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部分阅读
开组织，暴露创面之后，医生们倒吸了一口冷气，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的骨头把半月板完全磨烂了，烂得就像树皮一样，骨头与骨头直接发生摩擦，属于陈旧性骨折。主治医生张伯勋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伤情，一般人一个星期都无法忍受，我完全不能理解，你竟然忍受了５年，简直是个奇迹！” 我笑着回答：“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志比钢铁还坚硬。” 动手术时，他们对我进行了硬膜外（半身）麻醉，又用一个蒙上白布的架子罩住我的头，怕我看到动手术时的惨状，可我却非常好奇，非要看一看不可。想当年关羽刮骨疗伤，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泰然处之，令后人敬仰，今天我难道连看一下的勇气都没有？自己做手术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放过岂不可惜？于是我偷偷地摸了一把手术刀，把架子上的白布割了一个小孔，通过这个小孔，我目击了手术的全过程。那种血腥的场面并没有让我感到很害怕，相反，我还有点欣慰，毕竟我战胜了病痛，还战胜了我自己。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2）
下手术台的那一刻，我笑了。医生问我笑什么，我回答：“如果敌人把我抓住了，他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不管他们使用何种手段。” 医生们却没有笑，他们很严肃地、很钦佩地朝我点了点头。 其实，在这５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回北京。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我家先在宣内的东松胡同１５号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西草场８９号。当时我完全可以找中国最好的医生看病，可以进最好的医院，但我根本就没打算诊治，原因非常简单：我想用这个病痛来锻炼自己，用实际行动来考验意志，向老革命学习，准备将来接好革命的班。 现在看来，这非常不科学，也完全没有必要。尽管如此，这５年的病痛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好的副产品——培养了我超人的意志。连这种伤痛都能长期忍受，还有什么困难能征服我呢？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两次生死考验值得一书：那是在我从事私人侦探职业以后的事情，两次车祸，让我相信了一句老话：“做好人难，但好人一生平安。” 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情了。 ６月２６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一批毒犯死刑，其中有一个死囚犯叫张雨。他被枪毙的时候，刚满１８岁。 ６月２６日，张雨的父亲没去刑场，独自坐在家里，一枝一枝地抽着烟，临近中午，他打开电视机，午间新闻正好播放儿子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新闻。儿子被拉上刑车的那一瞬，他稚嫩的脸上居然泛起一丝桀骜不羁的笑——这让电视机前的父亲感到毛骨悚然，备感恐怖，他一阵眩晕，昏倒在地。 张雨的父亲是我的委托人，是他让我追踪他儿子下落的。 事情发生在１９９５年３月，这位父亲把单位的２８万元现金带回家，存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第二天，当他去开保险柜拿钱时，突然尖叫一声，吓得面如土色：保险柜已被焊枪切割，柜中的２８万元钱不翼而飞。 家中肯定有强盗光顾。可门锁好好的，窗户也未坏，家里２４小时没离人，强盗不可能进来。即使进得来，也不可能用焊枪大张旗鼓地切割，何况，没人知道他带了２８万现金回家。分析来分析去，惟一的可能就是出了家贼！是谁呢？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张雨。 巧的是，张雨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儿子有重大嫌疑！他旋即展开调查，调查越深入，他越感到震惊和伤心：小小年纪的张雨居然吸毒，而且已有３年的“毒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他这个当父亲的像一下坠入冰窟，心坎上犹如被插了一柄尖刀，想哭哭不出来，心里的血却在汩汩直冒。 在感情与理智的激烈较量中，他选择了大义灭亲的义举，他向警方报了案。从派出所出来时，他感到天地如此苍凉，一种从灵魂深处漫上来的悲哀淹没了他。他清清楚楚地明白迎接儿子的将是什么！ 万念俱灰之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又迫不及待地找到我，想请我出面找儿子，督促儿子投案自首。 行动是从张雨失踪的第３天开始的。当天，我就把张雨在成都的３个落脚点监控了起来。下午１点，玉林村监控点有了重大发现，张雨与另外一个小伙子开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回到了玉林村。１０分钟后，他俩取了一个包又开车走了。白色桑塔纳向都江堰方向疾驶而去…… 我驾驶一辆摩托车悄悄跟上，尾随而去。那时，我的调查工具只有摩托车，条件非常简陋，如果换成现在，我肯定不会出这次车祸。别的不说，我决不会骑摩托车去追踪他，我一定会开上我的奥迪Ａ４。 桑塔纳越开越快，出城之后以１１０公里的速度狂奔。 摩托车也以１１０公里的速度呼啸起来。 桑塔纳又逐渐加速了， １２０、１３０公里，眼看着摩托车渐渐跟不上了，我眼里直冒火，再次提速跟上。这时，意外发生了，摩托车突然出现“胀缸”故障，后轮瞬间抱死，此时的我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 伴随着一串尖厉刺耳的金属磨擦声，摩托车腾空而起，翻滚而去，路面上留下了４０多米刮痕，我和我身后的女同事一并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许多路人以为血肉模糊的我已经死了，我醒来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死亡，因为当我挣扎着坐起来时，在我眼帘出现一张巨大的黑幕自上而下地缓缓降下，如同我２０年前在北京展览馆大剧院看巴蕾舞剧剧终时的情景，只不过我依稀记得那是一张紫红色的、底部点缀着金黄｜色流苏的非常华丽的大幕，而我面前的黑色幕布却是黑得无与伦比的纯净和华贵，“它难道在向我预示我生命的演绎即将结束……”我用我仅存的一点意识竭尽全力地想着…… 原来人的死亡仪式竟然如此庄严肃穆…… 如此美好…… 我的潜意识发出由衷的赞叹。 然而，黑幕已经接近我视界底部，我也准备好认真欣赏死神对我的最后洗礼，忽然我的耳边传来围观群众的说话声…… “不，我还没死，人死时大概听不到声音，应该是‘死一般的寂静’才对…… “那么？我……对了，我可能是大脑缺血，所以出现黑幕，不要紧，躺下试一试能否恢复脑部供血。”我的潜意识迅速替我选择了新的方案。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3）
