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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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与律师（3）
针对现阶段民间调查市场特点，律师行业应不失时机地大胆行使专属自己的调查特权和充分发挥自己的调查专长，将调查职能从诉讼、仲裁圈子扩展至所有的民间调查领域，进一步提高律师业的影响和地位，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进步。
第一节 我的童年（1）
我的童年是在碉堡中度过的，我是娃娃兵司令。我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活学活用到“碉堡防御作战”上，曾把一个少年“狙击手”的眼睛打瞎——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我从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经常自诩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我的视力非常好，多年来一直都是２．０；二是因为智商高，我觉得我很聪明，我应该是属于这个世界上智商最高的那一类人。小时候，大家都说我是“淘气包”、“鬼精灵”，鬼点子特多，而且很损——甚至很多大人都自叹弗如。 十三四岁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大人们停工，孩子们停课，全国人民都在闹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不进教室了，我们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比喝了蜜糖还甜。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极端的自由与放松，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敞开胸怀玩耍打闹。我们烟台驻军机关大院里有几百个孩子，我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 当上这个“孩子王”，并非因为我的年龄大，比我大的孩子有很多——最大的有１７岁。也并非是我的体力好，打架勇猛，比我能打架的孩子多的是。我完全是靠“鬼点子”多，“胆子大”，“活学活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才“当之无愧”的。 我是大院里的“神枪手”，拿把弹弓去后山坡，不出半天，我就会提一串麻雀下来。我还是大家公认的“攀岩高手”，爬树上房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最惊险最刺激的就是爬上大院里的那个高烟囱，我会在别人惊诧的眼光里，毫不费力地爬上并坐在烟囱的顶端鸟瞰“芸芸众生”，那种感觉真好。 天空不再遥不可及，它就在你身边，白云似乎离你很近，海风呼啸掠过耳边，你可以更真切地观察小鸟飞翔的身影。 我经常坐在高高的烟囱上面抽一根大前门香烟，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偷出来的。烟并不好抽，很辣，呛得我眼泪直冒，但必须抽，当时我觉得只有抽烟才能表现我的男子汉气概。后来，我看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有感触，那简直就是我童年生活的翻版，那种在树上、房上和烟囱上的高人一等的自豪感很令我回味，这种自豪和满足感是通过冒险才有的，弥足珍贵。 我分析后来我选择私人侦探的深层心理动机，或多或少与童年培养出来的冒险精神有很大关系。 我的调皮应该说很出格，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嘛。 上小学三年级时，暑假结束返校后，班主任关菊芳老师发现我的暑假作业本上空无一字，便罚我中午在教室面壁思过，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两个小时。下午一放学，我就快步如飞地冲出校门，在关老师回家必经之路的一堵花墙后埋伏了下来，等关老师走过时，我一弹弓就击中她的后脑勺。当我看到血从她的指缝中流出来，她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时，我立即伏下身子，一溜烟跑掉…… １０年后，我从步兵班长调任炮兵指挥排长，面对一大堆三角函数、平面几何习题无法应付时，我想起了对我教育最严厉的关老师。我利用探亲机会到小学母校去寻找她，然而得到的消息是她随丈夫调往北京几年了……碰巧当时我家也在北京，我回家第二天便去关老师丈夫所在部队——海军司令部打听老师的下落，部队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去了海南……没有机会向关老师请罪是我少年时代的一大遗憾。 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还是打群架。 我把大院里的４０多个孩子武装起来，配备了各种“轻重武器”，并按照军队建制进行了排列组合，有一梯队、二梯队和预备队，通讯员，警卫员，我自然是“司令”，行使最高指挥权。我有自己的警卫班和传令兵，传令兵使用的是正规旗语。当时，别的什么书都没有读，但毛主席的著作却读了很多，好多文章我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我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推崇备至，活学活用，用于指导我们所进行的“战争”。 首先，我要求部队“深挖洞广积粮”。由于军机关大院后面有一座山，我们就在山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建工程”，通过半年时间的建设，我们成功地在山上修筑了三道防御工事，有战壕、堑壕，还有交通壕，交通壕上空还有防空网。壕沟相通，环环相接，撤退与进攻总能体现“章法”，第三道防线与军机关大院的围墙相连——我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敌人进攻太猛烈、我方实在打不过、节节败退的时候，就全体撤退到军机关大院里，起码不至于全军覆灭，留个“全尸”。在修筑工事的时候，大人们竟一点都不知道，连军机关大院的哨兵都不清楚，这说明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扎实。 第一仗是与外面的“后街男孩”干的。 “后街男孩”是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营房外面老百姓的子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回家闹革命了，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大约有７０多人，而且都是大孩子，配备的武器也很先进，除了弹弓与短矛之外，他们还自力更生造了两门“土炮”，装上火药、灌进铁砂，轰的一开炮，杀伤力巨大。 由于他们人多势众，又掌握了先进武器，敌我力量对比，我方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导致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强方并不一定都能赢得胜利，只要军事指导思想得当，兵力配置合理，在运动中把握时机，打几个歼灭战，整个战场形势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我要求部队“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求全体指战员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反围剿作战中的著名战术思想，放开前沿阵地，不打阵地战，敞开口袋，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合围。
