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录像并播出。在复旦大学，作为“名师讲坛”活动之一，哲学系俞吾金教授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一堂讲座，听课的学生达到700多人。用学生的话说，“上名校不听名师讲课，真不是滋味……”　　敏感的人们，似乎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从媒体的关注中不难看出，教授上讲台，其实已不仅是高校内部的事，它已经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以前学生和家长对大学的关注集中在“能否考上大学”上，那么今天学生和家长对高校的关注，已经逐渐转移到人才培养质量上。高校的教学质量高低，关系到每个学生未来的社会竞争力。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1）

    “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的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育观念、培养模式乃至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①（①《周济立下奋斗目标：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谢湘、刘万永，《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28日。）这是我国教育部对当前教育领域教学质量问题的认识。从2001年起，教育部采取了诸多措施，推进高校加强教学质量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12条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和意见，又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规定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一学年必须给本科生至少开设一门课，就是这些政策中的一条。这条政策的内容在很多社会人士眼里实行起来实在简单，他们天真地认为，教授不就是教书的吗？不教书怎么也能叫教授呢？可是这样简单的事实却要由教育部发红头文件规定，由此让人想到这背后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部分，2003年教师节，教育部表彰了100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这是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其目的就是促进教授上讲台，鼓励名师为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教学名师的待遇是“有关待遇等同于同级同类科技奖”。　　复旦大学副校长孙莱祥说，复旦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础课，有很多都是由著名教授讲授。“我当时是数学系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等，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今，我还记得他们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讲解一个定理，他们先不去推导公式，得出结论，而是分析研究这一定理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大家去想问题，在思想性、方法性上给大家很多启发。定理、公式他们也会推导，但最多在关键的地方点一点，不像现在有的老师，追求的只是不出差错地推导公式，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课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也就可想而知。”①（①《名师上讲台，一道世界性难题》，冰启，《上海教育》，2002年第1期。）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通讯专家王楚教授已近70高龄，他强烈赞同教授给本科学生授课，而且身体力行地为本科生上起了基础实验课，这是连大学一般讲师都不愿意上的课。王楚教授不但亲自给学生讲解实验技巧，而且让自己的博士生作实验课的助教，这位博士生由于长期在理论中浸泡着，连本科生的实验也很生疏，结果被王教授狠批一通。这件事在同行中传开了，很多教授在佩服王教授之余，却“不敢苟同”王教授的做法：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再说大教授去教本科生实验，不是小题大做嘛。大教授凭什么就不能做小题目呢？这个争论暂且放到一边，不过据有关教育专家介绍，中国学生与国外学生相比，最缺的是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最大的锻炼便来源于第一线的实践。　　很多高校教师都认为，名师上讲台，得益的将不仅仅是上课的学生，还有一大批青年教师，因为通过名师与青年教师的配对传帮带，年轻人将得到系统的训练。李远哲教授的博士生赵新生目前在北大任教，他从带辅导课、习题课一步步做起，再给学生上大课，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上课极受学生欢迎。而像赵新生这样的青年教师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多见，很多青年教师初上讲台给学生上的就是大课。对于很多教授而言，他们为本科学生上课，不可能用“小班化”形式，也不可能在课后有大量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沟通，一次为200名甚至300名以上学生讲课，那是常有的事，也是最为可行的模式。怎样才能既发挥教授的教学作用，又不影响教授对科研的精力投入，还能保证这种“大班化”教学的效果呢？用博士生当助教，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国外大学也是给学生开200人的大课，但是针对这一班级，共有10个博士生做助教，每个博士生负责与20个左右本科生在课后进行对话。　　在2000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大型学术报告会上，杨振宁认为，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科学人才，需要良师，还需要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他还在多种场合讲述了他与他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一起研究课题的情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则在北京大学推出一项针对低年级本科同学的研究计划。北京大学校领导认为，这些诺贝尔奖大师的课，结合了他们自身进行科研的经验教训，给学生的启迪也许比一些平庸的教师上几年课还管用。因此一定要倡导名师上讲台这一风尚。名师们即使再忙，也至少要上讲台讲个一两课，也要给学生们做做讲座。科学知识也许很快就会过时，但科学的方法、做学问的方法、做学问的态度、老师的品格却会影响人的一生，名师给学生讲的，正是他们最有体会的方法。名师是大学最宝贵的资源，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去教育、引导学生。让名师走上讲台，将是功德无量之举。　　要让教授上讲台，当然并非给他们讲一番道理，让他们意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就可以了，学校更应该有切实的举措。例如复旦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鼓励“名师上讲台”，曾制订了一系列措施，不但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而且给予为本科生开设公共基础课、专业主干基础课的博导每个月300~400元的津贴。当初推出的这些政策和制度，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第一年便有17名博导给本科生开课，第二年增至23名，后来一直在陆陆续续增加。直到2000年学校实行新的岗位聘任制度，这一特殊津贴政策才被取消。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2）

    教学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对教学的不重视，将严重影响大学功能的实现。教育主管部门改善高校教学质量的急切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以“点”上的奖励促进教师对教学的重视，以及通过行政的方式来推动大学课堂建设，并不能产生持续的效应。　　如果一个科研成果丰硕但没有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要升教授，学校能不能严格执行规定不聘任他为教授？如果一名教授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学校能不能不再聘任他为教授？相反，如果一名教师上课十分优秀，但科研成果较少，他能不能由此聘为教授？如果学校能以坚定的态度，回答一个“能”字，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重视教学，全面改革教师考核方式，才能最终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而针对这一问题，高校并未拿出实际的行动，还没有质的突破。要根本上解决教学质量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要建立严格的聘任制度对教师进行聘任考核，要对没有完成规定教学、科研任务的教授、副教授动真格。如果哪一天，某教授即使完成了科研任务，但却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被学校解聘，或者某位副教授虽然科研成果很多，但由于教学很差却只能申报研究员而与教授无缘，这就表明我们开始真正重视教学，把教学放在真正重要的位置上了。　　然而，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这还只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