于是我慢慢躺下，闭上了双眼，鼻子嗅到了刚刚长出嫩叶的青草的芳香，耳边听着人们对我伤情的种种猜测，我意识到生命重新属于我自己了……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看到的是围绕着我的一些陌生面孔以及他们同情的目光，我还看到了蓝天白云。 我感到自己有些可笑，一点轻伤而已，居然还想到死。我试图爬起来，想去看看我的同事是否也受了伤，可是我刚刚动弹一下，就感到体内撕心裂肺地痛，我意识到这一次可能不像以前的伤痛那么轻松，但是无论如何也要起来啊，躺在这里总是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我同事的情况还不清楚，也许她需要我去救助，毕竟她才１９岁，生命比我脆弱得多……想到这里我硬撑着站起身，看到离我十几米的路边行道树旁我同事小陈的身影，她面朝我匍匐在地上，泪眼婆娑地望着我…… 我想她可能以为我死了，是挣扎着爬过来的。我对她苦笑一下说：“我还活着……没事的，我们必须去医院，我可能有麻烦，你感觉怎么样？能起来么？” 小陈手撑着地，颤颤悠悠站了起来…… “原来你活着，我不要紧，就只是有点外伤，可能被你吓着了，浑身没力。”她说着便一步一步挪了过来，我看到她的手腕及膝关节处血肉模糊，但是比刚才精神了许多。 我忍住巨痛走到距我几米倒地的摩托车旁，拼尽全力扶起摩托车，踩了几脚启动杆，我想尽快赶去医院，但是摩托车就是不来电。 “你那个样子还骑啥子摩托车？叫个三轮赶快去医院吧，前边一公里就是乡卫生院。”我身旁的老乡用四川话提醒我。 我环顾四周，见公路边３０米外就有一处农舍，于是咬着牙将摩托车推进农舍小院，请主人替我保管几天，说好每天一元的保管费，取车再付。 公路上老乡为我招呼的三轮车已经在等我，我和小陈乘车来到乡卫生院。 这是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乡卫生院，不仅有Ｘ光机，还有Ｂ超设备，院长说这里可以做外科手术，不过现在是春播农忙季节，又是中午休息，除院长一人值班外，其他人员都在地里忙农活，有什么需要则必须到地里喊人。 我提出拍片做Ｂ超，如果确诊有内伤则需手术。院长看到生意上门喜出望外，赶忙去张罗了…… 我仔细检查了小陈的伤势，由于摩托车倒地瞬间她撞在我身上，所以只有几处表面擦伤，好在没有伤到面部，否则以后麻烦大了，我暗自庆幸她不要紧，却没有为自己担心，因为我相信我不仅命大，并且有忍受任何痛苦的能力，反正我已经走了一次鬼门关，只要有命在，我就稳赚不赔了。 两个小时过去，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也到齐了，我经过拍片和Ｂ超检查，被确诊为脾脏破裂，腹腔内大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院长答应亲自为我做手术，我终于放心了。 我被带到空无一人的手术室输液，护士长输液时偷偷告诉我，这个卫生院没有专业腹腔外科医生，做手术有些勉强，院长答应做手术是为了赚钱，反正要派车去都江堰中心血库取血浆，你不如随车到市人民医院去做手术更稳妥。 我随即向院长提出到市里做手术的要求，院长虽然心里不舒服，还是在收取了各种费用之后，送我上了救护车。 由于缺血，我一上车就休克，所以一路怎样我不得而知。 快到市医院时我醒了过来，耳畔满是凄厉的警笛声，我看到市医院的大门以及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纷纷走出住院部大楼，因为下班时间到了。 救护车刹在楼前，我开始意识模糊了，只觉得小陈扶我下车，护士长为我举着液体瓶，一进住院部大厅我就瘫软倒地，耳边尽是小陈的哭喊声：“救救他吧，救救他吧……” 我再次醒来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是医生把我摇醒的，医生说我血压已经快没了，如果不立即手术，我就没救了，可是麻醉药才刚注射，如果立即手术就等于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膛破肚，一般人无法忍受，问我选择痛苦还是死亡，我微笑一下，告诉医生：我是军人出身，也不是头一次做手术，给我一些纱布咬住就行了…… 医生看到我微弱但却无比坚定的目光，回头向他的助手示意：准备手术！ 由于失血太多，我的血管已经干瘪，无法插输血管，情急之中，医生只好把我脚上的肉皮切开，把里面的血管拉出来，进行强行灌血。 有了血液，我迅速恢复了知觉。我看到护士用镊子夹住几片纱布，放进我嘴里，我随即紧紧将其咬住，同时意识到下一步将是表皮切开…… 我的肚皮感到一丝凉意轻快地划过，我知道那是表皮切开，我并未感觉到痛。 当手术刀第二次划过，切开脂肪层的时候，我仍然未感觉到痛。 第三次是切开腹膜，手术刀刚探入我的腹腔，一股鲜血喷涌而出，把医生和护士全喷成了一个个血人…… 然而，这些都不痛，真正的痛是摘除了我的脾脏之后的腹腔探察，医生那戴了橡胶手套的手在我的腹腔内扯扯这里，拽拽那里，那种疼痛甚于皮肉之痛千万倍，我以前只是体会过皮肉之苦，从未料到肺腑之痛竟是能够让人宁愿死去，可是想死谈何容易，医生是不会答应的……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4）
我只有咬紧牙关，有什么办法？谁让我刚在医生面前吹过牛…… 我咬碎了纱布，甚至咬裂了右后臼齿，全部毛发都竖立起来，每个细胞都在膨胀，我不得不动员所有的意志抑制自己的喉咙不发出任何声响，以捍卫我的人格尊严…… 医护人员饿着肚子为我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手术，他们救了我的命，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挽救的是什么人的生命——尊贵或者贫贱，伟大或者平凡，尽管他们对我在地上磨得见了趾骨的左手看都没有看上一眼，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对于服务对象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查房，医生还在感叹：“真是命大！如果手术晚动１０分钟，或者你的体重再轻１０公斤，你就去阴间报到了。” 事后，我才知道，张雨开的那辆桑塔纳并不知道后面有人苦追，完全属于“飚车一族”，只是为了“刺激好玩”，体验“呼啸的快感”才疯狂开飞车的。 ３个月后，警方侦破了此案，张雨一伙被擒。 在我住院第二天，小陈背着我给委托人——张雨的父亲打过一次电话，她希望张先生能来医院看望我，因为她认为我没收他一分钱，还能舍命替他办事，应该得到起码是道义上的回报，但是她没有想到在张先生接电话的时候，他的夫人抢过电话，态度冷漠地说了一句：“我委托你办事，又没让你出事！”我后来从小陈嘴里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很寒心，决定从此不再接不付费用的案件，因为我几乎是以生命的代价领略了市场经济规律下的残酷无情。 因为我放弃了继续搜寻张雨的下落，３个月后，他被警方擒获，罪名是贩毒，尽管当时只有１７岁，也要等关满１８岁后等待死神的降临。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没有做到善待他人，命运也没有善待于他们。我尽管经历了生死考验，亏损了两万多元，但比起张先生及其夫人来说，我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我的另一次生死考验发生在２０００年４月，四川大学一个贵州遵义籍的大学生找到我，要求我去贵阳查一查他父亲的死因。 这是一个贫困学子，他的母亲死得很早，全靠他父亲一把尿一把屎地把他养大，含辛茹苦地把他送进了大学。他的父亲为人正道，谦虚谨慎，从不张扬，为了他没有再娶妻，在孩子眼里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伟大父亲”。他父亲生前在一家很不景气的小厂当会计，好不容易挣点钱，全都给儿子作学费和生活费。这位大学生现正面临毕业分配，苦日子就快要熬出头了，他很想报答父亲。可正在这时，他的父亲去贵阳出差，在一家小旅店里莫名其妙地死亡。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嫖娼时因兴奋过度死亡。 儿子不能接受这个死因，他认为父亲正直不阿、洁身自爱，从不拈花惹草，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风流鬼？他想不通，又没有办法查，只好找到我，请求一定要弄清楚他父亲的真正死因。 这个案子有点另类，也有点蹊跷，更富有挑战性，我果断地接下了这个案子。我带着助手，先后三次南下贵州。每次都是我亲自驾车从成都到贵阳，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其间甘苦自然不必言说。 最后一次，我独自去贵州，在四川叙永县境内遭遇大暴雨和泥石流，大雨倾盆，河水暴涨，公路上到处是塌方地段，我也多次遇到险情。本来像这样的天气，应该暂留下来，等天气好转后再出发。可我要去查找一个重要的证人，时间不容我停留，只好冒险上路。 偏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急速行驶在公路上，突然眼看前方山岩一处处往下流动，路基一段段向山下塌陷下去，我连忙刹车挂上倒车档，加大油门倒车，然而悲剧依然发生了，我脚下的公路迅疾塌陷，我想跳车，已经来不及了。 我、我的桑塔纳和我脚下的公路一起滑下了山崖…… 车祸发生在下午３点，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１１点了。天空还是暴雨如注，漆黑一片，时时划破天空的闪电，把大地照得雪白。我的车已经严重变形，我的身子还卡在车里，车厢里有雨水，还有混合着我的血水。我知道自己没有死，心里闪过一丝欣慰，没死就好，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我动弹不得，想呼喊却没有力气，想爬出车外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忍着剧痛，我开始了力所能及的自救行动，首先找到流血的地方，用牙把衣服撕成碎片，艰难地包扎好，然后开始想办法，让外面知道这里还有一个等待救援的活人。 