第一节 我的童年（2）
这个战术果然奏效。刚一接触，“敌方”架起大炮就向我方阵地猛烈轰炸，我方传令兵正在第一道防线上打旗语，土炮直接击中了他的脸，顿时满脸是血。幸好“敌方”的土炮里没有装铁屑和钢珠，果真如此，传令兵不死也得残。传令兵被土炮打成了“麻子”，严重毁容，这位传令兵现在一所大学教法律。前不久，我还见到他，看到他那张麻脸，一种永远的内疚涌上心头。他却戏言：“你看看我这张麻脸，就知道那个时代有多么荒唐。” 大炮一响，“敌方”气焰嚣张，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我连忙传令前沿阵地（围墙）一梯队的官兵，迅速隐蔽在围墙的我方一侧，使敌人看起来我们已经“溃退”。而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放弃第一道防线，敞开口子，让敌人钻进来。我同时命令第二道防线的狙击手（二梯队）“子弹”上膛，准备痛击“敌人”。 “敌方”的先头部队在突破我第一道防线后，得意忘形，乘胜追击，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们彻底击垮。由于追得太猛，他们与后方部队之间留下了很大一片开阔地。正是有了这片开阔地，让我的军事思想有了实践与检验的机会。 果然，他们的先头部队一进入我方布好的第二道防线，就等于钻进了我们的口袋。见时机成熟，我一声令下：“开打——” 此时“敌人”已经陷入我一梯队和二梯队前后火力夹击之下，弹弓打出的小石子如雨点般泻了过去，几乎是前后左右同时开花。战士们铆足了劲，把所有的仇恨都一骨脑儿地宣泄了出去。“为传令员报仇——”顿时，阵地上打杀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这时，“敌人”才意识到遭了伏击，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想抵抗又组织不起战斗队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他们只有一种选择：投降。 当战士们把１２个“俘虏”绑起来，带进“集中营”时，“敌方”的司令员还没有明白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先遣部队１２个队员出去后，一个也没有回来？尽管他们有大炮，但还是不敢贸然挺进，在观察了半天之后，他们还是没有看清我方的意图和阵地情况，不得不宣布收兵。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胜利。我们用极微弱的代价（一张麻脸）换了１２个俘虏，特别是初战告捷，从精神上压倒了对手，极大地鼓舞了我方的士气。通过这次战斗，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书本上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变得感性起来，我也越琢磨越有劲，越琢磨越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那时，我真把毛主席当成了“神”，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影响了我整个的人生。 像红军五次反围剿一样，我们这些娃娃兵也经历了若干次“围剿”。军机关大院的干部子弟愿意参加战斗的永远只有４０来个，而敌方在不断地“征兵”，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的兵力扩张到１３０多人，几倍于我方。 敌强我弱的态势迫使我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和积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在与敌周旋时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拿军机关宿舍的玻璃出气，靠近战场的５幢机关宿舍楼当街的一面一年多时间没有一张完整的玻璃窗，干部家属以为是地方武斗的结果，他们被迫用油毡纸将窗户保护起来，却不知是我们这些子女惹的祸。 然而，战场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们经历了与当年红军相同的遭遇：由于敌方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变得小心谨慎，异常狡猾，进攻时采取了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术，特别注意掩护翼侧和结合部。这样一来我的运动战和麻雀战等战术无法展开，于是第一二道防线相继失守，我终于退到位于防御纵深底部的“第三道防线”，这也是我预设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是位于山顶的军机关警卫连的营房，一道一丈多高的石头砌成的围墙环山而建，与我的战场相接的部分有１００多米，围墙里面是一排猪圈，我和我的部下只要通过一道木门进入围墙，再把木门从里面顶住，我们就可以站在猪圈的屋顶板上俯瞰整个战场，是个易守难攻的理想阵地。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围墙内的营房里驻扎着１００多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的司令当然就是连长了。警卫连长姓张，是山东掖县（现在称莱州）人。他的老家是山东的武术之乡，所以他除了练得一手好枪法之外，还有一身好武功，虽然他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看上去挺吓人的，但是他对我很不错。他喜欢我的调皮和聪明，还对我用弹弓的射击技巧大加赞赏，曾对我家门前的哨兵说过，如果我去当兵，枪法一定不会差，他就喜欢这样的兵…… 所以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我想：假如我被“敌人”俘虏，他会袖手旁观吗？打死我都不信！ 我和我的部下撤到围墙后面，用弹弓、石块和木桩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严密封锁了进入围墙的通道——那扇木门，敌我双方在围墙内外形成胶着状态：“敌人”开炮我们就隐蔽在围墙后面，“敌人”冲上来我们就以近距离火力将其击退，我们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虽然对方人多火力强，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第一节 我的童年（3）
