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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1。引言（1）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丛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即使是较好一些的作品，也难免进行**裸的说教，被政治风向左右，带有极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l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
在“文革”中，面对**、**集团的法西斯文化**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2。引言（2）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
3。引言（3）
由于目前对“文革”地下文学十年中产生出的地下文学作品搜集尚不够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对其成就作总体估价。***但就目前已搜集和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诗小说《波动》；现代主义诗歌倾向的童话诗、先锋派诗；旧体诗《龙胆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干锡力日记》等。这些作品同“文革”后十几年的优秀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认识深度并不逊色。前者曾对后者产生过深远影响。
当然，对地下文学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它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显得相当盲目。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组织，阵营散乱，没有较为统一的宗旨，加上先天营养不良，创作随意性大，不免流于粗疏。
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本书尽量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运动，本书用一定篇幅介绍环绕地下文学的边缘活动。
对于“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为有些是原始第一手材料，考虑到不加称引，势必从此湮灭，所以尽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开表的材料，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和考虑本书的全面性，也适当占有一定篇幅。考虑到有些材料价值较高，包含有历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内涵，还是加以尽量引用。
1。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1）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扫荡了“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纪元，冲在最前面的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这种“新文化”出现时，也有片刻的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红卫兵歌谣”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横蛮、粗野是美，典雅、温文是丑，稚气未脱，又霸气十足。
无产阶级新文化纪元
在
“文化大革命”爆前的1965年，《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等作品。在“左”的思潮下，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的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他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其中话剧112个，歌剧33个，京剧76个，地方戏96个，其他10个。327个剧目中，大戏137个，中小型戏190个。
在这些剧目中包括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和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海啸》，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l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
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罩，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随着中央“5·16通知”的下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在都闹市区王府井，8月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像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气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这些穿着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2。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2）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现这只台灯上的**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捡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进口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在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确闹腾得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钢琴搬到了**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碧眼的吴清华，热烈鼓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后**加以接见。《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作批判家，积极参加大批判的景。
劫夫谱曲的**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题写的《**语录》再版前，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视台播放。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在故宫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根据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犯罪——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数以百千万计。
3。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3）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表讲话吹捧**：“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活动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场。
《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化**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一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会感到压抑、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xxx”，“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
还有一些豪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杨水才）
“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
“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
这些英雄的豪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的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失去生命力。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新文学、新文化。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红卫兵文艺的**：1967年夏…1968年秋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4。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4）
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况。***在全面内战爆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在此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辩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5。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5）
在大学则有《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指点江山》（钢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联》（建工学院**思想兵团）、《上天》（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三红》（都红代会、人大三红）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上百种。一时大街小巷小报满天飞。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字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买小报。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红卫兵诗歌”从“文化大革命”初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长久徘徊于“打油诗”的阶段，随着1967年夏天之后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红卫兵诗歌便随同红卫兵政论文、散文一起，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8年12月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内收从1966…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的红卫兵诗98。
诗选的扉页上写有：
献给
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
最高统帅——**
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的胜利曙光，前进——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
诗集共分八编：红太阳颂（11）、红卫兵歌谣（31）、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27）、夺权风暴（5）、长城颂歌（5）、献给工人同志的诗（6）、井冈山的道路（7）、五洲风雷歌（6）。
歌颂**的诗歌，在“文革”中可谓浩如烟海，但红卫兵的颂诗，仍具特色。
我手抚**红墙，
像孩子呀依偎着亲娘。
——《红太阳颂》北京向日葵
**是一艘时代的巨轮
**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
——《祝**万寿无疆——纪念**
“十一”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东北鸿耶
莫斯科一饭馆的女工，在街头看见中国留学生红卫兵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像章，她跑步上前轻声说……
您胸前像章闪着红太阳的光辉，
中国红卫兵，请给我一枚！
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啊，
盼望第二次十月革命已望穿秋水。
——《您胸前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佚名
北去的风儿慢慢地行，
你捎几句话儿到北京城。
延安的山头都插红旗，
造反派最想念**。
——《祝**万岁，万万岁！》陕西佚名
“红卫兵歌谣”在“文革”中大多见诸于“大批判专栏”以及小报、刊物的“报屁股”、空白夹缝。能够反映出“文革”时代的语特色。诗选中收入的歌谣，一部分曾在当时社会上、口头、大字报上广泛流传，另一部分则是仿造歌谣手法充塞报章夹缝的“打油诗”。现选其有时代特色的歌谣，转录如下：
**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湖北）
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四川）
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革命小将要真理。（湖北）
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闯火海上刀山。（江苏）
这些歌谣当然没有什么艺术性，却能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典雅、温文是丑，横蛮、粗野是美。仿佛童稚气未脱，而又霸气十足。这类歌谣中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攻。奇异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却能从中获取到“美感”。
6。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6）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编，收入了在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作《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提到“英雄的爸爸”：“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
