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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如兰，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史学家。翁如兰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人同关一室。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形态，也弹琴唱歌，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2。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2）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他写的。”黎利向毕汝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经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生着的事，可是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无聊赖，像19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3。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3）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议。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物以稀为贵”。在“文革”期间很少有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上语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中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冻僵的尸体被人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还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重拾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创作和开拓。
1。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1）
精神“教唆犯”赵一凡与新诗歌运动
1
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却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他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他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分资料也幸得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分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借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坛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龄的人，你说他二十岁也可以，说他四十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恢复到能够拄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这也形成了他不同常人的顽强。
他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几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来的。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读了很多马列的书，非常正统，信仰**。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时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
20世纪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做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文字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2。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2）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1972年、1973年）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xx时来我处取xx书，xx时间了、xx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赵一凡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书”。“黄皮书”是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行，只供高干阅读的，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1972年。**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在沙龙中读到第一本**。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
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生交叉。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依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将它们细心整理、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原籍山东，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烟》、《命运》、《疯狗》、《愤怒》、《相信未来》、《鱼群三部曲》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3。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3）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生了什么事。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像“闪电”，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
当蛛网无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像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指——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公正、客观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他们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尽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啊，一定光明，
未来啊，一定美好，
生命啊，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一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甚至可以溯源于60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味。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其人。
x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一米八○，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队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
4。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4）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被破获，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六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最后，人反绑着从关押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杀。张郎郎说是，他杀。
郭世英也擅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万伯翱保存了他当年在西华农场黑板报上写的一儿歌《小粪筐》。
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人的粪合成了堆，／散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
才华四溢的郭世英仅仅给我们留下这么一歌颂粪筐的儿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郎郎因为“太阳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那篇名作《相信未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累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海南岛、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诗。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李晓峰在《海南纪实》上撰文说，他的病与他同赛少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少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李晓峰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得不错，给咱们来一。”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李晓峰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5。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5）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生活的痕迹，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酒》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等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形式革命第一人：依群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依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五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长安街》、《你好哀愁》等。
1971年官方举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隆重活动，引起了当时正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35中的孙康（方含）的注意。下乡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孙康便动手写了一长达百行以上的长篇政论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诗歌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写起，描写了社员墙，回顾了国际歌的诞生，怀念欧仁·鲍狄埃，放眼国际风云，再转回到中国的现实，反修防修的重任。
长诗弥漫着哀伤绪：“黄昏包围着拉雪兹——这最后的巴黎”。这一句，所有知青读者都明白指的就是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后的北京。“你是暴风，你是闪电，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但这就够了！够了！够了！……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这些诗句流露出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切怀念和不屈意志。《战歌》实际上是1968年红卫兵浪漫主义诗歌的余声。这诗在北京知青圈子中流传开，很快传遍全国各地。
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方含？1971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6。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6）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诗流传到徐浩渊沙龙，同时带来了人们对这诗的赞美之辞。这一切都引起了依群的不满。依群认为孙康在上山下乡之后，依然站在“文革”的视角，唱着红卫兵的老调子。为此，他有针对性地写了《纪念巴黎公社》。
纪念巴黎公社（依群？1971）
奴隶的枪声化为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孤独的剑
这诗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叛逆的内容，而在于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体现出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更彻底的摒弃。“巴黎公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的代称。如果说“黎明死了”、“戴金冠的骑士”这种暗喻还涉及“文革”政治，那么“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是“为了永存的爱”而“举起孤独的剑”，这里包含的艺术取代政治的思想，已经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超越。
依群的诗作成为知青沙龙告别红卫兵话语，向知青话语迈进的起步基石。它促进了沙龙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向，影响了一批沙龙诗人。此后，沙龙诗歌开始了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大胆试步。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表的原因，在于这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尽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龙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下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
翁如兰，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史学家。翁如兰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人同关一室。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形态，也弹琴唱歌，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2。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2）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他写的。”黎利向毕汝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经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生着的事，可是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无聊赖，像19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3。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3）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议。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物以稀为贵”。在“文革”期间很少有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上语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中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冻僵的尸体被人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还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重拾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创作和开拓。
1。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1）
精神“教唆犯”赵一凡与新诗歌运动
1
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他只上过三个月小学，却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他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他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分资料也幸得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分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借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坛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龄的人，你说他二十岁也可以，说他四十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恢复到能够拄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这也形成了他不同常人的顽强。
他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几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来的。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读了很多马列的书，非常正统，信仰**。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时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
20世纪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做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文字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2。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2）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1972年、1973年）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xx时来我处取xx书，xx时间了、xx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赵一凡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书”。“黄皮书”是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行，只供高干阅读的，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1972年。**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在沙龙中读到第一本**。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
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生交叉。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依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将它们细心整理、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原籍山东，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烟》、《命运》、《疯狗》、《愤怒》、《相信未来》、《鱼群三部曲》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3。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3）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生了什么事。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像“闪电”，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
当蛛网无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像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指——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公正、客观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他们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尽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啊，一定光明，
未来啊，一定美好，
生命啊，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一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甚至可以溯源于60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味。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其人。
x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一米八○，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队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
4。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4）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被破获，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六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最后，人反绑着从关押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杀。张郎郎说是，他杀。
郭世英也擅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万伯翱保存了他当年在西华农场黑板报上写的一儿歌《小粪筐》。
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人的粪合成了堆，／散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
才华四溢的郭世英仅仅给我们留下这么一歌颂粪筐的儿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郎郎因为“太阳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那篇名作《相信未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累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海南岛、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诗。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李晓峰在《海南纪实》上撰文说，他的病与他同赛少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少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李晓峰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得不错，给咱们来一。”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李晓峰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5。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5）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生活的痕迹，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酒》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等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形式革命第一人：依群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依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五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长安街》、《你好哀愁》等。
1971年官方举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隆重活动，引起了当时正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35中的孙康（方含）的注意。下乡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孙康便动手写了一长达百行以上的长篇政论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诗歌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写起，描写了社员墙，回顾了国际歌的诞生，怀念欧仁·鲍狄埃，放眼国际风云，再转回到中国的现实，反修防修的重任。
长诗弥漫着哀伤绪：“黄昏包围着拉雪兹——这最后的巴黎”。这一句，所有知青读者都明白指的就是1968年红卫兵运动退潮后的北京。“你是暴风，你是闪电，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但这就够了！够了！够了！……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这些诗句流露出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切怀念和不屈意志。《战歌》实际上是1968年红卫兵浪漫主义诗歌的余声。这诗在北京知青圈子中流传开，很快传遍全国各地。
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方含？1971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6。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6）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诗流传到徐浩渊沙龙，同时带来了人们对这诗的赞美之辞。这一切都引起了依群的不满。依群认为孙康在上山下乡之后，依然站在“文革”的视角，唱着红卫兵的老调子。为此，他有针对性地写了《纪念巴黎公社》。
纪念巴黎公社（依群？1971）
奴隶的枪声化为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孤独的剑
这诗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叛逆的内容，而在于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体现出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更彻底的摒弃。“巴黎公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的代称。如果说“黎明死了”、“戴金冠的骑士”这种暗喻还涉及“文革”政治，那么“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是“为了永存的爱”而“举起孤独的剑”，这里包含的艺术取代政治的思想，已经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超越。
依群的诗作成为知青沙龙告别红卫兵话语，向知青话语迈进的起步基石。它促进了沙龙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向，影响了一批沙龙诗人。此后，沙龙诗歌开始了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大胆试步。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表的原因，在于这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尽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龙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下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