这一次他们出动了全部人马，一鼓作气冲到围墙边，以数倍于我的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十几分钟之后，火力急袭突然停止，我判断敌人准备鸣金收兵了，马上喊了一声“准备出击”，因为天色将晚，围墙久攻不下，对方又要回家吃饭，哪里还有心思恋战？我认为我的判断不会错，于是探头出来观察“敌情”。正在此时，围墙外约２０米的树丛里突然射出一颗石子，命中我的右眼框，我眼前犹如金星飞溅，殷红的血一下就冒了出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急忙低下头，擦了一下血：“他妈的，这么狠——我非要你血债血偿不可！” 我低声骂了一句，随后站起身，我看见了躲在树丛中的他，正洋洋得意地大声喊着：我打中他们司令官了…… 敌阵发出一片胜利的欢呼…… 巨大的耻辱和疼痛使我疯狂起来，我在围墙内使出全身的力气，拉满了弹弓，迅速探身出来，瞄准我仇人的右眼，瞬间射了出去…… 当那个孩子看到我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他因惊恐而瞪大的眼睛随着“噗”的一声，其中一只便被打碎，他声嘶力竭地哭嚎着滚下山坡，那双明亮而惊愕的眼神却永久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生平从不欺负人，也不容他人欺负我，谁欺负了我，我必十倍百倍地加以报复，这是我做人的信条。我遵循毛泽东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的弹弓技术用百步穿杨来形容也毫不夸张。１３岁那年和姨妈、姨丈去中山门玩，我曾指着中山门外右面护城边的几丈高的核桃树对他们说：你们要哪个核桃，我就打哪个下来。姨妈笑着说我吹牛。她话音未落我就打了一个下来，我姨妈相信了，指着树梢的两个核桃要我打，我马上就玩了个一箭双雕…… 我姨妈和中山门外的核桃树还健在，我的母校烟台二中也还有老人，谁不相信我的神技可以去查证，但是在我与敌人搏斗时从不主动击其要害，除非他首先侵犯我，不然的话，恐怕１００双眼睛也不够我打，但是这一次出手太残忍，对我的震撼太大——以至于我都忘了参加我部下趁机发起的冲锋…… 那个黄昏如血色一般恐怖，我情急之下干了一件至今都让我心悸的事情，那孩子的右眼被我打瞎了。那是一只多么明亮又带着惊恐神情的眼睛呀。 多年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惨痛的一幕，我都有一种从灵魂深处浸透出来的内疚和悔恨，那孩子的一只冒血的眼睛总出现在我梦里。随着岁月的流逝，童年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想忘都忘不掉。我发现我虽然很重感情，但在感情与理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理智永远大于感情，不管这种所谓的理智是对是错。时代的荒唐注定了我们那代人的荒唐，每个人都是罪恶的“行为艺术家”，每个人都是人性恶的代表。 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绘我的童年，印象里最深的是漫天飞舞的红旗，满世界充斥着革命口号，在打打闹闹中，我见到了孩子本不应该见到的碉堡、酷刑、枪炮，还有人与人像动物一样的决斗。大人如此，小孩也如此。
第二节 我是一个“娃娃兵”（1）
参军那年，我１５岁。我肩上扛过了一座小山，我吃的苦很多。我在部队学到了很多本事，我找到了与劳动人民的差距。 转眼到了１９６９年冬季，我满１５岁了。 成天都在打打闹闹中度过，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谓无事生非、无事添乱就是这个道理。不上课，天天闹革命，革命没有闹成功，反而给家里添了好多是非。当时，我们这些军人子弟有两条出路，一是下乡当知青，一是当兵。由于我年龄小于其他同学，不到１６岁，于是同学们都下了乡，我父亲当地区革委会主任太忙，经常在外地处理武斗，自顾不暇，所以由母亲做主，送我去当兵，其实我当兵也是下乡，因为连队几乎都在乡下，并且当兵比下乡苦得多。 于是，刚刚１５岁的我穿上了军装，当上了一个“娃娃兵”。 其实，在我前面，军机关大院里已经有很多孩子当兵去了，“娃娃兵”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当初，军务部门准备让我到长山的一个部队去搞通讯，说那里的条件好一些，通讯兵也是很让人眼羡的兵种。可是，在接入伍通知那天，我上山打麻雀去了。当我提着一长串麻雀，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时，被赵峰军长看见了。他提起麻雀一看：“哟呵，你小子不简单呀，都是你打的？”我点点头。他又说：“你该去当兵，不当兵可惜了材料。” 第二天，军务处通知我马上换军装，和女兵们一起去威海。就这样，我被塞进了装满女兵的汽车来到了威海。 由于我的身份不一样，部队总是对我客客气气的，不管是首长还是老兵。我觉得好笑，一个娃娃值得你们这么在乎？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们并非是对我客气，而是对我父亲客气。晓得这个道理之后，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马上去找领导，要求下连队，而且越艰苦越好。当天下午，我被分配到了刘公岛上。 当时，刘公岛上很荒凉，除了我们陆军有一个营之外，海军还有三个团级单位。岛上的陆军不干别的，只放炮开山，修筑工事。驻守刘公岛的一连是济南军区多年的“四好连队”，可以这样说，我身上好多优良的东西都是在那时养成的。我是下午４点钟上岛的，第二天就被残酷地上了一课：与工农群众一起偷大粪。 刘公岛上的军人比老百姓起码多１０倍，有２０００多人，蔬菜供给成了一个大问题。部队只好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实现生产自给。蔬菜地倒是开垦了不少，但肥料成了一个大问题。那个时候，又没有化肥，全靠农家肥来种庄稼。海军人多，他们的厕所生产的肥料基本能供给他们的菜地。但我们陆军只有一个营，开垦的荒地又多，不能完全做到“肥料自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不“君子”了，经常去他们的厕所偷大粪。每当偷大粪时，全连官兵都极其兴奋，群情激昂，就像要打一场大仗一样。 天还没有亮，可能是凌晨３点多钟，我们就起床了。这是我１５年来起床最早的一天。在操场集合完毕，指导员做了一个简短的战前动员，中心意思就是要有纪律，做好保密工作，要悄悄地干。连长一声令下：“出发！”于是，全连官兵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挑起粪桶向海军基地进发。 刚开始，受大家的情绪影响，我也是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都是新鲜的，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去偷大粪，还以为是出征呢。连长见我年龄小，让我和一个力气小的战友一起合作，共同挑一副担子。那个战友叫张明，也是一个新兵。 摸黑走了４华里路后，我们潜入了海军的厕所。在粪坑前再一次集合，连长简单地分了一个工，便开始了偷大粪行动。只见战士们齐刷刷地跳进粪坑，用粪瓢舀了起来。由于海军掏得也勤，粪坑里并没有多少大粪，需要很小心地舀，简直比淘金还难。用我们连长的话说，“大粪就是黄金，不，比黄金还宝贵！” 在往粪坑里跳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正是这一丝的迟疑，我看到了我这个高干子弟与劳动人民的差距。他们跳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不情愿，仿佛就像干其他事情一样，二话没有说，该上就上了。丝毫没有觉得大粪臭，丝毫没有觉得粪坑脏，丝毫没有觉得谁该先上的问题。幸好，在我迟疑的时候，没有谁注意到，我的脸一下就红到耳根。 我始终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这种优越与生俱来，从小与我玩耍的孩子根本不能和我比。我总是住着当地最好的房子，在烟台，我家就是以前的美国领事馆，上下三层，光厕所就有六七个。我从来没有尝过“饿”的滋味，在别的孩子眼里极其珍贵的水果糖，我经常吃，还嫌硬。在家里时，有保姆和爸爸的公务员照顾，我从来没有干过家务活，更没有体验过苦累的滋味。我这棵在温室里长大的苗苗，突然面对掏大粪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迟疑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时我真的感到很羞愧。所谓环境锻炼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当时有谁犹豫一下，我可能比他更迟疑，更怕脏更怕苦。但别人都没有，只有我！在部队里，怕苦怕累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我终于跳进了粪坑。奇怪，大粪并不臭，也不觉得脏了。我用瓢使劲地舀呀舀，干得挺欢。渐渐地，用瓢舀不起来了，我就用手去捧。当一接触那软软的粪便的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到了一种比黄金还宝贵的感觉。
