边跟周围的人们寒暄着，一边注意着彼此，最终我们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想象一下吧）我们谈了更多，也分享了更多，最后我们互换了名片。“有空给我打电话吧。”我说。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过了四五天，比尔打来了电话。（后来他说，这是为了避免显得过于急切。）当时我不在家，但我的电话录音是开着的。我仍然记得回到家时发现平时的“0”变成了“1”的情景。对于一个多年未曾约会的单身女人来说，任何一个电话上显示不是“鸭蛋”的夜晚都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留言短而甜蜜。一个带着肯塔基人的鼻音的声音温柔地说：“不知你愿不愿意下周找个时间跟我一起出去吃顿饭？”我当然愿意。最后，他说：“请给我回个电话，丽兹。”我也不想显得过于急切，于是，在等待了四五秒钟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两周之后；而我们结婚的日期正好是在这之后的第八个月。（要不是订制一件婚纱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等不了那么久呢。）我们将永远感激丽兹和道戈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们从未想到，一个婚礼会促成另外一个婚礼。
马樱丹舞会
洛丽·沃恩特·艾伦 那时父亲还是得克萨斯州农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一学期上24个课时的课，通过在一个叫做“马铃薯饼店”的地方打工来支付大学的费用。马铃薯饼其实就是油炸圈饼，只不过它是用马铃薯粉做成的。 父亲每天清晨三点就要开始工作，把干净的报纸铺在地上，接着清扫落到地上的油脂和面粉。那年秋天，父亲总要跪在地上，从《金斯韦里记录》上撕下一页一页的纸。一天晚上，他迷迷糊糊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上。这个女子被称作当地农业局美丽女皇。在父亲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张天使的脸。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从纸上剪下来，对折了一下，塞进了他的钱夹。 转眼，六个月过去了。四月的一天，一个学生会的同学问父亲：“嘿，达雷尔，你去参加盛大的马樱丹舞会吗？” 马樱丹舞会是那一学年最大的交际盛事，但对于一个费尽千辛万苦来支付学费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这也是一个价格不菲的舞会。 “嗯，”父亲一边回答着，一边从钱夹里掏出那张照片，“要是你能让这个女孩儿作我的舞伴，我就去。” “爱普西？没问题，我跟她是老相识了。老兄，你必去无疑了。” 舞会那天，天下着雨。达雷尔从课堂匆匆赶往工作的地方，不慎把钱夹掉在了一个水坑里，爱普西的照片被水浸透了。他很是悲伤了一阵，但接着想起，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微笑着的年轻小姐本人了。 这次由别人安排的初次约会（至少对爱普西来说是这样的）就像你听过的童话故事一样。他们跳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舞。达雷尔觉得爱普西本人比照片上的她还要美。爱普西当时还在念高中，必须得赶在午夜之前回到家中。达雷尔陪着她走到她家门口，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说他很快就会打电话给她。他当时并未告诉她，当晚爱普西冲他灿烂一笑之时，她就从他钱夹里的照片上走进了他的心底。 14个月之后，达雷尔和爱普西订婚了。报上登出了照片，就是一年前达雷尔从纸上剪下来的那一张，因为那是他的最爱。 7月13日，是个星期五。尽管人们纷纷反对，说他们还太年轻，又信仰不同的宗教，再说在那样一个日子结婚太不吉利，但他们的婚礼还是如期举行。 40多年过去了，“马铃薯饼店”已不复存在，而我父母却依然相厮相守。我想对你们说，我长得跟我美如天使的母亲很像。但是，我从他们那里继承的爱的遗产比那重要得多。 不论几月份，只要那个月的13日是星期五，我们家就会庆祝一番。而父亲仍然随身携带着一张从报上剪下来的已经发黄了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有着深深的笑靥和天使般的眸子。父亲说，遇上母亲是他一生的幸运。 每一个真实地对待生活的人都会热爱纯真的爱情。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宽容大街”（1）
