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第 2 部分阅读(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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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印象”——灰色的女人、灰色的人生、灰色的哲学——里，一种人生的苦味悄悄地浸入周作人的血液。
但对于幼年周作人，家乡的戏曲所留下的印象却并不这样灰色，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
在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这一片地面上原来是有房子的，属于和房。据说不知在哪一年发生过一次火灾，把所有毗连的房子统统烧光了，留下一堆瓦砾。在这一片白地上，有时有人来变大戏法，这块空地就成为附近居民娱乐的场地。周作人幼年时代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班”与“目连戏”。
按这里的风俗，每年七月半，都要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又称“绍班”）来演戏。有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调班（又叫高腔），武班叫乱弹班。据周作人介绍，绍兴大班演出的最大特点是：“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②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第316页。这类演出大都是为了祭神，演出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正戏前后都有着固定套式的开场戏与结尾戏。开场戏要演“五场头”：“庆寿”（祝贺延年益寿）、“跳加官”（祝愿官运亨通）、“跳魁星”（祝颂登科及第）、“小赐福”（赐予福音）、“掘藏”（即“调财神”，恭喜发财），当地叫“讨彩戏”，歌祝人们“福、禄、寿、财”。按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极尽人生的大望”。在正戏结束以后，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周作人说：“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经是五十年前事了。”②更难忘的，自然是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中所蕴含的喜剧趣味。与鲁迅、胡适对中国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色，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
另一类演出是目连戏。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周作人把目连戏叫作“纯民众”的戏剧，因为“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是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作自己的事去了”。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79页。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宣扬的也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观念，自然引不起孩子们及观众的兴趣。观众们注目的是目连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连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去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全剧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的讽喻性喜剧。周作人回忆说，“占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喜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阳出起红’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关于目连戏》，第137～138页。在另一处，周作人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十字街头（下）（2）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翁背其疯媳妇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挂堂幅高声念道：太阳出来红，新妇滹浴公来张。公公唉，来张；婆婆也有哼！“唔，‘唐伯虎题’。高雅，高雅！”
周作人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色……在我们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中国现存的惟一的宗教剧……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81页。
无论如何，通过目连戏的演出，“民众的滑稽趣味”深深渗入了周作人心灵深处。
除了目连戏外，还有迎神赛会。这是鲁迅在他《五猖会》里作过有色有声的描写的。但在周作人的回忆里，却“已经很简单了”——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以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分，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别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拖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真……周作人：《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45页。
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末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周作人：《泽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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