第二节 我是一个“娃娃兵”（2）
人生有很多方式开头，军旅生涯应该是我人生的开始，万没想到，我的人生是从掏大粪开始的。部队真是一个锻炼意志的地方，我在连队工作了８年，其中有６年时间都在打山洞。挖了多少土石方，走了多少路，穿烂了多少鞋，磨烂了多少手套……我只觉得很多很多，如果有心把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若干年后，有一位部队首长来视察，他感慨万千，说我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扛过一座小山。他说的是真的，我现在左肩骨骼发育正常而右肩早已被重担压平，拍片出来看就是畸形。 ８年来，我没有一天身上没有伤，每年都要牺牲若干战友，但我没有退却，没有喊一声苦，没有叫一声累，我不可思议地坚持下来了。后来，我在北京３０１医院治病的时候，一位医生得知我是高干子弟，还在连队挖山洞，他由衷地感叹：“军以上干部的子弟在连队工作超过８年的绝无仅有，没想到你是。”当时，我的父亲已经是大军区正职了，这个职务的待遇相当于政府副总理。 我一直以为，苦难是一本大书，也是一笔财富。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在连队挖土而羞愧叹息，相反，我觉得苦难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苦难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它让我身上陡然有了很多优良的成分。部队给了我不依赖他人顽强向上的精神，给了我勇于吃苦和善于吃苦的精神。我就像顽石上钻出来的小草，虽然很艰难，但我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时常对朋友讲，人不专门找苦吃，但吃过苦的人，才能确知苦的滋味和甜的可贵，才能更好地成就社会。痛苦对于怯懦者是灾难，对于有志者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有了吃苦经历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我从事私人侦探之后，有很多人前来拜我为师，也想尝试一下这极富刺激性的工作。我总要问他们这样一句话：“你能连续两昼夜不合眼吗？”这句话往往会把他们问住，在他们不置可否中，我会轻言细语告诉他们：“你还是去干别的吧，这个工作不是‘人’干的。”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1）
你听见过骨头与骨头摩擦的声音吗？你看见过把血管切开，强行往里面灌血的场面吗？你听说过汽车翻下山岩，奄奄一息的司机用后视镜反射打火机的火光求救的事情吗？ 在连队时，战友之间私下开玩笑，有人说我不是农民子弟。当时，我急了，觉得很耻辱很窝囊很不服气，我马上义正词严地反驳：“我祖上是贫苦农民，我爷爷比你爷爷还农民！”然后，我会给他们讲我家的故事，给他们讲我爸爸为什么要走上革命道路，讲父母的那些惨烈的战斗故事，听得他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不管是何等出身，只要你有勇气面对苦难，只要你有革命的理想和战斗的豪情，你就会比别人优秀和出色。我１５岁当兵，１５岁就当班长，１７岁入党，１９岁提干当排长，２３岁当团参谋。我用我的青春和吃大苦的精神，诠释了一个道理：高干子弟并非都是孬种。 上岛两个月后，中苏关系紧张起来，全军都在大比武。我们这些挖山洞的兵们也放下了铁锹和钢钎，拿起了钢枪进行各项军事技术操练。我们当时属于“机炮部队”，同时也要操练步兵的各项技能。 全连有１２９个兵，还有很多当了５年的老兵，１５岁的我与那些大哥哥比起来，毫不逊色。步兵的“六项技术”比武，我拿了５项第一。除了“土工作业”之外，我全部拿了第一，这让所有的兵哥哥都刮目相看。其实，这些科目我早就熟悉，因为打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战争），我曾被迫在警卫连当过几个月的“实习新兵”，住在我家门前的警卫７班宿舍，哨位就在我家门前，和其他战士一样接受军事训练，虽然这对我来说几乎是变相的军事管制，但是由于与我的理想和兴趣相合，所以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段时间的管制，跟大胡子张连长学了不少真本事。 由于我的军事技能优秀，连队在我入伍几个月后就把才１５岁、骨头都没有长硬的我推上了班长岗位，让我管１１个比我大很多的兵。 当就当嘛，一个小小的班长有什么不能当的呢？在家时，我还是４０个孩子的司令呢！话虽这样说，这个“班长”与那个“司令”不同，这是革命工作，是历史责任。我得组织全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军事训练，安排农副业生产，站岗，查哨，集合，整理内务（床铺），做政治思想工作，包括忆苦思甜……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要负责，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可我还是一个１５岁的孩子呀。 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４日，在一次擒敌拳训练当中，我做的“擒拿”动作既规范又标准，这让很多老兵不服气，他们轮番上前与我较量。尽管我累得不行，但我必须要坚持下来，在与一个老兵斗腿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左腿“喀嚓”一声，钻心的疼痛使我当即昏迷，我的左腿骨折了，前十字韧带断裂了。我悲惨地倒了下去。 这次受伤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它让我成了叁等甲级伤残革命军人。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上是这样描述我的伤情的：左膝内侧半月板损伤，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髁间棘撕脱骨折，已行半月板切除及骨折片内固定术。现左侧股四头肌萎缩较右侧细２厘米，左膝关节活动受限。 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伤情如此严重，以为是一般跌打损伤而已。尽管很痛，但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战友们都说没有事情，过一会儿就好。就是这种不在意，让我没有做任何检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依然在挖山洞和军事训练中处处争先。由于没有半月板的支撑作用，我的大腿和小腿的骨头直接发生摩擦，小腿骨头还得支撑起身体的重量。 多少次，我在挑土石方和军事越野的时候，我听到骨头和骨头的摩擦声响，痛得钻心，痛得我真想把腿锯掉。那种折磨让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明明我是断腿之人，还得装着没事情一样，与战友们一起挑呀抬呀扛呀，其中的痛苦只有心里才知道。一干就是５年，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连走路都困难了，已经瘸了起来。连队也觉得可能是大事情，不治不行了，便让我去北京彻底检查检查。 一进医院，我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中国的骨科研究所设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时国家卫生部的负责人为我介绍了专家，他们都表示“不可做手术了”。后来，我国医学界泰斗、著名骨科专家，３０１医院的陈景云教授看了我的片子后，果断决定住院手术。在手术室里当我的腿被切开组织，暴露创面之后，医生们倒吸了一口冷气，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的骨头把半月板完全磨烂了，烂得就像( "二奶"杀手的自白 http://www.xlawen.org/kan/737/ )
