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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在沟沿一带，踏着柔细的灰沙，在树阴下走着。不知怎的提起将来或有机会可以重往日本的话，爱罗先珂突然激昂起来，一再地说日本决不准他去……周作人因此了解了爱罗先珂对于日本恋慕之深，他沉默着——大概也在思念久违的“第二故乡”里保存着的生活的艺术吧？
因此，当爱罗先珂买来了十几个蝌蚪子（它们因鲁迅的《鸭的喜剧》而非常出名）时，周作人想必是十分高兴的。他亲自开掘的长三尺、宽二尺的荷池从未养出半朵荷花来，曾经是全家人的笑柄，而现在终于有了它的真正主人。蝌蚪成群结队地在水里面游泳。常常踱来访问的，除爱罗先珂外，自然还有周作人：享受自然天趣的机会他是从不会放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当四岁的侄子“土步公”（爱罗先珂总是这么叫唤他的“诨名”）前来报告小鸭吃蝌蚪的消息：“爱罗金哥君呀（侄子也总是这样称爱罗先珂），没有了，虾蟆的儿子！”爱罗先珂发出连声叹息：“唉，唉——”，这时，周作人（也许还有鲁迅）也一定同样叹息着：“唉，唉！……”
在寂寞中，爱罗先珂思乡之情有增无减。终于于1922年7月寻着一个机会——往芬兰赴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直奔故乡而去。周作人理解他的心情：“爱罗君是世界主义者，他对于久别的故乡却怀着十分迫切的恋慕，这虽然一见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②1922年7月14日作，载7月1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1版，第32、34页。也许正是出于对乡愁的理解与共鸣，爱罗先珂的离去，使周作人愈发感到寂寞；因此，爱罗先珂刚刚离去，不到十天，周作人就写了《送爱罗先珂君》，并于文章结尾处期待着：“到了秋天，他回来沙漠上弹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们有再听他歌声的机会。”②11月，周作人又作《怀爱罗先珂君》，劈头就说：“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吗？”1922年11月1日作，载11月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第35页。鲁迅也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写了《鸭的喜剧》，说是“现在又从夏末到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地叫”。1922年10月作，载1922年12月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8卷12号。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558页。
1922年11月4日，就在周作人写了《怀爱罗先珂君》之后第三天，爱罗先珂终于归来。不久就发生了“剧评事件”。热心肠的爱罗先珂观看了北京大学学生与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并且热心地写了剧评。在文章中，照例直率地发表他的批评，感慨“在中国，没有好的戏剧……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啊……”爱罗先珂的批评，与他对中国“沙漠式的寂寞、枯竭”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的不满是一致的。然而，爱罗先珂（实际上也是周氏兄弟）的这一不满，却不能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自认是民族之精英，因而自我感觉始终良好）所理解，爱罗先珂善意的批评竟然招致了学生们的反感，报端上居然出现了北大学生写的《不敢盲从》这类攻击性的文字。爱罗先珂为之伤心不已自不用说，周氏兄弟也被激怒了。鲁迅拍案而起，“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收《鲁迅全集》第8卷，第116页。给污蔑者以迎头痛击。周作人也著文谆谆告诫：“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作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镌》，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490页。这一次冲突的对象是一群青年人，周氏兄弟一定从中感到了一种隔膜的悲哀吧！
爱罗先珂（3）
爱罗先珂终于要离去，比他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他说他想到树林去听故乡的夜莺的叫唤，周作人当然明白：他是厌倦于在北京听沙漠的风声，感到太寂寞无聊才离去的。因此不再硬去挽留。但唯其这样离去，就更令人惆怅：爱罗先珂一走了之了，而自己还得继续在这寂寞无聊中打发着日子……
周作人勉力写了一篇《再送爱罗先珂君》，鲁迅却没有再写一个字。
第二年，周作人又写了《苦雨》，文章提到了院子里的积水与深夜蛤蟆的叫声：“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惟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7～8页。
那么，周作人是否因此而想到爱罗先珂呢？爱罗君如果在，他一定会如川岛等大人一样加入到孩子戏水队伍中去，也一定会和周作人一起细听蛤蟆的叫唤……
也许周作人什么也不会想，因为他早就表示过：“漂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二）》，第36～37页。
是的，再苦的酒也得独饮，悲哀的重负只有自己背起来，背起来……
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屡有信来，他在巴黎穷得无法，连三四十个法郎都很为难了。他先前写信来托先生向北大设法，不知办到没有？……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周作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情感的波澜（1）
关于生命形态与情感世界的自我审视与思考仍在继续……
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发表周作人的《昼梦》，这是一首《野草》式的散文诗——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里还留着Chu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颌，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反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9页。
这“冰里的花片”、“冷灰底下的炭火”的意象是真正属于周作人的：无论是对自己“可痛地微弱”的存在的自觉意识，还是“悲哀”、“惊恐”的自我感觉，将伴随周作人一生，以至于成为他的表征。
两个多月以后，他又写出了《饮酒》，发表在1923年3月17日《晨报副镌》上——
你有酒么？
你有松香一般的粘酒，
有橄榄油似的软酒么？
我渴的几乎恶心
渴的将要瞌睡了
我总是口渴：
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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