可是，雨大雷大的，谁还在荒郊野外走夜路呢？但我不能等死呀，如果这样等下去，我绝对不可能活到明天，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努力总比无谓的等待好。我用目光搜寻车上是否有让我派上用场的东西，突然想起有一只手电筒，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可能在翻车时抛出了车外。我又想能否找到剩下的汽油，如果点着，就能出现一个“大目标”，可油箱已经不见了。 我搜寻了好半天，终于在口袋里找到了一个打火机，可泡在水里的打火机能用吗？试着打了一下，真是万幸，这只打火机居然能打出火光。这一丝光明让我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命大福大，天不灭我呀！但是，打火机的火光太微弱，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根本看不见。 我又开动脑筋，目光盯在了后视镜上面。如果用后视镜来反射打火机的火光，目标肯定要明显一些，而且可以反射到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度。后视镜已经严重受损，我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就把它摘了下来，打着打火机，用后视镜把微弱的火光向每个方向反射，我忍着剧痛很小心地照呀照，生怕打火机突然出现故障打不着，或者没有燃气了。我特别注意把火光投射到山上的盘山公路上，因为那里最有可能出现路人。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5）
或许天不灭我，或许命中有贵人相助，或许我的命本来就大，在我第４８９次打燃打火机的时候，有偷鱼的哥俩看见了我发出的信号。于是，这哥俩权衡了一会儿，决定放弃偷鱼，救人要紧。他们连忙下山，找到了已经虚脱的我，把我抬出了车外，送进了当地一家乡卫生院。于是，我又一次死里逃生，虽然断了４条肋骨但毕竟活了下来。 ３个月后，我再一次驾车去贵阳，终于查清楚了那位父亲的死因。正如警方所说，他的父亲的确是因嫖娼兴奋过度而死，几个关键证人的证词全都印证了这个难以让人接受的结论。他的父亲多年鳏居，在贵阳出差之际，禁不住诱惑，被一个三陪女生死活拉拽进了小旅店，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那位大学生得知这个结论时，沉默了足足５分钟，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第四节 我坐过３年牢（1）
我犯过罪，坐过３年牢，罪名是“私藏枪支弹药”。我把“牢狱之灾”看成一种“人生体验”， 我把这种生活称为 “另类体验”，我学会了思考，也学会了用最接近社会底层的思维方式观察人生。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创造的。我不像其他干部子弟那样，总是被笼罩在父母的光环里。我的父亲几乎没有给过我什么帮助，尽管有时候我很渴望得到他的哪怕一点点的关怀，但他没有给我。 １９６９年，我当兵半年，父亲来刘公岛视察工作，他似乎忘了他这个儿子还在部队服役。师长让我去见见父亲，说让我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我把晋见父亲当成了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而且要完成好。连里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干部子弟，更不知道我是魏伯亭的儿子。 当我走进父亲房间的时候，他正在埋头看一个什么资料，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我故意用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报告，他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示意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照办后，他还是在看资料，并没有理我，我感到万分失落。 又看了２０多分钟资料后，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小同志，你吃西瓜。”父亲居然没有认出我，他以为我只是一个通讯员之类的小兵而已。也难怪，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在刘公岛上战天斗地，开山挖洞，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皮肤被晒得简直就是“黑非洲”。 我老老实实地拿了一块西瓜吃了起来——因为这是首长的吩咐，我不得不服从。 “首长”又继续看他的资料，依然没有在意我的存在。我吃完西瓜后，还想吃，又不好意思说，不得不正襟危坐，尴尬不已。又过了半个小时，“首长”见我没有走，他又问：“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事情。” “那你就去忙你的吧。”父亲下了逐客令。 我立刻起身向外走去，刚走到门口，父亲叫我站住。我转过身来，见父亲一脸尴尬：“是军军吗？” “是！” 父亲认出我了，我心里一阵高兴。 父亲显得很内疚，他走过来，仔细端详了一番，又拍拍我的肩：“啊，结实了，硬朗了，与工农群众一样了，好！” 然后，他又问了问岛上的情况，又问我们学毛选的情况，俨然是一个首长的问话。我回答后，父亲又拍拍我的肩：“好好锻炼，你走吧。” 尽管见面有一个小时，但我们父子俩的对话还不到１０句。那个时候，亲情都搀杂着那个时代的革命意味，我是革命战士，父亲是革命干部。在革命这个字眼面前，连正常的亲情也显得格格不入。他从来不管我，我也从来没有沾过他的光，就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必须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受更大的累。 这是父亲第一次来看我，他居然没有认出我是他儿子。我感到很悲哀，也很无奈。 在我这一生中，父亲有一次是专门来看我的。那是１９８３年，我在四川石绵监狱坐牢的时候，因犯有私藏和买卖枪支弹药罪，我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３年有期徒刑。我入狱第二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在成都失踪，亲人和朋友均加入了寻找母亲的行动，成都军区还动用了侦察兵，几乎把成都市区都找遍了，《四川日报》还专门发了“寻人启事”。正是这则寻人启事，让父亲多了几分担心。他害怕我知道母亲失踪的消息后，不好好改造，甚至越狱出来寻找母亲，所以他来到了我所在的监狱。 他的红旗轿车直接开进了监狱大门。监狱方面在原则范围之内，或多或少地给了一些关照。在会见室里，我见到了父亲。他还是那么沉默，只是看着我，不言不语。当我叫他一声爸爸的时候，他眼睛突然一闭，眼角潮湿，我分明看到了晶莹的泪花。那是老人的眼泪呀，是这个从来不知道眼泪的刚毅军人的伤痛呀。 他还是一句话不说。在会见临近结束的时候，他起身走到我跟前，伸出手在我的肩上又拍了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出了门。 当红旗轿车消失在大门口时，我的眼泪唰地落了下来…… 说起我的３年牢狱生活，我颇有些感慨，这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我非常感念这３年，我从来不把这段生活称为“灾难”，而称为“体验”。普通人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他的经历普通，普通的生活只能成就普通的人生，普通的人生只能成就普通的事业。 英雄和枭雄的不同就在于，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终将成就大事业，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我不是英雄，但我有成就英雄的素质。这个时代没有英雄，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战争，我只能在暗夜里吟诵楚霸王的诗句，哀叹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凄美境界。我是一个私人侦探，这个职业如果干得好，干成中国第一，让老百姓个个翘起大拇指说好，成了他们心中的好口碑，也可以称其为“英雄”。 尽管大家不叫我“英雄”，而称我为“枭雄”，我听着有些不舒服，但想想曹操也属于“枭雄”，我“枭雄”一把又何尝不可？ 还是说说我坐牢的事情嘛。 １９８３年，那一年，我们国家搞了一次“严打”，我也被“打”了进去，罪名是“私藏枪支弹药”，被判了３年有期徒刑。
