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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缥缈、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会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
7。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7）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珠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纯洁。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礴”的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下，文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消失。
1。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1）
徐浩渊和她的地下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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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判**反党集团的运动中，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1972至1974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1973年达到了**。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一诗影射**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积极介绍西方文化。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画家和知青诗人，主要人物为画家彭刚以及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等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群”的头面人物：岳重、栗世征，当时作为歌手参与这个沙龙。出入这个沙龙的还有当时已出名的依群。后来这个沙龙成为“白洋淀诗群”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的生活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沙龙的核心人物属彭刚，但沙龙的“灵魂”是徐浩渊。彭刚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最早的现代画家之一，当时刚17岁，就以其野蛮的艺术力量震撼沙龙。徐浩渊则让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装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并写出《陕北农村考察报告》。
白洋淀诗群三主将
岳重进入沙龙之后，很快也成为中心人物。岳重同栗世征来自白洋淀，插队已三年。岳重当时马上要被中央乐团录取，是个男低音，而栗世征自认为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15岁时岳重即将《人·岁月·生活》（爱森堡）、《往上爬》（约翰·布兰）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19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当时，在沙龙里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的“头把小提琴”非依群莫属。
青年时代栗世征与岳重一直形影不离。栗世征讲：“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白洋淀诗群”三名主要干将：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相识于“文革”前1964年，三人都是13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在1969年初又一同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多多和岳重曾写过一些古体诗。在纪念**诞辰七十三周年时，岳重曾提笔作赋：“一**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在1968年晚秋又为同学占为明插队作诗“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骨硬，程远雄心固。”除了这些之外，这三个人都尚未有谁动过写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自己写的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可是，多多对诗和岳重之间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那时，多多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
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多多，这就是《三月与末日》。多多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诗深深地侵犯了他，他对它有气！他感到一时不知诗为何物，后来他现自己在坚持固有的诗品观念：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岳重的诗与他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他已读过艾青的诗，并认为艾青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的第一诗人），因此多多判定：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的了解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推移，多多才越来越感到岳重狞厉的内心世界，其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后来，多多总结了岳重的形象，用一句话：“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1
2。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2）
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其中有《白洋淀》、《桔红色的雾》和《深渊上的桥》。当时多多认为《桥》最好，后来岳重也认可这。遗憾的是他的诗已大部散失。《三月与末日》是当时地下诗坛最具现代色彩的诗作，全诗共98行。摘录如下：
既然／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既然他毫不吝惜／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朴素壮丽的灵魂／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寂／既然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庄严的心／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
——《三月与末日》
岳重的诗被介绍到沙龙中之后，徐浩渊立即断，“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
诗歌的“决斗”
1972年6月19日，多多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的路上，忽然得到一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他开始动笔，到了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在多多诗集未完成前，徐浩渊闻讯对多多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因为多多一直对理论、哲学感兴趣，所以众人对他写诗不免有几分好奇。多多的诗拿到沙龙后，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岳重的反应是暧昧和不服气，依群大致相同，但多多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依群希望多多能把诗写得朴素，感要货真价实。同时，依群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多多认为这是依群后来洗手不干的原因。
