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的俄国与中国》，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72页。“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页。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阔，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忧，亦无讳忌。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

    “开新纪元”的工作（2）

    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中国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现代小说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惟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贞操论》及其他

    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周作人的关注点自然不止于文学，他们要从西方引入的，更是新思想、新道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色——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69、270页。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的。

    也许是《贞操论》宣布的新的两性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夫妻之间仅有“性茭”的“接续”，“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肉体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它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中国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福音。

    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Bao”，“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周作人又在《新青年》5卷4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四》，后收入《谈龙集》时，改题为《爱的成年》。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凯本德（Edwrd Crpenter）著《爱的成年》一书，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周作人完全同意凯本德的观点：妇女的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因此，“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