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的文学》，第9～11、17页。强调文学“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包括他（她）们的世俗情欲。③它同时又是反对封建家庭本位主义的，强调“人”与“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性”，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大大接近了本世纪初鲁迅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对文学发展的轨迹作了这样的描述：“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④这个结论甚至是针对本世纪初周作人自己也曾经信奉的民族主义的，所要破除的不仅是“家庭”的偶像，而且包括“种族的、国家的”，以至“乡土的”偶像，而要建立起“现代的人类”的意识，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第4页。确认“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⑥后来，周作人自己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第121页。大概也包括《人的文学》这些文章在内吧。

    新的信仰（2）

    周作人精心构制的“人学”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他的一种信仰。周作人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中就公开宣称，“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23页。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入神”、“忘我”的境地，“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周作人说：“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而在他看来，文学的基本目的与功能，就是沟通人们的心灵与感情世界。因此，他十分欣赏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的观点，他一再地引用安特来夫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文艺观：“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第36页。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把握。周作人曾把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概括为“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以为其突出表现即在《人的文学》里面。（《知堂回想录·一三三，文学与宗教》）在五四时期，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周作人并不赞同；但他对于“人”、“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的信仰，确实使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周作人后来把它解释为一种“少年意气”：“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一》，第2页。“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二》，收《知堂序跋》，第23页。我们也可以承认周作人的这种解释：五四时期原本是提倡“少年精神”的，而且因此曾经给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作为“少年精神”的另一面，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是从不知收敛自己的锋芒的。即使是周作人，尽管有着温和的个性，尽管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不时呼唤“中和”，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结尾就把他的理想归结为“中和”：“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但他仍然（至少有时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就相当激烈地批判与否定“非人的文学”。他一口气开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并且断言“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周作人同时做了一个“保留”：这些著作“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在他开列的应该排斥的书单上，《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笑林广记》等均赫然在目；这就是同时代的一些先驱者都是不能同意的。连最急进的钱玄同也给《水浒传》以极高评价。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旧戏的全盘否定，周作人也是始作俑者。在《人的文学》里，他就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他曾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断言“中国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文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题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72、273页。后来钱玄同进一步提出遭到很多人非议的“全数封闭”论，钱玄同：《随感录》，载《新青年》5卷1号。不能不说与周作人的鼓吹有关。而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及《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中，对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尖锐批判，更是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之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周作人正是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尽管他本人后来竭力想抹去这一形象，所向披靡本身大概就是周作人所厌恶的。也有人出于各种动机试图否认这一形象。这都是徒劳的。历史已经忠实地记下了这一事实：周作人曾经作为“战士”出现在五四新文学阵地上——对这一事实的评价，当可以作多方面的探讨。

    无论将做什么评价，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因此在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傅斯年，和他的战友康白情、俞平伯都是北京大学1916年级文学系的学生，据说，是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的。后来，他们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罗家伦、杨振声，同宿舍的室友顾颉刚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潮社”，这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学生社团之一。周作人无疑是“新潮社”的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或者说，在老师辈的新青年社每周评论社同人与学生辈的新潮社社友之间，周作人起到了桥梁作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刚在《新青年》上刊出，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发表文章，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新潮》1卷5号还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新诗《背枪的人》与《京奉车中》转载。傅斯年并用“记者”的名义写了“附记”，郑重推荐：“我们应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榜样。”1919年5月，《新潮》2卷5号刊出《本社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员”；以后，又被推为《新潮》主任编辑，时已在国外的傅斯年特地来信表示“极欢喜”，并称“此后《新潮》实质上必进于前”。老师主动承担起学生留下的任务：这大概可算是五四时期“代际合作”的一个典范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十六年后，中日战争结束，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傅斯年正是国民党政府派驻北平学界的“接收大员”。周作人因此作《骑驴》一诗，中有“新潮余响久销沉”句，大概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意吧。

    “胜业”--人的研究（1）

    尽管周作人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认真地写着前述反对封建复古、保卫五四传统的文章，但他内心深处，却对它的真正价值抱有怀疑。周作人很明白，真正属于自己的，是另有所在的。早在1921年7月，还在西山养病时，他在一篇题为《胜业》的文章里，就已经流露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