多多原籍辽宁，1951年8月生于北京。从1972年写诗后，多多坚持进行现代主义的探索，先后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蜜周》、《万象》（14）、《致太阳》、《手艺》（以上写于1972…1973年）；《教诲——颓废的纪念》、《同居》（以上写于1976年）；以及动笔于1973年，完成于1980年的长诗《感的时间》。
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
溜出来了，带有一股
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
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
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
——《青春》1973年
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
留下少年
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
——《夏》1975年
1973年芒克开始和多多建立诗歌友谊。多多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从这一年多多开始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
芒克（1950。11…）原籍沈阳。1970年开始写诗。代表作：《心事》（诗集）、《泪梦》（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文革”中，他有影响的诗作有：《致渔家兄弟》、《城市》、《天空》、《冻土带》、《白房子的炊烟》、《路上的月亮》、《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给》、《街》、《我是风》等。
多多称芒克为自然诗人。他们16岁乘同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插队。白洋淀历来民风强悍，作家梁斌笔下的响马李霜泗之辈当年就活跃在此地，还有打鬼子的“雁翎队”。白洋淀是个藏虎卧龙之地，多多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诗歌的摇篮，当时从白洋淀出了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林莽，以后赵振开、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也都前往白洋淀游历、作客和“朝圣”。
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的孩子，玩耍、种庄稼地，还有打架和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躯体散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
3。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3）
我要举起浪花
向着陆地奔跑
我要亲切的呼唤
扑进她温暖的怀抱
——《海风》
在波涛的面前
我竖起胳膊的桅杆
——《船》
庄稼：
秋天悄悄来到我的脸上
我成熟了。***
土地：
我全部的感
都被太阳晒过
——《十月的献诗》
他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追寻。多多认为，芒克最令人向往的是他的“生命力”。到了1973年底，多多同芒克交换诗集时，芒克已硕果累累，此时多多的第一册诗集也为他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赏。
岳重给多多留了一张条子：别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在这一年的夏天岳重却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他的诗，诗作被人送到了公安局，也许公安人员被这个“怪物”吓坏了，将岳重的诗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鉴定，不知是经过那一位诗歌专家和那一级组织审查后，确定“此诗无大害”，才算了事。就此，岳重搁笔了。
1973年是沙龙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多多等人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里、张郎郎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属于那一代人的还有画家周漫游、董沙贝等，也有所来往。他们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黄金时期的结束——寒流袭来
1973年以后沙龙中写诗的人就多了。有史保嘉、马嘉、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他们的诗大都散失。现在仅存的散稿如下：
马嘉：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裸的
太阳光
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鲁双芹（女）：
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李之林：
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着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在“文革”中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诗歌探索和试写的诗人还有：
林莽，原名张建中，（1949冬…）1969年在白洋淀水乡农村开始诗歌创作。
田晓青，笔名小青，（1953。4…）北京人，原籍河北蠡县。“文革”期间曾经入伍，1973年复员后回城当工人。
严力（1954。8…）北京人，原籍宁海，1974年开始写诗。
杨炼（1955…）生于瑞士伯尔尼，北京人，1974年读完高中，到北京昌平县插队，插队期间开始写诗。
以上这些青年诗人，在“文革”后的新诗歌创作中，作为“先锋派”的主力崭露头角，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他们都曾受到过“地下诗坛”的雨露，创作轫于“文革”期间。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政治气压的变化。在这一年秋天**集团开始对地下文坛进行查抄、清剿。在政治压力下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大的沙龙开始解体，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局限于最密切的朋友之间。
在这之后，芒克与彭刚曾组织最早的“先锋派”，拉多多参加，试图进行更现代主义的试验。这个圈子实际仅有芒克和彭刚两人，维持了不到两个月。
1974年，多多拿出了他的第三册诗集，芒克如约与他进行了交换。这是一次私人的决斗。
随着大大小小文艺沙龙的解体，随着岁月流逝，徐浩渊的风采以及彭刚诸人的隽已随风飘逝，知者了了。“白洋淀派”诗人的诗句却留存了下来，在新时期到来时独领风骚。
1。“知青歌曲”的泛滥（1）
上山下乡清苦生活的自娱自乐——知青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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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表**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700万中学生自愿和被迫离开城市，踏上了走向边疆、农村的征途。
在建设兵团、农村，这些知青作为简单劳动力使用。兵团的“军事组织”对知青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了双重的禁锢。一些领导者的**、愚昧、对文化的仇视，使知青们被置于任人宰割又申冤无地的境地。在陕西等艰苦地区，男女知青甚至连口粮钱也挣不下，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仅勉强糊口。艰苦的生存环境，与父母家庭的分离，对终身扎根的忧虑都促使知青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堕入社会最底层的知青们，在插队支边的艰难岁月中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陕西、陕北、山西、河北等省农村，在新疆、内蒙、东北、云南几个大的建设兵团，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数量不小，尚无人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仅目前见诸文章、报刊和收入盒式录音带的已不下数十：《四季歌》、《75天》、《地角天边》、《雨声传》、《南京之歌》、《精神病患者》、《松花江上》、《疯狂的世界》、《我的眼泪》、《姑娘八唱》、《请你忘记我》、《伤心的泪》、《小小油灯》、《钞票》等。