1。引言（1）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丛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即使是较好一些的作品，也难免进行**裸的说教，被政治风向左右，带有极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l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
在“文革”中，面对**、**集团的法西斯文化**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2。引言（2）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
3。引言（3）
由于目前对“文革”地下文学十年中产生出的地下文学作品搜集尚不够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对其成就作总体估价。***但就目前已搜集和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诗小说《波动》；现代主义诗歌倾向的童话诗、先锋派诗；旧体诗《龙胆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干锡力日记》等。这些作品同“文革”后十几年的优秀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认识深度并不逊色。前者曾对后者产生过深远影响。
当然，对地下文学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它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显得相当盲目。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组织，阵营散乱，没有较为统一的宗旨，加上先天营养不良，创作随意性大，不免流于粗疏。
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本书尽量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运动，本书用一定篇幅介绍环绕地下文学的边缘活动。
对于“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为有些是原始第一手材料，考虑到不加称引，势必从此湮灭，所以尽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开表的材料，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和考虑本书的全面性，也适当占有一定篇幅。考虑到有些材料价值较高，包含有历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内涵，还是加以尽量引用。
1。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1）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扫荡了“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纪元，冲在最前面的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这种“新文化”出现时，也有片刻的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红卫兵歌谣”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横蛮、粗野是美，典雅、温文是丑，稚气未脱，又霸气十足。
无产阶级新文化纪元
在
“文化大革命”爆前的1965年，《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等作品。在“左”的思潮下，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的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他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其中话剧112个，歌剧33个，京剧76个，地方戏96个，其他10个。327个剧目中，大戏137个，中小型戏190个。
在这些剧目中包括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和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海啸》，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l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
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罩，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随着中央“5·16通知”的下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在都闹市区王府井，8月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像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气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这些穿着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2。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2）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现这只台灯上的**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捡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进口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在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确闹腾得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钢琴搬到了**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碧眼的吴清华，热烈鼓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后**加以接见。《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作批判家，积极参加大批判的景。
劫夫谱曲的**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题写的《**语录》再版前，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视台播放。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在故宫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根据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犯罪——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数以百千万计。
3。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3）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表讲话吹捧**：“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活动期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场。
《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化**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一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会感到压抑、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xxx”，“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
还有一些豪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杨水才）
“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
“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
这些英雄的豪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的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失去生命力。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新文学、新文化。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红卫兵文艺的**：1967年夏…1968年秋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4。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4）
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况。***在全面内战爆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在此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辩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5。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5）
在大学则有《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指点江山》（钢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联》（建工学院**思想兵团）、《上天》（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三红》（都红代会、人大三红）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上百种。一时大街小巷小报满天飞。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字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买小报。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红卫兵诗歌”从“文化大革命”初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长久徘徊于“打油诗”的阶段，随着1967年夏天之后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红卫兵诗歌便随同红卫兵政论文、散文一起，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8年12月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内收从1966…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的红卫兵诗98。
诗选的扉页上写有：
献给
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
最高统帅——**
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的胜利曙光，前进——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
诗集共分八编：红太阳颂（11）、红卫兵歌谣（31）、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27）、夺权风暴（5）、长城颂歌（5）、献给工人同志的诗（6）、井冈山的道路（7）、五洲风雷歌（6）。
歌颂**的诗歌，在“文革”中可谓浩如烟海，但红卫兵的颂诗，仍具特色。
我手抚**红墙，
像孩子呀依偎着亲娘。
——《红太阳颂》北京向日葵
**是一艘时代的巨轮
**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
——《祝**万寿无疆——纪念**
“十一”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东北鸿耶
莫斯科一饭馆的女工，在街头看见中国留学生红卫兵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像章，她跑步上前轻声说……
您胸前像章闪着红太阳的光辉，
中国红卫兵，请给我一枚！
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啊，
盼望第二次十月革命已望穿秋水。
——《您胸前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佚名
北去的风儿慢慢地行，
你捎几句话儿到北京城。
延安的山头都插红旗，
造反派最想念**。
——《祝**万岁，万万岁！》陕西佚名
“红卫兵歌谣”在“文革”中大多见诸于“大批判专栏”以及小报、刊物的“报屁股”、空白夹缝。能够反映出“文革”时代的语特色。诗选中收入的歌谣，一部分曾在当时社会上、口头、大字报上广泛流传，另一部分则是仿造歌谣手法充塞报章夹缝的“打油诗”。现选其有时代特色的歌谣，转录如下：
**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湖北）
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四川）
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革命小将要真理。（湖北）
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闯火海上刀山。（江苏）
这些歌谣当然没有什么艺术性，却能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典雅、温文是丑，横蛮、粗野是美。仿佛童稚气未脱，而又霸气十足。这类歌谣中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攻。奇异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却能从中获取到“美感”。
6。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6）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编，收入了在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作《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提到“英雄的爸爸”：“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