第四节 我坐过３年牢（2）
事情是这样的，我酷爱打猎，自己装配了一枝小口径步枪，买了２００发子弹，从部队转业时偷偷运回来一箱ＴＮＴ炸药。那枝枪装得很漂亮，花了我很多心思，也很有创意，被公安收缴后，我心疼了好久。装这枝枪，还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利用６０年代大比武剩下的废弃枪支，东拼西凑，从各种枪械上找零部件，自行设计自行装配，终于鼓捣好了一枝不错的小口径步枪。转业时，我把这枝枪带了回来，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箱ＴＮＴ炸药。 我准备用这枪和炸药去阿坝州的大山里打猎，据说那里有很多野物，野兔野鸡不用说，还有麂子黄羊黑熊等，听起来就让人兴奋。打猎是我的最大爱好，也应该是我军人生涯的延续，我渴望听到枪炮的声音，渴望闻到火药的气味。想着转业后，不摸枪不摸炮，那种心痒痒的滋味肯定不好受。所以，我把枪支弹药带回了家。我在部队的时候，大家都称我为神枪手，１０发子弹，基本上不是９８环就是９９环。我最擅长打炮，打迫击炮不装炮座板，用手持炮管，抵进射击，命中率相当高，这叫“打手感”。我还经常打榴弹炮和加农炮，那才叫过瘾。 我最喜爱的运动是打猎，在当兵前，山东威海市以西１０公里有一条几十米宽的小河，在它的入海口是一片几百亩的湿地，还有沿海岸线一字排开的数百米宽的松树林带。１９７５年我调到机关工作后，闲暇时我总会一个人来此狩猎，主要猎物是野兔和山鸡。 有一次为追踪一只被我打伤的野兔，我在松林转悠了半天，见天色已晚正要回营房，忽听远方有野鸭的鸣叫，我借着晚霞的余晖，看到一只野鸭从海面向湿地飞来，它边飞边叫在湿地上做了一次高空折返飞行后飞向大海……我看没有猎取的机会就骑车离开，刚走了几百米，仿佛又听到鸭鸣声，回头一望，发现这次有一小队野鸭来到湿地，他们掠着水面盘旋飞行三圈后复又离去…… 凭着侦察参谋的职业敏感，我意识到野鸭正在进行宿营地侦察：先是侦察尖兵，后是侦察分队，接下来应该是大部队行动……出于好奇，我在松林和湿地的接合部找了个隐蔽的位置坐了下来。此时晚霞几近退去，水面像镜子一样泛出淡淡的银光，约有１０分钟时间，我看到海面上空急速飘来一片乌云，隐约夹着阵阵风声，我几乎嗅到了随之而来的海水的腥味。当乌云距离我几百米时，我通过透空观察发觉这竟是上万只野鸭组成的大军！ 它们在空中盘旋，越飞越低，在飞第三圈时采取飞机俯冲的姿势径直扑向水面，激起大片大片的水花，水气扑面而来……鸭群降落后开始梳洗，嬉戏，水面上热闹非凡，然而在鸭群外围每隔１０米左右就有一只野鸭担任警戒，它们一直采取嘴部向外的姿势在水陆边缘沿固定路线循环漫游，转弯的时候也不例外。２０分钟后野鸭群一齐停止了喧闹，除警戒的哨兵以外，一律就寝，就像军营吹响熄灯号。它们把头颈埋进翅膀，靠在湿地的芦苇杆上一动不动。 我不由得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低级动物种群的活动组织得如此严密，竟如人类的军队一般！ 由于野鸭群在我猎枪的射程范围之外，我不得不悄然离去。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已然作好了猎鸭的准备：穿了高筒水靴，除猎枪外我还带了精度射击的小口径步枪，在野鸭侦察兵初步侦察离开后，我准时进入了水边的射击预备阵地。但是，野鸭的侦察分队还是发现了纹丝不动的我，它们的大部队始终没有出现，原因应该是我穿的便装暴露了我的形体轮廓。 第三次去湿地，我带了坐在水中的板凳、隐蔽枪支和人员的军用雨衣，由于陆军军服采用了高科技的伪装材料，可以隐蔽身体。这次我终于获得成功，一枪打了９只野鸭。之后我越打越多，当地农民祖祖辈辈在此打猎，从来没人能够打到海上的野鸭，因为他们从来不曾研究过自己的对手，他们称我为神枪手，都知道我的枪法好，却不知我还有尊重对手的大将风度、过人的观察力和智慧以及周密计划和审慎行动的才能。 从部队转业回成都后，我在一个藏族老乡那里买了２００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还花了４７元买了一把猎枪。为了取得合法的持枪证，我把枪带到成都市北校场派出所登记，当时的所长说暂时没有持枪证，让我缓一缓来取持枪证。 这一缓，就让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 当时，我们家住在成都军区大院的小院里，院子也很大，应该说藏匿一些东西是没有人发现的。我把这些东西放在锅炉房的楼上，那里有一个鸽子窝。平常难得有人去那里，果然，放了一两年都没有事情。但后来，意外还是出现了。 我们家养了很多鸡，由于吃得好玩得好，这些鸡都被养成了“飞鸡”。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这些鸡经常飞上树上去过日子，它们也渴望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这些“飞鸡”长大了，就成了“轰炸鸡”，黑压压的在院子上空盘旋，整得我家就像一个大鸡窝。看着心烦，决定对他们一个个施行极刑处理。这就忙坏了家里的炊事员，光抓鸡就够他忙的了。由于这些鸡野性十足，又会上树，他往往忙半天都很难抓住一只。有一次，一只大公鸡飞到了鸽子窝里，成了一只“瓮中鸡”，炊事员搬来梯子，爬上了鸽子窝，很顺利地把鸡擒获归案，也顺便把我的枪支炸药搬了下来。
第四节 我坐过３年牢（3）
当枪支弹药被放在院子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当时，我还在贵阳出差，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如果在的话，也不会有这３年的“牢狱体验”。 当时家里还有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是一个爱学习的小伙子，想参加当年高考，成天拿着一本书看。由于学习，他的本职工作就做得很差，我有一些情绪，就对他说：“你爱学习是好事情，但也不能不工作呀。”他有些不服气，嘟囔了几句。我生气了，要他在院子里开荒种菜。 就因为这件事，他和我结下了梁子。他很恨我，但又没有办法。那天，当枪支和弹药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犹豫，马上给军区保卫部打了报告。时逢１９８３年严打，保卫部很紧张，立即给地方警方通报了情况。地方警方如临大敌，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当时，我正在贵阳拍摄一部电影《贵阳风光》，这是一部向国外介绍贵州旅游的电影，贵州方面很重视。我作为制片人是四川省人才协会向贵州输送的人才之一，当时我的能量很大，好多导演都很重视我。因为我一是特别能吃苦，二是我可以办到别人无法想像的事情，例如调配飞机航拍，用坦克团的发电车去拍外景，找群众演员不花一分钱……我经常运用部队调配的统筹法来安排拍摄计划，让好多制片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又不得不佩服我。 我是在宾馆里被７个军人抓走的。他们进门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异常，他们个个神情严峻，目光里透着一般人没有的睿智和机敏，刚进门就很职业地摆开阵势，完完全全是特种兵的派头。我纳闷地问：“你们干吗？” “我们是成都军区的，找你有点事情。”他们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 “什么事情？”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下去就知道了。” 没有办法，我只得跟他们走下楼。刚出大厅，见宾馆门前停着一辆军车，他们让我上车。我以为是哪位战友给我开玩笑呢，故意给我来这样一个阵势，便老老实实上了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车里全是警察，他们的眼神和手中黑洞洞的枪口一样威严。 我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一声不吭给我戴上了手铐。 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有一点事情需要你回成都说清楚，说清楚就没有事了。请你配合我们执行公务。” 我懵了，脑子里全是一片空白。我努力地搜索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回成都的路上，我一刻都没有停止思考这个问题。想呀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想了 一遍还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我压根没有想到是枪支弹药出了问题。在我的意识里，在我的成长日子里，什么都不缺——包括枪。我从小就是摸着父亲的枪长大的，我根本没有料到“枪”会把我送进监狱。当时正值１９８３年严打，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弟都被打进去了，而且不容说情，处罚相当重。 如果不是１９８３年，我还有一线希望可能不会去蹲监狱。尽管当时检察院不予起诉，又说证据不足，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派出所也为我作?( "二奶"杀手的自白 http://www.xlawen.org/kan/737/ )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2）