这些歌曲是知青在缺乏文化娱乐的寂寞岁月中，创作出来进行自娱的，它们是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别家乡初到农村时期的歌曲和在农村中受重创后创作的歌曲。前期歌曲的主要内容为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绪，后期则主要表现对生活的幻灭感。
远离城市，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内心世界像一片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露浇灌。云南兵团十五团知青陈英惠在回忆文章中讲，“每当夜晚来临，知青们就会一伙一伙围坐在一起，对着月光唱着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歌。向着故乡的方向大声呐喊，以宣泄难以忍受的寂寞与痛苦。”
在东北兵团，知青精神生活的贫困也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唱歌便成为东北知青唯一可以减轻苦闷和孤独的方法。在1970年－1971年，15团29连女知青宿舍里，经常半宿半宿地唱歌，唱《井冈山的道路》、《江姐》、《红珊瑚》、《刘三姐》、《怒潮》（电影），甚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红河村》、《灯光》。到了1975…1976年，兵团的种种“纪律”、“约束”开始松弛，各种知青歌曲便开始在连队中泛滥开来。于是便有了14团工业连“知青歌曲大联唱”这样一幕场景。
在建设兵团中，能够当干部、教员、开机车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有许多知青才智得不到充分挥，穷极无聊，便各自搞一些个人爱好，打光阴。一些喜欢电子的便自己组装各式半导体收音机。在14团11连，有一个北京知青李xx搞了个窃听器，窃听女生讲话，连里知道后，组织全连知青对其进行批判。
14团工业连北京知青金小平，在电子方面也是“能手”。他自己装半导体、电唱机，还装了一个射机，知青们曾进行过一个试验，在一千米距离之内，7个管的红灯牌收音机可以收到清晰的声音，金小平打开射机，北京知青朱宗强、章海等人在宿舍里唱歌、说话，在连队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可以收到。
一天，工业连的女知青在宿舍里打开半导体，忽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传来奇特的声音：“这里是北京知青广播电台。”接着便从半导体中传出参差不齐的歌声。先是《北京——地拉那》，再听就不对了，《小板凳摆一排》、《哇哈哈》、《插队的人归来》、《南京之歌》……声音愈听愈熟悉，一个女知青跑到男生宿舍，见他们正仰着脖子唱呢。当天，男知青搞射台的事就在女知青中轰动了。
知青歌曲基本是借曲填词，云南知青自嘲为“借曲家”。这些“借曲家”创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泪水相流就落肩上”（《山西知青离乡歌》）“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广州知青歌》）“火车，火车，慢些走！”（《火车慢些走》），这样一些离乡歌，其实正是民歌、民谣的当代优秀作品。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知青歌曲同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们是当代的《诗经》。
2。“知青歌曲”的泛滥（2）
“文革”中，知青内部的信息流通渠道既多且广，且流通很快。有时一歌或一个主题在各地有不同唱法、不同词曲。如《梦见母亲》在云南兵团和内蒙兵团就有两种变异的唱词。如《四季歌》知青们可以信口填词，所以种类更多。一《南京知青歌》其中“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异乡”一句，在江苏和北大荒等地就有：“深浅”、“深陷”、“深嵌”等改变。应该说，知青歌曲有其特殊地区性、特殊群体性，也具有知青群体的共性和普遍性。
下面将知青歌曲的创作、传播和内容演变作分段介绍。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在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了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它是当时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生活被剥夺，对命运的无奈，生命活力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迷茫和幻灭感。
《南京知青之歌》词曲：任毅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仅有三段，传播过程中增至七段。流传最广的当属第三段，“跟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歌在1971年之后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在军队的城市兵（他们大都下过乡）中流传。在石家庄x军，此歌名为《我的家乡》，在南京汤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将此歌传入军营，歌名《可爱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狱，仍然不能阻挡歌曲的流布传播。
1．1969年夏收之际的南京知青们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诞辰纪念日，南京市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后来，任毅的知青点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家盖房要七架梁，而给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余的木料都被生产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间流传着个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绪。任毅在知青点的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3。“知青歌曲”的泛滥（3）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知青们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任毅在“文革”后期当“逍遥派”时弹起了吉他。“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他拍卖。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1969年夏天，由于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点弹吉他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知青们甚至把这里称为“吉他之乡”。大家聚在一起，弹着吉他歌唱。有一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在这个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绪，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的心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当时有种很复杂的心。
2。南京娃娃桥监狱：3427号囚徒
《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的这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处境和真实绪。
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有不可脱逃的罪责。