霍莉·菲茨哈丁 我低头看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笔迹，觉得墨水仿佛开始流淌起来，流淌成一条泪水和雪花混在一起的河。寂静笼罩在我的周围，这寂静无边无际，大片大片沉甸甸的雪花不停地从冬日纽约市的天空飘落。 我的心正忍受着爱和渴望的煎熬。我回想起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中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到达尼加拉瓜的情景，洋溢着他永远乐观的个性。 我最最亲爱的。信的开头总是这几个字。我最最亲爱的。我想你想得发疯，但愿你一切都好。我在这儿觉得十分受人欢迎。我的“诊所”就是一间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房间里摆了一张床、一张木桌和两把椅子。不幸的是，这里总是病人不断，不过，正因为这，我更为自己来到这儿而感到高兴。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恩瑞克。他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他竟然能听懂我那一口蹩脚的西班牙语！我一直在跟他讲关于你的事情。我每时每刻都盼着赶紧见到你。爱你的史蒂文。 我和史蒂文相遇在南非。当时我正在那儿拍摄一部关于种族隔离的纪录片，而刚刚从医院实习完毕的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一个叫作“无国界医生”的组织。我对他一见钟情。他高高瘦瘦，浑身散发着稳重和纯真。他的笑我也很喜欢。他常常笑，一笑起来，他那双常常充满疑惑的眼睛就变得炯炯有神，即使只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常常在他们在索韦托凑合着搭建的诊所里望着他。我总能在那儿看到他，他的坚持直接源自他的心底。他相信他人，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他们都寄予希望。 那是一个星期二，他问我可不可以带他一起去“黑人家园”，我好不容易才获准去那里拍摄。我同意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们一起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在坎坷的路上颠簸着，这一切注定了我们的友谊。我常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于是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我们跟他们有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默契。 他回到纽约后，我们继续保持通信往来。我再次踏上行程，去南美洲为“消失的事物”采集故事素材。我发现自己总是很迫切地等待着他的来信。信很长，语气很亲密，就像是我们俩在谈话一样。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慢慢了解了对方，而且，恐怕也了解了我们自己。当我终于回到纽约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史蒂文所在的医院找他。 一个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看到我站在那儿，他脸上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真希望我能捕捉住那一刻，把它像香水一样瓶封起来。他径直朝我奔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拥进怀里，给了我一生中最长、最甜蜜的吻。虽然我从未怀疑过他信中的话，但那一吻让我明白，我们只属于彼此。 我们来到一家小餐馆，那家餐馆以家常菜为特色，想念母亲做的肉馅糕的学生们常常光顾此地。那晚我觉得无比快乐，就像是好友相伴时的那种感觉。 我想我最爱史蒂文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喜欢谈话而不是看电视。他告诉我，我们在一起一定很般配，因为医生可以医治人的身体，而艺术家则可以医治人的灵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热爱摄影的人，就像他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一样。 我们一起在“宽容大街”上找了一家公寓。他很喜欢这条街的名字，觉得它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因为他相信，我会以我的宽容来容忍他没有定点的生活，而同样，他也会容忍我“艺术家的脾气”。这倒并不是说，他从未抱怨我情绪忽好忽坏，“只是我要避开你的那个地方在百万英里之外，我没法去。”然而就在我们相遇后的第二个圣诞节之前，他决定去尼加拉瓜一个偏僻的村庄。 当时我们正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孩子们用一条条的金属箔和他们的画装点了走廊那浅绿色的墙壁。 我问他为什么要走。 “为了钱。”他找了个借口。 “好吧，”我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过得很愉快呢。” “我一走，这儿就会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另外，你不是总说，如果你能帮忙的话，你会帮的。不记得了吗？” 他问得我哑口无言。我提醒自己，每次我要离开去继续搞某个项目的时候，他虽然很为我担心，但从未反对过。于是我只好问：“什么时候离开？” “二月份。” “好吧，”我说，“我想我们最好开始给你补一补西班牙语。” “吻我一下。”他说。 我用西班牙语纠正他说：“吻我一下。”然后吻了他。 我们又开始了书信往来。 我最最亲爱的。我最终让每个人都喜欢上了我，虽然他们不是被我的医术所折服，而是因为我在另一位医生的帮助下修好了他们的发电机。当好几座房子里的灯亮起来的时候，人们着实欢呼庆贺了一番。这里的人们都很温和，几乎可以说是羞涩，简直难以理解竟然还有人想伤害他们。下次来信给我讲讲你访问的详细情节吧。给你我所有的爱。史蒂文。 八个月后，在收到恩瑞克的来信后，我来到了尼加拉瓜。信中他告诉我，这个村庄遭到了袭击，死了好多人，包括史蒂文。当时他正在田里照顾一个受伤的孩子，不幸中弹。 我站在寂静的雪中，慢慢打开了史蒂文留给我的信。他说“万一发生什么不幸”，就让我读这封信。
“宽容大街”（2）
我最最亲爱的，你永远都是我最最亲爱的人。我可以说，我现在正跟那些需要我的帮助和爱的人长眠在一起。在这个我本以为只有悲哀的地方，他们给了我友情和欢乐。继续走下去吧，我的爱人，要记住，我永远都会陪伴你左右。史蒂文。 他在信里夹了一张他跟恩瑞克在他们的办公室前照的黑白合影。他看上去比以前瘦了些，但还很健壮，头发长长了，梳到了额后。他看起来心满意足，踌躇满志。 我翻过照片来看他写了些什么。“我是一个人：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我都不能袖手旁观。”我在一条潮湿的石凳上坐了下来，不禁潸然泪下。 有时我在纽约走着，走到我们常去的地方，就会有什么东西勾起我对他的回忆，那么生动，那么强烈，简直让我无法呼吸。过去，我认为爱一个人爱到如此地步可能并不是件好事，一想到你失去了你的爱人，你就会痛不欲生。然而现在我改变了看法。 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是一个英雄。”我在心里笑了笑，想，他会怎么看呢？他不是英雄。史蒂文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的思想的平凡之人。从他身上，我得到了力量和勇气。我只知道人的灵魂是多么的脆弱，然而他却教会我人类精神的奇迹就是给予。 无论你如何建立了一份感情，你都必须继续维系这份感情。 ——苏珊·布拉德利
爱，何必要心痛
沙西蒂··F·帕森斯 在9月美丽的夜晚散步不应该成为故事的结尾。月很圆，树叶在脚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空气清爽而新鲜。跟我们一样，邻居家的猫像往常一样在黄昏时分出来散步，出来倒垃圾的莫特夫人冲着我们友好地招了招手。 现在，我孤身一人呆在家里，漫无目的地绕着屋子走来走去，想着那些存有他的印迹的地方。卫生间盥洗池上的牙杯里过去放着两把牙刷，现在只剩一把了。剃须膏和剃须刀都不见了。巧克力奶油冰淇淋还在冰箱里躺着，那是他最爱吃的东西。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每间屋子都那么整洁，都是他精心收拾的结果。 我打开衣橱，虽然明明知道我帮他打理行囊时什么都没漏下。我看了看衣橱的底层，想找到他不小心落下的鞋带或运动鞋。要是我当时没收拾这么干净该多好啊！我看着衣橱里腾出的空间，想起他那刚刚上了浆的衬衫。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想，这种痛苦何时才是尽头。那个夜晚我记得清清楚楚：它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说，眼里含着泪花。他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渗透着深深的痛苦。 “我爱你已爱到深处，你走吧，我不会阻拦。”我说。一想到要失去他，我的心就感到阵阵刺痛。我们为了能够在一起，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是，我们的家人似乎都无法理解我们为何会走到一起；他们都因为我们年龄相差16岁而深感不悦。 “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你。我们有那么多梦想还未实现。”他说。 我想到了我们的一些梦想，譬如说一起买一座房子啦，继续我未完成的学业啦。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谈论着共同的梦想，一直谈到天亮。我们的爱与日俱增，灵魂也日益得到净化。我想到我们的狗和猫，它们都失去了一个疼爱它们的朋友。 我们紧拥着彼此。