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617页。三人都极富幽默感，证明着他们是达到了思想和文化境界的同一层次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书信往来中，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或会心。刘半农曾说他与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戏作打油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刘半农：《与疑古玄同抬杠》1926年6月27日《语丝》第85期。每当钱、刘大抬其杠时，周作人总在旁微笑倾听，表示着一种理解与欣赏。有一回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使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方六”，系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从这字里行间的幽默感里是不难感到作者的可爱之处的。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载《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布“本志自4卷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赐稿”。这实际上是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其主要成员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之外，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终于把周作人（以及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推到了时代新潮的最前列。

    “卯字号”和北大讲堂的名人中，“新青年”同人之外，也有它的对立面——蔡元培先生是主张“兼收并蓄”的。那位著名的辜鸿铭就是人们公认的“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他的祖上大约是华侨，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帽，是颇引人注目的。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特地去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遗留，也是一条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另一位著名的复古派人物便是黄季刚。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周作人的大师兄，他的国学造诣是数一数二的。可他的脾气乖僻，正与他的学问成正比。当时在北大的章门同学曾做柏梁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送给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似乎还应加上《文心雕龙》，其余皆为异己，他就一律谩骂，所谓“皆狗屁”也。刘师培是被称为北大“旧派”之首的。他在东京办《天义报》《河南》时，周作人即投过稿，但无直接交涉。他在北大教书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字。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不成字样。周作人说，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他自己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的字也是自成一体的。当时北大新旧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即为著名的“林蔡之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蔡元培，后来李大钊等也写了文章。周氏兄弟虽然没有参加，却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周作人曾收藏有鲁迅1919年4月1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按，指蔡元培）与禽男（按，指林琴南）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旧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新旧冲突中周氏兄弟无疑是站在新派这一边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中的大将。

    “开新纪元”的工作（1）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讲稿载《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艺术与生活》。除概括介绍了日本小说发展的历史外，他反复强调一点：“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这一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坟·看镜有感》，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像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已，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而周氏兄弟强调“不像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周作人在1918年11月8日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文学改良与孔教》）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84页。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言，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点滴》1920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28年11月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内容也作了一些调整。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