4。“知青歌曲”的泛滥（4）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书信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四天后，就是元宵节。正是这一天，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被四面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学黄力高、齐克(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缥缈、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会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
7。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7）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珠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纯洁。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礴”的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下，文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消失。
1。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1）
徐浩渊和她的地下沙龙
1
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判**反党集团的运动中，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1972至1974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1973年达到了**。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一诗影射**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积极介绍西方文化。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画家和知青诗人，主要人物为画家彭刚以及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等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群”的头面人物：岳重、栗世征，当时作为歌手参与这个沙龙。出入这个沙龙的还有当时已出名的依群。后来这个沙龙成为“白洋淀诗群”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的生活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沙龙的核心人物属彭刚，但沙龙的“灵魂”是徐浩渊。彭刚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最早的现代画家之一，当时刚17岁，就以其野蛮的艺术力量震撼沙龙。徐浩渊则让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装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并写出《陕北农村考察报告》。
白洋淀诗群三主将
岳重进入沙龙之后，很快也成为中心人物。岳重同栗世征来自白洋淀，插队已三年。岳重当时马上要被中央乐团录取，是个男低音，而栗世征自认为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15岁时岳重即将《人·岁月·生活》（爱森堡）、《往上爬》（约翰·布兰）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19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当时，在沙龙里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的“头把小提琴”非依群莫属。
青年时代栗世征与岳重一直形影不离。栗世征讲：“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白洋淀诗群”三名主要干将：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相识于“文革”前1964年，三人都是13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在1969年初又一同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多多和岳重曾写过一些古体诗。在纪念**诞辰七十三周年时，岳重曾提笔作赋：“一**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在1968年晚秋又为同学占为明插队作诗“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骨硬，程远雄心固。”除了这些之外，这三个人都尚未有谁动过写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自己写的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可是，多多对诗和岳重之间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那时，多多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
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多多，这就是《三月与末日》。多多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诗深深地侵犯了他，他对它有气！他感到一时不知诗为何物，后来他现自己在坚持固有的诗品观念：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岳重的诗与他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他已读过艾青的诗，并认为艾青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的第一诗人），因此多多判定：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的了解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推移，多多才越来越感到岳重狞厉的内心世界，其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后来，多多总结了岳重的形象，用一句话：“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1
2。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2）
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其中有《白洋淀》、《桔红色的雾》和《深渊上的桥》。当时多多认为《桥》最好，后来岳重也认可这。遗憾的是他的诗已大部散失。《三月与末日》是当时地下诗坛最具现代色彩的诗作，全诗共98行。摘录如下：
既然／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既然他毫不吝惜／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朴素壮丽的灵魂／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寂／既然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庄严的心／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
——《三月与末日》
岳重的诗被介绍到沙龙中之后，徐浩渊立即断，“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
诗歌的“决斗”
1972年6月19日，多多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的路上，忽然得到一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他开始动笔，到了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在多多诗集未完成前，徐浩渊闻讯对多多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因为多多一直对理论、哲学感兴趣，所以众人对他写诗不免有几分好奇。多多的诗拿到沙龙后，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岳重的反应是暧昧和不服气，依群大致相同，但多多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依群希望多多能把诗写得朴素，感要货真价实。同时，依群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多多认为这是依群后来洗手不干的原因。