下手术台的那一刻，我笑了。医生问我笑什么，我回答：“如果敌人把我抓住了，他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不管他们使用何种手段。” 医生们却没有笑，他们很严肃地、很钦佩地朝我点了点头。 其实，在这５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回北京。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我家先在宣内的东松胡同１５号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西草场８９号。当时我完全可以找中国最好的医生看病，可以进最好的医院，但我根本就没打算诊治，原因非常简单：我想用这个病痛来锻炼自己，用实际行动来考验意志，向老革命学习，准备将来接好革命的班。 现在看来，这非常不科学，也完全没有必要。尽管如此，这５年的病痛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好的副产品——培养了我超人的意志。连这种伤痛都能长期忍受，还有什么困难能征服我呢？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两次生死考验值得一书：那是在我从事私人侦探职业以后的事情，两次车祸，让我相信了一句老话：“做好人难，但好人一生平安。” 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情了。 ６月２６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一批毒犯死刑，其中有一个死囚犯叫张雨。他被枪毙的时候，刚满１８岁。 ６月２６日，张雨的父亲没去刑场，独自坐在家里，一枝一枝地抽着烟，临近中午，他打开电视机，午间新闻正好播放儿子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新闻。儿子被拉上刑车的那一瞬，他稚嫩的脸上居然泛起一丝桀骜不羁的笑——这让电视机前的父亲感到毛骨悚然，备感恐怖，他一阵眩晕，昏倒在地。 张雨的父亲是我的委托人，是他让我追踪他儿子下落的。 事情发生在１９９５年３月，这位父亲把单位的２８万元现金带回家，存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第二天，当他去开保险柜拿钱时，突然尖叫一声，吓得面如土色：保险柜已被焊枪切割，柜中的２８万元钱不翼而飞。 家中肯定有强盗光顾。可门锁好好的，窗户也未坏，家里２４小时没离人，强盗不可能进来。即使进得来，也不可能用焊枪大张旗鼓地切割，何况，没人知道他带了２８万现金回家。分析来分析去，惟一的可能就是出了家贼！是谁呢？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张雨。 巧的是，张雨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儿子有重大嫌疑！他旋即展开调查，调查越深入，他越感到震惊和伤心：小小年纪的张雨居然吸毒，而且已有３年的“毒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他这个当父亲的像一下坠入冰窟，心坎上犹如被插了一柄尖刀，想哭哭不出来，心里的血却在汩汩直冒。 在感情与理智的激烈较量中，他选择了大义灭亲的义举，他向警方报了案。从派出所出来时，他感到天地如此苍凉，一种从灵魂深处漫上来的悲哀淹没了他。他清清楚楚地明白迎接儿子的将是什么！ 万念俱灰之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又迫不及待地找到我，想请我出面找儿子，督促儿子投案自首。 行动是从张雨失踪的第３天开始的。当天，我就把张雨在成都的３个落脚点监控了起来。下午１点，玉林村监控点有了重大发现，张雨与另外一个小伙子开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回到了玉林村。１０分钟后，他俩取了一个包又开车走了。白色桑塔纳向都江堰方向疾驶而去…… 我驾驶一辆摩托车悄悄跟上，尾随而去。那时，我的调查工具只有摩托车，条件非常简陋，如果换成现在，我肯定不会出这次车祸。别的不说，我决不会骑摩托车去追踪他，我一定会开上我的奥迪Ａ４。 桑塔纳越开越快，出城之后以１１０公里的速度狂奔。 摩托车也以１１０公里的速度呼啸起来。 桑塔纳又逐渐加速了， １２０、１３０公里，眼看着摩托车渐渐跟不上了，我眼里直冒火，再次提速跟上。这时，意外发生了，摩托车突然出现“胀缸”故障，后轮瞬间抱死，此时的我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 伴随着一串尖厉刺耳的金属磨擦声，摩托车腾空而起，翻滚而去，路面上留下了４０多米刮痕，我和我身后的女同事一并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许多路人以为血肉模糊的我已经死了，我醒来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死亡，因为当我挣扎着坐起来时，在我眼帘出现一张巨大的黑幕自上而下地缓缓降下，如同我２０年前在北京展览馆大剧院看巴蕾舞剧剧终时的情景，只不过我依稀记得那是一张紫红色的、底部点缀着金黄｜色流苏的非常华丽的大幕，而我面前的黑色幕布却是黑得无与伦比的纯净和华贵，“它难道在向我预示我生命的演绎即将结束……”我用我仅存的一点意识竭尽全力地想着…… 原来人的死亡仪式竟然如此庄严肃穆…… 如此美好…… 我的潜意识发出由衷的赞叹。 然而，黑幕已经接近我视界底部，我也准备好认真欣赏死神对我的最后洗礼，忽然我的耳边传来围观群众的说话声…… “不，我还没死，人死时大概听不到声音，应该是‘死一般的寂静’才对…… “那么？我……对了，我可能是大脑缺血，所以出现黑幕，不要紧，躺下试一试能否恢复脑部供血。”我的潜意识迅速替我选择了新的方案。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3）
于是我慢慢躺下，闭上了双眼，鼻子嗅到了刚刚长出嫩叶的青草的芳香，耳边听着人们对我伤情的种种猜测，我意识到生命重新属于我自己了……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看到的是围绕着我的一些陌生面孔以及他们同情的目光，我还看到了蓝天白云。 我感到自己有些可笑，一点轻伤而已，居然还想到死。我试图爬起来，想去看看我的同事是否也受了伤，可是我刚刚动弹一下，就感到体内撕心裂肺地痛，我意识到这一次可能不像以前的伤痛那么轻松，但是无论如何也要起来啊，躺在这里总是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我同事的情况还不清楚，也许她需要我去救助，毕竟她才１９岁，生命比我脆弱得多……想到这里我硬撑着站起身，看到离我十几米的路边行道树旁我同事小陈的身影，她面朝我匍匐在地上，泪眼婆娑地望着我…… 我想她可能以为我死了，是挣扎着爬过来的。我对她苦笑一下说：“我还活着……没事的，我们必须去医院，我可能有麻烦，你感觉怎么样？能起来么？” 小陈手撑着地，颤颤悠悠站了起来…… “原来你活着，我不要紧，就只是有点外伤，可能被你吓着了，浑身没力。”她说着便一步一步挪了过来，我看到她的手腕及膝关节处血肉模糊，但是比刚才精神了许多。 我忍住巨痛走到距我几米倒地的摩托车旁，拼尽全力扶起摩托车，踩了几脚启动杆，我想尽快赶去医院，但是摩托车就是不来电。 “你那个样子还骑啥子摩托车？叫个三轮赶快去医院吧，前边一公里就是乡卫生院。”我身旁的老乡用四川话提醒我。 我环顾四周，见公路边３０米外就有一处农舍，于是咬着牙将摩托车推进农舍小院，请主人替我保管几天，说好每天一元的保管费，取车再付。 公路上老乡为我招呼的三轮车已经在等我，我和小陈乘车来到乡卫生院。 这是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乡卫生院，不仅有Ｘ光机，还有Ｂ超设备，院长说这里可以做外科手术，不过现在是春播农忙季节，又是中午休息，除院长一人值班外，其他人员都在地里忙农活，有什么需要则必须到地里喊人。 