第二节 我与律师（3）
针对现阶段民间调查市场特点，律师行业应不失时机地大胆行使专属自己的调查特权和充分发挥自己的调查专长，将调查职能从诉讼、仲裁圈子扩展至所有的民间调查领域，进一步提高律师业的影响和地位，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进步。
第一节 我的童年（1）
我的童年是在碉堡中度过的，我是娃娃兵司令。我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活学活用到“碉堡防御作战”上，曾把一个少年“狙击手”的眼睛打瞎——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我从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经常自诩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我的视力非常好，多年来一直都是２．０；二是因为智商高，我觉得我很聪明，我应该是属于这个世界上智商最高的那一类人。小时候，大家都说我是“淘气包”、“鬼精灵”，鬼点子特多，而且很损——甚至很多大人都自叹弗如。 十三四岁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大人们停工，孩子们停课，全国人民都在闹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不进教室了，我们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比喝了蜜糖还甜。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极端的自由与放松，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敞开胸怀玩耍打闹。我们烟台驻军机关大院里有几百个孩子，我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 当上这个“孩子王”，并非因为我的年龄大，比我大的孩子有很多——最大的有１７岁。也并非是我的体力好，打架勇猛，比我能打架的孩子多的是。我完全是靠“鬼点子”多，“胆子大”，“活学活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才“当之无愧”的。 我是大院里的“神枪手”，拿把弹弓去后山坡，不出半天，我就会提一串麻雀下来。我还是大家公认的“攀岩高手”，爬树上房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最惊险最刺激的就是爬上大院里的那个高烟囱，我会在别人惊诧的眼光里，毫不费力地爬上并坐在烟囱的顶端鸟瞰“芸芸众生”，那种感觉真好。 天空不再遥不可及，它就在你身边，白云似乎离你很近，海风呼啸掠过耳边，你可以更真切地观察小鸟飞翔的身影。 我经常坐在高高的烟囱上面抽一根大前门香烟，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偷出来的。烟并不好抽，很辣，呛得我眼泪直冒，但必须抽，当时我觉得只有抽烟才能表现我的男子汉气概。后来，我看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有感触，那简直就是我童年生活的翻版，那种在树上、房上和烟囱上的高人一等的自豪感很令我回味，这种自豪和满足感是通过冒险才有的，弥足珍贵。 我分析后来我选择私人侦探的深层心理动机，或多或少与童年培养出来的冒险精神有很大关系。 我的调皮应该说很出格，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嘛。 上小学三年级时，暑假结束返校后，班主任关菊芳老师发现我的暑假作业本上空无一字，便罚我中午在教室面壁思过，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两个小时。下午一放学，我就快步如飞地冲出校门，在关老师回家必经之路的一堵花墙后埋伏了下来，等关老师走过时，我一弹弓就击中她的后脑勺。当我看到血从她的指缝中流出来，她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时，我立即伏下身子，一溜烟跑掉…… １０年后，我从步兵班长调任炮兵指挥排长，面对一大堆三角函数、平面几何习题无法应付时，我想起了对我教育最严厉的关老师。我利用探亲机会到小学母校去寻找她，然而得到的消息是她随丈夫调往北京几年了……碰巧当时我家也在北京，我回家第二天便去关老师丈夫所在部队——海军司令部打听老师的下落，部队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去了海南……没有机会向关老师请罪是我少年时代的一大遗憾。 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还是打群架。 我把大院里的４０多个孩子武装起来，配备了各种“轻重武器”，并按照军队建制进行了排列组合，有一梯队、二梯队和预备队，通讯员，警卫员，我自然是“司令”，行使最高指挥权。我有自己的警卫班和传令兵，传令兵使用的是正规旗语。当时，别的什么书都没有读，但毛主席的著作却读了很多，好多文章我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我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推崇备至，活学活用，用于指导我们所进行的“战争”。 首先，我要求部队“深挖洞广积粮”。由于军机关大院后面有一座山，我们就在山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建工程”，通过半年时间的建设，我们成功地在山上修筑了三道防御工事，有战壕、堑壕，还有交通壕，交通壕上空还有防空网。壕沟相通，环环相接，撤退与进攻总能体现“章法”，第三道防线与军机关大院的围墙相连——我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敌人进攻太猛烈、我方实在打不过、节节败退的时候，就全体撤退到军机关大院里，起码不至于全军覆灭，留个“全尸”。在修筑工事的时候，大人们竟一点都不知道，连军机关大院的哨兵都不清楚，这说明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扎实。 第一仗是与外面的“后街男孩”干的。 “后街男孩”是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营房外面老百姓的子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回家闹革命了，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大约有７０多人，而且都是大孩子，配备的武器也很先进，除了弹弓与短矛之外，他们还自力更生造了两门“土炮”，装上火药、灌进铁砂，轰的一开炮，杀伤力巨大。 由于他们人多势众，又掌握了先进武器，敌我力量对比，我方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导致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强方并不一定都能赢得胜利，只要军事指导思想得当，兵力配置合理，在运动中把握时机，打几个歼灭战，整个战场形势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我要求部队“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求全体指战员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反围剿作战中的著名战术思想，放开前沿阵地，不打阵地战，敞开口袋，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合围。
第一节 我的童年（2）
