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陶庵梦忆·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1页。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的，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称来称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毒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吧。”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就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②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小引及其他》，收《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17页。，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十字街头（下）（3）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诫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吧？”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止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②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的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年9月13日《语丝》第53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779页。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因为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向来是非常通行的。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惟一的方法是意Yin”。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第73页。——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而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中国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65页。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谈”的欣赏与陶醉。鲁迅：《朝花夕拾·无常》，收《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72页。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页。所谓“硬语”、“舛辞”与“谐谈”、“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色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杀”，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闻。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多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政治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中国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促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账王八蛋，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