我们努力了那么久，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些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了。泪水浸湿了我们的脸和衣服。我一边啜泣，一边发着抖。我不想哭，不想让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更加为难。我太爱他了，从不曾想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痛苦。 “我来帮你打点行李。来吧——如果我们真要这么做的话，那现在就必须得做了，否则一会儿我就舍不得让你走啦。”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开始收拾。卫生间里有他的牙刷、梳子和吹风机，衣橱里有他的衬衫、背带裤和领带，卧室里有他的毛衣、浴袍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一边收拾着他的东西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发愣。我不得不放他走。这对他，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从来不想让他觉得是我给了他羁绊。如果他留下来，那他肯定会后悔这个决定，我不能让他这样。 我帮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车里。我们关上了车门——给那个夜晚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我们抓住对方的手，离开车子去散步。我们手牵着手，轻柔地说着话。那时已是深夜，我记不清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用大拇指不停地抚摸着我的手。走着走着，我的眼里又涌上了泪水。我好想再靠他近一些，可那样只会让我更加难以离开他。最后，几乎是出于偶然，我们又走回了他的车边。 我们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住彼此，发疯般地抱住彼此，不愿分开。 “我真的不愿这样。”他呜咽着说。 “我知道。” 车子开动了。我站在走廊上，一直看着车的尾灯消失得无影无踪。良久，我一直呆在那儿。我在台阶上坐了下来，盼着他掉转车头，让一切都回到过去。我向上帝祈祷，愿他能再次回到我这里。我真的需要他呀。 我做了应该做的，但那痛苦却是这样的强烈。我一直哭啊哭啊，直哭到头嗡嗡作响，眼睛也火辣辣地疼。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会一听到电话铃或门铃响起就飞奔着去接电话或开门。我的失落感是那么的强烈，我渴望他的双臂。我动不动就泪如雨下，觉得周围全是他的影子。整整两天，我一个人呆在床上，一边看着一部只能让我哭得更凶的悲剧，一边吃完了所有的巧克力奶油冰淇淋。 我在浴缸里泡了许久。我泡到水都变凉，接着又换水把浴缸重新注满。有时直到冷得打起寒战来我才意识到水已变凉。 我沿着我们每天必走的小路走着。我没跟任何人说起我的痛苦。这是我自己的痛苦。这是他留给我的惟一的东西，我不想让别人来分享。 后来，一个星期一的晚上，门铃响了起来。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但一有电话响或有人按门铃，我还是飞奔了过去。我总是希望是他，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次真的是他。我披上旧的法兰绒浴袍，奔下楼梯，一边跑一边打开了灯。我把门开了一条小缝，从缝里向门外看去。站在门口的正是我亲爱的宝贝。我站在那儿好久，接着一把推开了门，伸出双臂紧紧地拥住了他。我哭了。他也哭了。 “我不能离开你。”他说。 “我也不能。”我流着泪，笑了。
“遭遇”婚姻
克里斯汀·D·马雷克 姐姐波尼被刚刚闯入她生命中的这个男人迷得神魂颠倒，确信他就是“命里注定”的另一半。奥尼身材健美，平易近人，体贴入微，感情敏锐，又能逗她开怀大笑。在他第一次吻她之前，他说他是那种在一段时期内只跟一个女孩儿约会的人。在他们第四次约会时，他告诉波尼说，他会娶她为妻。 于是，当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奥尼并未求婚时，波尼就开始促使他作出进一步的承诺。然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二个情人节奥尼也没有什么表示，波尼决定时候已到——该下定决心了。她开车朝他家驶去，一路上都在反复背诵着她想对他说的话。她知道自己必须得在他的精力完全集中在她身上时到达——在公牛队比赛开始前插播广告的那一小会儿，或者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要简洁明了( 女人花:女性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http://www.xlawen.org/kan/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