多多原籍辽宁，1951年8月生于北京。从1972年写诗后，多多坚持进行现代主义的探索，先后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蜜周》、《万象》（14）、《致太阳》、《手艺》（以上写于1972…1973年）；《教诲——颓废的纪念》、《同居》（以上写于1976年）；以及动笔于1973年，完成于1980年的长诗《感的时间》。
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
溜出来了，带有一股
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
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
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
——《青春》1973年
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
留下少年
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
——《夏》1975年
1973年芒克开始和多多建立诗歌友谊。多多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从这一年多多开始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
芒克（1950。11…）原籍沈阳。1970年开始写诗。代表作：《心事》（诗集）、《泪梦》（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文革”中，他有影响的诗作有：《致渔家兄弟》、《城市》、《天空》、《冻土带》、《白房子的炊烟》、《路上的月亮》、《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给》、《街》、《我是风》等。
多多称芒克为自然诗人。他们16岁乘同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插队。白洋淀历来民风强悍，作家梁斌笔下的响马李霜泗之辈当年就活跃在此地，还有打鬼子的“雁翎队”。白洋淀是个藏虎卧龙之地，多多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诗歌的摇篮，当时从白洋淀出了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林莽，以后赵振开、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也都前往白洋淀游历、作客和“朝圣”。
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的孩子，玩耍、种庄稼地，还有打架和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躯体散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
3。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3）
我要举起浪花
向着陆地奔跑
我要亲切的呼唤
扑进她温暖的怀抱
——《海风》
在波涛的面前
我竖起胳膊的桅杆
——《船》
庄稼：
秋天悄悄来到我的脸上
我成熟了。***
土地：
我全部的感
都被太阳晒过
——《十月的献诗》
他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追寻。多多认为，芒克最令人向往的是他的“生命力”。到了1973年底，多多同芒克交换诗集时，芒克已硕果累累，此时多多的第一册诗集也为他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赏。
岳重给多多留了一张条子：别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在这一年的夏天岳重却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他的诗，诗作被人送到了公安局，也许公安人员被这个“怪物”吓坏了，将岳重的诗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鉴定，不知是经过那一位诗歌专家和那一级组织审查后，确定“此诗无大害”，才算了事。就此，岳重搁笔了。
1973年是沙龙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多多等人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里、张郎郎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属于那一代人的还有画家周漫游、董沙贝等，也有所来往。他们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黄金时期的结束——寒流袭来
1973年以后沙龙中写诗的人就多了。有史保嘉、马嘉、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他们的诗大都散失。现在仅存的散稿如下：
马嘉：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裸的
太阳光
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鲁双芹（女）：
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李之林：
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着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在“文革”中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诗歌探索和试写的诗人还有：
林莽，原名张建中，（1949冬…）1969年在白洋淀水乡农村开始诗歌创作。
田晓青，笔名小青，（1953。4…）北京人，原籍河北蠡县。“文革”期间曾经入伍，1973年复员后回城当工人。
严力（1954。8…）北京人，原籍宁海，1974年开始写诗。
杨炼（1955…）生于瑞士伯尔尼，北京人，1974年读完高中，到北京昌平县插队，插队期间开始写诗。
以上这些青年诗人，在“文革”后的新诗歌创作中，作为“先锋派”的主力崭露头角，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他们都曾受到过“地下诗坛”的雨露，创作轫于“文革”期间。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政治气压的变化。在这一年秋天**集团开始对地下文坛进行查抄、清剿。在政治压力下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大的沙龙开始解体，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局限于最密切的朋友之间。
在这之后，芒克与彭刚曾组织最早的“先锋派”，拉多多参加，试图进行更现代主义的试验。这个圈子实际仅有芒克和彭刚两人，维持了不到两个月。
1974年，多多拿出了他的第三册诗集，芒克如约与他进行了交换。这是一次私人的决斗。
随着大大小小文艺沙龙的解体，随着岁月流逝，徐浩渊的风采以及彭刚诸人的隽已随风飘逝，知者了了。“白洋淀派”诗人的诗句却留存了下来，在新时期到来时独领风骚。
1。“知青歌曲”的泛滥（1）
上山下乡清苦生活的自娱自乐——知青歌曲
1
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表**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700万中学生自愿和被迫离开城市，踏上了走向边疆、农村的征途。
在建设兵团、农村，这些知青作为简单劳动力使用。兵团的“军事组织”对知青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了双重的禁锢。一些领导者的**、愚昧、对文化的仇视，使知青们被置于任人宰割又申冤无地的境地。在陕西等艰苦地区，男女知青甚至连口粮钱也挣不下，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仅勉强糊口。艰苦的生存环境，与父母家庭的分离，对终身扎根的忧虑都促使知青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堕入社会最底层的知青们，在插队支边的艰难岁月中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陕西、陕北、山西、河北等省农村，在新疆、内蒙、东北、云南几个大的建设兵团，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数量不小，尚无人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仅目前见诸文章、报刊和收入盒式录音带的已不下数十：《四季歌》、《75天》、《地角天边》、《雨声传》、《南京之歌》、《精神病患者》、《松花江上》、《疯狂的世界》、《我的眼泪》、《姑娘八唱》、《请你忘记我》、《伤心的泪》、《小小油灯》、《钞票》等。
