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谈。　　尽管经过一定的治理，我国的各类评奖近年来开始减少，但是评奖的程序并没有多大改革，因此，奖项的减少并没有真正提高获奖的价值和权威性。虽然有的评奖还引进“异议期制度”、“公示制度”，而且也确实有个别人由于被举报出剽窃他人学术论文等问题而落马，但是，这种异议仅仅能对入选人员进行评价，而且评价也只能局限于是否有学术道德问题，如果此人没有抄袭、作假等不良行为，即便他学术水平并不如何高，入选了，也就奈何不得。而更重要的是，异议制度也并不能把没有进入专家视野的优秀人才，放进专家的眼里，让他们去挑选和赏识。　　如果说某些主管官员、操作人员过分看重“头衔”对成功的决定作用，还有他们“不太懂得学术规律”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谅解”，那么那些拥有头衔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居然也便由此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太不应该了。　　新华社记者在王选获得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写了这样一则关于王选的故事：1993年, 56岁的王选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但一件“小事”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内心。利用春节放假的两个星期，王选闭门谢客、殚精竭虑搞新设计，没想到他的一个学生看了他刚完成的设计后直截了当地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①（①《王选：飞跃的渴望》，张景勇、曲志红，新华社,2002年2月28日。）对一个为探求创新奉献了一切的科学家来说，最残酷的判决可能便是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落伍，多少优秀的科学家都曾因此失落、失衡、失意。巨大的震动下，王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在他最具创造力的年华，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为实现自己创新和飞跃的梦想，受到过时代的、政治的和已经落伍却固持己见的“权威们”多少干扰和压抑。如今，当他站在了“权威”高台上，又该怎样面对今天的自己和今天的“小卒”？　　他断然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青年科学家，为他们创造最好的氛围和环境，帮助他们尽快登上自己的创新高峰。“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　　王选的成功正在于有“自知之明”，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跨过人生这道槛，勇于承认自己“不行”。

    沽名钓誉的若干手段（1）

    与拥有“头衔”而不能走出“光环”相对应，在科学界和教育界，更多的人在想方设法使自己拥有“头衔”，为“头衔”而奋斗，一旦“头衔”到手，就可“名利双收”。　　“浮躁”成了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办学者的通病。　　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以至大学生本应潜心学问、科研，淡泊名利，现在却患上了“名利狂躁症”。　　“不道德手段”是通向“名利场”的捷径，虽然有点冒险，但不少“仁人志士”仍前赴后继，为获取名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这仍是“笑贫不笑娼”的年代：一名教师不会因抄袭他人的成果而心怀不安。他或许在想，只要你不太张狂得罪太多人，谁会和自己过不去呢，这种事又不单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即使被发现，也可以用“无心之失”去推脱；一个大学生不会以作弊为耻，他在因作弊被处分时反思的是自己为何如此愚笨被老师“活捉”，记恨的是监考老师太不通人情。　　“苦干不如巧干”的座右铭在学界同样有效。有人说，涉及“学术道德”问题的，终究很危险，我们不要踩雷，除此之外，追求“名利”大有其他方法可循。　　比如，找一个冷僻的方向，在某本被国内教育界、科技界十分看重的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然后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于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以及学校领导心目中，你的学术能力和地位便将立即得以确认。即便有诸多同行对你的科研无动于衷，你依然可以获得赏识。因为，说了能算的是领导而不是同行，更何况很多时候同行说话也得看领导的意思。　　我国高校近年来十分重视到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基础研究最好的成果，就是在世界同行认可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应用研究的成果，则是申请专利获得广泛的市场前景并产生经济效益。随着各种导向政策的出台，我国在国际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逐渐增多。但这是否表明我国的科研实力就取得了很大进展呢？很多教授并不这样看。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　　为了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我们更多是在论文选题上下功夫，说白点，是为了论文而论文。某位教授过去10年所带的6位博士毕业生，平均每人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但是这位教授并没有感到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说，这种利用其他国家采集的数据，用最新的算法做分析的论文，国外很多学者并不乐于做，他们把功夫花在了数据的采集上，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别人要数据，得向他们买。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写了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他们也就获得了分析结果，利用算法和分析结果，他们立刻做出了产品，而我们，却满足于论文得到发表。我们背离了做研究的根本目的——创造，创造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说、理论、产品，而不是评审或晋升时的大堆业绩资料。　　“为论文而论文”，“为成果而成果”，还使大学校园出现让外人看不懂的现象：把领导的名字署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很好的讨领导欢心的手段；在论文中顺带署名，今天你帮我署名，明天我帮你署名，一篇小小的论文，作者有五六个；为了第一作者的署名，某些课题组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合作者反目成仇，最终自立山头，各自奔前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开始并且越来越注重对自身形象的宣传。在现代信息社会，高校注重自身的形象宣传，无疑是正确之举。因为高等教育的扩招，教育的大众化，加剧了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大了社会对高等学校的关注，学校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来吸引优秀生源，也必须通过形象宣传来获得社会更多的了解与支持。可是，伴随高校对媒体影响力的认识加深，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醉心于追求新闻效应，大搞形象工程，争做媒体明星。加之媒体为争夺市场抢新闻、炒新闻，使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高校形象工程和学术腐败的“帮凶”。高校领导、教师利用媒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宣传或者炒作自己的成绩、成果，获得社会影响，由此为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课题支持创造条件；二是将媒体作为重要的人才信息、研究信息、课题信息来源，媒体上报道谁，就认为谁为学校争了脸，就表扬谁、奖励谁，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人才进行全方位地评价；媒体上炒什么，就重点发展什么、研究什么，而不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进行第一线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搞社会科学的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找出社会热点，而搞自然科学的，却一定要到学科研究前沿领域中去寻找科研线索。大众媒体对科技的报道，一是不专业，二是不严谨。如果科技工作者从媒体中去寻找自己的研究热点，恐怕会误入歧途。　　因此，可笑的水变油事件可以被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①（①《新闻眼里看背景》，姜泽林,《青年记者》，2002年第20期。），甚至加上“可以问鼎诺贝尔奖”的标题；某个著名科学家带着“昂贵”基因库回国，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媒体的赞扬。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源自一些人的别有用心和媒体的玩忽职守。近年来，高校科研人员在进行课题鉴定时，都会请媒体记者来宣传报道，而一旦获得了什么奖项，便更有“主题专访”之类的文章见诸报端。媒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