这个战术果然奏效。刚一接触，“敌方”架起大炮就向我方阵地猛烈轰炸，我方传令兵正在第一道防线上打旗语，土炮直接击中了他的脸，顿时满脸是血。幸好“敌方”的土炮里没有装铁屑和钢珠，果真如此，传令兵不死也得残。传令兵被土炮打成了“麻子”，严重毁容，这位传令兵现在一所大学教法律。前不久，我还见到他，看到他那张麻脸，一种永远的内疚涌上心头。他却戏言：“你看看我这张麻脸，就知道那个时代有多么荒唐。” 大炮一响，“敌方”气焰嚣张，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我连忙传令前沿阵地（围墙）一梯队的官兵，迅速隐蔽在围墙的我方一侧，使敌人看起来我们已经“溃退”。而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放弃第一道防线，敞开口子，让敌人钻进来。我同时命令第二道防线的狙击手（二梯队）“子弹”上膛，准备痛击“敌人”。 “敌方”的先头部队在突破我第一道防线后，得意忘形，乘胜追击，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们彻底击垮。由于追得太猛，他们与后方部队之间留下了很大一片开阔地。正是有了这片开阔地，让我的军事思想有了实践与检验的机会。 果然，他们的先头部队一进入我方布好的第二道防线，就等于钻进了我们的口袋。见时机成熟，我一声令下：“开打——” 此时“敌人”已经陷入我一梯队和二梯队前后火力夹击之下，弹弓打出的小石子如雨点般泻了过去，几乎是前后左右同时开花。战士们铆足了劲，把所有的仇恨都一骨脑儿地宣泄了出去。“为传令员报仇——”顿时，阵地上打杀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这时，“敌人”才意识到遭了伏击，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想抵抗又组织不起战斗队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他们只有一种选择：投降。 当战士们把１２个“俘虏”绑起来，带进“集中营”时，“敌方”的司令员还没有明白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先遣部队１２个队员出去后，一个也没有回来？尽管他们有大炮，但还是不敢贸然挺进，在观察了半天之后，他们还是没有看清我方的意图和阵地情况，不得不宣布收兵。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胜利。我们用极微弱的代价（一张麻脸）换了１２个俘虏，特别是初战告捷，从精神上压倒了对手，极大地鼓舞了我方的士气。通过这次战斗，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书本上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变得感性起来，我也越琢磨越有劲，越琢磨越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那时，我真把毛主席当成了“神”，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影响了我整个的人生。 像红军五次反围剿一样，我们这些娃娃兵也经历了若干次“围剿”。军机关大院的干部子弟愿意参加战斗的永远只有４０来个，而敌方在不断地“征兵”，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的兵力扩张到１３０多人，几倍于我方。 敌强我弱的态势迫使我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和积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在与敌周旋时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拿军机关宿舍的玻璃出气，靠近战场的５幢机关宿舍楼当街的一面一年多时间没有一张完整的玻璃窗，干部家属以为是地方武斗的结果，他们被迫用油毡纸将窗户保护起来，却不知是我们这些子女惹的祸。 然而，战场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们经历了与当年红军相同的遭遇：由于敌方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变得小心谨慎，异常狡猾，进攻时采取了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术，特别注意掩护翼侧和结合部。这样一来我的运动战和麻雀战等战术无法展开，于是第一二道防线相继失守，我终于退到位于防御纵深底部的“第三道防线”，这也是我预设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是位于山顶的军机关警卫连的营房，一道一丈多高的石头砌成的围墙环山而建，与我的战场相接的部分有１００多米，围墙里面是一排猪圈，我和我的部下只要通过一道木门进入围墙，再把木门从里面顶住，我们就可以站在猪圈的屋顶板上俯瞰整个战场，是个易守难攻的理想阵地。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围墙内的营房里驻扎着１００多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的司令当然就是连长了。警卫连长姓张，是山东掖县（现在称莱州）人。他的老家是山东的武术之乡，所以他除了练得一手好枪法之外，还有一身好武功，虽然他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看上去挺吓人的，但是他对我很不错。他喜欢我的调皮和聪明，还对我用弹弓的射击技巧大加赞赏，曾对我家门前的哨兵说过，如果我去当兵，枪法一定不会差，他就喜欢这样的兵…… 所以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我想：假如我被“敌人”俘虏，他会袖手旁观吗？打死我都不信！ 我和我的部下撤到围墙后面，用弹弓、石块和木桩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严密封锁了进入围墙的通道——那扇木门，敌我双方在围墙内外形成胶着状态：“敌人”开炮我们就隐蔽在围墙后面，“敌人”冲上来我们就以近距离火力将其击退，我们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虽然对方人多火力强，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第一节 我的童年（3）
这一次他们出动了全部人马，一鼓作气冲到围墙边，以数倍于我的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十几分钟之后，火力急袭突然停止，我判断敌人准备鸣金收兵了，马上喊了一声“准备出击”，因为天色将晚，围墙久攻不下，对方又要回家吃饭，哪里还有心思恋战？我认为我的判断不会错，于是探头出来观察“敌情”。正在此时，围墙外约２０米的树丛里突然射出一颗石子，命中我的右眼框，我眼前犹如金星飞溅，殷红的血一下就冒了出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急忙低下头，擦了一下血：“他妈的，这么狠——我非要你血债血偿不可！” 我低声骂了一句，随后站起身，我看见了躲在树丛中的他，正洋洋得意地大声喊着：我打中他们司令官了…… 敌阵发出一片胜利的欢呼…… 巨大的耻辱和疼痛使我疯狂起来，我在围墙内使出全身的力气，拉满了弹弓，迅速探身出来，瞄准我仇人的右眼，瞬间射了出去…… 当那个孩子看到我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他因惊恐而瞪大的眼睛随着“噗”的一声，其中一只便被打碎，他声嘶力竭地哭嚎着滚下山坡，那双明亮而惊愕的眼神却永久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生平从不欺负人，也不容他人欺负我，谁欺负了我，我必十倍百倍地加以报复，这是我做人的信条。