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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又一个“苏武”？（1）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仍然听不见周作人的声音。
1937年8月9日，北平沦陷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这一天，刚从南京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及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一起撤离北平。但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们，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为得不到周作人的消息忧心如焚。
刚刚从日本逃回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在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尽管周作人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早已声明，自动放弃了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开创者之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将一再成为他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的地位，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就使得中国各种力量（包括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天真幼稚，缺乏独立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各种力量，总是不肯忘记周作人。特别是在这中日正式交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所谓期待，另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是周作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之一。鲁迅在生前就曾为这个不堪承受的代表重任，弄得痛苦不堪；现在鲁迅逝世后，这重担似乎又历史地落到了周作人的身上。周作人这才明白：他的大哥曾为他挡住了多少痛苦与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一直是在鲁迅的庇护下得到了相对的宁静与自由，无论在他们兄弟失和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大树已倒，周作人只能独立地面对宿命了。在这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躲在他的“苦住庵”（或者别的什么斋）里做一个普通顺民的；但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就不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简单的选择，而必然地要把严峻得无以复加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全国人民，以至世界舆论，都这样注视着周作人：他将向何处去？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20日与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最使人注意的自然是下面这句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天真的人们看到这个保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且非常感动。仿佛中国文人中再增加一位苏武，中国就有了希望（可怜的“阿Q精神胜利法”）！
但谨慎的人们仍然从周作人欲言又止的迟疑中，感到了某种危机。他们仍然拭目以待。
看来《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将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因此，周作人在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又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等语。这时的周作人自然也是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的。
也是给陶亢德的信中又透露出：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接着又传来消息：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又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11月29日北大留平教授在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家集会时，只剩下孟、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了。据说北大已承认该四人为“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并且以后校长蒋梦麟还从南方驰电北京，委托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周作人等确也作了保护校产的努力。据周作人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本部，下令三天内搬家。留守事务员找到了周作人与冯汉叔，经研究，由周作人起草了一封公函，交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后由于汤尔和的“挡驾”，才将北大第二院（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留了下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云云。
又一个“苏武”？（2）
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下来了。
在这大变动、大混乱中，周作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闭门读书。周作人在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里透露：“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周作人如此地苦读，恐怕不仅是为了排解苦住的寂寞无聊，而是要到书中去寻找他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作人未必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但书中自有他之所追求，却是信之不疑的。不过，真正读下来，他又不免有些失望。他说，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中，“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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