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第 2 部分阅读(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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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既含着同情，又有几分称羡之意。这位“做不杀的荣生”是有资格充当市民“英雄”的。
在辛劳程度上，能够与“做不杀的荣生”媲美的，大概只有屠家小店的东邻，也是这条街的最后一户人家——王咬脐锡箔店的店伙。绍兴素有“锡半城”之称，说的是大多数绍兴人都以锡箔业为生。所谓“锡箔”，即是“冥币”。据说，元顺帝时，在大江大海航行的商人，每遇风浪，就将长方形的锡砖抛入水中，用以镇压江神、海神；到明太祖时才出现锡箔。锡箔制作中最辛苦的是打箔：用一头小一头大的铁头将小而厚的锡块打成薄而大的锡箔纸（一块锡铸件，一般能打三千二百张锡箔纸），以便“砑”在一种黄|色的当地土纸上。从事这重活的大半是当地农民，他们种田和打短工不够维持一家生活，不得不到城里来打箔。除吃饭以外，他们不停地挥锤，于是，从黑暗、潮湿、低矮的木板房里，整天传出来沉重而凝滞的打箔声：“当，当，当……”
东昌坊这条街并不阔，周作人幼年时走出台门就看见这些做锡箔的、担轿的、摇船的、做木作的、做泥水作的、箍桶的以及小商小贩……清早起来，就都在忙碌，如果有一天闲着，他们反而要发愁了。一到黄昏，他们就在暮色苍茫中吃晚饭——绍兴的风俗是一日三餐煮饭吃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焖）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就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臭霉豆腐之类。人们常常是吃完饭以后，油灯也舍不得点，摸黑把碗筷收拾好，就休息了。据周作人回忆说，风尚所致，连周家台门内“曾祖母不必说，祖母房里在辛丑年1901年，周作人十七岁。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大抵小时候睡得很早，后来的习惯也不在灯下做什么事情，无论用功还是游玩，所以对于灯缺少亲近的感觉。古人云，‘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是很幸福的经验，我却是没有”。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灯火，灯火二》，第124～125页。有时夜里提着灯笼回来，只见这些破败的陋屋沉浸在夜幕里，只有十字路口向西的地方，高高悬挂着一盏长方形玻璃灯，玻璃上写着四个大字：“清火洋烟”。这是一鸦片烟馆，这盏灯是通宵不灭的，灯下依稀可辨的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年久光滑，并且已凿出一层，颇不便行走。如是盛夏，石板都热得像木板似的晒干，两头翘起，因此，绍兴有“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的歌谣。稍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是石桥——城内的石桥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马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而阴影投射于石板路上的，是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夜深人静，时时发出格格的回响声，那是猫在屋瓦上走过。如下大雨，则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人们常用竹水溜引进预备好的大缸里，即是上等的茶水。雨后石板铺成的大街上，常传出“橐橐”的声音，那是偶尔在深夜里仍在街上的行人，穿旧钉鞋行走在上面的声音……
十字街头（上）（3）
在此以后，周作人多次怀着深情回忆起绍兴（以及江南一带）的石板路，以为它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普遍，“随处出现”，是令人感到亲切“有趣味的”。参看周作人：《夜读抄·清嘉录》《过去的工作·石板路》。实际上，令周作人追怀不已的，还是通过这石板路所展示的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
周作人这样说过：“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惟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周作人又说：“《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周作人：《看云集·苋菜梗》，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34页。
这里所说“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与“习苦”都是周作人对故乡绍兴平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联系前述周作人幼年对十字街头生活的记忆，可以看出，绍兴平民生活方式包括“终岁劳苦”与“素朴简单中有真味”这两个侧面，用以后周作人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分析是属于“自然地简易地生活”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7页。一类。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化传统与平民化的文化性格。它在绍兴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源。鲁迅在《〈越铎〉出世辞》里曾经热烈地赞颂了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而据史书记载，禹、墨又是一脉相传的：“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白昼不休，以自苦为极。”参看《庄子杂篇·天下》。绍兴平民上述勤劳卓苦的生活方式，十字街头的市风，显然有禹、墨遗风。
十字街头（下）（1）
十字街头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苦，但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最流行的自然是地方戏曲。东昌场街头颇有名气的屠家小店，除了兜售夜糖迷住了一大群小孩之外，女店主宝林大娘与她的女儿宝姑娘也招引了不少青年、壮年以至老年顾客。宝林大娘当年有“草舍美人”、“豆腐西施”的艳名，因此被写进了鲁迅的《故乡》。而今徐娘半老，却也不甘寂寞，每年都出面募款，在她小店对过搭起台来，请街上的盲女，也杂有个别瞽男，唱“花调”〔又称“话词（市）”〕。参看周作人《谈龙集·关于“市本”》，岳麓书社1989年1月第1版，。“花调”历史相当悠久，南宋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叫唱蔡中郎。”元代诗人瞿存斋也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这些盲女平时集居在马梧桥一带，招牌上写着“三品词调”四字，外出演唱时，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脚着绣花鞋，穿着过时的服饰。她们唱的“花调”类似“弹词”，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大抵是二女一男，弹琵琶、扬琴。演唱的内容通常是佛教通俗教义的宝卷，如“花明宝卷”、“刘香宝卷”之类。宝林大娘现在已经收心念佛，颇热心于佛事。所谓“宣宝卷”即是在悲凉楚怆的演唱中，在人人闻之动容之间，宣扬“刻苦修行，今生赎罪”为中心的妇女佛教观。却不想这一年一度的演唱，也会产生悲剧。悲剧主人公即是宝林大娘的女儿宝姑娘。她本终日坐在小店里砑纸，可是听熟了宝卷，竟然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并且毅然拒绝与她从小许配的山里的远亲成婚，最后闹到对方来抢婚。经过种种波折，还是解除了婚约，一时间成了街头的最大新闻。宝姑娘从此躲在小楼上，不与世人相见，最后郁病而死。这种事给幼年的周作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报上看到家乡再次发生“少女抢婚死亡”事件的消息，竟唤起了他潜在的记忆——
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宝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色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愕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周作人：《瓜豆集·〈刘香女〉》，岳麓书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0～31页。
正是从这“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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