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三月十六日：“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6页。

    鲁迅的来信，使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现实。这恰是周作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在此以前，绍兴已经有了英美教会办的教堂，传教士、修女也曾到周家来劝说入教，但他（她）们的传教活动与周作人家族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他们的家乡——浙江也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这就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家族，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周作人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与同时代人一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对他心灵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军舰火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就难以摆脱那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理性（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趋于主动接受）与情感（面对“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而趋向于阻拒）的矛盾，徘徊于二者之间。而且只要人们仅仅从落后国家的本民族观念出发，这种矛盾的接受心态就不可改变。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必然面对国内的动乱。于是，周作人这一年的日记里，又不断出现了如下记载——

    三月十六日：“下午接金陵函……云二月后大雪五次，道相望，徐海尤甚，大小盗案共四十余件。”

    四月初五：“接玉泉公公初四日函，云测水牌、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门尤甚，傅恒记亦毁。”

    四月十二日：“温州民毁官衙土局，拒兵劫米。”

    四月十七日：“山东沂州乱，广东刘毅募勇五千，鼓噪索粮。”

    四月二十四日：“直隶大名府土匪起。”

    四月二十五日：“闻宁波民变，殴鄞县、慈溪二令；又潮州乱，知府被戕云。”《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8、9页。

    正是在1898年，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的民族危机，迅速地转化为社会危机。这一年，天时不正，造成了灾荒，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与饥民民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大动乱。这年冬天，绍兴四乡农民首先涌进城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支香，跪在绍兴府衙门的两旁，请求减免租粮。据礼房的衡廷叔说，农民跪香，被知府程赞清派散兵游勇打散，农民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白门里里外外议论纷纷，老年人都摇头叹气，说太平天国要重演了。

    接着就是周作人日记里所记载的绍兴饥民抢米事件。据目击者说，饥民们聚集在米店前，米店老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排门，这反而激怒了饥民，纷纷厉声大骂：“伢（我们）末（虚词）饿煞，（你们）末（虚词）把米放起来卖好价钿……”骂了一阵以后，领头的说：“搡！”大家就冲进去，把店门、木栅、招牌搡掉，出一口气，但没有敢抢米。接着又去“搡”“大家”（大地主人家），饥民们把辫子盘起，挽起鬏鬏头，赤膊，光脚，穿一条破裤冲进去。厅堂里外乱搡一气，却没有进内房。知府程赞清当夜杀掉了一个十六岁的小理发匠，说他乘势拿了一个铜脚炉。

    这时，周作人虽在杭州，但家乡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与震动。外忧内乱的时代终于到来，无忧无虑的金色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00年初，周作人回绍兴过年。因为接连下雨，河水涨得很高，携带行李不便，没有及时回杭州。约定日期来接，却一等再等，老不见人来。原来祖父在狱中是租看《申报》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最先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就决定让周作人暂避在绍兴。果然，到四月份，就传开了闹义和拳的消息，整个绍兴府城，立即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庚子年（1900年）四月十九日日记：“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郝，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

    四月二十四日日记：“接江南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

    五月初五日记：“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

    五月初六日记：“闻近处教堂与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贴中国银六百兆求和，义和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

    五月初八日记：“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为洋鬼子，俱已逐出，今此何为者？俱噪逐之，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追者五六十人……夜，鸣山叔以义和告示及申电童谣见示，因录得一纸。”②《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44～148、150～152页。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2）

    周作人还在这几天日记的画眉上，用大字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足见其情绪之激昂。

    不久，这座偏远的县城也发生了骚乱。周作人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七下钟余在双犀轩纳凉，忽闻总府点名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稽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孙，报父仇兼拆教堂，正在邗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余闻之骇然。少顷渭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太贵，大者每只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下钟始寝。闻城门船只进出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天气甚热。”同日又记：“讹言益伙，人心摇摇。谦婶拟逃避城外，后闻少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间壁张永兴均已逃避矣。”第二天日记中又写着：“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云云。人心少定。昨日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大噱。……渭叔云，有人自横溪上来者，俱云无事，未知昨宵从何而起。”②

    这小小的风波，毋宁说是一次社会动乱的演习。以后鲁迅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怀旧》；而对于周作人，却是一次永远难忘的人生体验。由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不是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传闻，而是亲自耳闻目睹，并且直接影响着自己生活的现实。时代向周作人及其同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必然引起的人民的反抗，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自己这一段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第121页。“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糊涂得很”。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三，义和拳》，第60页。这确实是“两重的思想”：外对于西方世界，既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又有盲目排外的沙文主义；内对于人民，既视之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力量而寄以希望，又视为威胁封建统治的“拳匪”“顽民”、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而心怀疑惧。在此前后，周作人曾购得清代人李小池著《思痛记》一书。此书历述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给周作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直至四十年后，他仍这样回忆：“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