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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言的趣味”，周作人曾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他同时也很欣赏作者“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与主张，以为“是极妙的话”。③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后来周作人自己对于少年时代的这种读书趣味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因此，这类荒唐、空想的作品，“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③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不仅与年龄特征有关，而且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这里是隐隐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某种信息的。周作人还说，他在《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里看出，“作者有很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由于“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类作品几乎是“惟一的好成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九五，拾遗（已）》，第664～665页。对传统文学中特殊因素的关注，这本身也是隐含着一种变革的要求。
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小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8页。《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已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九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十一岁至十三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周作人：《夜读抄·花镜》，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92页。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第70页。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集乡人著作之始基。”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第1页。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於越三不朽图赞》《琅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於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第59页。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第10页。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7）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第3页。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政府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账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刀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色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第11～12页。“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66页。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收《知堂书话》下册，第600页。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像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1）
1898年2月18日（戊戌正月二十八日），十四岁的周作人开始记日记。
少年周作人此刻在关注什么？他在思索什么呢？
二月初七（即开始记日记的第十天）日记：“下午接越函……函云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
二月十五日：“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
三月朔日：“下午接绍二十九日函……云有《新知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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