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约壹贰丈，如万顷玻璃，独立不仆，真宇宙奇观也。

    此时，周作人注目于钱塘江潮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独立不仆”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境。这胸襟与眼光表明：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这天日记的最后一句，却是——

    夜，同六一公公闲谈。

    卯字号的名人（1）

    1917年9月4日，复辟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上面写着“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并言定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随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与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一星期六小时的课，连同现编讲义，也是够忙的。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二十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

    北大那时于文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作过报告。胡适讲题为《论短篇小说》，刘半农讲题是《论下等人小说》。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些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

    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据周作人回忆，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英美派的绅士如胡适等就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可见一个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也并不容易。也成为“卯字号的名人”。所谓“卯字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排平房，一个人一间。蔡元培主持校政后，除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会集的场所，留下了许多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逸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他们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算是年龄较大的，称为“老兔子”；“小兔子”则指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他们是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都是翩翩少年。“老、小兔子”中，除朱希祖当年同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课以外，其余四位周作人都是初识。陈独秀原只是个“新名士”，北京御用报纸因此攻击他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这大约是有根据的。他主持的早期《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没有什么急进主张，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则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道：“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色。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进而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鲁迅、周作人的意见正不谋而合，陈独秀自然也颇器重周氏兄弟。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晚于周作人，在这一年8月出任北大教授。在此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0月出版。而名噪一时，此时与周作人同在研究所小说组，来往不算不多，关键时刻彼此也能互相支持，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保持着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周作人后来说他们之间“交浅”而不妨“言深”，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致胡适书》，收《知堂书馆》，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北京第1版，第130页。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兔子”们中，最为投合的，自然是刘半农。刘半农后来回忆二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记砚兄之称》，收《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8页。

    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半农临时借住的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周作人去看他，刘半农即拿出他所作《灵霞馆笔记》（时正在《新青年》陆续发表）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并且注意到这位新同事“头大，眼有芒角”，以为遇到了一位“奇才”。刘半农确实不失江南才子气，虽然有志革新，却在谈话中时时露出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周作人便用了钱玄同加的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剩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却不生气，在朋友的攻击下，也逐渐放弃了才子佳人的旧感情、旧思想。周作人却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这与鲁迅说刘半农“浅”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都是真正的知人之论。刘半农也以周氏兄弟为知己。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就是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的，刘半农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新青年》4卷3号上——

    卯字号的名人（2）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待来年。刘半农自注：“（1）缪撒，拉丁文作‘Mus’，希腊文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2）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翻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恐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周氏兄弟与刘半农这一代人显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中国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鲁迅、周作人补树书屋的座上常客，刘半农之外，首推钱玄同。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接下来，自然是谈天。于是，就有了那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终于走出沉默，写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周作人也第一次用白话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以《古诗今译》为题，发表于《新青年》4卷2号，时间比鲁迅要早三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是为鲁迅打先锋的。

    从此，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像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