我提出拍片做Ｂ超，如果确诊有内伤则需手术。院长看到生意上门喜出望外，赶忙去张罗了…… 我仔细检查了小陈的伤势，由于摩托车倒地瞬间她撞在我身上，所以只有几处表面擦伤，好在没有伤到面部，否则以后麻烦大了，我暗自庆幸她不要紧，却没有为自己担心，因为我相信我不仅命大，并且有忍受任何痛苦的能力，反正我已经走了一次鬼门关，只要有命在，我就稳赚不赔了。 两个小时过去，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也到齐了，我经过拍片和Ｂ超检查，被确诊为脾脏破裂，腹腔内大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院长答应亲自为我做手术，我终于放心了。 我被带到空无一人的手术室输液，护士长输液时偷偷告诉我，这个卫生院没有专业腹腔外科医生，做手术有些勉强，院长答应做手术是为了赚钱，反正要派车去都江堰中心血库取血浆，你不如随车到市人民医院去做手术更稳妥。 我随即向院长提出到市里做手术的要求，院长虽然心里不舒服，还是在收取了各种费用之后，送我上了救护车。 由于缺血，我一上车就休克，所以一路怎样我不得而知。 快到市医院时我醒了过来，耳畔满是凄厉的警笛声，我看到市医院的大门以及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纷纷走出住院部大楼，因为下班时间到了。 救护车刹在楼前，我开始意识模糊了，只觉得小陈扶我下车，护士长为我举着液体瓶，一进住院部大厅我就瘫软倒地，耳边尽是小陈的哭喊声：“救救他吧，救救他吧……” 我再次醒来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是医生把我摇醒的，医生说我血压已经快没了，如果不立即手术，我就没救了，可是麻醉药才刚注射，如果立即手术就等于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膛破肚，一般人无法忍受，问我选择痛苦还是死亡，我微笑一下，告诉医生：我是军人出身，也不是头一次做手术，给我一些纱布咬住就行了…… 医生看到我微弱但却无比坚定的目光，回头向他的助手示意：准备手术！ 由于失血太多，我的血管已经干瘪，无法插输血管，情急之中，医生只好把我脚上的肉皮切开，把里面的血管拉出来，进行强行灌血。 有了血液，我迅速恢复了知觉。我看到护士用镊子夹住几片纱布，放进我嘴里，我随即紧紧将其咬住，同时意识到下一步将是表皮切开…… 我的肚皮感到一丝凉意轻快地划过，我知道那是表皮切开，我并未感觉到痛。 当手术刀第二次划过，切开脂肪层的时候，我仍然未感觉到痛。 第三次是切开腹膜，手术刀刚探入我的腹腔，一股鲜血喷涌而出，把医生和护士全喷成了一个个血人…… 然而，这些都不痛，真正的痛是摘除了我的脾脏之后的腹腔探察，医生那戴了橡胶手套的手在我的腹腔内扯扯这里，拽拽那里，那种疼痛甚于皮肉之痛千万倍，我以前只是体会过皮肉之苦，从未料到肺腑之痛竟是能够让人宁愿死去，可是想死谈何容易，医生是不会答应的……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4）
我只有咬紧牙关，有什么办法？谁让我刚在医生面前吹过牛…… 我咬碎了纱布，甚至咬裂了右后臼齿，全部毛发都竖立起来，每个细胞都在膨胀，我不得不动员所有的意志抑制自己的喉咙不发出任何声响，以捍卫我的人格尊严…… 医护人员饿着肚子为我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手术，他们救了我的命，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挽救的是什么人的生命——尊贵或者贫贱，伟大或者平凡，尽管他们对我在地上磨得见了趾骨的左手看都没有看上一眼，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对于服务对象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查房，医生还在感叹：“真是命大！如果手术晚动１０分钟，或者你的体重再轻１０公斤，你就去阴间报到了。” 事后，我才知道，张雨开的那辆桑塔纳并不知道后面有人苦追，完全属于“飚车一族”，只是为了“刺激好玩”，体验“呼啸的快感”才疯狂开飞车的。 ３个月后，警方侦破了此案，张雨一伙被擒。 在我住院第二天，小陈背着我给委托人——张雨的父亲打过一次电话，她希望张先生能来医院看望我，因为她认为我没收他一分钱，还能舍命替他办事，应该得到起码是道义上的回报，但是她没有想到在张先生接电话的时候，他的夫人抢过电话，态度冷漠地说了一句：“我委托你办事，又没让你出事！”我后来从小陈嘴里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很寒心，决定从此不再接不付费用的案件，因为我几乎是以生命的代价领略了市场经济规律下的残酷无情。 因为我放弃了继续搜寻张雨的下落，３个月后，他被警方擒获，罪名是贩毒，尽管当时只有１７岁，也要等关满１８岁后等待死神的降临。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没有做到善待他人，命运也没有善待于他们。我尽管经历了生死考验，亏损了两万多元，但比起张先生及其夫人来说，我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我的另一次生死考验发生在２０００年４月，四川大学一个贵州遵义籍的大学生找到我，要求我去贵阳查一查他父亲的死因。 这是一个贫困学子，他的母亲死得很早，全靠他父亲一把尿一把屎地把他养大，含辛茹苦地把他送进了大学。他的父亲为人正道，谦虚谨慎，从不张扬，为了他没有再娶妻，在孩子眼里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伟大父亲”。他父亲生前在一家很不景气的小厂当会计，好不容易挣点钱，全都给儿子作学费和生活费。这位大学生现正面临毕业分配，苦日子就快要熬出头了，他很想报答父亲。可正在这时，他的父亲去贵阳出差，在一家小旅店里莫名其妙地死亡。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嫖娼时因兴奋过度死亡。 儿子不能接受这个死因，他认为父亲正直不阿、洁身自爱，从不拈花惹草，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风流鬼？他想不通，又没有办法查，只好找到我，请求一定要弄清楚他父亲的真正死因。 这个案子有点另类，也有点蹊跷，更富有挑战性，我果断地接下了这个案子。我带着助手，先后三次南下贵州。每次都是我亲自驾车从成都到贵阳，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其间甘苦自然不必言说。 最后一次，我独自去贵州，在四川叙永县境内遭遇大暴雨和泥石流，大雨倾盆，河水暴涨，公路上到处是塌方地段，我也多次遇到险情。本来像这样的天气，应该暂留下来，等天气好转后再出发。可我要去查找一个重要的证人，时间不容我停留，只好冒险上路。 偏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急速行驶在公路上，突然眼看前方山岩一处处往下流动，路基一段段向山下塌陷下去，我连忙刹车挂上倒车档，加大油门倒车，然而悲剧依然发生了，我脚下的公路迅疾塌陷，我想跳车，已经来不及了。 我、我的桑塔纳和我脚下的公路一起滑下了山崖…… 车祸发生在下午３点，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１１点了。天空还是暴雨如注，漆黑一片，时时划破天空的闪电，把大地照得雪白。我的车已经严重变形，我的身子还卡在车里，车厢里有雨水，还有混合着我的血水。我知道自己没有死，心里闪过一丝欣慰，没死就好，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我动弹不得，想呼喊却没有力气，想爬出车外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忍着剧痛，我开始了力所能及的自救行动，首先找到流血的地方，用牙把衣服撕成碎片，艰难地包扎好，然后开始想办法，让外面知道这里还有一个等待救援的活人。 可是，雨大雷大的，谁还在荒郊野外走夜路呢？但我不能等死呀，如果这样等下去，我绝对不可能活到明天，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努力总比无谓的等待好。我用目光搜寻车上是否有让我派上用场的东西，突然想起有一只手电筒，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可能在翻车时抛出了车外。我又想能否找到剩下的汽油，如果点着，就能出现一个“大目标”，可油箱已经不见了。 我搜寻了好半天，终于在口袋里找到了一个打火机，可泡在水里的打火机能用吗？试着打了一下，真是万幸，这只打火机居然能打出火光。这一丝光明让我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命大福大，天不灭我呀！但是，打火机的火光太微弱，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根本看不见。 我又开动脑筋，目光盯在了后视镜上面。如果用后视镜来反射打火机的火光，目标肯定要明显一些，而且可以反射到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度。后视镜已经严重受损，我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就把它摘了下来，打着打火机，用后视镜把微弱的火光向每个方向反射，我忍着剧痛很小心地照呀照，生怕打火机突然出现故障打不着，或者没有燃气了。我特别注意把火光投射到山上的盘山公路上，因为那里最有可能出现路人。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5）