我遵循毛泽东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的弹弓技术用百步穿杨来形容也毫不夸张。１３岁那年和姨妈、姨丈去中山门玩，我曾指着中山门外右面护城边的几丈高的核桃树对他们说：你们要哪个核桃，我就打哪个下来。姨妈笑着说我吹牛。她话音未落我就打了一个下来，我姨妈相信了，指着树梢的两个核桃要我打，我马上就玩了个一箭双雕…… 我姨妈和中山门外的核桃树还健在，我的母校烟台二中也还有老人，谁不相信我的神技可以去查证，但是在我与敌人搏斗时从不主动击其要害，除非他首先侵犯我，不然的话，恐怕１００双眼睛也不够我打，但是这一次出手太残忍，对我的震撼太大——以至于我都忘了参加我部下趁机发起的冲锋…… 那个黄昏如血色一般恐怖，我情急之下干了一件至今都让我心悸的事情，那孩子的右眼被我打瞎了。那是一只多么明亮又带着惊恐神情的眼睛呀。 多年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惨痛的一幕，我都有一种从灵魂深处浸透出来的内疚和悔恨，那孩子的一只冒血的眼睛总出现在我梦里。随着岁月的流逝，童年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想忘都忘不掉。我发现我虽然很重感情，但在感情与理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理智永远大于感情，不管这种所谓的理智是对是错。时代的荒唐注定了我们那代人的荒唐，每个人都是罪恶的“行为艺术家”，每个人都是人性恶的代表。 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绘我的童年，印象里最深的是漫天飞舞的红旗，满世界充斥着革命口号，在打打闹闹中，我见到了孩子本不应该见到的碉堡、酷刑、枪炮，还有人与人像动物一样的决斗。大人如此，小孩也如此。
第二节 我是一个“娃娃兵”（1）
参军那年，我１５岁。我肩上扛过了一座小山，我吃的苦很多。我在部队学到了很多本事，我找到了与劳动人民的差距。 转眼到了１９６９年冬季，我满１５岁了。 成天都在打打闹闹中度过，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谓无事生非、无事添乱就是这个道理。不上课，天天闹革命，革命没有闹成功，反而给家里添了好多是非。当时，我们这些军人子弟有两条出路，一是下乡当知青，一是当兵。由于我年龄小于其他同学，不到１６岁，于是同学们都下了乡，我父亲当地区革委会主任太忙，经常在外地处理武斗，自顾不暇，所以由母亲做主，送我去当兵，其实我当兵也是下乡，因为连队几乎都在乡下，并且当兵比下乡苦得多。 于是，刚刚１５岁的我穿上了军装，当上了一个“娃娃兵”。 其实，在我前面，军机关大院里已经有很多孩子当兵去了，“娃娃兵”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当初，军务部门准备让我到长山的一个部队去搞通讯，说那里的条件好一些，通讯兵也是很让人眼羡的兵种。可是，在接入伍通知那天，我上山打麻雀去了。当我提着一长串麻雀，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时，被赵峰军长看见了。他提起麻雀一看：“哟呵，你小子不简单呀，都是你打的？”我点点头。他又说：“你该去当兵，不当兵可惜了材料。” 第二天，军务处通知我马上换军装，和女兵们一起去威海。就这样，我被塞进了装满女兵的汽车来到了威海。 由于我的身份不一样，部队总是对我客客气气的，不管是首长还是老兵。我觉得好笑，一个娃娃值得你们这么在乎？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们并非是对我客气，而是对我父亲客气。晓得这个道理之后，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马上去找领导，要求下连队，而且越艰苦越好。当天下午，我被分配到了刘公岛上。 当时，刘公岛上很荒凉，除了我们陆军有一个营之外，海军还有三个团级单位。岛上的陆军不干别的，只放炮开山，修筑工事。驻守刘公岛的一连是济南军区多年的“四好连队”，可以这样说，我身上好多优良的东西都是在那时养成的。我是下午４点钟上岛的，第二天就被残酷地上了一课：与工农群众一起偷大粪。 刘公岛上的军人比老百姓起码多１０倍，有２０００多人，蔬菜供给成了一个大问题。部队只好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实现生产自给。蔬菜地倒是开垦了不少，但肥料成了一个大问题。那个时候，又没有化肥，全靠农家肥来种庄稼。海军人多，他们的厕所生产的肥料基本能供给他们的菜地。但我们陆军只有一个营，开垦的荒地又多，不能完全做到“肥料自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不“君子”了，经常去他们的厕所偷大粪。每当偷大粪时，全连官兵都极其兴奋，群情激昂，就像要打一场大仗一样。 天还没有亮，可能是凌晨３点多钟，我们就起床了。这是我１５年来起床最早的一天。在操场集合完毕，指导员做了一个简短的战前动员，中心意思就是要有纪律，做好保密工作，要悄悄地干。连长一声令下：“出发！”于是，全连官兵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挑起粪桶向海军基地进发。 刚开始，受大家的情绪影响，我也是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都是新鲜的，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去偷大粪，还以为是出征呢。连长见我年龄小，让我和一个力气小的战友一起合作，共同挑一副担子。那个战友叫张明，也是一个新兵。 摸黑走了４华里路后，我们潜入了海军的厕所。在粪坑前再一次集合，连长简单地分了一个工，便开始了偷大粪行动。只见战士们齐刷刷地跳进粪坑，用粪瓢舀了起来。由于海军掏得也勤，粪坑里并没有多少大粪，需要很小心地舀，简直比淘金还难。用我们连长的话说，“大粪就是黄金，不，比黄金还宝贵！” 在往粪坑里跳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正是这一丝的迟疑，我看到了我这个高干子弟与劳动人民的差距。他们跳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不情愿，仿佛就像干其他事情一样，二话没有说，该上就上了。丝毫没有觉得大粪臭，丝毫没有觉得粪坑脏，丝毫没有觉得谁该先上的问题。幸好，在我迟疑的时候，没有谁注意到，我的脸一下就红到耳根。 我始终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这种优越与生俱来，从小与我玩耍的孩子根本不能和我比。我总是住着当地最好的房子，在烟台，我家就是以前的美国领事馆，上下三层，光厕所就有六七个。我从来没有尝过“饿”的滋味，在别的孩子眼里极其珍贵的水果糖，我经常吃，还嫌硬。在家里时，有保姆和爸爸的公务员照顾，我从来没有干过家务活，更没有体验过苦累的滋味。我这棵在温室里长大的苗苗，突然面对掏大粪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迟疑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时我真的感到很羞愧。所谓环境锻炼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当时有谁犹豫一下，我可能比他更迟疑，更怕脏更怕苦。但别人都没有，只有我！在部队里，怕苦怕累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我终于跳进了粪坑。奇怪，大粪并不臭，也不觉得脏了。我用瓢使劲地舀呀舀，干得挺欢。渐渐地，用瓢舀不起来了，我就用手去捧。当一接触那软软的粪便的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到了一种比黄金还宝贵的感觉。
第二节 我是一个“娃娃兵”（2）
