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与两党上层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认为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1942年许宝从重庆归来，周作人还设宴为其洗尘。张东荪本属国家社会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与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兼代校长美国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关系。何其巩时为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他曾是冯玉祥的秘书长，和国共两党与其他派系都有联系。他们四人在不同场合的商议中，从政治斗争需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政治原则出发，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所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确定了这一政治斗争的原则与策略：“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人之用。”一致认为，“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许宝：《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职的经过》，文收《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1页。围绕着这一政治方案，他们也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仅通过王克敏在日伪方面进行疏通，而且由许宝亲自登门游说周作人。许宝及他所代表的王、张、何诸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因此，当以后周作人终于出任教育督办的伪职以后，在许宝做东的宴会上，司徒雷登、沈兼士（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秘密的国民党市委会委员，受命于国民党教育部组织的高教委员会）均在座，这自然绝非偶然。司徒雷登早就对周作人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周作人元旦被刺后第四天，司徒雷登就登门慰问。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这对于以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自居的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而历史的嘲讽在于，周作人本人不但对于这一切幕后紧锣密鼓的紧张的政治活动毫不知情，而且在自我感觉上，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完全独立选择的自主性，以至晚年在说到此事时，仍然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致鲍耀明书》（1964年7月18日），收《周作人晚年书信》，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10月第1版，第409页。周作人此一番自白，从他就任督办有自己的责任这一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闭口不谈他的就任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他自己早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具傀儡，却只能说明他的不清醒，即鲁迅所说之“昏”。其实，这历史的责任，真的是他周作人一人就承担得了的吗？周作人这一自白，颇有点硬撑好汉的“破脚骨”气，而且也是做着独立梦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表演，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的。

    终于“下水”（3）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还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夙愿与追求。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周作人年轻时做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

    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但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见1941年11月1日《教育时报》第3期。等等等等。

    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独立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