或许天不灭我，或许命中有贵人相助，或许我的命本来就大，在我第４８９次打燃打火机的时候，有偷鱼的哥俩看见了我发出的信号。于是，这哥俩权衡了一会儿，决定放弃偷鱼，救人要紧。他们连忙下山，找到了已经虚脱的我，把我抬出了车外，送进了当地一家乡卫生院。于是，我又一次死里逃生，虽然断了４条肋骨但毕竟活了下来。 ３个月后，我再一次驾车去贵阳，终于查清楚了那位父亲的死因。正如警方所说，他的父亲的确是因嫖娼兴奋过度而死，几个关键证人的证词全都印证了这个难以让人接受的结论。他的父亲多年鳏居，在贵阳出差之际，禁不住诱惑，被一个三陪女生死活拉拽进了小旅店，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那位大学生得知这个结论时，沉默了足足５分钟，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第四节 我坐过３年牢（1）
我犯过罪，坐过３年牢，罪名是“私藏枪支弹药”。我把“牢狱之灾”看成一种“人生体验”， 我把这种生活称为 “另类体验”，我学会了思考，也学会了用最接近社会底层的思维方式观察人生。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创造的。我不像其他干部子弟那样，总是被笼罩在父母的光环里。我的父亲几乎没有给过我什么帮助，尽管有时候我很渴望得到他的哪怕一点点的关怀，但他没有给我。 １９６９年，我当兵半年，父亲来刘公岛视察工作，他似乎忘了他这个儿子还在部队服役。师长让我去见见父亲，说让我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我把晋见父亲当成了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而且要完成好。连里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干部子弟，更不知道我是魏伯亭的儿子。 当我走进父亲房间的时候，他正在埋头看一个什么资料，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我故意用响亮的声音喊了一声报告，他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示意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照办后，他还是在看资料，并没有理我，我感到万分失落。 又看了２０多分钟资料后，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小同志，你吃西瓜。”父亲居然没有认出我，他以为我只是一个通讯员之类的小兵而已。也难怪，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在刘公岛上战天斗地，开山挖洞，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皮肤被晒得简直就是“黑非洲”。 我老老实实地拿了一块西瓜吃了起来——因为这是首长的吩咐，我不得不服从。 “首长”又继续看他的资料，依然没有在意我的存在。我吃完西瓜后，还想吃，又不好意思说，不得不正襟危坐，尴尬不已。又过了半个小时，“首长”见我没有走，他又问：“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事情。” “那你就去忙你的吧。”父亲下了逐客令。 我立刻起身向外走去，刚走到门口，父亲叫我站住。我转过身来，见父亲一脸尴尬：“是军军吗？” “是！” 父亲认出我了，我心里一阵高兴。 父亲显得很内疚，他走过来，仔细端详了一番，又拍拍我的肩：“啊，结实了，硬朗了，与工农群众一样了，好！” 然后，他又问了问岛上的情况，又问我们学毛选的情况，俨然是一个首长的问话。我回答后，父亲又拍拍我的肩：“好好锻炼，你走吧。” 尽管见面有一个小时，但我们父子俩的对话还不到１０句。那个时候，亲情都搀杂着那个时代的革命意味，我是革命战士，父亲是革命干部。在革命这个字眼面前，连正常的亲情也显得格格不入。他从来不管我，我也从来没有沾过他的光，就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必须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受更大的累。 这是父亲第一次来看我，他居然没有认出我是他儿子。我感到很悲哀，也很无奈。 在我这一生中，父亲有一次是专门来看我的。那是１９８３年，我在四川石绵监狱坐牢的时候，因犯有私藏和买卖枪支弹药罪，我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３年有期徒刑。我入狱第二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在成都失踪，亲人和朋友均加入了寻找母亲的行动，成都军区还动用了侦察兵，几乎把成都市区都找遍了，《四川日报》还专门发了“寻人启事”。正是这则寻人启事，让父亲多了几分担心。他害怕我知道母亲失踪的消息后，不好好改造，甚至越狱出来寻找母亲，所以他来到了我所在的监狱。 他的红旗轿车直接开进了监狱大门。监狱方面在原则范围之内，或多或少地给了一些关照。在会见室里，我见到了父亲。他还是那么沉默，只是看着我，不言不语。当我叫他一声爸爸的时候，他眼睛突然一闭，眼角潮湿，我分明看到了晶莹的泪花。那是老人的眼泪呀，是这个从来不知道眼泪的刚毅军人的伤痛呀。 他还是一句话不说。在会见临近结束的时候，他起身走到我跟前，伸出手在我的肩上又拍了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出了门。 当红旗轿车消失在大门口时，我的眼泪唰地落了下来…… 说起我的３年牢狱生活，我颇有些感慨，这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我非常感念这３年，我从来不把这段生活称为“灾难”，而称为“体验”。普通人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他的经历普通，普通的生活只能成就普通的人生，普通的人生只能成就普通的事业。 英雄和枭雄的不同就在于，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终将成就大事业，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我不是英雄，但我有成就英雄的素质。这个时代没有英雄，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战争，我只能在暗夜里吟诵楚霸王的诗句，哀叹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凄美境界。我是一个私人侦探，这个职业如果干得好，干成中国第一，让老百姓个个翘起大拇指说好，成了他们心中的好口碑，也可以称其为“英雄”。 尽管大家不叫我“英雄”，而称我为“枭雄”，我听着有些不舒服，但想想曹操也属于“枭雄”，我“枭雄”一把又何尝不可？ 还是说说我坐牢的事情嘛。 １９８３年，那一年，我们国家搞了一次“严打”，我也被“打”了进去，罪名是“私藏枪支弹药”，被判了３年有期徒刑。
第四节 我坐过３年牢（2）