人生有很多方式开头，军旅生涯应该是我人生的开始，万没想到，我的人生是从掏大粪开始的。部队真是一个锻炼意志的地方，我在连队工作了８年，其中有６年时间都在打山洞。挖了多少土石方，走了多少路，穿烂了多少鞋，磨烂了多少手套……我只觉得很多很多，如果有心把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若干年后，有一位部队首长来视察，他感慨万千，说我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扛过一座小山。他说的是真的，我现在左肩骨骼发育正常而右肩早已被重担压平，拍片出来看就是畸形。 ８年来，我没有一天身上没有伤，每年都要牺牲若干战友，但我没有退却，没有喊一声苦，没有叫一声累，我不可思议地坚持下来了。后来，我在北京３０１医院治病的时候，一位医生得知我是高干子弟，还在连队挖山洞，他由衷地感叹：“军以上干部的子弟在连队工作超过８年的绝无仅有，没想到你是。”当时，我的父亲已经是大军区正职了，这个职务的待遇相当于政府副总理。 我一直以为，苦难是一本大书，也是一笔财富。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在连队挖土而羞愧叹息，相反，我觉得苦难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苦难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它让我身上陡然有了很多优良的成分。部队给了我不依赖他人顽强向上的精神，给了我勇于吃苦和善于吃苦的精神。我就像顽石上钻出来的小草，虽然很艰难，但我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时常对朋友讲，人不专门找苦吃，但吃过苦的人，才能确知苦的滋味和甜的可贵，才能更好地成就社会。痛苦对于怯懦者是灾难，对于有志者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有了吃苦经历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我从事私人侦探之后，有很多人前来拜我为师，也想尝试一下这极富刺激性的工作。我总要问他们这样一句话：“你能连续两昼夜不合眼吗？”这句话往往会把他们问住，在他们不置可否中，我会轻言细语告诉他们：“你还是去干别的吧，这个工作不是‘人’干的。”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1）
你听见过骨头与骨头摩擦的声音吗？你看见过把血管切开，强行往里面灌血的场面吗？你听说过汽车翻下山岩，奄奄一息的司机用后视镜反射打火机的火光求救的事情吗？ 在连队时，战友之间私下开玩笑，有人说我不是农民子弟。当时，我急了，觉得很耻辱很窝囊很不服气，我马上义正词严地反驳：“我祖上是贫苦农民，我爷爷比你爷爷还农民！”然后，我会给他们讲我家的故事，给他们讲我爸爸为什么要走上革命道路，讲父母的那些惨烈的战斗故事，听得他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不管是何等出身，只要你有勇气面对苦难，只要你有革命的理想和战斗的豪情，你就会比别人优秀和出色。我１５岁当兵，１５岁就当班长，１７岁入党，１９岁提干当排长，２３岁当团参谋。我用我的青春和吃大苦的精神，诠释了一个道理：高干子弟并非都是孬种。 上岛两个月后，中苏关系紧张起来，全军都在大比武。我们这些挖山洞的兵们也放下了铁锹和钢钎，拿起了钢枪进行各项军事技术操练。我们当时属于“机炮部队”，同时也要操练步兵的各项技能。 全连有１２９个兵，还有很多当了５年的老兵，１５岁的我与那些大哥哥比起来，毫不逊色。步兵的“六项技术”比武，我拿了５项第一。除了“土工作业”之外，我全部拿了第一，这让所有的兵哥哥都刮目相看。其实，这些科目我早就熟悉，因为打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战争），我曾被迫在警卫连当过几个月的“实习新兵”，住在我家门前的警卫７班宿舍，哨位就在我家门前，和其他战士一样接受军事训练，虽然这对我来说几乎是变相的军事管制，但是由于与我的理想和兴趣相合，所以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段时间的管制，跟大胡子张连长学了不少真本事。 由于我的军事技能优秀，连队在我入伍几个月后就把才１５岁、骨头都没有长硬的我推上了班长岗位，让我管１１个比我大很多的兵。 当就当嘛，一个小小的班长有什么不能当的呢？在家时，我还是４０个孩子的司令呢！话虽这样说，这个“班长”与那个“司令”不同，这是革命工作，是历史责任。我得组织全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军事训练，安排农副业生产，站岗，查哨，集合，整理内务（床铺），做政治思想工作，包括忆苦思甜……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要负责，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可我还是一个１５岁的孩子呀。 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４日，在一次擒敌拳训练当中，我做的“擒拿”动作既规范又标准，这让很多老兵不服气，他们轮番上前与我较量。尽管我累得不行，但我必须要坚持下来，在与一个老兵斗腿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左腿“喀嚓”一声，钻心的疼痛使我当即昏迷，我的左腿骨折了，前十字韧带断裂了。我悲惨地倒了下去。 这次受伤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它让我成了叁等甲级伤残革命军人。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上是这样描述我的伤情的：左膝内侧半月板损伤，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髁间棘撕脱骨折，已行半月板切除及骨折片内固定术。现左侧股四头肌萎缩较右侧细２厘米，左膝关节活动受限。 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伤情如此严重，以为是一般跌打损伤而已。尽管很痛，但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战友们都说没有事情，过一会儿就好。就是这种不在意，让我没有做任何检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依然在挖山洞和军事训练中处处争先。由于没有半月板的支撑作用，我的大腿和小腿的骨头直接发生摩擦，小腿骨头还得支撑起身体的重量。 多少次，我在挑土石方和军事越野的时候，我听到骨头和骨头的摩擦声响，痛得钻心，痛得我真想把腿锯掉。那种折磨让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明明我是断腿之人，还得装着没事情一样，与战友们一起挑呀抬呀扛呀，其中的痛苦只有心里才知道。一干就是５年，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连走路都困难了，已经瘸了起来。连队也觉得可能是大事情，不治不行了，便让我去北京彻底检查检查。 一进医院，我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中国的骨科研究所设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时国家卫生部的负责人为我介绍了专家，他们都表示“不可做手术了”。后来，我国医学界泰斗、著名骨科专家，３０１医院的陈景云教授看了我的片子后，果断决定住院手术。在手术室里当我的腿被切开组织，暴露创面之后，医生们倒吸了一口冷气，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的骨头把半月板完全磨烂了，烂得就像( "二奶"杀手的自白 http://www.xlawen.org/kan/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