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访问最新网址:m.xlawen2.com
，第133～134页。如此，吸引周作人的，就不仅是家乡方言中的滔滔不绝、自成节奏的骂人的硬语，而且是透过硬语所表现的民间性格与智慧的魅力。
十字街头（下）（4）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页。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炼话”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冬瓜雕猪寨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冬瓜好雕猪寨吗？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吧？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寨即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遍，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收《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700页。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6页。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1）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对于这时已经十三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九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4月第1版，第15页。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第41页。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力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即1895年——引者注）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十三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6～237页。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若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第15页。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2）
小时候读贾谊《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稀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
>
（本章未完，点击进入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