事情是这样的，我酷爱打猎，自己装配了一枝小口径步枪，买了２００发子弹，从部队转业时偷偷运回来一箱ＴＮＴ炸药。那枝枪装得很漂亮，花了我很多心思，也很有创意，被公安收缴后，我心疼了好久。装这枝枪，还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利用６０年代大比武剩下的废弃枪支，东拼西凑，从各种枪械上找零部件，自行设计自行装配，终于鼓捣好了一枝不错的小口径步枪。转业时，我把这枝枪带了回来，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箱ＴＮＴ炸药。 我准备用这枪和炸药去阿坝州的大山里打猎，据说那里有很多野物，野兔野鸡不用说，还有麂子黄羊黑熊等，听起来就让人兴奋。打猎是我的最大爱好，也应该是我军人生涯的延续，我渴望听到枪炮的声音，渴望闻到火药的气味。想着转业后，不摸枪不摸炮，那种心痒痒的滋味肯定不好受。所以，我把枪支弹药带回了家。我在部队的时候，大家都称我为神枪手，１０发子弹，基本上不是９８环就是９９环。我最擅长打炮，打迫击炮不装炮座板，用手持炮管，抵进射击，命中率相当高，这叫“打手感”。我还经常打榴弹炮和加农炮，那才叫过瘾。 我最喜爱的运动是打猎，在当兵前，山东威海市以西１０公里有一条几十米宽的小河，在它的入海口是一片几百亩的湿地，还有沿海岸线一字排开的数百米宽的松树林带。１９７５年我调到机关工作后，闲暇时我总会一个人来此狩猎，主要猎物是野兔和山鸡。 有一次为追踪一只被我打伤的野兔，我在松林转悠了半天，见天色已晚正要回营房，忽听远方有野鸭的鸣叫，我借着晚霞的余晖，看到一只野鸭从海面向湿地飞来，它边飞边叫在湿地上做了一次高空折返飞行后飞向大海……我看没有猎取的机会就骑车离开，刚走了几百米，仿佛又听到鸭鸣声，回头一望，发现这次有一小队野鸭来到湿地，他们掠着水面盘旋飞行三圈后复又离去…… 凭着侦察参谋的职业敏感，我意识到野鸭正在进行宿营地侦察：先是侦察尖兵，后是侦察分队，接下来应该是大部队行动……出于好奇，我在松林和湿地的接合部找了个隐蔽的位置坐了下来。此时晚霞几近退去，水面像镜子一样泛出淡淡的银光，约有１０分钟时间，我看到海面上空急速飘来一片乌云，隐约夹着阵阵风声，我几乎嗅到了随之而来的海水的腥味。当乌云距离我几百米时，我通过透空观察发觉这竟是上万只野鸭组成的大军！ 它们在空中盘旋，越飞越低，在飞第三圈时采取飞机俯冲的姿势径直扑向水面，激起大片大片的水花，水气扑面而来……鸭群降落后开始梳洗，嬉戏，水面上热闹非凡，然而在鸭群外围每隔１０米左右就有一只野鸭担任警戒，它们一直采取嘴部向外的姿势在水陆边缘沿固定路线循环漫游，转弯的时候也不例外。２０分钟后野鸭群一齐停止了喧闹，除警戒的哨兵以外，一律就寝，就像军营吹响熄灯号。它们把头颈埋进翅膀，靠在湿地的芦苇杆上一动不动。 我不由得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低级动物种群的活动组织得如此严密，竟如人类的军队一般！ 由于野鸭群在我猎枪的射程范围之外，我不得不悄然离去。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已然作好了猎鸭的准备：穿了高筒水靴，除猎枪外我还带了精度射击的小口径步枪，在野鸭侦察兵初步侦察离开后，我准时进入了水边的射击预备阵地。但是，野鸭的侦察分队还是发现了纹丝不动的我，它们的大部队始终没有出现，原因应该是我穿的便装暴露了我的形体轮廓。 第三次去湿地，我带了坐在水中的板凳、隐蔽枪支和人员的军用雨衣，由于陆军军服采用了高科技的伪装材料，可以隐蔽身体。这次我终于获得成功，一枪打了９只野鸭。之后我越打越多，当地农民祖祖辈辈在此打猎，从来没人能够打到海上的野鸭，因为他们从来不曾研究过自己的对手，他们称我为神枪手，都知道我的枪法好，却不知我还有尊重对手的大将风度、过人的观察力和智慧以及周密计划和审慎行动的才能。 从部队转业回成都后，我在一个藏族老乡那里买了２００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还花了４７元买了一把猎枪。为了取得合法的持枪证，我把枪带到成都市北校场派出所登记，当时的所长说暂时没有持枪证，让我缓一缓来取持枪证。 这一缓，就让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 当时，我们家住在成都军区大院的小院里，院子也很大，应该说藏匿一些东西是没有人发现的。我把这些东西放在锅炉房的楼上，那里有一个鸽子窝。平常难得有人去那里，果然，放了一两年都没有事情。但后来，意外还是出现了。 我们家养了很多鸡，由于吃得好玩得好，这些鸡都被养成了“飞鸡”。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这些鸡经常飞上树上去过日子，它们也渴望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这些“飞鸡”长大了，就成了“轰炸鸡”，黑压压的在院子上空盘旋，整得我家就像一个大鸡窝。看着心烦，决定对他们一个个施行极刑处理。这就忙坏了家里的炊事员，光抓鸡就够他忙的了。由于这些鸡野性十足，又会上树，他往往忙半天都很难抓住一只。有一次，一只大公鸡飞到了鸽子窝里，成了一只“瓮中鸡”，炊事员搬来梯子，爬上了鸽子窝，很顺利地把鸡擒获归案，也顺便把我的枪支炸药搬了下来。
第四节 我坐过３年牢（3）
当枪支弹药被放在院子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当时，我还在贵阳出差，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如果在的话，也不会有这３年的“牢狱体验”。 当时家里还有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是一个爱学习的小伙子，想参加当年高考，成天拿着一本书看。由于学习，他的本职工作就做得很差，我有一些情绪，就对他说：“你爱学习是好事情，但也不能不工作呀。”他有些不服气，嘟囔了几句。我生气了，要他在院子里开荒种菜。 就因为这件事，他和我结下了梁子。他很恨我，但又没有办法。那天，当枪支和弹药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犹豫，马上给军区保卫部打了报告。时逢１９８３年严打，保卫部很紧张，立即给地方警方通报了情况。地方警方如临大敌，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当时，我正在贵阳拍摄一部电影《贵阳风光》，这是一部向国外介绍贵州旅游的电影，贵州方面很重视。我作为制片人是四川省人才协会向贵州输送的人才之一，当时我的能量很大，好多导演都很重视我。因为我一是特别能吃苦，二是我可以办到别人无法想像的事情，例如调配飞机航拍，用坦克团的发电车去拍外景，找群众演员不花一分钱……我经常运用部队调配的统筹法来安排拍摄计划，让好多制片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又不得不佩服我。 我是在宾馆里被７个军人抓走的。他们进门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异常，他们个个神情严峻，目光里透着一般人没有的睿智和机敏，刚进门就很职业地摆开阵势，完完全全是特种兵的派头。我纳闷地问：“你们干吗？” “我们是成都军区的，找你有点事情。”他们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 “什么事情？”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下去就知道了。” 没有办法，我只得跟他们走下楼。刚出大厅，见宾馆门前停着一辆军车，他们让我上车。我以为是哪位战友给我开玩笑呢，故意给我来这样一个阵势，便老老实实上了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车里全是警察，他们的眼神和手中黑洞洞的枪口一样威严。 我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一声不吭给我戴上了手铐。 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有一点事情需要你回成都说清楚，说清楚就没有事了。请你配合我们执行公务。” 我懵了，脑子里全是一片空白。我努力地搜索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回成都的路上，我一刻都没有停止思考这个问题。想呀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想了 一遍还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我压根没有想到是枪支弹药出了问题。在我的意识里，在我的成长日子里，什么都不缺——包括枪。我从小就是摸着父亲的枪长大的，我根本没有料到“枪”会把我送进监狱。当时正值１９８３年严打，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弟都被打进去了，而且不容说情，处罚相当重。 如果不是１９８３年，我还有一线希望可能不会去蹲监狱。尽管当时检察院不予起诉，又说证据不足，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派出所也为我作?( "二奶"杀手的自白 http://www.xlawen.org/kan/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