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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体，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内在的纯净、自然、风趣、清澈、透明、柔和，以及它外在的青、白颜色，汩汩水声，都滋润着周作人的心田，影响着他的气质与文风。吸引周作人的，还有水的哲学。周作人不止一次地说过，“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六云，朕死之后有洪水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一，小河与新村（中）》，第380页。周作人把这称之为“古老的忧虑”。谈到过江的危险时，周作人又说：“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呢，实在是，也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了吗？”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八，西兴渡江》，第74页。这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的忧虑，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忧虑吧！而由这忧虑激发起来的奋斗力量，也是属于水的：周作人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去想”，去看看“那些渡船上的‘老大’”，他们不“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吗？④“周作人的哲学、气质、文风与水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周作人即将与少年时代告别时，所度过的这一段水乡生活，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头。
在走向大千世界之前，周作人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瞥中，永远铭刻在心上的，还有禹陵的形象。查周作人日记，庚子年（1900年）二月（阴历）与辛丑年（1901年）二月（阴历），周作人曾有几次禹陵之游——
庚子二月十三日日记：“晴。上午余与咸孙、荷孙兄往稽山门乘船，每人五文，乘至禹王庙下。游禹||穴，颇热闹。至窆石亭，风甚大，走石飞沙，凛然其不可留。亭上一碑折断，头亦为碑压断矣。时方修庙，砖石如雨，头颅几为敲破。又至天南第一镇，游人极少，啜茶一瓯而返回。至禹陵……少顷，至宋小梅处测字（系一老妪，年七十余，颇准，字亦颇佳，亦一奇人也），下午又趁船回城，至稽山门上岸。……（禹陵外殿从右转入门，里许有一亭，中一碑上书‘大禹陵’三字，又有一亭一碑，书‘古斋台’三字，未知何义也。南镇有一碑，书‘秀带岩壑’四字，系乾隆御笔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6～117页。
辛丑二月初五日记：“……晨同伟和出嵇山门，行至禹王庙，少憩，又至天南第一镇，即由径上山。山甚高，岭如螺旋，约四五千级。将至顶，有两石并立，下剩||穴可容一人出入。至顶有庙，则炉峰之观音殿也。少顷下山，至南镇少坐，即至禹庙，观岣嵝碑。又至两庑，观各朝告祭碑。由小门入，上百步阶瞻禹像，高可一丈，宇甚高，鸣其上，吱吱不歇。即出，又由外殿之右门入，见有一亭，刻‘大禹陵’三字，左侧蓬蒿间有一碣，刻‘禹||穴’二字，系康熙中会稽昝林所书也。又有一院立碣，书‘斋台’二字，未知何义。又登窆石亭，石上犹有皇庆元年题字，名字则漫漶，不可考矣。亭畔有二碑，下有负之游竣。又至外殿观纯庙御碑。……又至禹||穴各处一游……下午回家。”同上，第203～204页。
周作人说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他认为《论语》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庄子》“禹大圣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都足以“写出一个大政治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23、125页。实际上，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禹是集中了吴越地方文化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因此，对于周作人思乡的蛊惑中，除了故乡的水、故乡的吃食（例如夜糖之类）之外，故乡的名胜中首先就是与禹有关的遗迹。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以后每忆及禹陵，总要想起“殿上多蝙蝠，昼夜鸣叫不息，或曰亦栖于禹像耳中，不知其审”。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之十一，玩具二·小注》，收《知堂杂诗抄》，第77页。参看《看云集·关于蝙蝠》《药味集·禹迹寺》。也许周作人是像日本俳句所说，“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去看“蝙蝠在暮色中飞翔”，自然浮起了“别种的意趣”吧。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第49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6）
尽管由于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历史的悲愁感，故乡的山水平添了别一种色彩，但是，对于年仅十六七岁的周作人，尚未探寻过的未知世界毕竟是更有诱惑力的。周作人即使要回到大自然中来，也得要在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
而眼前的现实——日趋败落的大家庭生活，却越来越不堪忍受了。特别是当祖父异想天开，要让周作人每天早晨到菜场买菜，在全部着短衣的人群中，一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菜篮，挤在鱼摊菜担之间，周作人更感到受着无形的虐待，再加上大家族中无休止的谗言与内争，又产生了无以摆脱的窒息之感。周作人终于在辛丑（1901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1～232页。周作人显然直观地感觉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族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了绝不与草木同朽的觉醒的呼声。这标志着，封建大家族最优秀的子弟终于实现了由浪子向逆子的转变，从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埋葬封建家族制度的新生力量。
周作人“从事域外”、“作海外游”的眼光也是全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对现实感到失望时，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或三皇五帝时代或历史上的盛世，希望在封建体系内部的调整中找到出路。而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大门，面对与中国传统异质的西方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新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开路。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互相鼓励。1900年3月，周作人收到鲁迅自南京寄来《别诸弟三首》，其三曰：“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次年正月，鲁迅寒假结束由绍兴返回南京，周作人“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心中黯然”，夜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其三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99页。鲁迅收到此诗，每欲“把笔，辄黯然而止”，最后终成《别诸弟》又三章，其三曰：“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⑤同上，第212、248页。在诗信往来中，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乘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1901年7月12日，周作人收到鲁迅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叔祖，即周庆蕃，字椒生，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使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致大父函，亦说此事，并云已为予改名作人。”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中解释：“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故曰“作人”。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
同月二十日，离家前，周作人最后一次来到安桥，并由六一公公陪同至镇塘殿观潮。周作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少顷，潮头自远而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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