这些歌曲是知青在缺乏文化娱乐的寂寞岁月中，创作出来进行自娱的，它们是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别家乡初到农村时期的歌曲和在农村中受重创后创作的歌曲。前期歌曲的主要内容为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绪，后期则主要表现对生活的幻灭感。
远离城市，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内心世界像一片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露浇灌。云南兵团十五团知青陈英惠在回忆文章中讲，“每当夜晚来临，知青们就会一伙一伙围坐在一起，对着月光唱着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歌。向着故乡的方向大声呐喊，以宣泄难以忍受的寂寞与痛苦。”
在东北兵团，知青精神生活的贫困也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唱歌便成为东北知青唯一可以减轻苦闷和孤独的方法。在1970年－1971年，15团29连女知青宿舍里，经常半宿半宿地唱歌，唱《井冈山的道路》、《江姐》、《红珊瑚》、《刘三姐》、《怒潮》（电影），甚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红河村》、《灯光》。到了1975…1976年，兵团的种种“纪律”、“约束”开始松弛，各种知青歌曲便开始在连队中泛滥开来。于是便有了14团工业连“知青歌曲大联唱”这样一幕场景。
在建设兵团中，能够当干部、教员、开机车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有许多知青才智得不到充分挥，穷极无聊，便各自搞一些个人爱好，打光阴。一些喜欢电子的便自己组装各式半导体收音机。在14团11连，有一个北京知青李xx搞了个窃听器，窃听女生讲话，连里知道后，组织全连知青对其进行批判。
14团工业连北京知青金小平，在电子方面也是“能手”。他自己装半导体、电唱机，还装了一个射机，知青们曾进行过一个试验，在一千米距离之内，7个管的红灯牌收音机可以收到清晰的声音，金小平打开射机，北京知青朱宗强、章海等人在宿舍里唱歌、说话，在连队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可以收到。
一天，工业连的女知青在宿舍里打开半导体，忽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传来奇特的声音：“这里是北京知青广播电台。”接着便从半导体中传出参差不齐的歌声。先是《北京——地拉那》，再听就不对了，《小板凳摆一排》、《哇哈哈》、《插队的人归来》、《南京之歌》……声音愈听愈熟悉，一个女知青跑到男生宿舍，见他们正仰着脖子唱呢。当天，男知青搞射台的事就在女知青中轰动了。
知青歌曲基本是借曲填词，云南知青自嘲为“借曲家”。这些“借曲家”创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泪水相流就落肩上”（《山西知青离乡歌》）“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广州知青歌》）“火车，火车，慢些走！”（《火车慢些走》），这样一些离乡歌，其实正是民歌、民谣的当代优秀作品。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知青歌曲同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们是当代的《诗经》。
2。“知青歌曲”的泛滥（2）
“文革”中，知青内部的信息流通渠道既多且广，且流通很快。有时一歌或一个主题在各地有不同唱法、不同词曲。如《梦见母亲》在云南兵团和内蒙兵团就有两种变异的唱词。如《四季歌》知青们可以信口填词，所以种类更多。一《南京知青歌》其中“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异乡”一句，在江苏和北大荒等地就有：“深浅”、“深陷”、“深嵌”等改变。应该说，知青歌曲有其特殊地区性、特殊群体性，也具有知青群体的共性和普遍性。
下面将知青歌曲的创作、传播和内容演变作分段介绍。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在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了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它是当时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生活被剥夺，对命运的无奈，生命活力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迷茫和幻灭感。
《南京知青之歌》词曲：任毅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仅有三段，传播过程中增至七段。流传最广的当属第三段，“跟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歌在1971年之后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在军队的城市兵（他们大都下过乡）中流传。在石家庄x军，此歌名为《我的家乡》，在南京汤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将此歌传入军营，歌名《可爱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狱，仍然不能阻挡歌曲的流布传播。
1．1969年夏收之际的南京知青们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诞辰纪念日，南京市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后来，任毅的知青点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家盖房要七架梁，而给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余的木料都被生产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间流传着个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绪。任毅在知青点的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3。“知青歌曲”的泛滥（3）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知青们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任毅在“文革”后期当“逍遥派”时弹起了吉他。“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他拍卖。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1969年夏天，由于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点弹吉他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知青们甚至把这里称为“吉他之乡”。大家聚在一起，弹着吉他歌唱。有一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在这个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绪，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的心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当时有种很复杂的心。
2。南京娃娃桥监狱：3427号囚徒
《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的这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处境和真实绪。
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有不可脱逃的罪责。
4。“知青歌曲”的泛滥（4）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书信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四天后，就是元宵节。正是这一天，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被四面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学黄力高、齐克(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