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访问最新网址:m.xlawen2.com
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在这里，周作人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公开表示了对“社会的共产制度”的同情，当时，周作人及同时代人对“共产制度”的理解带有很浓厚的乌托邦成分。详见下文分析。自是别有一种意义。同时，周作人又十分重视凯本德关于“以自由与诚实为本，改良两性关系”的意见，反复强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在周作人看来，妇女的问题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困难，也更重要。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在五四以后，有进一步的发挥。如指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北沟沿通信》），强调“两性的Xing欲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结婚的爱”》）这构成了周作人独特的妇女解放观。
1919年初，周作人在翻译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以后，又对契诃夫、托尔斯泰之间的一场争论感到了兴趣。契诃夫小说塑造了一个只知依赖丈夫而失去了自己独立性的妇女形象，称之为“可爱的人”，显然含有嘲讽与怜悯之意，这却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批评，认为小说女主人公恪守“爱男人，生儿育女”的本分，不应受到指责。俄罗斯两位文学巨人的争论反映了两种对立的妇女观；周作人则毫不犹豫地站在契诃夫这一边。他指出，妇女“对于丈夫儿女，是妻是母”，但“对于人类是个人，对于自己是‘惟一者所有’。我辈不能一笔抹杀了伊的‘人’，伊的‘我’，教伊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周作人并宣布了他的理想：“希望将来的女人”“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必须到这地步”才“真贯彻了人道主义”。把对妇女“人”的地位的确立，独立“个性”的确认，作为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这同样反映了五四人道主义的时代特色：在五四，人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下层人民的发现，几乎是同时的。五四以后，周作人对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强调“女人是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独立性与尊严的同时，又强调“女人是女人”，指出：“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新的信仰（1）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与会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是《新青年》的同人。为什么要于《新青年》之外另办《每周评论》呢？这实在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此时，北大内部及社会上新旧两派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1918年8月，《新青年》的同盟军，由北大新派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与北大旧派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同时出版，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一月出刊一次，且经常延期，就显得过分缓慢，于是有另办更为灵活、方便的周刊的动议。而且，《新青年》是以发表翻译、创作为主的，而此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恰恰是：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新青年》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每周评论》就这样应运而生。因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出版《每周评论》，是新文化阵营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周作人恰恰又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先锋，并由此而确立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参加《每周评论》的筹备会后，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三篇重要论文，三文分别作于1918年12月7日、12月17日、12月20日。可见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呼之欲出。这自然使陈独秀等大为振奋，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后发表于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这几篇力作。《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论黑幕》，载《每周评论》4期（1919年1月12日）；《平民文学》，载《每周评论》5期（1919年1月19日）。文章一出，不仅立即轰动当时的文坛，而且到1935年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以后陆续写出的《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11期）、《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等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特色的，并且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建树，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文献了。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张勋复辟事件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以此为出发点，周作人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把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地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不仅显示了周作人自身着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的特点，而且因此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两大旗帜互相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一个“人学”理论构架。
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自然人性论”，即强调“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二重性，即“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具有精神的形而上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理性力量，“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第9～11、17页。另一则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22页。在“人类”与“个人”的关系上，则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③所谓“人的文学”即是建筑在上述“人”的基本自觉基础上。周作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③④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21、23页。
这样，无论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周作人都试图进行根本观念的变革，这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点所在，首先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强调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⑥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
>
（本章未完，点击进入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