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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媒体也是。\
(156)。“六一”节随感
一五六。“六一”节随感
“六一”节快到了,天堂之上,在汶川地震中遇难的孩子们有儿童节吗?
告诉孩子们:已有官员说了,你们的校舍是合乎标准的。
那么,不倒的“希望小学”呢?
当然更合乎标准。
某电视台请了一位“嘉宾”参与抗震救灾的专题节目,主持人问道:“这次地震中有不少学校倒塌,有人说这里面有豆腐渣工程,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把“嘉宾”吓坏了,他顾左右而言它,连“有可能”,“有待调查”的模糊话都不敢讲,把话题岔了过去。
连“嘉宾”都是豆腐渣。
民国时期,官做到“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军阀刘文辉对教育很重视,说县政府衙门的房子要是比学校的好,县长就地枪毙。所以校舍坚固到战争时期可以当防御工事。
地震灾区的一位教师对某媒体的记者说:“我对学生们讲了,好好念书,长大了离开这个地方,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只要心里有汶川就行了;我觉得他们能听懂我的意思。”
我也听懂了他的意思,但无言。
有人说:“多难兴邦”,“灾难造就伟大”,“大不了从头再来”,……
应当把说这话的人塞到废墟底下几十个小时,然后把他挖出来,让他站在埋葬亲人的瓦砾面前,看他还能不能这样讲话。
就跟某些人一回忆那个特殊的十年就说什么“**燃烧的年代”一样,你当然可以“**燃烧”,但别漠视那十年里饱受苦难的人的情感。
中国人的苦难已经不少了,“邦”苦,百姓苦;“邦”没有这样的“兴”法,老百姓更不愿意如此。
这是辩证法呀,你懂不懂啊?
我不懂,这与其说是辩证法,不如说是阿Q精神。
“多难兴邦”,也能丧邦,这才是辩证法。
李鸿章在遗折里说“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大清朝的结局是丧邦还是兴邦,毋须我说。
记得一位犹太的先哲说过,智者(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盐。
在俺们这旮嗒,智者是社会的糖,傻瓜才是社会的盐。
而且智者“贼多”。
据网络媒体的报道,有只名字叫“信念”的残疾小狗在失去前肢后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
它似乎在嘲笑失去“信念”的人。
显然,“信念”比“**”更接近人性。
我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是在菜园里锄草。
我有时想,这“杂草”是人给定义的,其实也很无辜。
就整个自然环境而言,是人侵占了杂草的空间,还是杂草侵占了人的空间?这显然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当然,我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并没有停止锄草。
此时此刻,我就很像是个政治家;虽然为“草民”说话,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不能让步的。
人需要感恩,但人民不需要感恩。
只会感恩的是叫花子和奴才。
唯有不知道感恩的人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愿我们的希望不会再被掩埋。
天上和地上的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157)。良心逃跑的“二人转”
一五七。良心逃跑的“二人转”
何为“良心逃跑的二人转”?这是一个曲艺节目的名字吗?
呵呵,不是,这是我这篇文章的名字。
那么,既是“二人转”,那“二人”是谁呢?
呵呵,这两位主角的名气不小,我且隐其名,留其姓;只称范先生和余先生,大家就都知道是何人了。
为什么如此?因为我这里是就事论事,注重的是事,而他们是有名而又不在乎名,这不是两相宜吗?
先说说其中的范先生。
范先生是教师,四川大地震生之时,正在给学生上课的他置学生的安危于不顾,范先生变成了“范先跑”。事后,他表白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
范先生的坦率令人吃惊;把这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话毫无羞耻感地讲出来,恐怕只能是自我感觉极度膨胀的“北大才子”,而不大会是崇尚“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师范”毕业生。
接下来的事更让人不可理解: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做出规定,高考的监考老师在余震生时,要保证将全部学生疏散完毕后才能离开考场,被称之为“禁跑令”;又引起一片哗然,有人说这是“强人所难”,更有人说是“漠视教师的生命”。
职业道德又可称之为职业良心,是一种自律;把它作为一种规定,由自律变为他律,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你可以规定教师不先跑,规定医生不拿红包,规定干部不受贿,但逃跑的良心用一纸规定是束缚不住的。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有许多像绵竹县谭千秋那样的优秀教师,在没有“禁跑令”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勇敢行为,为教师的职业良心做出了完美的诠释。我不认为他们是非凡的英雄,每一个合格的教师都会像他们那样做的。
对应有的美德的过分的赞誉,其实是对美德的亵渎。
再说另一位,余先生。
余先生的良心逃跑不亚于范先生。
余先生是学者,是作家,是有知识的人,这样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呢?
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当如屈原,如杜甫,如顾宪成;激浊扬清,为百姓说真话;而不是像鲁迅讽刺的那样,是“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的头羊,让大众“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他们的前程。”
余先生在媒体上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于是他“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劝告说,这样一来,“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宣传了”,而且借一位“佛学大师”的话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所以“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再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余先生言之谆谆:“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总之,在余先生看来,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是不识大体,不明大理,你们的孩子都成了菩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余先生危言耸听地说,有“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要优先解决;好像一请愿,那边堰塞湖就会决口似的。
余先生罔顾事实,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偏偏有五所不倒的“希望小学”在,而在粉碎性倒塌的豆腐渣校舍旁,也有不倒的其它建筑物在;余先生睁着眼睛说瞎话,良心何在呢?
余先生缓一步说:“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
其实人人听得出来,余先生前面说的话,就很有点包庇的意思;而“胆敢包庇”这些人的“机构”,也不是没有。
余先生应当知道,从地震生以来,遇难学生的家长从有关教育部门那里连一声道歉也没有听到,听到的却多是推诿卸责之词;地方官员所说的校舍倒塌的“五个原因”之中,就根本回避了“敏感”的“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回避就是包庇,拖延更是包庇,这不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吗?
花季男女学童惨遭不幸,凡身为父母者,无不感到痛心;而切身遭此大难的家庭,如天塌下来一般,其痛不欲生之情可悯;在未得公道的情况下,遇难学生家长请愿,呼吁公道,合情而合法,怎么就不对了呢?在地震之后,四川省政府尚能“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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