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章含之说：“谢谢你，不过还是　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　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即　他当时的秘书程远行）。”　回到乌鲁木齐后，乔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　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　的神情，若有所思，　心事苍茫。　章含之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她见他说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他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　二天上午，乔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他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　。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　，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乔冠华停下　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　理花。　乔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他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　说可以，乔冠华果真摘了几朵。事隔多年，章含之还记得当时他们十多人中，一　共有三位女性，他一　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相。他要大家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　起照相。很久之后，章含之偶　尔翻出这张照片。她问乔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相。他说　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章含之一个人　。他并不知道章含之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　什么感觉，只是想送她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乔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章含之　的破裂的婚　姻。　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即9月29日。第二天他们就要出发去　联合国。毛　泽东召集他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　鹏飞和　乔冠华以及几　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其中包括章含之。那天，毛泽东对于继中美　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　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　　　　毛泽东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章含之说：“我的章老师，　今天我要　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章含之当时坐在正对毛泽东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她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　嘻地说：　“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毛泽东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　，我说你没出息是你　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　？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　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毛泽东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开了章含之生活中的伤痕，使她一时乱了方寸，不知　如何去想　，如何作答。继而，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　，好吗！”　毛泽东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领导　都愣愣地　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　难堪的沉默。章含之终于说：“主席　，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　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毛泽东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章含之，天生丽质，才貌双全，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她是名倾朝野的鸿硕之士章士钊的千　金，她拥　有一个十分中国十分孔孟味道的名字，又成长和陶冶在极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厚　厚大红门内，堪称　社会主义的“红色名媛”。　章含之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建国之初，随父亲来到北京。她读书的贝满女中原是美国人　办的教会　学校，1952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学校领导加强了在师生中肃清崇美、恐美、亲美　的思想教育，也正　是她思想开始转变的时候。那时，她刚从上海来，对北京的一切都　不喜欢，她和老师、同学都不大来　往。老师可能认为她是思　想落后留恋大上海。所以她自然就成了帮助的重点。在大家的帮助下她的觉　悟提高很快，思　想一下子变得十分激进。她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坚决要求参军去朝鲜战场。后　来学校　把名单报到市委，市委批示说她是独生女，父亲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高级统战对象　，不宜去朝鲜。　章含之在参军申请被拒绝后情绪十分激动，认为是这个家庭阻碍了她参加革　命，于是，毅然决然向家　里宣布：“我要革命！”因此她要从家里搬到学校去住。她的父　亲听后，默然不语，只是深深地叹了　口气。而章含之却头都不回地搬了行李住进了当时已改　为“五一女中”的宿舍，连周末都不常回家。　　　　1953年章含之高中毕业，原来她报考大学的四个志愿中两个是工科：清华大学的建筑　系和水利系；另　两个却是文科：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当时正值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开始，当时那一代中学　毕业生满怀激｜情，渴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她听过一次水　利专家钱正英的报告，因而特别想　学水利，到三门峡去。但她心中却仍留恋文科，所以　还是报了中文和新闻作为第三、第四志愿。她的　父亲毫不干预她的选择，她想那时他已认识　到女儿的生活道路只能由她自己去走，他是不可能影响她　的。后来，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　织找章含之谈话，动员她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改为“北　京外国语学院”）　学习外语。她情绪很坏，抗美援朝运动之后，中学生里普遍有排外思潮，学外语并非　她的愿　望。但另一条原则却又是很坚定：服从组织需要。这时，她的父亲很耐心地劝她，他说　外语　　是门很好的学科，天地很大。他说：“我看你学工程不见得一定合适。说不定将来学习外国　文学对你　倒是蛮好的呢！”　由于基本上已经内定了，因此章含之虽然高考成绩很好，可以进入清华，却还是优先被“北　外”录取　了。学校远在西郊，她一般两周才回家一次，因此她与父亲章士钊交谈就更少了。　　大约1956年，周总　理去家里看望她父亲，问他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总理照料。章士钊就提到　章含之，说小女在外国语学院　读书，希望总理关照，毕业的时候留在北京，留在两老身　边。　章含之当时在学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过了几天，学院的党委书记找她说这件事，并说　总理办公室关照学校要对“民主人士子女”适当照　顾。那时，她正在申请入党，盼着早日摘　掉“民主人士子女”的帽子，而父亲偏偏替她去向总理要求　照顾，她可真正地气坏了！那个　周末，章含之跑回家，冲着两位老人嚷嚷着要他们不要管自己的事。　她说，“你们去求总　理，使我无地自容。我要靠自己！”不过，章含之后来还是留校任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含之在学校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她宿舍的房门口，学校的大　字报区里　也有不少，骂她是“黑帮爪牙、亲信”、“修正主义苗子”。她被揪出来几次后，　就被踢出“革命群　众”的队伍。当时她惶恐之极，她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却从未见过　红卫兵在“扫四旧”的口号　下用皮鞭抽打他们所定的“反革命”，以及对党的领导干部、教　授学者施以种种虐待、凌辱的恐怖景　象。　　　这时只要有机会章含之就骑车跑回家。因为她感到家庭还能给她安全感。章士钊出奇地镇　静。尽管附　近的红卫兵也不时把大门敲得震天响，进来检查有没有“四旧”，领袖像是否挂　在应挂的地方，章士　钊却毫无惊恐之感。他给了章含之极大的精神力量，他说他不相信这种　混乱会延持太久。　　　在那疯狂的日子，章含之特别想家。因为她是“黑帮爪牙”，学校里没有人理睬她　，同她说话，除非　是开批斗会，要她“交待”同黑帮的关系。章含之感觉像是落入一个黑　暗的深渊，十分想念温暖的家　，想念自己的女儿和年迈的双亲！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厄运终于降临到她父亲章士钊的头上。那天晚上，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